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案例特点分析及应对策略
[摘要] 目的 分析新形势下医疗纠纷的特点，查找发生原因，改进医院管理。 方法 采取回顾性研究方法，对某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近三年来结案的55例经医患双方协商或司法诉讼解决、医院给予一定经济赔偿的医疗纠纷案件进行分析讨论。结果 医疗纠纷患者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年龄分布集中于36～65岁年龄段，城市居民发生医疗纠纷的数量明显大于农村居民;医务人员的学历构成以硕士、博士为主，职务构成以副高、高级职称为主;外科科室发生医疗纠纷频数最高，占全院科室的61.82%;医疗技术水平不足是医疗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占纠纷总数的52.72%。结论 加强医疗安全管理，强化医疗质量控制力度，积极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对促进医院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医疗纠纷;分析;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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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Medical disputes; Analysis; Countermeasure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法制建设不断健全，人们的维权意识不断加强，对医疗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医疗纠纷发生率呈直线上升趋势。医患冲突加剧.严重影响了医院的正常诊疗秩序：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度下降。赔付金额陡增.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受到巨大威胁[1]。对医疗纠纷能否及时、妥善的处理，并深入分析纠纷特点，认真查找纠纷原因，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对维护医患双方权益、确保医院科学、和谐、安全、快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2]。本文对某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2010～2012年已结案的医疗纠纷进行分析，以期找出医疗纠纷形成的原因，探讨防范医疗纠纷的有效方法，提出改善医院管理的政策建议。
1 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采取回顾性研究方法，统计分析2010～2012年度内某医院经医患双方协商或由司法诉讼解决、医院给予患者或家属一定经济赔偿的纠纷55例。由患者投诉，但经医院解释而圆满解决并未给医院造成经济损失的、患者撤诉的、经司法鉴定认为医院无医疗过错以及法院判决医院胜诉的不在统计之内。
3 分析与讨论
3.1 医疗纠纷患者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但年龄分布集中，地域差异明显
通过对55例医疗纠纷患者的基本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后发现：患者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患者的年龄频数集中分布在36～65岁的年龄段;城市居民发生医疗纠纷的数量明显大于农村居民。这与国内相关资料的发现基本一致。此年龄段正值患者的青壮、初老年龄，承担着大量的社会、家庭任务，其因病致死或因病致残产生的成本相对较大，患者家属心理上更难以接受;城市居民文化素质相对较高，法律意识更强，导致维权行为更为多发。
3.2 学历及职称构成
医务人员的学历构成以硕士、博士为主，职务构成以副高、高级职称为主。对55例医务人员的年龄进行检验，平均年龄为(47.63±6.98)岁，年龄频数集中分布在40～60岁的年龄段。在我国，40岁以下医师多为副高职称以下，在诊疗工作中承担辅助性工作，如书写病历、查房、执行上级医师命令等。在40岁以上的医师中，正高、副高职称的医务人员比例逐渐提高，其可以独立承担诊疗工作，在手术或重要操作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并负有主要责任[3]。因此该年龄段医务人员发生医疗纠纷的比例较高。
3.3 外科科室发生医疗纠纷频数最高
外科科室发生医疗纠纷频数最高，导致此现象的原因涉及科室本身的工作性质、社会、心理等多项因素。外科手术多为疑难病例，并发症多，难度大，发生医疗风险的几率更高;手术作为重大应激事件，易令医患双方产生负面情绪，医护人员会因工作压力对工作产生倦怠，患者因应对突发事件或身体不适也会出现情绪反应，这些均对纠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此外，治疗效果较直观、患者易评价(如伤口愈合、疼痛缓解等)也是外科医疗纠纷数量高的原因[5]。本研究中，外科科室医疗纠纷的发生比例占全院科室的61.82%，主要原因包括医疗人员对手术指征把控不严;医疗人员在实施高风险手术或操作前，对患者的知情告知难以周全，导致患者对治疗措施期望过高而对风险估计不足等，这都导致了外科科室医疗纠纷案件的高频发生。
3.4 医疗技术水平不足是医疗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
分析结果显示，发生医疗纠纷的患者中，全部为死亡病例以及发生严重损伤或并发症病例，无治愈或好转病例，这说明疾病的转归结局是医疗纠纷发生与否的主要依据。医疗纠纷发生的原因较为多元，本研究中，以操作不当、诊断错误、手术指征不当、用药不当等医疗技术层面的原因为主，占到所有原因总数的52.72%。科技的发展，使得医务人员过多地依赖现代化的诊疗仪器，医院的市场化发展，医务人员趋利性明显，更多的医务人员关注经济效益而忽略自身专业水平的提升，使得业务能力大打折扣[6]。此外，沟通不足、院内感染、病历书写缺陷等原因在医疗纠纷中也较为常见。提示医院应进一步加强对医务人员业务能力的培养，改善医疗安全管理，强化医疗质量控制，降低医疗差错的发生率。
4 对策与建议
4.1 加强对重点人群的法律教育和业务培训
高资质医务人员分工复杂，责任明确，风险客观存在，医疗纠纷也难以避免。对此，医院可以通过学术讲座、案例教育、学术交流、知识考核等形式，加强对重点人群的法律法规、法律实务、医患沟通技巧等方面的知识教育，使医务人员了解医疗纠纷易于发生的环节，掌握医患沟通技巧，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此外，应重点加强临床医师工作能力的培养，全方位地开展技能培训，定期进行业务技术考核，多途径地培养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人才，不断优化人才结构和梯队建设，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7]。
4.2 加强对重点科室的安全管理与质量控制
医院应重点加强对外科科室的医疗安全与医疗质量控制。制定法规政策，定期监督检查，保证外科科室在实施高风险手术之前，做好患者的知情告知，确保知情同意书的及时有效;重点落实手术风险评价制度，对于高难度手术，确保科室能对病情状况、切口类型、手术级别、麻醉方式、患者自身耐受程度等因素做出综合考量，制定合理的手术方案和替代方案。科室方面应当成立科室质量控制小组，负责病历检查、院内感染控制等。阶段总结，持续改进，不断规范医疗行为。
4.3 加强院内感染控制管理
通过对55起医疗纠纷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直接和间接由医院感染引发的有6起，占纠纷案件总数的10.91%。医院感染情况复杂，包括传染病源接触后感染、术后感染、输血后感染、侵入性操作引发的感染、抗生素的不合理应用导致的感染等。这提示我们应根据纠纷案件发生的不同原因而采取相应的策略，加强管理，切实防范医院感染医疗纠纷的发生。医务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手卫生制度、消毒灭菌制度等医院感染管理制度;医院必须加强对抗生素的使用管理;医院在实施标准预防的基础上，应根据不同情况对感染患者采取相应隔离措施并更新隔离设施;重点加强对新生儿科、血液透析室、重症监护室等感染高危科室的管理[8]。
4.4 加强沟通，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是当前极为敏感的社会关系。55例医疗纠纷案件中，由于医患沟通不畅导致的医疗纠纷占10.91%。因此，医务人员在具体工作中，应注意职业素质的培养，要积极学习法制法规，更新服务观念，提高服务质量;重视同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交流，取得患方理解、支持和配合。
4.5 强化责任意识，落实奖惩措施，保证医疗安全
55例医疗纠纷的材料中存在大量的因医务人员疏忽大意而导致的医疗纠纷，例如误输液体、病历存在缺陷，支架型号不匹配等。此类问题是由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引起的，应当杜绝发生。医务人员应当强化责任意识，从行动上遵守医院的各种规章制度，如首诊负责制度、三级医师查房制度、疑难病例讨论制度、会诊制度、危重患者抢救制度、术前讨论制度、死亡病例讨论制度、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与管理制度、技术准入制度等[9];科室内部成立质量控制小组，强化医疗质量控制，完善风险评价机制，对于医疗纠纷易于发生的高危环节，层层把关，级级落实;医院方面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定期监督检查，落实奖惩机制，落实对违反医疗规章制度造成医疗缺陷人员的处罚，使医务人员服务有内容、考核有指标、奖惩有力度，增强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医疗纠纷防范意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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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4-16)
作者：宁险峰等
摘要：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制环境的日趋健全和人们维权意识的逐步提高，医疗纠纷呈现出高发性态势。面对频繁发生的医疗纠纷和不断升级的医闹事件，我国现行的医疗纠纷解决模式显得有些束手无策，本文试图完善医疗损害保险制度，旨在更加公平、合理、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
关键词：医疗纠纷 模式 医疗损害保险制度
1 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
当前引起医疗纠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由于常规医疗过错和过失引起的医疗纠纷外，医院和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并不存在任何疏忽和失误，仅仅是由于患者单方面的不满意，也会引起纠纷。这类纠纷主要源于：一方面，患者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对正确的医疗处理、疾病的自然转归和难以避免的并发症以及医疗中的意外事故不理解而引起的。另一方面，患者错误的认知，认为进入了医院就如同进入了“保险箱”，便可高枕无忧。一旦发生意外事件，便把责任都归结于医院和医务人员，矛盾油然而起。
2 我国现行的医疗纠纷解决模式
依据我国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现行的医疗事故的处理主要分为三种模式：
2.1 由医患双方共同协商解决
这是当前医疗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之一，但这种协商解决的方式在日常纠纷的解决中显现出了较多的弊端。由于大多数患者缺乏专业的医学知识，对于诊疗过程不清楚，对医院和医生所进行的诊疗行为和结果存在误解。所以，即使医患双方平等进行协商，患者对于医院的解释和处理仍然持怀疑态度。协商的结果往往不能令患者满意，患者和家属便采取花圈围攻医院、攻击医务人员等极端方式来解决医疗纠纷。[1]医疗机构是治病救人的特殊场所，患者这种私利救济不仅对医务人员治病救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也对其他病人看病就医造成了干扰。
