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争议协议书

土地争议协议书

土地争议协议书 篇1

国家和城镇集体单位

长期、连续使用农民集体土地作为农业用途，土地所有权归国家

所有

一、争议当事人

申请人：甲村

被申请人：乙农场

二、争议的基本情况

争议土地自1951年土改后就属于甲村几十户村民，以其持有的当地县政府于1951年11月签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为凭。该幅土地历经1956年的高级合作社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一直属于该村集体所有并耕种。1962年7月23日，该生产大队因地多人少，把该幅土地赠予了丙大队进行长期自由耕作，合约中单列一条所有权归属问题：“甲方赠送土地所有权给丙方永远所有，甲方是无条件赠送”。而事实上作为受赠方丙大队并没有“长期自由耕作”。因不熟悉水稻生产，经不住蚂蟥叮咬的考验，不到一年便全部撤回老家。1963年，县政府为解决“土劳”矛盾，把该幅土地从“拥军”的角度转交给了当时驻该村某部队，并经营13年之久。1976年2月，部队撤离时，由当时的县革命委员会牵头，又把该幅土地移交给了市乙农场经营。1990年9月19日，经市农经委牵头，乙农场与甲村又签订协议，把该幅土地转包给了

该村经营管理。2002年3月31日，甲村向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确认对该幅土地享有使用权的事实。

三、处理意见及适用法律法规

市国土资源局经多方调查取证认为，根据当地县政府于1951年颁发的土地所有证，该幅土地所有权原来确实属于甲村，但是，由于该幅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丙大队于1962年7月23日签订了赠送土地合约，致使该村丧失了对该幅土地原有的实体权利。丙大队在受赠不到一年时间因不适应耕作，又自动放弃了对该幅土地行使权利。1963年经县政府批准，将该幅土地转让给当地驻军作为农副业用地，部队连续使用土地达13年，1976年因部队调防，经县革委会同意，将该幅土地移交给乙民。1990年9月19日，经市农经委牵头，农场又将该幅土地的经营使用权转包给甲村，双方签订了承包协议，至此，进一步说明该村已经承认该幅土地不为本村所有的事实。根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年发布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六十条》公布时起至一九八二年五月《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公布时止，全民所有制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原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国家所有：

１、签订过土地转移等有关协议的；

２、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使用的；

３、进行过一定补偿或安臵劳动力的；

４、接受农民集体馈赠的；

５、已购买原集体所有的建筑物的；

６、农民集体所有制文化馆事业单位转为全民所有制或者城市集体所有制的。“认定当地驻军1963年使用原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行为，属于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的情形。因为《六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当时的审查和批准，不能以现在的审批手续为标准。只要有证据证明，当时县政府为解决“土劳”矛盾，出面协调，将土地交给部队，应应当认为部队使用该块土地是经过县政府同意的。乙农场享有对该幅土地的使用权应属无误，故应维持现状，驳回甲村的申请要求。

四、案例评析

本案属于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权属争议案，争议土地经历了“集体-集体-国有”的土地权属变更过程，属于比较典型的安全。本案处理的关键有三点：

（１）甲村与丙大队的土地赠予行为是否有效。本案中甲村和丙大队1962年7月23日签订的赠予合约，双方主体合格，意思自愿，符合一般民事合同要件，并且当时法律（1950年6月28日《土地改革法》、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62年9月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

例修正草案》）也无禁止规定。故应认定该土地赠予行为有效。

（２）丙大队是否放弃了对该幅土地的所有权。本案中，丙大队受赠土地后耕种不到一年即抛荒，以后从未主张过对该幅土地所有权，在本案中也不是争议当事人，故可以认定，该大队放弃对该幅土地所有权的事实。

（３）驻军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是否合法及其法律后果。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中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当时的审查和批准，不能以现在的审批手续为标准，只要有证据证明，当时县政府为解决“土劳”矛盾，出面协调，将土地交给部队，应应当认为驻军使用该块土地是经过县政府同意的，当时县政府的行为就是一种批准行为。根据1995年3月11日发布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判定国家享有争议土地的所有权是毋庸臵疑的。

