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摘 要] 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关键词] 个体道德力;社会法治;法治人才;法治实践;守法道德
[
On Function of Individual Moral Power
over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ule of Law
HU Bi-cheng1，OUYANG Peng2
（1.Education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2.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Key words： individual moral power; social rule of law; legal talent; rule of law practice; law-abiding ethics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亦是一个关涉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等的系统工程。法治建设既需要国家、政府从宏观层面高度重视，也需要每一位公民切实、充分地参与其中。公民的个体道德力对社会法治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意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足以凸显：公民的道德素质、法治素养提升，对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坚持厉行法治意义重大。唯有增强公民的个体道德力，全面提升、充分发挥个体道德力对社会法治建设的有效助推功用，“社会法治建设”这艘航船方能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一 道德力及个体道德力的基本内涵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提出“德性就是一种道德力量”的著名命题，并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中指出：“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1]。从这层意蕴上理解，“道德力量”就是一种道德力，是约束、规范、引导人之言行并调节人与自身、他人、社会、自然之关系的力量或法则，是主体活动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换言之，道德力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将社会的行为准则或规范、事物的客观规律内化（认知和领悟）后，再外显出来对自身和他人施加影响（如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以自我言行对他者施加影响）的能力或作用力。就此，有学者认为：道德力主要由主体的道德修养能力、道德实践能力、道德影响能力、道德选择能力、道德创造能力构成 [2]。如果就单个道德主体来论，这种道德力就构成了个体道德力。
因此，个体道德力由以下方面构成：其一，自制力（自律力）。个体道德的基本特征是指向自我的，道德力是建立在人的实践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存在）基础上的自我立法，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自我主宰、自我制约，它使主体克服那些因爱好、欲望以及一切基于非理性冲动而产生的不良动机，摆脱感性本能的束缚而依定言命令（即道德法则）行事 [3]。换言之，它是个体对自身言与行的把控。一个人要求自己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如何说，该怎么做等，都是道德力在个体身上的体现。
其二，感召力（渗透力）。个体的优良品行、崇高人格，通过言传身教、循循善诱的启迪性引导，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的榜样型敦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他律”式滋养，可以吸引人、影响人、感化人，从而涤浊扬清、顿起沉疴、成风化人，构建天朗气清的道德生态。在人与人的实际交往中，若人人都白水鉴心、清澈如鉴，都秉持“他让我一寸，我让他一尺”的高风亮节，都仰慕和推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高山景行之德，都坚定不移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中华文明就必将谱写辉煌灿烂的新篇章。
其三，生产力（创造力）。“德者，内得于己，外得于人” [4]。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主义道德的推动生效，最终要落实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道德价值体认和道德规范遵守实践上来。“这种因果联动的实现关键就在于能够将道德精神的内生动力外化于人们的价值行为选择与道德操守坚持” [5]。人类在改造世界的生产活动中，须依托道德力来处理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人们内化道德规范并将其外铄于行的践履能力。虽然有时这种生产力是潜在的、间接的，具有很大的隐秘性及对未来的预测性，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构成了社会文明进程中的推动力。道德力因而成为社会发展的“推进器”、文明冲突的“黏合剂”、公民言行的“風向标”。本研究就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以及新时代如何强化这一功用展开探讨。
二 个体道德力于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法治，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 [6]。社会法治建设，就治理的主体、对象、行为来说，主要涉及法治系统的立法、司法、执法活动和全体公民的守法行为等。就立法来谈，道德是立法活动的价值基础;同时，道德因其具有评价法律内容、价值（如判定法的合理性、合情性，指出法为善法或恶法）的“标尺”功能而成为立法活动的关键导向。就司法而论，司法主体的道德素质对于法律的适用、司法公正的保障、法律尊严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就守法而言，如果说立法伦理主要是解决良法之构建问题的话，那么守法伦理主要是解决良法的价值实现问题 [7]。换言之，公民的守法道德直接关系到法治目标的实现，法律的“他律”功能只有充分转化为公民的道德“自律”力量，才能发挥出最符合社会期望的法治功效。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们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行法治” [8]。是以，个体道德力在社会法治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
首先，个体道德力有利于法治文化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中国主流文化的重要内容，法治文化建设是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国家或地区法治，如果不依托文化建设来巩固、定型，就不可能实现长足、可持续的发展。法治文化是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国家体制机制和权力运行方式、重塑国民思维与行为模式的基础要件和精神力量。要理解法治文化的内涵，首先要明晰法律的人文属性和道德意义。因为，“法律不仅仅是事实，它也是一种观念或概念，此外，它还是一种价值尺度。它不可避免地具有智识的和道德的方面” [9]。其次，法治文化强调：优良秩序的主体基础是理性的制度而不是人。这本身蕴含着一种价值论的法律观，也即强调法律是实现和保障所有人权益的手段，而不是保障某个统治者意志的手段 [10]。
个体道德力对法治文化的弘扬起着不可替代的助推作用。首先，个体道德力推动公民法治思维、法治生活方式的社会化。尽管历史事实和实践经验表明，实施法治在某些时候需要诉诸强制力，但“强制力只与那些保证社会安定而必须对之实行强制的人有关。大部分公民都自愿接受法律的指导，将法律作为其行为的准则” [11]。可以说，秩序的真正生命力源自每一个公民内心的良知。因此，法律的践行和信守离不开个体道德力的参与和支撑。其次，个体道德力有利于公民对“法的精神”的认知与践行。“法的精神”涉及法律与法治的内容、意涵、价值、缘由、目的等，它彰显法律与法治的合理性、客观性、正当性、适切性，阐释法律与法治“是何、为何、如何”，让人们对法律与法治有更深刻的认知、认可、认同，因而是法律与法治的“灵魂”。在弘扬法治文化的过程中，“精神”体认比“制度”规范更显重要。由于法律是基本的、特殊的道德，个体道德力对于敦促公民深入理解领悟、认真贯彻落实“法的精神”大有裨益。
其次，个体道德力有益于法治人才培养。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法治人才培育是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目标的有力保障和必要支撑。科学立法、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全民守法、法律的适用和法律尊严的维护，都离不开一支卓越的、高素质的法治人才队伍。而优质杰出的法治人才之培养，又离不开道德教育（包括通识意义上的道德教育，以及法学教育、普法教育中的道德教育）。正如《论语》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个体道德力的创生、培育和发展，就是法学教育之“本”、之“道”。唯有立德方可培育好法治人才，只有凝聚个体道德力方能成就社会法治。另外，从广义上说，法治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公民，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与“加大全民普法力度” [12]异辞同义。换言之，当全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得到了充分改善，当人们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获得显著提高，欲提升人们的作为基本道德内容的法治素养，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具体说来，个体道德力主要在以下几方面有益于法治人才培养。第一，个体道德力是新时代合格法治人才的必备能力。德才兼备、法德兼修是新时代对法治人才的要求，他们除了拥有特定的法学知识、开阔的法律视角、足够的审慎判断力与理性思维，更要拥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必要的社会良知 [13]。第二，个体道德力推进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改革。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务工作者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如坚持正义、追求真理、坚守法律信仰、弘扬法律精神、捍卫法律权威等）。个体道德力因其固有的调节功能、导向功能、标尺功能、规范功能，而有益于提高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质量、优化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改革方式;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则在对学生个人道德力的培育、凝聚过程中，不断改善其教育效果。第三，个体道德力有助于法学教育有效性的提高。法律是人之行为的外在规范和指导，道德是人内在的良知和自律，道德力敦促人们从内心深处认知、信任、尊重法律，同时让他们学会自觉地、辩证地、对比地运用道德和法律两把标尺来衡量、评判个体行为，进而充分保障法学教育的实效。
再次，个体道德力有助于法治体系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包含了立法体系、执法体系、司法体系、守法体系和法律监督体系的庞大系统（体现了六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有机统一，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制度的有机统一，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有机统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价值、规范、实践”的有机统一）。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构建新时代法治体系的根本任务，也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动态的法治治理体系不同于静态的法律规范体系，它除了内容全方位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还更能凸显出对法治理论建构、法律方法运用、法治方式实施、法治思维培养的充分重视。