2.2 由卫生行政部门协调解决
由卫生行政部门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第三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医患双方在解决医疗纠纷时所产生的弊端。但医疗行政部门作为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其解决纠纷时虽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中立性却往往令患者质疑，这种质疑也让患者对于卫生行政部门所作出的鉴定和处理方案难以信服。
2.3 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患者向法院提起诉讼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述两种方式所产生的弊端，但从目前我国司法审判现状来看，司法机关的法官们具有深厚的法律知识，但对于相关的医学知识却知之甚少，对于案件的裁决缺乏审判力。于是案件的审判完全依靠医疗鉴定机构，而医疗鉴定机构又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双方在案件的衔接上所出现的弊端，便使案件的审判缺乏科学性和合法性。[2]另一方面，由于诉讼程序的复杂性，案件从起诉到审判往往时间较长，不但当事人耗费了大量的诉讼成本，也造成了司法机关诉讼负担。
3 完善医疗纠纷损害保险制度
医疗行业的是高风险行业，逐年上升的医疗纠纷不但给医院造成沉重的财务负担，医务人员在面对患者压力的同时，更是选择自我保护、固步不前，而这些都不有利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而从上述我国的现行的医疗纠纷解决模式来看，更是存在着种种弊端。
当前我国少数大城市针对现行模式的弊端，已经建立了医疗损害保险制度。但该制度仅局限于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被保险人为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当院方或者医务人员存在医疗过错和过失时，由保险公司对患者进行赔付。而在日常的诊疗活动中，往往存在着院方和医务人员并无过错，只是医疗行为本身具有的高技术性和高风险性给病人造成了危害。如果责任仍由院方或医院人员承担，那么就会导致院方和医务人员在探索医疗技术的发展上固步不前，更多的注重自我保护，不利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这就需要在现有医疗损害保险制度的基础上拓宽其范围，不仅包含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还应建立非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使得院方和医务人员在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下，探索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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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贾敏(1984-)，女，汉族，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卫生法，陕西中医学院社科部，陕西西安 712046
周伟(1982-)，男，汉族，硕士研究生，陕西省咸阳市中心医院，陕西咸阳 712000
作者：贾敏 周伟
一、问题的提出
医疗事故处理中,对于同一等级、不同责任程度的医疗事故,以及不同等级、相同责任程度的医疗事故,其严重程度比较相对容易,处理时也容易掌握。但对于不同等级、不同责任程度的医疗事故,如一级医疗事故轻微责任和二级医疗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一级医疗事故次要责任和三级医疗事故主要责任,孰轻孰重?在对患者赔偿和给予行政处理时,赔偿数额及行政处罚程度又如何具体掌握?医疗纠纷诉讼中,同样也存在类似问题,对法官判案也带来了一定难度。为此“,过失严重度”这一量化概念的适时提出,对解决这一实际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过失严重度”的建立
(一)“过失严重度”的概念及计算公式“过失严重度”是描述医疗事故或医疗纠纷的综合严重程度的量化指标,它等于事故级别系数乘以责任大小系数。其计算公式为:过失严重度=事故级别系数×责任大小系数。这一概念综合了医疗事故的等级及责任程度两个变量,对不同等级和责任程度的医疗事故可以进行量的区分。其中的责任程度是指医疗过失行为的责任程度,一般称之为过失参与度,通常用百分率表示。
(二)事故级别及责任大小系数的取值
1.事故级别系数对于事故级别系数,我们设定一级事故为1，二级事故为2，三级事故为3，四级事故为4。根据具体取值,很明显,事故级别越高,其取值越小;事故级别越低,其取值越大。
2.责任大小系数对于责任大小系数,我们按照责任程度级别,取其过失参与度的倒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49条列举了影响医疗事故赔偿的三种因素,分别是医疗事故等级、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以及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这三种影响因素中,事故后果容易判断,真正要鉴定的是后两种。其中过失的责任程度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过失参与度,而疾病对后果的影响我们可称之为疾病参与度。这里首先分析过失参与度的取值问题。按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2002年7月19日卫生部令第30号发布)第36条规定,医疗纠纷中医疗过失行为的责任程度划分为4级: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次要责任和轻微责任。全部责任是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完全由医疗过失行为造成,过失参与度取100%;主要责任是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主要由医疗过失行为造成,过失参与度取80%;次要责任是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主要由其他因素造成,医疗过失行为起次要作用,过失参与度取30%;轻微责任是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大部分由其他因素造成,医疗过失行为起轻微作用，过失参与度取10%。
根据取值,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次要责任和轻微责任的过失参与度分别为1,0.8,0.3,0.1,责任程度越大,过失参与度的数值也就越大。取倒数后,责任程度越大,其倒数就越小,而且使原始数据的集中趋势变得分散,差别增大,与事故级别系数结合起来,可使不同事故等级、不同责任程度的医疗事故之间的差别更为显著。据此,责任大小系数,即不同责任程度过失参与度的倒数分别为1,1.25,3.33,5(轻微责任取0.2的倒数,按0.2取值,其倒数已足够大,足以满足区分要求)。
3.各级医疗事故“过失严重度”的计算结果及排序按照《条例》及相关规定,医疗事故分为四个级别,每一级又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次要责任、轻微责任,经排列组合,就有了16种情况,这16种情况的严重程度如何排列呢?根据“过失严重度”的概念及计算公式,经计算,共产生了15个级别的过失严重度,从最重的1到最轻的20。如一级事故全部责任的过失严重度为:过失严重度=事故级别系数×责任大小系数=1×1=1;四级事故轻微责任的过失严重度=4×5=20。各个级别,其中一级事故全部责任的过失严重度为1,数值最小,严重程度最大;四级事故轻微责任的过失严重度为20,数值最大,严重程度最小。各级医疗事故的过失严重度排序为:(1)一级A,(2)一级B,(3)二级A,(4)二级B,(5)三级A,(6)一级C,(7)三级B,(8)四级A,(9)一级D、四级B,(10)二级C,(11)三级C,(12)二级D,(13)四级C,(14)三级D,(15)四级D。其中:一级事故过失严重度排名本论文由无忧论文网www.51lunwen.com整理提供为:1,2,6,9;二级事故过失严重度排名为:3,4,10,12;三级事故过失严重度排名为:5,7,11,14;四级事故过失严重度排名为:8,9,13,15。这个排序实际上就是在综合考虑医疗事故等级与责任程度的情况下,各级医疗事故之间严重程度的综合排序。
三、“过失严重度”的现实意义及其应用
因为“过失严重度”是一个量化的概念,可对不同等级、不同责任程度医疗事故的严重程度进行排序,有了这样的排序,可以解决医疗纠纷与事故处理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并且使这些问题的解决更加合理。
(一)使医疗事故与纠纷的处理更具操作性与合理性“过失严重度”对不同等级与责任程度的医疗事故进行了量化排序,使这些医疗事故之间具有了明显的可比性,根据这个排序,可以轻松回答文章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即一级医疗事故轻微责任明显小于二级医疗事故全部责任的严重程度,而一级医疗事故次要责任则大于三级医疗事故主要责任的严重程度。在医疗事故处理中,包括医疗纠纷诉讼中,对于确定不同等级与责任程度医疗事故赔偿数额(包括民事赔偿)的多少,医院应承担行政责任的大小,以及医务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大小,“过失严重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它可使行政机关以及审判机关的处理过程更具操作性,处理的结果更具合理性。
(二)可据此适当缩小承担行政责任的医疗事故范围,减轻医院的管理责任在当前的医疗环境下,医患矛盾日益激列,医疗纠纷日益增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又规定医疗侵权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司法实践中,举证责任倒置在客观上加大了医疗机构的风险,扩大了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而《条例》颁布后,有人提出,由于《条例》将医疗事故的范围放的太宽,使得医院因医疗事故而负担的管理责任太重,如果定为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不但要承担医疗赔偿责任,还要承担相应的行政(下转38页)(上接41页)责任。这样,无论是医疗事故或纠纷的行政处理,还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医疗机构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这种情况的持续存在,最终将不利于患者疾病的治疗,不利于我国医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为解决这个矛盾,可以在不缩小赔偿范围的前提下,适当提高承担行政责任的医疗事故门槛,也就是说,赔偿责任不变,但可以不追究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政责任。那么,哪些医疗事故可以不追究行政责任呢?这一范围应如何确定?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以为,对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比如全部四级医疗事故,或者事故的责任程度相对较小的,如一级D、二级C、二级D、三级C、三级D,可以不追究行政责任。这样,将严重度排序在7以内的医疗事故(即“过失严重度”在3.75以内,表2中字体加粗区域;由于“过失严重度”的计算数值大多为小数,不便于描述,所以我们按照其数值大小的排序来表述,结果是一致的),包括一级事故的一级A、一级B、一级C,二级事故的二级A、二级B,三级事故的三级A、三级B,共7种情形的医疗事故,医院要同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医疗事故行政责任;其余9种情形,医院可以不承担医疗事故的行政责任,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不变。
