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安电影《推手》与《喜宴》中看中西家庭观念

摘要：不同的家庭观念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该文选择移民导演李安反映文化冲突的“家庭三部曲”中的《推手》和《喜宴》来解读对比中西家庭观念，并从价值取向、等级观念、孝观念3个方面分析中西方家庭观念的具体表现与文化内涵，在影片中，两者经历了冲突、妥协与交融的过程，并在李安作品的跨文化表达之下，探索他们的当代价值与跨文化交流的新机遇。

关键词：家庭观念;李安电影;文化差异;价值观;重构;

“家”在任何社会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单位，但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家庭的组成、家庭的形态等在各个地区也各不相同，不同的家庭形态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李安的《推手》和《喜宴》体现出他展现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游刃有余，体现出在跨文化语境中新老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以及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1 冲突———中西方家庭观念的具体表现

在西方国家，历史上宗教思想占据其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教会更是一度把握整个政权，作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在人们脑海中的权威性不言而喻。小到行为方式，大到精神信仰，整个西方社会的价值体系都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西方人的家庭观念也就由此而来。在《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结合构成了最早的家庭模式和婚姻模式，所以，西方的“家庭”没有强烈的家族观念。西方文化同时继承了强调个人价值、笃信个人自由的古希腊文化，西方家庭的组成是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主干家庭数量很少。虽然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但家庭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的利益与愿望主导了家庭。

与西方崇尚自由平等的家庭观念不同，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持续了几千年，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家庭私有制，而家庭私有制强调家庭为最小单位及家庭在整个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个人的活动需以家庭利益为重。这种经济形式使中国逐渐形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这种制度之下，家庭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宗法制度将宗族与国家合二为一，形成“家国同构”的局面。怀特认为，“儒家的家庭生活准则通常被认为与西方社会家庭生活模式截然相反。许多类似文章基本上都强调了中国人对于家庭的至高无上责任,并利用对于孝顺的崇尚来加强年轻一代的责任感。”

在《推手》与《喜宴》两部电影所展现的中西方文化冲突中，我们得以窥见中西方家庭观念差异的具体表现，进而对各自所反映的不同价值观有所思考。下面将体现在电影中的中西方家庭观念的几个方面进行比较。

1.1 价值取向———家庭本位和个人本位

“家庭本位”即以家庭为本的观念，把家作为做事的参照点，以家为圆心，向外扩散，一切活动围绕家来展开。中国的“家本位”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推动力，逐渐形成社会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家本位文化。“家本位”延伸为“家庭本位”和“家族本位”，整个家族的责任和义务要所有的家庭成员来共同承担，这种关系所承载的文化也带有了家本位的色彩，典型的如“光宗耀祖”“光耀门楣”等。“个人本位”即“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个人利益、强调自我支配。不受外来的约束和控制，反对权威对个人的各种支配。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个人主义并不等于利己主义，而是将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个体视为最高价值。

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差异的核心体现。集体主义价值观具体表现为群体取向和他人取向，在家庭利益面前，个人的利益是次要的，并且个人的利益与家庭的利益合二为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犯罪，株连九族。在群体的利益面前，个人的利益和自由意志是可以牺牲的。但在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体系中，个体对其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是被充分肯定和高度尊重的，强调个性与自由发展，自由主义占有核心地位。“反照于家庭，西方家庭伦理以个体为本位，所谓个人本位指的是在家庭和个人关系中更关注个人的生存和意志,家庭要服从于个人。与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以父子关系为主轴不同,西方家庭以夫妻关系为主轴。”[1]

比如，在看待婚礼的问题上，传统儒家文化将其与婚姻、家庭的稳定、孝敬父母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结婚办喜宴则是一个重要的仪式，象征着这桩婚姻有个美满幸福的结局，并为人们所认可。在《喜宴》中，伟同和薇薇在父母的威逼之下举办了盛大的中国式婚礼，丰厚的彩礼、如同被操控的婚纱照拍摄、父亲老干部式的发言、多年未见的亲朋好友、各种形式的婚闹，敬酒、闹新郎、闹新娘、闹洞房……在这场喜宴中，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正是由于受重视个人价值实现的西方文化的熏陶，西化了的伟同却认为结婚是个人的私事，因而选择了一切从简的宣誓结婚。伟同和塞门也并不在乎组成的家庭是否有后代，只要过得幸福就行。当中国家庭伦理遭遇同性恋冲击时，虽然父亲早已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也知道他们并非是真结婚，但父亲并没有说出来，而是选择独自承受，因为他的落脚点是“家庭”。在传宗接代这一伟大目标面前，个人的幸福是无关紧要的，最终他们用谎言维护住了家庭的和谐，维系了传统的家庭模式。“西方文化重视个体价值的实现,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不是建立在纯粹个体意义上的,也不是建立在纯粹整体意义上的,而是建立在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范畴之上。这些差异性特征在‘家庭’这个个体与整体的概念上表现得很典型。”[2]