個体道德力是法治体系建设与完善的手段和目的。其一，法律的内容以道德为基础，法律的规范性、科学性、合理性依靠道德准绳进行衡量和评价;立法之“凝聚社会共识、调整利益分配”之功能的发挥依托道德的调节作用。因此，道德力成为法律规范体系生成的“助推器”。其二，在法治的实施过程中，司法者运用法律的能力（能否司法公正、法律适用、量刑适当），执法者执行法律的技巧、方式和水平，被执法者对于执法意蕴的理解以及他（她）能否在其中获得有效的教育和进益（执法的主要目的是教育而非惩罚），以及以上三者能否在法治实施过程中充分彰显法律精神、维护法律尊严，皆倚赖于个体道德力切实参与其中。其三，个体道德力敦促法治监督工作者兼具公德和私德，精确把握法务工作者“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之要求的要义，严格履行监督职责，而非丧失法律道德，罔顾国家和人民利益，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视而不见。其四，就“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而言，由于“党纪严于国法”，党内法规体系的构建对党员道德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最后，个体道德力有功于法治实践深化。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绝知此事要躬行”，法治实践是依法治国大业之举足轻重的“七寸”。立法若非出于实践、若不能立足国情，就会如沙上建塔、如空中楼阁，不能适切地解决国家治理的实际问题。同时，立法是否科学、所立之法是可圈可点还是乏善可陈、是良法还是恶法，都得依托于实践的检验现评价。司法若不能有针对性地着眼于实际案件，只知抱令守律、照本宣科，法律适用、司法公正就会流于形式、流于肤浅。这也即某些国家广泛采用判例法且允许法官在一定程度上“自由裁量”（不仅适用法律，有时还创造法律）的原因。而执法、守法、法治监督，本身就是法律在现实中的运用和践行过程，若不能合法、究理、酌情，甚至知法犯法、徇私枉法、知行不一，就全然违背了法治建设的初衷。另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和法学研究若不能立足现状、着眼实际、学以致用，使得法学教研成为“文章写给写文章的人看”的自闭、自洽的文化活动，就完全背离了法治之本原本真目的。总之，法治唯有深入实践，才能切实发挥其对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市场运行、文化繁荣的助推和调适作用。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个体道德力如何致力于推进法治实践深化？首先，基于实践的科学立法需以道德为基准。由于法律是最基础的道德，科学的立法应以国民素质和道德水平为依据（在此基础上发挥法律的指引、教育、评价功能），相较于国民整体道德水平太高或太低的法律规范，既不符合国情，也无法切合人民的实际需求。其次，基于实践的公正司法须以道德为价值参考。即使法律条文语义明确、不偏不倚，但时代是变化的，每一个司法案例各不相同，道德力会敦促司法主体视实际情况让法律“活起来”。尽管法文无情，但法外有情、有德，契合实际的司法既要维护公平正义，又要经得起道德审判，要努力把人心判暖。这也即“于欢案”、“卢荣新案”终被改判的原因之一。再次，严格执法、全民守法并非胶柱鼓瑟地执行、遵守法律条文，而是执法者（公民）的个体道德力（良知）和法律规范在实践中的融贯与互通。最后，道德力推动法学教研与实践接轨。“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时代的法学教研离不开对新形势的适应、对新要求的落实以及对新情况的研判。法学相比于其它某些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优势在于，它通过道德中介与人们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可见，道德力在其中发挥的桥梁作用，很好地规避了人们对于所学所知与所践所行之间的淡漠感与距离感，进而使得法学教研更加务实。
三 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进路选择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良法的生成与实施（以及法治文化的弘扬、法治精神的彰显），都离不开个体道德力的推动与保障作用。正如哈特所言：“任何社会或时代的法律发展，都会受到特定社会群体里约定俗成的道德和理想的深远影响” [14]。历史也早已表明，道德与法治若能共谋发展、彼此借力，就定能收获卓有成效的社会治理效果。如我国古代儒法合流就是生动实例。反之，法律若与道德分离——或仅从法律本身来寻找正当性，或在创造、确立、变革法律内容时缺乏了道德标尺，人们便难以长期遵守和服从。这也就与“良法善治”的目的背道而驰。事实上，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提升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的助推作用，当为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
（一）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
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非随心所欲地创造，并非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 [15]。法律源于道德母亲的孕育，源于道德文化的丰厚滋养，源于对人类道德文明的吸收借鉴，源于人民群众的自主实践。它是从道德的历史深处走出来的。先有公民道德的社会基础，才有法治的社会秩序。因此，“民众的政府及其法律必然依赖于某种先于国家和人为法律而存在的基本道德秩序” [16]。只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大力弘扬法的时代精神，才能让立法过程规避“法律纸面化”、“法治表面化”的困境和误区，才能全面杜绝“立法与道德环境、文化生态、国情、时代脱节”之可能，才能让个体道德力成为所立之法的推力、动力、牵引力，而非阻力。
“人类社会生活的两大基本领域即经济和伦理” [17]，立法过程作为人类基本行为规则的设计过程，它显然会对经济关系和伦理价值有所反映。相较而言，虽然经济关系具有基础性质和最终决定作用，但与伦理价值同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必然将伦理价值的影响体现得更直接、更显著。法律只有体现、反映一定的伦理价值取向和道德要求，才能获得普遍的社会认同、服从和遵守，进而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社会关系中的“活的规则”。反之，离开了社会成员对法律规范之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道德认同，法律就将受到个体道德力的抵制和反推，或变得“寸步难行”、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或成为独裁者任意专权的工具。正如有研究表明：“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所有重大社会斗争和改革运动都是高举正义大旗反对实在法中某些被认为需要纠正的不公正规定的” [18]。由此可见，立法在价值层面服从道德评判和伦理价值导向，是由法律的基本属性决定的，也是法律得以存续并产生实际效用的必要前提。
（二）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
就司法而言，“一次错误的判决，有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污染的是水流，而错误的判决污染的却是水源” [19]。执法亦如此。法官审理案件或执法工作者执法，既依赖于他们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也倚赖于他们在行使司法执法权时的个体道德力（自律力）。首先，司法执法必须坚持法治原则和法理依据，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其次，司法执法应彰显“法的精神”，通过审案、判案、执法过程，将伦理价值、法律精义引入、注入到司法执法的具体活动之中，提升法律的公信力，筑牢法律的道德性基础。在具体司法执法环节中，既要依法办公，又要入情入理，消解对抗情绪，让当事人能胜败皆服、甘愿受罚、案结事了。换言之，应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注重司法执法的法律效力和公民道德力的统一。再次，就司法执法实践而论，当拓宽公民有序参与司法执法活动的路径，尽可能地促成司法执法主体多元化、多样化，让公众深入了解司法执法的运作机理。如此，一是使司法执法更透明、公正，二是让司法执法更贴近生活、契合现实，聆听群众的“道德话语”，依靠群众的“道德助力”，从而更能充分地、适切地满足人们的法律需求。
当然，沟通机制之构建、“道德话语”之“諦听”，皆对当下司法执法工作者的道德力提出了较高要求。一方面，司法执法人员必须通过个体化的智性努力，尽最大可能扭转当下中国司法执法技术与司法执法道德之间的“背反”，拉近转型时期中国司法执法在“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在政治目标与法治伦理、社会秩序和司法执法原则、社会文化风尚与司法执法实践、民众的个体道德力与司法执法的内在要求之间的匹配联动融贯机制之建构形成上有所作为。这其实也意味着，在日常司法执法实践中，工作人员必须努力穿行于现行制度的结构性夹缝之中，必须多次往返于法律系统与日常生活世界、司法知识与道德常识、情—德—法之间，从而有效联结法律系统与日常生活世界，开启一个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暂时性空间，进而为法律知识和道德思想之间的沟通对话营造一个“理想的交谈情境”，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积极展开平等而友好的交流合作提供一个具有法学功能的、开放性的“公共领域”，以及为司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之间的自由商谈提供一个“情—德—法”互动共融的空间 [20]。反之，若司法执法人员的个体道德力（具体表现为法律道德、职业道德、公共道德）缺失，在司法执法实践中对“道德话语”置若罔闻，就会令司法执法机制发生功能障碍，导致法律成为“一纸空文”，也即污染了法治“水源”。
但是，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重视司法执法实践中的“道德话语”，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注意：第一，不可让法律与道德力在价值层面的逻辑关系延伸到规范层面。现代社会之所以强调依法治国，就是因为法律的普适性评价标准，可以对社会中多元复杂的利益关系，起到有效的调节和规制作用。如果他律刚性的、外在理性的、统一化的国法，附庸乃至让位于自律弹性的、内在主观的、多元化、个性化的道德力，国法的效用、权威、预测力、强制力、教育力、评价力就会遭到削弱和损害。第二，法律的迟滞性不可用道德力的灵活性去补充。法律所具有的迟滞性使它常常落后于生产关系的发展，但这只能通过及时的立法修正来解决，不能用道德伦理去“补充”甚至替代法律。否则，就会为道德任意取代国法、拒斥法律权威提供可乘之机，进而致使法律名存实亡。如果说恪守法律“僵死教条”是一种“危险”、可能导致对个别司法执法事件之处理有失公允，那么它也是以较小“危险”去消除更大“危机”的当然选择和必须付出的有意义的代价 [21]。
（三）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道：“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行法治” [22]。可见，守法是法治建设的“重头戏”，它直接关涉法律的价值实现。而普法，是守法的第一步。“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是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指导思想。全民普法并非只是政府的一项工作，也非通过“普及文化、扫除文盲”那般方式来扫除“法盲”，更非简单地把从国外“舶来”的法律知识和守法理念在本土推广普及。换言之，“普法”不是一辆发送法律知识的运输车，也不是一个旨在确立支配性关系的权力媒介，它是一条“法治生活”的生产线，是中国法治的实际运作方式，它贯穿了法治这一商品在中国社会从设计、生产到出售、消费的整个流程 [23]。质言之，普法过程虽然的确是人们普及法律知识、意识和价值的过程，但“扫盲”不是普法的最主要目的。普法非但要让民众认知法律的“庐山真面目”，更重要的是要将民众带入一种新的法治生活方式之中，造就个体公民与法治之间的最亲密接触，并将人们的生老病死、利害荣辱与法律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也就向公民普及了法的价值、精神，培养了人的守法道德力。
守法，首先，不应只是消极地、被动地、流于形式地遵守法律，而当是积极地、主动地、实质性地参与到法治建设、法治生活中来。正如日本著名法学家川岛武宜所言：“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离开了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 [24]。把守法之积极性、主动性要求，内化为一种自律自觉规范言行的道德力、恪守法律义务的道德力、捍衛法律尊严的道德力，意味着公民不再将法律视为外在的强制手段，而将其视作个人和社会理想价值实现的必由之路。
其次，要敦促公民积极主张、维护自身的法定权利。法律不仅是对公民义务的明文规定，也是对公民权利的充分保障。“法治化”不仅体现在公民对法律义务的恪守，而且表征为公民法定权利的有效维护和充分实现。纵观法治之发展史，法治进程就是人们的权利实现不断制度化的过程，也即社会主体的价值逐渐得到弘扬与确证的过程。是以，公民的守法道德力，不仅表现在对法定义务的积极履行，也表现在对自身法定权利的正确主张和争取。一言以蔽之，追求自身法定权利的实现也是公民应尽的道德义务。只有懂得依法维护和行使自身权利的人，才有可能尊重他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因此，公民权利意识的确立及权利行使、维护方式之科学性、合法性的提升，关乎“法治国家”之理想的实现程度和水平，也正成为公民守法道德发展所追求的境界 [25]。
再次，要致力于培养和发展公民的守法理性。提升公民的守法道德力，首先要致力于培养和发展公民的守法理性。如果公民缺乏对法律的认同，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守法行为就失去了内在依据，进而影响到守法行为的实际效果。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既知道“怎么做”，还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的主体行为，才能更契合法治精神的要求。这是因为，人是具有自由理性和主体精神的高级动物，“他们即使在为生命而斗争的时候，也是在他们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才斗争得最卖力气” [26]。
最后，加强针对特定群体的守法道德力培育。推进社会法治建设，应尤其注重针对特定群体的守法道德力培育。特定人群通常面临“生活中某些因素与守法道德冲突、碰撞”之难题，如：困境人群遭遇生存与道德的矛盾、经营者面临守法经营与违法牟利的选择、劳动者碰到劳动光荣与非法致富的取舍难题等。对于此类问题，有关方面应及时地、适切地采取举措，全面杜绝特定群体可能出现的守法道德滑坡端倪。
