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执法和解协议研究
[摘 要]“有效的和解等价于一个相应的法院裁判”，这种有效性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争议双方所达成的和解协议。因此，研究税务执法和解协议的正当性、成立要件、效力状态和救济制度等具体内容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税务执法和解协议；正当性；成立要件；效力状态；救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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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税务执法和解协议的正当性
税务执法和解协议之所以能够获得肯定，主要是因为在税务执法过程中，课税基础事实或相关证据的采认常会处于不明确状态。具体而言，如果拒绝承认和解协议的正当性或有效性，那么在面对上述不明确状态时，税务机关就只能选择或因证据不足不作任何处理决定，或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作出充满争议的课税决定。很明显，这两种选择不仅不利于税务法律的实施和课税目标的达成，而且对建立税务机关与纳税义务人之间良好的服务与合作关系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但如果认可其正当性或有效性，那么税务机关就可以本着真诚互信的态度，平等地与纳税义务人进行协商、沟通和对话，力争就税务争议中的关键性问题达成共识和谅解，最终实现双赢。
2 税务执法和解协议的成立要件
2.1 客观上存在课税基础事实不明或所采认的相关证据不足的状态
课税基础事实不明是指是指税务机关作成适法课税决定所必须依据的基本事实无法查明，而且这种不明状态客观上足以影响到拟作出课税决定的合法性、有效性。采认的相关证据不足则是指征税事实基本明确，但缺乏合法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形。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为节省执法资源，有效达成课税目的，无须税务机关竭尽一切调查手段，只要当税务机关再做进一步的调查和澄清，势必会遭遇经济上或认知能力上的重大困难即可。但为防止税务机关不当地推卸调查职责，启动税务执法和解程序的前提必须是税务机关已尽到依职权调查的法定义务，即只有在先行调查后发现有课税基础事实不明或者所采认的相关证据不足等情形，更适合以和解方式实现课税目的时，税务机关方能停止其下一步调查。
2.2 和解协议的订立有助于课税目的的达成
一方面，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缔结税务执法和解协议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消除课税时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状态，以顺利实现法定课税目的，即确保税款及时、足额缴入国库。另一方面，这一条件还能有效制止税务机关借由订定税务执法和解协议出卖公权力，为特定相对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2.3 税务机关与纳税义务人平等协商，相互让步达成和解协议
首先，必须保证税务机关与纳税义务人在和解协商时处于相对等的地位，因为税务机关很有可能为避开在课税基础事实不明或无法采认相关证据时作成课税处分可能会遭遇到的适法性问题，直接借由公权力将其认定的事实或证据定性为和解过程中与纳税义务人达成的合意。其次，这里的“让步”并不要求一定是客观等值的，即使其中有一方作出了较多的让步，也不会因此而影响到和解协议的效力。而且，在和解协议的缔结过程中，税务机关亦不得滥用自身优势地位压迫相对人作出任何不公平的让步。
2.4 在缔约过程中维护公共利益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通常来说，为避免税务机关与纳税义务人以订立和解协议的方式损害公共利益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在缔约过程中公开其所拟订的和解协议，并允许利害关系人就此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
3 税务执法和解协议的效力状态
因税务执法和解程序仅限于在课税基础事实或相关证据的采认不明确时，由税务机关与纳税义务人针对这种不明确状态启动，故和解协议也应仅发生明确课税基础事实或相关证据的效果。关于税务执法和解协议的效力，还需要注意的是，税务机关和纳税义务人一般不得就和解协议中合意确定的课税事实或相关证据再起争执，但双方均有权在协议成立后以发现新事实、新证据为由，推翻原和解协议所确定的事实或证据。
3.1 有效
首先，税务执法和解协议必须同时具备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才能对双方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其实质要件主要有符合和解的适用条件，遵守法定的和解程序，和解的内容合法等。其形式要件则具体应包括：和解协议的履行可能会损及第三方权益的，须得到该第三方的书面同意；依法作出的课税决定须经其他行政机关核准、同意或者会同办理的，代替该课税决定的和解协议亦应经该行政机关的核准、同意或者会同办理后方能生效；和解协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等。
其次，合法有效的税务执法和解协议一般会产生拘束力、确定力和执行力，除非存在法定的无效或可撤销事由，和解协议应得到全面切实地履行。一方面，纳税义务人不履行该协议，税务机关依法享有强制执行权的，可以自行强制执行；税务机关没有执行权的，应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的申请。此时，税务机关还可以选择解除协议，终止和解程序，继续进行税务调查，并且有权拒绝纳税义务人再次提出和解请求。另一方面，税务机关不履行该协议的，纳税义务人可以申请税务行政复议，或者直接提起税务行政诉讼。但如果税务执法和解协议另有约定的，一般应按约定处理。
3.2 无效
德国《行政程序法》第59条规定：“因准用民法典规定而生无效性的，公法合同无效”。故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第52条，税务执法和解协议的无效情形具体应包括：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和解协议损害国家利益的，双方恶意串通的，和解结果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行性规定的等。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存在上述情形的税务执法和解协议自始无效，而且过错方须对受害方因此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其他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因税务机关胁迫纳税义务人与其订立和解协议而导致协议无效的，税务机关不仅应承担对纳税义务人的赔偿责任，若在订立和解协议时有超越权限或滥用权力的，还应承担一定的行政责任；又如因税务机关与纳税义务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而导致和解协议无效的，受损的第三人有权对该和解行为或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并要求获得赔偿。
3.3 可撤销
纳税义务人原则上可以双方意思表示存在瑕疵为由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税务机关也可应纳税义务人的请求撤销和解协议或者自行撤销和解协议，依法继续调查。参照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规定，笔者认为税务执法和解协议可以被撤销的具体情形应当包括：纳税人提供的据以达成和解协议的文件在事后发现是伪造或变造的；双方所争议的和解事项已经法院判决，但税务机关与纳税义务人双方或一方在订立和解协议时并不知情；因税务机关对纳税义务人的资格或双方对于其他重要争点存在错误认识而缔结的和解协议；纳税义务人在和解过程中故意欺瞒重要事实，并因此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纳税义务人在与税务机关达成税务执法和解协议之后，以税务机关方面就有关和解事项所依据的课税基础事实或应采认证据不明确为由，要求撤销和解协议的主张是不为法院所支持的。此外，考虑到能适用税务执法和解程序的税务纠纷大多都是案情错综复杂、调查难度很高的，故权利人行使撤销权的期间不宜太短，应以一年为限，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3.4 效力待定
民法上规定的会使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的三种情形并不适用于税务执法和解程序，和解协议之所以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基本上只会是因为存在需要得到征税主体的上级机关批准或利益第三人同意的事项。例如，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第58条就规定：“公法合同损及第三人权利的，得到第三人书面同意，合同方为有效；订立合同所代替的行政行为的作出需其他行政机关的批准、同意或赞成的，则得到其他机关相应的回应后，该合同方为有效。”换言之，税务执法和解协议未履行相应的同意或批准手续的，将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需在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或者缔约机关的上级机关决定同意或不同意该协议的订立后，方能产生确定力。
4 救济制度
税务执法和解协议作为一种典型的行政契约，其相关的救济制度主要包括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虽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复议和诉讼制度是为实现对权力支配关系中的行政行为的有效控制而建立起来的单向性救济结构，即设计上述制度的初衷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正当权益，使其能免受来自公权力的非法侵害。例如行政机关恒定为被申请人或被告、不享有救济启动权和举证责任倒置等规定，就不应当适用于双方合意订立的税务执法和解协议。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税务执法和解协议与民事合同的关系，尽管税务执法和解协议具有私法自治的因素，但也不也能因此否定它的“公属性”。虽然税务执法和解协议与民事合同一样，其订立需要当事人遵守平等、自愿等基本原则，但其与民事合同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税务执法和解协议是出于税务执法的需要而缔结的，那些虽由税务机关与纳税义务人缔结，但与税务执法职能完全不相干的合同均不属于税务执法和解协议。而且，为履行税务执法职能与纳税义务人订立和解协议的税务机关还享有一定的“特权”，例如选择最佳和解对象的权利，变更、解除和解协议的权利以及和解协议生效后的执行权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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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洋
