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园林文化论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观音文化为佛教文化的代表，其本质是慈悲文化，是爱的传播。观音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极其重要，在都市精神文明建设中凸显其迫切性。重点从园林学的角度分析了上海东海新观音寺，它对承载慈悲精神及以上海地区为主传播观音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园林小品与园林植物配置文化性浅析
【摘要】植物配置应该通过选择合适的物种和配置方式来突出、衬托或者烘托小品本身的主旨和精神内涵。本文主要分析了文化性在园林种植中的表现，并针对园林种植文化继承问题，提出景观文化性发展策略。
【关键词】园林种植;文化性;园林小品;配置
0.前言
园林种植文化指的是园林植物，在种植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生命之道、自然韵味以及优美姿态。园林景观设计强调生态审美，在配置植物时，应注重植物群落性生物特性，充分发挥植物之间的生态效能，在园林植物配置造景过程中，应注重植物群体栽植方式，体现园林种植文化性。植物传统配置方法强调的是内外结合、虚实对比及疏密相間原则，注重造景的整体效果。可采用现代形式对韵律、节奏、尺度、比例、对称等进行归类概括，采用系统化方式代替传统植物配置方法，配置园林小品与植物，延续种植文化。
1.园林景观艺术文化性
西北杨树、江南竹及北京松柏远近闻名，并不是因为这些树种常见，而是在些植物背后，包含一段历史典故，其反映了当地的文化特点和地域特色，具有艺术文化性。可以从景观艺术作品中，通过植物文化考察进行植物配置，充分体现人文内涵与地方特色。园林文化内涵可对人心理产生影响，植物文化性与人心理活动密切相关，心理反应可导致植物观赏者出现托物言理或触景生情情绪，这些都是人文化心理引起的内心表现。发扬、继承种植文化，有利于塑造景观艺术作品的个性，突现国人文化需求。
地区不同，文化特点也有差异，应根据地区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趋势，结合当代精神内涵，创新景观艺术风貌，充分展现地区的独特魅力，为景观艺术作品增添新的活力。园林植物及园林小品也具有一定的内涵，园林植物观赏价值较高，具有美化环境的作用，可用于室内或室外环境布置，从而改善人们生活环境，为人们生活增添绿色活力。园林植物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草木园林植物，另一种是木本园林植物，其实公园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风景区建设主要材料之一。园林小品形式多种，内容丰富，以功能为标准进行划分，主要可分为儿童游乐设施、装饰性、管理类、服务性及休闲类园林小品等。植物是园林的灵魂，如园林中缺少植物，那就不能称之为园林，随着园林的不断发展，植物造景技术也越来越成熟。观赏植物是植物造景中的重要材料，其种类较多，形态及色彩各不相同，随着四季更迭，即使植物处于同一个生长环境，也会展现出不一样的景色。
2.园林小品与园林植物配置
2.1园林建筑小品的特征是体量较小、造型丰富、功能多样、富有特色。而建筑小品与植物一起配置，处理得当，不仅可以获得和谐优美的景观，而且还可突出单体达不到的功能效果。园林植物应用于园林小品中的效果，从理论上来说，园林小品不具生命力，是一种静止的存在，且大多采用平直、生硬的线条来造型。花木不同，具有生命力，处于动与静两者间，生长速度较快，采用柔软的先天进行造型，可随着四季更迭展现不同色彩。园林植物与小品两者之间，应充分利用植物多变的线条和美丽的色彩进行配置，从而达到洹河园林小品、遮挡园林小品缺点的效果，避免园林小品过于生硬，为园林小品增添活力和色彩。应掌握园林植物生长发育及四季变化规律，利用这些规律使园林小品随着季节变化展现不一样的精彩，使其具备空间及时间季相感。如园林小品与园林植物配置得体，可达到一种相得益彰、相互因借的效果，从而展现自然美与人工美的结合，提高园林小品的艺术性，使其使用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使景点景观更加完美，达到理想中的景观效果。
2.2园林植物与雕塑之间的配置。园林雕塑小品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且寓意明显，题材选择范围大，可以选择具体形象，也可以选择抽象形象，可以选择小的体形，也可以选择大一点的体形，无限制性。可以以自然浪漫为主题，艺术感染力强烈，可凸显园林设计主题，也可以达到点缀景观的作用[2]。精美、优秀的雕塑小品通常是园林造景中的重要部分，园林雕塑小品在配置植物时，需要衬托气氛，渲染环境氛围，以此，如何处理背景，对小品植物配置来说十分重要。通常情况下，浅色雕塑可采用颜色浓绿的各种植物作为背景，雕塑主体不同，地树种和种植方式也应随之改变，例如，雕塑小品以纪念为主题，则应以绿篱作为背景，采用列式的方式种植花坛，可种植常绿树，保持其整齐体形。若雕塑小品以活泼的形象为主题，地种植应自然淳朴，不管是在植物色彩、姿态，还是在植物叶形、树形等方面，都应凸显出自由、洒脱的特性。
2.3园林植物与花架之间的配置。花架是一种构筑物，主要作用是支撑植物，例如藤本植物等，以便其更好的生长。花架是植物与建筑融为一体的造景材料，具有与篱、廊、亭及门的性质，但同时具有划分空间、组织空间以观景等功能，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为具有观赏价值的攀藤植物提供良好的生态条件，也可以为花果植物枝叶形态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以此达到美化环境的目的，并与植物形成一个建筑空间。花加工可让绿化更加立体，植物配置方法正确，可使其成为人们消暑休闲的场所，可用于花加工的植物较多，但花架主要采用滕本植物配置。藤本植物的攀援方式及生长习性各不相同，在配置植物时，应根据花架的光照条件、大小以及形态等，并综合花架的园林作用及土禳酸碱度等因素考虑。
2.4园林植物与亭之间的配置。亭柱身大多通透、开敞，置身其中时视野良好，便于观赏、眺望美景。在柱身下半部分，通常会设置鹅颈椅或坐凳，以便游人驻足。亭身上部分通常会悬挂精巧纤细的挂落，以达到一种装饰效果[3]。可采用大树作为亭的配置，也可以采用攀援植物。若亭的顶部封闭，可在上面散落大树或古树，从而衬托出一种历史感;若亭的顶部较为通透，可以攀援植物辅之;若亭的顶部为草顶，可用花架或井台辅之，凸显亭子的古韵之风，这类似于中国传统园林风格，同时也可以体现园林的自然和绿色。
2.5园林植物与园椅之间的配置。园林中随处可见园椅，其主要功能是为游人提供就坐条件，以便观赏风景，另外，园椅也具有装饰园林、点缀风景的效果，与园林植物之间的搭配。其与植物之间的配置，应满足保护植物、改善植物生长环境的作用，避免植物根系土壤受到破坏，也可以围成一个圆形，坐凳、植物与花架之间可达到巧妙结合的效果，可用于景点设置，也可展现植物优美体态。
2.6园林植物与园墙之间的配置。园墙是构成园林空间的一个重要部分，具有分隔空间的功能，可用于引导浏览路线、丰富精致层次等。园林植物与园墙之间的配置，可采用藤原植物来完成，并达到装饰墙面的效果，使绿化更为立体。植物攀援和垂挂于园墙上，不仅可以展现出植物的形态，还可以装饰生硬的墙面，增加自然气氛。金银花、木香、迎春、爬山虎、紫藤等是最常用的藤原植物和悬垂植物。也可直接在墙前种植植物，从而使植物的光影投射到墙上，以植物的色彩和姿态铺满单调的墙体，绿化墙面。
3.结束语
园林种植是一种艺术形式，应充分展现植物的姿态和韵味，体现生态自然之美。在进行植物配置时，应尽量提高植物在园林中的生态效能，展现园林种植的文化性。
【参考文献】
[1]张鸣灿，林萍，潘耕耘.植物文化与现代园林植物配置[J].安徽农业科学，2010，10(05)：208-209.
[2]赵自坤.浅谈植物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应用分析[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08(28)：162-163.
[3]刘春桃."园林小品"的界定及在园林中的应用技法[J].咸宁学院学报，2010，04(08)：126-127.