（四）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 [27]。法治人才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之培育，法学教研中知识普及、理论研究与价值体认之统筹兼顾，成为法治建设的关键方面。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作为重要的德性力量，是个体道德力之不可或缺的内容。法学家孙晓楼指出：“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才可以认识并且改善法律;一定要有社会的常识，才可以合于时宜地运用法律;一定要有法律的道德，才有资格来执行法律”，“一个人的人格或道德若是不好，那么他的学问或技术愈高，愈会损害社会。学法律的人若是没有人格或道德，那么他的法学愈精，愈会玩弄法律，作奸犯科” [28]。公平、正义的实现，是法律的道德价值归属，也是法治建设的核心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格外依赖、依托于法律人的职业道德素养这一主观因素。“如果因为不道德的法官或道德败坏的律师们而得不到公平的执行，就算拥有正义的法律也是没有用的” [29]。因此，以职业特征为主导、以道德认知为目的、以法律信仰为核心、以责任伦理为基础的大学生法律职业道德的培养，就成为了法学教育不可或缺的使命 [30]。目前我国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主要存在培养目标不清、教育内容空洞、教学方法低效、教学形式单调、师资力量薄弱、课程设置不合理、考核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学生对法律职业伦理知识的掌握，是学生提高个体道德力（包括道德评价能力、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冲突的处理能力）的前提。学生只有从实质上理解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原则，明晰法律职业操守的评价标准，才可能充分将其内化为个人的心性品德和行为习惯，并落实到具体实践之中。
针对法治人才的道德培育，首先应该注重法律职业道德相关课程的开设。在开设课程时，要充分重视、全面提升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地位，要将道德教育融贯于整个法学专业教育之中（而非仅在思想政治教育、法理学、法哲学或部分选修课中才有所体现）。课程应涵括法律职业道德规范普及与学生个体道德品质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其次，重视教材编写，转变教学理念，创新教育方法，提升教育质量和效率。教材是师生教与学的主要依据和参考，是法学教育能否得到良好实施和发展的基础。能针对性地向学生普及清晰、丰富、系统、权威、切合实际、与法学专业知识密切勾连的法律职业道德知识的教材不可或缺。另外，法律职业道德的特殊属性决定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应当有其独特的教育方法，为学生将道德认知逐渐深化为道德判断力和推理力提供依据和支持，最终促进学生道德人格养成 [31]。高效的教学方法能充分统一教师的引导作用和学生的主动性。创新教学模式，优化教学内容，采用多元教学方法（如：讨论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诊所教学法、实践教学法等），能有效促进学生对职业道德知识的认同、认知和内化。同时，应充分借鉴外国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优秀经验，构建符合我国高校法学实际的课内课外教学体系。
再次，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目前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师资力量还很薄弱，法律職业道德教育工作岗位上的教师，接受过专门培训的人数比例还很低。从质量、数量方位着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既要注重对未来师资的培育，又要强调现有师资职业道德教育能力的提升。具体可通过强化学校相关培训和敦促教师自主提高相结合的方式，来妥善推进师资队伍建设。
最后，充分发挥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对于法律道德教育的引领作用。职业资格考试是法学教研的“指挥棒”，其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务实性。因此，采取切实可行的方略，科学调整考试的内容和方式（譬如加大职业资格考试中法律职业道德部分的权重：适当提高法律职业道德考核在考试中的分值，参考宪法、法理学等科目在考试中的比重，并相应地提高相关内容的考核难度 [32]），有效促进职业资格考试与法学教研的有机结合。
（五）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将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是社会法治建设对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客观要求。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的功能和目的并不等同，我们必须妥善把握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手改善德育效果（以更好地发展个体道德力），一手提高普法力度（以更好地提升个体法律素养），“发掘”个体道德力之于个体法律素养提升的助力作用，实现道德手段和法律手段相辅相成、道德教育和普法教育相得益彰。近年来，有关方面日趋意识到培养道德践履者是推进社会法治建设的关键，也越发重视对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之“功能互补性质”的充分利用，并采取了系列措施以促进其互补相融，如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高校的必修课程开设。然而，相关工作的力度还需加强，质量还有待 提高。
本研究强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紧密结合、携手共进，是因为：其一，道德教育能为普法教育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 [33]，人们只有在道德认知与道德情感的共同作用下，才能牢固树立和充分强化法治信仰。而法治信仰是指对法治所蕴含之精神、理念、价值的高度认同，它能敦促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以法治观念、法律知识指导和规范自身言行。道德教育之根本使命“是为了使受教育者成为有德之人” [34]，它是培养人之道德力的活动，也即“塑造”人之道德思维、道德判断、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活动，它将外在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生成力和道德践履能力，这种道德生成力及践履能力无论对于学校普法教育还是对于社会法治建设都大有裨益。其二，法律即为制度的品德，它为个体的道德选择铺设制度性、结构性前提。“一个公正的社会体制比一火车皮的宣传教化更易于催发人们对善的信念和良知，一个合理的权力结构比道德一统、思想钳制更可能引领人们向善的追求和感悟，一个缜密而正当的程序机制比全面推行的道德强制更能够造就普遍良善的道德生活” [35]。其三，道德和法律可以相互转化。由于道德和法律都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道德和法律的“规范”将发生双向“流动”。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36]。以德树心，以法塑身，当成为新时代法治公民的德法兼修之道。首先，充分融合、重构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的价值意蕴。尽管表现方式大相径庭，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之内涵、价值及目的却有着高度一致性。普法教育以“孰可为、孰不可为”之准则与规范为教育重点，道德教育则助力学生明晰“何为善、何以为善”。是以，虽然道德教育的方式不能是“普法式”的（否则就成了说教），但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的思想意蕴、精神实质与价值追求却必须是融通的：普法需要德育为其提供价值解释和理论依据，德育则需依靠普法教育将道德标准细化、量化、具体化。
其次，扎实深入推进课程体系改革，有效引领“德”“法”教育内涵式发展。现在的“道德教育、普法教育”一体化课程体系多存在如课程课时不足、课程数量不够、课程质量不高、“德”“法”内容融合不够充分、实践环节明显欠缺、课程未得到充分重视（甚至流于形式）之类问题。积极营造课改氛围、严格执行课程计划、系统优化教学设计、大力推动“德”“法”融合实践创新等，是有关方面在解决上述课程体系之问题时所应提纲挈领之事。
最后，精心打造“德”“法”并茂的校园文化，全面发掘“人格之治”与“法规之治” [37]的动能与势能。以培养道德践履者为目的的道德教育是“塑造”人之道德思维、道德判断、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活动，它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教育过程，而非一蹴而就的简单事宜。因此，除了理论的学习与实践的锤炼之外，还应充分利用校园文化熏陶、渐染与陶冶之功能——创造能愉悦和润泽人心灵的、促进生命成长的、增加生命内涵并最终提升个体道德力的道德环境和法治文化生态。此外，在学校治理的过程中，治理者当厘清“人格之治”
教育“人格之治”是与教育“德治”相关的概念，其主要突出两个方面：其一是尊重师生的主体地位、敦促师生共同参与治理;其二是以追求师生人性（含德性）的完满发展，也即回归教育的本质——使人性臻于完善为目的。“人格之治”是个体道德力得以培育、锤炼、强化和发挥功用的有效途径。 与“法规之治”的关系及其各自职能，充分发挥个体道德力在解决校园“失德”、“违法”问题时的功用，构建现代学校“德”“法”兼治的育人生态。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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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弼成 欧阳鹏
《安全生产法》修订实施以来，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颁布以来，安全生产法治化建设驶入快车道。本文在国家、省、市大力推进安全生产依法治理的背景下，详细阐述了港口铁路企业结合自身特点，不断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自觉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要通过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七进”活动，建立日检查、周报告、月调度常态化机制，实施“假设式”监督检查等，实现了安全生产“闭环管理”，多措并举保障了企业经营发展安全稳定。
一、公司简介
T公司是某港口铁路公司，主要从事港内和周边企业货车取送以及进出港货车交接等铁路集疏运业务，是连接港口水陆货物运输的桥梁和纽带，是港口运输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转运货种包括矿石、油品、粮食、钢铁、煤炭等大宗散货以及集装箱和部分杂货等。
二、实施背景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监管、防范措施不到位造成了无数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近年来，T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取得有效进展，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实现违章违纪行为总数和危害性“双下降”，生产安全事故得到有效控制。然而，港口铁路调车作业点多线长面广、人员分散流动性大的生产特点没有改变，良好的行为习惯尚未养成，习惯性违章的痼疾尚未根治，现场环境复杂、自然条件恶劣的固有风险仍然存在。
当前，全国范围内港口改革和整合进程加快，面临新一轮重要发展机遇期，巨大的发展压力要求港口铁路提供安全优质的运输服务保障。国家对安全生产的管理日趋规范、更加严格，社会对安全生产的关注更多，人民对安全生产的期待更高，安全管理的手段更加专业，安全防范的对象更加多样，这也将是安全生产工作在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新常态。
2014年新《安全生产法》颁布实施，提出了“三个必须”，即“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2017年，省市安全生产条例等地方法规相继出台，对此，铁路公司正视现状、主动出击，“党政工团齐上阵、工作分工不分家”，采取综合管理举措，把法治理念贯穿到安全生产全过程， 形成了“一岗双责、党政同责、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大幅提高。
三、实施过程
1.实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全民守法是法治中国的根基，遵章守纪是依法治安的基石;操作规程、规章制度、应急预案依法而定，其对于企业而言就是不可触碰的“底线”，公司抓住省、市安全生产条例颁布实施的有利契机，加强安全生产基础建设。
全面启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修订工作，实施全员培训考核并制成胸卡随身佩戴，分解、细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要明确了从公司领导到一线职工对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职业病防治、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职责;细化落实“三个必须”，明确了各职能部门监督指导本部门、本系统危险源管控及适用法规落实情况的职责;落实站段班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明确基层单位负责人审定隐患整改计划及安全措施的职责，包括安全工作总结汇报、安全防范措施、事故整改情况;完善员工安全生产权利义务，突出紧急避险权和正确分析、科学处置突发情况的职责，明确现场作业“手指、眼看、口述”安全确认的职责。
按照公司“安全生产奖惩实施办法”和“安全生产综合绩效考核制度”，组织各机关部门、单位签订“目标管理责任状”、全员签订“一岗双责”承诺书，进一步分解目标指标，做出“三大调整”，实现“四个结合”：将生产安全事故指标由安全部掌控，调整为由业务部、技术部分别掌控，提高业务、技术系统的奖励额度，安全部负责安全综合监管;考虑生产运量下降和安全保障措施提高，将生产安全事故指标总数下调，体现“持续改进”;将安全教育、安全确认制、安全责任区、HSE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纳入考核项，奖惩并重。将领导干部奖励、职工个人奖励与本单位日常工作、目标指标完成情况“四位一体”相结合，提高各级人员责任意识，调动落实岗位安全生产责任的主动性。
2.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七进”活动。按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各部门积极履行职责，形成安全生产合力，深入贯彻市港口局相关安全生产宣教通知，开展丰富宣传教育活动，汇集了安全生产“正能力”。