土地争议协议书 篇2

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地方在计算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时,对于利息支出如何扣除,理解不一。笔者就此谈谈几点个人看法。

一、关于利息扣除的范围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应当予以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实施细则》虽然规定,利息支出是指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但《土地增值税清算规程》(国税发[2009]91号)明确指出,审核利息支出时应当重点关注,是否将利息支出从房地产开发成本中调整至开发费用。也就是说,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对于房地产企业按会计规定进行资本化的利息支出,应从房地产开发成本剔除出来,计入房地产开发费用。房地产开发费用中的利息支出,应包括会计上记入财务费用中和记入房地产开发成本中的利息支出两部分。或者说,在土地增值税中不存在借款利息资本化的问题,只存在借款利息费用化的问题,因为一旦税法允许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将利息资本化,就意味着有关利息可能会附带享受加计扣除待遇,这显然并不合理。

二、利息支出的扣除方法

从《实施细则》条文来看,在计算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时,房地产开发费用不能按实际发生额扣除,而是根据利息支出是否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提供金融机构证明作为条件,分为两种扣除方式:第一种扣除方式是企业对于利息支出如能符合规定条件的,房地产开发费用扣除包括两部分,一是利息支出可以据实扣除(贷款利率不高于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二是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按土地成本和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的5%计算扣除;第二种扣除方式是企业对于利息支出不能符合规定条件的,利息支出不能据实扣除,房地产开发费用按土地成本和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的10%计算扣除。

如果简单地按照法规条文的字面来理解,只要企业的利息支出不符合据实扣除的条件,房地产开发费用一律按土地成本和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的10%进行扣除。但这会违背税收立法本意,造成利息支出金额和处理方法的不同,带来房地产开发费用扣除金额的不同。

比如,某房地产企业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金额为1000万元,房地产开发成本为4000万元,假设实际发生符合据实扣除条件的利息支出为550万元,那么房地产开发费用扣除金额为800万元(550+5000×5%);如果这些利息支出不符合据实扣除条件,房地产开发费用为500万元(5000×10%)。利息据实扣除和不能据实扣除相比,使得房地产开发费用多扣除300万元。

如果该企业实际发生的利息支出为100万元,其他条件不变。那么在利息能据实扣除的情况下,房地产开发费用仅为350万元(100+5000×5%);在利息不能据实扣除的情形下,房地产开发费用变为500万元(5000×10%)。按照以上方法处理,利息支出如不符合据实扣除条件,房地产开发费用反而可以多扣除150万元。

从以上可以看出,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因为是否符合据实扣除条件,房地产开发费用扣除的金额是不同的。如果企业的利息支出不符合据实扣除的条件,房地产开发费用一律按土地成本和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的10%进行扣除的方法处理,就会鼓励企业在利息支出不多的情况下,即使利息支出取得金融机构证明,也会在按照不能据实扣除的方法处理利息支出,从而造成房地产开发费用扣除金额人为加大。还有,如果企业未发生利息支出,房地产开发费用是否可以按照土地成本和房地产开发成本的10%扣除呢?

为了解决这一困惑,我们不妨从土地增值税立法本意上来看,《实施细则》第七条其实是限制性条款。是鼓励企业的利息支出能够取得金融机构证明并能按项目进行合理分摊,利息支出可以据实扣除。否则,利息不得据实扣除,房地产开发费用只能按照土地成本和房地产开发成本金额之和的10%扣除。进一步分析,房地产开发费用按10%的扣除率扣除,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是不能据实扣除的利息按率扣除的最高限额为土地成本和房地产开发成本的5%,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为土地成本和房地产开发成本的5%,两部分相加为10%。因此,对于利息支出应采取实际发生和按率扣除孰低原则,即利息实际发生额和按率扣除计算出的金额哪个低,按哪个扣除。对于前面举例的第二种情况,企业发生利息100万元,如不符合据实扣除条件,但由于据实扣除计算出的金额比按率扣除少,应采取据实扣除的方法予以扣除,即房地产开发费用为350万元(100+5000×5%),而不是500万元。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企业通过对利息支出故意采取不能据实扣除的方法操作,人为加大土地增值税的扣除金额。同样,根据这一原则,企业未发生利息支出,房地产开发费用只能按照土地成本和房地产开发成本的5%扣除,即利息扣除为0。

三、关于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和个人的利息支出的扣除

对于利息支出应采取实际发生和按率扣除孰低原则进行扣除,那么是否和《实施细则》的规定产生矛盾呢?因为《实施细则》第七条明确规定,企业的利息支出必须同时符合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和提供金融机构证明两个条件。那么企业向非金融企业的利息支出在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究竟能不能据实扣除呢?