作者：郑文博 赵伟强
摘要：从广义上讲，中国出版已经历时几千年，从发明了纸张与印刷术之后，图书作为承载文化的重要工具，已经影响了大众与社会。中国传统园林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现代园林造景的表现手法入手，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在园林造景设计上的影响，使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园林造景设计完美的结合，促进现代园林造景设计步入新的台阶。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园林;造景设计
园林是历史、文化、思想、审美的结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城市以及居住环境的要求日益突显，中国园林事业的发展也日益强劲。中国现代园林造景设计一方面受到西方文化和西方园林设计的影响与冲击，另一方面又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精华。因此，对于园林设计，本身有着强烈的特殊性以及地域历史特色的设计风格，如何抵御西方园林设计的冲击，将中国传统文化在园林造景设计的精华传承下去，成为一个当代中国园林造景设计的重大课题。
现代园林设计应该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园林造景设计的配合、与现代美学艺术的一种契合。现代园林造景设计是文化与品味的体现，彰显了园林特色与文化内涵。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这是我们几千年文化的精髓，现代园林造景设计理应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吸取精髓，用以打造现在园林中的文化内涵，突出中国特色，独树一帜，展现不一样的现代园林造景设计。
1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沧桑发展，慢慢积淀形成了文化内涵丰富的图形、纹饰和图腾等传统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在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后都渗透出浓厚的历史文化，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艺术欣赏价值，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文化符号是传统文化的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结合。今天的园林造景设计应该传承和更好的诠释这种完美。除了图形符号等表现形式以外，园林艺术从古至今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形式、质感、文化特征无不在空间与人之间传递着某种氛围、某种情感。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而久远，由于历史、地域、宗教、文化、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差异而形成形式多样的园林艺术，在园林景观的设计运用上，是我们不竭的宝贵财富。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对自然采取顺应、亲和的态度，崇尚和热爱自然景物。这种淳朴亲切的自然情怀反映在园林的布局和造景设计上，将自然元素尽可能的组织到园林中。在园中营建巧妙、和谐、完整的景观体系，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国传统园林陈设设计也力求表达特定的情感意境，以达到借景抒情的最高境界。这些都可以为当今园林造景设计所借鉴。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于园林设计同样有着博大精深的内涵底蕴，另外风水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中国传统宇宙观、自然观、环境观、审美观的一种反映，它将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以及景观的视觉环境等做了统一的考量。因此风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景观设计理论和东方的环境科学。
2传统文化在传统园林设计上的体现
(1)人与自然的统一和谐。自然美是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传统的园林造景中的自然美强调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中国传统的园林造景强调人利用自己的感受去发现自然、亲近自然，并按照自然规律来进行园林造景设计，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一般来说表现为一是在自然山水的基础上造景;二是在造景的过程中用自然植物、花卉、盆景等来装饰园林，以体现园林的自然美。要表现园林的自然美，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必须考虑气候条件、场景的协调，达到园林设计整体与部分的和谐统一。(2)保存文化底蕴。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古国，文化的深厚影响深远，传统园林广泛分布于大江南北，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深受中国的政治、文学艺术的影响深远。比如中国传统园林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借助题名、匾额、对联、石刻等文学来丰富园林布局的精神内涵，使得传统园林具有意境之美，表现出一种士大夫情怀。在园林布局、建筑设计、山水地形、植物搭配上，竭力追求顺应自然，以自然山水为背景，经过人的艺术加工使自然景观得到升华。因此中国的园林中蕴含着我国的传统文化，不同时期的园林具有不同的特点，反映了不同时期历史文化，传统园林中表现的意境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3)融入独特的民俗风情。民风民俗是一个特定区域内历来人们所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具有地方特色，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区域传统文化传承现象。当代园林设计虽然存在设计师的个人情怀，但是必须尊重一个地域的民俗，并将当地的一些特色文化标记融入其中。不同地域也会有不同的民俗，园林的设计在设计时如可以巧妙的发掘当地的民风民俗，则会让设计更具韵味，更具内涵和特色。
3现代园林对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
文化和設计是共生共存的孪生兄弟，文化生生不息的影响着设计。文化影响设计的风格;文化影响设计者和受众的欣赏品位和偏好;文化影响设计作品的评价标准。因此，对于园林造景设计而言，无处不体现和表达着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影响程度之深远，影响领域之广泛必然会涉及到园林造景设计领域。
中国传统文化对在设计风格上的表现大概分为三种型态，一是表现为庄重气派的感觉;二是表现一种飘逸优雅的气质;三是表现纯朴古香的味道，追求返璞归真的理想。以上三种都是中国传统风格表现出的不同形态。另外，有些时候，中国人喜欢一种喜庆、热闹的气氛。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交流的逐步加深，我国的社会结构、经济、政治等客观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心理、需求、价值标准及审美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园林设计上也有一定的体现和发展，具体表现为：
首先，保护与转化。将原有传统文化在细节上运用现代设计手法对它们进行艺术再加工，赋予新的功能和形式， 实现再利用创造的一种景观制造方式。如成都市的东区文化公园，设计者引入了生态恢复及城市更新的设计理念，对旧有的遗留厂房旧址进行保护和再利用，无论在建筑空间还是景观设计上都是现代的，而且是中国的。其次，借鉴与创新。在现代园林造景设计中，可以借鉴其他艺术形式或文化景观来增加园林的美感。借鉴就是古为今用，是糅合新理念、新技术，融合旧遗址，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式继承。再次，重现再造。在园林造景设计中，设计师根据记载以及文字上的传承，对历史景观进行再造重现，增添园林设计中的传统文化色彩。
4传统文化对现代园林造景设计的影响
现代的园林景观设计就是在传统的园林设计的基础上，运用建筑、植物、美学、文学等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的活动。具体而言，就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运用园林艺术和工程技术，通过改造地形、植物、建造建筑和布局园路等手段创造出美的园林环境。现代的园林设计是在我国古典园林的基础之上发展的，并借鉴西方外来文化和设计风格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园林造景设计具体的影响有以下四点：第一，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现代园林造景善于运用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结合，打造一个天人合一的空间形态。现代的园林造景设计注重运用花卉、盆栽，草坪等，构造一个能够亲近自然，与自然共生的和谐空间。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水学在现代景观设计中仍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风水学是将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园林的视觉环境统一考虑。这是一种崇尚自然，倡导和谐共处的理念。其最终目的还是希望形成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居住环境，保证人们的身心健康以及平安吉祥。第三，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宁静致远的意境。这对现代园林造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現代园林设计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感受，更是一种触及人类心灵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现代造景技术要将本身的自然环境结合人类自身的价值观以及审美观与园林造景设计之中，从而丰富园林造景的内涵。现代园林造景不仅仅是制造一种美的自然人文环境，更是借环境以明志，表现和流露人的精神境界。流露出人的品位以及节操。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不是拘泥于形式的表达，而是对于文化内核的深层次挖掘。现代园林设计，园林的景观布局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设计与布局，更要反应出设计者的内心境界和精神意图。园林的造景设计是对文化的传承和表达。人们的对于园林造景的审美不仅仅是审其视觉上的美景，更是一种心灵的感受，灵魂的触碰。
