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贸区建设与区域产业结构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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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是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政策红利”和“制度红利”。文章基于2004-2018年中国286个城市数据，探讨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异质性差异以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有效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分区域的结果来看，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东部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果不明显。文章进一步从资源配置和制度供给两个维度检验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外部调节和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有效调节了资本要素的作用路径，增强了资本要素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尚未实现对劳动力要素的有效正向调节。同时，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主要通过制度供给效应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东部地区制度供给效应显著高于中部地区。

关键词: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资源配置制度供给

一、引言

2008年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并处于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经济的区域化、集团化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加剧，区域化的双边、多边投资贸易协议走向高标准。从全球贸易进程看，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依赖廉价生产要素和政策优惠等传统优势促进商品出口与外资流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开放的红利随着时间的延续而逐步降低，这种发展路径使得我国在开放环境下面临着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以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不符合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需要，迫切要求进行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体制改革。在这种背景下，为避免在国际经贸治理格局中被边缘化，我国积极探索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建设，采取更高标准的开放举措以适应对标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的压力与挑战，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由于传统模式转型升级的艰巨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以及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先行先试的模式来探索可在全国范围内复制和推广的开放发展经验。2013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标志着我国新一轮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改革开放正式启动。作为一种“制度红利”和“政策红利”，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顺利推进，国务院又先后批复设立了广东、天津、福建等自贸试验区。截止到2019年底，我国自贸试验区先后5次扩容，数量已经达到18个Ⓒ，构建了“1+3+7+1+6”的发展布局，形成了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开放的新格局。自贸试验区可谓是实现改革开放协同推进构建内外双循环良性互动机制的有效平台，承担着扩大开放和推进改革的双重使命。通过有效统筹运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够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对建设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自贸试验区建设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地方财政收入、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有学者指出，自贸试验区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陈林等，2019)，但这种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沿海自贸试验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效应小于内陆自贸试验区(张军等，2019)，而相比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的地区，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的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也更强(魏蓉蓉、李天德，2020)。还有研究者发现，自贸试验区缓解了企业内部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了企业投资效率显著提高(谭建华等，2019)，其与贸易开放的互补效应促进了东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对中西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叶修群，2017)。自贸试验区的溢出效应还体现在财税领域，通过税收政策创新提升了税收征管水平，对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具有显著促进效应(王智烜等，2017)，这种影响力度大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但对财政支出规模存在一定的抑制效应(宋丽颖、郭敏，2019)。此外，也有学者认为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区域创新能力(刘秉镰、王钺，2019)、国际资本流动(黄启才，2018;韩瑞栋、薄凡，2019)、进出口贸易(王利辉、刘志红，2017)、贸易便利化(谢谦，2018)、区域经济联系强度(王文姣等，2019)等领域也产生了显著作用。虽然这些研究都体现了自贸试验区的溢出效应，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效应的产生需要依托产业这一核心要素而得以实现。因此，研究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溢出效应还应重点关注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既体现在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上，也在前期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方面发挥了促进作用(李世杰、赵婷茹，2019;黎绍凯、李露一，2019)。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已对自贸试验区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但对二者关

系和作用机理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现有研究忽视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影响的异质性差异，且多是依托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来探讨二者的关系，缺乏从城市级层面考察自贸试验区的溢出效应。从自贸试验区的分布来看，自贸试验区各片区都是布局在城市的一片区域内，在比较短期的时间内还难以对整个省份的经济发展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在做实证分析时选择城市面板数据更为合理。此外，众多学者采用双重差分和合成控制法来研究自贸试验区的政策效应，这些方法要求控制组和实验组的选择是随机的，然而现实中很难满足(陈林、伍海军，2015)。鉴于此，本文借鉴李嘉楠等(2016)的研究方法，采用地市级面板数据，探究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

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自贸试验区建设与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模型设计、样本选择与变量说明;第四部分为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异质性差异的实证分析;第五部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剔除偏远省份城市等方法对研究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从资源配置和制度供给两个维度考察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驱动力是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通过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来打破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此，自贸试验区既有传统自贸区的功能优势，还有其独特的先行先试优势。一方面，自贸试验区可以通过贸易便利化产生的中间产品进口质量效应带来垂直和水平技术溢出，而投资便利化产生的分工专业化效应又能够促进高技术产业外资聚集，实现生产要素聚集和先进技术扩散(聂飞，2019)，进而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抑制地区制造业规模空心化和效率空心化(聂飞，2020);另一方面，自贸试验区也能发挥传统自贸区打破贸易壁垒，实现生产要素、商品及服务的跨区域自由流动，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改变区域内产业分工及区位选择(Krugman，1979;黎绍凯等，2019)的效应。更为重要的是，自贸试验区还可以通过先行先试政策，推行降低外资准入标准、选择性税收优惠等政策(王鹏、郑靖宇，2017)来引导区内产业集聚的方向和布局，构建适合本区域发展的产业集群和跨境产业链，进而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李世杰、赵婷茹(2019)的研究证实了自贸试验区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转变贸易方式和开放投资领域等途径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由此可见，自贸试验区建设与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必然存在逻辑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1:自贸试验区建设可以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动态转变。

