东亚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宋棐 (fei) 卿先生, 于1932年在天津倡建的。宋掛卿1898年 (清光绪二十四年) 出生于山东益都一个普通家庭, 就读于益都的教会中学, 毕业后考取了齐鲁大学, 为开阔视野, 不久即转入北京“燕京大学”经济特科, 未待毕业, 又去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兼修化学课程。1921年学成回国。先后在益都、济南, 协助其父经营商号。他一心要以实业救国, 遂创办了东亚公司, 为此倾注了毕生心血。
宋棐卿在留美期间, 深感美国之所以强盛, 就是因为工业先进, 实业发达。而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实业太差。所以回国后便寻找机会发展实业。他看到中国羊毛大宗出口, 却要用英国的毛线, 于是, 就想办毛线厂。他瞒着其父从英国进口了一部毛线机, 可惜他不懂技术, 买了一部粗纺机, 纺出的毛线没有弹力, 销不出去, 只好织成线袜廉价甩卖, 结果赔了几万元, 其父心痛不已。经过这一挫折, 他明白, 办实业不但需要足够的资金, 还得有技术人才。于是他一面网罗人才, 一面积极筹措资金。
他首先鼓吹其父把德昌洋行搬到天津, 扩大进口业务。进而亲自经营, 不到半年, 德昌财势大振, 为创办实业奠定了一定的经济条件。又招聘了两位得力助手, 加上在美国专攻纺织学成回国的弟弟宋宇涵, 人财俱备。于是在天津租界五马路租了一座占地15亩、附有数座仓库的办公楼, 将库房改成了厂房, 进口了四套绒线机, 加上开始购买的那台粗纺机, 准备开业了, 但运营资金仍捉襟见肘。为了增加财力, 宋掛卿决定将独资公司改成股份公司, 招股筹资。经大家运筹, 很快集起了十四股, 总计二十三万元, 其中包括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及其部下二十师师长孙桐萱的各五万元。遂组成了公司董事会, 由宋掛卿任总经理, 赵子贞、宋宇涵为副理。有了足够的资金, 也有了较强的班底, 公司于1932年4月15日正式开张。经大家商议, 公司取名“东亚”, 全称为“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意在崛起于东亚, 振奋国人, 面向世界。产品牌号定为“抵羊”, 即抵制洋货, 两羊相抵, 双角峥嵘, 毫不退让。商标图样取自两羊相抵的实景照片制作而成, 极富形象力 (见下图) 。
“抵羊”商标
公司试车投产后, 很快声名鹊起。“抵羊”四出, 在天津市场上崭露头角。一年多时间, 不但产量翻了五番, 而且生意日隆, “国人资本, 国人制造”的口号深得人心。“抵羊”迅速奔出津门, 直达内地、沿海, 大有独领风骚之势。
这引起了同行的嫉妒, 一家专门经营进口毛线的上海洋行中国代理商, 竟利用报纸大造谣言, 说“抵羊”毛线是用日货冒充的!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直接影响“东亚”的销售。宋棐卿沉着应对, 迫使那个骄横愚蛮的洋行代理商登报声明辟谣, 公开道歉, 赔偿一切有关损失。之后, 又有一家“祥和”毛纺厂, 采取不正当手段与东亚竞争, 欲呑并之。宋棐卿巧妙应对, 结果反将其全部资产作价三十万元, 以入股方式并入“东亚”, 成为东亚公司的第一分厂。从此东亚名声更加响亮。
但宋棐卿并不满足, 他要大发展, 继续招股增资, 扩充实力。经过大家努力, 当时一大批津沪大亨:如天津金融巨头纪华, 纺织巨头赵真吾, 卷烟业同业公会主席王文典, 大通银行董事长王以英, 名震全国的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陈光甫, 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贺耀华, 还有像张伯苓等几位大学校长以及医院院长、大使馆私人顾问、海关高级职员等, 都成了“东亚”的股东。
宋棐卿有句名言:“不怕股东小, 就怕股东少”, 只要有利于增强公司实力, 多多益善。因此他积极提倡并认真推行“让员工都成为股东”的设想。员工哪怕几元的股份都吸收, 还按年终“花红” (即利润奖励) 数量, 向员工们赠送记名股票, 经年后可凭票获息, 亦可转让。后来“东亚”的相当多的员工都成了公司股东。文革初曾有人统计公布股东名单, 贴满了“东亚”厂房的整整一面墙, 其中大部分是原“东亚”的工人。
为了确保“东亚”顺利运营, 他在开工前, 冒着旧历二月的凛冽寒风, 亲自到张家口、大同、包头等地牧场, 调查养羊情况, 奔走于养羊户间, 认真考察了半个多月。从剪毛、收购、拣样、过案、估定净毛率直到打包、监秤、装运的全过程都弄得一清二楚, 能凭肉眼识别出搀假的羊毛。回厂后吃住在厂, 亲自在生产车间用秒表掐着时间, 逐个环节考察, 一分一秒地计算, 精确地掌握了生产的全过程。他一心扑在生产上, 吃不择食, 睡不及席。有一次晕倒在地, 被人抬走也不知道, 睡了不到三个钟头, 刚醒来又找人谈话。员工说, “他那一阵, 几乎看不出是一个总经理。”支撑他的正是发展实业, 救国图强的理想。
宋棐卿曾留美学商, 研究过西方近代工商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他在东亚公司内运用科学管理和工业心理学的方法, 在各职能管理方面十分成功。同时在企业外, 建立范围广泛的销售网和信息传播反馈网, 为企业赢得市场和声誉。一流的内部管理和出众的营销措施相得益彰。
