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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研究综述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等方面对十七大以来学界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综述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概括，首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大成果整合为一个整体，这是十七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但是，这一科学体系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报告中没有做出具体阐述。十七大以来，广大理论工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一些问题逐渐明晰并开始形成共识。现将几个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是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否包括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是学术界和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还不完全统一，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该包括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如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又各具不同的理论要素和理论风格，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整体。还有学者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端和初始形态。如果将毛泽东思想排除在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成了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空降物。
第二种观点。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并就其中的原因作了深入探讨。
一是从二者的渊源关系看，石仲泉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而不是本源理论。所谓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概括，是在这个体系的本源意义上讲的，就此而言，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李君如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但他没有完成这一探索，也没有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已经被邓小平理论加以继承和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但是，在研究思想史的时候，即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历史的时候，必须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探索讲起。
二是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看，荣长海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正确认识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很好贯彻，反而由于“左”的错误的蔓延，这些正确认识在毛泽东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甚至被错误的理论与实践所淹没。贾建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一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基本上没有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二是因为两者反映着社会主义不同的历史方位和物质基础。
三是从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关系看，秦宣认为，毛泽东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及成果，属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续、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从理论形态上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仍然属于毛泽东思想，属于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四是从时代背景和理论主题看，苏盾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是因为两者之间既有相同的共性，又有个性的差异。第一，理论主题不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主题是“如何使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理论背景不同。毛泽东思想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20世纪70年代后才逐渐形成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第三，理论内容不同。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正确认识，只是思想的火花，构不成理论体系，而且裹夹着错误。顾海良也认为，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没有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就是二者形成的时代背景不同，理论主题有所不同。
五是从认识的量变与质变的哲学视野看，汪青松认为，毛泽东的探索在总体上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达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规律性的认识，未能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质的飞跃，所以毛泽东思想不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
第三种观点。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不等于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并对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一是从思想渊源看，贾建芳认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是源头与活水的关系。郑德荣、姜淑兰认为，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1)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积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先导。(2)毛泽东思想中一些基本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3)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二是从理论基础看，齐卫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源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关联。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共同思想基础。赵曜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继承我们党以往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而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是从理论内容看，杨春贵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作为最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而成为后来形成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肖贵清、刘爱武认为，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来源，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另一方面有些重要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些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原则，也应该包
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怎样认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必须解决的又一重要问题。目前学术界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
1.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李君如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之间，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一脉相承之“脉”，就是这三大理论成果有一个共同主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时俱进之所以要“进”。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地遇到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三大理论成果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问题，循序渐进，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㈣习近平对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作了进一步解读。说一脉相承，一是它们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理论渊源上一脉相承;二是它们都坚持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理论主题上一脉相承;三是它们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理论品质上一脉相承;四是它们都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为立论基础，在理论基点上一脉相承;五是它们都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理论目标上一脉相承。说与时俱进，是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鲜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
2.内在逻辑关系。严书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的简单叠加，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这是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世界观基础，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着共同的理论主题，即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共同的理论核心，即以人为本的理念。有着共同的理论品质，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张瑞生认为，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身的本质规定上进一步揭示其内在逻辑。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和把握：(1)都是从当代的中国实际出发，围绕着同一个历史主题进行理论创新。(2)都是从走好当代中国的发展之路出发，围绕着同一条基本路线进行实践创新。(3)都是围绕着一个历史主题和一条基本路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3.原创与传承的关系。石仲泉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之间是原创性理论与传承性理论的关系，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源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着的理论。荣长海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三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是前后相继的并列关系。其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个表现形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
4.整体结构关系。李德才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三者之间在逻辑上呈递进关系，在历史上是发展关系，在结构上为整体关系。秦宣认为，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必须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放在一起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不能忽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割裂了这一理论发展的内在联系：也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下，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作简单对比研究：更不能用后一种理论来否定前一种理论、用贬低前一种理论来抬高后一种理论。
