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场实验指导下的田野政治学建构反思

[摘要]在实验政治学被引入中国政治学之前，田野政治学在研究农村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已经尝试着进行现场实验，并明确提出“实验先于方案”的学术主张，围绕改革开放之后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先后进行了以农民参与为目标的“水月庵实验”、以农民组织为目标的“岳东实验”、以农民能力为目标的“南农实验”和以乡镇选举为目标的“杨集实验”。通过四次前后相继的实验及理论反思，田野政治学人认识到村庄治理的制度文本与制度在乡村社会运行存在巨大差异，以及制度环境对制度运行的制约，进而将后续研究置于乡村社会历史深处，走向乡村社会的根基，最终在实验试错的过程中深化田野政治学的学术自觉，建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自信。

[关键词]现场实验;田野政治学;村民自治;基层治理;乡镇选举中图分类号：D6

田野政治学的对象是农村，方法是调查，进路是制度，引导是实验。政治学人进入农村，研究制度，大脑里不可能是一片“空白”，不带有价值取向。田野政治学一开始就强调：追求实验，即强调“实验先于方案”。通过实验，提炼和检验理论方案，使之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正是通过多次现场实验，将田野政治学的研究由表及里，引向深入。由此构成田野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研究的不同路径。

一、引言：以现场实验作为研究方法

中国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实践，事先并没有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更没有一揽子成熟的方案。“摸着石头过河”成为改革探索的重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伟大实验。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人是从研究基层政权制度变迁进入农村田野的。农村基层制度改革是实践，也是实验。除了调查以外，实验也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实验”还没有成为政治学人的研究方法。外国的实验政治学更是闻所未闻。近些年兴起的田野实验，或称为实地实验、现场实验，是结合了田野调查和实验研究两种社会科学传统。田野实验是实验者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人为干预的某种处理而进行的实验调查活动，是在观察对象的生活环境中进行的。[1]田野调查侧重于参与式观察研究对象，特别适合政治行为、政治过程和政治制度等事实性的描述分析等，可以称为“硬政治”，对于行为、过程和制度背后的个体的态度、观念等“软政治”缺少足够的研究手段，与之相对，广泛应用于经济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方法则显示出对个体态度和行为的独特研究优势，在政治学受到越来也多的关注。

不过，改革开放初期，田野政治学在研究制度变迁的实践中也采取了田野实验的方式。伴随农村改革实践的深入，通过实验来检验既有的宏观理论很早便成为田野政治学研究者的

一种研究理念和方法。最早从事村民自治现场实验的张厚安教授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往往只是出一本书或写一些文章就完了。可是这些成果正不正确，对实践有没有指导意义，还没有得到检验。于是，我们决心突破以往的做法，要亲自把研究得出的结论，运用到一个村去进行实验、比较，通过实践检验、修正结论，再指导实践，并更好地为实践服务。[2]

之后田野政治学提出“三实”主张，其中“一实”，便是“实验”。所谓追求实验，即强调“实验先于方案”。要解释世界，成为学者;也要改造世界，成为实践者。而改造世界的方案应该来自社会实验。通过实验，提炼和检验理论方案，使之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3]5由此可见，与当前田野实验的所强调的实验研究有所不同，改革开放后兴起的现场实验是类似于“社会实验”，即国家(尤其是地方和基层政府)或学术团队、社会组织所主导，针对村庄治理中存在的紧迫问题，通过输入新的治理理念、制度规范和组织模式等，引导村庄变革治理模式，以图实现村庄良治的社会实践。[4]其实，中国“村治实验”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村治建设、乡村建设运动、村本政治和村治计划等，通过“村治实验”培养村民的组织和参与等，以推动乡村社会复兴等。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级政府在推动政策创制和执行过程中所采取的试点和示范方法也具有一定实验色彩。由此，构成了改革开放后田野政治学进行现场实验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来源。