党委组织发行港铁报“安全月专刊”，鼓励各单位职工就安全生产的落实与执行书写感想，刊登在《港铁报》安全专版。为推进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增进内、外部信息沟通交流，助力创建“平安港口”，开通创建了公司安全生产微信公众号。该公众号旨在搭建便捷、实用的服务型安全生产新媒体平台，传播法治文化、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全员安全能力，推进依法治安。公众号自2015年创建以来，已发送法规解读、交通消防、生活安全、案例警示、安全文化、注安考試等12类余万条内容丰富、实用性强的图文、视频信息。
工会组织开展书法、绘画及摄影作品展。各基层单位组织职工上报安全生产主题相关的书法、绘画、摄影等文艺作品，优秀作品被制成展板，进行集中展示，同时组织对文艺作品进行评选，营造浓厚安全文化氛围。开展安全生产系列知识竞赛活动。
团委组织开展“平安港铁”主题平面设计大赛活动。公司团委组织团员青年进行创意“手绘报”制作及线上网络媒体页面设计大赛，充分展现公司军事化管理成果，反映职工现场作业实际，激发人人参与安全生产的正能量。开展安全改革发展主题宣教活动。公司团委组建“青年安全宣教小分队”，深入到基层班组和一线岗位，以视频、PPT、现场演示等形式为职工宣讲《意见》《条例》《双重预防机制》，介绍安全管理新理念、新思路，讲解生产生活中的安全知识、常识等，促进提升全员安全素质。
3.日检查周报告月调度机制。日检查。领导班子成员结合带班制度，每周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检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记录，安全部实施跟踪督办，及时联系责任部门、单位落实反馈，形成闭环。机关部门结合风险研判，针对研判危险作业及重点项目，每日对重点岗位、车间、班组以及重点设备设施进行监督检查;基层单位明确每日现场负责人，对重点作业及设备设施安全检查;安排现场添乘，能满足两人同时监控同一区域的，由两人同时监控;运用网络监控实时查看、回放倒查作业情况，纠正制止违章行为;每周开展一次电气设备全面检查，突出机车电气、大功率电气等重点设备，驻港单位等重点部位;班组、岗位每日进行上岗前自查，制定设备检查标准，班前填写研判记录，班组长对当班巡回检查情况进行写实记录。
周报告。基层单位动态统计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经核实后上报集团“隐患随手拍”微信平台，每周向公司安委办报告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月调度。基层单位每月召开安全工作会议，研究布置安全工作，分析历史同期、同工种、同岗位事故案例并完善措施，进行警示教育，形成会议纪要，每月工作总结专题汇报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公司每月召开工作例会，领导班子成员布置安全工作;召开月度安全工作例会，总结生产、交通、消防安全工作，通报公司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形成风险预警予以公示。
4.“假设式”检查有效控制习惯性违章。安全生产经历一段平稳时期后易出现波动，现场作业环境改善易使职工产生麻痹松懈情绪，公司历史上发生的事故主要是多个岗位的多重防范失效造成的。按岗位编制“假设式”检查项目清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分别开展“假设式”检查，验证职工作业标准是否执行到位，习惯性违章“负面清单”是否得到有效控制。公司“假设”检查发现的问题按违章处理，职工完成公司“假设”检查验证，按发现事故隐患予以奖励。
2019年公司级开展夜查29次，派出检查人员116人次，检查现场作业225项，设置“假设”9项，基层单位设置“假设”58项，作业人员及时发现“假设”62项，达到92%。对未能及时发现的，第一时间反馈至站段、班组，加强规章制度学习，对相关人员重点盯防、持续跟踪。其后不定期连续对四班进行强化检查，验证问题整改情况。
随着安全生产法治化进程稳步推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通过“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有序责任体系得以贯彻，铁路公司将主动适应新常态，建立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作者单位：大连港铁路公司)
作者：周玉
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求，大邑县遵循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规律，充分弘扬厚植于民间的道家和谐文化，依托社区基本单元，积极试点探索诉源治理“无讼社区”建设，筑牢矛盾纠纷化解“第一道防线”，构建以“党建为引领、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城乡社区“诉源治理”新机制，走出了一条符合大邑实际的诉源治理“无讼社区”建设路径。
构建“一核多元”城乡社区治理体系
强化党组织核心领导。在符合条件的居民小区、院落、林盘等基本单元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在符合条件的物业机构、社会组织、社会企业、集体经济等各类组织中建立党组织，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体系。提升党组织服务能力，推进社区网格“微治理”，完善党员联系住户机制，推行党员“社区夜话”、社区工作者“红马甲”、网格员“随手调”和“红袖套”巡视制度，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强化社区党组织在掌握动态、调处矛盾、化解风险中的核心引领作用。建立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全县76个社区（含涉农社区）党组织与驻区单位签订服务项目书214份，推动了驻区单位与社区共建共享。完善社区事务联席会议制度，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共同协商解决小区事务。
提升社区自治能力和水平。进一步优化完善“社区党组织领导，议事会决策、村（居）委会执行、监督委员会监督”基层治理机制，在小区、院落建立业主委员会、院委会，鼓励退休老干部、老党员和热心社区公益的“新五老”进入议事会或监事会，提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水平。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自组织和志愿者队伍等自治力量。引导居民充分讨论制定村规民约、小区公约、院落公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各类规则，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自律规范作用，沙渠东岳花苑社区形成“无讼公约十条”，安仁红星社区引导商家成立商家联盟公约，有效实现居民自我教育和管理。
鼓励社会多元协同参与。鼓励社会组织承接调解工作，充分利用社会组织贴近群众、专业水平高优势，牵头调处本行业、本区域矛盾纠纷，构建以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体、社会组织协同推进的新型调解体系。建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社区发展治理“六个一”制度，吸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社区纠纷调处。鼓励人民调解能手设立调解工作室，晋原街道芙蓉社区“王大爷调解室”、安仁和众社区“老吴调解室”、江镇“金秋调解室”等品牌调解室补充和协同作用凸显。
“五项举措”筑牢纠纷调解“第一道防线”
激活调解组织。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居）委会下设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负责村（社区）居民纠纷调解。针对该组织弱化现状，通过居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将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从兼职社区干部中剥离，组建由3～7人构成的专职调解委员会，由社区威望高、懂法律的“新五老”任主任和成员。选举产生的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明确了调解民间纠纷职能职责，有效激活纠纷调解最基层组织。
建强调解队伍。人民调解员重点从社区内热心公益、德高望重、有一定专业素养的居民骨干（如：退休干部、退休老教师、退伍军人、老法官）中选举产生或聘任社区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双报道的党员志愿者组成，优化调解员队伍，提升整体能力和素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调解员个案补贴标准，县财政预算从每年15万元增加到200万元。完善调解员值班、会商、报告等制度，推动成为制度健全、运行规范、充满活力的自治实体。
建好调解阵地。实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亲民化改造，设立社区“无讼空间”，整合矛盾纠纷调解室、心理工作室、“法律之家”“群众工作之家”，配备办公设备，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专业力量，植入成都市法院“和合智解”e调解在线解纷平台，畅通“诉调对接”四级平台，打造社区“1+N”综合调解平台，实现居民在社区即可接受多元、便捷的线上、线下解纷服务。
强化司法确认保障。对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以人民调解委员会名义出具调解协议书，审查后依法予以司法确认，赋于调解结果与法律文书同等效力和法律执行力。建立季督查制度，推行人民调解個案奖励，采取“以奖代补”形式。
畅通“诉非对接”渠道。在县法院、基层人民法庭、乡镇（街道）工作站、社区“无讼空间”设立“诉非对接”四级联网平台，对在社区“1+N”综合调解平台化解不了的矛盾纠纷，引导通过社区工作站“诉非对接”平台进入网上立案。
“三大支撑”助力基层纠纷调解实现“三化”
部门职能下沉助推纠纷调解专业化。推动部门力量下沉到社区，形成“社区呼叫、部门响应”联动快速调处机制，协调解决征地拆迁、安置房分配、物业管理、劳资纠纷等行业性矛盾纠纷，保护社区劳动者、未成年人、妇女儿童等合法权益。落实“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县法院向试点乡镇选派1名优秀法官，乡镇（街道）派出所、司法所、法律援助中心等法律资源下沉到试点村（社区），定向化解社区矛盾。县司法局深化“法律进社区”，开展法律进企业、进校园等“法律七进”活动，织密立体化普法网络。总结研判案件共性问题，开展巡回审批、以案说法活动，在社区滚动播放《一份人民调解书》等微电影，利用微信公众号等推送“无讼社区”典型案例，引领居民知法、守法、用法。
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助推纠纷调解精准化。依托县综治中心“信息中枢系统”，完善乡镇、社区综治中心建设，整合“9+X”网格化服务管理、网格员矛盾纠纷“随手调”信息，对各类纠纷适时分析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快速实现诉非分流。创新运用“雪亮工程+”，搭建“智慧社区”服务平台，通过人脸识别、行为分析等人工智能手段，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精神障碍人员等特殊人群监管，提高风险防控精确性。推进“智慧社区”与“天府市民云”对接，建立“天府市民云大邑特色门户”，为居民提供咨询辅导、诉求申请、调解及司法确认等远程在线服务。
“一校”助推纠纷调解队伍职业化。建立大邑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培训学校，将资深法官、金牌调解员、律师、心理咨询师纳入培训师资库，开设常见纠纷法律法规释疑、人民调解方法等16门课程，通过旁听庭审、社区现场教学和网络教学培训等方式，提高专兼职调解员、网格员化解矛盾的技巧和水平，提升调处成功率。
作者：中共大邑县委社治委
扬中市八桥镇党委、政府
(二0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尊敬的检查组各位领导：上午好!
在这秋风送爽、硕果累累的季节，镇江市法治建设检查组各位领导莅临我镇，对我镇法治建设进行检查指导。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八桥镇党委、八桥镇人民政府以及三万五千八桥人民，对各位领导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今年以来，我镇的法治工作以贯彻实施国务院《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为主线，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总纲，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紧紧围绕为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服务的宗旨，扎实开展法制工作，健全、完善部门行政执法责任制，积极开展依法行政工作，为全镇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快速、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保障。现在，我将今年以来我镇在法治建设上所做的工作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汇报的题目是：建设法治八桥，助推科学发展。
一、建设法治保障体系，形成法治八桥建设合力