有些学者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各部分之间关系时，着重阐明了邓小平理论的基础地位。石仲泉认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理论。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最初源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最初就是指邓小平理论。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两个基本元素——民族化和当代化，源于对邓小平理论的概括。第三，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原创与传承关系，也说明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源理论。沈宝祥认为，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创立者。他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课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观点、原理，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大框架。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内容的概括，学术界有几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围绕三大问题而展开的：一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二是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是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党”。
第二种观点认为，可以从六个方面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六论)：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二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四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五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六是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理论。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九个方面内容。大体说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论，是其中最基本的内容。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内容包括十个方面：(1)改革开放论。(2)科学发展论。(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4)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论。(5)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论。(6)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论。(7)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8)国防和军队建设论。(9)“一国两制”论。(10)和平发展论。
第五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了12个重要观点：(1)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2)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坚持以人为本。(4)坚持改革开放。(5)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制度。(6)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政治制度。(7)坚持以培育“四有”新人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8)坚持以民生为重点推进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9)坚持“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的完全统
一。(10)坚持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建设强大的国防。(11)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走和平发展道路。(12)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第六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可从14个方面加以概括：(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5)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6)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7)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8)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9)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10)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防和军队建设。(1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12)关于推进祖国统一大业。(1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和国际战略。(1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第七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三个层次十七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第二个层次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第三个层次是关于怎样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理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体部分。主要包括：(1)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理论。(2)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3)社会主义改革理论。(4)社会主义开放理论。(5)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理论。(7)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8)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9)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10)科学发展理论。(11)“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理论。(12)社会主义军队和国防现代化理论。(13)社会主义外交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和执政党建设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是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课题。尽管这一研究已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以期取得更多富有说服力的创新成果。
责任编辑 张国强
作者：周新辉
摘要：社会主义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对社会主义的所有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的模式、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都必须从实践中加以认识和把握。同时，社会主义也只有在实践才能得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重心不断转移的论断、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时期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都是从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的光辉范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提出的意义就在于。实现了从先验思维模式向实践思维模式的转换，为创立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法论原则。正是在科学实践观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才有可能把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够提出一系列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
关键词：实践；实践观；科学社会主义
人类关于社会主义的探索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如果上溯至1949年，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走过了60多年；如果上溯至1917年，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已经历了近100年；如果上溯至1516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的提出，已经历了近500年。社会主义在前行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一些沉痛的教训。如果从实践观的角度来看，有三点经验似乎特别值得总结和珍视。
一、从实践中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认识社会主义？这在社会主义史上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许有人会借题对社会主义加以诘难：既然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搞不清楚，那就说明社会主义不具有必然性，根本就不值得存在。错了。这样提出问题本身是把历史和认识混为一谈了。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事实。而关于什么社会主义的追问只是对历史的认识和把握，二者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正如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但哲学家们一刻也未停止过对什么是哲学的追问一样。
社会主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既然社会主义是一种“现实的运动”，是一个不断前行的过程，那么，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就不是一劳永逸的，而要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也就是说，要从实践中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认识问题的根本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出发，在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在和资本主义历史事实的比较中。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为参照系，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进行了某些预测性描述。
但列宁是在生产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俄国把社会主义理想变成了现实，他所处的实践环境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有很大差别。列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照葫芦画瓢，而是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基本观点的前提下，从俄国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不断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所以，他把大力发展力、发展先进文化和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视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这是符合当时俄国的国情的。
然而，后来列宁的思想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几乎停止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似乎社会主义本质是一个无须探索的问题，又从实践回到书本，把一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一些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现象加以批判。结果，致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重大挫折，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不得不暂时处于劣势地位。
直到20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才重新提出并回答了这一问题。邓小平根据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较大比重的现实国情，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新的思考和概括，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样的概括恰是符合正在实践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的。