摘要：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是在我国传统行政法制度基础上的一项改革和创新，是一种相对柔性的法律行为。它打破了行政主体与义务人之间相互对立的法律关系格局，但并不意味着行政主体对所设定义务的克减，也不意味着行政相对人对本应履行义务的扣除。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必须强调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始终具有的法律效力，即对社会的公定力、对被强制人的约束力、对行政主体的规范力和对第三人的执行力。
关键词：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约束力
我国《行政强制法》第42条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可以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执行协议可以约定分阶段履行;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的，可以减免加处的罚款或者滞纳金。”该条被认为是在我国行政强制制度中确立和认可了执行和解以及执行和解协议的制度。①毫无疑问，《行政强制法》在设定诸种强制措施之后，又设立了相对柔性的实现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这在我国行政立法中是有革新和创造性价值的。②对于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这样一个在刚性的行政强制制度中确立的柔性化的制度实现方式，究竟应如何看待，应当引起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重视。然而，笔者注意到，学界和实务部门对该制度的制度价值及相关学理问题并未给予高度关注。基于此，笔者撰就本文，试对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制度属性
所谓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强制执行时与当事人就有关其履行义务的行为在不侵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所达成的一种谅解，这种谅解体现于和解协议之中。该定义包含三层意蕴：第一，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既可以以书面形式出现，又可以以口头形式出现。《行政强制法》第42条规定执行和解必须达成和解协议，但没有具体规定和解究竟是以书面形式为之还是以口头形式为之。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立法上的疏漏，而是立法者给了行政主体和当事人在形成和解协议时的两个选择：达成口头协议或形成书面协议。换言之，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无论是口头达成和解协议还是通过书面形式形成和解协议都是合法的，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第二，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是行政主体与当事人之间的一种谅解。通常情况下整个行政强制过程是在相互对立的法律关系中进行的，这种对立性可以通过行政强制实施的单方面性得到证实。③但是，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是在行政主体与义务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前提下形成的，它打破了行政主体与义务人之间相互对立的法律关系格局，双方就有关行政强制执行事宜形成了意思表示上的合致性，这种合致性是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同时作了适度让步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可以说，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是行政主体与当事人在行政强制实施中所形成的一种谅解。应当说明的是，这种谅解并不意味着行政主体对原来所设定义务的克减，也不意味着行政相对人对本应当履行义务的扣除。第三，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是行政主体与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体现。在行政强制中行政主体的行为既具有严格的法定性又具有较强的强制力，因此，行政强制行为在行政法治实践中都是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行为④，该行为在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义务的同时，还要在行政主体单方意志的支配下将该义务予以实现。因此，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强制行为与行政相对人的意志是难以调和的，这就隐藏着一个风险，即行政主体有可能采用胁迫或者其他诱导性手段使当事人接受和解协议。当然，还有一种情形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执法实践中形成某种恶意串通，进而形成和解协议。⑤如果存在这两种情形，就可以认为行政主体与当事人之间即便形成和解协议，其也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体现，或者是一种虚假的意思表示的体现。毫无疑问，《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和解协议是行政主体与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体现，它既不是在行政主体与当事人恶意串通的情况下所形成，又不是在行政主体对当事人胁迫的情况下所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本质属性。通过对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概念的分析，可以对其法律属性作出如下概括。
1.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具有正式性。《行政强制法》第42条第2款规定：“执行协议应当履行。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恢复强制执行。”该规定是对第1款规定的拓展，由此可以看出行政强制执行和解是一个正式的法律行为。其正式性体现在，当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达成和解协议时，行政主体是以行政行为的方式为之的。因为一方面，行政强制执行和解行为具有非常明确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该行为是从行政机关所享有的行政职权中演绎出来的。⑥此两方面足以证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所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具有正式的法律性质的。当然，和解协议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附着于行政义务设定行为和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之下的，换言之，没有行政主体的行政义务设定行为和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就没有行政主体作出和解协议的行为。这里有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就是当行政主体与当事人达成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时，行政主体的该项行为是否具有独立性?笔者认为，由于和解协议确立了新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可以认为行政主体作出和解协议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是和解协议具有正式性的一个表现。从和解协议对当事人产生的影响来看，当事人通过和解协议已经获得了某种法律上的利益，如可以将原来的义务分阶段履行等。⑦至于和解协议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法律属性，则是需要另外探讨的问题。⑧
2.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对等性。传统行政法学理论认为行政法关系具有不对等性，即“行使行政权的行政主体始终处于主导地位”⑨，行政主体可以单方面决定行政法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可以单方面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义务、对行政相对人作出法律上的处置。尤其是在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其还可以单方面处分自己的职权。就行政强制执行的决定和实施而论，这种单方面性都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行政主体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义务并促使该义务实现并不以行政相对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⑩那么在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中行政主体与当事人之间还存在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形式吗?答案是否定的。在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中行政主体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形式即使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内容也体现了双方处于平等的关系形式之中，这种平等性表现在行政相对人通过一定的承诺使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有了缓冲的余地，而行政主体通过对当事人的宽容而获得了使义务得以更好履行的机会，同时行政主体享有在当事人撕毁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后续制裁的权力。从整个协议的形成及其履行情况来看，协议双方都对对方负有一种法律上的义务、承担某种法律上的责任，同时都对对方享有某种权利。也许协议双方在和解协议中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但就整个和解协议的形成和履行来看，双方在权利义务上是对等的。