第一，领导重视，对法治八桥建设的认识有新高度。对于法治建设，在我镇“三套班子”成员中，一度也曾有过模糊认识，有的认为，发展是第一要务，只要把经济发展抓好，其它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有的认为，法治工作是相关部门的事，党委、政府要集中精力办大事，这项工作交给有关部门就行了;还有的甚至觉得，法治建设无非就是多办几件案子，多抓几个人，社会自然就会安定下来。针对这些认识，我们多次组织“三套班子”成员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以及上级有关指示和文件，首先在领导班子内部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使重视、关心、支持法治建设成为每位领导的自觉行动。第二，组织健全，对法治八桥建设的部署有新调整。我们成立了以党政一把手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政府各办、所、站负责人为成员的法治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工作计划和实施意见，并精心组织，统筹安排法治八桥建设的各项举措。同时，我们还将法治工作与落实科学发展观主题活动相结合，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行政执法水平，努力增强执法公平性、公正性、合法性，坚持执法透明，积极建设为民、务实、清廉、高效型机关，全力推动“法治八桥、平安八桥、和谐八桥”的创建工作。第三，制度完善，对法治八桥建设的规章有创举。结合我镇工作实际和法治工作的整体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学习制度、岗位责任制、首问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和完善了管理和监督机制。严格监督检查，严肃责任追究。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提高团队凝聚力。在重大决策、重大事件上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讨论决定，有效地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执政水平，做到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不断激发干部队伍的整体活力。上半年，我镇在八桥镇江苏天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高强钢棒项目拆迁征地安置工作中，制订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确保项目工程顺利实施。
二、搭建法治惠民平台，展示法治八桥建设成果 我们加快了政法综治中心建设步伐，使法治惠民有了新平台。根据扬中市委、市政府“政法综治工作中心规范化建设达标率达到百分之百”的要求，今年年初，镇党委、政府就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对政法综治中心建设进行专题研究，并在年初召开的镇二届四次人代会上，把政法综治中心建设列入今年政府的十大民生工程之一。从6月份开始，中心建设由“议事日程”转为“办事日程”。在机关办公用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从方便群众的角度考虑，腾出了一楼北侧的会议室和广电站、村建办的办公室，请设计专家进行了精心设计，经过近3个月的紧张施工，一个整洁大方、宽敞明亮、布置合理、窗口齐全、设施先进的政法综治中心全面建成，并于9月初正式投入使用。新建成的中心实用面积500多平方米、投资150多万元，由综治、司法、信访、矛调、公安、村建、土管、劳保等部门组成，共有15名工作人员。中心运行一个多月来，整体效能作用发挥明显，群众办事程序大大减少，使“法制八桥、平安八桥、和谐八桥”建设跃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中心确立了“以和谐保平安、以稳定促发展”的工作思路，明确了“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方便群众”的工作宗旨，完善了“大防控”体系和“大调解”工作机制，制定了领导接访、带案下访等工作制度，全面推动社会管理重心下移。
镇政法综治中心建立后，针对过去曾经是信访大镇的历史背景，注重在化解老信访问题上下功夫，强化了老信访人群常态化管控机制。中心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化解老信访问题，为跨越发展创建和谐氛围。我镇的老信访问题主要涉及高利贷、事故赔偿、拆迁安置、历史遗留问题等几个方面。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中心采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涉及法律的问题法律解决”和“法律化操作、人性化处理”等办法，边排查边化解、挂牌督战、集中攻坚，形成了“老问题新解决、大问题法解决、急问题快解决”的局面。幸福村3组的两户邻居曾经因界址产生过纠纷，并已经法院判决。不久前的一天，有一方又用砖头把两户之间的通道堵了起来，双方风波又起，另一方准备到市政府上访。八桥镇政法综治中心得到这一信息，迅速组织综治、司法、信访、村建等部门的人员上门调解，最终通过多次反复的工作及方方面面的渠道和关系，平息了这起纠纷，制止了一起可能导致越级上访事件的发生。
我们落实了法治惠民的具体措施，让人民群众共享法治建设成果。重点开展“关爱民生法治行”活动。在环境保护、食品药品流通、卫生服务、弱势群体救助、企业经营管理领域以及职工维权等方面，寻找切口小、影响大、见效快的具体案例开展集中整治，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突出的问题，让法治建设成果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六月份上旬，镇劳保所还专门为失业人员和再就业人员举办了一场法律基础知识培训讲座。针对失业人员和再就业人员在就业过程中容易产生劳务纠纷的特点，讲座着重选择了《劳动合同法》、《工伤保险条例》等与劳动者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并辅以案例进行讲解和说明，得到了参加讲座人员的肯定。
我们注重发挥老法律工作者的作用，积极为广大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和服务。我镇有一批退休退职的老法律工作者，他们法律知识渊博，工作经验丰富，联系群众广泛，我们经常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相关活动，恳请他们发挥余热，协助我们做好法律宣传、民事纠纷调解等工作。原永胜镇的司法助理虞兴才退休10多年来，共受理并调处各类民事、经济纠纷400多起，帮助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400万元。将自己的余热无私地奉献给了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事业上。
三、营造法治宣传氛围，突出法治八桥建设主题
今年是“六五”普法的开局之年，为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制意识，领导干部发挥模范作用，坚持带头学法用法，利用每周四的学习时间，组织全体干部认真学习《宪法》、《公务员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积极参加市委有关部门组织的各项法律培训和法律法规考试，以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和运用法律能力。贯彻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镇政府正着手制定“六五”普法计划，牢固树立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根据上级政法、综治部门的统一部署，结合法治八桥建设的实际，六月份，我们创造性地开展了法治宣传月活动。在全镇进一步营造了学法、知法、守法的浓厚氛围。活动中，我们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法治宣传月活动计划，明确了活动的指导思想，突出了宣传主题和宣传重点，对宣传形式和宣传方式提出创新的工作要求。与此同时成立了由党委政法委员任组长、党委宣传统战委员朱文生任副组长，综治、法治、司法、派出所负责人组成的法治宣传月领导小组。各村(社区)、各相关单位也成立了工作班子，强化了对宣传月活动的组织领导，明确了工作责任，为创造性地开展法治宣传月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活动期间，我们一是利用各种会议进行宣传。党政联席会、综治委会议、各村充分利用6月份的党员活动日、村干部工作会议等对法治工作的重点、方针、策略以及我镇法治建设的目标等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较好地统一了广大党员干部对法治和稳定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利用广播、专栏、横幅等进行了宣传，镇广播开辟了法治宣传月自办节目，各村编辑了广播宣传稿，由村主要领导进行广播宣传，与此同时，各村(社区)、单位在宣传栏内张贴了宣传资料。全镇共拉宣传横幅22条，张贴宣传标语近千条。宣传标语覆盖全镇各个村民小组，使广大群众强烈地感受到综治宣传月的浓烈宣传氛围。三是印制了1.2万份《关于法治暨平安建设进万家的倡议书》，发放到全镇每一个农户家庭，倡议书对法治八桥建设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宣传，倡议全镇广大农户以及每个公民在积极参与法治八桥建设、学法、知法、懂法、守法、弘扬家庭美德、正确处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等8个方面积极行动起来，为建设“平安八桥”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聪明和才智。通过倡议书的发放宣传，真正使全镇广大党员干群明确了综治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为平安建设做贡献，广大党员干群都表示要从自身做起，从每个家庭做起，共同为平安建设做一份努力。四是开展了综治暨禁毒广场宣传活动，6月24日上午，镇综治办组织公安、司法、信访、禁毒办等相关人员在影剧院广场，开展了综治暨禁毒广场宣传活动，制作了禁毒宣传展牌、印制了综治平安建设、禁毒等三种宣传资料，全镇组织了近500名群众参加了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1500多份，活动收到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五是开展了法治文化书法展活动，镇综治办在全镇动员书法爱好者书写了50余幅关于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的书法作品，并进行了裱装，在影剧院广场进行了展出，有600多名群众参观了书法展，为了使书法展起到教育宣传的效果，我们将书法展到各村进行了巡回展出，大约有25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参观了书法展。此举不但创新了宣传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使广大群众接受了直观的教育，起到了最佳的宣传教育效果。六是各学校利用团队活动、主题班会等形式开展了综治宣传活动。除此之外，相关企业也在广大职工中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由于我们形式多样地开展了法治月宣传活动，真正使法治宣传达到了进社区、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家庭的“五进”要求。
各位领导，以上是我镇在法治八桥建设上的几点做法。与上级领导的要求、与法治八桥建设的目标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相比，我们的差距还很大。法制建设工作是一项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系统工程。我镇将常抓不懈，扎实工作。一是继续抓好《纲要》的学习宣传培训工作，全面理解、准确把握《纲要》及其配套制度，提高全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对贯彻执行《纲要》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和依法行政的责任感、紧迫感和自觉性;二是认真总结以往法治建设工作和依法行政工作地经验，在实践中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行政管理规律，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三是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法治建设和依法行政的辩证关系、加快推进与立足现实的关系、依法办事与高效便民的关系，充分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四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树立基层政府公正、文明、廉洁的良好形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开创我镇法治建设工作新局面。
我的汇报就到这里。不到之处，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强化农村法治建设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区司法局
2018年9月26日
近年来，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市区委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找准司法行政服务大局的切入点，整合各类法律服务资源，有力促进了基层干部法治观念进一步增强，农民法治意识进一步提高，乡村依法管理的水平进一步提升。
一、
现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区农村依法治理成效明显，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基层干部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不断提高，农村法治保障水显著改善，和谐稳定的法治环境基本形成。
(一)法治宣传特色明显。充分把握乡村法治宣传教育的规律和特点，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增强乡村普法工作实效，使农民学法时坐得住、听得懂、学得进。一是活跃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形式。改变过去老办法和“灌输”、“填鸭”方式，将普法宣传与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相结合，通过以案说法、图文析法、现身说法等生动活泼的形式，把抽象的法律条文变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群众性语言，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广大农民法律意识。针对农民生产生活特点，避开农忙季节，既充分利用农民赶集等时机摆摊设点宣传，也采取走村串户、流动宣传的形式送法上门。二是从农民切身利益和关注热点难点问题出发。把涉及农民生产生活的法律法规和案例编成通俗易懂的小册子，印制成普法挂历、挂图等，让农民群众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在内容上，除了宪法、民法等基础法律外，还根据需要增加了合同法、土地管理法、婚姻法以及“三农”政策等。三是坚持便民利民工作原则。