可见，从实践出发，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出发，就能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就能科学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反之，从书本出发，从某些条条框框出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会陷入误区，就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
不仅如此，对社会主义的所有问题，都应当从实践出发，从实践中加以认识和把握。
当今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界的一个难点。我们认为，要对此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仍然必须坚持实践的观点，坚持从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中去寻求答案。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交往关系的建立为前提条件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践创造的现代生产力客观上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物质资源和物质保障，同时，现代生产实践所具有的负面作用，如生产实践自身的异化及其破坏作用正在加速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在现代交往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全球化，从整体上推动着历史的进步，扩展并凸显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使跨国公司内部的有组织性和全球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资本和市场的矛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愈加尖锐和深刻，并为全球社会主义酝酿着广泛的阶级基础。因此，社会主义之所以可能，也是由当代社会实践的历史性发展所决定的。随着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普遍交往关系已经和将要继续发生深刻而广泛的变革，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不是越来越远了，而是越来越近了。
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也是如此。在认识社会主义模式时，必须充分肯定主体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每个国家完全可以根据本国的国情自觉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对别国发展模式只能借鉴，不能照抄照搬。应注意从需要出发和从实际出发的统一，需要本身也是一种实际，从实际出发理应包括从整个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理需要出发。应把目的和手段统一起来。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究竟采取哪种模式。必须以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目的的实现为标准，不能混淆目的和手段的区别。同时，也应从历史实践的变化中中肯地评价各种社会主义模式，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中看到人们的积极探索精神。看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走向复兴的势头，还原评判社会主义模式优劣的真实标准——社会实践，而不是理论标准。
作为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人的发展与实践同样密不可分。正是在实践的推动下，人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和将要经历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阶段。劳动实践不仅使人成其为人，而且是促进人之发展的动力和衡量人之发展的尺度。实践是增进人的需要产生和发展的助推器，也是满足和实现人的需要的基本方式和主要途径。实践还是人的能力全面发展和提升的最深厚基础，人的能力只有在实践中才得以生成和发展。实践的性质和状态决定着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状态，社会关系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的多样性决定人的个性的多样性，实践的发展制导人的个性的发展，只有在实践充分发展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调整和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关系，从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
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来源：而且是认识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理论来自于实践，同时也在实践中得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中叶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生形态，这种形态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来说无疑是最先进的，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主义实践在不同国度的展开，社会主义理论必然要发展出一些符合新的时代要求和新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的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即便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一些具体的提法、观点和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要在实践中加以修正、补充、完善和发展。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重心的认识即是如此。大约在1848年前后，他们认为革命重心在英国，“危机”最可能在英国发生；大约在1854至1871年间，他们又认为法国成了欧洲革命的先锋；普法战争以后，他们又认为德国工人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1882年，两位导师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又认为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并特别关注俄国，寄希望于俄国，希望俄国革命可以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这些看似前后矛盾的说法，其实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始终尊重实践，注重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1854年曼彻斯特工人议会成立前，英国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法国1848年和1871年的两次革命使得该国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以至超过了英国；当法国工人运动受到暴力镇压后；整个德国又卷入了革命；19世纪末当西方革命陷入低潮时，俄国革命又开始活跃起来。正是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和社会实践发展的实际状况，才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革命重心不断转移的论断。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直接过渡”思想的指导下，领导俄国人民开始全面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虽然在实施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特别是为赢得战争的胜利和保卫苏维埃政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战争结束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时便陷入了全面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列宁从实践中认识到，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尝试不能成功，原因在于俄国经济不同于欧美国家那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如同汪洋大海般的小商品生产占优势。因此，如何发挥小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正确引导他们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便是实行新经济政策。于是，1921年春列宁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果断地作出了转变政策的抉择，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和途径恢复工业生产和振兴国民经济，在广泛领域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市场机制和商业原则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纠正了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些做法，使苏维埃经济很快恢复和活跃起来。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是社会主义史上坚持实践标准、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范例。为后来世界各国根据本国国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
毛泽东也堪称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的典范。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是践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反对教条主义的产物。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了一股教条主义思潮，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看共产国际决议是怎么说的，看苏联是怎么做的”，以为“本本”上说的都是对的，以为照“本本”去做，照苏联经验去做就不会错。针对这种“本本主义”，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但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建国初期，他始终牢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受教条主义危害的惨痛教训。那时什么都学苏联，学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100%，根据地和红军搞掉90%，使革命胜利推迟了好几年。因此，他反复强调，理论一定要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由于毛泽东尊重实践，坚持实践的观点，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出发，所以我们党不但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社会主义建设在初期也进行得比较顺利。
在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中，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二者不能混淆。这种貌似正确无误的理论却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无论是在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中国，社会主义越来越失去其应有的活力。邓小平正是在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探索中外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中，特别是针对中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他把基本经济制度和具体运行体制区别开来，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属于经济体制，而不是基本经济制度，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这一论述突破了多年以来传统社会主义的主导观念，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为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激发了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中国、越南、古巴等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事实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真理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创新，是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的又一光辉范例。
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在发展中又遇到了一些新问题，面临着一些新课题，如有的地区自然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影响了资源的永续利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了社会的协调发展；强调社会生产总值的增加，忽略了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的发展，偏离了发展的总体目标等。针对这些问题，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并没有固守既有理论，而是坚持从实践出发，认真加以调查研究，并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及时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硕果。