3.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具有灵活性。尽管《行政强制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和解制度，使该制度具有了法定性，但不能因此就将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视为行政强制实施中的必经程序。因为在行政法治实践中绝大多数行政强制并不需要这样的和解协议就能够得到执行(行政机关可以主动实施之)，并且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有两个大前提：其一，行政相对人在执行能力上存在一定问题，换言之，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所设定的义务完全没有执行能力或者只有部分执行能力;其二，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达成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当存在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时，和解协议就不能成立。总而言之，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对于行政相对人和行政主体而言都具有一定的可选择性，这种选择性表明该程序的设立本身是非常灵活的，是从行政强制执行的客观实际出发的。同时还应指出，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没有必然的法定性，即每一个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都是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达成的，其内容体现了个案中当事人履行义务的能力和行政执法的实际需要。
4.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善意性。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是《行政强制法》中的一个制度安排，这一安排考虑了两方面因素：一是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情形。在行政执法中，行政主体面对的是不特定的义务人，不同的义务人有着不同的主客观条件，而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其履行义务的能力的差异。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就是在对当事人进行类型化处理后所作出的制度安排，它是在认可行政相对人中的弱势群体的情况下而设置的，充分照顾了一些没有义务履行能力的当事人，从这个角度讲该制度设置充分体现了执法人性化。另一个因素是行政主体行政执法的情形。对行政主体而言，只有当其有效地实施了法律规定的行为，其执法行为才算达到了法律上的目的。如果其行政行为没有被付诸实施，其执法行为就是存在瑕疵的。《行政强制法》对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强制规定了灵活的方式，允许其对有能力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采取一次性履行义务的方式，而对没有完全履行义务能力的当事人采取分阶段履行义务的方式，这对于行政主体的行政执法而言、对于实现全面行政法治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它使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使更加理性化。从整个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形成过程来看，双方当事人都有机会真实地表示自己的意思，行政主体有机会依据不同情况促使当事人履行义务。基于此，笔者认为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是在双方相对善意的情况下而为的，这种善意性既给行政相对人带来了益处，又使行政执法目的得以最终实现。
二、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前提条件
行政执法目的能否通过和解的方式予以实现一直是理论界和法治实践部门争论的一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在制定我国《行政诉讼法》时立法机关就没有接受有关行政执法中和解的理念，因此我国《行政诉讼法》就没有规定可以通过调解进行结案的制度，反而将不适用调解作为一个特有原则确立了下来。B11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行政执法认识的不断深化，一部分学者接受了行政执法中行政主体可以与当事人和解的理念。这个理念的形成是基于行政机关享有职权处分权和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一事实。就后者而论，由于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可以行使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所以其对行政执法方式往往可以作出多种选择，而选择的多样化为和解留下了空间。就前者而论，行政机关在有些情况下可以处分自己的职权，即其可以依据行政执法环境的变化而终止原来的行政行为B12，这同样为行政执法中的和解提供了依据。理论界的这种新的认知在《行政强制法》出台之前并没有被我国行政实在法所接受，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也没有认可行政执法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可以和解。《行政强制法》创造性地规定了行政执法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和解协议制度，这对于我国行政法治而言是一次比较大的制度创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行政强制法》是将行政主体与当事人之间的和解作为一种法律程序看待的，如前文所述，该程序虽然不是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一个必经程序，但至少是其中的程序之一。换言之，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行政行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协议或者行政合同，它作为一种法律程序的属性对于我国今后制定行政程序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时应当看到，《行政强制法》在确立这一法律制度或者法律程序时是相当谨慎的，因为该法只有一个条文对和解协议作了规定，由此也可以窥见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制度在我国行政法治中尚处于一种初始阶段，还仅仅处于制度认知的过程中。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讨论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有必要从法哲学和法理学的高度来证明该制度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以及其存在的空间大小。在笔者看来，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存在必须具备下列前提条件。
1.被执行人承受能力的有限性。《行政强制法》第1条表明了该法保护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在后续的制度设计和程序规范中也都充分体现了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如该法在行政强制设定中规定了公民参与制度，在行政强制实施中规定了催告程序，第39条对行政强制执行的中止和终止作了下列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执行：(一)当事人履行行政决定确有困难或者暂无履行能力的;(二)第三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确有理由的;(三)执行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且中止执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四)行政机关认为需要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中止执行的情形消失后，行政机关应当恢复执行。对没有明显社会危害，当事人确无能力履行，中止执行满三年未恢复执行的，行政机关不再执行。”这些规定均表明，《行政强制法》体现了一种新的立法精神，那就是通过行政执法人性化实现社会和谐。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制度安排同样具有这样的法律价值。具体而言，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所面对的行政相对人并不是单一的或相对确定的，而是复杂的、不确定的。进而，行政主体在设定义务时必须考虑两方面因素：法律规定和行政相对人。就法律规定而言，行政主体设定义务的行为和将该义务付诸实施的行为是同一的;而对行政相对人而言，行政主体每一次设定义务的行为、每一次将义务付诸实施的行为都是不确定的、多样化的。有些行政相对人可能能够承受行政主体所设定的义务，有些行政相对人则可能无法承受行政主体所设定的义务。然而，对于一个法治国家而言，行政主体设定义务的行为一旦完成，该义务就应当被予以执行，否则就会降低行政机关的执法威信，也会破坏法治的统一。不能因为行政相对人能力的差异而降低行政执法的质量，这是一个正题。要实现这个正题就必须有相应的反题予以支持。《行政强制法》设立和解协议制度就是从反题的角度对行政相对人进行类型化处理，这种类型化的基础是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能力，如此既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使行政管理得以继续。由此可见，被执行人承受能力的有限性是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存在的一个基础。