(二)民主法治创建扎实推进。将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作为加强乡村法治建设的有力抓手，高标准落实创建要求，确保顺利通过上级验收。一是扎实开展乡村法治建设。联合相关部门指导村居对村规民约、社区公约进行专项梳理，确保达到规范标准。发挥法治学校功能，指导村居两委会成员定期集中学法。村居法律顾问每月为留守老人、未成年人上1次法治课，并解答农民法律问题。依托“六合普法”、“法润民生”微信群，每日推送法律解析、以案释法等。二是大力营遵法守法氛围。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乡村规划等，与相关街镇协调，因地制宜打造法治文化阵地或进行提档升级。先后在马鞍黄岗村、程桥长青社区、冶山四合墩社区建成3个省级法治文化建设点。三是法治创建成效显现。充分融合法治要素与民俗文化，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法律。坚持每月印发一期法治农民画挂图发放到全区所有村居，做到法治宣传栏每月有更新。目前，在全区104个村(社区)中，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有57个，创建率达54.81%。建成省级法治文化示范点3个、市级示范点9个。
(三)人民调解网络基本建立。树立为党分忧、为民解难工作理念，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吸附在基层、消除在萌芽。一是加强源头预防。指导村居调解组织每周开展排查，发现纠纷苗头及时主动介入调解，遇有重大纠纷或纠纷苗头，做到及时稳控并上报。今年以来，全区村居调委会共排查化解矛盾纠纷3252件，调解成功率达95%以上。二是做到关口前移。在村居便民服务中心设置纠纷调解窗口，做到及时受理，妥善处置，防止纠纷激化。对不适合调解的纠纷，引导当事人咨询律师或通过法律援等助等法治渠道妥善处置。三是强化力量保障。抓住调解员选聘、培训等环节，提升基层调解员队伍专业化水平。此外，引导村居干部、法律顾问等参与人民调解，增强工作合力。
(四)村级法律服务平台初步形成。围绕群众需求，积极整合系统资源，提升服务质量，努力做到公共法律服务“均等普惠”。一是服务网络覆盖乡村。村居司法行政服务站实现全覆盖，功能集法律援助、法律咨询、人民调解、法治宣传于一体，能够及时满足乡村群众法律需求。二是服务资源有效下沉。指导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村居签订了法律顾问聘任合同，实现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两年来，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800余人次，开展法治讲座81场，为村居起草、审查合同162份。三是服务质量显著提高。加强服务质量监督，建立健全工作台账、首问负责、服务评价、定期考核等制度，对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工作流程、业务水平等方面进行全面考评。
二、存在问题
通过近几年来的努力，我们在乡村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如：农民法律意识还不强，有些农民不清楚自己享有哪些合法权益，在自身权益遭到侵害时，不知道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使小纠纷演变成大案件。农村法律资源供给还不够充足，专业法律服务力量还比较缺乏。基层干部依法治理能力和法治素养还需进一步提高，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乡村干部依法搞经济建设、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水平还不高。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努力方向和做好司法行政事业的不竭动力。
三、工作措施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深刻领会中央和省市区委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的深刻内涵，围绕司法行政职能作用发挥开展调研，认真查找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以更加清晰的思路推动我区乡村法治建设水平再上新台阶。
(一)建立基层依法治理推进机制。把民主法治创建作为推进乡村法治建设的重要抓手，从组织领导、工作要求和工作保障等方面，细化和量化创建指标。一是坚持和谐稳定主线。把社会和谐稳定作为乡村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处置等各项工作机制，真正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防线。二是狠抓乡村干部学法。着力提升村居“两委”干部法治素养，以及依法决策、依法行政能力。三是推进民主制度落实。推进“四民主两公开”和基层民主监督等制度的落实，促进村级重大事项做到充分民主、依法决策。
(二)建立农村普法宣传机制。针对乡村普法工作特点，一是开展以案释法。深入开展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公证员、仲裁员等“以案释法基层行”活动，运用真实具体的案例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治理念，使司法、执法、法律服务过程成为向群众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信仰的过程。二是推进法治实践。在强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动态管理的基础上，积极建设“崇德尚法”新型村(社区)。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服务站的衔接指导作用，以持续推进“法护人生”“法进家庭”“法润村居”三大行动为载体，开展“德法涵养文明、共建绿色生活”“立法治家规家训、传良好家风家教、评诚信道德家庭”等活动。三是打造法治队伍。围绕乡村普法特点，抓好普法讲师团、普法联络员、普法信息员的遴选、培育和管理工作，完善考评机制，打造一支高水平乡村普法队伍。
(三)建立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围绕区、街镇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树立超前预防、主动调解、联动调解理念，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吸附在基层。一是拓展调解组织覆盖面。按照制度健全、程序规范、作用发挥的总体要求，加强乡村调委会建设，深入开展基层调委会示范点创建工作，提升乡村调解组织整体建设水平。加强乡村调解员教育培训，促进业务水平提升。二是增强纠纷化解主动性。全面落实纠纷调解网格化管理，利用村居现有网络实现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区域纠纷排查网络全覆盖，推行矛盾纠纷排查“格长制”，明确集排查、核实、报送为一体的工作责任，组织人民调解员和网格员下沉到网格，对各种矛盾纠纷隐患开展“拉网式”“滚动式”排查。三是提高纠纷预防的前瞻性。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处置等各项工作机制，做好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分析研判工作。加强重大节日、敏感时期前的重点排查和超前排查，切实做到不漏排、不漏报、不漏调，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四是推动调解工作的信息化。充分发挥远程视频调解优势，为基层调解组织提供律师咨询、法律援助、公证等专业力量支持，弥补基层专业力量不足的短板。
(四)建立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机制。围绕“服务质量”这一核心，进一步提高公共法律服务群众认可度、满意度。一是强化服务队伍。加强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坚持需求导向，推动法律服务资源下沉乡村，多渠道开展公共法律服务。二是优化服务手段。发挥好“六合普法”、“法润民生”微信群作用，实行法律顾问、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力量集中供给，实现公共法律服务“零距离”。三是加强服务监管。以考核的刚性要求倒逼乡村法律服务质量提升。
(五)建立村居干部法治能力提升机制。着力增强乡村干部法治素养，促进乡村干部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提升。一是强化法律学习。以多种形式，组织乡村“两委”干部通过集中培训、集体学习、个人自学等方式学习法律，逐步增强法治素养。二是提升学习实效。围绕乡村法律法规及政策中的常见问题和误区，开展以案释法，并通过微信群等方式及时推送乡村“两委”干部，增强乡村“两委”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水平。三是提供专业保障。充分调动乡村法律顾问积极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村级事务决策中，当好参谋助手、把好法律关，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乡村干部法治能力。
摘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建设法治中国，其要求为：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推进依法行政，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其中依法行政是关键因素。国家行政机关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非常大，并且与公民生活现状休戚相关，因而权力大、机构多、人数众成为其基本具有的特点。行政机关能否依法办事，对公民也起到了榜样性的作用。国家所颁布的法律、法规，百分之八十均须行政机关执行。因此，行政机关能否依法行政决定我国能否顺利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关键词：严格依法;法律、法规;依法行政;法治中国建设
从依法行政在法治国家建设以及政府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可诠释其对建成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认识与意义。小康社会首先是一个法治社会、和谐社会，法治国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保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和方式从事活动，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治化，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加强对该方面的重视。
1、建设法治中国的意义
1.1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国家力机关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实现党的主张、国家法律与人民意志的统一。从而把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执行，保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方式的重大发展，也是党更加成熟的表现。
1.2 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社会主义法制将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民主生活、民主结构、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用系统的法律和制度固定下来，并确保其实施[1]。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破坏和损害，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以实现，保证全国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利，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实行依法治国，保障人民民主，既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又有利于保障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有序进行。
1.3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均需要法律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也需要按国与国之间约定的法则和国际惯例办事。实行依法治国，则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推动我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2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
2.1法治原则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则在于行政机关能否做到依法行政。从法治原则的角度而言，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依法治国的核心应该是立法机关依法立法，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2]。在这三者之中，依法立法是基础，独立司法是保障，依法行政才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据统计，改革开放2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80多部法律，国务院制定了700多部行政法规，地方政权机关制定了4000多部地方性法规，其中大约有80%的法律法规要由行政机关去贯彻落实。于2012年12月4号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颁布施行30 周年纪念大会中指出:“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 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 公民及部分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较弱，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并加以解决。因此，依法治国能否取得成效，主要取决于能否依法行
政。必须加强依法行政的法制建设，使各级领导干部在日常公共事务中严格做到依法办事，做到政令畅通，执法如山，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2.2权力制约