1.2等级观念———“内外有别，长幼有序”和平等的家庭关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族内部强调“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的等级观念，家族内部有严格的尊卑等级，家长制思想在人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立子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父，至尊也”等，都是封建社会家长制的产物。传统儒家伦理强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5种人伦关系;而在西方，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则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独立的基础上。《圣经》中说所有人都是平等接受了主的恩惠，同样成为神的儿女。这种观念影响下的家庭关系中，儿女和家长处在平等的位置上，父母和儿女相互尊重，平等交流，意见出现分歧时儿女也可以站出来反对。

在《推手》中，儿媳妇玛莎照顾孩子的方式为与孩子建立平等的关系，不限制孩子的自由，让孩子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并尊重其个性发展，与孩子建立契约。比如，玛莎教育杰米要喝完奶才能看电视，夸杰米画的画好看，对孩子进行鼓励等;而朱老先生则认为家长就应该有家长的权威，对孩子不应宽容，应教育孩子“吃有吃相，站有站相”，并强烈地表达了对儿子和儿媳妇教育方式的不满。他把与孩子建立契约的做法认为是和小孩谈条件、做买卖，“连小孩吃饭都不专心，还有什么事情值得专心呢?”而朱晓生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并不认同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表现出对父亲的不耐烦。《喜宴》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子必从父,弟必恭兄,妻必顺夫的强调，中国传统宗法人伦把掌控子女婚姻作为父权的体现，子女在婚姻上必须服从父母。

1.3 孝观念———道德约束与契约关系

中国和西方都存在孝文化，只不过中国的“孝”是出于人伦道德的考量，西方的“孝”是出于一种理性的约束。孝顺父母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占有重要部分，儿女对父母的孝并非出于外界的强制，而是由内而外，通过自身的道德约束、道德修养来实现。传统父系社会中以父为尊使得孝敬长辈成为一种必然。因为《孝经》有言，“夫孝，德之本也”“立身行道，扬名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在《推手》中，朱晓生在美国工作有起色后念念不忘一人孤守在家的父亲，将父亲接到美国以尽反哺之责，就是中国传统孝道的典型体现。

西方的孝出于一种理性的观点，更多地表现在宗教文化中。因西方人认为人皆出于上帝，上帝是一切的本源，因而爱也要追溯到这源头，而不是到父母为终点，孩子是只是上帝给父母的赐予。对父母的孝或可称之为“尊敬”，而且更多地强调独立。西方比较注重法的观念，它以父母子女间的理性规范为内容。父母与孩子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妻子玛莎与朱晓生产生分歧的原因正是西方人的家庭伦理观念：老人应独立生活，不应与子女同住。“在西方，孩子到了18岁以后就应搬出父母的家而独立生活。成年之后和父母同住或啃老被认为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但是子女独立也并不等于对父母不管不问，在周末或节假日会去看望父母。美国父母看重子女的独立精神，也看重自己老年的独立生活。因此，尽管儿女们经济条件很好，老人们也不愿与他们同住。”[3]

此外，受血缘亲情因素的影响，在中国孝顺父母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子孙的延续，中国自古就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没有后代不仅意味着儿女对父母的不孝，更是子孙对祖祖辈辈的不孝。比如整部《喜宴》的矛盾都集中于一个问题：传宗接代。父母希望作为家中独子的伟同延续香火，特意赶往美国为儿子举办婚礼，父亲认为没有后代就没有家，一切都没有意义。《推手》中的朱老先生也将孙子杰米视为家庭的延续，由于受到中国传统观念中血缘亲子与延续香火的驱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本能地选择救儿子朱晓生，而眼睁睁看着妻子死于棍棒之下。与中国相比，西方家庭成员既是家庭的一部分又是独立的个体，儿女与父母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丈夫与妻子两个人才是整个家庭的核心关系，这种关系也是建立在相互平等、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夫妻之间的感情影响着整个家庭的变迁，比子女的关系更为重要。