2.行政主体职权的可处分性。根据行政法理论，行政主体享有一项非常特别的权力——形成权。“所谓形成权，乃国家依法以意思表示创设、变更或消灭法律关系之权。就其所生法律效果而言，可谓是形成法律上之力，或参与形成法律上之力;就其对相对客体的作用而言，可谓是为行政客体设定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或撤销变更其权利义务，故其作用具体显著。就其所采手段而言，包括一般执行法律、做成行政处分及发布命令的行为在内。”B13在这段表述中，实质上隐含了行政主体的职权处分权。所谓行政主体的职权处分权，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根据执法的内(外)部环境而对自己的职权进行适当处置的法律权力。这项权力在我国行政法典中还未被正式认可，但从我国《宪法》第89条、第107条关于国务院和地方政府职权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行政机关在行使有些职权时是可以对其进行适当处置的。当然，有些行政权不可以进行处置，有些行政权的处置需要附加相应的条件，但不争的事实是行政主体的职权处分权是一个在我国行政法治中已经存在的概念和事实。可以说，《行政强制法》在确立执行和解协议制度时已经认可了行政主体的职权处分权。因为在我国传统行政法治中，行政强制中的义务设定和义务实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当行政主体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了一定的义务后，如果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该项义务，行政主体便可以转而实施代执行、执行罚等强制措施。传统行政法之所以没有设立强制执行和解程序，是因为传统行政法理论还没有认可行政主体的职权处分权。随着近几年来行政法理论和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行政自由裁量、行政机关的职权处分等概念已经慢慢地从隐性问题变成了热点问题，从处于认知阶段的问题变成了行政法实在问题，这种变化的结果是行政主体职权的可处分性在相应的制度设计中得以体现。在行政强制执行和解中行政机关将原来设定的义务作了履行过程的阶段性划分，这种划分决定于行政机关对行政事态的认识及其享有作此划分的权力，而所有问题的根本点在于行政机关享有职权处分权这一事实。因此笔者认为，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存在的第二个条件是行政主体职权的可处分性。
3.行政强制适用的现实可行性。我国《行政强制法》第5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该法第6条规定：“实施行政强制，应当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这两个条文实质上规定了行政强制设定和实施中的两个原则：适当性原则和强制与教育相结合原则。这两个法律原则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在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中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行政强制是一种法律适用行为。所谓法律适用，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将法律规定和法律事实予以结合的行为状态。B14行政法的适用必须具备三个要素：第一，行政实在法的法律规范。《行政强制法》是有关行政强制的程序法，它是行政主体在适用行政强制执行时必须首先考虑的法典。此外，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具体法律适用还必须考虑相关部门行政法，如海关行政强制执行中海关行政机关要适用《海关法》，土地行政强制执行中土地行政机关要适用《土地管理法》，等等。B15第二，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是一个相对综合的概念，它包括当事人及其相关法律行为，如在行政强制执行中当事人及其所承担的义务就是一个法律事实。第三，法律适用机关。法律适用机关即行政执法中的执法主体，在行政强制执行中就是设定并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机关。上述三个要素对于行政执法行为而言缺一不可。如果把法律适用看做一个扁担，行政主体便是挑担者，他的一头是法律规范、另一头是法律事实。只有当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保持轻重上的一致时，行政主体的法律适用行为才是从实际出发的，反之，则是不切实际的。对于一个国家的行政法治而言，每一个法律适用行为都必须做到保持这个扁担的平衡。在行政强制执行中，也许行政机关设定的义务是合法的，当事人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如果当事人不能够承受这个法律义务，实施这个义务的行为就是不科学的。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就是把不能够适应法律义务的当事人予以灵活对待，使其由不适应变为适应。由此可见，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行政强制适用的现实可行性。
4.行政过程的行政主导性。行政法治有三种模式，即法律一体主义模式、法律分立主义模式、行政监督模式，不同法治模式中，行政过程的主导主体有所不同。我国采管理主义模式，整个行政管理过程是在行政主体的主导下进行的。正是由于行政主体对整个管理过程具有强烈的主导性，我国才制定了若干行政法典对有关行政行为进行针对性的规范，如通过《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行为进行规范，通过《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行为进行规范，通过《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行为进行规范。这三部有针对性的行政程序法典，其基本规制对象都是行政主体，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能否由此得出结论——我国的行政执法过程不是由行政主体主导而是由相对人主导的?笔者认为绝对不能。因为这些法典只是使行政主体规范地行使执法权、规范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并非要剥夺行政主体对行政管理过程的主导地位;相反，其强调了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如《行政强制法》第1条表明该法旨在“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该法第2条对“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定义中也突出了行政机关的主导地位。笔者认为，《行政强制法》对行政主体法律地位的认可体现在该法的全过程中，该法在行政强制执行中既规定了行政主体设定义务的权力，又规定了行政主体督促这个义务履行的责任，行政主体在整个义务落实过程中是扮演主角的。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制度同样认可了行政主体的行政主导性，表现在行政主体能够将当事人履行义务的行为分成阶段，能够接受当事人分阶段履行义务这一事实，更为本质的是，“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恢复强制执行”。总之，行政过程的行政主导性是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如果否定这一点，就不会有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制度。
三、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行政强制执行和解是一种相对柔性的法律行为，其相对柔性体现在和解协议是在行政主体和义务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形成的，整个和解过程体现了行政主体对行政执法中说服手段的运用，也体现了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此种说服手段的认同。从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形成过程来看，协议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都有一定的、有条件的处分权。行政主体的处分权表现为其可以对行政相对人承担的义务予以适当减少或者作形式上的变更，这是其对自己职权的一种处分(当然，这种处分是受一些条件限制的)。行政相对人的处分权表现为其可以对行政主体促使其履行义务的行为作适当选择，这种选择本身就包含着其对自身相关权利的处分。可见，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形成过程充分体现了行政执法中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相对人性化的关系形式。那么，能否由此得出结论即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不具有拘束力?显然不能。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必须区分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形成过程与协议本身的关系：二者不是同一事物。因为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虽体现了双方自愿的柔性，但其一旦达成，就具有了刚性效力(必须予以实施和执行)，其内容不因外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形成过程与协议本身的区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只有作出这样的区分才能正确理解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究竟具有哪些法律效力呢?笔者试从四个方面进行概括。
