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官法制定的现实必要、争议及具体设想
摘 要：今年我国或将提起审议监察官法。监察官法的出台是对现行法律难以有效管理监察官队伍的必要回应，有利于提升监察职业的威信。监察官应当走专业化发展道路，试行“员额制”改革，将法律职业资格作为监察机关执纪调查部门初任监察官的准入条件，采用专业技术序列设置监察官的等级。在制定监察官法的具体结构和内容上，参照新修订的《法官法》《检察官法》，我国监察试点经验以及域外监察法规，监察官的范围应当限于行使国家监察权力的专责监察人员;监察官的职权尤为需要注重保密义务与树立监察权威;经验、能力、品性、政治素养应当是遴选监察官的考量因素，对于初任监察官、转隶人员、原纪检监察部门过渡人员应当予以区别任用;应当强化对监察官的培训、任职回避与监督管理，构建系统的监察官考核、奖励和惩戒机制;在工资保险福利、职务、人身安全、职业伦理、辞职辞退与退休等方面对监察官要加以保障。
关键词：监察官法;必要性;争议;设想
自《监察法》颁布实施以来，为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监察官队伍，2018年9月，全国人大公布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起草监察官法列为第二类立法规划。2019年2月，国家纪检监察部门表示：今年将研究起草监察官法。[1]2019年3月，全国人大监察与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徐显明在答记者问时透露监察官法正在制定中。2020年5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表示监察官法已经形成了草稿草案。
监察官法的制定离不开系统的监察理论支撑，然而目前学界对监察官法制定的必要性、制定的内容以及如何制定监察官法尚存在一定的争议。为响应我国监察立法实践，为监察官法的制定提供学理支撑，有必要对监察官法制定的争议以及监察官体系的设置进行梳理。
一、制定监察官法的必要性分析
监察官法的制定是对监察官职业化发展的肯定。首先，通过设置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法律人才，为监察官队伍的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其次，随着“监察委员会”被纳入《宪法》以及《监察法》的出台，监察职业的发展也获得了宪法和法律的支撑;再者，自十八大以来，我国重典治腐虽然取得了系列成就，公职人员腐败问题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但为了预防腐败态势的蔓延以及积极预防腐败行为，国家应当建立一支以监督、调查、处置为职能的专业化的监察官队伍。这为监察官职业化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基于现有的法律难以有效地管理“新生”的监察官队伍，为加强对监察官的管理，当前我国应当制定专门的监察官法。
(一)《公务员法》难以有效地管理监察官队伍
在国家立法层面，监察官法正在制定中。监察官法的制定是深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将监察人员在价值观、工作、身份等方面同质化，形成对监察职业的认同感，提高监察官的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是建设中国特色监察队伍的客观需要，也是为国家反腐败斗争提供专业化人才的“后勤”保障。[2]刘练军教授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监察官无需像法官、检察官一样走职业化的发展道路，国家是否需要制定专门的监察官法管理监察官队伍也殊为可疑。基于监察委员会的政治机关属性，仅仅凭借《公务员法》便可以有效地管理监察官队伍。[3]任建明教授则认为，监察委员会的政治机关属性并不能否认监察机关与监察官的专业化发展方向。[4]监察官同法官、检察官一样，不能等视为普通的国家公务员，监察官亦应当走职业化发展道路。
笔者认为，监察官不同于普通的国家公务人员，有必要制定专门的监察官法管理监察官队伍。一是在监察机关的设置上，各级监察委员会是我国专责的监察机关，①其本质是党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在机关属性上不同于普通的公务机关;二是在监察职权的配置上，监察官享有监督、调查、处置三大职权，担负着国家反腐败的重任，不同于履行普通公务的国家公务人员;三是在监察官的选拔、任用上，监察官不同于普通公职岗位的选任要求。为保障监察职能的行使，监察官不仅要求能够熟练地掌握相关法律条文和党规党纪，还需要具有財政、金融、心理学、说服学等方面的知识;四是在对监察事项的处置上，《公务员法》仅能对监察事务进行“粗犷式”的管理，难以有效地处置各类监察事务。如监察委员会同其他国家机关的职能交流、党纪与国法的贯通、监察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衔接以及开展国际反腐败合作等问题。虽然监察官本质上属于国家公务人员，但仅仅凭借《公务员法》已经无法有效地管理监察官队伍，加之国家赋予监察机关反腐败的政治重任，因此有必要制定专门的监察官法，对监察官队伍的进行专业化的管理。
(二)监察官条例难以承载监察官的反腐败重任
目前学界普遍赞同国家应当制定监察官法。②但在监察官法制定的时机上存在两种争议：一是以徐汉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主张直接参照《法官法》《检察官法》的立法技术和司法体制改革经验起草监察官法[5];二是以刘练军[3]、姚文胜[6]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先试行监察官条例，后逐步推进监察官法的起草。
笔者认为，我国应当直接制定监察官法，不应当以试行监察官条例的方式，逐步推进监察官法的制定。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加快完善国家监察立法是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重点，监察官条例以“条例”的位阶管理监察官队伍，与后续的监察立法难以形成有序的衔接，不利于对监察官队伍的管理。通过制定“法律”而非“条例”的形式直接对监察官队伍进行管理，不仅可以彰显党和国家对监察官队伍建设的重视，强化对监察官队伍的管理，客观上也有利于树立监察职能的威信，提升其反腐败效能;二是监察官法的出台是深化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未经人大制定通过的监察官条例，难以有效承载监察官肩负着的实现国家监察全覆盖的重任，也严重影响着监察人员在开展监察工作的过程中，与其他部门平等交流协作的可能;三是监察官法的制定具有法律和实践基础。一方面，我国《宪法》和《监察法》对国家监察官法的制定在立法层面上做出了规范，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①另一方面，在北京、山西、浙江开展的监察试点工作，以及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的各级监察委员会，都涉及到了对监察官队伍的管理，为国家监察官法的制定打下了深厚的实践基础。因此，我国应当直接起草制定监察官法，没有试行监察官条例的必要。
(三) 监察官法的出台有利于树立监察职业的威信
监察机关区别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的政治机关。它通过与专责行使党纪检查的纪委合署办公，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全方位的监督。监察体制改革是建设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一大创举。监察机关不同于司法机关，具有鲜明的政治机关属性。开展反腐败斗争既是监察机关的法律使命又是党和国家赋予其突出的政治任务。莫于川教授认为“监察机关能否让人信服，关键在于其运行的前3～5年内能否树立威信”②。监察官能否取得反腐功效以及取得多大的功效关键在于他们受到尊重的程度。[7]为了强化人们对监察职业的信仰、对监察机关的信心、对监察举措的信服，有必要在监察体制刚刚运行的前3～5年内直接制定监察官法，以法律的形式彰显党和国家对建设监察体制的重视，并以此树立起监察机关、监察职权和监察官的威信，深化人们对于国家监察机关的信任，从而使得监察机关反腐倡廉的政治职责得以落实，深入民心。
二、监察官法的制定内容争议
监察官是否应当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是否应当实行“员额制”、法律职业资格是否是其资格准入必备要件，以及监察官的等级设置等问题，是目前学界对监察官法制定争议的焦点。对监察官法制定争议的评析，应当立足于我国现实的监察环境，紧紧契合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初心和宗旨。
(一)监察官“专业化”发展争议
在监察官是否应当走“专业化”发展道路这一问题的争议上，鉴于我国原有的行政导向下的反腐败机构带来的“集团式腐败”、充当地方黑恶势力“保护伞”等问题，薛彤彤主张建立专业化导向的国家监察官制度，形成以专业能力为主导的人事制度安排和激励机制。[8]周磊进一步指出反腐败是监察官专业化发展的方向。[2]蒋来用还从加快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的出发，提出建立专业化的监察官职业体系。[9]刘练军对此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上述学者均未明确监察官“专业化”发展的具体指向，以及监察官反腐败的工作性质，从事监察官的准入门槛与资格要件等问题。监察官本质上行使的是监督权，与传统监督权并无差异，监察官无需具有专业化知识，无需像法官、检察官走专业化发展道路。[3]
笔者认为，我国的监察官应当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按照利伯曼对“专业化”的认定，所谓“专业”应当基本满足以下八个条件：一是垄断地从事社会不可或缺的职业;二是理性技术的运用应高于体力技术;三是需要长期、专业的教育;四是专业自律性;五是独立的决策与承担责任;六是非营利性;七是自治性;八是具备职业伦理。[10]据此可以认定，“专业化”的监督官至少有两个层面的要求：一是就监察机关而言，监察机关作为一种排他性的，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的非营利性国家监察机构存在;二是就监察官而言，监察官在长期、专业化的监察培训基础上，能够独立、自主地运用监察手段行使监察权力，承担监察失职(违反法律或监察伦理)的责任。
监察官的“专业化”发展不仅表现在反腐职权的配置上，在监察人员的选拔、培训、考核、规制等方面也要体现出“专业化”水平：一是对监察官的选任要专业，建立一套独立的监察官员选拔、任用机制，培育专业化的监察人才充任监察官，提高监察官的集体荣誉感和职业信心。二是对监察官的培训要专业，不仅要长期开展对监察官的职业培训，还要有针对性地培育监察官监督、调查、处置三大职权的专业技能。三是对监察官职权的配置要专业，保障其既能独立地做出监察决策、行使反腐败职权，又能公正、合理地承担监察失职的责任。四是对监察官的管理要专业，通过监察立法不仅要明确监察官的权利义务、组织机构、运行程序，还要加强对监察官的伦理立法。既要公开监察官的职务，又要提高对监察官的道德要求，将行使监察权力的监察官，可能产生权力滥用或者贪污腐败的各类问题予以提前管控，在制度上避免监察官“监守自盗”案件的发生。五是对监察官的考核要专业，明确对监察官的升迁与惩戒规则，激励监察官从事监察工作的积极性，并对监察官违法违纪的行为予以惩罚，轻则批评教育、党纪处分，重则移交检察机關提起公诉。
专业化是这个时代对精英化人才、精细化分工的客观需求。监察机关的政治属性，与促进监察机关和监察官专业化发展是统一的。提升反腐败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是大势所趋。[2]作为执掌国家监察大权的监察官队伍必然是要走专业化发展道路的。专业化的监察官队伍不仅可以明晰监察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果，彰显党和国家对监察官制度建设的重视，增强监察官员的集体感、荣誉感、使命感，也有利于监察工作的开展，便利监察官与其他国家机构在惩治贪腐问题上的合作与交流。虽然监察委同传统监察机关一样也行使监察权，但监察官不同于以往行使行政监察权的公职人员，表现在权力来源、权利范围等方面，①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监察委的监督职权涉及到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必然需要对监察官予以专业化管理，保证其系统地履行监察职能，增加公职人员对监察官的敬畏之心，推动反腐败工作的开展。
(二)监察官“员额制”争议
对于监察官是否应该实行“员额制”改革，以徐汉明教授为代表的专家主张试行监察官“员额制”，“只要对监察官相关的晋升、绩效、薪酬待遇制度设计合理， 员额制并不影响监察官的整体协作。”[5]通过建立系统的监察人员分类管理体系，推进监察官素质以及执法执纪水平的提升。力求监察官朝着专业化、精英化和职业化的方向发展，促进纪检监察机关正规化、专业化反腐。[11]以周磊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司法工作和监察工作存在本质的差异，监察官不适合实行“员额制”。一方面，司法工作强调法官、检察官个人的能力，讲究的是个体精英化。而监察官在从事监察工作的过程中讲求团结协作、整体负责，对公职人员的任何处置都应建立在监察官集体讨论、决策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司法工作具有被动性，一个地区在同一段时间内的受案量往往是可以衡量的。监察工作则强调主动性，出于贪腐行为的隐蔽性、危险性等价值考量，在任一地方出任监察官的人数则难以精准估量。由此冒然实行监察官“员额制”，必然影响到地方监察系统的运行。[2]
笔者认为，监察权是一种复合型权利，在对监察官“员额制”入额标准的认定上，不仅需要注重对法律知识的考核，还需要设置必要的会计、金融等知识的考核。“員额制”监察官的监察权力并非可以恣意行使，也受到了一定的约束，不能将监察体制改革存在的弊端归咎于“员额制”监察官制度本身。监察官“员额制”改革的本质应当在于整合、优化监察资源，提高监察效率，我国应当试行“员额制”监察官改革。具体原因有以下四点：一是周磊将监察官不适宜搞“员额制”的原因，归咎于司法工作与监察工作的差别。笔者认为“员额制”作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制度规范，不仅适用于司法机关，也可以适用于监察机关或者部分社团组织内的领导机关。不能因为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的目的之一是“去行政化”，因为法官具有被动性、强调个体精英化，而监察机关具有行政属性并且强调主动履职、团结协作，便由此断然否认监察机关实施“员额制”的可能。基于“员额制”的制度属性，监察机关当然也可以试行“员额制”改革。二是周磊主张监察官具体的“员额”数量难以确定，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没有依据。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平稳发展状态①，监察案件的数量又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员额制”监察官的数量完全可以参照自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各地区办理监察案件的数额合理确定。三是姚文胜主张“员额制”改革下监察官的数量有限，难以妥善处理各类监察案件。[6]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太过片面，监察官“员额制”改革的目的不在于限制监察官的数额，而是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办案数量等客观因素，合理确定监察官的“员额”，继而规范监察官队伍的建设，提升监察官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让真正办理案件的监察官员充分发挥监察职能，力图达到办案效率的最大化。此外，“员额制”监察官改革后，还可以通过扩充非“员额”监察人员的数额，或者通过签订合同聘请一定的专业技术人员协助“员额制”监察官从事监察工作，提高监察机关的办事能力，保证监察官妥善处理监察案件的能力。监察官的数量不应该成为制约“员额制”监察官改革的因素。四是至于监察官“员额制”是否会限制其他监察人员的晋升路径，继而影响其开展监察工作的积极性问题，笔者认为“员额制”监察官并不会影响其他监察人员工作的积极性。监察官实行“员额制”并非采取一次“全部入额”的方式，也会储备一定的“员额”留给青年人才以及其他没有成功入额的监察人员。此外，对于“员额制”改革过渡过程中的非“员额”监察官，保留了其改制前的工资福利待遇，并赋予其参加“员额制”监察官遴选的机会。在保留一定的激励与晋升机制基础上，“员额制”监察官并不会影响到其他非“员额”监察人员从事监察工作的积极性。