这样，处理医疗事故,医疗机构的压力就会有所减轻,同时又不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不但有利于医疗创新及新疗法的应用,还有利于减少医方的防御性医疗及医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最终有利于患者疾病的治疗。
作者：刘 畅
[案情]
病员男，63岁，患高血压病脑血栓已十二年，曾入院治疗，病情稳定后出院，出院后一直口服中药维持病情的稳定，入院前半年自觉时有头晕、全身乏力等症状，但未介意。病员1995年5月14日，因呕吐，伴有黑便，往某市职工医院治疗。经诊断为脑血栓后遗症，消化道出血，重度贫血，收入院治疗。入院后化验血常规RBC：1.0*10/L,Hb20g/L。先后两次输血700ml病情好转。化验血常规RBC：2.5*10/L,Hb60g/L。便躯干及双下肢皮肤出现大小不等散状白花斑。在输血中病员家属无意发现血袋上供血者的姓名和病室一脑血栓患者姓名相同，引起病员家属怀疑，遂发生争议。
[处理]
该院神经内科采用血液稀释疗法治疗脑血要全，即将病人的血液抽了离心后血浆回输，有形成份废弃不要。当病员需要输血治疗时，本应到院内血库取经过检验的合格血，而当班医生却擅自将本科脑血栓病人的废血两次输给病员。病员输入废血后，躯干及双下肢出现白花斑。经查验供血者确有白花斑，白花斑是可以通过输血传染的，病员的白花斑就是由输血造成的。
经该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该事故定为三级甲等医疗责任事故。
[评析]
这起事故发生是由于医务人员违反输血的有关规定而引起的。消化道出血，重度贫血，输血治疗是正确的。但输血应根据卫生部1993年2月17日关于《发布血站基本标准的通知》卫医发(1993)第2号文件明确规定：血液是直接进行人体的特殊物质，其质量标准必须统一，保证血液质量。对供血者必须进行健康检查。《供血者健康检查标准。总则指出：为确保医疗和应急用血质量，保证供血者的身体健康和受血者的安全，供血者每次采血前须进行体格检查，有下列情况及病史才不能供应：①有心血管病患者及其病史，如各种心脏病、高血压、低血压、高血脂、心肌炎及血栓性静脉炎等。②有慢性皮肤病的患才，特别是传染性、过敏性及炎症性的全身皮肤病，如黄癣、广泛性湿疹及全身牛皮癣。根据上述规定，某市医院在给病人输血时，应严格按照医疗常规和有关规定，取合格血输给病员。而该院医生在治疗时擅自使用其他心血管病患者的废血，致使病人造成伤害，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起事件是完全能够避免的，但该纠纷中的主要责任者，在明知是废血的情况下，还给他人输血，其行为已经超出医疗纠纷中界定的过失。已属故意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应根据给病员造成的伤害程度追究责任人的伤害责任，后果严重的可按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案情]
病人女，25岁，因支气管扩张咳血住某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住院的三个多月，在治疗咳血的过程中发生重症脑梗塞，并在住院期间感染重病丙肝，使多种脏器受损，造成呼吸与循环功能衰竭，最终导致死亡。经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一级医疗技术事故。
[处理]
病人家属起诉至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14项费用，共328771.97元。法院审理后认为：第一项要求赔偿医疗事故补偿费6000.00元，符合该省实施《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细则的规定，应予支持。第二项，要求赔偿住院费87683.97元，应扣除病因支气管扩张咳血而发生的费用3672.57元，实际应赔偿住院费84011.40元。第三项，要求赔偿按医嘱外购药费126000.00元，经查在发生事故至死亡期间，按医嘱在病历中记需外21068.00元，在病历中亦有记载，应予支持。第五项，护理费用20168.00元。经查，原告是以每天3班，每班4人，每班每10元护理费，4元误餐费计算出来的，但无法律证据。鉴于原告提供护理人员的证据，有农村的，有城市的，但均无固定工作，参照有关规定可选择农村1人，城市1
人，以每天2人为护理人员，从事故发生日起至病人死亡止计123天，城市1人按1660元。13元÷365天×123天计559.44元，农村1人按751.39元÷365天×123天计253.20元，2人护理费计812.64元。第六项，要求赔偿营养费15000.00元，考虑病人在住院的数月间。时有病情加剧，身体极度虚弱，原告及其家属给病人服用大量补品，且在病例中亦记载需吸少量三株口服液等情况，参照有关规定，可适当给营养费2000.00元。第七项，要求赔偿因减少收入1500.00元，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项八条的规定，应由病人的所在单位解决，本院不予支持。第八项，要求赔偿请外地专家会诊费5000.00元，病人病情加重后，原告及亲属邀请外地专家，被告亦接受会诊，应予支持，但只能依据原告提供的票据为准计1060.00元。第九项，要求赔偿丧葬费9000.00元，没有法律依据，参照有关规定，应赔偿500.00元。第十项要求赔偿医疗鉴定费400.00元，应予支持。第十一项，要求赔偿去省会参加医疗鉴定交通食宿费600.00元，原告提供二张票据207.00元，应予支持。第十二项，要求赔偿精神补偿费50000.00元，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18条，×××省实施《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细则第17条，《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医学院附属医院赔偿原告×××(病人家属)医疗事故补偿费6000.00元、住院费85011.40元、按医嘱外购药费126568.32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付清。诉讼费5881.00元，由被告×××医学院附属医院负担。
[评析]
本例的赔偿部分计算精细，各具体项目的计算比较合理合法。但是，在赔偿项目的适用法律方面，笔者却有不同的看法。《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这一规定在普遍意义上划定了侵害生命健康权所应承担民事责任范围，亦即一般伤害案件应赔偿的项目。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18条规定：“病员由于医疗事故所增加的医疗费用，由医疗单位支付。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根据事故等级、情节和病员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这一规定定明确指出，对于医疗事故事故应赔偿的项止是医疗费用和一次性经济补偿两项，由于医疗工作是在人体上进行，工作对象又不是健康的个体，因而，医疗事故造成人身伤害有其特列性，不应等同于打架斗殴等一般伤害案件。《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是针对医疗事故这一特殊伤害案件的特别法，该法所列的两项赔偿项目是与《民法通则》119条并例的，而不应相加，事实上，医疗费一项已清楚地表明了重叠性。
关于一次性经济补偿所包含的内容，各地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均有所表现，以《广东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为例，本法第23条第一款规定：“一级医疗事故：死者生前系主要劳动力、家庭负担三人以上(含三人)的，最高不超过三千元;死者生前系主要劳动力，家庭负担二人以下(含二人)的，最高不超过二千五百元;未工作的青少年、儿童有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高不超过一千五百元;死者为未满三周岁婴幼儿，最高不超过八百元。”从这一规定中不难看出，一级事故的一次性经济补偿，不正是相当于《民法通则》119条所规定的：“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的生活费等费用”吗?
本案既判了一次性经济补偿6000元，又判了丧葬费500元，属于重复计算了赔偿项目，是不合法的。本案属于医疗事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复函的精神，应依据《民法通则》判定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具体赔偿项目及数额，应参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各地实施细则确定。
案例二十一
合力调处化纠纷 创先争优促和谐
悲秋落叶，深秋已至。当人们都在为即将入冬忙碌的时候，界首市某医院门前却哭闹声一片，人头攒动，灵棚、花圈挡道，场面十分混乱，氛围尤为紧张。得知此事后，东城司法所工作人员立即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稳住紧张的局面，安抚当事人的情绪，及时介入了解情况。
通过深入细致地调查，得知家住界首市泉阳镇的杨某之妻
王某，一周前在该医院分娩生下一男婴。亲朋好友及近邻前来祝贺，与此同时，不幸的事情也发生了，王某产后却出现全身抽搐等病症，生命危在旦夕。后经该医院全力抢救，王某病情一直未能好转。为更好地对王某进行救助，王某家人在征得医院同意后，将王某转向另一家医院，但不幸地事情又再次降临在这家人的身上，王某在转院途中突然死亡。王某家人及其亲友悲痛欲绝，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更让王某家人难以释怀的是王某正值青年时去世，还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因此，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逝者家属采取非常方式向该医院对去世的王某讨要一个合理的说法，并索赔30余万元补偿。
情况调查清楚后，东城司法所及时向东城街道党(工)委做了详细汇报。东城街道随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迅速召开由有关部门组成的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会议，紧急进行磋商，并审慎制定了针对此事件的医患纠纷处臵方案，并及时向市有关领导汇报。与此同时，为更好地开展下一步工作，安抚王某家人的情绪，街道办及时与死者娘家和夫家人所在地镇政府联系、沟通，
请求协助做好其家人思想工作。经过街道办、镇政府耐心细致地与王某家人沟通后，深入了解其家庭情况，并做好医院情况的解释工作，讲解人民调解的相关政策，逐步缓解了医患双方的对立情绪。东城司法所工作人员通过摆事实、释法律，从“情、理、法”多角度多次与该医院沟通，认真交换意见。最终，在东城司法所的努力下，双方同意通过调解解决该起纠纷。调解中，院方自愿一次性补偿王某某家属人民币15万元。王某家人同样也认识到在公众场合下采取的非常方式有失合理性，主动提出撤除灵棚、花圈，不再影响医院正常开展工作，还社会正常秩序。通过多方努力，在东城司法所的主持下，经过多次调解，协议终于达成。最后，该起因孕妇分娩后突发死亡而引起的医患纠纷得到了及时的化解。人民调解为民人，在该起事件中得到了完美的阐释。
点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些社会矛盾不断显现，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的快速、简便优势和特点也显得更加重要。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既能够发挥各自的职能优势，又弥补了各自的职能劣势。这次医患纠纷事件的解决能够划上圆满的句号，与领导的重视以及对事件发展的正确判断和快速反应有密切联系;与各部门思想统
一、默契配合有密切联系，与以坚持稳定和坚持人民利益为重的宗旨意识有密切联系。医院方能够排除干扰，继续正常地开展工作;患者方能够得到经济补偿，告慰亲人在天之灵。更重要的是医患双方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纠纷，摆脱了诉讼的负累和情感上的折磨。既维护了医患双方的权利，又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真正做到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案例二十三
纠纷如烟皆散去怨恨化尽天地宽