三、用实践的观点研究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关于历史主体改造和探索历史客体活动的基本观点。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观点。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基本观点。提出实践性原则，赋予实践范畴以科学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类思想史变革的实质之所在。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崇尚某种永恒的理性原则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提出的意义就在于，实现了从先验思维方式向实践思维方式的转换，为创立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正是在这一科学的方法论原则指导下，马克思恩格斯才有可能把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
1 根据科学实践观，提出改变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任务。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试图通过宣传普遍的爱，用爱来唤醒人们的类意识，通过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来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蕴含着理论主题的转换，即从解释世界转变为改造世界。这个“改造世界”不仅是指现实地改造外部世界，而且更重要的是指批判性地反思人的存在方式。既要反思既有存在方式的合法性，又要反思理想存在方式的可能性。这种世界观规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即不是从思想到思想的思想运动，而是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改变现存世界的感性活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简言之，就是要推翻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
2 根据生产实践规律，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地论述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不可避免性。空想社会主义和一切假社会主义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离开实践的观点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往往把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归结为某种理性原则，把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看作理性发展的不同表现，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在于发现理性，按照某种理性原则来建立良好的社会制度。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对象化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而物质生产实践本身是有规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是生产实践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任何一种生产关系在其产生之初都是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但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通过社会革命，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将取代原有的生产关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封建主义生产关系是历史的一大进步。然而当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时，却遇到了与现存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这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也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必然要被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所以，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
3 根据实践的基本形式，阐述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就已经看到了阶级对立的历史事实，并试图从财产关系的冲突上分析阶级对立的原因，但他们并不知道财产关系是受一定生产方式制约的，因而把阶级对立看作一种永恒不变的现象。科学社会主义从实践的观点出发，指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实践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阶级并非从来就有的，阶级的产生和存在是同生产力的相对发展、同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阶级的划分起源于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实践中的不同地位。由于人们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就有了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实践的内部矛盾，统治阶级总要采取一切措施来维护既存的生产关系。而被统治阶级为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必然要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总是不可避免的。随着生产的充分发展，造成阶级对立的那些社会条件的消失，阶级差别也终将走向消亡。
4 运用实践的观点，阐述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理性主义出发，认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障碍是理性的迷误和先前没有出现解除这种迷误的天才人物。至于广大人民群众，在空想社会主义者心目中，只是受苦最深的群体，而非历史的创造者。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们不能用实践的观点来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科学社会主义认为，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而只有人民群众才能承担起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同时，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还指出，人的活动并非对外界环境的消极适应。而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改造。同样，资本主义的灭亡不等于自行消亡，社会主义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都必须通过实际的政治斗争，通过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才能实现。
科学社会主义之每一基本原理的提出和发展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实践观的指导，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基石。恩格斯认为，正是由于这两大发现才使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从而由空想变为科学。而我们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这两大发现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都是以科学实践观为其方法论前提的。
首先，实践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社会存在不同于自然存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的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现实的社会是实践的对象和产物，各种社会关系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历史规律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体现出来的，全部社会存在实际上就是人类的实践过程及其结果。所以，只有运用实践的观点，从实践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才能确立唯物史观的前提是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着创造历史活动的具体而现实的人；只有从广大人民群众持久的实践活动中才能探究思想动机背后隐藏着的物质动因：只有从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中才能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进而揭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规律；只有从实践观的视角才能科学地理解各种社会关系，理解人的社会属性，从而把握人的本质；只有运用实践的观点才能合理地说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科学地解释各种基本范畴，从而阐述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
其次，实践的观点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主体、过程和因素的透彻分析，发现劳动者在劳动中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剩余价值并非来自流通领域，而是雇佣工人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绝对剩余价值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使剩余劳动时间增加而生产出来的，相对剩余价值是在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生产出来的。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剩余价值。所以，只有从生产实践出发，分析作为实践主体的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才能发现剩余价值的源泉。
既然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两大基石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都是以科学实践观为其理论前提的，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制定理当离不开科学实践观的指导。正因为如此，如前所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实践观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所以，实践的观点和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一样，也应当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责任编辑 刘龙伏）
作者：郭大俊 吴思珺
摘要: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更重要的它还是中国在对社会主义追求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中国近代以来在对现代化的追求中传统理想的嬗变、传统辩证思维的弘扬、对资本主义的判断,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这些历史前提中提出问题的破解,就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现代化;实践哲学;大同理想
收稿日期:2008-09-11
作者简介:董四代(1947--),男,河北蠡县人,武夷学院管理系教授,天津师大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前提、发展道路和历史任务与原生态科学社会主义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有一个从形式到内容全面深入的过程。那么,中国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前提是什么,在这个前提中包含了哪些历史的命题?这不能从马克思主义谱系中提出一个先验模式,而是要坚持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观点来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世界背景,认识中国现代化追求中文化观念的转变,研究中国人选择和认识社会主义的过程,并且从中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贯通,以及这种贯通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相应的成果不断出现。安启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何萍、李维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雍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等专著,都是从哲学的角度展开研究的。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也就该论题发表论文《后社会主义?——反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载苑洁主编的《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侧重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角度认识该问题,给人一定的启发。从历史的进程看,中国人首先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进而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探索着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这其中包含了许多历史的命题。因此,我们就要从文本互读的角度,认识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理想的沟通;从对资本主义判断和现代化追求的关系上,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从唯物史观对中国传统辩证思想的吸收上,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机制。