1.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对社会的公定力。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经签订后就完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行为，该行为存在于社会系统之中(不仅存在于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从行政执法的公开性来看，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形成后就应当进入行政公开领域，因为社会公众有权了解各种行政执法行为，包括知悉行政强制执行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形成的和解协议。此外，法律监督机关也有权了解该和解协议。深而论之，行政强制执行和解作为一种法律行为是存在于社会机制之中的，其内容对社会公众而言具有明显的公定力。公定力是行政行为效力的一种，指行政行为作出后就公定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或者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认可，或者是有意识地形成了某种社会秩序，或者是对某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对某种社会事实的处理，等等。B16行政强制执行和解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其所形成的社会秩序、认可的社会关系、处理的社会事实等不因某种主观因素而发生改变。在这里，我们应当以一个较大的视野来认识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存在空间。在传统行政法理念中人们可能会将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形成的某种关系形式仅仅放在行政法关系的角度来考虑，而不会将其放在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考虑，对于现代行政法治而言这个认识进路已经过时。正因为如此，需要强调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对社会的公定力。
2.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对被强制人的约束力。在行政行为的效力中，拘束力或者约束力为人们普遍认可。B17所谓行政行为的拘束力，是指行政行为作出后，其内容对相关权利、义务主体和当事人产生了必须予以遵守和履行的效力。当然，在行政行为体系中不同行政行为之拘束力的强弱程度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行政行为可以分为单方行政行为、双方行政行为和行政合同行为B18。其中，双方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在形成共同意思表示后所产生的行政行为，这种行为的形成中，行政相对人作了充分的参与。行政合同行为是行政行为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具有双方行政行为的特性，又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双方行政行为。双方行政行为与行政合同行为的拘束力怎样?笔者认为，尽管行政相对人对双方行政行为和行政合同行为作了充分的参与，但这种参与只是对行政行为形成过程的参与，当行政行为形成后就意味着一个正式的法律行为已经产生，因而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双方行政行为还是行政合同行为，其都不因行政相对人的参与而丧失对他的拘束力。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是行政主体和当事人共同形成的双方行政行为，其内容对于行政相对人当然具有拘束力。事实上，《行政强制法》在认可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的同时，也确立了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情况下行政主体相应的制裁手段，这些制裁手段的目的就在于拘束行政相对人很好地履行和解协议。
3.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对行政主体的规范力。根据行政优先权理论，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可以单方面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义务，可以单方面对有关行政事态进行处置。该理论被我国学界所普遍认同，在其支持下似乎可以认为行政主体有权改变和终止自己已经形成的行政行为。事实上在我国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主体对自己已经形成的行政行为进行适当处置是普遍存在的情形，但根据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一个行政行为形成后如果没有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行政主体是不可以更改其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的。也许在单方行政行为中行政主体有权对其行为进行适当调整，但在双方行政行为的情况下行政主体便不享有这样的权力，因为双方行政行为是双方意志的体现，任何一方都无权改变另一方的意志。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是在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双方协议后形成的，故行政主体不能单方予以改变。从这个角度讲，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对行政主体是有规范力的。另外，在传统行政强制执行中行政主体具有促使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绝对权力，由此往往带来行政强制权的不规范行使。《行政强制法》设立了和解协议制度，该制度使行政主体在对行政相对人实施强制措施时需慎之又慎，从而使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更加规范，这也是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对行政主体规范力的体现。
4.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对第三人的执行力。行政执法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形式，如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行政主体与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等等。通常把行政主体与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称为其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当然学界对第三人认识各异，有的学者承认行政法上的第三人概念，有的学者不承认这个概念。由于我国行政实在法中还没有确立行政法上第三人的概念，所以目前的相关探讨仅仅是学理上的。不过我国一些行政法规范已认可了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人B19，笔者认为这一认可实质上是对行政法上第三人概念的确立，因为在法理学和其他部门法中第三人就是指利害关系人B20。对一个行政强制行为而言，必然存在相应的利害关系人(姑且将其作为第三人)。一个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形成后，其可能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第三人的利益，但即使存在这种影响，第三人也应当遵守和解协议的相关内容。第三人如果对和解协议不认同，其可以通过其他法律手段寻求救济，但在和解协议的内容未作变更之前，任何利害关系人都应当予以执行。
注释
①在《行政强制法》的讨论稿中，行政强制执行和解是欲确立为行政强制的基本原则的，但后来颁布的《行政强制法》将之确立为一种制度。这一变化表明我国立法对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和解采取了相对谨慎、严实的态度。
②在我国行政法中长期以来有一个理念，就是行政机关不应当享有职权处分权，这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没有设立调解制度的原因所在。《行政强制法》设置和解制度意味着我国对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使有了新的认识，即允许行政机关在职权行使中享有一部分职权处分权。这对我国今后的行政法制度构建，对在行政执法中和谐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③行政强制行为的逻辑前提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意思表示的对立，换言之，如果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行政强制就没有存在的空间。正是这一对立性导致了行政主体必须通过国家强制力来实施自己的行政行为。
④有学者从行政行为与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关系的角度，将行政行为分为有利行政行为和不利行政行为：前者是指能够给行政相对人带来利益的行政行为，后者是指往往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实现造成障碍和制约的行政行为。(参见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55页。)如果这个分类科学的话，行政强制行为对行政相对人而言就属于后者而非前者。