下班回到家中，刚泡上一杯清茶，准备为忙碌了一天的工作画上圆满句号的时候，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东城司法所长李硕同志下意识的反应——有事发生。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司法人员工作时间之外，即使深夜也有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司法为民”却不受时间限制。果不其然，电话那头传来办事处值班人员熟悉的声音：“李所长，一些人员和某医院发生了纠纷，情况十分严重，你赶紧过来一下……”，还未来得及挂上电话，李所长便赶往突发事件现场。通过与院方和患者亲属沟通交流和认真调查后，弄清了该起事件的原委。
东城街道某社区居民李某，今年58岁，因胆囊炎、脾肿大，于2011年5月5日入住某医院，接受治疗。经过该医院诊断，患者同时具有乙肝、肝硬化病症。5月8日，在征得患者及其家属同意后，医院为李某行奇断流手术，对其脾实施摘除，手术十分成功。不幸的是，当日夜间李某术后身体出现异样，病情急剧恶化。情况危机之时，医院对其实施二次手术，全力抢救患者生命，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也未能未挽回李某的生命。因此，医患双方就李某死亡原因出现较大分歧，并发生激烈争执。院方要求对李某进行死亡鉴定，但遭到李某亲属拒绝。其亲属认为院方第一次手术虽成功，但在李某出现手术并发症时，院方却贻误了最佳抢救时间，直接导致二次手术的失败，是造成李某死亡的重大原因。因此，李某亲属要求院方支付60万元医疗赔偿款。但院方认为李某的死亡最主要原因是因其个体体征原因造成的。医务人员的医疗活动符合医疗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的要求，不存在
医疗过错，且医疗行为与患者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据由，院方只愿意给李某亲属2万元的人道主义补偿，其他责任概不承担。由于双方争议较大，死者亲属对赔偿的数额不满，无法达成共识，双方矛盾随即进一步恶化。为给该医院施加压力，满足赔偿要求，从5月9日到11日，死者亲属将李某尸体一直停放在重症监护室(ICU病房)，并邀来亲戚朋友20余人围堵在医院住院部门前讨“说法”。
东城司法所在掌握上述情况后，随即成立了由市卫生局牵
头，市人民医院、东城街道办事处、东城司法所和东城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参加组成的医患纠纷应急处理小组。通过与李某亲属面沟通交流，安抚其情绪，了解其诉求，并说服其暂时退出医院，通过调解化解矛盾纠纷。同时，李所长向医患双方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医患纠纷的特殊侵权责任的举证以及责任承担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死亡赔偿的相关规定，医患双方均表示愿意通过人民调解解决该起事件。
在多次调解下，最终达成协议，院方支付222，000元赔偿金，并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与此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因为医患纠纷而发生了暴力事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穆新林在医院被患者家属殴打，致颈部受伤、左胫骨骨折;东莞长安医院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致两医生一死一伤。很可惜以现有的法律机制来处理这类医患纠纷就像在暴雨中撑着把破伞，免不了被雨淋透的悲剧。
这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足以说明医患之间的矛盾有愈演愈烈之趋势，而这深埋在医患双方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长
久的演变，仿佛一座不断汇聚熔岩的活火山，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显然这注定是个藏不住的隐患。
事实上医患之间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并不仅仅是双方自身的问题，部分医生的渎职与不负责任以及患者家属的冲动固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然而根源却并不在此。这就像艾滋病的源头未必来自狒狒一样。除了现有法律规定的处理途径(医院与患者家属自行协商;请卫生部门进行医疗鉴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存在缺陷外，之外的处理途径如人民调解机制(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法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说服劝解、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亦有不足。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现有调解机制对医生或者患者单方面存在一种天然的利益倾斜，而另一方则会相应的对这种调解途径保持一种怀疑。所以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这当中都存在着一种不可协调的矛盾，而这矛盾又进一步导致了这些处理途径的难操作性以及不可行性。但这并不能妨碍拥有热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天性的人们的思考，我们也许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如果法律有一个除医患之外的第三方强制性处理机构，同时高效率运作并有相应的法律援助，那么医患纠纷愈演愈烈这个问题，或许就会像阴霾散尽后天空下的雨一样，有所缓解了。
除此，要强化人民调解工作力度。面对新时期矛盾纠纷复杂的新特点，要预防和解决各种矛盾纠纷，要紧紧围绕群众关注的问题，以化解群体性、复杂性、易激化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为重点，坚持经常性与集中性排查调处相结合，司法调解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做好人民调解工作，这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医疗事故：
2006年9月，段某因患精神病住进成都市内一精神病医院治疗，入院时医嘱载
明一级护理，并允许其家属陪护。9月15日，段某转为二级护理，但医院未告知家属仍需陪护。同年12月3日，段某如厕时不慎摔伤，花费医疗费用5万余元，后经司法鉴定，其伤残程度为七级伤残。段某亲属因此起诉精神病医院要求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段某住进精神病医院，但其监护权未发生转移，其在住院期间如厕摔伤，与其法定监护人监护不周有关，而医院也未督促其监护人陪伴或者为其聘请护理人员，因此双方均有过错。医院应承担次要责任，被判支付原告损失2万多元。
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他们认为，精神病医院收治的对象具有特殊性，监护人无法在患者住院期间履行监护义务，因此，该监护责任已转至医院。
二审法院认为，段某在入院后转为二级护理时，医院没有就是否还需陪护向患者家属作必要的说明，未尽到告知义务，对因此产生的各项损失要承担主要责任。经承办法官与双方当事人多次沟通，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一、术后化疗竟要人命
1999年9月，李珍(化名)在广州市十二人民医院做甲状腺癌根治术，术后因院方在无消毒隔离或进入洁净病房、无进行必要的各项检查、无强有力的预防感染措施、无干细胞支持等情况下，对李珍施予超常规剂量数倍的化疗，致李珍出现严重的感染性休克、内出血、全身衰竭，于1999年10月14日在医院死亡。后经广州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该事故属于一级医疗技术事故，院方表示愿按《医疗事故赔偿办法》赔付2万元。死者家属不服，向天河区法院提起诉讼。
广州市天河区法院一审判决院方一次性赔偿在事故中丧生的患者李珍的家人12万余元。按照天河区法院的判决，十二人民医院的赔偿数额应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计算，即应向原告支付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印刷费、死亡补助费、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失费等在内的共计122651·23元。
二、“落枕”就医送了命
1999年5月患者陈某因小小的“落枕”到医院治疗时竟然送了命，经医疗鉴定死者体质特殊，认定不是医疗事故，一审据此判原告败诉，但二审时，因院方无法证明自己的治疗完全得当，被判负30%的责任，赔偿患者家属6万元。
有关专家称，该判例反映了未来医疗官司的一个趋势：院方要胜诉，光证明不是医疗事故还不够，还必须证明自己与损害结果没有关系，否则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三、切口疝是否属医疗事故?
广州一老妪在当地一医院做了脾切除手术后，腹部缝针处鼓起一团肿块，并被这肿块折磨得痛苦不堪，生活难以自理。病人家属认为这是医院疏忽造成的切口疝医疗事故，要求医院赔偿，而院方却认为是病人营养不良、肝肺感染所引起的，不属于医疗事故，院方不应承担责任。
据朱某家属介绍：70多岁的朱某2000年10月3日被摩托车撞伤后，被送往花都区某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0月8日因脾出血进行了脾切除手术。手术后一周左右，朱某和家属突然发现其腹部缝针处鼓起一团肿块，于是向主治医生反映。医生检查后认为“没事”。在接下来24天的治疗期间，朱某手术切口处的肿块后来竟越来越大，甚至超过拳头大，朱某家属遂向该院综合科的汪主任反映。2001年1月19日，汪主任对朱进行检查诊断，诊断结果为切口疝。2月5日，朱某家属就此情况找到该院院长，要求对造成切口疝的原因及切口疝不断扩大的问题进行解释。朱某家属认为，手术后发生切口疝是医疗事故。家属病人还认为，切口疝不断扩大是医院医务人员医疗技术水平差，医务人员工作马虎草率不负责任而造成的。因此，朱某及家属要求该医院按医疗事故赔偿的有关规定赔偿包括护理费、医疗费及补偿费在内共102700元，同时承担今后手术所有费用。
而院方却有自己的说法。据该院负责人称：朱某年事已高，身体状况较差，病者腹部的肿块是营养不良、肝肺感染所引起的。因此并不属于医疗事故，医院不应当承担责任。
[案情]
患儿，7岁。于3岁时曾患“脑炎”，昏迷半月，治疗后右侧上下肢轻瘫，步态不稳。此次因头痛1天，呕吐4次入院。体检：体温36.5℃，脉搏 86/min，神志尚清，精神疲乏，双眼窝稍凹陷，双扁桃体Ⅱ度肥大，右侧有针尖大脓点，头枕部有触痛，右侧有针尖大脓点，头枕部有触痛，右面侧肢体轻瘫，肌张力稍增强。血白细胞12×109/L(12000mm3)，中性粒细胞78%.诊断：①急性扁桃体炎;②脑炎后遗症;③颅内感染;④轻度脱水。入院后予青霉素及磺胺嘧啶静脉滴注治疗。次日上午出现血尿，尿镜检有磺胺结晶，故停用磺胺嘧啶。患儿头痛加重，呕吐频繁，精神萎靡。血钠127mmol/L (127mEp/L)当时认为“低钠血症”，予10%氯化钠静脉注射，计划将血钠提高至140mmol/L(140mEp/L)。次日头痛加剧，持续呕吐，进入昏迷。家长偶然摇动患儿头部后，患儿呼吸骤停，随随便便后心搏停止死亡。死亡脑脊液培养阴性。尸栓报告：小脑扁桃体疝;脑水肿;脑积水;轻度慢性脑膜炎，呈轻度急性炎症改变;脑底陈旧性纤维粘连。
[评析]
本例既往有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史，长期存有右侧肢体温表偏瘫，结合此次入院时发现职枕部触痛，应考虑慢性膜炎及颅底终纤维粘连的可能。这种病儿常可因扁桃体炎等急性感染而诱发慢性颅内高压进一步增高、急性脑水肿、脑积水、出现头痛和呕吐等症状。由于忽略了既往病史与此次发病后的临床表现之间的关系，以致误诊为“颅内感染”(流行性脑脊膜炎)而用磺胺药物。磺胺药的药物反应，无疑会加重原已存在的颅内高压、脑水肿、脑积水，从而加剧头痛、呕吐等。此外，对病儿的神经症候、呼吸、瞳孔等观察均不够密切，也未作血压及眼底检查，也是不妥的。由于渗透压的急速改变，脑组织受损害，加重了脑水肿而导致脑疝死亡。应该指出，本例血钠 127mmol/L仅较正常值稍低。只有当血钠低至120mmol/L以下，且同时有明显低钠血症症状时，才有补充高渗盐水的必要。本例虽有乏力、呕吐，但治疗前并无明显严重的精神神经呼吸症状，故乏力、呕吐实为脑水肿、颅内高压的表现，而非低钠血症的表现。
