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应急事件管理论文

第1篇：信息管理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管理和沟通机制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不仅损害公众健康，还可能影响国家政治经济运行秩序，甚至动摇国民生存发展的根基。日本是一个灾害多发的国家，在长期的防灾治灾过程中，日本政府不断总结灾害应对的经验教训，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应对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应急信息管理体制。本文通过介绍和分析日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管理机制和信息沟通的特点，期望为健全完善我国应急信息管理机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日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管理组织体系

厚生劳动省(下文简称“厚生省”)、各都道府县的保健卫生部局/保健所以及都道府县下设市町村的基层保健中心是日本公共卫生危机信息的管理主体。厚生省在公共卫生信息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公共卫生信息管理及危机应对的基本方针和相关行政规章，收集、汇总、研判全国各地上报的公共卫生危机信息并制定防控意见，协同政府职能部门对外发布相关公共卫生危险信息等。各都道府县及其下设市町村的保健所/保健中心等是所管辖区内公共卫生危机信息的管理主体。地方保健所对来自本地医疗机构、检疫所、卫生研究所等的公共卫生危险信息进行日常监测和收集，并开展地方流行病学调查，对本地流行病趋势进行分析研判，以及制定具体详细的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手册，确保危机发生时能够迅速判断事件性质，并实施相应的危机应对及信息发布方案。

除了卫生行政系统外，内阁官房及各都道府县的政府职能部门主要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健康危害预警信息的发布，同时汇总各相关危机管理主体的信息，制定国家或地区危机应急预案和防控措施，并通过报纸、电视台、互联网等信息传播渠道向公众及时公开政府的应对行为。

二、行政系统内部的信息管理及共享机制

健全完善的信息管理体制能提高国家和政府处置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效率，在最短时间内控制局势的蔓延和发展。日本以厚生省为核心的卫生管理系统在组织内部有一套相对完善的信息收集、汇总及反馈共享机制(如图1)，保障组织内部纵向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并且在地方基层各部门之间共享基于大数据技术建立的应急信息管理平台，能有效防止基层因信息传递延误导致的突发应急管理失效。

1.纵向跨组织的信息管理机制。一是信息采集环节。厚生省的医政局、健康局、医药局等部门及其对应科室是负责“厚生省健康危机管理的相关部门”。这些部门常设“健康危害信息”采集窗口，通过“厚生劳动行政综合信息系统”(WISH)广泛接收来自国立传染病研究所，都道府县行政部门、地方保健所、检疫所、卫生研究所，基层医疗机构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的“国内外卫生安全危险信息”。二是信息汇总环节。厚生省内常设“健康危机管理对策室”，负责汇总相关部门窗口采集到的“卫生安全危险信息”，并对信息的危险等级、扩散规模、治疗方法等进行风险评估，制定应对方针。发生重大紧急公共卫生事件时，对策室负责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健康危机管理协调会议，该会议作为厚生省内部信息交换汇总、意见交流沟通以及任务分配的平台，在组织内部信息管理方面发挥协调控制的功能。三是信息反馈环节。厚生省对地方及其他单位上报的公共卫生危险信息进行研判分析后，通过WISH系统将意见反馈给相关都道府县、保健所及基层医疗机构等，为当地危机管理相关方提供预警、防控及应急指导意见。并且根据信息风险等级，厚生省同时将信息通报给内阁官房等其他相关行政部门，形成密切的信息交换共享机制。当认为厚生省通报的公共卫生危险信息可能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时，内阁官房内负责危机应对的“内阁危机管理监”会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启动“官邸对策室”，同时要求相关阁僚原则上20分钟内抵达官邸对策室开会讨论事态应对对策，必要时设立“对策本部”积极追踪事态变化及对事态发展做出指示。

2.横向跨部门的基层信息共享机制。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大多发生在某一特定地区或区域，因此地方危机管理相关责任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共享更为重要。随着信息管理系统在技术层面的不断优化，地方基层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主体之间已实现基于一套统一、集中的信息管理平台的信息共享机制。由厚生省主导、国立保健医疗科学院运营的“健康危机管理信息支援系统”(HealthCrisisandRiskInformationSupportingInternetSystem,H-CRISIS)是为防止传染病等公共卫生危机发生而设立的健康危害信息数据采集及组织管理系统。该系统将全国各地方保健所、检疫所、地方卫生研究所、都道府县相关职能部门等危机管理相关主体汇集在同一平台上，建立了紧密的信息传递网络。

H-CRISIS的特点之一是打通了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的信息沟通渠道。当某地发生紧急公共卫生事件时，最早获得危险信息的当地机构(如保健所、卫生检疫所等)及时将信息上传至平台，可以与本地行政、交通、公安等其他职能部门和地方各基层组织进行信息交换，实现实时的信息共享。也可通过平台向其他地区相关责任主体和厚生省发出预警信息，实现跨空间、跨层级的信息传递，在最短时间内控制公共卫生危机风险的发展蔓延。H-CRISIS也通过技术手段积极挖掘平台数据的潜在价值。系统平台提供的数据库检索功能使平台使用者根据需要查找某一具体案例在全国各地方的既往发生史、该地方制定的应对对策和日常应对演习训练案例等，为事件的处置提供参考。H-CRISIS还可以对平台数据库信息进行结构化处理，通过数据加工和综合分析，将分散数据转化为解释性和评价性信息，并通过可视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实现平台数据的潜在价值。如针对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电事故案例数据，该平台将灾区宫城县各医疗机构的受灾情况，需要服用碘片的未满40岁人口的分布情况，各地物资储备及物资缺口清单等受灾信息用可视化地图的方式表现出来，为相关机构的支援和决策提供了建设性意见。