在人事管理上, 东亚公司录用职工时按照甄选“可能最佳的工人”的原则, 举行各种测验。其基本程序是, 求职者必须经过预选, 有录取的可能再填写“工作请求书”, 然后接受体力测验、心理测验、面谈和性格观察。有关部门根据测验结果评定“人格总评”, 作为录用的依据。被录用者在成为正式职工之前还要经历一个月时间的“试工”, 当其“生产量度及服务状况”合格才能被公司正式录用。从而使东亚公司拥有一批素质较好的专业人员和工人。在车间管理方面, 公司仿照古典管理学家泰罗的办法, 在动作研究和时间研究的基础上, 由专业人员将各类机器的性能、工作的方法、动作的次序, 编成图表或讲义, 对岗位工人进行训练示范, 并且制订技术操作规程和产量质量标准, 实行定额管理和奖罚制度。严格的科学管理使公司生产与管理秩序井然, 以高质量的产品进入市场。
在市场营销方面, 宋棐卿也与大多数近代企业不同, 他十分重视产品销售, 采用了几种在中国近代企业中具有创新意义的促销方法, 具体有:
(1) 通过多种渠道, 大力宣传“抵羊”。为了扩大“抵羊”牌的知名度, 打开产品销路, 东亚公司采取了各种广告宣传办法:一是在天津主要地段和全国七百多家经销与代销的商号门前以及许多城镇的繁华路口, 制作醒目的永久性的“东亚”“抵羊”的宣传广告;二是在报纸上刊登长期广告;三是礼聘知名演员在电台演出节目中兼做广告;四是出资组织演唱会、文艺晚会进行宣传;五是雇用军乐队, 宋掛卿亲自带领队伍上街宣传;此外, 还付酬在电影院加演幻灯片, 利用教会活动、社会慈善事业活动、商会活动、商界同仁的联谊活动、地方帮会活动等等扩大影响;各种展览会上也展销“抵羊”。总之利用一切机会, 大做商品广告, 力求使之家喻户晓。
(2) 与经销商签订“厂商产销合作合约”, 发放“经销家酬劳证”。使经销商在不承担价格风险的条件下销售东亚产品, 对销售东亚毛线达到200磅的经销商发给面值5元的酬劳证1张, 满20张酬劳证可以换取100元的股票, 成为股东。这种办法使生产者与销售者结合为利益共同体。
(3) 传授毛线编织技术, 发行刊物, 进行营业推广。公司产品“抵羊牌”毛线问世时, 中国毛线编织物尚未普及, 公司就招收各阶层妇女免费进行速成传授, 并低价发行以毛线编织技术和产品介绍为主的《方舟用刊》, 有效地扩大产品的社会影响和销路。
(4) 建立“东亚服务部”, 提供函售、咨询, 以及各类售前、售后服务。
由于长期不懈、多渠道、全方位、灵活多样的宣传, 以及新颖、多样化的促销方法, 确立了东亚公司良好的厂牌和商誉, 使“东亚”“抵羊”不仅在东亚, 在东南亚也驰名享誉。在洋货倾销、洋厂竞争的不利环境中, “抵羊”迅速走向全国, 走出国门, 独树一帜。1935年总销量上升至120万磅, 比1933年翻了一番。1936年资本增至100万元, 成为当时我国国人经营的最大毛绒线厂。1940年东亚又增设了麻纺厂。
宋棐卿还十分重视企业精神文明的培育, 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资金, 也收到了良好效果。他非常注重塑造企业的内、外形象。东亚的厂容厂貌, 由外到内, 由表及里, 由物至人, 整齐划一, 凸显现代化和文明化。东亚的办公楼、厂房洁雅脱俗, 公司内部井然有序, 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东亚”工人, 从着装到精神面貌都与众不同。女工都是淡雅的一袭旗袍, 不许打扮得珠光宝气, 妖艳骇俗。从厂长到工人一律穿公司发放的工装, 统一布质制服。无论职员还是工人, 蓬头垢面者, 均不得入厂。一有大型集会或活动, 东亚队伍一拉上街, 那整洁划一的着装, 井然有序的队列, 意气飞扬的精神面貌, 令观者耳目一新, 人人称羡。宋掛卿常为此而自豪。
进入东亚,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在高高的山墙上的“己所不欲, 勿施与人”八个大字。左边立着一块数面迭合的标语牌, 形同书页, 内容是“东亚公司主义”:一、以生产辅助社会进步;二、使游资游才得到互相合作;三、实行劳资互惠;四、为一般平民谋求福利。右边对称而立的也是一组标语牌, 上写着:“东亚公司厂歌”, 歌词是:工友齐努力, 实业救国, 中华得振奋。爱护东亚, 精诚团结。打起无畏精神, 努力织纺生产。
还有一份人人必有、家家必备、处处悬挂的《东亚铭》, 即东亚公司同仁的座右铭。铭文共分九部分:主义, 公司主义, 做事, 为人, 人格, 尽责, 功绩, 过失, 耶稣圣训。每段铭文均采用格言与韵语式, 简明通俗, 易于记忆, 也切实可行。
为了保障这些精神文明建设不致流于形式, 宋掛卿特聘了曾在国外专攻心理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何清儒就任人事部主任, 主持对职工文明教育与精神训练。他编写了《东亚精神训练讲义》, 分为甲、乙两种本, 甲种本供职员们宣讲用, 乙种本则面向广大工人。规定每天上班前十五分钟为宣讲时间, 各车间须及时召集员工认真听讲, 并作为考核内容。每周还举办一次全体职员参加的聚餐会, 一般都由宋掛卿亲自主持。对各部门主管和职员进行讲评, 并宣讲“东亚精神”。后来又将全厂工人编组, 分批举办脱产两周的“东亚精神培训班”, 由宋掛卿亲自为学员讲课。有时还组织外出参观, 增进实业救国的意念, 促进文明进取的心态。
关心并大力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质与健康水平, 是宋掛卿又一突出之处。他在“东亚”公司内组织了一个“东亚青年会”, 下设德育部、智育部、体育部与群育部。多半由公司出资, 大办群体活动。德育部主要宣传、推广“东亚精神”与基督教义, 旨在强化员工队伍的道德意识。智育部着重提高员工的文化水平与认识水平。聘请社会上的专家、学者针对现有队伍的文化水平, 开办不同层次的民众教育班, 学习文化课。还办有“生产管理学习班”, 以提高人员的管理素质。体育部、群育部则分别负责厂里的文体活动。东亚的各项文体活动在天津都极负盛名, 很具实力。如体操、排球等, 抗战爆发前一直是天津民间体育劲旅之一。
这样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地进行教育, 使职工的修养与文化素质得到明显的提高。这在今天称之为企业文化建设, 而在当时具有独创性。