1995年12月，原告李兰因患宫外孕，住进被告阜南县某医院施行手术治疗并输血，后病愈出院。2002年以来，李兰出现体质明显下降，消瘦、易感冒，对症治疗服药无效症状，持续至今。2005年2月23日，李兰到被告医院查问，被安排进行血检，并提取其血样。后该血样被送经安徽省疾控中心检验，结果为李兰已感染艾滋病毒。随后李兰提起医疗损害赔偿诉讼，要求被告医院赔偿各项损失及后续治疗费38.18万余元。
被告医院认为，李兰没有提供其感染艾滋病毒、系在1995年住院手术输血所致的证据，且未能证明在此后10年期间其未再在他处输血，故请求法院驳回其诉求。
阜阳中院审理该案后认为，原告在被告医院住院手术输血有病历、配血单证明，以及安徽省疾控中心的检验结果报告。而被告方提供不出证明原告不系在该院输血感染的证据，故应承担赔偿责任。据此，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由被告医院赔偿原告李兰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2708.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万元，以及预付李兰后续治疗费3万元，计11.27万余元。
医疗纠纷死亡案例的个案全程分析
——患方家属认定的事实往往不是胜诉的根据
贺荣友
患者女，46岁，死亡经过：2006年9月7日，原告和妻子按照被告预约的时间，到被告妇产科计划生育门诊准备做门诊取环术。据被告门诊病历记载：“术前检查，血压：120/80mmHg，脉搏：80次/分，体温：36.4℃，病人一般情况良好。8点40分，口服米索前列醇400μg，9点肛门放仕泰拴1枚。9点50分，血压：90/60mmHg，10点，血压：80/50mmHg，” 用药不到一小时即发生休克，濒临死亡。转入急诊监护病房，住院22天里继发脑水肿、颅压增高，继而脑死亡、多器官功能衰竭，于2006年9月29日下午5点01分去世。
患方与医方多次商谈赔偿问题，经院方医务处多次请示医院院长，医方坚持认为死亡病例属于医疗意外事件，仅仅愿意给予患方一定金额的补偿。患者丈夫马克锋教授(人民大学，九三学社成员)找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先生，兼任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韩启德先生，作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上级领导过问了此病案。由于双方争议的数额差距很大，马教授找到我，在海淀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本案双方争议之所以差距很大，关键在于医方认为患者死亡是医疗小概率意外事件，认为患者属于过敏体质，医方没有诊疗过错所以不同意赔偿。
患方认为我们一个活活生生的人到你医院就诊，取环手术还没做，用了两种药物患者即发生休克，就是你医院用错了药，你就有重大过错，你就得赔偿，就应当认错道歉。
然而，如果仅仅按照患方家属认定的事实和理由去诉讼、听证鉴定，本案不易胜诉。经查米索前列醇用于临床已经很多年，北医三院以及其他医院临床病人十多年来已经有过成千上万例，没有发生死亡病例。但是死亡却在本病例身上发生了，应属一个特殊过敏病例。特殊即是意外，属不可抗力，不是药品质量(产品质量)问题，而是药品不良事件，使用者不存在过错即无赔偿责任。
经过我方认真分析病案诊疗过程，发现了医方在休克发生以后存在诸多诊疗过错过失，如医方没有及时诊断为过敏性休克，没有做出这样的诊断也就没有进行抗过敏性休克的治疗。假如医方在患者发生过敏性休克后，及时静脉输入较大剂量地塞米松等药物抗过敏治疗，患者即有可能存活。如果我们按照患者家属的思路仅在使用米索前列醇和仕泰拴药物上与医院纠缠不休，仅以二种药物使用是否不当作为争议的焦点，那么这场官司就会以败诉而告终。本案经过我们的分析研究，指出了被告医院没有诊断出过敏性休克，也没有及时救治过敏性休克，当属误诊误治;在住院后续的二十多天里，仍然存在其它的诊疗过错过失。在医疗事故鉴定听证会上，我们陈述了上述意见，得到了专家组的认可，因而本案鉴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患方胜诉并得到合理的赔偿。
所以，医疗纠纷的案例应由具备全科医疗知识的人或单科专家进行病案分析，全面找出医疗过错关键的问题，才能使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过错鉴定的专家接受你的意见，从而使案件最后得以胜诉。
某疟疾疫区，一男性青年因高热、全身酸痛两天到当地卫生所就诊，以“重感冒”、“劳力感寒”收住观察，并给予抗感染、解热镇痛药物输液治疗。第三天上午，患者上厕所时晕倒，搬回观察室不久即进入昏迷状态，经多方抢救无效，于下午"3时20分死亡。后经当地防疫部门血检，确定为“恶性疟”。经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为“不属于医疗事故”，患方不服，请卫生行政部门移交再次鉴定。 分 析
本例患者，如医生能按行政部门的规定进行血检，及时确诊、对症治疗，年轻的生命就不至于过早地失去。虽不是医生直接造成病人的死亡，但其却是违规过失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构成了事故，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绝大多数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是因违反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产生的。
[案情]
病儿女，7.5月，生长发育史正常。生后一直服用浓缩鱼肝油及钙片。6个月内口服维生素D420IU。3个月时，门诊体检认为有多汗症状，诊断“佝偻症”。在
3、
4、6个月时各肌注维生素D80万IU，连同口服，6个月内共接受660IU。因纳呆、恶心、呕吐、烦躁3个月，低热、尿频、乏力半月，第一次入院。体检：体温38.3℃，血压15.3/11.3kPa(115/85mmHg)，精神萎靡，贫血肤色，心前区有Ⅱ级收缩期杂音，肌张力低下;化验：轻度贫血血象;尿比重低、蛋白(+)、白细胞(+)、偶见管型，尿培养(-);血尿素氮增高;心电图未S-T段抬高。当时诊断为“急性肾盂肾炎 ”，给予青、链、庆大霉毒治疗2周无效，病情加重遂转他院。第二次入院化验检查发现血钙4.9mmol/L(9.8mEq/L),骨骼X线片 检查发现长骨干骺端临时钙化带致密增厚，骨皮质增厚，骨小梁密度增高。四肢软级有转移钙化。确诊为维生素D中毒。即停止鱼肝油及钙片，口服强的松，连服3周。服强松1周后退热，2周后血钙降至正常，3周后尿检查及血压恢复正常出院。出院后1个月复查肾功能正常。
[评析]
本例在长期大量口服维生素D的基础上，再予大剂量注射，以至过量而中毒发病。按多汗为婴幼儿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表现，不能仅凭多汗、烦躁、后枕秃、体弱、厌食、出牙晚、走路迟等症候中的
一、二项即诊断为枸偻病，而应综合发病因素、症状、体征、X线征、血生化检查等，全面进行分析，才能作出正确诊断。本例第一次入院时，由于对维生素D中毒缺乏认识而误诊为“肾盂肾炎”，致使病情继续发展。再者，即使是轻前些症向佝篓症也只需口服维生素D治疗，而只有重症才需肌内注射这一突击疗法。本例无任何重症佝 偻症的证据故给予肌内注射维生素D，显然是错误的。发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是医务人员缺乏合理应用维生素D的认识，而有些家长以为维生素是“补药”，“多用无害”，也起着促成错误的作用。故应加强对小儿保健的宣传教育工作，杜绝这种医源性疾病。同时应提高对中一毒的警惕。以期能及时纠正。
[案情] 李某，男，21岁，农民，因患再生障碍性贫血来某医院诊治，在住院20天内药费2000万余元。要李某出院时，其主管医生王某要求患者继续用××药，并开出20支的处方一张，每支25元，共500元。李某之父再次向当地一位同乡借款，因这位同乡已代非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必需品，而是滋补药品。若经济条件许可，用该药用好处;若经济困难，该药不用也可。事实上，这位主管医生王某之所以开出此药，主要是因为该药生产厂家给开药者20%的推销费。
[评析]
本案例所涉及的是医疗服务过程中的经济伦理问题，即医者经济利益和患者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对于医者来说，其取得经济利益应该是以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为前提，以最大维护病人的健康利益和最耗费病人的经济利益为目的。离开这一前提和目的，医者所得经济利益，将是不道德、不合理的。换句话讲，衡量医者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是否道德，就是医德最优休原则，即诊疗措施对病确实的需要，而且疗效最好，痛苦最小，耗费最少。根据这一原则，医者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尤其是在选择诊疗措施时，必须反患者利益放在首位，不仅要着眼于病人的健康利益，而且要考虑到病人及其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和社会的医疗消费水平。在本案中，医生王某不仅未能考虑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和社会的医疗消费水平。而且还把个人的经济利益掺杂进去，从而才开出这样一张“大处方”。所以，这种药不该这样开。
解决方法
综上所述，处理医疗事故的民事责任纠纷时，不应拘泥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而应综合适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施细则关于补偿费的标准的规定和《民法通则》第119条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范围的规定，同时参照我国一些特别侵权行为立法(如国家赔偿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产品质量法等)中有关人身损害与死亡赔偿的规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医疗单位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正确处理好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问题，是医学社会学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精辟地论说道：“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生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这里，把医生与病人(患者)的关系，看成是整个最本质的东西，可说是高度地评价了医患关系的重要性。
在医学社会学和医学心理中，“医患关系”即“医生—患者关系”，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其含义较西路里斯的“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要更为局限一些，指的是在医疗过程中医生与病人(患者)相互间特定的医治关系。
可以把医患关系分为两个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部分，即“医患关系的非技术方面”和“医患关系的技术方面”。
(一)医患关系的非技术方面
中国多年来对医患关系的讨论，主要都是集中在医患关系的非技术方面，即不是关于治疗实施本身中医生与患者的互相关系，而是关于求过程中医生与病人的社会、心理方面的关系，也就是通常所就的服务态度、医德、医疗作风等等。
医患关系的非技术方面，确定是医患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大多数病人对医院、对医生是否满意，并不在于他们能判断医生所给的诊断和治疗处置的优劣、医生手术操作的正确和熟练程度(事实上绝大部分病人都不是医学专家，对技术本身的评价是超出他们的能力的)，而在于医生是否耐心，是否认真，是否抱着深切着的同情，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的作好诊治工作，简而言之，就是服务态度好不好，医德高不高。有时，病并没有治好，病人仍然很感谢、很满意;有时，病人死去了，家属亲友还真诚地感谢医务人员在救治过程中的良好服务，对医院仍很满意。当然，相反的情况也不少见，病虽然治好了，病人虽然出院了，但对医生、对医院还有一大堆不满以至气愤。