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一场伟大社会实验，而在农村改革中产生和发展的村民自治，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实验。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它的成效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逐步显示出来，进而实现由民主制度向民主习惯的转换。村民自治亦是如此。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基层直接民主和现阶段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人们对其地位和意义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从一般意义上讲，国家层面的民主影响更大，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城市更易于推进民主化进程。那么，在我国现阶段，为什么必须重视基层民主，基层人民群众自治为什么首先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农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是否有成效，是否合适?它与其他自治形式有何不同，是否属于自治?许多人对此认识不清，甚至持怀疑态度。在村民自治实践中，也出现了将村民自治视为仅仅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国家政治制度和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况。当村民自治能给农村治理或某些社会成员带来直接好处时，就被接受和采用，否则便被消极对待或放弃。与此同时，相当多数的人对实行村民自治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看不到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崭新的民主形式和治理方式，需要有相应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必须循序渐进，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3]14-15正是因为对村民自治的认识还存在许多不同看法，而这些看法势必影响村民自治进程。与此同时，从事村民自治研究也不能只是简单地进行理论论证，而应该深入实践去了解这一过程。社会科学研究本来以社会实践为其研究对象，其正确认识也只能来自社会实践，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习惯于从书本到书本，远远地脱离社会实践。这正是人们往往陷入抽象地讨论民主，或用某一既定理论剪裁现实而于现实无补的误区的重要原因之一。村民自治是一项亿万农民参与的生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要真正了解、认识这一前所未有的民主实践，只有深入其中，直接观察和切身体验，才能把握其内在的运动规律。[3]18因此，要把握其内在的运动规律的最重要的方法便是“实验”。

二、以农民参与为目标的“水月庵实验”

实验是一种有目的的人为活动，通过这种活动观察对象的状况，发现对象的特点，掌握对象的规律。当进入村民自治研究领域时，只知要实验，但对于怎么样进行实验，特别是政治学实验，并没有足够的理论准备。这是因为，1990年代下半期，村民自治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民主的一个窗口，人们对其寄予各种想象。村民自治的研究者，自然会对这一热潮的

来临欢欣鼓舞，村民自治终于由“冷门”变为“热点”了。研究者不能停留在一般的文本论证上，更要进入现场去了解，去发现真实状况。其中，最好的办法是“实验”。这是因为田野调查毕竟是外来人，是置身以外的观察者。只有“实验”，才能将自己作为主体融入其中，亲自感受和体验实际过程，从而发现一般现象观察发现不到的内在因素。

基于上述思考，第一次“村治实验”在湖北省黄梅县水月庵村进行，张厚安教授作为“村治实验”的发起者。从1997年3月起，带领两位教授、两位副教授、两位博士、四位硕士参加了湖北省黄梅县水月庵村的“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实现农村基层管理工作规范化”的实验。当时的实验设计是以农民的参与为目标。民主的重要特点是大众参与，人民群众是政治主体。这种政治主体不仅仅是文本上的，更重要的是实际行动者。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在民主国家里，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他们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无法保护自由。[5]693-694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为农民参与治理过程提供了制度平台。但在这一制度下，农民能否有效参与其中，这是一个问题。正是带着这一问题，实验团队希望在水月庵村的实验能够了解和观察农民参与的现实状况。实验团队入村后经过认真的调查评估发现，该村陷入村民自治的困境之中。当时中共中央对农村基层组织的要求是“三有”(即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该村的现实却基本上是“三无”(即无人管事、无钱办事、无章理事)。根据实验前调查情况，实验团队试图通过农民参与推进村治的改善。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其一，民主选举。1997年4月下旬和5月上旬进行村支部换届选举。首先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进行预选，由党员群众直接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差额选举出6名正式候选人。随后采取差额选举的方式正式选举产生5位支部委员，组成新一届村支部。在村支部选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村民李不仅进入6名候选人之列，而且以仅次于支部书记的高票当选为村支部副书记。这是镇领导和村书记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在村支部预选后，当时主持选举的镇领导对要不要当场公布预选结果一直拿不定主意。在党员的强烈要求下，镇领导才决定当场宣布预选结果。最后村民李在正式选举中当选为副书记。所以，村民李可以说是从票箱里“跳”出的一匹“黑马”。选举结果当场公布后，群情激动，在场党员热烈鼓掌。一些党员甚至将选举会议视为水月庵村的“遵义会议”，是该村历史上的转折点。镇领导也认可了这一结果。„„村民们认为这是水月庵村“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据实验组在其他地方的实地调查和对一些村民自治模范村的选举观摩，水月庵村的村委会选举在民主程序上可以说是领先的。出人预料的是，村委会换届选举才200天，高票当选且踌躇满志的村民李竟自动辞职。镇、村干部和村民再三挽留，无奈村民李去意坚决，不再管事，令选民们大失所望。为使村里“有人管事”，水月庵村不得不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一年后再次启动民主选举程序——改选村主任。