三、日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外信息发布及沟通机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的关键在于信息的迅速流动和公开。日本及时、透明的信息发布机制能够提高官方信息的可信度和权威性，而与民众建立多方持续的信息沟通渠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谣言的滋生，消除官方与民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信息公开的同时，还贯彻保护个人隐私的理念，能够切实保障民众的尊严和权益。

1.及时透明的信息发布机制。为保障公众知情权，厚生省和地方保健所等卫生行政机构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需及时公开包括“关于病疫的发生情况、动向及原因的信息，以及预防和治疗该病的相关必要信息”

(《感染症法》第16条)。当收到不确定的公共卫生危险信息时，厚生省并非等到事件原因调查清楚后再发布，而是需要第一时间对不确定信息做出反应，制定相关决策，并将制定决策时的参考信息、考虑到的因素及限制条件等一并向公众公开。如针对2020年1月在我国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尽管1月初日本国内暂未有感染或疑似患者报告，但当厚生省监测到相关信息后，于1月6日起便陆续在官方网站上公开不明肺炎信息，通过列举国立感染症研究所掌握的中国疫情信息，发出预警，呼吁从武汉归国者如有咳嗽、发热症状，戴好口罩前去就医。同时，厚生省在公开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时尽量保持了具体、全面。1月14日以后，日本国内陆续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厚生省对每例患者的性别、年龄段、居住地的都道府县名、症状及发病经过(入境日本日期、症状出现日期、就诊医院所在的都道府县名)、是否曾在中国尤其是中国武汉逗留的行动轨迹等信息进行发布，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且避免公众因获得混乱信息而产生不必要的恐慌。

2.多方、持续的信息发布渠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阶段，厚生省和地方保健所积极配合报纸、电视台、互联网等多种信息传播渠道向广大市民发布信息。都道府县行政部门也协同卫生部门开展相关信息传播工作，保障多方、持续的信息发布。如新冠肺炎疫情中，日本国内陆续出现感染者后，厚生省在官方网站和推特账号“@MHLWitter”上每天持续动态更新疫情信息和厚生省的应对措施等。并且日本各大报纸、杂志、电视台等媒体也积极跟进事态发展。除报道官方发布信息外，日本媒体更注重聚焦公众关切问题，如新冠肺炎的预防知识、有疑似症状如何就医等具体问题，并通过对医学专业人士的专访、对谈等方式，深入浅出地对传染病相关专业知识进行讲解。来自专家和媒体的全面具体权威信息能够有效提高公众辨别外界信息的能力。

除了卫生部门和媒体的多方信息传播外，政府职能部门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发布预警及预防信息，公开当地政府的危机应对措施。如新冠肺炎事件中，厚生省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信息后，各都道府县行政部门陆续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疫情预警信息和肺炎预防方法，并且通过张贴海报、在公共场所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广泛提醒公众注意，呼吁有症状及时就医。为缓解本地居民的不安情绪，各地政府同时在相关网站上公开政府具体的应对措施。如东京都政府在“东京都防灾信息网站”上发布了都内收治肺炎患者的指定医疗机构名单、床位数及现收治人数，都内确诊及疑似患者的隔离搬送情况，政府相关部门的应对和防控措施等。

3.根据需要适度公开信息，重视保护个人隐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普通公众需要来自官方的透明信息使自己免受疫病感染，但作为当事人的患者或疑似患者更在意是否因个人信息曝光过度而受到名誉侵害。日本在信息公开过程中十分重视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作为确诊患者信息发布的主体，厚生省在官方发布内容中特别隐去了患者的国籍、姓氏、确切年龄、具体居住地址和在日本国内的详细活动轨迹等可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随着日本国内确诊病例不断增加，厚生省根据个别病例的具体情况不断调整患者信息的公开范围，力求做到在保护个人隐私基础上对信息的适度公开。

尽管如此，地方政府也会在综合判断下公布更详细的信息。如东京都认为，尽管厚生省在官方信息发布中没有公开确诊患者在日本国内详细的活动轨迹，但东京都政府为了安抚都民的不安情绪，在获得对方许可及不造成名誉受损的范围内，选择公开患者在都内、都外曾逗留的地点、逗留日期等具体行动轨迹。尽管不同部门对个人信息公开的尺度不尽相同，但东京都在公开患者更详细信息的同时，也将作出此决定的原因和都政府的考虑一并公开这一行为本身，即表明相关职能部门在满足公民知情权的同时注意保护个人隐私的权衡考量。

四、日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管理的经验及启示

信息交流是否畅通决定了处理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速度和效果，日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管理经验给我们如下启示。一是要强化医疗和行政系统在信息管理方面的职责分工，提高各相关职能部门的综合治理水平，能够有效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效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管理体系中，卫生机构主要负责关于公共卫生信息的专业数据收集、监测和研判，为政府行政部门及时开展应急信息的汇总、公开和战略部署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医政信息管理系统只有在责权分明的同时强化综合协调治理，才能分散由于信息管理混乱造成的不必要的管理风险。二是要建立完善基层卫生信息共享网络，优化行政系统内部自下而上的组织传播结构，防止因信息传递延误而导致的突发应急管理失效。应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基层和中央共享的公共卫生危机应急信息管理平台，打破信息管理的地域割据和部门分割现象;应将覆盖全国各地基层的多个信息收集端口联结到统一的信息汇总及处理中心，并通过平台反馈到各相关管理主体。三是政府应加强新闻发布的时效性，通过及时更新权威信息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应树立尊重个人尊严和价值的基本信息发布理念，在信息公开的同时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广大新闻媒体要有足够的新闻敏感，发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预警作用，通过多种传播形式和渠道培养公众对危机的科学认知。

参考文献

[1]千村浩.厚生労働省における健康危機管理体制(特集健康危機管理)[J].保健医療科学，2003(02).