5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园林的设计至今还影响深远，现代园林的造景设计在很多方面和层次上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传统园林设计的影响，归根结底，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日益密切，中国现代园林造景设计受到了多方面文化元素的冲击和刺激，总的来说这些因素促进了中国现代园林造景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应该吸取这些因素中的养分，形成这个时代所赋予的园林造景设计的新的特征。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造景设计的影响。我们应该继续吸收和传承以及升华，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园林设计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从园林设计的方面展现我们传统文化的优秀与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的吸收对于现代造景设计以及设计领域都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让中国的现代园林设计在世界上彰显不同的魅力与风采。
参考文献：
[1] 陈永生.园林艺术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对中国现代园林艺术创作走向的思考[J].中国园林，2005(6)：7274.
[2] 张起壮.当代景观设计与中国传统园林[J].美术大观，2009(3)：145.
作者简介：管红江(1977—)，男，陕西合阳人，硕士，西藏民族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绘画、广告设计。
作者：管红江
摘 要：观音文化为佛教文化的代表，其本质是慈悲文化，是爱的传播。观音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极其重要，在都市精神文明建设中凸显其迫切性。重点从园林学的角度分析了上海东海新观音寺，它对承载慈悲精神及以上海地区为主传播观音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和谐社会；都市观音文化；东海观音寺；寺庙园林
观音文化为佛教文化的代表，是佛教精神的集中体现。本文重点从园林学的角度，以上海东海新观音寺一期工程为蓝本分析与探究其承载的慈悲精神与观音文化。
1 上海东海新观音寺简介
1.1 观音文化与东海新观音寺建寺理念
就本质而言，观音文化，就是“慈悲”文化，就是爱的传播。观音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慈悲，给予众生利乐为慈，拔出众生苦根为悲。观音无我之智的慈悲文化是拯救人类精神危机的良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弘扬观音慈悲文化是救世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1]观音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其范围亦十分广泛，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个领域，不仅丰富了我国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的内容与意境，而且对我国寺庙园林建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上海东海新观音寺作为弘扬观音文化的载体，别具一格地将观音文化与慈悲精神寄予建寺理念乃至寺院布局及园林景观之中。
东海新观音寺的“八字”建寺理念即清净、庄严、弘法、慈善。用东海观音寺筹建委员会主任慧芝法师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把‘东海小普陀’建成清净庄严之佛地，祈福感恩之净土，宏宗演教之道场，慈心善行之福田。”[2]寺院以此契机契理的践行人间佛教，弘扬诸佛菩萨慈悲济世旨意。
1.2 东海观音寺地理环境与建设发展情况
东海观音寺位于上海市南端，杭州湾北岸，奉贤海湾旅游区内的滨海地带，是上海地区一座新建的主供观世音菩萨的佛教道场。寺院布局合理、格调清雅、环境优美、临海矗立，与著名的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隔海相望。
寺院所在地原为茅草丛生的沼泽滩涂，随着海湾旅游区开发建设，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及大学城各院校师生的持续入驻，人口大量导入，因急需对区域宗教活动的正确引导，经批准设置为佛教烧香点，暂取名“东海小普陀”，当时仅有零星的违章荒废建筑和几间辅助用房。[3]2006年5月，东海观音寺筹建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始了重建东海观音寺的相关工作，并更名为东海观音寺。2008年9月份东海观音寺被正式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寺院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设计，规划包括东海宝塔、圆通宝殿、文殊殿、普贤殿、地藏殿等建筑。从2009年2月举行奠基法会，正式进入寺院筹建施工阶段开始，经过3年的寺院重建工作，已于2012年5月19日完成了一期改造工程（一期改造工程建成项目包括：圆通宝殿、文殊殿、普贤殿、东海宝塔、慈慧莲舍、庭院、客堂、慈慧大钟、放生池、莲花池、东海牌楼、感恩亭、九曲桥、如意桥、双龙汇桥等）。东海观音寺清净庄严的氛围，引人入胜的胜景得以初步奠定。
2 东海观音寺布局分析
2.1 东海观音寺范围及地形
寺院东至通寺路、西至海乐路、南至海鸥路、北至金汇塘路，寺院南面濒临大海，是一块南北向长度远大于东西向长度的长方形地块。因接近滩涂，故除河流水体外无明显地势高低，是一块平地。
2.2 东海观音寺功能布局
寺院自北向南划分为三个功能分区：配套设施区、宗教主体建筑区、园林及备用地区。
1.配套设施区：位于规划地块北部，为配套商业及停车场用地。
2.宗教主体建筑区：位于规划地块中部，主要为圆通宝殿等寺庙主体建筑。
3.园林及备用地区：位于规划地块南部，主要为绿地及部分寺院建筑与东海宝塔。
2.3 东海观音寺总体布局
2.3.1 寺院的一般格局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寺院制度和建筑格局就已基本形成，至明清时期已呈固定化、格式化。寺院建筑通常都是以南北中轴线为中心，主要的殿堂建筑都在中轴线上，配殿和所有其他的附属建筑，通常都在中轴线两侧，左右对称。一般来说，在中轴线上，殿堂建筑由南而北的次序为：山门——天王殿（东西两侧为钟楼、鼓楼）——大雄宝殿——本寺主供佛、菩萨殿——法堂——藏经楼（藏经阁）。中轴线两侧建有圆通殿（观音殿）、文殊殿、普贤殿、地藏殿、罗汉殿、禅堂、斋堂等一些殿堂；有的寺院还建有形状不同的“佛塔”，俗称“宝塔”。但有些寺院出于地形、地理位置等原因，也相应有所变化，[4]东海观音寺即是如此。
2.3.2 东海观音寺布局
东海观音寺既传承了传统的寺院格局，又在此基础上有所改变。它并非以建筑贯穿全院，而是按功能划区，分为宗教主体建筑区和园林区，而园林区的面积要远大于宗教主体建筑区的面积。但依旧按照传统格局，以贯穿全院南北的中央大主干道为中轴线，以位于中轴线上的慈慧大钟和东海牌楼为寺院中心，使寺院呈中轴对称布局。在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为：大吉祥石——吉祥道——如意桥——东海牌楼（山门）——慈慧大钟——圆通宝殿——铜身贴金鳌鱼观音像。
通常，寺庙的大门位于寺庙最南端，称之为“山门”，但东海观音寺的南面濒临大海，故南面无法开门，因此，其大门有别于传统寺庙，无法称为“山门”，只能以位于中轴线上的东海牌楼代替山门的作用。寺院有三个出入口，东面两个，北面一个，其中以主体建筑区与园林区交界处的东面2号门为主要出入口。
由于寺院主供观世音菩萨，故佛殿与佛殿内供奉的菩萨都以观音菩萨为主。寺院未建造天王殿、大雄宝殿等传统综合性寺院必备的常规佛殿。在宗教主体建筑区，圆通宝殿的两侧对称建有文殊殿、普贤殿，圆通宝殿的北面有一尊露天的铜身贴金鳌鱼观音像。主体建筑区的东北角落里坐落着一座极具禅风的古典园林小院。主体建筑区的西面有一座库房，西北角为食堂，最北边为待扩建的一排居士宿舍。
在园林区，由中轴线南北向主干道和1号门东西向次干道将本区域大致划分为4块。位于中轴线上的慈慧大钟、东海牌楼和如意桥在1号门东西向次干道北部；园林区西南部建有慈慧莲舍、九曲桥和感恩亭；东海宝塔则坐落于园林区东南角。
寺院多河流、池塘，分布于全院；植物绿化多分布于园林区，宗教主体建筑区内亦配置合适的植物、盆景等点缀其中。
3 东海观音寺园林建筑分析
3.1 东海观音寺建筑特色
中国古人在建筑格局上有很深的阴阳宇宙观和崇尚对称、秩序、稳定的审美心理。[5]因此东海观音寺融合了中国特有的祭祀祖宗、天地的功能，在主体建筑区采用平面方形，南北中轴线布局，对称稳重且整饬严谨的建筑群体。同时，在园林区采用园林式建筑格局。这两种艺术格局的组合，使东海观音寺既有典雅庄重的庙堂气氛又极富自然情趣，且意境深远。
东海观音寺的寺院建筑样式与宫殿相似，更多地融合了中国古代传统宫殿式建筑的美学特征。中国古建筑通常以木结构为主，房屋先由木梁枋和立柱组成框架，再配以木框门窗，可以说除了砖瓦础石之外，地面以上部分都由木料构成。[6]