(三)法律职业资格准入争议
关于法律职业资格是否应当成为监察官准入的条件，学界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一是李鼎楚、曹志瑜、刘明波等学者认为，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是监察官准入的条件之一。监察官在行使监察职能、采取监察措施时，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违法事实的认定、对相关法律的适用等问题，这些都要求监察官需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无论是借鉴国外监察官制度或者我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的一般经验，监察官都需要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②二是周磊认为，监察机关按工作性质划分为不同的职能部门，在准入条件上，对不同监察部门工作人员的要求应当有所区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是监察机关中执纪调查部门的准入条件，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的考聘则不强制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5]三是张元星认为，法律职业资格是初任监察官的准入条件，不是原纪委纪检监察人员的准入条件。应以监察官法颁布时间为结点，适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规则予以区分。现有的纪检监察人员仍需要通过一定的考核才能出任，但考核的难度应当低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水平。[12]四是蒋来用认为，法律职业资格不是监察官准入的条件，基于监察机关独特的政治地位以及职权属性，应设置专门的监察官职业资格考试作为其准入的条件。[9]五是刘练军认为，法律职业资格不是监察官准入的条件，无需设置专门的职业资格考试选任监察官。出任监察官的标准只需要参照一般公务员的考聘标准认定即可。[3]
笔者认为，对监察官法律职业资格准入的问题，应当结合不同监察部门的职能属性以及不同监察官的准入途径予以区别对待。监察官职业资格准入的争议焦点，应当在于设置何种资格考试、哪些部门的监察人员需要通过该种资格考试。刘练军教授过于强调监察机关的政治属性，却忽视了监察机关的法律属性。监察官享有的监察职权不仅需要掌握法律知识，还需要获取一定的政治、纪律、财务、会计、金融等方面的知识，这在客观上就要求监察官必须要通过相关的资格考试，获取一定的专业技能。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法律职业资格应当是监察机关执纪调查部门中初任监察官的准入条件之一，至于监察机关中的非执纪调查部门以及执纪调查部门中的非初任监察人员，无需强制要求其具有法律职业资格。具体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并非所有的监察机关工作人员都具有监察官身份，在监察机关中，只有从事执纪调查等需要具备专业技能的人员，才需要通过相关的职业资格考试;二是监察职权涉及较多的法律知识，监察官有必要具备一定的法律功底;三是法律职业资格难以选拔出高素质、专业化的监察人才，应当设置专门的监察官职业资格。但由于监察官职业资格考试尚未设立，因此有必要先以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作为监察机关中初任执纪调查部门工作人员的准入条件。
在监察官资格准入问题的具体操作上，笔者认为针对监察机关职能部门不同的职务要求，应当予以区别对待。一是对于非从事监察工作的后勤保障人员，由于其不享有监察职能，无需强制要求其通过专门的资格考试，可以通过公务员考试或者聘用方式对其进行选任;二是人大直接任命的监察管理人员，也不需要强制其通过专门的资格考试，对于此类人员的任职，应由人大直接任免;三是对初任监察机关执纪调查部门工作人员的选任，出于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现状，以及专业化监察官队伍的发展要求考量，应当先以通过法律职业资格作为监察官准入的条件。待我国监察体制健全、监察制度能够平稳运行之时，再着手设置专门的监察官职业资格考试，制定专业化的监察官职业资格准入机制;四是原纪委的纪检监察人员、行政监察人员和检察院转隶人员也需进行一定的考核，选拔出一批具有监察业务能力的人员，在执纪调查等监察“一线”部门从事工作，提高监察机关的工作效能。
(四) 监察官等级设置的争议
《监察法释义》一文中对《监察法》第十四条，关于如何设置监察官等级的事项作出了规划，强调要创制独立于法官、检察官、警官制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官等级制度。既要层次合理，便于监察权划分和对监察人员的管理，又要力求扁平化，提高监察工作的效率，实现反腐败工作精简、高效的有机统一。
薛彤彤主张参照香港廉政公署专业技术序列，依据监察委员会不同职能部门的权力配置，将监察官划分为调查、预防监督、教育三大职系。各职系依不同的技术序列，具体又可以分为初、中、高级调查官，助理调查主任、调查主任、高级调查主任、首席调查主任。[8]任建明主张将监察官细分为调查、监督、审理[5]或者调查、监督与预防、廉洁教育三大技术序列。[13]其职级可借鉴法官“四等十二级”的职务设置或香港廉政公署的专业职务序列。刘练军对监察官等级序列作出评论，认为专业技术序列是我国监察官制度发展的方向，监察官专业技术序列的设想应与我国监察委员会的组织结构相契合。一旦脱离我国监察体系的组织结构，监察机关必然难以充分调动监察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对监察职业的认同感，直接影响其反腐败职能的发挥。[3]熊觉则主张，采用法官、检察官的等级设置，将监察官的等级序列认定为，初级监察官、中级监察官、高级监察官、首席监察官。在对监察官身份的认定上，可以将所有的监察机关工作人员认定为监察官，为所有监察人员提供稳定的晋升通道，也可以只吸收优异的监察人才充任监察官，此时以工作能力确定监察官的遴选、晋升标准。[14]
笔者认为对监察官等级的设置，应当采用专业技术序列，不仅要将行政级别与监察官等级挂钩，还要将监察业务能力作为监察官职务晋升的重要考量，鼓励监察官从事监察工作的积极性;设置助理监察员职位，拔高监察人员出任监察官的门槛①;赋予各级监察官高于一般监察对象的行政职级，②减轻监察官开展监察工作的阻力，彰显监察机关的权势，树立监察威信。
对监察官职级的设置，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确立专业化的监察职务序列。监察机关的业务部门具体可以分为监察局(举报处、电子监察处、作风监察处等)、调查局(巡回调查处、派出调查处等)、审查局(党纪审查处、纪律审查处、刑事案件审查处等)、预防教育局(廉政风险预防处、教育宣传处等)、监督管理局(警务处、技术处、羁押管理处、物证管理处、数据分析处等)等;二是将监察级别与行政级别直接或者越级挂钩。将监察官分為助理监察员(一、二、三级)，初级监察官、中级监察官、高级监察官、首席监察官。其中，国家监委会主任为首席监察官，国家监委会副主任为高级监察官，国家监委会委员、地方监委会主任或者副主任为中级或者初级监察官。具体而言，局级干部对应中级监察官，处级干部对应初级监察官，科长、副科长、科员可以对应一、二、三级助理监察员，或者赋予助理监察员更高行政职级的起点。对于不同行政区划的地方监委会、监察官的行政级别，可以参照同一地方的检察机构检察官的级别，有所上调;三是将监察业务能力作为监察官职务晋升考核的重要指标。通过将监察级别与行政级别直接挂钩，对工作能力突出的监察人员，同时晋升其监察等级与行政级别，可以极大地鼓励监察人员从事监察业务的积极性。由此，《监察法释义》强调的设置独立于法官、检察官的监察官等级序列便得以实现，不仅便利了国家对监察机关、监察官的直接、“双重”管理，提高监察机关的监察效率与监察官的业务能力要求也得到了满足。
三、监察官法制定的具体设想
如何设计监察职权、监察制度以实现对监察官队伍的管理，更好地预防与惩治贪污、抑制腐败态势的蔓延，是监察官法制定的重点和难点。对于监察官应当采用专业技术序列，以职能分工建立精细化的职级管理，实行“高薪养廉”，建立监察官的保护与豁免机制，并强化对监察官的监督制约。[6]参照2019年4月23日国家新修订的《法官法》《检察官法》的立法技术，③监察官法的制定结构主要包括：监察官的范围;监察官的职权;条件和遴选;任免;管理;考核、奖励和惩戒以及监察职业的保障。
(一)监察官的范围
监察官是依法行使国家监察权力的专责监察人员，包括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工作。
并非所有的监察机关工作人员都具有监察官身份。[15]现有的监察官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原纪委的纪律检查人员;二是检察院转隶的反贪局、反渎局、职务犯罪预防局的工作人员;三是原行政监察部门的行政监察人员。那些在各级监察委员会中从事后勤保障、行政管理的人员以及聘用的专业技术人员，因不直接行使监察职权，不能认定其具有监察官的身份，不适用于监察官法。
实践中，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实现监察范围的全覆盖，大批监察机构被监委派驻到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机关组织。对于派驻监察人员监察官身份的认定，影响到其工资、福利待遇以及工作的稳定性、积极性等。笔者认为，应当肯定派驻监察人员监察官的身份，对于派驻监察官的工资、福利待遇的配置，应当由国家财政收入统一分发，具体可以参照当地的工资水平、派驻机关组织的福利待遇等条件合理设置。对于偏远地区的派驻监察官工资水平的配置，还可以设置一条较高的最低收入标准，提高派驻监察官员在艰苦条件下履职的积极性。
由于当前纪检监察人员同时具有党的纪检人员、国家监察人员双重身份，国家监察官法原则上仅能调整国家监察人员，所以纪检监察机关内部应当合理分配纪检与监察职责，不宜以国家监察人员的身份从事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此外，考虑到职权的监察属性，提供给民主党派、党外民主人员以国家监察官的身份从事监察工作的机会，是我国统一战线中民主监督原则的现实需要。
(二) 监察官的职权
监察官享有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督、调查、处置的职权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其中监督职权包括开展廉政教育，对公职人员的廉政建设、道德操守进行监督;调查职权指对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等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现、认证;处置职权根据不同的违法情节，可以分为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对领导人员的监督问责、对职务犯罪的移送、对犯罪对象所在单位提出监察建议。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除享有这三种职权外，还享有与其职务行为相对应的管理职权。
监察官享有的义务和权利，可以参照《法官法》《检察官法》《公务员法》对法官、检察官、公务员做出的一般规定。①除此之外，笔者认为监察官在保密、树立威信等方面的义务和权利尤为需要重视。
第一，由于监察官以公职人员为监察对象，在调查监察案件的过程中必然不可避免地接触到各类国家机密，为此监察官法尤为需要设置监察官的保密机制，规范监察官的保密行为。监察保密的范围应当涉及所有参与监察工作的人员，不仅限于监察官，还应当包括参与具体案件的专业技术人员及其他监察辅助人员。监察官的保密义务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监察官对其任职监察机关的职业机密保密;二是监察官对其监督、调查的公职人员的个人隐私，以及涉及到的被调查人员所在单位的机密保密;三是监察官对监察案件涉及到的国家机密，组织、行业机密保密;四是监察官对其他利用监察人员身份了解到的，非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侵犯他人人身安全的秘密进行保密。至于可能涉及的密级与保密期限，可以参照《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规范。
监察官因保密所享有的权利，主要是指监察官享有的向国家申请保密津贴或者保密补偿的权利。该权利不以监察官的任职期限为构成要件，申请补偿的金额可以根据保守机密的密级有所涨缩。至于监察官享有的申请补偿的权利期限，可以结合保守机密的密级，辅以保密的年限合理确定。
第二，为了保障监察体制改革取得预期的成效，尤为需要强化人们对于监察制度的认同，对监察机关的认可。《宪法》第六十二条、《监察法》第八条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由全国人大产生”将监察委的地位提升到“一府两院”的高度，确立了“一府一委两院”的政治格局，监察机关的权威得到了法律的确认。为此，在监察官法制定的过程中，还需要注重对监察机关、监察官威信的培养。除重视对监察官、监察机关的形象宣传与取得监察成果外，还需要发挥法律对监察威信的强制保障作用。参照《瓦努阿图共和国监察法》和我国监察立法的实践经验，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于妨碍监察官履职的公民，予以罚款或者拘留;二是对刻意丑化监察官、监察职业形象，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公民，予以罚款或者拘留;三是对拒绝协助监察官出庭、作伪证的证人，予以罚款或者拘留;四是对蔑视监察官、监察机构的个人或者单位负责人，予以批评教育。其中造成严重后果并构成犯罪的，应当移交检察院提起公诉。
(三)监察官的选任条件和遴选机制
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浙江省已经率先将监察委员会内设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員认定为监察官。笔者认为，对监察官范围的认定不应当采用“全覆盖”模式，而是应当设置一定的遴选机制，选拔优异的监察人才出任监察官。我国《监察法》第五十六条对监察官的选任条件做出了基本要求。①
第一，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性和政治素养。中国历来在选任监察官上都十分注重对监察官政治素养和品性的要求，②只有选任不畏强权、深嫉佞倖、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廉政清洁、严守机密的人担任监察官，才能最大程度上避免监察官徇私枉法、营私舞弊行为的发生。由于我国纪检监察体制合署办公，监察委选任的监察官员同时也享有部分纪检职能，这在客观上就对选任监察官的政治素养提出了要求，包括了解党的理论与政策，接受党的监督、考核等内容。
第二， 具有从事监察或法律工作的经验。中国古代监察重在监察地方，所以历朝多强调监察官需要具备地方任职的经历。③当前监察官工作的重点在于反腐，客观上也要求监察官需要具备从事监察或者法律工作的经验。2019年新修订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废除了出任法官、检察官的年龄限制，将学历与工作经验作为遴选法官、检察官的重要标准。为培育一批精通监察工作的监察官员，在监察官的任用上，可以按照学历与监察职位的高低，合理确定选任监察官的监察工作年限，④选拔一批具有监察实践经验的人才出任监察官，保障各级监察队伍的质量和工作能力。