⑤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行为的作出和履行往往是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双方参与下进行的(通常没有第三方的参与)，这便导致在一个行政行为中有可能出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恶意串通的情形。这种情形在行政处罚中非常多见，如制造假烟的企业很可能愿意向处罚机关缴纳一定的罚款而继续从事假烟生产活动，一些行政主体在收取相应的罚款后常常对这些企业的假烟生产行为不予严格追究，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得到了相应的利益，但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遭到了侵害。遗憾的是，在我国行政法制度中，似乎还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能够防范这种恶意串通现象。
⑥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使可分为两种情形：羁束与自由裁量。在羁束的情形下，行政主体不能对其行政行为作出任何改变;在自由裁量的情形下，行政主体可以对其行政行为作出适度调整，可以对自己的相关职权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处分。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就是从第二种情形中演绎出来的。
⑦行政强制执行和解协议中的分阶段履行义务对行政相对人而言是一个人性化的处理，其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多大法律价值，但对行政相对人而言，实质上大大减轻了其履行义务的负担，可以说维护了义务人的利益。
⑧行政主体与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似乎具有合同的性质，其从外形来看很像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合同。因为就和解协议本身而论，其是在双方自由、自愿的意思表示下形成的。当然，这种和解协议存在于行政强制法之中，其履行效果与行政主体的后续行政手段是有关联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又像是行政法关系的一种转换形式。
⑨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⑩行政法关系的单方面性尽管在我国传统行政法教科书中是一个已成共识的论点，但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对其提出了质疑，认为该理论将行政主体的权力绝对化了。事实上，一旦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进入行政法关系之中，其在权利义务上就是对等的，即一方是权利主体时、另一方就是义务主体，反之，一方成为义务主体时、另一方就是权利主体。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都有可能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从这个角度讲，行政法关系单方面性的理论是难以成立的。
B11当时关于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是从下列理论进行推论的：当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其行政行为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对于绝大多数行政行为而言，行政相对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就等于认可了行政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处分权，也等于认可了行政机关可以在行政行为中与行政相对人进行讨价还价。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行政诉讼法》以及后来的《行政复议法》都没有将调解作为审理案件的原则。
B12我国多数学者都对行政优先权作过研究，但鲜有学者对行政主体的职权处分权进行研究，这可以说是行政法学研究中一个不够严谨的方面。我国行政法制度中似乎也没有行政主体职权处分权制度。笔者认为在发展服务型行政的现代行政法理念下，行政机关的职权处分权应当成为行政法治中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我国应当尽快构建行政机关的职权处分权制度。(参见关保英：《论行政主体的职权处分权》，《东方法学》2008年第1期。)
B13B16张家洋：《行政法》，三民书局，1998年，第152、637页。
B14参见张淑芳：《论行政法的适用》，《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B15我国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所适用的大量行政法典其实都是部门行政法，因其设定了行政管理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所适用的其他一般性行政法规范主要是一些程序性内容，因而行政机关对行政管理部门法及其程序规范的熟悉是十分必要的。
B17参见张永明：《行政法》，三民书局，2001年，第270页。
B18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4、298页。
B19我国《行政强制法》第50条、《行政处罚法》第42条、《行政诉讼法》第27条等行政法典则都确立了利害关系和利害关系人的概念。
B20“第三人”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中使用较多的一个概念，其核心特点是必须“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参见马怀德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32页。)
责任编辑：邓林
作者：关保英
[摘 要]民事执行和解作为我国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化解纠纷、减少对抗、节省执行成本、提高执行效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解决当前所面临的执行难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但由于现行立法上关于执行和解规定的过于宽泛和简单，导致了实践中的操作不一，对执行和解协议效力的认定、执行和解协议争议的处理等问题的处理也存在争议。文章通过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分析，提出完善执行和解制度的思路，重新构建执行和解制度。
[关键词]和解协议;效力;分析
一、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
民事执行和解，是指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从而中止或终结执行程序的一项制度。执行和解制度在民事执行实践中广泛应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关于执行和解协议性质的争议不断，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关于执行和解的性质争议，大致可分为“私法行为说”、“公法行为说”和“一行为两性质说”。
(一)“私法行为说”
“私法行为说”认为，从当前法律关于执行和解的规定和实际操作上，执行和解协议应定性为私法行为。执行和解协议在形式上具有契约性，是双方当事人意思一致的结果，强调自愿、平等协商，是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债务的自由处分。从内容上看，执行和解协议是权利人和义务人就履行义务的主体、期限、方式、内容等方面达成的一致，属于私法调整的范围。执行和解协议仅产生实体法上的拘束力，执行程序不受其影响。
(二)“公法行为说”
“公法行为说”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所追求的根本目的为视角来评价执行和解行为。①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执行程序终结，双方不得就该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再行提起争议;在执行和解协议未得到履行的情况下，可申请法院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执行和解协议无论是否得到履行都具有程序法上的意义。
(三)“一行为两性质说”
执行和解虽然是一个行为，但同时具有私法行为与诉讼行为两个方面的性质。②执行和解协议是和解契约和诉讼行为的结合体，即体现了当事人在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意思自由，又通过执行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替代了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是私法自治精神在公法领域内的自然延伸。
“私法行为说”、“公法行为说”在定性执行和解协议时均片面强制执行和解协议私法或公法方面的属性，“一行为两性质说”即强调当事人意志对实体权利义务的变更，又释明了执行和解协议与执行程序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对执行和解协议较为客观、全面的评价。
二、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
关于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的判断，是从执行和解能否替代生效法律文书的角度来考量的。有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并没有独立性，是依附于执行名义的存在，执行和解协议并不能替代生效法律文书，不能突破既判力的范畴。执行名义一旦确定，就具有形式上的确定力，当事人彼此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按照执行名义所决定的内容固定下来不再允许轻易变更，执行名义作出的实体判断就成为规定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基准，此后当事人即不能再提出与此基准相冲突的主张来进行争议，法院也不得作出与此基准相冲突的判断。③执行和解协议仅相当于民事合同的效力，并不能对抗强制执行，当事人反悔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仅能向法院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另有人认为，执行和解协议与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一方当事人不按执行和解协议履行时，另一方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该执行和解协议。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民事权利从本质上来说仍是私权，当事人在实体上可以依自己意思自由处分，在执行和解协议满足意思表示一致，内容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等条件的情况下，应认可其法律效力。