我们再可以从立法时间上分析,当初制定税法时,为了防止扰乱金融秩序,税收对于企业向非金融企业的贷款利息支出不允许税前扣除,虽然同一时期出台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向非金融机构的利息支出在不超过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的部分可以扣除,但范围也仅限于非金融机构,而非非金融企业和个人。随着经济情况的发展变化,目前国家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民间借贷行为。税收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也相应作出规定,如《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就规定,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允许税前扣除。国税函[2009]772号文件也作出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向自然人的借款利息支出也予以税前扣除。

而《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自1995年颁布实施以来,至今未作修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也未有专门发文对企业向非金融企业的利息支出如何扣除作出明确规定,使得土地增值税立法明显滞后,已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和税收工作形势。因此,在土地增值税没有新的政策出台,实际工作中,对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对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和个人支付的利息支出,应比照企业所得税规定执行,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税收服务于经济的职能,也可以有效防止企业钻税收政策空子。

四、利息支出应按项目进行合理分摊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 篇3

第一条  为依法、公正、及时地做好土地权属争议的调查处理工作，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归属争议。

第三条  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应当以法律、法规和土地管理规章为依据。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

第四条  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以下简称争议案件）的调查和调解工作;对需要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拟定处理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县级以上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指定专门机构或者人员负责办理争议案件有关事宜。

第五条  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单位与单位之间发生的争议案件，由争议土地所在地的县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

前款规定的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单位与单位之间发生的争议案件，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由乡级人民政府受理和处理。

第六条  设区的市、自治州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下列争议案件：

（一）跨县级行政区域的; （二）同级人民政府、上级国土资源部门交办或者其他部门转送的。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下列争议案件：

（一）跨设区的市、自治州行政区域的; （二）争议一方为中央国家机关或者其直属单位，且涉及土地面积较大的; （三）争议一方为军队，且涉及土地面积较大的; （四）在本行政区域内有较大影响的; （五）同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部交办或者其他部门转送的。

第八条  国土资源部调查处理下列争议案件：

（一）国务院交办的; （二）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

第九条 当事人发生土地权属争议，经协商不能解决的;可以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提出处理申请，也可以依照本办法第五、六、七、八条的规定，向有关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查处理申请。

第十条 申请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与争议的土地有直接利害关系; （二）有明确的请求处理对象、具体的处理请求和事实根据。

第十一条 申请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的，应当提交书面申请书和有关证据材料，并按照被申请人数提交副本。

申請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政编码、法定代表人姓名和职务;（二）请求的事项、事实和理由; （三）证人的姓名、工作单位、住址、邮政编码。

第十二条 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请土地权属争议的调查处理。委托代理人申请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写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第十三条 对申请人提出的土地权属争议的申请，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并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是否受理的意见。

认为应当受理的，在决定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在接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30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材料。逾期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案件的处理。

认为不应当受理的，应当及时拟定不予受理建议书，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当事人对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同级人民政府、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交办或者其他部门转办的争议案件，按照本条有关规定审查处理。

第十四条 下列案件不作为争议案件受理：

（一）土地侵权案件; （二）行政区域边界争议案件; （三）土地违法案件; （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案件; （五）其他不作为土地权属争议的案件。

第十五条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决定受理后，应当及时指定承办人，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情况进行调查。

第十六条  承办人与争议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申请回避;

当事人认为承办人与争议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有权请求该承办人回避。承办人是否回避，由受理案件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第十七条 承办人在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过程中，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取证。被调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协助，并如实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第十八条  在调查处理土地权属争议过程中，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对争议的土地进行实地调查的，应当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到现现场。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部门派人协助调查。