东海观音寺内的建筑大小、屋顶造型虽各有不同，但建筑格调还是统一的：洁白的粉墙、青灰的屋瓦、朱红的檐柱、嵌白边的屋脊、一致的鳌鱼脊兽，既无金粉又无彩饰，给人质朴无华之感，犹如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却又不失庄严雄伟，让人肃然起敬。这样的格调与氛围实属静心养性的好去处。
3.2 宗教主体建筑区建筑分析
圆通宝殿为东海观音寺的主殿，也是寺内两序大众熏修与重大法会举行之必要场所。因“圆通”为观世音菩萨的号，且主殿以供观世音菩萨弘法讲经像，即观音法身像为主，故得名“圆通宝殿”。圆通宝殿面阔五间，纵深四间，一根根朱红色大柱支撑起藻饰典雅的艺术殿堂，殿墙外围有一圈廊。殿顶采用重檐歇山顶，为中国古建最高级别，双层翘角飞檐，八个檐角各挂有一只风铃；殿顶正脊处安放鳌鱼吻，垂脊处有一护法仙人，戗脊处为一鳌鱼头（龙头）。圆通宝殿正面有四块牌匾，最为醒目的当属二层飞檐正中，黑底金边金字“圆通宝殿”大扁，其下三块匾额，从右往左依次为：“得大自在”、“慈航普渡”和“慈云广济”。就圆通宝殿的外观来说，从任何角度看来，都显得庄严肃穆、气势雄伟。若观其内部，则更显富丽堂皇。殿内宽敞明亮，贴金藻井，金光闪闪、熠熠生辉。殿内顶部有棋盘格子状的木质天花板，格内木面雕刻，雕工细致；殿顶正中，天花凹进形成方形的鎏金藻井，周围由细密的斗拱承托，象征天宇的崇高，藻井中央浮雕雕刻极致、精美，灯光映照下，更显金碧辉煌。殿内正面，位于藻井之下供奉着一座千手千眼十一面彩塑观音圣像，观音菩萨端坐于莲花宝座之上，身披金衣、头戴宝冠， 每一个面容均显和蔼慈祥，观音正面双手合十，旁边伸出的每只手上都拿有一件佛宝法器，雕塑工艺精湛。殿内左右两边亦供奉着观音菩萨三十二彩塑应身像，个个造型精美、惟妙惟肖。
在佛教寺庙中，观音、文殊和普贤称为“三大士”，所以圆通宝殿的左右两侧对称建有文殊殿和普贤殿。文殊殿、普贤殿均面阔三间、纵深两间，高度明显低于圆通宝殿。屋顶为单檐歇山顶，翘角飞檐。屋顶正脊处安放鳌鱼吻，戗脊处有一鳌鱼头（龙头），垂脊处无仙人、脊兽，檐角亦不挂风铃。文殊殿内供奉一座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菩萨左手捧书卷于胸前、右手执宝剑冲天，骑坐在一头彩色狮子上，狮子张着大口、眼朝菩萨，卧于彩云之上。普贤殿内供奉一座大行普贤菩萨，菩萨骑坐于一头白象之上，右脚踩在一朵莲蓬上，手托莲花，慈祥端庄。
圆通宝殿与文殊殿、普贤殿的基座相连，但圆通宝殿的基座要高于文殊殿、普贤殿，以显示其地位的崇高。圆通宝殿置于最高基座上，借台基隆起的地势与周围建筑的烘托和对比下，显得格外雄伟庄严。圆通宝殿与文殊殿、普贤殿不仅基座相连，并有相连不同高度露台前伸，四周绕以汉白玉杆，饰以祥云、宝瓶等图案，雕琢极其精细。圆通宝殿正中台阶石板上放置了一块大型汉白玉石雕像，为浮雕“二龙戏珠”，雕工极其精美、细致，二龙造型生动，活灵活现，戏珠场面更是充满着一种动态感，栩栩如生。
3.3 园林区建筑分析
3.3.1 东海牌楼（山门）
东海牌楼虽然不是观音寺的入口大门，但是作为一座中国传统的佛教寺庙，山门是其最基本的必备建筑物，因此，东海牌楼无论是在造型上、位置上还是功能上都应该称之为东海观音寺的山门。山门有三个门，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和无作门。
东海牌楼的建筑格调与主体建筑区三大殿相同。其为三间四柱式门楼式牌坊。中门之上为重檐歇山顶，左右门上为单檐歇山顶，均为飞檐挑角，正脊处鳌鱼吻醒目入眼。屋顶以中门为最高，左右门对称降低，形成了立面有高低变化并产生跳动感的造型。建筑质朴无华但不失雄伟壮观。正面金匾“东海观音寺”五个大字赫然醒目，两边对联上写着“涛声钟声菩提声声声正觉，天色海色世间色色色皆空”；反面金匾“一善护念”四个大字闪闪发光，警醒着世人慈悲为怀。
3.3.2 观音宝塔
观音宝塔位于寺院的东南隅，临海屹立，历经三年时间精心施工而成，共九层，总高约69米，为江南楼阁式八角形塔，层高自下而上逐渐减小，斗拱平座，飞檐挑角，纯铜贴金塔刹座于塔身之顶，金光闪闪，高插云天。各层屋檐下悬有铜铃，九层八角共72只铃，微风吹来，叮当作响，清脆悦耳。整幢宝塔结构匀称、秀丽、挺拔、雄伟，为奉贤海湾又增添一处地标性建筑。[7]夜晚，塔内灯光齐亮，更显流光溢彩，璀璨夺目。
观音宝塔是由混凝土浇筑而成。宝塔第一层，层高7.5米，登塔钢结构阶梯沿宝塔四壁盘旋而上，好似两条蟠龙盘柱旋飞腾跃。宝塔一层正中供奉的是由沉在江底距今约九千年以上的整块乌木历时一年精心雕刻而成的鳌鱼观音——为本寺镇寺之宝之一。此座观音像所用的乌木料属于上等的红椿树品，除去基座，整尊圣像高3.5米，重4.5吨。观音像云鬓高髻，头戴宝冠，眉弯鼻直，双目细长，唇角带笑，面颐丰润。观音像上身肩披天衣，项配璎珞，腕戴宝钏。右臂前屈，右手持索，左臂下垂，左手触膝。下着薄软长裙，双腿一曲一伸，跣足自在，娴雅驾于鳌鱼背脊之上。法相和蔼庄严，温婉慈祥，清净自在。[7]
宝塔从第二层至第九层，一共能安奉约万尊观音小圣像，供有缘人迎请，且每层的观音像形态和天花造景各有不同，可谓更上每个阶梯，都步步有胜景，层层入圣界，清净庄严，殊胜无比。[7]
宝塔地下室约1200平方米，由3面凹凸“几”字形墙壁将整个地下室一分为二，将轴心包括在内的一半为法华地宫，内藏石刻书法家陆维中先生手抄楷书版《妙法莲华经》于周壁，是为法宝；镇寺之宝水晶观音是为佛宝；迎请供奉高僧舍利是为僧宝，以及诸多珍宝法物，组成法华地宫“佛法僧”三宝，殊胜无比；另一半地宫为功德堂，整个功德堂面积约400平方米，地铺象牙白地砖，顶吊莲花图案红木天花板，大气、明亮、清净、庄重。正中主供的是大愿地藏王菩萨，通身装金，顶戴毗卢帽，结跏跌坐，双手持珠，光摄大千世界，菩萨身后为粉彩画“六道图”，寓意菩萨普度无尽的苦轮众生。[8]
3.3.3 慈慧莲舍
慈慧莲舍为东海观音寺西南角一系列组合式建筑群体，虽由现代混凝土工艺建设而成，但依旧模仿着木结构的形式，建筑风格也与寺院风格统一谐调。各建筑虽风格一致，但高低参差、错落有致，屋顶形式变化多样，有歇山顶、卷棚歇山顶、硬山顶、悬山顶，有的单檐，有的重檐，屋脊亦纵横交错，于统一中富于曼妙丰富的变化。其中布置装饰，朴素清雅，莲花国画让人顿生慈念。
慈慧莲舍为寺院慈慧功德会所在地，为体现观世音菩萨慈航普渡之善，特意临海而建，并将慈慧莲舍设计成船舫型，寓意慈慧功德会和广大护法信众、功德会会员一道将东海观音寺回报社会的慈心善行，借乘慈慧莲舍这条慈善之船出海远航[9]，普渡福海，往观音道场普陀得正果。
3.4 建筑美学分析
3.4.1 木结构之美
寺院主殿，如圆通宝殿、文殊殿、普贤殿等采用中华民族传统的木架结构的方式，即使是砖筑的慈慧莲舍、混凝土浇筑的观音宝塔，虽然用的是砖石结构，但外表依然模仿着木结构的形式，可见木结构在中国古建筑所占的统治地位及其实用价值、艺术价值之高。首先，木质轻盈、熟软，给人以温暖、亲切的审美情调，因为中国人比较感性，有一种求和睦、重感情的心理，追求的是一种意境；其次，中国传统建筑特别注重“线形美”，讲究线条的婉转、流动和节奏韵律，擅长以线造型，以线传情。[10]中国传统建筑采取木质的梁、柱搭建而成的飞檐翘角恰恰能适应这种“线”的艺术感染力：那弯曲的屋面，向外和向上探伸起翘的屋角，使十分庞大高耸的屋顶显得格外生动而轻巧，除了屋面是凹曲外，屋檐、屋角和屋顶的飞脊都是弯曲的，彼此相形相映，构成中国古代别具一格的屋顶“线形美”造型。[11]
3.4.2 建筑装饰特色鲜明
在寺院中，由于屋顶的艺术处理基本决定了建筑的面貌，因此，屋顶的形状和装饰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东海新观音寺屋顶造型有歇山顶、卷棚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攒尖顶等，歇山屋顶又有单檐和重檐两种。屋顶上的翘角飞檐，使屋顶独具风韵：屋顶的曲线和微翘的飞檐呈现着向上、向外的张力，配以宽厚的正身、廓大的台基，主次分明、升降有致，加上严谨对称的结构布局使整个建筑群显得庄严浑厚，行观其间，不难体验到强烈的节奏感和鲜明的流动美。[11]屋顶上的装饰主要为大吻和脊兽。寺院的脊兽较为特别，不仅造型简单而且数量也不多，但是由于其造型特别，并且与屋顶搭配得既统一又谐调，故其装饰效果丝毫不亚于传统的脊兽。寺院除圆通宝殿的垂脊处安放一个仙人外，其余一般为正脊处安放一个鳌鱼吻，戗脊处安放龙头即鳌鱼头。一方面，因寺院以鳌鱼观音为特色，鳌鱼为观音菩萨的坐骑，故取鳌鱼作为寺院屋顶神兽，既能凸显寺院的特色，又能借助观音之力镇寺保平安。另一方面，鳌鱼为龙头鱼身之神兽，一般来说，鳌鱼用在居民建筑上而非官式建筑中，因此，使用鳌鱼吻更能体现出东海观音寺慈善亲民的建寺理念。而这些美观实用的脊兽与仙人端坐屋脊，也为屋顶增添了美感，使建筑充满魅力。正如梁思成所说：“使本来极无趣、笨拙的实际部分，成为整个建筑物美丽的冠冕。”
4 东海观音寺绿化分析
4.1 绿化分布范围与风格
东海观音寺的绿化范围、面积与位置如图3所示，由此可知，植物绿化多分布于园林区，宗教主体建筑区亦配置合适的植物、盆景等点缀其中。总的来说，在诸多的城市寺庙中，东海观音寺可以算得上以园林绿化、山水等园林景观见长，因为，在如今寸土寸金的大城市中，能找到这样一片花木葱郁、小桥流水、环境优美的佛界净土实属不易。
东海观音寺内的绿化虽然不如皇家园林、私家园林或公园绿化那般品种纷繁、色彩斑斓，但其朴素而得体的风格与寺院内清净、庄严的氛围相当吻合、贴切。
4.2 绿化配置分析
院内植物品种虽不繁多，但也相当丰富。可以说，院内植物种类常绿、落叶均备；四季花开，季季有景；各种观花、观叶、观果、观姿植物，样样齐全。绿化配置方式颇多，有孤植，如感恩亭旁、船舫建筑前的一块区域内，孤植一颗造型香樟作独立观赏，于周围绿色地坪、圆形常绿灌木球的组合与陪衬下，格外显眼、突出，极具观赏价值。有对植，如圆通宝殿广场前对植两棵高大雄伟的银杏树；文殊、普贤殿前及各大、小出入口、台阶前对称放置两盆苏铁盆栽；慈慧莲舍门前对称栽植两棵桂树等等，这些都起到了点缀、烘托的作用，来体现佛殿、建筑、大门的肃穆与庄严。有列植，如寺院四周的围墙内侧列植一圈香樟；寺院1号门东西向次干道一侧列植一排香樟；感恩亭南面东西向游步道旁列植一排红叶石楠球、龙柏球等，形成自然式过度。有圈植，如慈慧钟莲花池壁旁栽植一圈红叶石楠球与黄杨球，其中黄杨球作为南北向4个定点，其余都栽植红叶石楠球，可谓于统一中参差变化。有片植，如圆通宝殿与文殊、普贤两殿夹缝空隙处栽植两片紫竹以衬托环境。有丛植，如普贤殿旁的河流前，专门栽植了一群大大小小的棕榈树，以作群体观赏。有群植，如园林区两条河流两旁的沿岸，栽植了一圈杨柳，纤细柔软的枝条如发丝般在微风中随风舞动、优美动人；岸上，以香樟、银杏为主，配合其他一些种类的乔、灌木，如棕榈、白玉兰、鸡爪槭、紫薇、苏铁、红花檵木、垂丝海棠、紫竹等，再加上三叶草、天鹅绒草所铺成的地被与草坪，共同组成了大片的树木群体，其搭配自然、谐调，纷繁不乱，主次分明、高低错落，天际线随之起伏，林缘线富于变化，具有群体美的观赏效果；岸边近员工宿舍旁，放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盆栽，如滴水观音、观音芋、芦荟、兰类等等，倍添生活气息。另有莲花池旁、观音宝塔前，特辟一片罗汉松林，象征佛教罗汉精神。