由于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和政策环境存在差异，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带存在明显的产业发展不平衡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也必然存在异质性。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城市依靠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了资本、劳动力和生产技术的积累，凭借先行优势逐步实现了二、三产业的动态演进。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较为快速地发展，三大地带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有所缓解，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市场化程度等方面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自贸试验区建设是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力度的重要举措。对于东部地区城市而言，其生产要素流动性和市场化程度较高，自贸试验区建设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产业价值链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实现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动态转变。中部地区省份也可以利用自身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借助自贸试验区建设着重打造优势产业和经济增长极，在特定区域内吸引和聚集一定水平的要素资源，进而推进产业高级化进程。然而，由于政策环境、执行力度以及时滞效应等多方面的原因，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中部地区城市的促进效应可能会低于东部地区城市。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由于其初始条件和吸收能力较之中部地区更差，且区域内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也相对匮乏，因此，自贸试验区建设可能对西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果更弱。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2: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的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对东部城市的促进效应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可知，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或者区域内的边际报酬存在差异，一般而言，生产要素会从低附加值、低效率的部门向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部门流动。这些跨部门或者跨区域的生产要素转移往往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来实现，但这种调节效应可能会受到市场化水平、营商环境、地域差异和政府干预等因素的影响。从国家发布的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总体方案来看，自贸试验区建设有利于完善市场化发展水平，改善营商环境，简化行政审批手续，这些改革举措都能有效促进区域要素资源往自贸试验区流动与聚集，激发市场主体的竞争活力，进而有效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动态转变。其一，对于资本而言，在市场化原则下，投资回报率和边际生产报酬是资本跨部门或区域流动的核心。相比其他部门或者区域，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够使区域内的市场化水平提升，企业可以享受金融、进出口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制度红利”和优惠政策，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提升区域内资本配置效率和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贡献度。其二，对于劳动力而言，自贸试验区开展非标准就业形式下劳动用工管理和服务试点，支持制造企业生产高峰时节与劳动者签订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短期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举措，有利于增强区域内的人才吸引力(谭建华、丁红燕，2019)，促进劳动力资源的有效流动，提高不同层次劳动力与区域内产业结构的适配度，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动态转变。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3:自贸试验区建设能够有效调节要素资源，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动力源自渐进式的制度创新(Chanetal.，2015;叶修群，2018)，而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寻求从量到质的转变和突破，不再制造“政策洼地”。作为公共产品，自贸试验区的制度优势可以整合全球创新创业资源，实现推动资本、人才、管理、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的再聚集，提高资源配置和分工效率(裴长洪、刘斌，2019)，使得自贸试验区的经济效应与政治效应实现良性互动与全面辐射(杨向东，2014)，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多的“制度红利”(殷华、高维和，2017)。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相互依存，制度创新的结果是制度供给数量和质量的提升，而优良的制度供给的增加源自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制度创新。自贸试验区是中国制度创新的“试验田”，通过制定规则、创新规则和修正规则，把新的理念、方法、机构、法规和政策等引入原有的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和工作体系(刘志彪，2017)，实施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职能改革，提供适应企业和市场发展需要的高质量的制度供给。对于企业而言，要素条件决定了生产成本，而良好的制度供给决定了交易成本和交易效率，可以充分发挥技术、人力、资本等经济要素的生产潜力(胡霞，2007)，更大限度激发和释放企业创新发展活力，提高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效率，推动传统的制造环节向生产性服务业等高端环节延伸(李世杰、赵婷茹，2019)，进而促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4:自贸试验区建设通过制度供给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三、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2004-2018年中国286个城市数据，分析自贸试验区的建立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异质性差异。具体分为三部分:一是研究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直接效应。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匹配，进行回归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从区位角度来考察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异质性特征;二是采用以自贸试验区的周边城市作为控制组、剔除偏远省份城市等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三是从资源配置和制度供给角度，进一步考察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

(一)模型设计

根据研究目标，本文将模型设定如下:

Indus_struit=α+α1FTZt+δ∑Controlit+μi+t+εi(1)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时间，Indus_stru为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标，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FTZ表示自贸试验区指标，是核心解释变量;Control表示其他控制变量，根据黄茂兴、李军军(2009)、文东伟等(2009)、石奇、孔群喜(2012)、易信、刘凤良(2015)、赵昕、茶洪旺(2015)、周茂等(2019)、齐鹰飞、LIYuanfei(2020)等学者的研究，证实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会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出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外商投资水平、信息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科研支出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这些影响因素纳入到控制变量中;μi为城市固定效应;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为误差项。

(二)样本选择与变量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研网统计数据库以及各省(自治区)统计年鉴。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04-2018年。

1.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产业结构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发展的动态过程，根据克拉克定律，现有文献多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干春晖等，2011)、夹角余弦法(付凌辉，2010)等指标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服务化”发展趋势明显，第三产业增长率明显高于第二产业(吴敬琏，2008)。因此，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更为合理，具体公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