[2]谷畑健生，奥村貴史，水島洋，金谷泰宏.健康危機発生時に向けた保健医療情報基盤の構築と活用[J].J.Natl.Inst.PublicHealth，2012(04).

[3]日本厚生劳动省.厚生劳动省健康危机管理基本指针[EB/OL].(2001-01-01)[2020-02-03]

[4]日本东京都新冠传染病对策本部.公布感染者活动轨迹并注意保护其个人隐私的意见[EB/OL].(2020-01-31)[2020-02-03].

作者：雷紫雯 单位：

第2篇：在闭环结构管理模式构管理模式中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摘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应对是一个重要命题，我们既可以从微观层面关注其各个要素，但也要考虑到事件发生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因此借助闭环结构管理模式的方法来从整体把控、双向交流和多元参与的视角解决问题，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提供有效帮助。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突然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损害社会公众健康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众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属于突发公共事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普通公共卫生事件相比危害性更强、影响性更大、受众关注度更高。近些年一方面出现了不少公共卫生事件，如毒奶粉、苏丹红、非典、甲型H1N1、禽流感等事件，严重危害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信息传播力度加大、信息传播内容增多，无形中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恐慌，在一些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更是引起了舆情危机。2019年年末在全国范围蔓延了新型冠状病毒，新冠肺炎由于其传播性极强、影响范围极广，自发现以来引起人们的恐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重要指示：“要及时发布疫情信息，深化国际合作。要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1];“让群众更多知道党和政府正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对坚定全社会信心、战胜疫情至为关键”[2];“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一些群众存在焦虑、恐惧心理，宣传舆论工作要加大力度，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3]

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不仅是人们的身体健康，更是人们的心理健康。尤其是网络普及的现代社会，积极探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的应对路径，寻求合理有效地应对方法不仅是当下急需的应对措施也是未来很长时间需要探讨和关注的重要方向。目前针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应对研究已较为丰富，从信息传播的时度效、舆情演绎的发展过程等方面都有很多深入探讨，但这些研究都是某一个角度出发，大多局限某一个层面，往往忽视了舆情应对的整体性和宏观性。人们认为舆情研究涉及内容多、过程复杂、不确定因素较多，因此很难实现系统性管理，也无法进行整体性控制。实际上，无论事物的内部有多么复杂和无序，从整体上来看都会遵循一定的规律和发展路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如果处理不好极易引起舆情危机，比如新冠肺炎刚被认定可能存在人传人时就引发了一场舆情危机。因此我们可以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应对的整体性出发，引入闭环结构管理模式，探索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应对策略。

舆情应对是一个复杂而多样的过程，包含诸多要素，每一个环节的失误都有可能形成舆情危机。闭环管理是管理学中的理论，是将全公司的供—产—销管理过程作为一个闭环系统，并将该系统中的各项专业管理如物资供应、成本、销售、质量、人事、安全等作为闭环子系统，使系统和子系统内的管理构成连续封闭和回路，且使系统活动维持在一个平衡点上，使矛盾和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决策、控制、反馈、再决策、再控制、再反馈，从而在循环积累中不断提高，促进企业超越自我不断发展。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的闭环结构管理模式强调闭环结构。闭环结构是指在舆情应对中针对舆情产生、传播、接受和方式来以环形结构模式来实现舆情传递者、接受者、接受内容、接受方式的运转。闭环结构不是封闭结构，而是强调整体把控、双向交流、多元参与。闭环管理的特点是将多个要素置于一个完整的系统之内，在维持好平衡点的过程中通过决策、控制、反馈等方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闭环结构管理模式中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应对也是强调包含多个要素、在维持好平衡点的基础上，通过决策、控制、反馈等方式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终通过舆情合理有效化的解决来推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引导。

一、闭环结构管理模式中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的整体把控

整体把控是指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应对作为一个系统，而不是独立的、分离的诸多个体来进行把控。由于在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包含的要素较多，人们往往只能将各要素作为独立的个体来进行研究，而忽略了事物本身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在这个系统中虽然包含诸多要素，但核心要素是信息传播者、接受者和传播内容。因此闭环结构管理模式中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应对首先是将信息传播者、接受者、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置于同一个层面进行整体管控。

(一)信息传播者。随着互联网的日趋普及，信息的传播者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信息产生的相关人群，而是衍生出初级信息传播者和二级信息传播者甚至三级、四级信息传播者。初级信息传播者往往是信息产生的直接关联人，如当事人、媒体报道者;二级、三级信息传播者则是在接受到信息后加入了自己的观点和个人阐释并再次传播的相关人群。表现最为显著的就是一些社会问题的舆情演绎。比如一次偶然的医疗事故，相关家属就是初级信息发布者，他们发布信息的初衷可能只是展现事件本身，但经过二级、三级信息传播者的再次传播就会加入更多的内容和观点。就此次新冠肺炎来说，大量的信息并不是初级信息传播者发布的，而是对此次疫情关注的医疗工作者、新闻媒体、党政机关以及广大老百姓。可以说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传播中信息传播者参与的范围更为广泛。在闭环结构管理模式中舆情应对将所有的信息传播者放入一个系统中，重视对所有信息传播者的教育、管理、引导和控制，而不是仅仅关注某一个群体，比如新闻媒体人、党政机关工作者等。