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不承认执行和解协议的独立性，执行和解协议不具有替代生效法律文书的功能，执行和解协议只有在完全履行的情况下才能具有法律意义，才能终止执行程序，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另一方仅能向执行法院请求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三、我国现行执行和解制度的缺陷
我国法律对执行和解的规定较为简单，相关规定在《民事诉讼法》第20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7、8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66、267条。现行法律规定远不能满足实践需要，存在着以下的弊端：
(一)执行法院不能参与执行和解协商与实际操作相悖
根据规定，法院是不参与具体的协商过程的，只是“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而实践中，在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当事人主动寻求和解的愿望并不高，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可能性也较小。实践中很大一部分的执行和解协议都是在执行法院介入的情况下达成的，执行法院可以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背靠背”的说服教育工作，较少双方直接的矛盾冲突，并提出和解方案。执行法院在执行和解中实际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过于弱化执行和解协议效力，执行和解协议履行争议救济途径单一
在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前，当事人得自由反悔，执行和解协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只得寄希望于当事人自觉履行，只有在履行完毕后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执行和解协议甚至于不具有普通民事合同的效力，类似于实践合同。执行中也存在被执行人利用执行和解制度，拖延执行，转移、隐匿资产，最终损害权利人的利益。还有一种情形，权利人放弃部分权利与被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在被执行人履行大部分且又未履行完毕前反悔，要求执行法院按原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只得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但这明显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并可能导致双方的矛盾激化再起冲突。在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时，如迟延履行，只能按一方未按和解协议履行，根据另一方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救济途径单一。在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相较于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对权利人更为有利时，如执行和解协议中增加了第三人为履行义务人，救济途径单一的弊端更加明显。
四、完善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执行和解制度，一般都是权利人放弃部分权利，换取被执行人自觉履行义务，因此，执行和解的制度设计目的在于通过相对缓和的执行和解，从而减少对抗冲突，节约执行成本。如果大量执行和解协议得不到自觉履行，要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制度设计的目的将完全落空。对此，在完善我国执行和解制度时，应以提高执行和解协议履行率为出发点。
(一)明确执行法院可以参与执行和解
大量实践已经证明，执行法院在促进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但执行法院参与执行和解中，要注意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志，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不得干涉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强迫、诱导当事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执行法院对被执行人的资产情况也较为了解，相对应的提出较为实际执行和解方案，可以有效地提高执行和解协议的可履行性。
(二)增加执行法院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审查确认职能，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
在诉讼这种强制性纠纷解决机制中，当事人之间对于纠纷的化解仍然具有不同程度上的共同意志，而并不是在任何一个方面和领域和领域都充满着对立性。正是这一种共同意志的存在，使得诉讼中的合意解决纠纷机制或制度的安排成为了可能。④这种共同意志在执行和解制度中的具体体现就是执行和解协议，共同意志的存在也构成了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法理基础。执行和解协议毕竟只是当事人之间纯粹的自主意志的变现，要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必须在当事人自主意志的基层上加上司法意志，具体就是赋予执行法院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实质审查权。在原有的执行和解制度中，执行法院仅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备案功能，无效、内容违法、不具有可操作性等有瑕疵的执行和解协议得不到应由的排除。执行和解协议的实质审查权主要应包含协议的合法性、可履行性、是否损害国家、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等方面。在经过执行法院的实质审查后，以执行裁定书的名义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在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时，另一方当事人可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该执行和解协议，这也是最契合当事人对权利义务关系的分配状态，同时也节约了诉讼成本。
[注释]
①范小华：《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分析及完善立法建议》，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6期第127页。
②张海强、王芳：《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缺陷完善和实务探讨》，载《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6期第164页。
③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
④汤维建，徐尚豪：《强制执行的契约化趋势——以执行和解为分析中心》，载《强制执行指导与参考》2005年第2集第105页。
[作者简介]应俊，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者：应俊
协议书
甲方：无锡市梁溪区培智学校 乙方： 身份证号：
鉴于：
1、 由于无锡市行政区划调整，甲方由无锡市南长区培智学校、北塘区培智学校、崇安区培智学校三校合并而成。原上述三校劳动者与学校的劳动关系均由甲方承继。
2、 乙方原系无锡市南长区培智学校聘用劳务人员，从事门卫及保洁工作。乙方原劳动合同服务期限至 年 月 日止。
依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就甲乙双方不再续签劳动合同以及相关经济补偿问题，达成协议如下：
一、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于 年 月 日起，双方劳动合同关系终止，双方不再续签劳动合同，不再继续建立劳动合同关系。
二、甲方同意于本协议签订当日一次性支付相关劳动争议补偿费等合计万元(大写 ： )。该笔费用的补偿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双方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赔偿)金、社保补偿金、加班补偿金等。
三、上述费用已经包含了我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乙方所有可能得到各类补偿(赔偿)项目，甲方实际支付上述费用后，乙方不得再向甲方就劳资关系及劳动关系相关的任何问题索要经济补偿或赔偿，甲乙双方就劳资关系及所有与劳动关系相关的经济问题再无任何纠葛，乙方不得再以双方存在劳动争议为由向仲裁机构及人民法院提起仲裁或诉讼。如乙方违反本条约定，甲方有权立即解除本协议，要求乙方全额返回甲方已支付得赔偿金 万元。
四、甲乙双方对本协议内容及法律后果均已知悉，并且确定不存在欺诈、故意隐瞒、显失公平、乘人之危等任何可能导致本协议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
五、因履行本协议引发争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递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六、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甲、乙双方签字或者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 日期： 日期：