一、近代以来大同思想的演变及其与社会主义的贯通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欧社会发展论断的那样,是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所导致的结果,而是首先接受了社会主义的目标,然后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探索了如何走向社会主义。
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任务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呜锣开道。但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向全世界的扩张,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已经不能像西方启蒙思想家那样,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一个“理性王国”,如何“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既借助西方自由、平等、人权来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又探索出一条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通路,这就成为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苦苦求索的问题。
社会主义被中国人所认同,是在传统社会危机爆发、工商业获得发展、现代文化得到弘扬、自由平等理念开始萌生、现代化历史任务被提出的背景下实现的。然而,中国的现代化已经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因为,它既没有机会和能力取得国际市场,也不可能形成国内统一市场。处在中西文明撞击,传统与现代交织下的先进中国人,一方面把来自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观念“本土化”,并以此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含义;另一方面又把中国传统的大同、小康思想置于现代文明之中,表达了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和现代化追求。
康有为作为近代启蒙大师,根据历史进化论,把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从歌颂古代转向了追求未来。他在《礼运注》中说:“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则常在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不得已,亦为小康。”他一方面主张通过改革,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由“塞”到“通”的转变,使中国由“据乱”走向“升平”小康,破除“九界”实现“大同”,以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另一方面他又根据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趋势,否定了资本主义,提出了一个文明发达、消灭国家、人人自由平等的世界大同远景。历史证明,由于中国文化的和谐内涵,导致了在社会发展道路选择上并不容易与资本主义相耦合,从而在提出现代化任务时,从社会终极目标上否定了资本主义。
艾森斯塔特说:“无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理论上有多大区别,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建立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社会的某些因素。”康有为在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含义时,表达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目标与现实任务。
20世纪初期,随着留日浪潮的兴起,汉语词汇发生了巨大变化,梁启超用“社会主义”一词扫却了“欧罗巴大同”、“安民新学”、“贫富均财”之说等不准确的描述,使社会主义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1903年出版的《新尔雅》中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是:“废私有财产,使归公分配之主义,谓之共产主义,一名社会主义。”这时,中国人开始从世界文明的发展导致的矛盾中阐释社会主义的意义,并称之为“光明奇伟之新主义”,“如春花之含苞,嫣然欲吐”,将来必“千红万紫团簇全球”。早期国民党人开始研究西方社会主义的历史,介绍马克思的著作,并用来构思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
孙中山是现代化的追求者,他以社会主义为目标提出了现代化的任务。他把“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视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认为社会革命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要求,在解释三民主义时,他说:“因不愿少数满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他把“天下为公”、“博爱行仁”、“自由平等”视为最高准则,认为世界大同是“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理想”,并且明确提出:“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
从现代化的角度讲,孙中山提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消灭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发达国家资本、限制私人资本和使耕者有其田。为实现中国经济发展,他不仅制定了庞大的实业计划,而且提出了对外开放的主张。但在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他又主张社会主义。他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还说,对外开放是“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正是基于这些,列宁称他为:“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不惧
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时代。”认为他“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对群众的压迫和剥削”。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处于空前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不仅各种思想追求同时存在,而且每一个有创见的历史人物在思想上也都体现出他们接受了多方面的影响。但现代化追求和社会主义选择却是贯穿其中的主线。“相对于这种色彩斑斓的背景,我们必须看到还有同样色彩斑斓的关于现代中国的理念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所有这些理念真正的意义和功能”。
不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问题,因而也就不能从“应然”与“实然”的统一上,把大同与小康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机地联系起来。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现代化的追求和社会主义选择以及其中包含的矛盾,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道路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文化前提。为了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必须消除那种以带有历史成见的眼光片面判断分析他们思想追求性质的做法,认为只加上一顶发展资本主义的帽子,就可以无视他们思想中所包含的社会主义理念。其实,不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从来都没有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认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问题。正是因为康有为和孙中山学说的不科学性,才使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
根据一些人新理解的唯物史观来看,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完成,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社会化大生产尚未发展起来,并且也尚未在经济生活中占支配地位,因此就恰恰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背景下,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又使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地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并与西方社会主义取得了共鸣。这种判断与中国大同、小康思想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就导致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判断。
恩格斯认为,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虽然,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变革没有达到德国辩证法的高度,但官方意识形态的危机和社会现代性的成长也同样焕发出了人们的批判精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传统,使中国人更加倾向社会主义,并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贯通,在追求现代化中认同社会主义。
康有为一方面赞扬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达,使“机器日出精奇,人民更加才智,政法更有精密”,另一方面又认为西方“文明日进,诚过畴昔,然新业虽瑰玮,不过世界之外观,于民生独人之困苦,公德之缺乏,未能略有补救也”。他进而揭露资本主义导致的巨大社会不平等。“夫人事之争,不平则鸣,乃势之自然也;故近年工人联党之争,挟制业主,腾跃于欧美,今不过萌蘖耳。又工党之结联,后此必愈甚,恐或酿铁血之祸,其争不在强弱之国,而在贫富之群矣,从此百年,全地注目者必在于此。故近者人群之说益昌,均产之说益盛,乃为后此第一大论题也”。康有为无法正确认识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分化之间的矛盾,所以他也就在主张建设小康的同时,以超越性追求提出了一个无限美好的世界大同远景。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无疑受到美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的小说《回顾》的影响。这部小说的中译本曾在《万国公报》上连载,康有为和谭嗣同都将它与“礼运大同”相并列。但是,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不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之上,而是一种道德进步与物质丰富互相推进的产物。张灏说:“在康氏的历史世界观构架中阐明的理想是一种未来主义的乌托邦思想,这种乌托邦思想构想了道德社会进步与技术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远景,是一种被证明是将激荡20世纪中国思想和心灵的卓有影响的思想混合的远景。”
在20世纪初,社会主义虽然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重视,并以此用来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但人们又把它同均平相联系,或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与现代社会主义立脚点相同,或把古代墨子的“兼爱尚同”视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早期形态。马克思说:“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决疑法!于是就寻找一个缝隙,当实际利益提供足够的推动力时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随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加剧,终于形成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
根据西方资本主义的现实,孙中山把西方文明成果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并认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但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为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握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世界。”他还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他预言,西方资本主义造成的严重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而“在我国之大资本家尚未发生,似可无庸言及社会革命。然而物质文明,正企业家纵横筹展之时,将来资本大家之富,必有过于煤油、钢铁大王者。与其至于已成之势而思社会革命,何如防微杜渐而弭此战争之祸于未然乎?譬诸欧西各国,疾已缠身,不得不投以猛剂,我国尚未染疾,尤宜注意于卫生之道。社会主义者,谓之疗疾之药石可也,谓为卫生之方法亦可也”。正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判断中,孙中山把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融人中国文化之中,使大同思想摆脱了道德理想主义和自然经济的眼界,并且克服了康有为以超越性思维认识社会主义的局限,把实现社会主义与民族独立、人民主权、发达国家资本、限制私人资本和平均地权联系起来,使之体现出了强烈的实践色彩。