(二)信息接受者。信息的接受者和信息传播者一样，在互联网时代都有着庞大的群体，甚至说无处不在。与传统的信息发布不同的是，现代信息传播往往一方面是多级接受和再传播;另一方面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散布。多级接受和再传播与信息传播者一样，也有初级信息接受者和二级、三级甚至四级信息接受者。但与信息传播者不同的是，每一级的接受都是直接的接受，因此影响力也更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散布是指，虽然信息接受者看起来是不定的、宽泛的、接受群体之间甚至是无关联的，但最终影响却是一致的。比如在新冠肺炎传播中，信息接受者之间不再是某个群体、某种职业、某个年龄层次中的接受，而是广大老百姓。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再对信息接受者进行分类和细分，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管控和引导。

(三)信息内容。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内容不仅丰富多样而且芜杂纷繁，这其中既有有效信息也有虚假信息，既有高价值信息也有低价值信息。虽然信息内容涉及很多方面、教育、财经、社会、经济、文化等等，但在闭环结构管理模式中我们关注的不是信息内容本身的分类，而是信息与人之间的密切性和关联度。比如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我们不再对其进行分类：健康防控、相关政策、确诊人数、分布范围等等，而是将所有相关的信息都在第一时间传递给老百姓，由老百姓自行来确定重要程度、是否需要接受信息，只要是真实的信息、有助于缓解人们心理恐慌和身体健康防控的信息都应尽快传输给老百姓。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是海量化的，接受群体是多样化的，我们很难判定什么样的信息更有价值，什么样的信息更有针对性，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由于其更强的危害性，我们要全方位输送信息，让人们各取所需，从而消解舆情危机。

二、闭环结构管理模式中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的双向交流

闭环结构管理模式强调通过决策、控制、反馈等方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各要素之间需要不断进行交流、反馈，从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闭环结构管理模式中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应对中有两个关键性要素：人与人的双向交流和人与物的双向交流。

(一)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双向交流。在闭环结构管理模式中传播者和接受者形成一个人与人双向交流的系统，因为传播者和接受者都不是各自独立的系统，而是一个不断交流、互通、影响的过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初级传播者可能是信息发布的直接关联人、当事人、目击者，这其中除了事件本身的当事人之外，其他的传播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担负双重身份：传播者和接受者。不同的生活经验、知识积累、教育背景、观察能力甚至表达方式都可能使得事件传播发生不同变化，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就不是单纯的传播，而是接受与传播的双向交流。正因为如此，传播者也好、接受者也好，在本质上两者都是舆情应对闭环结构中的信息流，两者之间会形成一个不断交流并相应影响的闭环结构。基于此，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我们要将公众作为传播者与接受者合而为一的主体，努力提高公众素养，积极引导公众正确传播。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些专业人士凭借自身专业知识提供了很多有价值、有利的信息，而很多媒体人士则在此基础上“纷纷助力这些知识和内容的传播，形成了一股传播热潮，及时地给广大公众送去带有温度的科普内容，助推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4]。

(二)人与物之间的双向交流。闭环结构管理模式中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应对强调各要素的双向交流，并由此进行正确决策、解决问题。人与物的交流指的是人对信息的主动性辨别和物对人的正确性引导。人对信息的主动性辨别是将舆情应对看成一个环形结构，正确辨别信息，甄别虚假信息，对有助于公众做好健康防护、破除恐慌心理的信息进行再次传播，扩大影响范围和传播力;对于虚假信息、易于引起焦虑不安的信息要进行辟谣和消除，将其扼杀在摇篮中，塑造一个透明、真实、可靠、有益的传播环境。物对人的正确性引导则是将物即信息也看成一个主体，对人有着引导功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之后，人们关注各种各样的信息，信息成为一个信息海洋，在这个信息海洋中占据主导、主流的信息往往会把一些非主导、非主流的信息淹没，从而成为引导人们焦点信息关注的指挥棒。比如在新冠肺炎发生初期，由于对疫情的无知，大量宣扬新冠肺炎危害的信息充斥于各种媒体，人们不免产生各种恐慌，出现抢购口罩、双黄连等事件。但当更多科学、正确、客观的信息占据信息主导市场后，人们便开始科学、理性地对待疫情。因此人传播信息，但信息也引导人的思维、观念和心理。

三、闭环结构管理模式中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的多元参与闭环结构管理并不是封闭结构管理，而是将各要素流动起来，形成循环的网络格局，同时不断吸取有利要素，让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网络应对形成一个开放、流动的空间模型。人们往往认为舆情管理是一些专业职能部门，如网监局、媒体单位、各级政府等，而普通老百姓则处于被动接受和消极应对的状态，事实上，网络舆情应对需要最广泛的各类群体参与。