2 中西家庭观念的重构与融合

中国家庭观念与西方家庭观念各有利弊，家本位的中国家庭观念虽然因强调个人为家族所做的贡献与责任而忽视乃至压制个人自由，但也有效保证了家庭的稳定，培养了血浓于水的家庭情感。“家”在中国人心中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人们心灵的归宿与灵魂的栖息地，以至于形成中国诗文中特有的游子文化，诸如“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等饱蘸离愁别绪与思家盼归的诗句数不胜数，足见中国人对家的特殊感情。西方个人本位的家庭观念虽然实现了家庭内部的民主与个体的自由，但也会导致亲情与家庭责任感削弱，使家庭缺乏温暖。因此，探索中西家庭观念兼容并蓄的新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当东西方文化互相碰撞时，最终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家庭的解体与解构，家庭虽然面临破碎的危机，但仍能在历经碰撞后相互协调与妥协，最终以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新姿态走向未来。

《推手》与《喜宴》中的两个故事均从渴望平衡到走向失衡最终又走向平衡。在《推手》中，儿子为维护小家庭违反了传统孝道，最后只能以在外给父亲租房子往来达到矛盾的溶解，中国传统的四世同堂的家庭伦理，最终在与西方个体家庭伦理的对撞过程中，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融合体。“父亲与儿子处在了‘送汤过去不会冷’的距离中，父母亲不干涉子女却与之保持基于血缘的密切关系。”[4]在《喜宴》中，不只朱老先生在现实面前做出了妥协，其他人也让了步，薇薇最终选择留下了自己的孩子，而塞门也同意做孩子的养父。家人相互理解，伟同也组成了新的“三位一体”的家庭形式。在两部影片中，父母与子女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妥协，在某些方面形成了某种共识，电影想表达的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平衡点也在于此，东西方家庭观念的重构与融合得以实现。在表现东西方家庭观念差异之余，李安引导我们去思考如何化解文化冲突所带来的危机，使它们从冲突走向融合。李安自己在概括“家庭三部曲”时也说过,使传统上以父亲为主的一个家庭关系，得以从一个假象的平衡状态，历经危机和冲突后，重新寻得一个新的平衡。“其实融合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核,当不同的文化产生矛盾时,质疑与接纳都是必要的,但这种妥协和包容并非妄自菲薄,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超越。”

相比之下，所谓中国第五代导演在电影创作时惯常采取的“东方化东方”来迎合西方视角而赢得票房的做法无疑加剧了民族中心主义与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刻板印象与文化偏见。文化学者周蕾认为，他们的作品所做的文化诠释是：“迎合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凸显中国的异国情调，揭露其肮脏的秘密，它的暴力和腐败传统。”[5]想要表现对异化了的传统文化的质疑，大可不必以一种民族化的视角进行贬损与哗众取宠。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多元文化的并存已成为必然趋势，“李安的风格迥异的跨文化作品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映,这是因为它折射和强化了日益变动不居的全球化世界的文化困境”[6]。导演在扮演一部作品的创作者角色的同时，更应担当起形式与主题的跨文化诠释者任务，积极寻找文化适应的途径。

3 结语

了解中西家庭观念间的差异，对我们的跨文化交际意义重大。在全球多元化语境中，我们应该既保持对自身文化的定位又开放地接纳其他文化的现代性，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寻求中西家庭文化的交流，对传统文化的现状和命运进行反思，用现代性的眼光重新审视中西家庭观念及其背后折射出的价值观念，以期达到东方与西方文化在全球多元化背景下的和合与共。

参考文献

[1]李扬.伦理片的中西文化比较———由李安的伦理电影看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差异[J].电影评介，2013(4):9-10.

[2]李娜.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解析李安电影《推手》和《喜宴》[J].剑南文学，2013(3):194-195.

[3]祝西莹，徐淑霞.中西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4]王爽.从李安的“三部曲”看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D].长沙：中南大学，2011.

[5] 周蕾.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当代中国电影[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5.

[6] 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M].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