第三， 具备从事监察业务的能力。在遴选监察官的过程中，需要强调监察人员的业务能力，选拔一批有从事监察工作能力的人才充任监察官，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16]：一是语言表达能力。监察官以公职人员为监察对象，为减少开展监察工作的阻力，监察人员在办案过程中需要掌握一定的语言技巧，注意化解与各公职部门的工作冲突。二是沟通协调、团结协作能力。监察职能的开展通常需要联合行政与司法部门的力量，成立临时联合反腐机构。为领导开展或者参与联合反腐工作，监察官需要具备一定的沟通协调、团队协作能力。三是知识应用能力。监察机关承担着的反腐败的政治使命，其在查办各类反腐败案件的具体过程中，会遇到各级权力机关的干扰。为妥善处置各类案件，监察官还需要具有一定的知识应用能力，灵活运用《监察法》，在可能面临干扰的环境下，妥善地处理各类腐败案件。
此外，对监察官的遴选可以借鉴检察官“员额制”改革的经验，实行以“考核为主，考试为辅”的监察官遴选机制，注重对监察官监察业务能力的考察。各级监察机关采用统一的监察官遴选标准，对于不同的监察部门实施不同的考核;明确监察官的具体职权与业绩考核要求，放宽监察官的年龄与工作年限的限制，遴选出一批真正有监察业务能力、勇于从事监察业务的人才出任监察官。当然，还要妥善安排未入选的监察人员，明确其在监察机关中的权责界限与职业发展规划。可以将岗位需要与本人意愿相结合，使未入选的监察人员在新的岗位上获得自我认同感与职业满足感。[14]
(四)监察官的任免机制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一个系统的监察官任用机制，导致各级监察官在队伍建设和专业技能培训上存在一定的隔阂。因此有必要对监察官的任免制度进行论述。对于免除监察官的条件可以参照《法官法》《公务员法》的相关任免条例设置，①又因我国《宪法》监察官法对选任国家②和地方③监察委主任、副主任、委员的方法已经进行了规范，所以笔者在此主要对初任监察官和现有监察人员的任用程序进行论述。④
第一，初任监察官的任用。对于初任监察官，采取考试选拔录用制度，即通过公开考试招录、严格审查考核、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方式选任监察官。具体程序如下：一是通过官网、公众号等形式向社会发布招录信息，将录用名额、报名条件、方式、时间、地点等各方面注明，专业限制、工作经验、年龄等有额外要求的需要重点标注;二是对报考人员进行资格审查;⑤三是采取考试、面试、调查等方式综合考察报名人员的专业能力、政治品质、道德素养等;四是经过审核、选拔后遴选出更为优异的人才，上报给主管机关审查批准后，公布录用名单并且通知被录用人员，使其加入监察队伍。
第二，转隶人员的任用。实践中，监察试点地区对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人民检察院的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整合，普遍采用“全融合”的办法。[14]对于转隶而来的监察人员应当通过申报考核培训的方式进行选任[6]，选拔出一批真正有监察能力的人出任监察官。
第三，原纪检检查部门过渡而来的监察人员的任用。由于原纪检检查人员擅长党内监督和纪律检查，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相关监察理论知识的培训，提升其监察技能，待培训后经过考核转为监察官。
(五)监察官的管理机制
对监察官的管理，涉及监察官称谓和等级的设置、对监察官的培训、监察官的任职回避和对监察官的监督四个部分。
第一， 监察官称谓和等级的设置。①关于监察官的称谓，可以参考古今中外的监察制度，创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官称谓。笔者认为应当采用“监察官”“助理监察员”的称谓合理划分监察官的等级。一方面，近代中国受孙中山“五权宪法”中监察权以及民国监察院制度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人员都是“监察官”，“监察官”这一称谓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不适宜再适用“刺史”“调查官”“监督官”等称谓指称监察工作人员;另一方面，我国已经存在“法官”“检察官”的称谓，设置“监察官”这一称谓与之并不冲突，名称也不显得突兀。并且我國《宪法》《监察法》已将“监察官”这一词组写进了法律，使得这一称谓具备了法律依据。
第二， 对监察官的培训。目前监察官成分多样，既有原纪委监察人员、原行政监察人员，又有转隶而来的检察人员。他们各自擅长的领域、掌握的知识都有所不同，需要通过培训来认清相互间的工作风格，以达到取长补短，更好地从事监察工作的效果。对于监察官的培训具体有以下四个层次：一是对初任的监察官员实行就职前培训，使其快速融入监察官队伍之中;二是对原纪委监察人员、原行政监察人员、转隶的检察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提升其对监察体制改革前沿理论的掌握，扩展其对国内外先进监察实务案例的认知;三是对于一般性的工作技能可以进行集中统一培训;四是对特殊职能部门实行专业化培训。
对监察官的培训有以下九个要点需要注意：一是将监察官培训的成绩作为其晋级、加薪的考核标准，提升其参与监察培训的积极性;二是将对监察官的培训纳入法制轨道，予以制度化，充分发挥监察培训对构建监察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作用;三是将监察实务和理论培训相结合，通过业务讲座的方式，由经验丰富、业务能力突出的“监察标兵”，传授监察技巧和办案方法。以开展专题研讨会的方式总结监察工作的成败得失，探讨新的监察方案。达到以老带新、言传身教、协同办案的功效;四是依托高校和专门的教育机构，定期组织高校的专家学者对“一线”的监察官开展理论培训课程，涉及法律、党政、金融、税务、审计等内容，提升监察官的理论素养;五是将监察官的就职前培训与在职培训相结合，对于初任监察官要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任职资格培训，使其熟悉监察实务的工作程序，监察职业规范和监察职业伦理，树立正确的监察官职业道德观念;六是将专题讨论培训和案例式培训相结合，并借助互联网远程教育的方式，降低培训成本、突破空间限制的同时，尽可能地扩大培训覆盖的范围;[17]七是加强监察官获取国际反腐败前沿知识的能力，拓展其监察视野，为处理各类疑难监察案件提供新思路;八是重视对监察官的思想培训，监察措施的落实需要借助监察官的力量，监察官对于开展监察工作的态度，是影响监察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九是完善监察官的工作交流机制，开拓监察官的视野，加强不同地区的反腐败合作，打破地域监察的界限，实现监察工作的跨地域交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严密的监察网络。
第三，监察官的任职回避。任职回避是保障监察公正的重要手段，在处理监察回避问题上，至少有以下七个要点值得关注：一是受理本案的监察官不得与被监察人员存在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二是受理本案的监察官不得与被监察人员存在利益关系;三是受理本案的监察官不得具有本案证人的身份;四是应当予以回避的监察官不得担任本案监委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监察员、助理监察员以及从事监察工作的辅助人员;五是应当予以回避的监察官不得担任与本案上下相邻两级监察机构的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六是离任之后的监察官涉嫌贪腐的，不得由所任监察机构调查、处置;七是为保守监察机密，离任之后的监察官三年内(或者终生)不得在其(曾经的)监察对象的竞争单位从业。
第四，对监察官的监督。对监察官的监督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内部监督。即在同一监察机关内部，设置专门的自我监察部门(如香港廉署的L组);在不同监察机关之间，设立派驻监察机构，实行巡回监察制度;建立错案追究问责机制;强化上级监察机关对下级监察机关的申诉问责。二是外部监督。即建立以检察院、法院监察为主，党委与人大监察为补，社会监督为辅的三元监察机制。包括监察机关定期邀请一定的社会人员参观监察官的工作环境，拉近监察官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加强与社交媒体的沟通交流，通过网络技术大力宣传监察工作，主动接受社会主体的监督;由地方人大选任各级人民监察员，对监察机构、监察官的各项职权进行专责监督，并定期向社会作出监察工作报告等。
监察权力清单是监督监察官的重要举措，具体可以表现为，构建监察官信息公示的网络平台。透过这一平台，每一位监察官的过往职权都被公之于众，使得监察官的监察职能得以透明，客观上也加深了社会主体、监察对象对监察人员、监察工作的关注、理解和支持。在社会主体与监察对象的监督下，监察官的监察职权不容易被滥用，所取得的监察成果也更容易被人们信服。
监察工作报告也是监督监察官的重要举措。监察机关工作报告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书面和网络向社会公开报告调查的结论、建议和意见;二是向被调查人书面报告调查结果;三是出于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考量而不能公开调查结果的，监察官有权决定不予公开。报告的形式具体可以分为年度总结报告和其他工作报告。监察官的工作报告应当向同级人大和上一级监察机关做出，内容涉及其享有的监察职权、行使的监察措施、取得的工作成就，也可以就监察机关的运行提出监察建议。
(六)监察官的考核、奖励和惩戒
监察官的考核。对监察官的考核，具体可以分为制定考核标准、确定考核方式、得出考核结果三部分。第一，对监察官的考核应当采用忠、廉、德、能、勤、绩六项指标。其中“忠”强调忠于党和国家，忠于职业;“廉”强调廉洁;“德”强调品性;“能”强调专业能力与综合能力;“勤”强调工作态度;“绩”强调工作效率与质量。既要重视对监察官的思想考核，培育一批忠诚、清廉而又品性优良的监察官队伍，又要以专业能力作为监察官考核的主要指标，重视对监察官专业技术序列的设置与发展。第二，对监察官的考核方式主要有以下七种：一是定期考核和随机考核;二是内部考核和外部考核;三是对于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监察官员设置不同的考核标准;四是由检察院、法院对监察委提起诉讼的案件进行审核;五是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每年定期听取地方监察委员会主任的工作报告，对地方监察委全年的监察工作进行考核;六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每年定期听取国家监察委主任的工作报告，对国家监察委全年的监察工作进行考核;七是在监察机关内部设立考评委员会，强调对监察业绩的考评，以此畅通监察官员的进出交流与晋升机制。第三，对监察官考核的结果，可以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级，根据监察官的表现，合理地确定各等级的考核标准。既要确保监察官履职能力与考核等级相一致，又要着重于激发监察官从事监察工作的积極性，并以此作为对监察官奖惩、培训、免职、辞退、调整的重要依据。
监察官的奖励。对监察官的奖励既包括精神上的鼓励又包括物质上的满足，具体可以分为嘉奖，记三等功、二等功、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等，并根据等级发放一定的物质奖励。对监察官奖励的认定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监察官平时工作的认真程度;二是发现了巨大腐败问题，并保护国家资产免受私人侵占;三是具有重大的制度创新并被采纳;四是维护了监察权威;五是同腐败、黑恶势力勇敢斗争;六是严格保守国家秘密，守护了国家利益。在对监察官奖励等级的具体认定过程中，还应当综合考虑其对社会的影响力、对国家利益的维护程度等因素，保障监察官对监察职业的归属感、认同感，对监察工作的从业积极性。
监察官的惩戒。现阶段《监察法》对于监察官处置种类过于单一，各类处罚方式难以进行合理的衔接。通过分级配置对监察官的处罚，有利于构建一个科学的监察官违法、犯罪的惩戒机制。对监察官的惩戒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通过监察机关自我监督，及时地发现监察官存在的尚未达到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问题，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以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组织调整等处分;二是对于违法失职的监察人员，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①三是对于监察官员涉嫌的职务犯罪案件，将调查结果移交检察院提起公诉。至于监察官的违法行为应当处以何种惩戒措施，可以通过制定专门的《监察官违规处置条例》予以细化。
(七)监察官的职业保障
对监察官职业的保障，能够有效地消除监察官从事监察事业的忧虑，是提高监察官参与监察事业积极性的重要举措。主要有工资保险福利保障，职务保障，安全保障，监察职业伦理保障，辞职、辞退与退休保障六个部分。
第一，工资保险福利保障。监察机关内部存在着新老员工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转隶人员又担心监察官制度设立后，自己的工资保险福利待遇被调整或被下降。②因此，制定合理的监察官工资保险福利，成为设立监察官制度后，打造一支团结、专业的监察官队伍的必要举措。
稳定客观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水平，是监察官保持其职业操行的物质基础。因此，要建立与监察官职业特点相一致的工资制度和福利待遇，使监察官的待遇与其工作性质、社会地位、承担的政治责任相对称。有以下四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根据监察官的等级确定基本工资，结合监察官的工作绩效与任职年限，合理确定监察官的各类福利待遇。根据当前经济的发展水平，合理确立监察官的工资增长机制。二是建立健全监察官的社会福利制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地确定各地区监察官的医疗、保险、社会优抚等保障标准，满足监察职业的特殊需要，缓解监察官从业的后顾之忧。三是采取阶梯式工资体系，降低同一岗位不同级别的工薪差距。四是考虑到监察机关的工作任务、责任和社会舆论较大，应当实施高于一般公务员的奖励机制，增强竞争力。具体可以参考转隶后检察官的标准，并结合各地区的财政状况做好政策保障工作，不仅要打消转隶人员的思想顾虑、减少摩擦和阻力，在物质上还要满足监察官的基本需求，使其免受物质的困扰，继而影响到履行相关监察职能的公正性。
第二，职务保障。监察官的职务保障主要有以下七个部分：一是完善监察官职务序列，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晋升职级;二是细化监察官的人事任免制度，严格规范监察官的晋升、调任、免职的条件和程序;三是对于符合任职资格并通过严格选拔出任监察官的人员，在没有法定事由并经由法定程序认可的前提下，不得被免职、撤职、调职或者处分;四是保障监察人员不服监察机关作出的处分决定，进行申诉和控告的权利;五是保障监察人员依法行使监察职权时，实施的善意侵犯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不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六是赋予监察官履职时享有一定的豁免权，保障监察官在监察委员会上发表言论和做出的表决，不受到法律和党纪的处罚;七是保障监察官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团体或者个人的干涉。