不论康有为还是孙中山,都在肯定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具有进步作用的同时,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或现实性。弗雷德里克-波拉克说过,人们“创造了一个比现实更好的未来社会的积极图景。其中某些图景恰巧同智力上的洞察力和审美上的要求相结合,产生了同当时社会的和精神的种种需要的共鸣,在民众中唤起了极大的热情。于是,社会便被这些把人们引向另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幻想的力量点燃了。这些幻想中所包含的种种诺言通过历史的过去和现在爆发出来了,同时又打开了通向被隐藏的现在与未来的大门”。正是在现代性成长和文化创新的背景下,先进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唤起了人们的社会主义热情,打开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大门。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这些前提出发,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实现着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说过:“立太平世为
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吴玉章也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述的人人平等,消灭贫穷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了一幅未来社会美好远景。”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三、唯物史观对传统辩证思维的吸收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之门
马克思在把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置于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分析,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国古代哲学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在唯心论的体系中包含着强烈的人世精神。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理论,要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首先一点,就是要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成为一种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理论,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人的自己的精神家园。”但又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留下的文献看,还找不出他们直接受到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的证据,也找不出他们的哪些主要思想是直接受到中国文化传统影响而形成的。”但是,笔者注意到了这样一种分析,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说:“马克思主义,正如我们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是黑格尔的派生物。”他又说:“欧洲的辩证唯物主义来源于何处?循着黑格尔的踪迹,我们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可是然后却难以在欧洲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源头了。不过我们知道,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其中涉及到中国人的进化思想、宇宙结构层的思想以及‘理’的构成原则”。因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人接受,“因为这似乎就是他们自己的基本思想重返故里,不过是穿了件新外套而已”。
莱布尼茨是数理逻辑创始人和哲学家,也是当时欧洲学者中对中国哲学最感兴趣的人。他在致德雷蒙的信中说:中国人把尽善尽美的本原称为“实体”,“这个实体是无限的、永恒的、自有的、不朽的、无本原的、无穷无尽的”。他分析中国的理气论、介绍二进制数学与《易经》中辩证思想的一致性,并且说:“有很多迹象表明,我们欧洲人如果对中国文化有足够的知识,那么加上逻辑、评论、数学,以及我们比他们更准确的表达方式”,就一定会知道更多的东西。他还认为,中国哲学中的“理”既是万物之本,又是“集合体或最完美的多,因为在这个本原的体中,就像胚芽一样,包含着万物的一切要素”。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莱布尼茨数学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法的一致性,而且还看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商品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胚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它在逻辑上展开的影子。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哲学有什么吸收的话,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有什么相通之处,那主要是体现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已经吸收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要求在对理想社会追求中实现历史观的根本转变。历史证明,简单地使理想社会与现代文明发展相适应,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问题,更谈不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把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内在地结合起来,这不是仅仅用把马克思主义工具化的方式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根据中国国情对它进行再创造。黑格尔说过:“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这一点,对于哲学来说最有必要。”把传统辩证思维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有机地统一起来,就成为推进中国人思维方式转变,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必不可少的条件。
毛泽东在朱熹“理”的启发下,反对从细节人手解决中国的问题,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他既认同朱熹“明义返本”的求知方式,又重视明末早期启蒙以来“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毛泽东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把实事求是作为认识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根本方法,也就在正确认识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追求的前提下,引导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并且以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毛泽东把朱熹理学中的“理一万殊”转化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把张载“动机在内”转变为事物发展的动力在内因;把“无过不及,道之行”的思想转化为反对“左”、右倾思想的方法,并将其上升为“度”的概念;把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转变为统一战线思想;把《老子》中的辩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概念联系起来,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哲学概念;把“欲废必兴”、“欲取必予”转变为策略原则;把“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运用到分析形势的转变中去,等等。他说:“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
把唯物史观运用到中国实践中,就把对“天理”的追求转变为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分析了阶级关系的变化,确定了中国革命中敌、我、友的关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认识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态度,形成了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理论;根据中国的特点,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把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与改变传统社会基础联系起来;把新民主主义建设作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社会形态,从而超越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并且在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树立了第一块丰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既肯定康有为对大同社会的追求,又指出革命后建立的新中国就是孙中山革命中三民主义的共和国。从现代化的角度讲,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政治前提;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讲,通过新民主主义建设走向社会主义,就在革命向建设的转化中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道路。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不同于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前者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加深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过程,后者是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而得出的结论。由于中西社会基础不同,从认同社会主义目标到探索其实践道路,也就必然是一个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长期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必然是由表及里、由浅人深,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逐步展开。
四、对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中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结合中国国情对其再创造的过程,其中概念、范畴、术语、规律的转变是必然的。历史证明,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追求和政治主张,这些追求和主张大都是在西方文化传人的过程中产生的或由它激发出来的。但由于中国社会基础变革的不充分,现代化内源生长力不足,也就造成了目标与实际的不协调。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面前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历史命题在刚刚提出时所包含的矛盾,往往是展开过程中常常被忽略但又在以后的历史中出现的问题。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人们对它的认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完成的。当对成功者表示礼赞时,人们又往往把成功的经验绝对化,而很少反思它的相对性。在这其中,把政治绝对化往往忽视经济的决定作用;当人们为一种文化上的自圆其说而满足时,历史发展又对这种文化进行无情的嘲讽。既然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社会主义就必然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既然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制度选择,现代化也就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反映着自身发展的要求。因而,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也就必须正确地提出和解决与之相关的一些深层理论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并没有内在的必然性联系。说其有联系,那就是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然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追求中,康有为特别是孙中山以社会主义为目标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变革农村土地制度,发展现代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实现政治变革和文化创新,都是现代化的要求。但是,由于曾经把这些都视为发展资本主义,人们往往不大重视其中的社会主义制度选择问题,所以也就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了传统社会基础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的条件下,或者把现代化仅仅视为工业化。毛泽东虽然多次肯定孙中山提出的发展经济、变革政治、创新文化的主张,认为共产党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但并没有十分自觉地从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角度,认识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意义。这就导致放弃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纲领,并在与资本主义划清界限中,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他们无须像当初列宁那样努力捍卫和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先决条件的论断,而这一论断,无论从中国现状来看,还是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理想来看,都显得很不协调”。因而,这就导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意识的产生。如何确立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统一起来,这一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是邓小平理论才正确地给予了解答。