从权力制约的角度而言，依法行政也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所在。法治的核心是有效地约束公共权力。依法治国的重点是依法治权，治权的重点又在于治行政权力，确保依法行政。依法制约国家机关的权力，依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既是现代法治的宗旨，也是依法治国的价值取向。宪法赋予国家行政机关极其广泛的权力范围，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行政权是国家权力中最为活跃的权力，行政权最易膨胀，其需要自由但也容易无度，最需要控制但最难以控制。这种无所不在的公共权力必然需要依法制约，也最需要公众监督。行政权力也很难制约，行政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不同，可以为被管理者设定义务，可以独立实施行政处罚，在管理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如何实现依法行政，应该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
2.3民主政治建设目标
从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来看，依法行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确定的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只有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社会氛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公民依法尽义务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使法律法规能够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得到普遍切实的遵守，才能实现依法治国。目前，随着我国人口文化水平和法律意识的提升，社会力量这随之增大，大多数人意识到行政权力对公民自身权力的利弊。例如，行政诉讼法把法院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称为“合法性审查”，也就是把行政机关看成是执法机关，要求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必须合法。合法的条件是：证据确凿，即以事实为根据;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即以法律为准绳;并且必须符合法定程序。这就与司法机关在性质上一致。由此提出依法行政，反映了人们对行政机关法律性质的认识逐步深化，可见，如何将依法行政更好的服务于人们称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关键问题。而要解决该问题，关键还在于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其反映了社会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历史进程。不奉行法治原则，谈不上依法行政。人治与主观随意性相联系，权力的行使由个人意志决定;依法行政与法治相联系，权力的行使以人民制定的法律为依据和评判标准。依法行政原则的确立，对于我国这样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更加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当前推进依法治国难点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必须要切实贯彻依法行政。法治的本来含义是指“法的统治”，即法居于国家与社会的统治地位，在真正的法治社会中，国家机构本身也受法的统治，即受法的制约和监督，只有在政府的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情况下，才意味着法治的真正建立和完善。在实践中通常流行的所谓“权大于法”，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行政权力大于法律、行政权力不受法律的制约，这显然是与法治的原则背道而驰[3]。
2.1职权行使不完善
从实践看，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行政机关。行政权力行使的特点之一是首长负责制，是命令和服从。同时，行政事务的繁杂性和紧迫性，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强调办事速度，强调行政效率，并给予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行政方式上的这些特殊性，使人们习惯于按个人的意志行事，忽视依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力。与其他国家机关相比，行政机关在依法行使职权方面，自然会增加不利因素。因此，很多国家都制定了行政程序法，力图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时提供基本的行为规则，使行政机关与法院一样均受程序约束，以保障依法行政。只有在政府的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的情况下，才意味着法治的真正建立和完善。
2.2法律执行难度大
一方面，由于行政部门是主要的执法机构，法律赋予公民、法人的权利能否得到实现，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颁行的禁止性规定能否得到遵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机关的执法行为。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行为的制止有赖于行政机关采取措施。如果行政机关勤政廉政、严格执法，自然会为全社会形成表率，法治的实现也就顺理成章。有些法律明明是这么规定，现实却
没有办法执行下去，主要是因为政府机关不严格执法，甚至循私舞弊、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欺压百姓，视法律为废纸，法的秩序也就荡然无存[4]。在此情况下，也根本不可能要求公民守法。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握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具有官本位思想传统的社会，崇尚权力比限制权力的观念在社会中更为流行。如果行政机关不能严格遵守法律，则其行政权力将很难受到限制，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实践中出现的“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滥用权力等现象，都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难以保障严肃执行造成。
3.3行政权力过大
我国长期以来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很少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提出要求;而是把“依法”看成仅仅是司法机关的事。我们一直把公、检、法称为执法机关，只有执行刑事法律才是执法，才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并不把行政机关也看成是执法机关。尤其应该看到，行政机关在发挥其行政职能时，与公民、法人之间常常要形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此种关系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最重要的内容。法治意味着法律的普遍适用和至高无上;法律平等地约束社会一切成员的法治原则，必须经由公正的司法活动贯彻实施。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权力机关的意志主要通过其所制定的法律表达出来，因此，行政权力管理范围大于司法权力，司法权力无法与之抗衡，因此导致行政权力过大。行政机关发布行政命令、制订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解释行政法规等，都被认为是行政权的行使，而作为被管理者的公民、法人必须遵从。至于这些抽象的行政行为是否合理、合法，极少有人提出疑问。把行政机关列为执法机关，称为行政执法，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行政诉讼法颁行以后的事。但至今仍有人只把部分行政机关称为执法机关，而将相当一部分行政机关排除在外。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此以前就不存在行政执法，而是说，人们尚未将实际存在的作出行政执法行为的行政机关，从法律的角度来认识和要求，恢复其执法机关的地位。认识上的这种偏颇，自然也将增加依法行政的难度。
4继续推进依法行政的策略
如何加强依法行政工作，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六个方面：提高能力是前提，转变职能是基础，科学决策是关键，规范执法是核心，制度建设是重点，加强监督是保障[5]。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责任在政府，关键在领导，核心在落实，最重要的是要取信于民。取信于民有个过程。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4.1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完善政府职能
组织结构决定政府的机构、职责、编制等行政资源的配置形式、相互关系及运行效率。针对当前政府结构中存在的职能交叉、权责脱离等问题，应简化职能部门，优化机构设置，改变管理过散、分工过细的机构，整合调整职责交叉重复、长期难以协调解决的机构;同时，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分工和责任，理顺上级部门、垂直管理机构与下级政府及其部门的职责关系，强化各部分之间的制约协调关系。
4.2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地方的关系， 明确政府职能边界
从政府与市场中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价格的决定性作用，尽量减少甚至避免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减少行业进入的前置性审批，加强质量、安全、环保、节能、技术标准等方面的一线监管。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在目前民政部门、主管部门双重管理体制下，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渐渐成了与主管部门“合署办公” 的半官方机构，行政部门权利外延的“二政府” “养老院”等问题，将行业协会这类社会组织从行政部门完全剥离出来，加快实施政社分离。从政府治理向政府管理转变，以向社会购买服务、加强监管和引导、建立完善适合公众参与的制度性框架等方式，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4.3完善监督体系。
建立人民银行、统计部门、审计部门向全国人大定期汇报制度， 凡不涉及国家安全的统计数据及计算方法， 应及时公开;在公务人员的监督方面， 要提高政府运行的透明度， 扩大各级政府在三公经费、转移支付等领域的公开内容， 详细公布各级政府财政收支和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计
算方法。完善相关的司法保证制度，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行使行政诉讼手段，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选取“民告官” 典型判例， 进行适当宣传; 鼓励公益诉讼， 允许集体诉讼， 以减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
5结语
庞大的行政执法队伍，在法律意识方面的水平和修养极为参差不齐;从而实现所有的行政领导均树立起在作出重大决策和决定以前，都问一问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和要求;使广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明白作出任何一项涉及公民权益的规定和具体行为都必须有法律依据等等，这决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更何况许多行政行为与金钱利益直接关联。也许这需要一整个历史时期，有赖于各项制度的完善和强有力的法制教育。为实现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坚持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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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等新部署新要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纲领和行动指南。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重要内容，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内生动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发展阶段，广大干部群众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持问题导向，更新思维理念，创新方式方法，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大力推进海南法治文化建设，为建设美好新海南提供强有力的法治精神支撑。