第三，安全保障。监察官在查处职务犯罪等贪腐行为时，因调查的对象多是权势较大的国家公职人员，所以监察官的人身安全问题需要受到格外的关注。为保障监察官的人身安全，有以下六个问题需要关注：一是要加强对监察官人身安全的法律保障力度，制定专门的《监察官人身安全保护法》及相关配套法规。设立相关的罪名(如“报复监察罪”)，或者认定此类行为为故意伤害/杀人罪的从重处罚情节，对威胁或者伤害监察官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的犯罪人员予以严肃处置;二是要加强对监察官人身安全的警务保障力度，避免他人对监察官造成直接的人身侵害;三是要建立监察官人身安全预警机制和监察官(包括监察技术人员)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四是要加强对监察官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意识教育，提高其应对人身安全威胁时的应变、应急处置和生存能力;五是要监察官自身要加强执法的规范化，在办案时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减少与监察对象的冲突;六是要加强对监察官人身安全的制度保障，未经监委会许可不得拘禁或者逮捕监察官。
第四，监察职业伦理保障。监察委作为国家的“公权力”监察机关，监察官被赋予维护国家公共利益伦理主体的身份。监察官的监察价值和监察理念，深刻地影响着监察机关的监察政策、监察职能和监察形象的塑造。对此，可以借鉴日本《公务员职业伦理法》和加拿大《政府监察官法》关于监察伦理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国实际的监察国情，制定符合我国监察官队伍建设的相关职业伦理规范。主要有四种职业伦理：一是政治伦理，即监察官要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二是准司法伦理，监察官履行监察职能不受外来因素的干涉，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并树立监察公正的信念;三是政务伦理，监察官要做到忠于职守、行为高效;四是监督伦理，具体包括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秉公执法。监察官职责设置的重点就在于反腐倡廉，如果监察官做不到自身清廉，不仅不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和人民，也做不到公正地履行监察职能，自然也就不可能完成反腐败的任务了。
第五，辞职、辞退与退休保障。辞职、辞退与退休是监察官退出机制的重要内容，良好、合理的监察官退出机制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灵活有效的监察官辞职制度;二是合理的监察官退休待遇;三是加强对被辞退监察官的社会保障。如此，人们出任监察官的后顾之忧得到了解除，有效地保障了监察官的合法权益。激励了人们考取监察官的积极性，有利于监察队伍的新陈代谢和反腐败工作效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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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王学青
作者：陈翠玉 杜强
(一)制定监察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大决策部署。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集中统
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必须打破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崭新的国家监察机构。制定监察法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环节。党中央对国家监察立法工作高度重视，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六次、七次全会上均对此提出明确要求。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多次专题研究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国家监察相关立法问题，确定了制定监察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明确了国家监察立法工作的方向和时间表、路线图。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是一部对国家监察工作起统领性和基础性作用的法律。制定监察法，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对于创新和完善国家监察制度，实现立法与改革相衔接，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二)制定监察法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
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我们推进各领域改革，都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立场，是党心民心所向，必须始终坚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要求相比，我国的监察体制机制存在着明显不适应问题。一是监察范围过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党内监督已经实现全覆盖，而依照行政监察法的规定，行政监察对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还没有做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覆盖。在我国，党管干部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原则。作为执政党，我们党不仅管干部的培养、提拔、使用，还必须对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必须对违纪违法的干部作出处理，对党员干部和其他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进行查处。二是反腐败力量分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依照党章党规对党员的违纪行为进行审查，行政监察机关依照行政监察法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监察，检察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行为进行查处，反腐败职能既分别行使，又交叉重叠，没有形成合力。同时，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既行使侦查权，又行使批捕、起诉等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机制。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组建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机构即监察委员会，就是将行政监察部门、预防腐败机构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工作力量整合起来，把反腐败资源集中起来，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攥指成拳，形成合力。三是体现专责和集中统一不够。制定监察法，明确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明确“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从而与党章关于“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相呼应，通过国家立法把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固定下来，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三)制定监察法是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实践经验，为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法治保障的现实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以雷霆万钧之势，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在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同时，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积极推进。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2016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实践中迈出了坚实步伐，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在认真总结三省市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2017年11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有序推开，目前，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已经全部组建成立。通过国家立法赋予监察委员会必要的权限和措施，将行政监察法已有规定和实践中正在使用、行之有效的措施确定下来，明确监察机关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措施开展调查。尤其是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并规定严格的程序，有利于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法治难题，彰显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和自信。改革的深化要求法治保障，法治的实现离不开改革推动。通过制定监察法，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形成的新理念新举措新经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巩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保障反腐败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四)制定监察法是坚持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监察道路的创制之举 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在我国，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行使公权力，为人民用权，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在我国监督体系中，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党内监督是对全体党员尤其是对党员干部实行的监督，国家监察是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实行的监督。我国80%的公务员和超过95%的领导干部是共产党员，这就决定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也决定了实行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相统一的必然性。这种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的监督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在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同时，完善党章党规，实现依规治党，取得历史性成就。完善我国监督体系，既要加强党内监督，又要加强国家监察。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立监察委员会，并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和监察权，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从而在我们党和国家形成巡视、派驻、监察三个全覆盖的统一的权力监督格局，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惩治腐败的有效机制，为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监察道路。同时要看到，这次监察体制改革确立的监察制度，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制度文化，是对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一种借鉴，是对当今权力制约形式的一个新探索。制定监察法，就是通过立法方式保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将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不断提高党和国家的监督效能。
(五)制定监察法是加强宪法实施，丰富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在总体保持我国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基础上，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宪法作出部分修改，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实现了宪法的与时俱进。这次宪法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增加有关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对国家机构作出了重要调整和完善。通过完备的法律保证宪法确立的制度得到落实，是宪法实施的重要途径。在本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先通过宪法修正案，然后再审议监察法草案，及时将宪法修改所确立的监察制度进一步具体化，是我们党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的生动实践和鲜明写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察法草案根据宪法修正案将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纳入国家机构体系，明确监察委员会由同级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拓宽了人民监督权力的途径，提高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丰富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涵，推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