社会上一致公认, “东亚”公司从职员到工人, 总体的文化与道德素质层次高, 训练有素, 技术、纪律都属上乘。有人说:“东亚的职员到哪儿都能独当一面, 东亚的工人到哪儿都能升上一格!”哪怕是只在“东亚”工作过几个月的临时工, 再寻纺织活路也较条件相等者为易。
在员工的福利待遇上, “东亚”也是独树一帜。从“东亚”公司所制定的各项福利制度上, 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东亚”具体的员工福利制度有:1、各种补贴。伙食补贴:正式职工每日免费供应两餐, 夜班提供免费夜餐。外地员工提供免费宿舍和每日三餐集体伙食, 只收取较少费用, 超支公司补贴。病伤补贴:每月不超过三天, 工资照发, 超过三天, 酌情处理。员工伤亡发给固定的抚恤金, 并可推荐一人入厂做工。疾病疗养:发给一定数额补贴, 工龄三年以上者, 因病休工一个月, 工资照发;超过一个月工资停发, 但在三个月内发放疾病疗养金。婚丧补贴:给以一定数额补贴, 并有相应的休假规定。另外, 还有生活困难补贴、工衣补贴、子弟奖学金等等。2、休假制度。“东亚”公司规定, 职员每年可带薪休假一个月。休假期间, 可以到北平的西山或香山休养, 并定期到协和医院体检, 费用由公司承担。每年春季, 由公司出资, 组织全体员工到北平春游。家居外地者每年有固定的探亲假, 工资照发, 路费可报销。3、医疗待遇。公司自设厂医, 员工的一般伤病可免费医疗;经公司介绍, 还可到宋棐卿赞助开办的一所医院享受免费医疗。每三个月为“东亚”公司员工进行一次结核普查, 发现结核病者, 公司负担三个月的治疗费用。经医生鉴定还可免费前往公司参建的疗养院疗养三个月;女职员可免费到妇科医院定期体检, 发现妇科病可免费治疗。4、退休待遇。按工龄长短而异, 工龄越长发放越多。5、家访制度。由人事部设家庭专员, 均为女职员, 依每月公司下达的固定指标, 深入员工家庭, 详细体察情况, 排难解纷, 调节员工的家庭矛盾, 维护和睦。发现有特殊困难者, 由专访员直接代向公司为其申请困难补贴。6、婚丧料理。员工的婚丧大事, 也由人事部派人出面协助料理, 并以公司名义致送礼金, 以示关怀。员工双亲中逝世者, 可享受“一七”带薪丧假, 并补贴给相当于员工本人三个月的工资。
这一切, 是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一个民营企业里实行的, 当时尚无第二家。即使今天, 无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还是外资企业, 恐怕也都做不到。至今仍受到日本企业的称颂, 声称他们的管理是向宋掛卿的东亚公司学的。
1937年7月, 七七事变后不久, 日寇占领天津, 给天津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宋棐卿本可以往内地图谋新举, 然而他割舍不下“东亚”而未走。但他既不肯做汉奸, 又不肯为日寇所用, 更不肯舍弃实业, 因而常常穷于应付, 困扰不断。为了使东亚公司不被日军收为军用, 他咬紧牙关, 想尽办法与日军周旋, 为此曾被日军关押, 苦苦挣扎直到抗战胜利。抗战期间还冒着危险, 为中国空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 东亚公司还每隔半年给重庆国民政府捐一次款。
抗战胜利后, 他抱着巨大的希望, 欲放开手脚大干一番。可是, 遭到了国民党一盆又一盆地凉水, 一度又一度的盘剥。曾为出资5万入股东亚的孙桐萱, 战后升任11战区军长, 1946年派人向东亚公司商借巨款被拒, 因而恼羞成怒, 诬告宋棐卿“投敌附逆”, 是“经济汉奸”, 并要求清算抗战八年期间的租金和股息红利。是年2月, 宋掛卿被北平行辕宪兵抓捕拘押。虽不久被保释出来, 但宋棐卿感到壮志难酬, 因此心灰意冷。
1949年1月14日, 天津解放。四月下旬,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视察天津, 邀集天津工商界人士, 在东亚公司会客室里召开了座谈会, 解释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讲解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 内外交流”的具体政策原则。在座的宋棐卿听后甚感兴奋, 写了洋洋数万言的发展计划, 要把东亚公司发展到具有十家大型厂规模的联合企业。他将此计划命名为《我的梦》, 呈给了刘少奇。刘少奇很认真地读了这个“梦”后, 对宋棐卿说:“你这个计划很好。你不是要发展工厂, 发展生产么, 现在有这么多人 (指“东亚”失业的二百余人) 你怎么不要?”宋棐卿回答说:“我不愿意多剥削了!”刘少奇就宋棐卿的话, 有分寸而明确地指出:“共产党的宗旨是消灭剥削, 但还有一个过渡阶段。现在国家不发达, 还希望你们能多开工厂, 你能剥削一万人、十万人才好咧!”
接着, 刘少奇又与东亚公司的全体职工见面。在见面大会上, 刘少奇耐心地解释了党和政府关于“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的政策, 分析了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益处, 尔后说:“现在的剥削是不合理的, 但从目前发展生产讲, 它是合法的, 对保障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有用的。”1949年4月30日, 宋棐卿又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 表明了他消除顾虑、扩大生产的决心, 并做出了具体计划。刘少奇在5月3日给宋掛卿回了信, 对东亚公司扩大生产、增设新厂的计划加以勉励, 并希望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继续努力, 并指出前途光明, 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宋棐卿按刘少奇劝告, 年底, 将东亚失业工人全部召回厂里复工。