第二,社会主义目标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结果;在中国,社会主义是首先作为目标被接受的。由于社会背景的巨大差异,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就成为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这使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成为一种包含了很大创造性的历史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但没有遇到过非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挑战。这又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准确之处,特别是来自农民的平均主义、儒家传统大同思想、权力决定社会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都作为一种潜意识制约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自由、平等、人权等的现实要求则常常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语录为根据受到否定。社会主义的意义和原则不能从“应然”与“实然”的关系上得到正确阐释,因而常常导致在强调政治作用时,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在强调经济的作用时,忽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强调社会总体变革时,忽视人在其中的意义。从目标上认同社会主义到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决定了根据现实任务和现实政策阐释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某些方面的现象。这样,建筑在深厚理论基础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又往往带有实用性色彩,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这就决定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不断在认识上深化的过程。只有社会主义实践进人更高阶段,才能正确判断原有认识的相对性。
第三,社会主义实践与乌托邦的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不是由社会自身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导致的结果,而是从近代以来在现代性成长和现代化追求中,在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中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选择的结果。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必须建立在对自身社会的理性分析上,从而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迈进。因而,求实精神、实践思维、从实际出发就成为必然要求,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或经济过程,也往往会导致实用主义的流行。莫里斯·迈斯纳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由于缺乏那种乌托邦精神而渐渐变成一种使自身适应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如果以艺术家的浪漫主义把在未来才能实现的理想付诸现实固然有破坏性的后果;但是,如果没有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人类也就失去了批判精神,不能在对现实的反思中去追求未来。“历史的动力(而且的确是一种历史必然的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正像韦伯曾经指出的:‘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也像卡尔·曼海姆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放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因而,我们有理由批判和否定把理想的东西付诸实施,但不能否定康有为、孙中山以及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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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焦薇缜]
作者：董四代
摘 要：邓小平的经济理论一直秉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随着社会实践和社会的发展进程适时提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体制基础。然而，自提出伊始，很多人就对其是否科学提出质疑，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因此，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性
引言
长期以来，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统一地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邓小平突破了这种传统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想。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制度，是邓小平在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过程中在经济领域的重大突破和理论创新。它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正确理论。
1.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发达形式。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并受市场机制的调节。市场成为了推动商品生产的基本手段和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所以，“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种比较充分发展的现象和形态。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高度，就需要一个统一的市场并通过市场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这就形成了市场经济。”简言之，市场经济是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其具体表现形式是随供求的变化，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也就是所谓的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只无形的手，它自发地在市场中起着调节作用。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国家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称为有形的手。两只手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无意识形态之分。
2.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调节经济的手段并不属制度的范畴，但当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便被赋予了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由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市场的公平交易、平等竞争来促使资源合理配置。社会生产正常运行、生产和需求实现平衡，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但它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环境中运行的，不能脱离这个社会制度而单独存在。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我们坚持实行市场经济，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第二个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里的关键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曾说过：“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保证不了。”所以实行市场经济只是繁荣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我们可以用，但不能脱离社会制度而用。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摸索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符合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1.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初步思考。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可否认，它曾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已凸显出来，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因此，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提出伊始，主要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只作为辅助调节的手段。但这已实现了由排斥市场到接受市场的伟大突破。邓小平在1979年11月在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经济。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可以结合市场。”1980年，邓小平又强调：“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都再次重申了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 虽然这一时期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但市场经济的作用已初露端倪。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982年十二大已经再次强调了市场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搞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一直在进行理论上的思考。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明确指出了“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应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又再次明确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再以计划为主。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从1987年10月的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这一阶段是集十四年改革开放之大成，终于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思想束缚，最终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三大过后，经济理论界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上已向市场倾斜。但1984—1988年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出现了物价上涨、宏观调控失灵等诸多问题，加之1989年，社会主义国家动荡不安，1991年苏联解体等问题。中国理论界出现了否定市场经济的趋势。邓小平以革命家的气概坚定了不是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信念。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经济都只是手段。”这就对市场经济的争论作出了彻底的总结。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基础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到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争论和摸索的过程。但最终到得以确立在于它的科学性和充分的现实基础。