二、监察法草案起草过程、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
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监察法立法工作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牵头抓总，在最初研究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方案的时候即着手考虑将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问题。中央纪委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机构编制办公室等有关方面进行了多次沟通。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高度重视监察法立法工作。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监察法起草和审议工作作为最重要的立法工作之一。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中央纪委机关会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即共同组成国家监察立法工作专班。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工作专班进一步开展调研和起草工作，吸收改革试点地区的实践经验，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经反复修改完善，形成了监察法草案。
2017年6月15日，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监察法草案几个主要问题的请示。2017年6月下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监察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初次审议后，根据党中央同意的相关工作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将草案送23个中央国家机关以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征求意见;召开专家会，听取了宪法、行政法和刑事诉讼法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2017年11月7日至12月6日，监察法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党的十九大后，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方面意见，对草案作了修改完善。2017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监察法草案进行再次审议，认为草案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吸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意见，已经比较成熟，决定将监察法草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2018年1月18日至19日，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1月29日至3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监察法草案根据宪法修改精神作了进一步修改。2018年1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将监察法草案发送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代表们对草案进行了认真研读讨论，总体赞成草案，同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对草案进行了审议，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代表们提出的意见作了修改，并将修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作了汇报。2018年2月8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的汇报，原则同意《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有关问题的请示》并作出重要指示。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对草案作了进一步完善。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形成了提请本次大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 制定监察法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使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监察法立法工作遵循以下思路和原则：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严格遵循党中央确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改革要求，把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政治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和各方面。二是坚持与宪法修改保持一致。宪法是国家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总依据。监察法草案相关内容及表述均与本次宪法修改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相衔接、相统一。三是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我国监察体制机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四是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认真回应社会关切，严格依法按程序办事，使草案内容科学合理、协调衔接，制定一部高质量的监察法。
三、监察法草案的主要内容
监察法草案分为9章，包括总则、监察机关及其职责、监察范围和管辖、监察权限、监察程序、反腐败国际合作、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法律责任和附则，共69条。主要内容是：
(一)明确监察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领导体制
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草案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集中统
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草案第二条)。
(二)明确监察工作的原则和方针
关于监察工作的原则。草案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监察机关在工作中需要协助的，有关机关和单位应当根据监察机关的要求依法予以协助(草案第四条)。国家监察工作严格遵照宪法和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权责对等，从严监督;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宽严相济(草案第五条)。
关于监察工作的方针。草案规定：国家监察工作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强化监督问责，严厉惩治腐败;深化改革、健全法治，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加强法治道德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草案第六条)。
(三)明确监察委员会的产生和职责
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根据本次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负责全国监察工作;国家监察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主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主任、委员由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草案第八条第一款至第三款)。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主任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主任、委员由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草案第九条第一款至第三款)。 关于监察委员会的职责。草案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一是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二是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三是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向监察对象所在单位提出监察建议(草案第十一条)。
(四)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按照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关于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的要求，草案规定，监察机关对下列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监察：一是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二是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三是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四是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五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六是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草案第十五条)。
(五)赋予监察机关必要的权限
为保证监察机关有效履行监察职能，草案赋予监察机关必要的权限。一是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时，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搜查、调取、查封、扣押、勘验检查、鉴定等措施(草案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七条)。二是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有涉及案情重大、复杂，可能逃跑、自杀，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等情形之一的，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留置场所的设置和管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草案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三是监察机关需要采取技术调查、通缉、限制出境措施的，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草案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
(六)严格规范监察程序
为保证监察机关正确行使权力，草案在监察程序一章中，对监督、调查、处置工作程序作出严格规定，包括：报案或者举报的处理;问题线索的管理和处置;决定立案调查;搜查、查封、扣押等程序;要求对讯问和重要取证工作全程录音录像;严格涉案财物处理等(草案第三十五条至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六条)。 关于留置措施的程序。为了严格规范留置的程序，保护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草案规定：设区的市级以下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应当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省级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应当报国家监察委员会备案;留置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特殊情况下经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监察机关发现采取留置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解除。采取留置措施后，除有碍调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同时，应当保障被留置人员的饮食、休息和安全，提供医疗服务(草案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
(七)加强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按照“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要求，草案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一是接受人大监督。草案规定：监察机关应当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机关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就监察工作中的有关问题提出询问或者质询(草案第五十三条)。 二是强化自我监督。草案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相衔接，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法律规范。草案规定了对打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的报告和登记备案，监察人员的回避，脱密期管理和对监察人员辞职、退休后从业限制等制度。同时规定了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当行为的申诉和责任追究制度(草案第五十七条至第六十一条)。草案还明确规定：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公开监察工作信息，接受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草案第五十四条)。