刘少奇的这番讲话, 当时无论对解放战争, 还是对稳定新解放城市的秩序, 都起了重要作用。不仅天津一地, 而且对全国, 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大城市社会秩序的安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都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指导作用。可是, “文革”开始, 为了打倒刘少奇, 断章取义, 将其歪曲、篡改为“剥削有功”论!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一大罪状!早于1956年去世的宋掛卿, 也被当作“反动资本家”批判!
改革开放后, 刘少奇的冤案已平反了, 但宋棐卿的问题尚未完全厘清, 爱国实业家的真实面目有待进一步恢复。
1950年5月, 宋棐卿去香港, 准备出售1947年正式开工的香港分厂, 换外汇买机器, 在天津扩建新厂。但到香港后发现, 香港分厂已被别人控制和掌握, 他的打算实现不了。在港期间, 又经常接到恐吓电话和匿名信, 警告他不要回天津, 并威逼他去台湾。他一度想回天津, 船票都买好了, 但因病不得不滞留香港。期间, 东亚公司董事会决定更换了公司经理, 宋掛卿在公司没有了位置, 又有一些不利于他的谣传, 也就放弃了返津的打算。1951年7月, 宋棐卿辗转去了阿根廷。在阿尝试办工业失败, 经济拮据, 心碎梦破。1956年7月17日, 宋棐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因心脏病突发, 抢救无效逝世, 年仅58岁。一位一心想救国的中华实业家, 客死他乡, 令人扼腕。
1954年, 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公私合营, 改为东亚毛麻纺织厂。1966年更名为天津市第三毛纺织厂。1980年恢复原名。现为国有企业, 隶属天津市纺织工业总公司。年产各类绒线约3700吨。“抵羊牌”系列绒线蜚声海内外, 被称为国货精品。成为当今中国国有绒线行业产销量最大, 产品质量最好的企业之一。
点评:主张实业救国的宋棐卿, 为发展“东亚”、“抵羊”, 可谓呕心沥血, 付出了一切而在所不惜, 充分体现了一个爱国实业家的博大胸怀。今天实现中国梦, 多么需要这样的企业家!宋棐卿创造性地运用西方科学管理方法和市场营销措施, 以及培育企业文化, 是东亚能成为近代中国毛线行业领先者的重要因素。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东亚未能成长为大型企业集团。但其卓越的管理在中国近代企业史上具有代表性。
闻名中外的商务印书馆, 是由江苏青浦 (现属上海) 人夏瑞芳首先提议倡办的。他生于1871年, 从小家境贫寒, 11岁时跟母亲到上海一个美国牧师家里帮佣。牧师见他聪明伶俐, 将他送到教会办的清心堂书院读书。在书院里, 夏瑞芳遇到三个同窗好友:浙江鄞县人鲍咸恩 (1861~1910) 、鲍咸昌 (1864~1929) 俩兄弟, 还有一个上海人高凤池 (1864~1950) 。这四位便是日后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为商务首任总经理 (1897~1914年在任) , 高凤池为第三任总经理 (1915~1920年在任) , 鲍咸昌为第四任总经理 (1920~1930年在任) 。
他们四人从书院毕业后, 都在英国人办的捷报馆当印刷工人, 因不想受洋老板的歧视和压榨, 经夏瑞芳提议, 几个年轻人想自己创业, 办一家印刷厂。于是, 凑集了3750元资本, 购置了必要设备, 选了一处厂房, 于1897年2月11日, 印刷厂开业了, 取名“商务印书馆”, 公推夏瑞芳为经理。开始只是一家印刷小工场, 仅有几名工人, 承印一些洋行用的商业表册、账本和教会图书等小生意。当时谁也未想过, 他们的印书馆将要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领头羊。
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史上, 先后有三位总经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是夏瑞芳、张元济和王云伍。没有他们就没有商务的辉煌, 也没有中国出版业的灿烂。
夏瑞芳虽出身排字工, 但他志存高远, 经营有方, 是商务发展的第一功臣。他不满足于只印一些商务账簿, 总想发展。十九世纪末的中国, 门户已经打开, 对外交往频繁, 学英文的青年越来越多。他看到了这一商机, 便请人将印度学生的英文课本译成英汉对照的课本, 定名为《华英初阶》, 在创业的第二年就出版了。这是商务推出的第一本书, 不到20天就销售一空。不断再版, 一直旺销。以后又出版了《华英进阶》, 销路也很好。盈利成倍增长。到1901年, 商务的资本额已达5万元, 是创业时的13倍多。夏瑞芳尝到了出版的甜头, 还想把事业做大。