更一般地说，社会对于医生的角色期望，不仅要求医生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有很好的医术，而且要求医生有同情心，能亲切而热情地对待病人，能为病人保守秘密，能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具有为救死扶伤而献身的精神。假如说医疗技术是近几个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才得到巨大的发展，那么，对于医生的伦理要求和品质要求则是极其久远的，例如，在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和唐代中国名医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中，就已经包含了这些要求。医患关系的这些非技术方面的传统的要点，几乎成为医生这个光荣称号的基本内涵。
医患关系的态度和伦理方面，历来对于医疗效果有着巨大的作用。亲切、耐心、体贴、献身于救死扶伤的崇高的医生形象本身，对于患者就有很大的心理治疗作用，它给病人以信心、以希望、以积极的暗示作用，它改善病人对于疾病的消极心理，它增强病人向疾病作斗争的主观能动性，它导向病人对治疗过程的完善配合。尤其在现代，当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作用越来越大，医学转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时代，医生能耐心地听取病人的种种诉说，医生能在更广泛的心理、社会方面给病人以帮助，就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在医院工作中，强调医患关系的服务态度和伦理道德方面，是非常正确的。
诚然，良好的医患关系，常常主要方面的责任在医生，因为病人是求医者，通常都是尊重医生的，愿意有一种好的医疗关系的。但是，从整个社会来说，也要注意宣传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体谅医院工作和医疗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的困难，积极和医院、医务人员合作。对于一些破坏正常医患关系的行为，干扰医疗过程正常进行的行为，以至无理取闹、殴打医务人员的行为，必须有强大的社会舆论予以谴责，并加以必要的法律制裁。
(二)医患关系的技术方面
国际上广泛引用的对于医患关系模式的某些提法，可以认为是对于医患关系的技术方面的一种概括。它们描述在实际的医疗措施的决定和执行中，医生和病人的相互关系，各自采取的地位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主动性的大小又如何。
广为引用的一种概括是1956年萨斯和荷伦德(Szasz &Hollender) 在《内科学成就》发表的《医患关系的基本模式》一文中提出的，他们认为医患关系的基本模式有三种，按医生的主动性由大到小、病人的计劝性由无到有、到大排列，依次为：
(1)主动—被动型医患关系：医生是完全主动的，病人是完全被动的;医生的权威性不会受到病人的怀疑，病人不会提出任何异议。这种关系在生活中的原型犹如父母与婴儿，婴儿完全没有表达独立意志的可能性，一切听命于父母。这种医患关系见于昏迷的病人、休克的病人、全瘫的病人、严重损伤中的病人，他们已经失去了表达意见和主动性的任何可能，完全听命于医生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在精神分析治疗、催眠治疗中，也可以见到这种类型的医患关系。这种医患关系的要点和特征是：“为病人做什么”。
(2)引导—合作型医患关系：医生也是主动的，病人也有一定的主动性。医生仍然是权威的，医生的意见将受到病人的尊重，但是，病人可以提出疑问，可以寻求解释。这种关系犹如父母与少年，少年有一定的理解力和主动性，但他们在各个方面远不如父母那样成熟、那样有力，因此，父母充当引导者，少年接受父母的引导。这种医患关系见于急性病人，他们是清醒的，但疾病较为重笃，为时也不久，他们对疾病的了解很少，要依靠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他们处在比较忠实地接受和执行医生的劝告的地位，也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这种医患关系的要点和特征是：“告诉病人做什么”。
(3)相互参与型医患关系：医生和病人都具有大体同等的主动性、同等的权力，相互依存，共同参与医疗的决定和实施。这种关系犹如成年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成熟了，都懂得不少，都有决定权，都有主动性。这种医患关系见于多数慢性病人，他们不仅是清醒的，而且对诊断和治疗都有了解，甚至“久病成良医”，一个老病号在他所患的疾病上，也许比一个“初出茅庐”的医生还懂得多，在这种医患关系中，病人和医生一起商讨采取什么防治措施，共同作同决定，主要由病人自己进行治疗。由于慢性病例的防治常常要牵涉到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的改变和调整，这种相互参与地决定适宜的防治措施便变得十分必要。这种医患关系的要点和特征是：“帮助病人自疗”。
简单说来，从技术方面来看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乃是“专家”与“外行”的关系，医生拥有医学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病人是没有受过医学专业训练的行外，需要求助于医生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可以说，这乃是上述三种医患关系模式的共同基础。在第三种类型中，作为医生与病人的专家与外行的差距缩小了，病人对他患了很久的病已有相当了解，因此，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也就增强了，但，他毕竟还不是医生，他还需要医生给他检查(或开特殊检查的送诊单)，给他处方等等，还是需要医生的帮助。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种医患关系，在它们特定的范围内，都是正确的、有效的。对一个昏迷的休克的病人，除了紧急决定种种抢救措施外，是不可能让病人来参与什么意见的，只能采取主动—被动型这种医生的是不可违抗的权威的作法局限在特定范围，对大多数病人应该按照引导—合作型或相互参与型的医患关系来组织医疗过程。而且，目前有一种趋势，就是强调“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的原则，医疗护理由以医院和医务人员为中心，转为“和患者共同医疗”的新局 面，因此，如何发挥病人的主动性、充分尊重病人的权利，是改进医患关系中需要注意研究和贯彻的重要内容。
从技术上来说，医患关系除了上述三种一般性模式之外，还有一引起特殊的问题。例如在心理治疗中，特别是在“性治疗”中，医患关系便存着一些更为复杂的、以至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再如，在临床试验中，医患关系中又出现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特定关系，需要遵守一系列特定的伦理和法律规定。
最后，应该指导出，把医患关系划分为非技术方面和技术方面，乃是相对的。事实上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的统一体。非技术的即服务的伦理的方面，是基本的;技术方面的不同类型，是从属的，实质上乃是以一种什么方式来更好地为病人的健康服务，或者“为病人做什么”，或者“告诉病人做什么”，或者“帮助病人自疗”，都是为病人的利益来实施的。
布朗斯坦(Braunstein)教授在其编著的《行为科学在医学中的应用》一书中，第二十四章专章论述医患关系，介绍了医患关系的“传统模式”和“人道模式”。传统模式指医生是权威，作出决定，病人则听命服从，执行决定的医患关系。传统模式应该并正在转为“人道模式”。在这种医患关系的人道模式中，可以说是综合了医患关系非技术与技术两个方面。这个模式所遵从的一些基本观点为：①病人比他的产生重要得多，看一个病人不能只看到他的疾病;②病人是一个完整的人，比他的躯体要大得多，要注重病人的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③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来确定自己并对自己负责，要尊重和发挥病人积极参与治疗的主动权;④第个人的身心健康状态和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着错综得杂的关系;⑤疾病、灾害、创伤、疼痛、老化、濒死等种种情况，是对于人们有很大的意义的事件，对不同人所具有的价值和影响也可能有很大的差别;⑥对病人的帮助不仅仅依靠技术措施，而且依靠医生的同情心、关切和负责的态度。在人道的医患关系中，患者主动地参与医疗过程，在作出医疗处置的决定中有发言权，并承担责任，医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者、引导者和顾问。人道的医患关系模式比传统的医患关系模式更有效，有更高的遵医率和疗效，特别是当治疗涉及患者生活方式和个人嗜好的改变时，这种模式更是很大的优越性。处在人道的医患关系中，医生和病人两方面都有着更为良好而有益的体验，更有建设性，更能合作得完美和谐。为了做到医患关系的人道模式，需要提高医务人员的思想水平，需要加强医学生和医生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和素养。医患关系需要不断改善、不断发展，这是改进医院管理、提高医疗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护患关系在原则上和医患关系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也可以把“医患关系”，看成是“医务人员与患者的关系”。这样，“医患关系”就包括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两者在内了。当然，也可以指出护患关系的特殊之点。这就在于护士是和病人接触最密切的，因此护患关系也就更为广泛而具体。
为病人服务是护士最基本的职责。对病人来说，医院是一个陌生的环境，病人需要有了解他们。而护士正应成为病人的这种知心人，从而使病人消除到医院后的焦虑和恐惧。医院里医生人数常少于护士，接触病人的时间较之护士为短，不大有时间与病人交谈，其他医务人员接触病人的时间则更短。因此，护士便成了病人最愿交谈和最可信赖的人。护士往往成为医院与病人相互联系的桥梁，可以沟通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护士对病人来说同时又是保健的指导乾。当一个人身患疾病，最需要鼓励和安慰之时，护士和蔼可亲和充满生活信心的态度，以及有效的护理措施，往往可使病人减轻病痛，同时也可使病人学到不少关于保健方面的知识。护士要成为称职的指导者，必须做到：一要有比较广博的知识，时刻注意学习;二要解释清楚、明确，通俗易懂，不致使人造成误解;三要认真负责，对病人的康复问题要充满信心，对疾病的严重性要以积级的态度向病人婉言说明。
医闹
案件回放(案件一)
5月24日，11个月大的男婴吴忠原因咳嗽发热十余天、高烧40摄氏度入住广州某医院，由于病情危重，医院马上下发了病危通知书并展开抢救。25日凌晨，男婴抢救无效死亡。事后，男婴家属对死因提出异议。而院方不承认救治过程中存在过失，建议家属作医疗事故鉴定，但均被拒绝。男婴家属向医院提出赔偿20万元。对此，医院不能接受。于是男婴家属到医院门诊大厅“讨说法”，召集近百人围攻医院4天，围困多名医务人员，软禁院长26小时，导致医院儿科病区因此关闭。直到次日中午12时院长才被公安执法人员“解救”出来。 广东省、广州市各级公安部门随后派出多名干警对该事件进行了调停。
案例分析(案件一)
案件中，我国南方的这家医疗机构，面对医闹事件的发生束手无策，被动地应对处理，最终医疗机构相关的领导和负责人受到了伤害，其人身权利被患方严重的侵害。
案件回放(案件二)
6月18日晚，70岁的村民刘某因病抢救无效，死在市人民医院。因怀疑是医疗事故，刘某死后半小时，其女婿朱某等一行人赶到医院医务科，找当班的院长助理谢某了解死亡原因。其中，围绕刘某之死“是不是医疗事故”等问题，朱某与院长助理谢某等人发生争吵。其间，有人使用木棒击中朱某头部，致朱某当场死亡。出事当天，当地zhengfu组织纪委、监察及公安等部门介入。警方证实，参与斗殴的人多是社会人员，其中3人已被刑拘。当时在现场的院长助理谢某等因涉嫌故意伤人被刑拘。据当地人说，这个医院为对付医患纠纷，经常邀请“社会人员”来摆平。
案例分析(案件二)
这起案件中医院所采取的处理措施与前一案件中的医院明显不一样。前者是被动、消极的对待、处理，而后者则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但其积极的方式大大超出了常规的限度，将患方带头闹事者给打死，最后导致警方出面，等待院方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综合这两个案件看来，医疗机构在处理医闹问题上，采取被动、消极的方式，会给院方带来伤害;如果采取积极的态度、过激的方式肯定是不符合情理的。由此看来，医疗机构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医闹呢?