三是明确监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机制。草案规定：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对于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的情形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草案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草案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四是明确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草案第八章法律责任中规定：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违反规定发生办案安全事故或者发生安全事故后隐瞒不报、报告失实、处置不当等9种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草案第六十五条)。草案还规定：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给予国家赔偿(草案第六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和以上说明，请审议。 新华社武汉4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6日下午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关键是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我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韩正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为了开好这次座谈会，4月24日至25日，习近平先后在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省长王晓东，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省长许达哲陪同下，深入湖北宜昌市和荆州市、湖南岳阳市以及三峡坝区等地，考察化工企业搬迁、非法码头整治、江水污染治理、河势控制和护岸工程、航道治理、湿地修复、水文站水文监测工作等情况，实地了解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情况。
24日中午，习近平一下飞机，就到兴发集团宜昌新材料产业园，察看化工企业搬迁、改造以及码头复绿情况。兴发集团是全国最大的精细磷化工企业，也是三峡库区最大的移民搬迁企业。集团园区内原来临江建设的生产设施和码头已经搬迁和拆除，腾出岸线950米，退让用地800多亩，并完成全面绿化。搬迁复绿现场摆放的一块块展板，展示了湖北省和宜昌市化工企业搬迁、污染整治总体情况。习近平仔细听取汇报，不时就有关问题同地方负责同志交谈。他走进集团中控室，通过大屏幕实时察看企业生产车间运转情况，听取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规划建设循环产业情况汇报，并同现场技术人员亲切交谈。习近平还步行到沿江码头坡道，实地察看沿江设施拆除、码头复绿、排污口整治情况。他强调指出，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定要保护好。企业是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主体和重要力量，要强化企业责任，加快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清洁生产，提升企业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能力。要下决心把长江沿岸有污染的企业都搬出去，企业搬迁要做到人清、设备清、垃圾清、土地清，彻底根除长江污染隐患。要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的重要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24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三峡坝区，察看三峡工程和坝区周边生态环境。三峡工程举世闻名，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和综合效益最广泛的水电工程。在三峡大坝坝顶，习近平举目远眺，气势磅礴的坝体、水波荡漾的江面、郁郁葱葱的江岸尽收眼底。在介绍三峡工程发展历程、综合效益、科技创新的图片和数据展板前，习近平听取三峡集团负责人汇报，并就三峡工程发展有关问题同大家讨论。随后，习近平来到大坝左岸坝首，听取长江生态环境修复和珍稀植物保护情况介绍。习近平走进珍稀植物示范园，园内草木茂盛、花团锦簇，他亲手给新栽的一棵楠木树培土、浇水。远山如黛，细雨霏霏。习近平顶着小雨先后来到双线五级船闸三闸首、升船机平台，了解航运管理等情况。
三峡水电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电能昼夜不息送往华中、华东、广东等地。习近平来到大坝左岸电站，察看发电机组运行情况，了解三峡电站发电效益和电网安全监控等情况，并同技术人员、劳动模范、工作人员代表亲切交流。电站外，闻讯而来的企业员工围拢到总书记身边，欢呼着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深情地对大家说，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靠劳动者的辛勤劳动自力更生创造出来的，看了以后非常振奋。三峡工程的成功建成和运转，使多少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三峡资源的梦想变为现实，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重要标志。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典范，是中国人民富于智慧和创造性的典范，是中华民族日益走向繁荣强盛的典范。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3亿多中国人民要齐心合力、砥砺奋斗，共圆中国梦! 25日一大早，习近平前往荆州市荆州港码头乘船，沿江察看两岸生态环境和发展建设情况。途中，习近平分别听取湖北省和荆州市关于非法码头整治情况汇报，听取交通运输部关于长江航运、航道治理情况和水利部关于河势控制、护岸工程情况汇报。 下午3时许，轮船抵达荆州石首港，习近平登岸乘车前往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华龙码头，察看非法砂石码头取缔及整治复绿、湿地修复情况。君山华龙码头地处长江干流河滩，这个曾经污水横流的非法砂石码头，经过整治复绿、湿地修复，面貌焕然一新。习近平走进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监测站，察看实时监测系统。湿地里芦苇成荫，江水中江豚腾跃，一片勃勃生机。他说，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艰巨任务，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当务之急是刹住无序开发，限制排污总量，依法从严从快打击非法排污、非法采砂等破坏沿岸生态行为。绝不容许长江生态环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继续恶化下去，一定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美丽的万里长江!
在岳阳市，习近平还考察了城陵矶水文站，了解长江湖南段和洞庭湖流域水资源综合监测管理、防灾减灾情况。
26日下午，习近平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水利部部长鄂竟平、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等7位同志先后发言，从不同角度汇报工作体会，提出意见和建议。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总体上看，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要加大力度。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
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
习近平指出，两年多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做了大量工作，在强化顶层设计、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转型发展、探索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也要清醒看到面临的困难挑战和突出问题，如对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仍存在一些片面认识，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生态环境协同保护体制机制亟待建立健全，流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突出，有关方面主观能动性有待提高。
习近平明确提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的5个关系。
第一，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面做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前提是坚持生态优先。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统性着眼，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实施好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工程。要坚持整体推进，增强各项措施的关联性和耦合性，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要坚持重点突破，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 第二，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关键是要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这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不能把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
第三，正确把握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的关系，坚定不移将一张蓝图干到底。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做好顶层设计，以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抓成效。要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贯彻落实，结合实施情况及国内外发展环境新变化，组织开展《规划纲要》中期评估，按照新形势新要求调整完善规划内容。要对实现既定目标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稳扎稳打，分步推进。
第四，正确把握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的关系，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要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动力转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决心，积极稳妥腾退化解旧动能，破除无效供给，彻底摒弃以投资和要素投入为主导的老路，为新动能发展创造条件、留出空间，实现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第五，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努力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涉及水、路、港、岸、产、城等多个方面，要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长江经济带的各个地区、每个城市在各自发展过程中一定要从整体出发，树立“一盘棋”思想，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有机融合，形成整体合力。
习近平强调，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总体部署和工作安排，加强组织领导，调动各方力量，强化体制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坚定信心，勇于担当，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把工作抓实抓好，为实施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而共同奋斗。
韩正在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深刻认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大意义，强化共抓大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突出工作重点，以持续改善长江水质为中心，扎实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要加强系统治理，加强入河排污口监测体系建设，联动实施断面水质监测预警，强化共抓大保护的整体性。要完善体制机制，发挥区域协商合作机制作用，建立健全生态补偿与保护长效机制，强化共抓大保护的协同性。
丁薛祥、刘鹤、何立峰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陪同考察并参加座谈会。
习近平就加大力度推进扶贫开发工作提出“4个切实”的具体要求。
第一，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是我们的最大政治优势。要强化扶贫开发工作领导责任制，把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真正落到实处。中央要做好政策制定、项目规划、资金筹备、考核评价、总体运筹等工作，省级要做好目标确定、项目下达、资金投放、组织动员、检查指导等工作，市(地)县要做好进度安排、项目落地、资金使用、人力调配、推进实施等工作。党政一把手要当好扶贫开发工作第一责任人，深入贫困乡村调查研究，亲自部署和协调任务落实。