为此, 他作出了两项重大决策。一是聘请高人。1902年, 商务设立了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鲍咸恩兄弟俩负责印刷, 高凤池分管发行, 独缺编译人才。通过前段时间的运作, 他深感出版图书很需要一个目光远大、知识渊博的编辑人才。于是, 先聘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的蔡元培任编译所长, 但蔡因《苏报》案发避难青岛, 未能就任。遂即邀请知名人士张元济出任所长。他与蔡元培为同科迸士, 均是清翰林院庶吉士, 因参加戊戌变法而被革职, 来上海南洋公学 (即今交通大学) 任代校长兼译书院院长。他学贯中西, 是主持出版业务的理想人选。夏瑞芳“三顾茅庐”, 诚心相邀, 居然说动了张元济, 先于1901年入股商务, 1902年正式出任编译所所长, 执掌商务编辑出版大权。张元济与当时知识界关系密切, 又引来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进馆, 网罗了不少精明能干的管理人才, 从而奠定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出版界的突出地位。
二是引进外资。1903年, 日本金港堂商人携巨资来上海, 欲经营印刷出版业。夏瑞芳想利用日方资金扩大经营规模, 并借用日方的技术提高印刷质量。于是大胆决定与日本金港堂合资经营。几经磋商, 双方商定, 成立中日合资的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额为20万元, 双方各半。由夏瑞芳任总经理, 聘用日本顾问和技师。这是中国第一个文化类合资公司。合资后不但资金实力陡增, 而且采用了日本多项先进印刷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 使印刷质量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公司发展很快, 合资第三年资本就达100万元, 到1914年高达200万元, 比合资时增长了10倍。还建立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发行网, 在全国2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馆, 全馆职工达750人, 年出书近300种。十年内发展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型文化出版单位。
在业务上也由印刷为主改为出版为主。几年内编辑出版了成套的中小学教科书, 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在商务整个营业额中, 出版占了60%。据清末的统计, 全国书籍的营业额每年约400~500万元, 其中商务印书馆独占30%。民国初期, 全国书籍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 商务印书馆独占40%。成为中国出版界当之无愧的领头羊。
辛亥革命后, 商务与日商合资遭国人反对。1912年夏瑞芳决定收回日股, 而日方见公司效益好不愿退股。他几次亲赴日本交涉, 经两年努力, 才于1914年1月6日溢价收回全部日股, 并辞退了所有日方人员。从此商务成为中国全资的民族文化企业。1月10日, 登报向上海市民公告。可就在这一天, 夏瑞芳下班回家时不幸遇刺身亡, 年仅43岁。有人怀疑此与收回日股有关, 也有人认为因他怕影响商业活动而反对北伐军在上海开战有关。商务同仁及有关当局也不敢追究。举行葬礼时有几千人为他送葬, 蔡元培为他作传。
作为商务的奠基人, 夏瑞芳不愧是一个有远见、有魄力、善于经营的企业家。他为商务印书馆从资本、技术装备、专业人才和市场开拓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而为商务今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清末民初的动乱岁月里, 一个排字工人竟成了著名出版家, 实非常人所能。
夏瑞芳遇刺后, 商务印书馆进入了张元济时代。张于1903年任商务编译所长, 1916年任总经理, 1920~1926年改任监理。1926年任董事长, 直至1959年8月逝世。在参与、主持、督导商务的50多年中, 开创了商务新篇章, 为中国出版大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张元济加盟商务后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集合和团结了一大批当时知识界的精英。戊戌变法失败后, 许多支持变法的大知识分子, 先后来上海避难。经张元济介绍, 大多安排在编译所, 从而为商务日后迭出精品图书准备了人才基础。他先后聘请高梦旦担任国文部主任, 杜亚泉为理化数学部主任, 邝富灼为英文部主任。又邀请蒋维乔、庄俞、夏曾佑、颜惠庆担任编辑。还聘请蔡元培、陈独秀为馆外特约编辑。后来者还有沈雁冰、杨贤江、叶圣陶、胡愈之、郑振铎、章锡琛等青年编辑, 他们日后都负有盛名。这些人才对商务翻译出版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构建商务出版大厦, 都起到了极好的作用。商务也从此开始了和科学界、知识界的专家学者保持友好关系的优良传统。这是商务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是编辑出版全套中小学教科书和其他精品图书。有了人才, 出书就不再是难题。张元济进馆后, 与夏瑞芳合作共事十二年, 亲密无间, 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使商务印书馆从此成为近代中国教科书出版的摇篮。