(一)发挥舆论领袖的舆论引导作用。网络舆情应对一方面依赖于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各种外界因素进行适当干预和积极引导。其中舆论领袖的作用不可忽视。舆论领袖往往在某个领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因为拥有众多粉丝而易于形成一定的舆论热潮甚至影响这个舆情走向。很多舆论领袖不仅有较强的判断力和分析力，还有着良好的语言表现力和人格魅力，是应对舆情事件的一个重要沟通桥梁。在当下，很多公众因为泛滥的信息、芜杂的观点而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过多相信并认同自己心中的偶像。因此要发挥舆论领袖的引导作用，以正确的观点、积极的态度、客观的判断、辩证的思维让舆论朝着顺利解决事件、提升公民素养、危机化解的方向发展。

(二)重视专业人士的意见指导。公共卫生事件与普通突发事件不同的是它更具有专业性和特殊性。尤其是对很多医学知识大多数人都是停留在假象、推测、人云亦云的阶段。特别是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由于感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人们更加依赖于专业人士的意见和方法。所以在此次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很多冠以“某某知名生物学家”“著名医生”“权威人士”等等头衔的虚假信息铺天盖地，以钟南山、李兰娟等为标题的假新闻也比比皆是。这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人们更信赖医护专家和学者，更希望能得到权威、专业的知识和信息。因此专业人士给出的每一个建议都有可能引起一场舆论风波，重视专业人士的舆论意见，营造一个真实、可靠、有信的舆论环境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应对中尤为重要。

(三)扩大广大民众的舆论监督范围。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任何一个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分析合理的帖子都有可能燃爆朋友圈，引发新一轮的舆论热潮。闭环结构管理模式中的舆情应对不提倡以压制和打击的方式来控制民众的观点输出，相反提倡广大民众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来进行舆论监督。这种监督一方面是对特殊群体，如各级政府、专业人士、媒体部门等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在民众群体之间也进行相互监督，比如在朋友圈、微博等小范围中发现的不良信息时及时进行正确辨识，有错纠错，这样可以避免虚假信息出现大范围的传播从而引起舆情危机。事实上很多舆情危机就是因为在小范围传播时没有被发现，而一传十、十传百，从而造成危机。网管部门及相关信息管理部门虽然监管有力、规范有效，但范围较小，很多不良信息在网管部门介入时已经形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民众之间的相互监管则可以在发挥民众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基础上花费最少的成本在舆情发生的初期就进行干预和遏制，从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应对是一个重要命题，我们既可以从微观层面关注其各个要素，但也要考虑到事件发生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因此借助闭环结构管理模式的方法来从整体把控、双向交流和多元参与的视角解决问题，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提供有效帮助。

参考文献：

[1]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的重要指示.

[2]2020年2月3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

[3]2020年2月3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

[4]王大鹏.疫情中的公众的素养及科学传播[N].青年记者,2020-2-1.

作者：王雅琴 单位：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

第3篇：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系统研究反思英国模式

摘要反思英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总结有益经验,完善我国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介绍我国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的组织结构和法律依据,辩证吸收英国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经验,提出我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的构建建议。完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要通过吸收社会参与、理顺情报体系、完善监测体系的方式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结合英国模式看,我国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在社会参与、体系构建、监测实施三个方面还有待提升。

关键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英国

一、引言

2019年12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纵观世界各国,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国际意义上的肯定,不仅最大程度捍卫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更切实履行了大国担当。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暴露出我国现有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还存在不足之处。

英国是中国以外最早对新型冠状病毒进行医学测试的国家之一,英国内阁健康和社会保障部在疫情爆发之初就通过其网站向民众传递积极信息,称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当一些主要的呼吸道疾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时,英国的公共卫生体系经受住了考验,死亡人数占全球死亡人数的比例较低,具体数字见表1[1]。

基于此，英国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有目共睹，其公共卫生情报体系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随着疫情的发展，英国模式遭到了广泛的质疑。早前英国公布的疫情应对规划包括四个阶段，分别是遏制、延缓、研究以及缓解。而目前英国政府已经承认第一阶段失败，现转入第二阶段，然而在本阶段英国政府采取了“群体性免疫”的应对策略，即令一定数量的英国民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以使全体民众获得免疫。

本文旨在反思中英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在总结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完善我国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做更加充分的准备。

二、我国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

(一)概述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在事实上是公共卫生情报体系的分支，主要由后者的应急情报体系组成。我国的公共卫生情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统筹管理，其直属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hineseCenterforDiseaseControlandPrevention)负责具体工作，主要依托全国各级疾控中心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应急处置、信息收集管理和风险评估工作。目前，在我国卫生部门公布的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到“公共卫生情报”的仅存在于2018年7月18日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技术文件《洪涝灾害灾区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技术指南(2017年版)》(以下简称：指南)中。指南指出“公共卫生监测是指长期、连续、系统地收集有关健康事件、卫生问题的信息，经过科学分析和解释后获得重要的公共卫生情报，并及时反馈给需要这些情报的人或机构，用以指导制定、完善和评价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与策略的过程”，“目前我国已建成较为完善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体系，包括覆盖全国的法定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体系;2016年，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了25种重点传染病和4种病媒生物的1705个国家级监测点开展重点传染病和病媒生物监测;建立了不同层级的覆盖我国不同区域的传染病监测实验室网络;在重大自然灾害或大型活动保障中探索开展症状监测实践和应用等”[2]。

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是以卫生情报为核心，以信息平台为媒介，以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和服务于卫生部门的公共卫生决策为导向的，建立在公共卫生情报体系之中的集情报收集、分析处理、预警提示、应急处置以及事后维护等功能于一体的信息体系。