第二，切实做到精准扶贫。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各地都要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要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别不同情况，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要因地制宜研究实施“四个一批”的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第三，切实强化社会合力。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健全东西部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积极性。要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投入，坚持政府投入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增加金融资金对扶贫开发的投放，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扶贫开发。要积极开辟扶贫开发新的资金渠道，多渠道增加扶贫开发资金。
第四，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基层是基础。要把扶贫开发同基层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抓好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鼓励和选派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年轻干部、退伍军人、高校毕业生到贫困村工作，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选派扶贫工作队是加强基层扶贫工作的有效组织措施，要做到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工作队和驻村干部要一心扑在扶贫开发工作上，有效发挥作用。
题对策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8年2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同意把《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部分内容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呼唤新作为。深化党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一场深刻变革，是事关全党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改革决心、保持战略定力，为全面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交出的完美答卷。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十八大以来，中央强力反腐，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腐败官场，以霹雳手段重拳出击，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的工作机制逐步完善，在看到反腐巨大成效的同时，也应当清醒认识到，当前我国还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够完善，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在短期内还难以全部铲除，反腐败斗争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所以深化党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意义重大。
一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依法治国是重要战略举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层次清晰、运行有效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使管党治党建设党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二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没有厉行法治的决心，没有健全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没有实施法治的能力和水平，很难称得上是现代化国家。可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形成一套完备的、成熟的、定型的制度，通过有效运转的制度体系，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说到底就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制度化、法治化。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形成高效权威的国家监察体系，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服务发展、引领发展、创新发展，保持党和国家适应新时代领导和执政的需要。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拉开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宏大序幕。我们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践行者，将一如既往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向新高度。最终能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也必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前瞻性和优势性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此，必须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
一是强化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强化党内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使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有效机制。从组织形式、职能定位、办案程序上实现由“结果领导”走向“全过程领导”，保证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决策权、审批权、监督权，促进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建立了集中统
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纪委与监委合署，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互补，监察机关权威性、独立性明显增强。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有序对接，监察机关与司法执法机关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形成监察权有效运行机制。实现了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改革后，实现了由监督“狭义政府”到监督“广义政府”的转变。提升了区域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改革有力促进了全面从严治党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二是整合职能，集中了反腐败资源力量。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可以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形成集中统
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有利于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监察委员会职能大体上分为监督、调查和处置三个方面，由内部不同的职能部门负责。调查部门既有对违纪违法行为的调查，也有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调查。从国家反腐败力量资源的整合以及强化党对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的角度讲，检察院部分职能的转隶，可以形成统一集中、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更好地发挥国家监察委员会反腐败的作用。保证我们的监督力量能够覆盖延伸到所有的公职人员，使得我们的监督体制和监督机制更加制度化、规范化。
三是丰富监察手段，完善监察程序。现行的《行政监察法》《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赋予监察机关检查、调查、建议和行政处分等权力，但是并未赋予监察机关行使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以及强制执行的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监察效用的发挥。制定《国家监察法》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增加了行之有效且符合法治精神的监察手段。如将监察巡视制度作为一种法定监督方式予以规定，实行巡视人员、巡视对象、巡视单位的流动制，一次巡视一次授权;打破主要以检查、调查、处理等事后监督为主的监督方式格局，综合、灵活运用事前、事中监督，加强文件廉洁性、合法性审查，重点工作环节现场监督等方式;授予监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的权力，可以对涉案财产和账户实施查封、冻结、扣押等措施;实行监察对象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包括财产收入、出国出境情况、配偶子女的从业情况及其他的需要报告的事项，同时要向社会公开。
四是扩大监察范围，明确监察对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需进一步明确监察对象。行政监察对象与国家监察对象不同：前者只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而后者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均实施监察，实现监察对象全覆盖。
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难点及对策
国家监察委员会设立后，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反渎职、预防职务犯罪等职能，包括机构和人员，将一并转隶到国家监察委员会。检察院与国家监察委员会如何进行协调衔接?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否拥有批捕、起诉的权力?需要处理好这些问题。
一是处理好调查权的问题。国家监察委员会应当定位为执法监督机关，而非司法机关。国家监察委员会行使监督、调查、处置等权力。检察院拥有的侦查权、批捕权、公诉权，国家监察委员会并不继受行使。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不会取代检察院的侦查权，性质上也不同于侦查权。国家监察委员会应该拥有调取资料和证据、勘验、扣押、查封、进入场所或驻地等调查权，以便充分发挥监察和反腐败的职能。在制定《国家监察法》时，应当整合调查措施并使其法律化，将调查权统一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
二是处理好监察委员会的处置权问题。《行政监察法》赋予行政监察机关对监察对象的建议和行政处分权，对涉嫌犯罪的监察对象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司法机关受理案件后将进一步侦查，并依法批捕和提起公诉。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后，行使的处置权多数情况下是程序性权力，不是最终的处理权。只有当监察对象仅存在违反违法违纪情形需给予行政处分时，监察委员会的处置权才是实体性的。因此，要做好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工作。国家监察委员会对涉嫌犯罪的监察对象无权决定批捕与否、起诉与否，无权酌情免责，只能依法调查完毕后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检察院对监察委员会移送的案件，如果认为不构成犯罪，能否撤案或者不批捕?从法理上讲，检察院有这个权力。因为权力有分工，要相互监督制约。批捕权、起诉权、审判权是司法机关的权力，国家监察委员会不能越俎代庖，不能说“我认为是犯罪，就一定是犯罪”。尽管在腐败案件高发多发的阶段，纪委或者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的案件，一般来说都会走到司法程序。但在顶层设计时，必须处理好国家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相互监督制约协调的关系。国家监察委员会不行使司法机关的权力，只行使执法监督机关的监督、调查、处置权。以技术侦查为例，在案件侦查阶段，只有经过有关机关严格审批后，才能针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技术侦查。可见，技术侦查是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享有的权力，不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因此，应当严格划分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司法机关的权力边界，做好相应权力的衔接协调工作。
三是处理好对国家监察机关的有效监督和制约问题。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一个新的国家机关，其行使的监察权必须接受监督和制约。1.强化人大监督。国家监察委员会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因此也要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为合署办公机构，纪委接受上级党委、上级纪委的党内监督，监察委员会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本质上它是一个权责一致、接受监督制约的机构。2.强化司法监督。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司法监督，是在权力的分工、制衡、制约中实现的。3强化自我监督。自我监督是最重要的监督。离开了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无法彻底铲除腐败。4.强化社会监督。民众和舆论监督也是监督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有效方式。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要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要认真对待、自觉接受社会监督。5.强化党的监督。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国家机构，其党员身份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当然要接受党的监督。强化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也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