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后, 各地纷纷举办新式学堂, 急需中小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抓住了这一大好商机。1903年, 张元济亲自和高梦旦等组成编写班子, 并请了日本顾问, 开始编写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极其认真, 每篇课文都要反复讨论, 一再修改, 意见一致才定稿。到1904年2月, 第一本《小学最新国文教科书》出版, 很受欢迎。几个月内, 销售了10多万册。接着, 相继编印了各学科的中小学教科书、教学法参考书。全都十分畅销。先后共翻印过30多次, 印刷总量达到一亿册之多, 成为那个时代教科书的范本。占晚清教科书发行总量的五分之四。之后, 商务印书馆还邀请很多大学校长和专家学者编写大学教材, 一套《大学丛书》出版过三百多种, 其中不乏名著。还于1908年推出中国第一套儿童识字游戏《学部审定五彩精图方字》, 在中国的教育界和玩具界都起到了先锋作用。
除编辑出版教科书外, 张元济对其他方面书籍的出版也十分重视。编辑出版工具书, 就是一大任务和目标。在张元济亲自规划参与下, 1915年, 我国第一本新式辞书《辞源》出版, 开创了我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建国前的几十年里, 《辞源》重印达400万册。还翻印了《康熙字典》, 出版了《新华字典》、《华英字典》、《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和各种专科辞典等工具书。解放前, 商务所编印出版的各类词典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而且其质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出版社, 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新华字典》销售量达8000万册, 几乎户有一册。大力翻译介绍外国学术、文学名著, 也不遗余力。20世纪初,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等西方学术名著和林纾译的《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外国小说, 以及蔡元培、马建忠、章士钊等人的译著, 相继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还倡办各类杂志, 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其中, 杜亚泉为首任主编的《东方杂志》走红半个世纪, 为普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有的杂志直到解放前才停刊。在沟通中西科技文化方面也作出了尽人皆知的贡献。从清末到1936年, 我国共出版汉译科技书籍963种, 绝大部分为商务印书馆所出, 其中大多由张元济精选, 并组织人翻译。从1902年到1926年, 商务还出版了75套各种内容、涵盖各种读者群的丛书, 及时反映了当时学术翻译、古籍整理、文学创作等方面的成果, 并起了导向作用, 对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时的商务印书馆, 已不仅仅是一家出版机构, 还是一家庞大的社会文化企业。在商务的全盛时代, 不但在上海设有体制完备的总务处、编译所、发行所及机械、技术都十分完善的印刷厂, 还在北京、香港设有印刷分厂, 在全国各省市和重要商埠设有85处分支馆, 在香港、新加坡、吉隆坡也设有分馆。所属还有电影公司、机器制造厂、益智玩具厂、文具教具科学仪器厂, 以及幼儿园、小学、师范学校、商业学校、各种函授学校、夜校等单位。这样的规模和产业格局, 国内外少有。
为了编译出版的需要, 张元济十分重视收集图书资料。在他努力下, 商务建起了自己的资料室, 取名“涵芬楼”。后来资料越来越多, 便建了一座5层大楼, 取名“东方图书馆”。将“涵芬楼”藏书除善本外全部移交图书馆, 1926年起, 每天下午对外开放, 读者盈门。在被日寇炸毁前, 全馆共藏中文书26.8万册, 外文书8万册, 图表5000多种, 善本古籍3700种、3.5万册, 全国地方志2600多种、1.5万册, 还有许多报纸杂志。一家私营的出版机构, 拥有如此大规模的图书馆并将之服务于社会, 足见其开启民智、扶助教育的理想和决心。
张元济是一个渐进的改良主义者, 始终站在社会和历史的前沿, 以开启国民、改造社会为己任。为了出版事业, 他屡辞高官。其贡献在于, 把出版和开启民智、传播思想、传承文化和社会发展密切结合在一起, 使商务不但成了出版家的摇篮, 也是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中国作家、中国科学家、中国思想家的园地和学校。1948年, 张元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与胡适、陈寅恪等并肩, 无一人有异议。
王云五 (1888~1979) 对中国出版业的贡献也是巨大的。有人认为, 如果没有王云五的科学管理和一系列重大出版计划, 没有他及其同人在战时所作的艰苦奋斗, 商务的历史, 以至中国出版史中的某些篇章都要改写。
王云五是广东香山人, 从小家贫, 只有小学文化, 全靠自学成才。曾任北京英文《民主报》主编及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的英语教授。还当过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1921年由其学生胡适推荐到商务, 1922年就任编译所所长, 1930年出任商务总经理。直到1946年4月因从政而辞职。