从功能区绿化布局特色来说，宗教主体建筑区以规则式布局为主、园林区以自然式布局为主。宗教主体建筑区的植物多结合建筑，在中轴线两侧呈对称式种植。圆通宝殿，为本寺最重要的主殿，殿前对植两株全寺中最为雄伟壮观的银杏树，下层于正方形花坛四边圈植蓬蒿菊，其后文殊、普贤殿基座前对称列植瓜子黄杨，并在圆通宝殿左右对称两个台阶口的两侧花箱中种植苏铁，通过植物材质的对比更加突出银杏树姿的伟岸。中轴线两侧植物整齐对称的形式与建筑相呼应，同时满足了众香客在虔诚礼佛时所需要的庄严肃穆的气氛。[12]在园林区，绿化布置以自然式风格为主、规则式布局为辅，模仿自然的山水园，可以说在园林区内几乎看不到修剪得极其规整、排列得相当整齐划一或呈严格几何形布置的植物与群体。游走于步道上，徘徊于建筑间，随处可见的便是自然式植物群落或组合，犹如身处大自然一般让人神清气爽、豁然开朗。即使是规则的对植、列植或片植，也因植物各自原本的自然造型姿态而于统一中富于变化，在周围的绿化环境或建筑的衬托下反而显得清新自然，不拘一格。这种规则式风格与自然式风格相结合的特色，恰恰迎合了佛教既庄严肃穆又秉承一贯的清净、自然、自在的精神与作风，使人们对佛教精神心存敬畏的同时，又能于纷扰喧嚣之外享受这份难得的如世外桃源般的宁静、清闲、舒畅、自在。
4.3 绿化的功能与作用
1）美化寺院环境，提高寺院的园林景观性；
2）净化寺院环境。由于寺庙每天都会燃烧大量的熏香与火烛，由此产生的废气和污染可想而知，因此，种植绿化能够有效净化寺院内的环境和空气质量，提高寺院的清新度和环保性；
3）寓意。如罗汉松，象征佛教罗汉，断尽一切烦恼；莲花，让人联想到观音菩萨的宝座，使人心向慈善；银杏、香樟等长寿树种，寓意佛教精神长存、香火不断等等；
4）心理调节。比如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看绿化、闻闻植物的花叶香气，能够舒缓心情，放松情绪，减轻压力，使人自然而然感觉舒畅起来；
5）植物不仅能远隔尘世，过滤噪音，产生静谧幽深的森林环境，而且还会给人提供一种神性的启迪、精神的慰藉和陶冶于广袤自然的乐趣。[13]
5 东海观音寺山水分析
园林因山而美、因水而活。通常，人们造园时“以卷代山、以勺代水”[14]，山水相依，如诗如画，自然界的无限美景仿佛就包含在这咫尺天地之中。
东海观音寺比邻大海，开渠引流，水源自然不成问题，相比之下，山石是其匮乏的资源，需从外部搬运而来。因此，东海观音寺形成了以水为主，以石为辅的格局特色。
东海观音寺的水域面积大、分布范围广而且呈分散状。（见图3）水域涉及处有园林区西南角的莲花放生池、围绕慈慧大钟的莲花池、园林区呈对称状的两条蜿蜒的河流——双龙汇，以及西侧一条河流位于主体建筑区的延伸水体部分。其中，莲花池为规则式水池，莲花放生池为半规则式水体，双龙汇为自然式水体。
东海观音寺有石而无山，在寺院的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找到石头的踪迹，它们或三五成群、或堆垒积叠、或独立成景、或环湖散置，可谓处处有石景，景景皆成趣。东海观音寺虽然石多，但是各处石头的质地、纹理不同，颜色也有差异，细细观察与品位，一定能发现其中的美与趣。
当然，只有水石相依，景色才最为美丽与自然。比如慈慧大钟左右两侧的双龙汇，河道两边并非做成人工驳岸，而是采用自然式土体护坡，岸上地势亦高低参差不平。河流水面逶迤弯延，时而宽阔、时而狭窄，收放自如。坡与水面的交界处堆叠着大大小小的湖石，坡面、岸边亦散置着三三两两的石块，形态自然、逼真，配上周围的植被，犹如身处大自然一般，令人心旷神怡。
正所谓“智者悦水，仁者悦山。智者动，仁者静。”山水不仅作为大自然的美景而存在，而且人们还常常根据它们的特性赋予丰富的文化意义与内涵。就比如山、石，代表稳重、坚定、仁慈与宏大。所谓厚德载物，我们人的心胸应该要像大山一样豁达、宽宏大量、充满仁爱，而人的意志则要像磐石一样坚定不移，不被外界诱惑，迷失了心智，进入了混沌。再比如水，给人以纯净之感，更代表一种大智慧，一切都应如流水般顺势而行。而平静的水面亦犹如镜面，时刻提醒着自己作自我反省、净化心灵、修身养性，以从混沌状态得到彻底净化。而这些正是佛门进修的最高境界。身处这样的环境中，相信每个人都能静心养性，借物而悟道。
7 结语
以观音文化为典型代表的佛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智慧结晶，它千百年来对人们的思想精神和社会生活起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中，仍需要发挥佛教的积极作用，顺应当前社会、人生的现实需要，努力发掘和弘扬佛教教义、佛教道德中有利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使佛教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出应有的促进作用。上海东海新观音寺发扬佛教慈悲、平等、和平的思想，体现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为传播观音文化发挥着独特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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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凌宇 实习编辑：邹金霞
作者：王爱民 张译天
摘 要：高校园林隶属于校园文化，它的反馈对师生员工的教学、科研与生活有积极的社会意义。高校园林作为社会多元化文化(建筑、植物、雕塑、碑刻、诗画、游艺等)的载体，是以它特有的景象媒介反映校园文化内容来行使它特有的社会职能。高校园林应该根据高校自身的社会功能需求和学校的历史文脉，用现代园林的审美意识去进行再创造，用新的园林景象表达校园文化的真谛。
关键词：高校;园林;校园文化;创作
高校园林是自然与学校相联系的，满足教学、科研、生活等功能需求的理想艺术空间。作为艺术空间，高校园林总是反映所在学校的校园文化。所谓校园文化，从广义上说，校园文化指学校整体文化，包括校容校貌、教学与管理制度、师生员工共识的及所遵循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等。从狭义上说，可以把校园文化理解为相对课堂文化而言的课外文化，或者叫非課堂文化，含舆论风气、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人际关系、校园环境等。毋庸置疑，高校园林隶属于校园文化，它的反馈对师生员工的教学、科研与生活有积极的社会意义。高校园林作为社会多元化文化(建筑、植物、雕塑、碑刻、诗画、游艺等)的载体，是以它特有的景象媒介反映校园文化内容来行使它特有的社会职能。
怎样在高校园林空间用显形的文化手段传递校园文化信息?它应该根据高校自身的社会功能需求和学校的历史文脉，用现代园林的审美意识去进行再创造，用新的园林景象表达校园文化的真谛。概况地说，高校园林设计及管理上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创作寓意校园文化的植物文化
与一般社会园林相比，高校园林具有许多独特之处，这是由它服务于培养人的教育目的所决定。正如杜威(John Dewey)所说，学校是“一种典型的环境，设置这样环境以影响成员的智力和道德倾向”。高校园林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员工和园艺管理者经过长期培育而形成的，它反映了校园文化发展的要求和校园群体的智慧与意志。它既是文化选择的手段，又是文化选择的结果。在高等教育文化选择功能的实现上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在树种的选择上要注意以下内容。
1.选择与庄严、肃穆的知识殿堂相称的树种。在人们的印象里，校园文化，特别是以研究高深学问为使命的大学文化，总是和庄严肃穆的知识殿堂;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古朴典雅的校园建筑这些概念相联系。它是一种与浓腻、喧嚣、斑杂的世俗文化截然不同的清幽的知识文化，宁静的书斋文化。在校园整体绿化树种中应以古朴典雅的松、柏、香樟等常青高大乔木为主导。
2.选择与高校自身相映的校树、校花。园林作为艺术 的一支分野，其特质的显现应是该校特色与时代特色的艺术融合。离开了这些就失去了该校校园文化的个性，容易变成平庸和步人后尘。所以，个高校园林不仅要讲求生态效益，而且应当讲究艺术效果;不仅考虑周围环境的风格、色调、建筑群体的布局等相配套，同时也要考虑校园文化自身的气质与特色，学校群体的身心需求等社会性。如医学院校就要根据“医学”这个重要特性，在突出重点的树种上，就要与具有崇高的救死扶伤的医德而相称相辉映，使其能沟通人与自然的交往，将园林这一物化的艺术同时物化着丰富的校园文化，使人与自然美真正浑然一体。
3.选择与莘莘学子读书、学习与生活相适应的树种。室外学习需要一定的光线，这就需要营造夏荫冬亮的树林。因此，校园内布局要种植高大的常青乔木，同时也要配植一定比例的水杉梧桐等落叶树种。当然，再配置一定的(石材、木材等材质)情趣桌椅凳就更酷更有学习氛围了。
二、创作表达学校历史文化的时空
学校规划与建设决不是一次完成，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所以，校园园林必须尊重历史的连续性，保护有价值的历史遗存。如有价值的历史性和纪念性建筑、古树名树、地质风貌及其景观等。因为，它们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而且是学校发展的见证，更是文化的沉淀与传承。
当然，为了使历史遗存与附近新环境不矛盾，或不过于突兀，可以在其周围配置保护区，并以绿化的方式来协调。其次，要以使用促保护，设法做到既保护历史遗存的特色与优势，又能够发挥它更多更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使用，也应安排与其建筑树木相适应的内容，如提供校史教育或作参观旅游的景点，使它们焕发生机勃勃。
雕塑作为创作本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在高校的发展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代又一代，许多高校在校园中用雕塑艺术来创造空间，表现自己的教育、科研、生活方式和理想价值，不断地积累学校最本质、最宝贵、最具特色的精神财富，使得这一代缅怀、传承上代人的文明，同时开拓创新下一代人的文明发展。真正有艺术价值的学校雕塑一旦形成，便成为校园文化的永久性物化形态，具有长远的意义。在这一点上，高校雕塑的文化积累功能是其他文化形态难以比拟的。
高校作为知识殿堂，其建设需要一定的时间才具规模，因此，企及在短期内让学校雕塑布局定型，这是极其不现实，也是违反校园文化积累沉淀规律的做法。但是，我们深究一下，时间也应该是相对的概念，不能按常规思维，由于需要时间，或者需要经费，就可以慢慢等待慢慢来。从辩证的层次理解，学校雕塑建设虽然需要时间，却又是紧迫的。其紧迫性在于高校国际化的步伐在加快，人们的环境因素在提高，而学校环境改造欠账又太多，学校绿化与美化程度尚低，学校雕塑建设与学校整体建设的距离越来越大，总是赶不上学校整体步伐及其教职员工的期望。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高校雕塑发展应当有较长的时间期限;而从学校建设的要求角度看，雕塑在学校校园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具有特殊功能。因而，应当注重效率意识，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尽可能多的雕塑艺术精品。