和解协议书
甲方(用人单位)： 乙方(员工)：
甲乙双方根据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在平等协商，自愿互谅的基础上，基于诚信的基本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如下：
一、自 年 月 日止，甲乙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双方自愿终止劳动合同关系，乙方工资结算至劳动合同到期之日止。
二、甲方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金共计人民币 元。甲方同意在乙方办理完工作移交手续后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三、乙方在甲方的各项保险均按照法律规定办理，故甲乙双方对各项保险均无异议。
四、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妥善办理所有工作移交手续，离职后不得作出有损公司名誉或利益的行为。
五、乙方应为所掌握的甲方任何商业秘密(包括本协议内容)进行保密，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方，否则应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
六、本协议签订后，双方之间不再存在其他任何劳动争议，双方均不得再以劳动关系为由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
七、本协议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甲方(用人单位)：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乙方(劳动者)：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甲乙双方因发生劳动争议，乙方于
年
月
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因甲方存在拖欠乙方劳动报酬、未依法为乙方缴纳住房公积金、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事宜，乙方被迫提出与甲方解除劳动关系，经双方一致确认：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
年
月
日甲方接收到乙方通过EMS送达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为准。
第二条
考虑到乙方在甲方的工作年限以及其他实际情况，甲方自愿一次性支付乙方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元)、未签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
元)等费用共计人民币
元(大写：
圆整)。
第三条 甲方需在本协议书签字生效之后的三日之内一次性向乙方支付上述款项。乙方收到全款之后的三日之内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撤销仲裁申请，甲乙双方的所有劳动争议即告终结，且甲、乙双方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其他未了纠纷。
第四条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甲方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字视同甲方同意履行协议条款，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劳动纠纷咨询请发邮件到：hr-online@foxmail.com) 第五条 对本协议的补充解释说明：
(1)双方签署协议之后，若甲方未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和金额支付全款，则协议自动失效，乙方可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初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申请权利。
(2)若甲方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和金额支付全款，乙方未按照协议的约定撤销劳动争议仲裁申请，则甲方可持本协议，根据《合同法》依法向当地仲裁机构及人民法院申请权利。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劳动争议和解协议
甲方：
乙方：，身份证号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谅互让的原则，经协商一致，就双方就劳动关系解除、未签订劳动合同、加班、社保等所产生的劳动争议达成如下和解协议：
一、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自20年月日起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
二、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加班费等与劳动关系有关的所有款项共计人民币元，其余款项和权利乙方自愿放弃，前述款项甲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日内支付给乙方，乙方承诺不再要求甲方另行支付其他任何款项。
三、乙方确认：收到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款项后，双方劳动争议一次性了结，各类款项全部结清，无其他任何未了的争议和事宜。
四、乙方已清楚了解本协议所有条款的含义，无异议和不明确之处，愿意按协议约定严格执行。
五、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加盖甲方公章后生效，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公章)：乙方(签名捺印)：
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劳动争议和解协议
甲方：
乙方： ，身份证号码： 。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谅互让的原则，经协商一致，就双方相关劳动争议事宜达成如下和解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金共计人民币 元整(大写： 整)，前述款项甲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支付给乙方，乙方承诺不再要求甲方另行支付其他任何款项。 第二条 在甲方依本协议约定付清全部款项后，甲、乙双方之间劳动争议相关事宜产生的所有纠纷即告终结，各类款项全部结清，无其他任何未了的争议和事宜。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和任何方式向甲方主张权利，不得以本协议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
第三条 乙方已清楚了解本协议所有条款的含义，无异议和不明确之处，愿意按协议约定严格执行。
第四条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加盖甲方公章后生效，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公章)：
乙方(签名捺印)： 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甲方：***** 乙方：********* 男，****年***月***日，汉族，********，身份证号码3*********，电话********* 上列乙方于
年
月
日在
时，不慎摔伤，经鉴定构成
级伤残。经双方协商，就该起工伤赔偿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起算时间为
年
月
日。
二、双方确认乙方护理费、交通费、伙食补助费、陪护费均已由甲方支付
元，甲方不再予以赔偿。
三、甲方赔偿乙方以下损失
1、伤残就业补助金
元
2、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之规定，由县医保中心进行赔偿之后金额补偿给乙方。
3、医疗费用由县医保中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之规定进行赔付，差额部分由乙方全额补偿。
四、双方确认，甲方给付的上列赔偿款已经满足乙方依法可以获得的全部赔偿项目和相应的金额，如果尚有未满足的赔偿项目或金额，则视为乙方放弃相应的权利主张。
五、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均放弃通过任何途径就本起争议向对方主张除本协议约定外的任何权利。
六、双方确认本协议系经过双方充分协商而自愿签订，无任何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胁迫、欺诈等违法及不公平之情节。
七、双方约定本协议不可撤销协议，任何一方均不得通过诉讼、仲裁等相关途径申请撤销本协议。
八、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生效。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交工伤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备案一份。
甲方：
乙方：
二O一四年七月十一日
关于申请徐成林同志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的报告
怀宁县人社局：
兹有本公司员工徐成林，身份证号码为342821197301106018，系安庆市怀宁县雷埠乡白桥村芦屋组人。于2013年12月18日在承建怀宁雷埠中心学校三新幼儿园时，不慎摔伤，经鉴定构成工伤七级伤残，现无法从事瓦工工作，特要求与本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及协商赔付工伤经济补助协议。因此，特申请贵局依据国家规定给予徐成林同志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谢谢!
特此申请
申请单位：怀宁金拱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二O一四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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