其二，制定《村民自治章程》。选举后的村委班子当务之急是建立现代型民主法制管理模式，编制一套适合水月庵村实际的“村民自治章程”，需要新当选的村委会领导全体村民去完成，“章程”制定后又将是规范全村干部和群众的行为准则。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村民代表都提出要对村账进行清理。实验团队与县工作队认识到清理财务问题关系到“建章立制”工作的成败。于是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立即清债。清债工作遭到了村主要财务经手人的坚决抵制。由此可见清债问题困难重重，最后在县委书记的直接干预下，清理村财务的工作最后虽然进行了，但由于各种人为障碍问题并未彻底搞清楚。[6]25-28

水月庵村的实验过程十分曲折，实验过程的结果经常出乎意料。水月庵村一年内进行了两次村主任民主选举。对选举的投入之大，选举的民主程度之高、程序之严格，不仅在该村前所未有，在全国可能也少见，仅实验者就有多人一直住在该村，并给予指导。但即使如此，为什么出现了村民寄予厚望，本人也踌躇满志的村民李就职不到200天便坚辞其职呢?为什么一些村民开始表示积极参与选举，后又积极逃避呢?为什么村民第二次选举选择了钟，但又怀揣着不安呢?这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因素，也折射出不少具有普遍性和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是村民的积极参与意向与不甚积极的参与行动;二是法人行动者的责、权、利分离;三是民主选举之后的权力制衡和监督。四是外力影响与内源发展。

通过对水月庵村两次村主任民主选举过程及其变数的分析，实验团队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在现阶段农村民主选举作为一种治理方式是必然选择。其原始动因便是实行家庭承包后农民正在成为利益主体，其自主性日益增强，他们需要通过民主选举维护和扩大其利益。其二，民主选举程序启动后，并不一定会产生预期成果。这是因为，民主选举作为权力资源的分配方式，作为一种大众参与行为，会受到复杂多样的因素影响。在现阶段，复杂的利益格局和传统的体制架构是最主要的变数。其三，与任何一种治理机制和方式一样，民主选举也是有缺陷的。但与其他机制和方式相比，民主选举可以保证权力的有序更迭，可以成为一种纠错机制，如水月庵村的一年内两次村主任选举。„„在水月庵村的实验和其它村的调查表明，农民日常政治生活最关心的只是两个人，一是中央最高领导人，这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二是基层领导人，这意味着谁直接当家理财。普通民众从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开始，不断培养民主素质和习惯，最后过渡到选举更高的领导人。水月庵村实验，既对民主选举背后的复杂变数有了进一步认识，也对民主选举机制的特殊作用和必要性有了深一层的思考。[7]

三、以农民组织为目标的“岳东实验”

历史上中国农民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这也是数千年实行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提出的重要方针便是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正是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使得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之后，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将农民组织到集体之中。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实行家庭承包，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下降。尽管他们有了独立的个体利益，有了因为利益驱动的参与诉求。但是，由于分散性，使得他们不能以组织化的方式参与基层治理。在水月庵村的农民参与实验深刻体会到一点。在田野调查时，有农民说，改革前集体生产，“会”多;改革后家庭生产，“会”荒。在实验中为了将农民集聚起来开成会，费尽心力。没有组织的农民，也难以抵制不合理的政府负担。正是基于这一背景，继湖北省黄梅县水月庵村实验之后，在安徽省蒙城县的岳东村开展了以农民组织为目标的实验。

第二次“村治实验”的方向是整合农村资源，培育发展各种类型的乡村组织。其目的是发展能够代表和维护中国农民利益、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农民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改变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弱势地位。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2004年10月1日在安徽省蒙城县岳坊镇岳东村正式揭牌成立岳东村综合发展试验区。这次实验强调农民合作组织，希望农民通过自主、自为的组织化建设，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和参与意识。[6]33蒙城县的岳东村实验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之后进行的“村治实验”，主要以年轻老师和研究生为主体。他们热情很高，满怀理想，并对实验方案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因为没有政府的支持，实验条件比黄梅更为困难，其结果也与预期相距甚远。

岳东村实验相对水月庵村实验可以说是发展农民组织的一种尝试，这种草根组织来源于民，服务于民。纵观整个实验过程，岳东村每个实验项目几乎都是轰轰烈烈开始，匆匆忙忙收场。除进行养鸡协会、普法协会、乡村图书馆建设外，实验团队在岳东村还试图建立村庄公共事务理事会、村庄住宅合作社、老年人协会等，这些项目在尝试初期就被迫终止。

反思实验，实验者的主要困惑在于，为什么每个实验都是进行了科学评估却最终归于失败?虽然任何政治实验都允许失败的存在，但或许实验者能从这些失败中总结出一些有规律性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