王云五对商务的最大贡献是进行管理创新, 推行科学管理。他在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时, 已了解到商务管理混乱, 职责不清, 效率低下, 前任张元济也感到非改革不可, 但苦无良策。因此王云五受聘时就提出, 要先去欧美考察管理, 为期半年, 再来上任。考察期间, 他去了九个亚欧美发达国家, 参观了四十多家公司, 咨询了五六十名管理专家。回国后第三天, 即1930年9月11日, 他向董事会提交了三万多字的考察报告:《采行科学管理计划》, 提出了一整套管理改革意见。核心内容是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劳资双赢, 同时实行绩效工资。很快得到董事会同意, 但因涉及工人利害, 一开始遭到工会抵制。于是掛取渐进式办法, 先对编译所的机构按学科进行分科重组, 新设立十个编辑部, 聘留美专家任各部部长。在经营管理上逐步建立人力、物力、财会、品牌等一整套严格、规范、科学的规章制度, 并坚持在日常经营中有效地遵照执行, 为其内部阻力的最低化和内部效益外显化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商务的发展与壮大。
人事管理方面, 注重对员工的组织、激励和培养, 在员工的进用、岗位分工、员工使用与培养以及留住、吸引人才等方面进行了行之有效的尝试。在进用员工上采取择优录取、竞争上岗, 曾提出“取诸社会, 用人惟才”的方针。除从事编译工作的专家学者和具有专门技能的技师、技工需向社会延聘外, 对于一般职工大都公开招考, 经过培养后进用。在选聘人员时, 商务采取严格的回避制度, 防止“任人唯亲”。为员工提供的薪酬主要由薪金、年度奖励金组成。薪金又包括职工的定额薪水和日常奖励金。日常奖励金是公司为奖励日常表现良好的员工, 数额一般不大, 并常常以工作日酬金为单位进行计算。还采用向员工发售股票的方式使公司成为“人人有份”的利益共同体, 既以此挽留住人才, 也是吸引优秀人才的手段。而商务在休假、保险、工伤治疗、津贴、子女教育补助、员工储蓄等方面的较优厚的福利制度, 更是当时很多企业难以企及的。商务每位职工都建有人事记录卡, 卡上贴有照片, 职工每月请假、旷工、工资收入、奖惩等各种事项均有记载, 一目了然。此外, 还大力引进人才, 起用思想观念开放的年轻学人, 极力罗致专家学者, 如朱经农、竺可桢、任鸿隽等, 分别主持新设各部, 并聘所外编辑, 奠定了商务印书馆此后大规模学术出版的基础。
财务管理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改惯用的旧式直行记数法为现代通用的新式簿记法, 建立完善的预算体系、改革成本会计与统计制度。为了进一步进行财务改革, 后来又修改制订了《主计部暂行办事规则》, 对主计部的组织构成、职权范围和工作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由于在其财务方面实行的严格管理, 使商务的资金状况始终都处于相对明晰的状态, 即便是八年抗战时期, 商务仍然是企业财务不乱, 照样能够从其董事会报告中整理出详细的现金收支情况。
在这些改革的同时, 王云五提出了一系列编辑计划, 首先创编各部丛书。如《百种小丛书》、《农业小丛书》、《工业小丛书》、《师范小丛书》、《商业小丛书》、《医学小丛书》、《新时代小丛书》、《国学小丛书》等。内容涵盖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文学、艺术、史地等各个方面。任职一年后, 商务出版的图书即创历年之冠。后三四年内又编印了科类俱全的各种丛书上百种。这些小丛书内容深入浅出, 形式精干活泼, 价格低廉, 很受读者欢迎, 每种销量都不低。1925年, 王云五还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 解决了汉字检索的大难题。这是一大贡献。
在此基础上, 王云五又提出, 编辑《万有文库》及《大学丛书》、《小学生文库》、《中学文库》、《国学基本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所谓《万有文库》, 就是将现有的万千类知识, 分门别类, 请各科专家执笔, 把古今中外的思想与文化的精华, 概要成书。加以出版普及, 让广大读者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1929年, 《万有文库》陆续出版, 第一集共收入图书1010种, 2000册, 另附参考书10册。第二集700种, 也是2000册。接着, 王云五又主持了《丛书集成》的编辑。从丛书的选目、编目、撰述、校订等工作都由他亲自主持, 最后由张元济复审。原定1937年底出齐, 后因爆发战事, 只出了3062种、3476册。30年代还出版了两套外国名著丛书, 一套是《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约154种) , 一套是《汉译世界名著丛书》 (约230种) 。这两套丛书汇编了当时学术界和文学界的主要翻译家翻译的外国名著。《万有文库》及系列丛书的出版, 开创了我国图书出版平民化的新纪元。普通学生和一般社会读者, 能以最经济方便的方式, 便可学到极全面、极丰富的古今中外的知识。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功德无量, 得到文化界和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许多内地城市, 仅以《万有文库》的第一集, 便成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王云五还想编一本中国的大型百科全书和《中山大辞典》。这两项大工程均因日寇入侵上海而未能实现。而且整个商务也受到了日寇的摧残。