构建法治文化工作新格局。我省应当把法治文化建设作为法治海南建设的长期性基础性工作来抓，将法治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全过程，纳入美好新海南建设的总体布局。强化省委全面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在法治文化建设领域统筹规划、整体推进、协调督促等职能，整合政法和宣传等部门力量，组建权威高效、权责统一的法治文化工作机构，加快制定省域法治文化建设总体规划、年度计划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法部门各尽其职、宣传部门协调配合、社会和公众协同参与的法治文化工作新格局。全面落实普法责任制，建立健全利用法律规范性文件起草制定过程普法、围绕热点难点问题普法、法律职业群体以案释法等机制，让立法、执法、司法实践过程成为全民法治公开课。以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为建设方向，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德才兼备、专兼职相结合的高素质特区法治文化工作队伍。推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化、规范化，完善中心组学习、讲座、培训、研讨、重大决策先行学法、考试、述法等制度，将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作为考察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促使“关键少数”在厉行法治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组建法治海南理论研究中心，组织多学科多领域专家打造智库团队，为我省法治建设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和智力支持。
建立法治文化服务新机制。实施法治文化惠民工程、精准普法工程和法治扶贫工程，准确把握各地区法治文化服务的特点，建立健全群众法治文化需求跟踪机制和法治文化产品服务订单式供给机制，探索建立驻村法治副主任、村法律顾问等制度，推进法治文艺下乡、乡村社区法治讲堂等活动，向基层群众宣扬综合治理、法律服务、土地承包、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法律知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文化需求。统筹建设集法治宣传、法治教育、法律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基层法治文化综合服务中心，把法治元素融入城乡规划建设过程中，逐步建成覆盖城乡的法治文化设施和服务网络。充分发挥企业、非营利组织、社会团体、民间志愿者等在法治文化服务中的作用，鼓励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法治文化领域，探索将财政投入以直接拨款为主转为购买服务、项目补贴、基金化等多种方式并举，创新“政府-市场-社会”共建共享的法治文化建设模式，实现由“政府一家管”向“全民参与”转变，提高法治文化服务社会化水平。
探索法治文化产品供给新路径。实施法治文化精品工程，推出一批群众喜闻乐见、具有海南特色、反映时代风貌的法治文化系列出版物、广播电视节目、专栏专刊、歌曲、琼剧、(微)电影、电视剧、动漫等作品，推动法治文化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行业文化相融合。探索建设法治文化博物馆、展览馆、主题公园、文化长廊，推动法治乡村、法治乡镇、法治县、法治城市等创建评比活动，构建立体化法治文化传播网络，让人民群众走近法治、参与法治、拥护法治。组织开展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三十周年“十大法治事件”“十大法治人物”评选活动，制作“法治海南”专题纪录片，积极传播我省法治建设的历史成效和最新成果。创办常设性的“法治海南论坛”，围绕法治海南重大议题交流研讨，打造知名法治文化品牌论坛。以电视、网络等媒体为平台，开设“法治海南大讲堂”，让法学专家和法律工作者走进电视、走进网络，以多种形式推动法治思想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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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形成五个体系。党的十九大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五大子体系将承担新的任务。
一是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在具体表述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在此基础上，十九大报告又新增了依法立法这一新的要求。特别要注意的是。前不久，2017年11月20日召开的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紧紧围绕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更好发挥立法在表达、平衡、调整社会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依法立法是立法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首先要依宪立法;其次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使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通过法定程序统一起来;最后要规范立法，促进立法内在协调。
二是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
包括加强宪法实施，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大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理念。关于这个问题，前几年提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五句话，已经发展为“宪法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两句话。而尤其要注意，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建设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的核心和重要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一直就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甚至被认为是依法治国的突破点。司法改革一直是国家最高层面关注的改革重点。据统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至十九大之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了38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其中28次涉及司法体制改革议题，至少审议通过了50个司法体制改革文件。1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又主持召开了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可以说，司法体制改革已全面展开，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司法制度本身乃是一个整体，司法体制改革最终的效果要取决于各项改革之间的“综合配套”。基于此，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三是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法治监督体系的重心是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行政权力具有管理事务领域宽、自由裁量权大等特点，法治监督的重点之一就是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于行政权力监督列举了监督种类，即“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监督的实质内涵，提出了有效的权力监督网络，即“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深化政治巡视，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这样，进一步疏通了监督的制度渠道，强化了监督的实效。为了确保国家监察全覆盖落到实处，十九大报告要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成立监察委员会，制定国家监察法，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国家监察委员会就是中国特色的国家反腐败机构，国家监察法就是反腐败国家立法。”
四是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以此来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统一领导。这是十九大报告的一大亮点，也是党中央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最根本的举措。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是对未来全面依法治国最大的组织保障。新时代在法治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的顶层设计为依据。
五是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确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强调“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十九大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加上十八大以来对一系列党内重要法规诸如《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的制定完善，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制度层面得以进一步落实。依规治党、用法治的思维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让我们进一步坚信：“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新时代要求从党内法规的制定、备案、解释、执行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要求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理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同时，对党内法规在从严治党、管党方面的效用进行评估，为修改完善党内法规提供依据。
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学习领会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课程的考试
一、单选 ( 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
1. (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A.党的领导 B.人民当家作主 C.全面依法治国 D.以人民为中心
2. 政法机关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外在体现是(
)。
A.勤政守法 B.甘当公仆 C.文明执法 D.清正廉洁
3. 我国“法治国家”的概念是在(
)确定的。
A.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
B.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C.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 D.2013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
4. 我国“法治社会”的概念是在(
)提出的。
A.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
B.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C.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 D.2013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
二、多选 ( 共 2 小题，总分: 20 分) 1.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
)。
A.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B.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C.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政府 D.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
2. 下列关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之间关系的表述，正确的是(
)。
A.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B.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 C.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 D.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
三、判断 ( 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
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正确 错误
2.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
正确 错误
3. 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题目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正确 错误
4.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正确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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