第十九条 土地权属争议双方当事人对各自提出的事实和理由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及时向负责调查处理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第二十条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在调查处理争议案件时，应当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有关证据材料：

（一）人民政府颁发的确定土地权属的凭证;（二）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批准征收、划拨、出让或者以其他方式批准使用土地的文件;（三）争议双方当事人依法达成的书面协议;（四）人民政府或者司法机关处理争议的文件或者附图;（五）其他有关证明文件。

第二十一条 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查证属实，方可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第二十二条 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的现状。

第二十三条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受理的争议案件，应当在查清事实、分清权属关系的基础上先行调解，促使当事人以协商方式达成协议。调解应当坚持自愿、合法的原则。

第二十四条 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和职务;（二）争议的主要事实;（三）协议内容及其他有关事项。

第二十五条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由承办人署名并加盖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印章后生效的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使土地登记的依据。

第二十六条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调解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并同时报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七条调解未达成协议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提出调查处理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八条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土地权属争议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调查处理意见。因情况复杂，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出调查处理意见的，经该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

第二十九条 调查处理意见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和职务; （二）争议的事实和理由和要求;（三）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法规等依据; （四）拟定的处理结论。

第三十条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查处理意见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报同级人民政府，由人民政府下达处理决定。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调查处理意见在报同级人民政府的同时，报上一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行申请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在规定的时间内，当事人既不申请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处理决定即发生法律效力。生效的处理决定是土地登记的依据。

第三十二条 在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过程中，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斯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三條 乡级人民政府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四条 调查处理争议案件的文书格式，由国土资源部统一制定。

第三十五条 调查处理争议案件的费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土地权属争议调处申请指引 篇4

一、工作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

（二）《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若干规定》（1995年3月11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土[籍]字[1995]第26号发布）

（三）《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2003年1月3日国土资源部令第17号公布）

（四）《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5年10月4日公布 1995年11月1日起施行）

二、土地权属争议调处申请应提供的申请材料

1.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申请书及受理表；申请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1）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政编码、法定代表人姓名和职务；

（2）请求的事项、事实和理由；

（3）证人的姓名、工作单位、住址、邮政编码。

2.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个人：户口簿或身份证及复印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身份证;

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经办人的身份证、军官证、警官证、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

5.证据材料：

（1）人民政府颁发的确定土地权属的凭证；

（2）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批准征用、划拨、出让土地或者以其它方式批准使用土地的文件；

（3）争议双方当事人依法达成的书面协议；

（4）人民政府或者司法机关处理争议的文件或者附图；

（5）其他有关证明文件。

6.答辩书（证据材料交换之后提供）；

7.争议指界图（1：500或1：2000地形图）。

三、土地权属争议调处办理程序

1、土地权属争议申请。

2、审查是否受理：土地管理部门认为不应当受理的，拟定不予受理建议书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3、决定受理后进入调查阶段。

4、争议各方经调解达成协议的，签订调解书，生效的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

土地争议协议书 篇5

一、争议界线示意图应表示出工作界线、双方各自认可界线的位置，走向以及确定界线位置的参照

物，示意图应与实地一致，争议双方应在示意图上盖章。

二、签字盖章必须齐全，填写内容不得涂改；如有划改，加盖作业员名章。

三、按争议地段填写《土地权属争议原由书》，项目栏不够填写的可另加。

四、首页的编号，暂时不编，待资料归档时统一编号。

五、“调查人员”填写，要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人员和作业队伍人员双方签字盖章。

土地权属争议原由书

协议争议多*ST新梅恐再陷纠纷 篇6

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宋河酒业”)大股东为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辅仁药业”)。2009年,高盛联合平安从辅仁药业购入宋河酒业40%股权。其中高盛持有的10%于2012年被兴盛集团全资子公司喀什中盛创投有限公司(以下称“喀什中盛”)收购。同年该公司还与辅仁药业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以1.35亿元收购辅仁药业持有的宋河酒业5%的股份。该协议第11.1条约定:“若宋河酒业自协议标的股份转让完成之日起三年内未能完成公开发行上市,喀什中盛有权要求辅仁药业向其回购全部或部分标的股份,回购价格为转让价格及每年12%的固定利息。”2013年上海新梅从大股东兴盛集团收购喀什中盛100%股权,相当于间接收购了其所持有宋河酒业的股权。一年后喀什中盛与河南辅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称“辅仁控股”)、辅仁药业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原《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由辅仁药业承担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回购义务等)以及享有的全部权利转由辅仁控股承担和享受,辅仁药业同意就上述全部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在辅仁药业成为辅仁控股全资子公司后,辅仁药业上述全部义务的连带责任自动解除。”