1.计划经济体制种种弊端阻碍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国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工业化也处在比较落后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便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加速经济增长和提高工业化程度，缩短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经济目标比较单纯，人们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热情比较高涨的情况下，这种经济体制曾为经济的发展和新生社会主义的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结构的增加，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这种体制的种种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其一是这种体制信息的不完全。其二是对劳动者的激励不足。导致国家不能做出及时和正确的决策和工人建设热情退减、生产积极性不高。因此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2.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的要求。邓小平在分析中国现处阶段时指出，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理论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属于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还不符合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所描绘的那种水平。因此，实现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现代化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党在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也客观上要求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发挥。通过平等的竞争机制提高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完成中国经济的原始积累，为实现中国真正意义上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条件。
3.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要求。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自计划经济体制弊端逐渐凸显，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的研究，都证明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优越性。市场经济克服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它不是由中央机关统一搜集、传输和整理信息，统一发放生产指标，而是市场上分布的各个企业对市场上供求的变化及价格的变化作出及时的反应，有选择地吸收和处理信息。这就大大提高了各个企业的积极性和为最大程度上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空间和环境。同时也会很大程度上减少因信息不完全造成的资源浪费。
结束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的独创性理论体系。自确立以来经历了二十年的实践检验，为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无论从形成过程还是现实基础来看，都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需求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的理论，我们要继续贯彻和实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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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丽娇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它是中国人民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胜利的伟大旗帜，极大地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必将对人类进步事业产生深远影响。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和指导意义，能够让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更科学的认识。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科学内涵
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纳入其中。胡锦涛同志多次对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精辟论述, 对我们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豍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创新成果的整合和统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邓小平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它对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归结一起，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对应。这就保持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强大稳定性、正确方向性，加强了党的重大战略思想的创造力和内聚力，更加有力地促进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基础，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积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先导。作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如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和现代化，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主要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两者具有不同特点，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不同历史范畴的两大理论体系。总体上看，二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豎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08年春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既包括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正确思想，也包括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他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同志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胡锦涛同志这些论断，从根本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说清楚、讲明白了。”豏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之所以这样说，在于这个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是不断发展的而不是固定不动的，是开放的而不是自我封闭的。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源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认为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始终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不承认世界上有任何终极状态和终极真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代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么多年来，我们党正是采取了这种正确态度，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与时俱进的，能够不断吸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江泽民同志强调：“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充满生机活力的，要保持这种生机活力，就必须不断注重和坚持改革创新发展。“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豓《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豔这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决定了、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只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实现了再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起，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检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体系。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强调的那样，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才能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我们不断提升党的执政理念、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执政使命、执政原则、执政任务、执政要求等重大问题，赋予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新的内涵。它表明我们党对执政使命的认识更加自觉，对执政任务的理解更加完整，对执政方法的运用更加科学，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只有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机结合起来，把提高科学发展的能力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才能更好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只要我们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世界意义。
作为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在实践上的创新还是在理论上的创新都得到了世界的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政外交、治国治党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都将具有世界意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配置资源的长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形成了世界市场经济的一种新模式，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起到示范作用;我国经济高速稳定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大幅增强，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功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它以自己独特的政治架构逐步显现其综合性优势，在国际社会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赞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仅把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推向前进，而且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对其他国家的政党建设产生广泛影响;科学发展观标志着人类一种新型发展模式的创立，昭示了人类发展的新途径;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倡导建立和谐世界的“双和”理念，将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等等。
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体现了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又必然会对人类进步事业带来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民族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又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世界历史走向带来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及其理论成果，将不仅赢得当代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而且会使全世界和全人类见证它的建构、丰富和发展。豖□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注释：
豏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求是，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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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8).人民出版社，1996.109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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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46
]邓小平文选(3).人民出版社，1991.291-29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95
作者：付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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