答：近年来，受国际恐怖活动高发、境内外“东突”势力渗透煽动的影响，我国面临的暴恐活动威胁愈发突出，暴恐活动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对我国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反恐怖主义法律制度建设。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一部专门的反恐怖主义法，既是当前打击恐怖主义的现实需要，也是我国的国际责任。反恐怖主义法全面系统地规定了我国反恐怖工作的机制体制责任、手段措施，是反恐怖工作的基本法。它将为依法打击暴恐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加强国际反恐合作，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支撑与保障。
向社会普及《反恐怖主义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开展宣传活动,是激发群众主动学习,主动宣传《反恐怖主义法》的重要方式,希望通过宣传活动,有更多的群众能够接触《反恐怖主义法》,学习《反恐怖主义法》,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并结合警方颁布的《群众举报涉恐涉暴线索奖励办法》,积极发现和举报涉恐线索,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反恐斗争中来,与相关职能部门一起共同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
《反恐怖主义法》的颁布施行,标志着我国反恐防恐有了重要法律依据,为了切实做好《反恐怖主义法》的学习贯彻工作,掀起普法学法用法的高潮,营造依法反恐防恐的法治氛围,在全社会掀起《反恐怖主义法》的学习热潮,贵州省反恐办拟于3月31日起,按照每周一期的频率,在《贵州日报》“民主·法制”专栏连续推出5期《反恐怖主义法》相关知识宣传。通过宣传,进一步提高全民反恐意识,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反恐工作的积极性,全面提升反恐工作的能力水平。
实用的反恐技巧
1、 在人群密集区遭遇爆炸恐怖事件：
STEP1：就近隐蔽或卧倒，卧倒时要俯卧，上体和头部远离爆炸物，护住身体重要部位。
STEP2：就近寻找灭火器灭火，火势较大无法灭火时，用随身携带的口罩、手帕或衣角捂住口鼻;若在密闭空间内烟味太呛，可用矿泉水、饮料等润湿布块，防止烟雾和毒气引发窒息。
STEP3：如果发生大量人员慌乱撤离，老弱妇孺尽量溜边靠墙，防止被挤倒后踩伤;人员拥挤时，用一只手紧握另一只手手腕，双肘撑开平放胸前，微微弯腰，形成一定的空间，保证呼吸顺畅，以免窒息晕倒;若被挤倒，应设法让身体靠近墙根或其他支撑物，把身子蜷缩成球状，双手紧扣置于颈后，保护身体的重要部位和器官。
STEP4：有能力人员应协助抢救伤员，止血包扎固定，搬运伤员时应注意使脊柱损伤病人保持水平位置，以防止移位而发生截瘫。
2、 如何辨识“疑似爆炸物”：
遇到可疑物体时，必须在不触动的前提下通过外观识别：
技巧1：看。观察并判断可疑物品有无暗藏的爆炸装置。
技巧2：听。是否有可疑的异常声响。
技巧3：嗅。爆炸物里的黑火药含有硫磺成分，会散发出臭鸡蛋(硫化氢)味;硝铵炸药里的硝酸铵也会分解出明显的氨水味(公厕味)。
3、 当你发现“疑似爆炸物”：
STEP1：向附近工作人员或使用附近的报警器报警，不要就近使用无线电通信工具，以免引爆无线电遥控的爆炸物。
STEP2：不要轻易翻动可疑物品，在专业处置人员尚未赶到之前，根据爆炸物的情况和位置紧急处置。如果怀疑爆炸物为遥控装置，可利用铁皮罩、铁桶、金属盆、铁锅等罩住进行物理隔离(地铁上都有专门的防爆装置)。如果是人体炸弹，有把握时迅速将其制服。如果为导火索起爆的爆炸物，未点燃时应尽快疏散人群，如果已点燃并外露时，应脸朝下且头部背向爆炸物就地卧倒，或尽量选择安全位置躲避。如果是可疑包裹，不要在他人周围开拆，先用X射线扫描，处理人员应戴上手套和面具。
STEP3：如果时间允许，不要围观迅速撤离，在专业人员进行排爆作业时，应处在警戒区之外。爆炸物处于露天情况下，警戒区的最小半径为：炸药量在9-20kg的汽车炸弹为300m，炸药量在3-10kg的行李炸弹为200m，炸药量在3kg以下的爆炸装置为100m，期刊信件等微型爆炸装置为10m。
4、 当暴恐分子持砍刀攻击：
攻击路线通常为上下劈砍或斜下方劈砍，以右手持刀为例，运行路线为右上至左下，防范重点是躲至左前方向下位置、向后退、近身/俯身抱腿(趁其重心不稳推倒)。
技巧1：青壮年或成人可用衣物在体前做左右迅速挥动，干扰暴徒袭击，尽量往凶器上缠 绕，争取把刀棍弹落。
技巧2：伺机反击时，可用拳击对手咽部、鼻部，或者用手戳其眼部，用硬质物品(如矿泉水或者手包)击打效果更好。 技巧3：当砍刀将要落下，又无处躲避时，可以两手曲臂护头，迎面主动迅速贴近袭击者(越贴近袭击者，越能避开刀棍锋芒)，设法与其缠抱在一起，用肩部顶住暴徒腋下，使其不能发力，也可下潜(越低越好)抱住暴徒双腿用力回拉，出其不意将其摔倒。无法贴近暴徒时，可略向后退一步，等刀棍袭击落空，尚未发起第二次袭击时，迅速屈臂护头，迎面贴近袭击者，与其纠缠在一起，纠缠得越紧越有可能化解危机。
5、 在人群密集区遭遇持械袭击：事发有距离时，可利用当时的地形地物，先防身再伺机夺取凶器。可以利用地上的砖头、瓦块击打对方，扬起泥沙眯眼睛，还可以利用身上的腰带、上衣等抡打防身。歹徒凶残无力抵抗时，采取侧身跑躲避攻击。如果暴徒快速追上，可仰身倒地，双腿弯曲，不停交替蹬踹，让暴徒难下手行刺，还可能踹掉凶器。
6、 在公交车上遭遇持械袭击：公交车相对狭窄，空间密闭，在暴徒持械袭击瞬间，位于其背后和侧面的人员应迅速反抗，可用脚踹暴徒膝窝处，或者用手从后抓头发向后、向下猛扯，或者用肘击暴徒侧面太阳穴位置，其他人员应协力控制暴徒的上肢，因为暴徒通常会携带爆炸物或汽油罐上车，谨防其之后采取自杀式纵火袭击。乘车人员下车疏散时，切忌向路中间逃窜，以免被过往车辆二次伤害。
7、当暴恐分子驾车冲闯人群密集区：
技巧1：如果在广场，可迅速向较粗壮树木、水泥墩、乒乓球台、石桌石凳、建筑物后躲避，如果在集市，可向展台后、铺位后、农用车后、商品后躲避，但是不能紧贴在后面，以防车辆撞击后产生的冲击力。切忌往路灯杆后、玻璃橱窗后躲避，以防撞倒撞碎造成二次伤害。
技巧2：如果没有可躲藏的地方，切记不要背对汽车逃窜，你的双脚跑不过汽车轮子。正确方法是，面向或侧向来袭汽车，连续地向左或向右快速华东。当汽车冲撞你时，连续做“之”字形或“O”形滑动，可迫使袭击者驾车不停地快速转向，增加袭击难度，有利于摆脱纠缠。
本文摘取自：火星学习网()
中国有两个成语，叫做“事半功倍”和“事倍功半“，前者形容某人做事或学习的效率高，而后害则形容某人做事或学习的效率低。为什么同是做事或学习，效率却截然不同呢？原因就在于两人行事方法的根本不同。
法国杰出的哲学家笛卡尔曾说过：“一切知识中层最有价值的是关于学习方法的知识。”智慧靠学习赢取，学习以方法为依托。任何一位伟人，任何一位杰出人士，他们都是善于学习、善于创新的天才，是卓越、高效的学习方法让他们成为了时代的卓越人才。
“工欲善其事，必失利其器。“如果我们想做好一件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拥有精锐的工具，具备适当的手段。对学生而言，适宜的学习方法就是“利器”，它可以帮助学生更顺利、更有效地完成学习任务。
尤其是对广大的新时代学生来说，课程增多了，内容更复杂了，学习速度和学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仅仅停留在苦学、勤学的水平上，就很难顺利地完成学业。因此，学生们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当然，光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将这种方法固定下来，成为一种习惯，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自己学习。
方法决定速度，方法决定成败！神奇的学习方法对于获得优异的学业成绩来说非常重要，对于轻松地获得优异的学业成绩来说就更为重要。学习方法好比是划船时用的双桨，可以让人在前进时变得更为容易。天赋固然是学习的前提条件，但学习方法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习方法比天赋更重要。
因此，成功的学习，绝不单纯是积累知识，而是在学习方法上的突破，因为知识积累只是带来量变，而方法突破可以带来质的飞跃。
一个比较好的学习方法，是离不开学习计划的！
制订学习计划要科学、周密、切实可行，既讲究原则性，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要让计划成为纸上谈兵。
制订计划主要是针对自己的课余时间而言的。因此，制订学习计划，必须从科学、合理地利用课余时间人手。
(1)考虑全面
学习计划自然要多考虑学习的具体安排，但学习毕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内容，不可能除了课内学习以外，将课余的一切时间仍然全部安排于学习。但其它活动，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都会给学习造成影响。因此，在制订学习计划时，必须将学习与其他各项活动统筹安排，除了学习、吃饭和睡觉等项内容不可或缺外，应该把娱乐和锻炼也考虑在内，另 外也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与朋友和家人谈天的时间。总之，要使一天的活动富有变化，各有固定的时间和步骤。过一种健康、有规律的生活，这是有效学习的基础。
计划反映的目标是理想，是一种可能性，其出发点应当是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计划就是要解决当前的实际与未来理想之间的矛盾，将可能转化为现实。因此，计划既不能高于现实，又不能高不可攀。不少同学在制订计划时劲头很足，但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实际情况，结果实行起来感到困难重重，甚至因要求过高而无法实施，使计划成为一纸空文。
那么，什么是实际情况，怎样才能切合实际呢，一般项把握好以下几点：
明确自己的学习水平，确定计划学习的起点；
明确可支配的时间，确定各个阶段的学习内容；
明确学习任务，确定每天具体的学习安排。
另外，还应考虑到各个学科的教学情况，使自己的学习计划能与教学进度相配合，这样才不会使个人的计划与学校的安排发生冲突，从而促进在校的新课学习。
(3)突出重点
制订计划要突出重点，不要平均使用力星。学习时间是有限的，但学习内容却是无限的，所以学习必须有重点。应该确保重点，兼顾一般。所谓重点，一是指自己学习中的弱科，二
本文摘取自：火星学习网()
是指各学科中的重点内容。每个同学都可能有自己的弱科，有的感到外语较难，有的觉得数学问题较多，制订计划时就应该把这些情况考虑进去。
另外，有些学习优秀的同学，因为要参加学科竞赛或希望发展某些方面的特长，在课余时间里还需要安排一些提高性的学习。那么对于这些优秀同学，课余提高性的学习内容仇就成了他们学习计划中某一阶段的学习重点。
重点确定以后，必要时还可以根据学科的不同特点，将重点内容再细分为几个专题，在兼顾其他学科学习约同时，集中一个月或几周酌课余时间去攻一个专题；解决一个专题以后、再集中一段时间专攻第二个专题、第三个专题这种各个击破，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计划学习方式，无论对于补差还是提高，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4)具有灵活性
计划安排一般要有具体明确约要求和量化指标，以便于执行和检查同时也不能过于呆板，以防没有任何灵活变通。一方面要紧凑，不浪费时间；另一方面也不能好高骛远，排得过满、过紧，而要留有余地，排出机动时间，保持一定的弹性和保险系数，以便于应付突发情况。
不过，虽说计划要有灵活性，但原则上必须采取不能变更的态度。因为要想养成习惯，原则上就不能有例外的事情。如果总有例外，那是不可能养成习惯的。正确的态度是：先订出不超过实际的计划，计划一旦订立、就尽量不变更。
读书的意义
人，为什么要读书? 举个例子，当看到天边飞鸟，你会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不是：“卧槽，好多鸟。”当你失恋时你低吟浅唱道：“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而不是千万遍地悲喊：“蓝瘦，香菇!”
最近很多人都在转这个视频，董仲蠡的演讲----《教育的意义》。
他在演讲中讲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
乐嘉发微博说：“我有点激动，听了两遍，荡气回肠，依旧激动。我们痛斥中国教育的操蛋，同情应试教育体制的悲催，但其实，我们也未必知道教育是为啥。董仲蠡的这篇演讲----《教育的意义》，至臻化境，听得心酸，震撼。愿天下所有的老师们都能听到这篇演讲。”
“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
董仲蠡在演讲中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是呀，如他所言，我们生活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随着生活压力、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甚至于无暇去思考诸如“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什么?”此类问题。 无比仓惶地为了分数而学习、为了声誉而教学。乃至于对于知识文化本身不做思索探究，只问“这有啥用?”，或者说“这对考试加分有啥用?”
尤为喜欢董仲蠡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他的语调很温和，他说：
“所以，下一次我在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交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5分钟，我多讲5分钟的林语堂，多讲5分钟许渊冲，多讲5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5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
”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
早在文化的缘起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
而对于教育的执念即便在最困苦的岁月、最艰难的日子里，总有人不抛弃，总有人把教育重新拾起、擦拭，奉还于我们的神坛。
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积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所以它的价值不应当只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的时候才被人重视。
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也是教育的一部分，亦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一部分。
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
① 一个人要生活得成功、幸福，就得满怀信心、希望，放眼未来。
② 在生活中，要提升自我、完善自我、适应社会，首先得思考如何做一个自信的人。
③自信会使不可能变得可能，使可能成为现实;不自信，则会使可能变得不可能，使不可能变得毫无希望。选择自行就是选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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