三年时光一晃而过,宋河酒业未在约定时间内实现公开发行上市,触发回购条款。若该条款在仲裁中被认定为有效,回购事项全部完成后,按《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款项和利息,上海新梅至少可获得4860万元人民币,重新上市之路并非全然无望。

本案中的“股权回购条款”从本质上说属于“对赌条款”或“估值调整协议”,是指投资方与相对人在达成合作协议时对未来不确定的情况进行约定。若约定的条件出现,投资方可以行使某种权利;若约定的条件未出现,对赌对象应按照条款履行某种义务。“对赌条款”并非新鲜事物,被媒体称为“对赌第一案”的“海富投资诉甘肃世恒及迪亚公司”曾引发学界及社会对对赌条款效力的热烈探讨。对赌条款的构成要素包括对赌对象、对赌机制、对赌目标、对赌方式等,其中对赌对象对效力的影响最大。市场实践中对赌对象通常为目标公司或原股东,对赌对象为目标公司时,对赌条款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无效的风险较大。相反,若对赌对象为原公司,如“蓝泽桥、宜都天峡特种渔业有限公司、湖北天峡鲟业有限公司与苏州周原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其他合同纠纷案”、“深圳市中南成长投资合伙企业与廖志强合同纠纷案”等,无论是地方高级人民法院还是最高院均认可涉案对赌条款的效力。本案最终的对赌对象为辅仁控股,非对赌直指的目标公司。

由辅仁药业与喀什中盛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属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对投资合作商业风险的自愿安排。该对赌条款未损害目标公司债权人或股东的利益,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也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喀什中盛已就回购事项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相较法院,仲裁机构更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综上所述,该对赌条款被认定为有效已是十之八九,执行后至少可避免上海新梅当年亏损。

回购条款是否有效并非与宋河酒业之纠纷引人关注的唯一原因,上海新梅隐瞒《补充协议》长达一年,未尽信息披露义务,让“开南系”抓住把柄得以公开指责其行为。开南系行动迅速,称已向相关部门举报上海新梅,认为其在子公司喀什中盛签署《补充协议》同意原义务人转让合同义务后,未按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涉嫌违规。面对开南系的公开指责,上海新梅方则认为《补充协议》只是对原合同的一个补充说明,更何况辅仁控股已百分之一百持有辅仁药业的股份,不会影响回购条款的执行,更不属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双方在此问题上各执一词,证监会尚未决定上海新梅是否涉嫌信息披露违规。作为一名关注事件发展的旁观者,从客观角度分析上海新梅的行为,在听取开南系的指责和新梅的辩解后不得不说新梅方确实存在违规嫌疑。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有明确规定。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67条第1款规定:“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该条第2款第3项进一步明确“公司订立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的属前述“重大事件”。证监会通过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30条规定:“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交易价格发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该条第2项同样规定,公司订立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资产产生重要影响的,属“重大事件”。上海新梅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故也应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该规则在第二章“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定”中第2.1条明确:“上市公司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本规则以及本所其他规定,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第2.3条继而要求上市公司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在本规则规定的期限内披露所有对上市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根据上述条文,上海新梅的不作为行为是否违规,首先需要判断子公司喀什中盛与辅仁控股、辅仁药业签订的《补充协议》对上海新梅而言是否属重大事件。签订《补充协议》时,辅仁药业并非辅仁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但无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控股关系,它们分别都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公司,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未签订《补充协议》前,合同当事人为喀什中盛与辅仁药业;《补充协议》签订后,合同义务转让至辅仁控股。2015年12月31日辅仁药业变更为辅仁控股全资子公司,前文所述的对合同义务承担的连带责任自动解除。上海新梅虽不是该《补充协议》的甲方或乙方,但该情况下喀什中盛与辅仁控股、辅仁药业签订《补充协议》,其股东上市公司*ST新梅可能会受到合同义务转让的影响,股票价格产生波动。简而言之,喀什中盛签署《补充协议》的行为符合上述条款规定,故应视为上海新梅发生重大事件。