1932年1月29日, “一·二八”事变的第二天, 日军用燃烧弹蓄意炸毁商务印书馆这一中华文化的象征, 印刷总厂、仓库、编译所先后被炸, 还派浪人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 烧毁了整个大楼。约46万余册藏书化为灰烬, 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商务印书馆80%以上资产被毁, 损失高达1630万元。日寇言称, 炸毁街道几年便可复建, 只有焚毁文化才永不可恢复。用心之歹毒古今少有, 此民族恨、家国仇, 华夏子孙当永世不忘。
经此浩劫, 王云五痛心疾首, 一夜而成“白头翁”。经过彻夜苦思, 决定肩负复兴商务的责任。经董事会同意,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提出“为国难而牺牲, 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 顶住压力, 遣散员工3700多人, 省下钱来重建商务。王云五利用这一契机, 再次从制度、财务与人力管理三方面全面推行“科学管理”。大幅度精简机构, 并明确了各部门职责, 解决了职责不清的问题;同时实行绩效工资制, 并制订奖金分配办法, 做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不一样;还以岗位要求为标准培训职工, 提高职工专业素质, 按岗用人;又实行三班工作制, 一部机器变三部, 用“机器来管人”;同时改革生产和行销各环节, 强调节工省料, 密切企业各生产环节的衔接, 加快资金流转。制度的约束加上爱国精神的激励, 很快收到实效。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全面复兴, 达到日出新书一种, 再度开创了商务史上一个鼎盛时代。商务是当时国内推行科学管理而又收到实效的为数不多的企业之一。这也是商务历经战乱而不倒的重要原因, 王云五功不可没。他说自己之所以不顾艰苦, 不避嫌怨, 力排万难复兴商务, 仅仅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
但由于种种原因, 商务最终未能回复亚洲第一文化出版巨头的地位。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 王云五决定商务以香港分厂为生产中心, 亲自驻港督导一切。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香港沦陷, 王云五改在重庆设商务总管理处统辖后方各分厂, 以出版一般用书为主, 并出版各种抗战读物。40年代, 商务印书馆还陆续出版了《王云五小辞典》、《王云五大辞典》, 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巨著, 成为国内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
抗战时期, 业务维艰, 王云五把大量精力转向政治活动。1946年5月, 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长, 于是辞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编审部部长职务。1951年1月应蒋介石之邀去台湾定居, 活跃于台湾政坛, 任过“行政院副院长”。1964年重回出版界, 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近十六年, 这是他一生出版事业中又一个辉煌时期, 也是他个人著述最为高产的时期。王云五还是台湾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 一共培养了30名硕士、15名博士。故享有“博士之父”的称号。1979年8月在台北去世, 享年92岁。
王云五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是无党派人士, 曾身居高位, 追随蒋介石, 拥护国民党, 反对共产党, 因而解放战争后期被共产党列为43名战犯之第十五位。但他为官清廉, 抗日爱国, 博学多才, 堪为华夏精英。为商务印书馆和中国出版业所作的杰出贡献将永载史册。
抗战胜利后, 商务印书馆迁回上海。新中国成立后, 迁址北京。1953年公私合营, 以后历经多次分合变迁, 1979年才恢复独立建制。商务印书馆名称依旧, 但已变为国有企业, 物是人非, 诸多制约, 恐难再现昔日辉煌。
点评:商务印书馆的创立, 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100多年来, 商务印书馆创造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诸多第一, 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 在海内外铸造了民族出版业最著名的品牌。其成功的诀窍有三:一是聚各路英才, 二是出精品图书, 三是抓科学管理。而能做到这三条, 又因为有三位热心出版事业、以开启国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的杰出经理人。这证实了一句老话:企业要办好, 关键在领导。从商务这座文化圣地里, 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 有陈云、茅盾、陈叔通、周建人、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蒋梦麟、竺可祯、黄宾虹、袁翰青、陈翰伯、蒋维乔、朱经农……, 等等。其中光是担任过大学校长的就有9位。一个民营企业能有如此多的社会精英, 能出如此多的图书精品, 中国再无第二家。商务奇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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