患者院内自杀
案件回放
2004年6月，患者梁某因患肿瘤等多种疾病住进了山西某医院，家属为他请了陪护人员进行专门陪护，2005年患者的病情加重，诊断为小肠癌晚期，肿瘤广泛转移，梁某因无法忍受疾病的折磨以及手术的痛苦，2005年8月12日，趁人不备，从所住病房的10层窗口跳下，当即身亡。患者因为某种原因自杀，可是却留给家人、留给单位、留给医院一个很大的麻烦。
案例分析
这个案件与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没有任何关系，患者的自杀是因为受到病痛的折磨，又不堪忍受巨额医疗费用带来的压力，最终选择用死来解脱。因此，属于患方自己决定自杀，并自己实施自杀，而从防范和具体处理的角度来说，医院不存在不对之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第5项规定，因患方原因所发生的不良后果不属于医疗事故。因此，这个案件不应该追究医疗机构的责任。
但是对于患者自杀必须要引起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充分的重视，当发现患者有自杀的苗头之后，应采取一定的措施制止患者，并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提高对其自杀的防范。
患方故意欠费的处理 案件回放
2007年6月17号晚上，71岁的北京市民张月香因突发心脏病被家人送到市某医院心血管诊疗中心，当时老人胸闷，病情危急，经心电图等检查，确诊为急性心肌梗塞，而家人只带了三千元医药费，时间就是生命，张月香马上被送入绿色通道，这是目前在很多家医院都开展的一种为简化冠心病患者急诊抢救的流程，即对危及生命的心源性患者不收住院押金，实行先救人后交费的方式，立刻组织进行手术，最后手术成功，老人转危为安，未出现任何并发症。然而就在病人日渐康复的时候，其家属却违背承诺，拖欠医疗费用，开始医院多次向病人家属催交欠款，都被推托费用正在由外地的家属邮寄中。6月23号上午，趁着医生护士抢救其他病人的时候，张月香在家人的安排下，自行离开医院。对经自己和同事们精心救治而恢复健康的患者，竟以恶意欠费的态度对待救自己一命的医院，医生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院方认为对于这种故意欠费的病人，医院在催交欠款无效的情况下，将诉诸法律。
案例分析
作为医疗机构中的医务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为患者看病是一种劳动的付出，同时，他们除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患者看病外，对于患者疾病的检查和治疗，还要涉及到检查设备和药物的应用，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的费用的。因此，患者到医疗机构就诊，是需要为医生的劳动和自己的治疗付出费用的。
另外，有法律界的学者提出医疗服务合同行为的概念，将医疗机构中看病缴费的现象解释的更为清楚。医疗服务合同规定了医患双方的义务，即医方尽力给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患方看病需缴费。如果患方拒绝缴费，就属于赖帐，有的甚至具有恶意欠费的行为，这些将给医院造成强烈的打击。
在这个案件中，患者经过医院的治疗，得以康复，但却拒绝缴纳相关的诊疗费用，很明显这是属于故意欠费的行为，这一行为给医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2009年6月是一个“黑色六月”。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先后发生了5起“血溅白衣”事件。其血腥程度，令人惊悚。
6月1日，河南省武陟县一产妇在县妇幼保健院正常生产时，因产中发生羊水栓塞，不幸身亡。据悉，产妇羊水栓塞，属于高风险型病例，抢救的成功率极低。6月2日一早，亡者家属纠集了五六十人围攻保健院达数小时。几个大汉驾着院长强行让其披麻戴孝，在亡者灵前磕头哭丧，并实施暴力毒打，最后院长被打得倒地不起，蜷缩在水泥地上。
6月8日，浙江临海市白水洋国土分局局长之女金怡彤，在杭州市第一医院门诊公共场所自行坠楼。虽经全力抢救，但终因患者伤势过重，未能挽回生命。6月9日下午，其父金某率一百余人赶到医院，堵在科室门口围攻打砸，造成医院6人受伤。6月11日，武汉江夏区疾控中心一名护士上班时，被一名男子在接种室内持刀割喉而死。江夏区卫生局证实，凶手此前到疾控中心打过狂犬疫苗，后多次骚扰该护士，称护士给他打的疫苗是“毒血”。
6月16日，北大第一医院某医生因拒绝为病人开虚假证明，被病人家属连刺五刀，身陷血泊。
6月21日，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一位“肾积水并尿毒症”的重症患者因呼吸功能衰竭、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21日凌晨3时，家属拒绝迁移死者尸体，将泌尿外科全科室封闭，泌尿外科的值班医生、手术医生和所有在院病人，都被关在病房。同时，医闹组织开始在门诊大楼、住院大楼摆放花圈，打砸泌尿外科住院病房。21日8点，整个医院处于瘫痪的状态。最令人不解的是，警察到来后，无所作为，坐观待命。随后，市政府出面调解，医闹组织要求赔偿80万元，调解无效。6月21日下午，医闹组织召集了200多名社会势力，手持木棍及匕首冲至医院，封锁门诊大楼，摆满花圈，并焚烧纸钱，见到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即大打出手，有一名医生身中6刀，被送进医院抢救，另外有10余名医生、护士全部有不同程度砍伤。在此过程中，警察得到的命令始终是“待命”，市政府给医院指示始终是“尽快调解”。6月21日晚23点，医闹组织再次召集6辆中巴车载满打手至医院，围攻办公楼至22日凌晨3点，声称再不按其要求赔偿，则将医院办公大楼炸毁。市政府经研究决定，责成医院赔款21万。事后，有人看见，家属在门诊大厅公开给医闹发钱。6月23日，医务人员忍无可忍，自发组织到市政府门前请愿，要求市政府作出解释，并严惩肇事凶手……
公共管理学院
医疗纠纷案例策划书
一、 活动简介
我国的医学科学发展越来越先进，医疗技术越来越完善，但因各种因素造成的医疗过失行为、医疗事故所引发的医疗纠纷仍然时有发生。结合我院的学科特色，为了帮助同学们在理论和实践中提高专业素养与技能，能及时有效地处理因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医疗事故所引发的医疗纠纷，特举办此次医疗纠纷案例分析活动。
二、活动目的
1、全面掌握关于医疗防范和医疗服务方面的基本理论、概念。
2、理解并掌握医疗服务医疗防范方面的具体法律制度。
3、掌握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医疗事故所引发的医疗纠纷的处理程序。
4、掌握医疗事故处理与防范在实践中的应用。
三、活动主题
四、主办单位
公共管理学院学生会
五、活动时间
六、活动地点
七、活动对象
八、活动流程
1、活动前期动员
1、活动前期宣传
活动内容：涉及案例征集，人员招募等
2、参与人员选拔
2、活动准备
1、活动人员培训
活动内容：培训此次参与医疗纠纷案例分析的相关人员，使其熟练掌握相关知识，以便更好的完成任务。
3、 活动的实施
1、邀请嘉宾、评委
2、进行医疗纠纷案例分析活动
活动内容：a、主持人介绍本次活动。
b、活动开始
c、评委老师点评
九、活动总结
1.根据评委老师点评内容进行内部总结。
2.向学生会提交关于活动情况报告、活动评估报告及总结。
公共管理学院学生会
2014年3月15日
最近公司遇到一个这样的案例，一员工非因公生病，该病是慢性病，很难治愈，而且治疗时间需要较长时间，根据该员工的工龄和在本单位的工作期限，该员工有6个月的医疗期。该员工医疗期满后，病未痊愈，安排到原岗位上班，工作环境有油味，不能在原岗位工作，后安排另外工作，同样因为工作环境气味问题，不能适应工作。后该员工申请休事假治病，查阅很多法律法规和案例后，公司同意其休事假治病，事假期间无工资，但社保和公积金正常缴纳。
在处理该事件的过程中参考了以下案例。如有这方面需要的业内人士，可参考。
关于医疗期劳动纠纷案例
1、男子患绝症遭单位解聘 法院判恢复劳动合同关系
老马在饭店工作近18年,身患肝癌近10年,当病情加重卧床不起时,饭店竟以他没有提供丧失劳动能力证明为由,无情地和他解除了劳动关系。日前,上海普陀区法院判决双方恢复劳动合同关系,单位还需支付拖欠老马的病假工资共计1.34万元。
2001年10月,老马去医院看病,被确诊为原发性肝癌。为了全家老小的生计,老马坚持带病工作。2008年4月,饭店从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公司。老马买断工龄后,再次和饭店签订新劳动合同。2010年1月,老马病情加重,不得不病休。想不到,同年11月,饭店停发了他的病假工资,并准备给他办理退工及退保手续。老马把饭店告上法庭,要求
恢复双方劳动关系并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同时要求饭店支付拖欠的病假工资。
法院审理后认为: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在法定医疗期内有权治疗和休息、不从事劳动;医疗期满后,劳动者有义务向用人单位提供服务。但对于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又不符合退休、退职条件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延长其医疗期。老马可依法享受至少24个月的医疗期,但实际仅享受了8个月左右,所以用人单位对他作出自动离职处理,缺乏法律依据。
2、与患病职工终止劳动关系 应支付医疗补助
孙某医疗期满后，单位与其终止了劳动关系，却没有支付其医疗补助费，孙某诉至法院，讨回了公道。
孙某于2006年8月通过招聘的方式进入山东某科技公司从事软件开发，双方曾签订过两次劳动合同，第二次签订时间为2008年2月1日，至2010年1月31日止。2008年4月，因工作需要，孙某被派往内蒙古项目部工作。2009年3月，孙某患恶性脑肿瘤到山东省立医院住院治疗至今，期间曾作过两次手术。孙某经医院诊断现已丧失劳动能力，为智力肢体Ⅱ级残疾。孙某正常工作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3000元。双方劳动合同期满后未再续签，2010年5月4日，科技公司向孙某邮寄送达了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2010年8月，孙某向济南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科技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额外经济补偿金及医疗补助费。仲裁委经审理，裁决支持了孙某的申诉请求。科技公司不服，向历城区法院起诉。
法院认为：2006年8月至2010年5月4日期间，孙某与科技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双方系终止劳动关系，科技公司应按《劳动合同法》第97条的规定向孙某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7500元，因未支付，应支付孙某额外经济补偿金3750元。孙某患有恶性脑肿瘤，属身患重病的职工，按照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双方终止劳动合同时，科技公司应支付孙某医疗补助费3.6万元。
据此，法院判决：科技公司支付孙某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7500元、额外经济补偿金3750元、医疗补助费3.6万元，并为孙某办理失业保险手续。
3、解除患病职工合同需先做劳动能力鉴定