三、创作“法”自然，力求“巧于因借”“精在体宜”
在高校园林设计中，首先要把人在外主体，一切设计应是创造变化的生活、景域和亲切感、时尚感与舒适感。按照自然法则规划布局校园环境中的各个要素，特别是要重视把山水作为构图要素传统，着力于创造自然化的校园绿化空间和建设空间的形式上苦心经营，并应用“巧于因借”、“构图得体”、“精在体宜”是园林设计原则和手法技巧，把学校的绿化和建筑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环境沟通起来，互相借资，相得益彰，“宛如坦诚”。
在高校园林特色创作上，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校园整体美。在建筑创造和环境设计上，既要努力把握园林建设与校园文化的统一关系，又要寻找自己学校创作和其他学校在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不同之处，通过变异，力求创新，这就是高校园林风格创造的任务。
四、管理上要突出高校园林的教育属性
高校园林尽管是以师生员工为服务对象，但是，作为被服务的师生员工实质是学校的主人。广大师生员工既是被服务者，又是服務者。校园建设的好坏是与学校的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必须充分发挥学校师生员工对校园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使学校中的每一个主人真正起到“主人翁”的作用。反之，因为少数人不注意校园建设的重要性，有意无意地起着破坏作用，那是会造成损失，甚至会铸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如，有的人喜欢野炊的浪漫，放火烧野草的刺激，这稍有不慎即会发生园林火灾。因此，不断提高师生员工对校园园林建设和参与意识，是搞好高校园林建设的必要环节。为达到此目的，我们认为除了坚持不懈地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聘请师生员工各方代表参与校绿化委员会，参与规划及实施学校园林建设之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建立健全校园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使学校园林建设与规律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只有严格执行制度，使广大师生员工能从思想上彻底地认识到校园建设与维护校园的责任与义务。在高等院校内形成“校园建设为人人，人人为校园建设”的崇高风尚。这就需要学校绿化专业队伍认真宣传有关方面的精神，充分利用各类宣传设施、平台，在不同场合广泛深入地宣传，强化师生员工热爱校园的意识，同时希望他们做好监督，认真执行有关制度，严格校园各类，以防微杜渐。
2.分片管理，责任到基层组织或个人绿化管理也应该同环卫管理一样，实行责任制，专业队伍分别作技术性指导与部署，特别是春季 排涝，夏季抗旱，秋季护果，冬季除雪等工作，应当下放以教工科室班组(学生以年级班组)为单位的责任制，以提高师生员工的园林建设的参与意识。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条件的可进行年终评比，并制定执行有关奖惩办法，以鼓励群众性的义务劳动与管理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
3.学校成立园林花卉盆景爱好者协会。充分利用其组织聚集一批绿化美化的爱好者、志愿者，并通过其组织活动，不断提高师生员工对校园建设的审美意识与参与意识，同时，通过他们广泛收集校园建设与管理的合理化建议。
4.开展评选校树校花活动。各校根据自身的特点，组织广大师生员工参与推荐评选校树校花洪山，最后校(院)职工代表大会审批通过。这类活动的开展对培养师生员工爱校爱集体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意义是深远的。
5.举办花展及花卉栽培讲座、校园风景摄影竞赛等活动，还可以开展新生入校植树活动，毕业生离校植树活动等。总之，神人共愤地开展校园建设教育与实践活动，不断提高师生员工建设校园，孕育良好的校园文化的积极性，使中国高校园林建设尽早尽快实现具有中国高校特色的园林化。
[责任编辑 王玉妹]
作者：毕凌红
[摘 要]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随着“中学西传”和商业活动的不断发酵，中国的哲学、工艺美术和园林艺术在欧洲大陆不断产生影响。中国园林文化在17至18世纪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的产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以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英国风景园林的转型都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中国的园林文化在影响英国园林文化过程中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
[关键词]英国园林；中国园林；文化交流；东学西渐；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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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纪的文艺复兴起，欧洲文明广泛吸收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逐步向近代社会迈进。伴随着航海时代的来临，中国的商品如陶瓷、丝绸、漆器和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一时间，从欧洲贵族至平民都对中国物品非常喜爱，几近痴迷。随后，中国的陶瓷、室内装饰、服装和建筑等文化符号引发了欧洲持续百年的“中国热”（Chinoiserie，中国热；法语为Chi-nese-esque，意为“中国式的”）。其中，中国的园林艺术深受以英国和法国为主的欧洲国家的关注，以单体和曲线形式存在的中国式园林在欧洲各国的土地上被大量模仿和实践。从十七世纪初开始，英国社会受到启蒙时代（Ageof Enlightenment）理性与现实生活哲学观的影响，对蕴含孔孟儒学、道教哲学的中式园林艺术十分推崇，来自中国的园林艺术逐渐唤醒了英国民众对自然和原始景观的热爱，并转变了英式造园的观念。中国园林的不规则曲线被造园师推崇为反对几何式花园最常用的武器。到18世纪下半页，英国园林在发展的进程中融合了中国和欧洲古典造园艺术的特点，形成了蕴含自然风景的园林风格。本文通过研究史料文献和造园实例，深入挖掘中国园林文化在英国造园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并为中国文化和造园艺术影响中的西方造园发展研究提供文献参考。
一、思辨：17-18世纪中英之间的交流
（一）文化交流引发“中国热”
17-18世纪，欧洲商船从中国运回大量商品，旅居传教的教士同时带回大批报告、书信札记、游历日记和见闻，此类有关中国的社会制度、农业、工商业、文学艺术、历史的著述为欧洲开启了中国文化之门。中国古代的经典书籍被译成拉丁文、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书中描绘的“仁政德治”和“民贵君轻”思想、官僚的科举选拔制度与欧洲的官位世袭、贵族特权截然相反，使英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极高的认同感。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1545-1618）在《大中华帝国志》中记录了中国宏伟、奇特的建筑，并宣称使用了特殊的材料制成；官员府邸里的花园，草木繁盛并使用了水景，十分精致。这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引起了英国文艺界的关注，在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拉雷吉（Walter Raleigh，1554-1618）和海勒（Peter Heylin，1599-1662）等学者出版的著作中被广为引用。书中对中国介绍详尽，但门多萨本人并未到过中国，内容主要来自其他传教士的游记或假想。
进入18世纪，欧洲人的注意力转移到随后风靡英国的中国造园艺术。德国人菲舍尔·埃尔拉赫（Fischer Von Erlach）的《建筑简史》（En-twurf Einer Historischen Architektur）介绍了中国古典造园艺术中的垒山技艺和太湖石的造景手法。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绘制多幅以承德避暑山庄为题材的“三十六景雕刻版画”，1742年，他将这些珍稀的中国园林图像资料带回英国伦敦。版画中对于园林和建筑的描绘将一直以来大家只能通过文字描述而揣摩的中国园林升级为可视的图像。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曾作为乾隆的皇家画师，在圆明园工作和生活三年。他称赞园中的景色虽然全部是由人工完成的，但却似“由自天成”，他描述中国园林的特点是并非严格的按照中轴对称，从尺度上寻求体验的和谐，完全不同于法国的古典主义造园风格。他以艺术家的敏锐嗅觉体悟到中国园林的美学内涵：源于自然，注重重塑自然界中的万物和谐，空间与尺度柔和，且不失游赏趣味。他与友人的书信随后在法国出版，受到了英国学者们的欢迎，推动了英国园林的设计革命，对日后英国自然风景园的倡导者伯灵顿伯爵和肯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修正了欧洲学者和设计师从文字和插图中臆想的中国园林形象。
（二）经济利益驱使下的英国“中国热”浪潮
英国凭借强大的航运和海上的霸主地位，逐渐在商业竞争中占得先机。167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抵达中国台湾。随后，从十八世纪初，以广州（当时称为“Canton”）作为长期的通商口岸。对于中国商品的追求，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航海贸易的发展，而光鲜绚丽且制作精美的中国商品，为中国的工艺美术和园林艺术在英国的传播铺平了道路。随着各式器物以及中国文化典籍的早期传人，“中国风格”逐渐在普通英国民众中广为流行，英国文人同样热衷于追求“中国式”的设计和装饰艺术，并精心描绘形成具有异国情调的时尚风潮。