上海新梅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应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保证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有效的。在该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公司已经依照规定履行了义务。面对开南系的指责,上海新梅总经理向媒体解释时也承认没有披露《补充协议》。应披露却未披露,上海新梅确实存在违规嫌疑。

*ST新梅、兴盛集团和开南系之间的恩怨纠葛似为广大看客上演了一场情节多变、关系复杂的宫廷剧。主线剧情上股权交易是否合法尚无定论,支线之上的《股份转让协议》纠纷眼见将为新梅重返上市之路奠定基础,却又存在面临行政处罚的可能。虽为新梅这几年的境遇感到惋惜,却也无法判断谁对谁错。资本市场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大家各逐其利,对错难辨,只有输赢。上海新梅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下各纠纷结局如何,各位看官静观其变。

摘要：为争夺*ST新梅控股权,兴盛集团与开南系进行了长达三年的争夺战。开南系持股行为是否合法尚未可知,*ST新梅子公司与宋河酒业的《股份转让协议》却点燃了其与开南系的另一场战争。

日韩慰安妇协议掀起争议 篇7

2015年末，日韩关系发生突变，双方有关战时日军慰安妇问题历经半个世纪以来的纠结与对抗，划上了最终解决的句号。

2015年12月28日，日韩两国外长在首尔举行正式会谈，就日韩最终且不可逆地解决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两国外长同时通过联合记者会，明确了日本政府承认日军慰安妇给受害者带来了深刻伤害并以日本首相名义公开道歉和反省。同时，日本政府将划拨预算10亿日元（约830万美元）作为韩国慰安妇受害人援助基金。

在此基础上，日韩两国政府确认慰安妇问题得到最终的、不可逆的解决。随后，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电话会谈，确认了安倍亲口对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做出由衷道歉和反省。

同时，韩国的反对派和民间团体都对这次双方的协议不予苟同，尤其设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外所树立的慰安妇铜像，在反对派的全力“保护”下，是否因为这次政府间的协议而移走，还在未定之数。

而日本一项民调显示，有超过五成的人认为，日本不需要因为慰安妇问题向韩国或其他国家赔偿或道歉，而只有不到三成的人认为需要赔偿道歉。这样的态度，也在韩国、中国大陆与台湾等历经慰安妇之痛的地方，激起了新的抗议浪潮。

共同协议具体内容

日本政府表明：一，慰安妇问题关乎日军给众多女性名誉与尊严带来重创，日本政府对此深感责任重大。安倍晋三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身心受到重创的慰安妇受害人表示诚挚道歉和反省。二，日方将为治愈所有慰安妇受害人创伤动用政府财政预算采取相应措施。包括，日方将划拨财政预算（10亿日元），向由韩方发起成立的慰安妇受害人援助基金提供资金，两国政府合作开展恢复慰安妇受害人名誉、抚平受害人内心创伤的各种项目。三，在认真落实第二项的前提下，慰安妇问题将得到最终的、不可逆的解决。

韩国政府表明：一，以日本政府认真落实上述第一、二项措施为前提，与日本政府一同发表立场，确认慰安妇问题将得到最终的、不可逆的解决。韩国政府将配合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二，韩国政府认识到，日本政府担忧设立于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的“和平少女像”涉及公馆安宁与威严，并将通过与相关团体进行磋商等，致力于妥善解决此问题。三，韩国政府以日本政府认真落实上述相关措施为前提，将与日本政府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舞台上就慰安妇问题克制相互谴责与批评。