李某为某公司职工，双方签有无固定期劳动合同。去年4月起，李某因患胃癌，住院治疗2个月，出院后，一直在家休养。去年10月，李某的医疗期满后，该公司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李某认为该公司的做法欠妥，便来到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咨询。
评析：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部《关于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6条规定，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而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按
其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发给经济补偿，同时还应发给不低于6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患重病和绝症的还应增加医疗补助费，患重病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50%，患绝症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100%。因此，该公司应先为其做劳动能力鉴定，然后根据情况，依法解除其劳动合同。
4、因病旷工理由正当 单位解除合同无效
李某患病期间连续旷工，单位不知其病情解除了其劳动合同。近日，法院判决李某因患病旷工属正当理由，单位除名行为无效。 李某于2006年5月到济南某公交公司工作，成为了一名公交车驾驶员。 2009年9月21日，李某未到单位上班。9月22日，公交公司派人向李某送达了教育通知书，限李某于9月24日到单位报到，逾期不报到，则按旷工处理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令公交公司不解的是，李某签收了教育通知书，但到期仍未上班。同年9月29日，征得单位工会同意后，公交公司依据旷工处理规定，作出了解除劳动合同决定，并于11月2日向李某送达。2009年12月29日，李某向历下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交公司撤销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继续履行合同，支付停发的工资。仲裁庭认为，公交公司根据旷工处理规定，解除与李某的劳动合同，程序合法，理由正当。李某对裁决不服，向历下区法院起诉。
法院查明，李某2009年8月29日在济南某中医医院就诊，初步诊断为抑郁症，医生建议休息1个月，后经治疗，不见好转。依亲属申请，法院在李某经司法鉴定为精神分裂症的基础上作出判决，宣告
李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交公司在不知李某患精神分裂症的情况下，以李某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无过错。事后证明李某并不是无正当理由旷工，而是精神疾病所致。因此，公交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应当撤销，双方恢复劳动关系。李某要求公交公司支付2009年10月至裁决之日的工资，法院只支持其医疗期内的病假工资。 公交公司制定的旷工处理规定，经职代会讨论通过，并向职工进行了传达;该规定列明，职工连续旷工3天以上，即属于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行为，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旷工处理规定的制定程序及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但旷工分无正当理由旷工和有正当理由旷工两种。劳动者患重大疾病紧急住院，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无法请假，遭受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无法上班，均属于有正当理由的旷工，不应以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论。本案中，李某患有精神疾病，其旷工应属于有正当理由旷工，因此法院判决解除劳动合同无效。
5、医疗期满仍无法正常上班的员工单位如何处理?
某公司有一名员工高某，2007年3月进公司，双方签订了一年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三个月。在试用期内，高某的右眼被诊断为急性黄斑出血，随即医院开出病假单。三个月过去了，高某的病情仍未好转，再说该公司工作岗位全是电脑操作，视力不行，很难按要求上岗，因为公司对视力的要求标准是裸视1.0以上。鉴于高某的情况，公司在高某医疗期结束后与其解除了劳动关系。
仲裁庭，要求公司支付其医疗补助费。公司认为已经支付了经济补偿金，怎么还要支付医疗补助费呢? 庭审答辩
仲裁委员会在开庭审理时高某称：在试用期内本人患了急性眼疾，根据医生的要求在家休息，三个月过去了，但恢复的情况不是很好，医生建议继续休息。当把这情况告诉公司时，公司表示医疗期已满，因无法安排工作，只能与本人解除劳动关系，但未支付医疗补助费，所以要求公司支付这笔费用。
公司辩称：高某在试用期内患病，公司按照规定给予了三个月的医疗期，现在医疗期满，而高某仍不能上班工作，公司是按照规定解除合同的并无不妥。再说根据相关规定，高某需经劳动能力鉴定后才能申请医疗补助金，因此不同意高某的请求。 劳动仲裁
仲裁委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为：高某患病在家休养，公司给予了三个月的医疗期并无不妥。医疗期结束后，高某仍不能从事公司安排的工作，公司按照规定解除与高某的劳动合同，应该说也是可以的，但问题是解除合同后，单位是否还应该支付医疗补助费?公司认为应经过劳动能力鉴定之后才能享有医疗补助费，这是对法律的不了解不熟悉。
根据相关规定，员工在医疗期满不能从事原工作的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工作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合同。除支付经济补偿
金外，还应支付不低于劳动者本人六个月工资收入的医疗补助费。公司认为须通过劳动能力鉴定之后，那是误解。
最后，经仲裁委调解，公司表示只要有法律规定，应当遵守。这起争议在和谐的气氛中得到了解决。
【关键词】 医疗事故，鉴定
【中图分类号】15)919.4;d922.1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04)01—0012—0
2本文作者收集53例医疗纠纷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案例，并
就其构成医疗事故的原因和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存在医疗缺陷的
相关因素进行初步分析。
材
料和结果
我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自2002年9月1日至2003年
4月1日鉴定的所有医疗事故争议案件，共53例。
一
、53例案件鉴定的一般情况
53例经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案例中，发生医疗纠纷的医院
层次的分布为三级医院25例(52.8%)，二级医院l3例(18.
9%)，一级医院l5例(28.3%)，其中手术科室46例(86.8%)，非
手术科室7例(13.2%)，差异有显著性(p<0.01)，见表1。
经过鉴定，构成医疗事故的为2l例(39.6%)，不构成医疗
事故的32例(60.4% );构成医疗事故案例在三级医院5例(23.
8% )、二级医院4例(19.0% )、一级医院占l2例(57.2%);不构
成医疗事故的案例在三级医院20例(62.5%)、二级医院9例
(28.1%)、一级医院3例(9.4%)。在这32例中有l6例虽不构
成医疗事故但存在医疗缺陷，其中三级医院8例、二级医院5例、
一级医院3例。
二、构成医疗事故的违规事实
鉴定构成医疗事故的21例中，属于一级医疗事故的2例，二
级医疗事故的l0例，三级医疗事故的9例，没有四级医疗事故。
手术操作过程违规的l3例、手术中材料选择不当的3例、术
后病程观察与处理不当的1例、误诊误治的4例。患者的医疗结
果与违规事实均有直接关系，医院方的责任程度;完全责任的
1例、主要责任的l8例、次要责任的2例。
三、不构成事故的医疗缺陷
不构成医疗事故、存在医疗缺陷的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
3个方面：
1.诊断不全面，对病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患者家属交代
病情不够完善，术前未向患者交代手术并发症及履行签字手续。
2.术前病史的采集、客观检查不够、病历记录不够确切，病
案文件记录有个别内容前后不一致。治疗过程中观察病情和检
查不及时、交代病情和请会诊缺乏必要的记录、术前对手术中、
术后的病情变化，可能发生的后继手术预计不足，术后对病情的
变化不及时复查。手术后未将其结果、病变范围、程度及手术的
风险向患者家属作进一步的交代、使家属未能对患者的病情及
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和理解。术后未将手术
中取出物做病理检查。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11卷(第1期)
3.医嘱上下了病危但未向患者家属签发病危通知书
表1 发生医疗纠纷科室分布
科室 例 数
胸外科
骨科
妇产科
普外科
输液室
脑外科
眼科
五官科
泌尿科
口腔科
内 科
精神科
讨 论
一
、构成医疗事故原因
53例医疗纠纷案例中构成医疗事故的21例、不构成医疗事
故的32例，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存在医疗缺陷的16例，其中医
疗事故发生最多的是一级医院12例、占57 1% ，这与徐州地区
一级医院的落后的经济状况和医疗条件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从
医人员的水平和医德直接相关。从医人员的水平目前看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差，起点低。在管理上也存在严重的不足，再者从
医人员依法行医的观念淡薄，过分追求经济利益有关：像某乡
卫生院在收治孕妇刘某过程中，在第二产程中当出现胎心异常
时行胎吸术无效的情况下不知道采取进一步的抢救措施，而是
让家人强行按压孕妇腹部协助分娩出死婴，前后2个多小时。
因而出现各种问题在所难免。
医疗纠纷最多的是三级医院33例、占62.3% ，无论是医疗
事故还是医疗纠纷发生最多的都是手术科室，医疗纠纷提起诉
讼的也多是手术科室。事故原因大体分为手术操作过程违规、
手术中材料选择不当、术后病程观察与处理不当的、误诊误治的
· 13 ·
四类～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徐州的医疗水平和医疗条件、
二、医疗行为与患者的实际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
本文53例中构成医疗事故的，患者的医疗结果与违规事实
均有直接关系，医院方的责任程度;完全责任的l例、主要责任
的l8例、次要责任的2例。对医疗纠纷的处理，在实际审判中如
何正确认定其因果关系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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