一方面，中国艺术在18世纪广泛渗透于欧洲洛可可（Rococo）艺术的形成过程中，从制作精致的家具、室内装饰到风景园林各个领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保留了巴洛克风格的复杂形象和精细图纹，并逐步与中国艺术中不对称特征和元素相融合。这种新颖的艺术风格以其不对称的轻快纤细曲线著称，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庄严、豪华、宏伟的巴洛克艺术，洛可可艺术则打破了艺术上的对称、均衡、朴实的规律。英国的造园活动是欧洲洛可可时代的最后成就与表现形态，山水、园林、建筑等皆受到洛可可艺术的影响，弯曲溪流、弯曲的小路和高大遮阴的乔木，无处不透漏着中国艺术中所强调的含蓄、典雅和纤细之风，似乎很符合英国人领会的中式园林的内涵。
另一方面，旨在通商而繁荣的航海线路的开辟，使得英国学者得以有机会亲临中国，直接面对中国的造园艺术。在1740年至1749年期间，英国著名的造园师和中式园林实践者钱伯斯爵士（Sir.William Chambers，1723-1796）曾随着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三次到访中国的广州，并参观、学习中国的建筑、室内装饰和古典造园的相关知识。在1772年出版的《论东方园林》（A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中，钱伯斯爵士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中国园林艺术的赞美：“中国人设计的园林艺术是无与伦比的。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与东方的绚烂成就相媲美，只能像对太阳那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1757年，他以广州的千佛塔和南京大报恩塔为原型，在英国的丘园（Kew Garden）中设计了中国式塔。他的著作和作品进一步深化了英国人对中国园林艺术的认知和兴趣，广泛地影响了英国和法国的学者和造园师，园林设计增加中式构筑物一时间成为当时造园的时尚，英国掀起了仿造中国园林的高潮。
二、形变：“中国热”促进英国造园的转型
（一）早期的英国园林
英国的造园艺术并未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各国长期处于封建王朝和教会的统治之下，封建王朝的世袭和等级制度、贵族特权、相互间的权利交融导致客观交流十分频繁，使得英国造园被欧洲主流造园风格同化。在英国，早期的造园活动受到意大利、法国和荷兰造园的影响，但是，此类封建世袭式的造园风格，并未被英国社会完全接受。
15世纪末，英国园林以植物种植为主，其设计灵感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花园，但保留了英国农业社会中盛行的花田，从事造园工作的大多是农学家和医生，具有重培育和医药研究的功能而轻观赏，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英国园林与意大利造园的区别。注重大尺度、规划和中轴对称的法国造园风格在十七世纪被介绍到英国。安德烈·莫莱（Andre Mollet，1600-1665）和亨利·怀斯（Henry Wise 1653-1738）等设计师的作品结合了英法园林精髓的佳作，林荫大道作为中轴线，两侧结园中延续传统几何图案的花坛。由于英国独特的岛国地理环境和长期以畜牧为主的封建农业国家的性质，使得英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自然审美趣味得以保留，为日后重理性和几何布局的古典造园形式转变为自然风景园林保留了原始的动力。
随后，英国造园逐渐融入荷兰造园元素，如水景、果园、用于灌溉的水渠、造型复杂的植物雕塑和深入农田的林荫道等，宏大尺度的花坛和农田通过轴线连接，巧妙地引入了反映农业生产的农耕元素。同时，欧洲各国兴起塑造风景的造园风格，两者正巧迎合了英国社会对于自然的口味。再者，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作为新生代的园林主人，必然对造园的内容、形式和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古典造园所体现的园主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意义，逐渐被观赏和游玩所替代，参与群体也逐渐扩大。作为一种新需求思潮之下的鉴赏，英国园林需要一定的实践模型和审美理论作为支撑。中国园林艺术中“自然”和“原野”的内涵在“中国热”的浪潮中被英国社会所接纳和推崇，并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英国园林。
（二）“中国热”影响下的英国造园
在英国社会极力追求中国艺术的同时，知识界则将目光转向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研究。到访过中国的传教士和学者们开始在英国传播汉学，并相继出版一系列汉学著作的英文译本。英译的汉学著作和写实的中国风景画成为了学者心目中理想环境的范本。加之，英国社会早已厌倦了当时欧洲盛行的法国、意大利和荷兰式的规则、几何、中轴对称的造园风格，英国社会开始寻求突破古典园林的束缚，改变审美观念，致使英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和艺术表现出愈加浓厚的兴趣。哲学家、诗人和学者们纷纷撰文批评时下流行的规则式园林，并以园林艺术作为载体，尝试描绘他们向往的园林模式，呼吁“回归自然”。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认为事物的“公用”和“功能”的作用高于形式，规则式的园林仅仅是在整理树木的外部形态，方形或矩形的水池看上去死气沉沉，毫无乐趣。他呼吁造园应该以偶然性和出人意料的意境美博得人们的喜爱，并倡导人们走出“对称的”园子，走进乡野，接近乡土植被。他的这些美学思想后来逐渐渗透到建筑与造园的思想中，促进了英国造园艺术的转型。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追寻艺术形态的本源加深了中国热在英国的影响力，并不断向更深层次延伸。十七世纪末，英国新兴的农业资产阶级和贵族逐步在政坛中掌权，启蒙思想激励了他们对乡村、荒野的向往。农业开发使得新兴阶层在积累物质基础的同时愈发亲近自然。中国园林艺术中广泛应用的“源于自然”的不规则曲线，正好与资产阶级冲破封建皇权、挑战等级制度的雄心不谋而合。十八世纪初，富裕的新兴资产阶级开始独立出资雇佣造园师，打造他们想象中的“自然花园”。他们为中国园林的意境美、淳朴的向往“自然”的体验与思考著书立说，为构建英国园林形式变迁的理论基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英国社会对中国造园艺术的讨论
英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文艺评论家威廉·坦普爵士（Sir. William Temple，1628-1699）是英国第一个饶有兴趣讨论中国园林的学者。他在1692年出版的《论伊壁鸠鲁的花园》（Uponthe Gardens of Epicurus）一文中将中式园林的不对称、不规则的美与欧洲整齐对称的造园手法进行对比，还使用“Sharawadgi”一词来描述“好的，或者值得赞赏”的中国园林。这个新颖的英文词汇被造园师推崇为反对几何式花园最常用的武器，被普遍认为是英国自然风景园林最原始的促进因素。威廉·坦普爵士认为英国园林需要改变，这种变化不应该仅仅是形式上的，而精心设计的“不规则”正好符合变化方向。随后，他在私人别墅的外围（MoorPark，Farnham）率先采用了类似的曲线设计。
他的观点得到英国文艺评论界的响应。约翰·洛克的学生，哲学家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3rd Earl of Shaftesbury，1671-1713）赞同道：“‘和谐’和‘自然’是艺术最终所追寻的；圆形、曲线和未经雕琢的荒野都可以呈现在园林设计中。”随后，诗人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在1712年发表的《庭院的欢乐》中赞同园林的美应该等同于“自然”的美。他欣赏中国园林艺术，坚信中国人在造园的过程中，善于再造“自然”，而且他认为英国本土的造园师应该学习中国的造园艺术，尝试运用原始、不规则的、富有野趣的假山、长满青苔的洞穴和律动的瀑布等元素取代以往规则、对称的草坪和植物雕塑，产生妙趣横生的视觉效果。他同时呼吁，英国的风景园林行业应该开展中国园林的实践。1713年，诗人蒲伯（Alexander Pope，1688-1744）撰文批评流行的过度装饰且造型复杂的植物雕塑，呼吁造园需要“追随自然”，并称赞中国园林是“赏心悦目”的，园中的设计重现了“艺术的原野”。
英国学者齐声对中国园林持有的肯定态度，成为了文艺界寻求传统艺术形式转型的动力，建筑师和造园师则开始思考从造园手法和布局上探索“最好的园林”形式，中国园林显然是个不错的研究实例。1715年，造园师斯威泽（StephenSwitzer，1682-1745）在《贵族、绅士和造园乐趣》（Nobleman，Gentleman，and Gardener's Recrea-tion）中提出将“自然”带回园林，在传统造园中引入乡野和森林，开阔游人的视野，弱化花园和自然之间的边界；设计师应该注重造园美学和经济实用相结合，缩减规则式园林高昂的维护费用。1719年，他在蒲伯别墅（Villa inTwickenham）的改造中尝试打造自然式园林。他在全园的尺度上，去掉中轴线和规则的花园设计，增加植物造景、假山、曲线的道路和水体的比例，使得园内的设计贴近诗歌中宣扬的理想环境。
（四）英国自然风景园的兴起
步入18世纪之后，中国园林艺术中宣扬的“自然和原始”思想经过英国诗人和文艺评论家笔下的再次创造和提炼，逐渐被描述为接近古代完美环境的典范。此时英国主流社会的审美观趋于大众化，且不断向本土文化中爱好大自然的传统靠近。求新求变、突破边界，与自然界互动的设计得到大众的认可。那些与主流阶层有直接联系的文化学者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权贵，如学者、诗人、哲学家和政治家都亲自参与到自家庄园或花园的改造中来。这样，受中国园林艺术影响，英语开创了自然式风景园林造园风格，将英国园林从欧洲古典的几何式园林艺术中解放出来，引领了欧洲不规则式园林的新风尚。