我国的公共卫生情报体系起步稍晚，但发展迅速。2003年前后的非典事件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领域存在发展滞后、应急机制不健全、组织指挥混乱、信息渠道不畅等问题。国务院要求用3年时间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体系，特别是应急机制和预防控制机制。以此为契机，我国的公共卫生情报体系建设加快了进程，并在此后几年内逐步建立起了我国的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和有关信息报告管理制度。

(二)法律依据

为最大程度地预防、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公众秩序，我国分别于1989年、2007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务院于2003年通过、发布并实施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3部法律和法规是目前我国开展突发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主要依据。此外，还有一系列政策文件，用以规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报信息的收集、管理、报告，如2003年卫生部通过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章第三十七条提出“国务院建立全国统一的突发事件信息系统”，“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或者确定本地区统一的突发事件信息系统，汇集、储存、分析、传输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并与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专业机构和监测网点的突发事件信息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的信息交流与情报合作”。

总体来看,我国开展突发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法律依据较为完备。我国的应急管理制度分散于各部门法律规章之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核心,将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规范,基本确立了系统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制度结构[3]。

三、英国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

(一)概述英国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主要依托于英国各级政府开展,其主要通过各级政府的公共卫生部门和社会性专业监测机构开展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信息的收集,有一整套情报搜集和利用机制。在这一机制中,社会组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政府资助的社会组织不仅参与到公共卫生情报信息的搜集和利用过程中,还利用其自身的专业性知识帮助政府制定各类诊断和治疗指南。公共医疗和社会医疗相结合、社区医生和大型医院相结合,共同构成了英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信息的搜集网络。

(二)主要机构和机制

英国健康和社会保障部(DepartmentforHealth&SocialCare,DHSC)作为内阁的组成部门，在英国的公共卫生情报体系中居于领导层面，是英国公共卫生情报的使用者，也是公共卫生决策的制定者和保障执行者。DHSC下辖一系列独立机构(Arm'sLengthBodies,ALBs),包括下文将会提到的NHS、NICE和PHE。这一系列独立机构大都在战略上接受DHSC的领导，并在资金方面受DHSC节制，最终对英国议会负责，但自行负责具体事务，具有一定的业务自主权和独立性。

英国国家卫生服务系统(NationalHealthServ-ice，NHS)是英国最大的公共卫生服务组织，有多个分支机构，由国家财政支持的信托基金资助运行，始于1948年，旨在为英国民众提供免费的公共医疗服务⑷。NHS为英国公众提供初级卫生服务、急救服务、护理服务和各类国民保健计划，开展医学研究和卫生教育，并依托这些服务收集各类服务数据信息，如投诉情况、个人健康预算等。

英国国家卫生和保健研究所(NationalInstitu­teforHealthandCareExcellence,NICE)主要由DHSC赞助，成立于1999年，负责利用公共卫生情报信息进行卫生技术的评估和诊疗标准的制定，为英国政府提供全国性的卫生指导和建议[5]。2017-2018年度，NICE共接受DHSC资助5.47亿英镑,占到受资助总金额的768%，并同时接受社会捐赠，此外NICE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开展公共卫生咨询服务和出版等营利活动。NICE通过其机构内部专业团队的充分、公开、严谨协作，为政府开展的公共卫生项目(如高血压预防项目、戒烟项目等)提供独立性意见，同时其鼓励利益相关人参与项目评估[6]。

英国公共卫生局(PublicHealthEngland,PHE)，成立于2013年4月，前身为HealthProtec­tionAgency(HPA),汇集了70多个组织的公共卫生专家。PHE的使命之一就是针对公共卫生情报信息进行研究、整理和分析，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公共卫生建议。其在与DHSC的框架协议下开展工作，作为DHSC的执行机构,PHE为中央和地方政府、NHS、议会、健康产业和社会公众提供专业的公共卫生支持。根据PHE与DHSC的合作框架协议，PHE将定期向DHSC提交工作报告，包括至少每年一次的公共卫生工作成果,至少每季度一次的优先事项工作报告、地方当局的支出报告和公共卫生风险提示报告。PHE有自己的公共卫生情报收集渠道和分析工具，主要承担了全国范围内基础卫生情报数据的收集工作，包括特定的健康状况(如癌症、心理健康、心血管疾病)，生活方式中的风险因素(如吸烟、酗酒、肥胖)，延伸因素(如环境、住房、经济状况)个体和群体差异(如儿童、成年人、老年人)。截止到2016年10月27日，PHE共为专业人员提供了一百余种公共卫生情报分析工具，出于信息保护的需要，有部分分析工具需要登录才可以访问。

质量监督委员会(CareQualityCommission,CQC)系英国健康和社会保障的独立监管组织，负责监督和评价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运转。见表2。

(三)法律和政策依据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都有关于卫生方面的立法在议会通过，涵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责、社区卫生服务、公共参与、防止歧视等方面，报的专门立法，有关情报信息的搜集和使用散见于但与我国类似的是没有针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诸多具体法案之中。

工具,是英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的核心力量监督和评价公共卫生服务体系2012年，健康和社会关怀法(HealthandSocialCareAct2012)赋予了PHE代表DHSC首长(thesecretaryofstateforhealthandsocialcare)直接行使具体职能的权力,包括确保制定有效地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计划和协调应对措施,而DH-SC的首长则负责确保这些措施能够落实到具体行动之中,为PHE的计划扫清障碍。2004年民事应急法(CivilContingenciesAct2004)也赋予了PHE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一级响应者的地位,并要求其提供专家建议、支持应急服务。