在日韩外长共同宣布了日韩达成的共同协议后，朴槿惠与安倍晋三进行了电话会谈，两国首脑以此方式对日韩此次协议做出了确认。同时，安倍在电话中亲口说出了：“一想到前慰安妇们难以用笔墨与言语表达的痛苦，我就十分痛心。对此表示由衷道歉和反省。”朴槿惠表示将向前慰安妇转达。韩日首脑还商定以此次协议为契机，为改善韩日关系并实现两国关系可持续发展而紧密合作。

韩国官民并举坚决合力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管建强说，日本之所以向韩国做出比较大的让步，虽然有美国对日本施加了诸多压力，也有日本需要尽快打破日韩僵局的政治需要，但根本上还是韩国以国家法治的强烈意志，认定行使外交保护权不仅是国家的权利，更是国家的义务，并固定其为韩国的“国策”，不可动摇，从而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回应韩国慰安妇受害者最基本的诉求：“承认军队参与慰安妇制度”、“日本首相公开道歉”和“做出一定赔偿”。

管建强认为，韩国政府或者说总统朴槿惠在此次韩日最终解决慰安妇问题上，既赢得了国家的尊严、法治的尊严，也赢得了韩国慰安妇受害者的尊严。

在近年来与日本政府进行的交涉中，韩国政府一贯坚持根据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相关协定，两国和两国间国民财产和请求权问题已经解决，但慰安妇等问题不在此范围内。此外，2011年韩国宪法法院就慰安妇个人请求权问题做出判决，认定“解决索赔权是国家义务”，“政府有义务行使外交保护权保护那些遭受反人道法暴行的受害者”。由此，作为《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和法治国家，韩国政府对慰安妇受害者进行外交保护是一项义务不能放弃，必须履行。再加上韩国慰安妇民间对日索赔运动持续不断，坚定不移，形成了韩国官民并举的强大合力，令日本政府做出最终解决而必须的妥协。

日本朝野舆论表示肯定

作为国际法专家的管建强同时认为，安倍主导的日本政府在此次日韩协议中也是赢家。首先，日本政府同样赢得了国家的尊严，坦率承认战时日军慰安妇历史，妥善地以国家责任对慰安妇受害者做出实质赔偿，实际上有利于日本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就安倍而言，公开就慰安妇问题向受害者做出由衷的道歉和反省，践行了自己所言的“绝不能把这一问题留给下一代解决”，“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一直担负道歉的宿命”。

日本朝野和舆论普遍对日韩协议表示肯定，并形容称“除去了双方的哽喉之刺”，对日韩今后全面面向未来迈进的意义重大。甚至连一直批评安倍政权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以及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也肯定了此次日韩协议是一个进步。（摘自《亚洲周刊》）（编辑/立原）

土地权属争议的内容和处理原则 篇8

2011-04-20 09:51:49

土地权属争议的主体范围比较广泛。归纳起来，包括以下几种：国有土地所有者与集体土地所有者之间;集体土地所有者之间，即村农民集体之间、村内两个以上经济组织之间，乡(镇)农民集体之间，及其相互之间发生的土地所有权争议;国有土地使用者之间;集体土地使用者之间;国有土地所有者与集体土地使用者之间。这里没有包括国有土地使用者与集体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土地争议，原因在于集体土地使用者享有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化程度不高，缺乏充分的财产权地位，所以，在发生这类争议时一般由集体土地所有者出面解决。当前涉及比较多的争议有：

(1)军队与地方单位之间土地权属争议；

(2)涉及宗教团体的土地权属争议;(3)涉及铁路部门的土地权属争议;

(4)涉及水利部门的土地权属争议;

(5)涉及民航、石油、冶金等部门的土地权属争议;

(6)个人宅基地土地权属争议;

(7)其他。

2、土地权属争议的内容

土地权属争议的内容涉及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他项权利，包括土地所有权争议、土地使用权争议和土地他项权利争议。

(1)土地所有权争议

土地所有权争议分为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之间的争议、农民集体之间的土地所有权争议，包括乡(镇)农民集体之间、村农民集体之间、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之间的土地所有权争议。

(2)土地使用权争议

土地使用权争议分为国有土地使用权争议和集体土地使用权争议，国有土地使用权争议大多为单位与单位之间土地权属争议，集体土地使用权争议包括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争议和宅基地使用权争议等。