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传统园林开始向自然风景园过渡，抛弃轴线设计代表着英国园林的普遍性改革。造园师布里奇曼和肯特（Charles Bridgeman， 1690-1738； William Kent，1685-1748）成为扭转几何布局的先锋。他们打破规则式园林中的生硬直线，尝试用柔软的曲线软化传统园林和乡村的边界，利用英国起伏的地形地貌作为背景，延长视线，将封闭的园林延伸到自然界中；为降低建筑体量和数量，用单个的中式亭、台、楼阁、庙宇和其他园林建筑作为视觉的焦点，代替中轴线的设计。
布里奇曼在斯托园（Stowe Landscape Gar-den）中率先“背离”传统，实施了蒲伯和斯威泽的设计理念。他试图在设计中打破几何式规则园林的布局方式，用交叉的林荫路作为主路，蜿蜒曲折的支路、湖岸、河流和茂密的树丛富有层次，配合起伏的地形和地貌，在三维空间里还原场地的自然特征（Genius of the Place）。他受到中国园林中“挡”与“障”哲学的启发，创造了哈哈墙（Ha-ha）：在草坪斜坡上设计了一个下沉式的挡土墙和水沟，防止野生动物或家畜跨越进入花园。去除了封闭的围墙，将游人的视野由园内延伸至外围的森林，消除了两者间的界限，将园林拥入自然的怀抱。
肯特深受布里奇曼的影响，在设计中又融合了自然风景画的写意和构图技巧。他热衷于从自然美景中提炼造园的线条，并宣称“自然痛恨直线”（Nature Abhors Straight Lines），强调造园师的工作是创造冲破墙壁包围的风景画。在他和布里奇曼合作的项目中，包括克莱蒙特别墅、奇斯威克园、罗山别墅和斯托园（Claremont，Chiswick House.Rousham and Stowe.）等都不断地诠释自然的原始和野性，在林荫路之间创造蛇形（Serpentine Style）开敞空间，赋予水渠、河流和湖岸自然的曲线。他注重造园的画面感，借用风景画的透视和光影来搭配园中的雕像、中式亭、寺庙和洞穴，还原伊甸园的古典气息，将文明世界中的园林和自然界融为一体。
十八世纪晚期至十九世纪初，英国的自然风景园日趋成熟，布朗（Lancelot Brown，1716-1783）无疑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传统园林经过他“轻描淡写”式的雕琢，几乎丧失了所有的人工痕迹和几何布局，在园林中呈现出自然的韵味。在布伦海姆皇宫（Blenheim Palace）花园的改造中，他使用开放的草坪替代怀斯的勒诺特式花坛。将几棵一簇或单棵的乔木随机布置在波浪式的长曲线上。草坪的地形起伏错落，以建筑为起点缓缓下降至湖面，同时，游人的视线可随远处的森林逐渐上升，草坪、树木、天空和湖中的倒影，将自然收入园中并转化成如画的风景。
三、中国和英国造园艺术的异同
造园艺术是时代的产物，中国和英国远隔重洋，两者造园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涉及国家的社会文化、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错综复杂的因素。宗教改革后，英国脱离了罗马教会的控制，在国家体制和社会经济层面上远离了欧洲大陆，虽然此类隔离并未影响中国文化传人英国，亦未影响社会各界研究和了解中国的热情，但毕竟相对于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接收到的中国信息，还是十分有限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英国园林却在中国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中思考求变，在学者和造园师的共同努力下，结合本土气候条件和国土景观等自然因素，完善了当时的自然景观，实现了从古典主义园林到浪漫主义园林风格的转变，形成了自然风景式园林，这是欧洲美学和造园领域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影响极为深刻。深究这场革命的深层含义，其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园林形式或者外在的不同，更多的是蕴含着英国社会化的哲学思考、社会主导阶层的改革和文化转型等内在因素。这场“不经意间的自然”替代“美在比例与和谐”的革命，是代表启蒙思想的唯物主义冲破皇权天赋的封建社会桎梏的决心，是反对园林所代表的封建君主和贵族奢华生活和特权地位的行动，也代表着园林艺术大众化、市民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园林艺术起源于供古代帝王专享的观赏和狩猎的“园”、“囿”，后期分化为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但仍受到皇家礼制和儒学思想的长期影响，并长期处在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之中，造园的初衷和理念并未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改变。中国园林的设计不是简单的模仿和搬运自然，而是追求理想化的自然，通过艺术的提升来达到真实的再现。皇家园林恢弘的尺度和跨越园林的中轴长线，通过设计师的巧妙构思，虽然不能一目了然，但却是隐喻在“对景”和“呼应”的延续视线之中。私家园林受到场地和尺度的限制，曲折小桥、潺潺细水，迷宫似的假山在无处不体现出园主人寄情“江山、社稷”的胸怀之中，捕捉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是以“假山假水”喻拟自然景观，既为“虽为人做，宛自天开”的意境。
英国社会对于中国园林艺术的理解当然存在着偏差，甚至可以说是断章取义式的学习和模仿。早期的英国学者，将西传的画作中所描绘的富有野趣的景象，与英国古代的盎格鲁撒克逊游牧生活联系起来。马国贤所带回伦敦的铜版画中，种植了稀疏、低矮乔木的“草原”，仅仅是截取了中国皇家园林中的一处或几处景致，但此类景色却成为英国园林整体田园化的理由。英国园林中的长曲线并不能等同于中国园林中人造山水的曲径通幽，其所代表的浪漫主义情怀亦不能等同于中国园林中儒学式的悲情主义。前者突破了长期以来束缚园林的围墙并无限贴近自然，符合英国人对田野风光的向往。而后者，却在私人园中独自欣赏“江山美景”。诚然，其中有英国本土文化和自然条件的因素在其中，但也说明当时的英国学者缺乏对中国园林艺术内涵的深刻了解，也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
18世纪后期，英国社会热衷于推动中国园林艺术在英国的传播，设计师在模仿中国园林“品位”的过程中，大多从构筑物和植物人手。英国园林中的构筑物大多被称之为“中国亭”，这些源自于中国绘画的亭子，让国人看起来多少有些怪异，且尺度迥异，与真实的中国建筑相去甚远。但其功能上，倒是维持了中国园林中“观景点”、“视线引导”或“视觉焦点”的功能，而且设置中国式亭子的目的明显，即为设计师表达“中国品位”最为直接方式。植物配植方面，设计师摒弃了平行的方格网式植树和规则的树木修剪方法，注重多样化植物品种的选择和植物之间色相的相互搭配。在整体布局上，由于缺乏更为详细的资料，只能根据中国山水画作或瓷器上所绘制的景色，将植物以局部景点的方式散置在园中。而中国园林中，植物元素以配景的形式存在，却大多在全园中形成完整的植物群落，虽起到的是辅助作用，但亦注重与建筑的搭配和整体性。
四、结语
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进入工业革命，一时间曾席卷欧洲的“中国热”也渐渐淹没在轰鸣的机械声中。过去英国学者眼中开明和优越的中国，在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笔下逐渐褪去虚华，露出“真实的面貌”。但是，回顾这段近两百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风在英国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英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误读”、“臆想”和“借用”。但是，中国文化的确在英国社会大变革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启蒙思想家和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统治的斗争中的思想武器。
中国园林之于英国古典园林的影响，也是如此。欧洲甚至是世界各国一直认为，17世纪以来的英国园林艺术中的浪漫主义造园风格是受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英国古典园林的转型和其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整个过程具有其特殊的性质。造园活动虽然是着重打造空间环境的艺术行为，但其风格、形式和内容深受当时欧洲的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模式影响。在崇尚王权和神权至上的文化笼罩下，在理性主义的文化氛围烘托中，几何式布局的造园模式，忽略了风景园林源于自然的特点，使得当时的设计脱开了自然环境，或者说凌驾于自然之上。
在欧洲各国中，英国并不是最早介绍和学习中国园林艺术的国家，但中国园林艺术确实在英国造园的转型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从园林小品的借鉴，到造园风格的模仿，到最后形成具有本土化色彩的英国自然风景园林的全部过程：一方面是理性主义之风，强化了转型的效应，也强化了不断寻找适合本国地理、文化和社会大众需求的造园风格；另一方面，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社会的等级观念逐渐弱化，艺术的阶级特征逐步淡化，园林艺术越来越大众化和具有公共性。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大环境下，新兴阶级寻求社会转型“灵感”和寻找适合本国地理、文化和社会大众需求的文化艺术风格，其中不乏“利用”中国园林之嫌，也有曲解中国园林的“自然”为己所用的目的。
17世纪，英国学者视坦普的“Sharawadgi”为反抗古典主义的利器，18世纪他们却批判坦普和钱伯斯的园林完全不是想要的风格，且剥夺了英国人对自然式园林的原创地位。诚然，在17世纪的园林发展过程中，已经呈现出自然风格的端倪。但是，中国园林不追求园林的形式、顺应环境和源于自然的哲学观，对英国规则式园林“形”的突破，提供了思想的启发和素材的支持。另外，受到历史的局限性，英国的学者和造园师缺乏与中国园林的直接交流也是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钱伯斯在批评肯特和布朗误解了中国园林设计理念同时，却从未提及他对任何一本中国造园专著的体会。中国和英国的造园艺术在各自独特的发展轨迹中交会、碰撞。总之，正如歌德所述“东方和西方，再也分不开了”。
作者：刘晓光 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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