英国内阁健康和社会保障部在2012年9月发布的一份旨在推动地方当局为履行其公共卫生职责而应采取的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地方当局为了完善卫生情报支持能力,需要提供相关的卫生和社会保障数据、具备专门的卫生情报技能、管理用于卫生情报的任何机密信息[7]。2013年,英国政府宣布实施公共卫生监测策略,旨在提供正确的信息以指导决策和采取行动,通过“干预时机-优先事项-技术优势和新发疾病”的监测运行要素,运用一定的定量方法(如统计和建模),统一信息标准,整合临床数据,支持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分析决策[8]。见图1。

(四)评价

结合英国应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来看,英国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较为完备且运转稳定,但其情报收集能力、保障能力和利用能力显然仍存在短板。在收集能力方面,英国的病毒检测能力和水平较高,但尚未实现对机场、车站等交通枢纽的实时完整监测,特别是没有对全部乘客进行体温测试和没有对重点旅客进行病毒检测,这意味着英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的基础不够牢固,即信息收集层面存在重大缺陷。在保障能力方面,英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网络设施容量不够、应急准备不足,在英国政府呼吁民众居家办公的次日英国国内即出现网络瘫痪的情况,对医疗机构的正常通信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与我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利用能力方面,尽管英国政府在本次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应急响应较为及时,预案较为充分,但从效果上看,应对疫情的政策缺乏刚性,决策冗长缺乏时效性和有效性,因此其情报利用能力还很低。

四、我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的构建建议

(一)构建思路充分体现应急导向,即面向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平战结合;注意发动社会公众参与,体现公民治理思维,在信息公开与避免恐慌之间寻求平衡;促进情报资源的深度融合,提高不同机构的协同合作水平,完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体系;提升技术水平,引入新兴科技。

构建以各级疾病控制中心为核心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发挥其上传下达的枢纽作用。各级疾病控制中心向上对各级政府负责，提供可供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决策的情报产品，为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提供专业性建议，制定临床诊疗标准等具体实施方案;向下负责汇总职责范围内的情报信息，通过搭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平台、提供各类信息收集工具等方式帮助下级疾病控制中心切实履行专业性职责。此外，各级疾病控制中心需随形势变化制定相应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起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跨部门情报交流渠道，从而真正健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

(二)具体路径

1.适当引入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的社会参与

自20世纪末开始，英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已经逐步证明了在公共运营的供应商内部引入市场化风格机制，可以提高效率，从而保护公有供应商的未来及其所体现的社会价值观[9]。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的社会参与，从流程和环节上看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在信息公开和服务监督方面的社会参与，二是在应急处置方面的社会参与;从主体上看则包括公民的社会参与和社会组织的社会参与两种。因此，有必要畅通民意沟通机制，特别是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的信息公开机制。一方面要避免引起公众恐慌，引导民众有秩序、有策略地应对，做好有关情报信息的发布工作;另一方面要使社会公众获得必要的有关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信息，并告知有效地应对手段，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此外，可考虑建立类似于英国社区委员会(CommunityHealthCouncils)的民间组织，监督公共卫生服务质量，代表民众提出意见，向公众提供信息和建议，帮助民众投诉[10]。在公民治理方面，政府应当主动放权，给予公民更多参与和咨询的权利[11]。在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方面，要进一步规范民营医疗机构的运行，在应急响应机制、医疗标准制定等方面吸纳社会组织或盈利机构的有益经验，提高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的运行效率。在引入公共卫生服务供应商方面，不故意设定或修改许可条件以促进竞争或鼓励供应商增长[12]。应秉持对公立和民营机构不偏不倚的态度，将效率作为评价机制的重要标准。建立与社会机构的信息渠道，加强与优质社会资源的沟通和交流，强化信息交流，确保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能力随时代进步和形势发展而不断提高。也可参考英国的医疗评估机制，将诊疗过程中的一部分交付给社会机构承担，如使社会性的医疗评估单位提供诊断、观察和快速测试，而不必进入医院。节约医疗资源，将医疗评估单位与医院和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就患者是否可以在家中进行管理作出合适的选择[13]。除了社会性盈利机构参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外，科研院所和高校也能够参与其中，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效果不大。例如，南京医科大学在2003年建立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咨询服务与研究中心，联合各高校、三甲医院、疾病控制中心、急救中心组成网络服务体系。但该中心主要发挥了信息传播和教育科普的功能，在咨询服务方面发挥的功能有限。未来，应当进一步发挥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专业性作用，通过发布专业报告等方式，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提供专业建议。

2.理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和资源理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和资源，需要着重解决三个问题：系统失灵、信息壁垒、基层应用。

针对第一个问题，系统失灵可归结为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应急管理系统不完善，二是情报信息的分析决策机制不健全。应急管理系统的作用即出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能够及时做出反应，目前国际通用做法是建立基础信息库，建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模型。然而，从总体看我国缺乏深入的卫生信息学的研究，缺乏基于国家层面的卫生信息模型的指导[14]。因此，要完善应急管理系统，应当重视卫生信息学的研究，不断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并通过建立卫生信息模型，指导和规范应急管理系统的建设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对。健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的分析决策机制，需要进一步拓展情报来源，加大对情报搜集的力度，加强各级各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的联系和交流。构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上报“双轨制”，既通过各级疾病控制中心收集、汇总、分析信息，又迅速汇报给同级人民政府，提供决策情报，同级政府也要通过一定渠道向上报送提示和向下通知预警。

针对第二个问题，应当立足于已有资源，重视并集成原有功能，通过引入一定的具有较好兼容性的新兴分析工具和系统工具，运用模块化思维实现不同行业和部门情报信息的深度融合。应当建设学习型系统[15]，在确定学习需求的前提下，设计合适的情报工具。目前，亟需打破不同系统间的数据壁垒，广泛收集各方面信息，增强信息收集力度。不仅注重收集病例数据，还应注意收集基础公共卫生设施的运行状况，强调医院运营数据的收集，以用于公共卫生目的[16]。通过与其他部门合作，进行互联网信息监测，发现潜在风险。例如，Google在2008年推出了Google流感趋势(GoogleFluTrends,GFT)的工具，根据汇总的搜索数据进而实现对全球流感疫情的实时评估。GFT建立在“搜索关键词能够反映用户的实际需要”的基础之上，只要用户搜索了与流感相关的关键词，如体温计、流感症状等，GFT就会据此开展跟踪分析，汇总有关数据。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监测方式虽然能够被证实与真实的流感情况有一定的出入，但作为防患于未然的手段，其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面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当合理调配各种资源，服务于疫情防控大局，如协调引导部分企业转型制造紧缺医疗物资、在相关标准对接的前提下将出口产品转供国内市场、引入传统中医诊疗方式等，这也是我国在应对本次疫情过程中体现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针对第三个问题，已经开发并投入使用的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在基层应用不够广泛，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以下原因：首先，基层公共卫生负担过重，基层公共卫生从业者压力过大。其次，系统可用性和易学习性、自学习性差，不便于开展工作。最后，应急机制不健全，不同隶属关系的医疗机构之间缺乏协调，危机处理后的经验不能有效保留，某些工作成效也难以保持、延续和巩固[17]。因此，应当帮助基层公共卫生机构和从业者甩掉包袱，把更多精力放到开展公共卫生工作中去，要从体制上为基层公共卫生从业者减负。结合英国经验，要注重建立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将公共卫生医师准入各环节的管理机构相分离，建立统一的公共卫生医师行业职业标准与范围，为公共卫生医师搭建完整的职业规划与薪酬激励[18]。要提高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系统的易用性，实现系统易用与临床使用的相互促进。整合情报资源，形成存储资源池、网络资源池、计算资源池和情报资源池，方便使用和调整[19]。通过技术手段或建立沟通机制，为不同隶属关系的医疗机构畅通沟通渠道，健全应急机制，坚持在本次抗击疫情过程中形成的有益经验，如通过行政命令跨层级调配优质医疗资源用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对等。

3.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监测体系公共卫生监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180年埃及的首次流行病，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70年)创造了流行病和流行病术语，JohnGraunt(1620-1674年)进行了系统的数据分析，SamuelPepys(1633-1703年)开始了流行病现场调查，JohnSnow(1813—1858年)将数据与干预相关联，AlexanderLangmuir(1910―1993年)给出了监视的第一个全面定义[20]。在英国的公共卫生系统中，PHE承担了监测职能，DHSC则通过一系列政策文件(如2012年发布的TowardsaPublicHealthSurveilanceStrategyforEngland和2017年发布的PublicHealthEngland：approachtosur­veillance)阐述了PHE开展公共卫生监测的愿景、理由和计划。参考PHE，我国可进一步完善以各级疾病控制中心为核心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监测体系，涵盖数据的收集、存储、传输、整理、分析和传播全过程，产出一定的情报成果，即可供决策用的情报信息，发出预警信息，并辅助开展应急决策、根据预案制定行动计划和有限度地向社会公众进行信息公开。

我国的公共卫生监测在2003年底即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1]。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监测体系，有必要整合现有的系统资源，从而为开发具有集合功能的情报信息系统奠定基础，并最终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赋能。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域自然和人文差异巨大，要考虑到不同地域的不同需求，反映不同的战略目标。要注重信息保护，将对内使用和对外发布的信息区别开来，制定符合行业要求的安全措施与标准，确保质量和符合伦理要求，如在制定政策方面，英国采取了设立特别机构(NICE)以确定优先事项和监测成果的做法[22]。引入适当工具和先进方法，如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信息分析的过程中，利用信息抽取的方法实现突发事件信息的自动化抽取可以有效地为人工抽取提供辅助，从而为后续构建突发事件案例库提供基础性准备，也可以为突发事件应急决策快速响应提供重要的数据保证和决策依据[23]。情报信息最终服务于情报决策，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的特殊之处就在于“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面前，涉及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都会受到影响。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披露不准确会影响后续的决策环节，而披露不及时或不准确则在很大程度上会切实影响到民众的身体健康，因此信息公开需要及时准确。此外，还要向公众提供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专业知识[24]，增强信息透明度。

实施监测旨在及时发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我国过去的公共卫生监测注重自然灾害(如洪涝灾害)和特定疾病(如结核病)的监测，并建立了专门的报告管理系统，但缺乏对新流行未知疾病的监测和预警，后续的决策处置环节更是因此迟滞。针对这样的情况，应当在整合现有系统资源的基础上，形成更加全面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报告系统和预警系统;实施动态管理和全天候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监测，动态更新应急预案[25];不断探索协同化路径，促进情报体系的多主体联动[26]。

五、结语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群体性、严重性等特征，这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不断完善这一体系至关重要。本文从介绍我国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入手，辩证地吸收英国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成果，提出了我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情报体系的构建建议，最终形成社会参与、体系高效、监测有效的情报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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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浩 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