(3)土地他项权利争议

土地他项权利争议是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外的土地权利而发生的争议，在处理使用权争议时往往涉及这部分权利争议。

3、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的原则

土地不动产具有基础性的特点，发生权属争议时，解决过程中除了遵循一般民事和行政案件中所贯彻的原则外，还要体现土地案件自身的特点。具体而言，应遵循以下原则：

(1)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的原则

土地权属争议产生的原因很多，但多数是因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所引起的，这种情况在集体组织之间的土地权属关系中十分常见。引起这类争议的主要原因有：①历史上乡、村、社、队、场因合并、分割、改变隶属关系等行政建制变化遗留的权属未定、权属不清;②因过去的土地开发、征地退耕、兴办或停办企事业、有组织移民形成的权属不清;③因过去无偿占用或“一平二调”造成的权属争议;④地界不明，包括过去无偿划拨荒山、荒地时未计算面积和划定地界，历史上无地界标志或地界标志不明，新划地界不清或不合理，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开荒、更改河道等造成地界变化等情形。这些争议的普遍特点，就是土地占有现状缺乏权属依据或者权属依据难以证明。处理这类纠纷，应当从历史出发，摸清争议土地的历史发展变化，查明引起变化的事实背景和当时的政策依据，确定争议产生的原因，以合理划定地界、确定权属。

(2)现有利益保护的原则

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前，土地权利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现状，不得破坏土地上的附着物，争议双方应本着保护现有利益的原则，不得有任何破坏土地资源、阻挠争议解决的行为。在涉及历史原因的集体土地争议中，如历史事实不清、相关证据或政策依据不明，应以土地实际占有的现状为根据确定土地的权属关系。在国有土地因重复征用或重复划拨引起的土地争议中，也应本着“后者优先”的原则，按土地利用现状确定权利归属。

(3)诉讼解决以行政处理为前置的原则

政府处理在土地权属纠纷解决方式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土地确权是一项政策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工作，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基于对本行政区的土地状况比较了解，对发生的争议，能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以法律、法规和

土地管理规章为依据，及时、公正地解决土地权属纠纷。因此，土地权属争议的解决，应先采用行政处理的方式，只有对行政处理不服，当事人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4、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的方式

土地权属争议解决的方式主要包括协商、政府处理和诉讼。

(1)协商。这是当事人自行解决争议的最基本的方式。我国法律鼓励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解决纠纷。

(2)政府处理。当事人发生土地权属争议，经协商不能解决的，可以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提出处理申请，也可以依照《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规定的管辖权限，向有关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查处理申请。

土地争议协议书 篇9

作者：秦永雄发布时间：2010-10-18 18:15:38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归属

由于历史原因，农村集体之间土地所有权的归属，目前仍然呈现出“三级所有，队为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由此可以看出，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可以归属于村民委员会，可以归属于村民小组，也可以归属于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弄清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可以归谁所有，政府才能进行正确的确权。

二、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农村集体之间土地所有权坚持的原则

建国后，我国的土地权属经历了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等演变过程，在土地私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过程中，土地权属出现了混乱。我国土地制度经过了土改、四固定、合作化以及以后的权属变化，土地权属不明确，长时间存在争议，大多数缺乏有效证据，给土地确权案件带来一定的困难。土地改革、“四固定” 不彻底，以及在其后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土地林地权属发生多次变更，历史遗留问题多，且缺少书面形式的文字记载，时间长，地形地貌已变，难于认定。土地林地确权行政案件，多发生在农村，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土地林地作为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与农民关系非常之大，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土地利用价值不断提高，发生的纠纷也随之增加。由于存在以上诸多原因，政府在处理土地确权案件，要遵重历史，面对现实，要从有利于农民生产、生活，有利于管理和利用的角度来处理争议。

三、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在处理集体之间土地所有权纠纷的法律程序

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在处理农民集体之间土地所有权争议时应严格按程序进行，《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规定土地行政部门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应遵循的程序：

1、调查证据

2、审查证据

3、先行调解

4、进行确权

四、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所有权争议的法律依据

《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若干规定》规定：

1、土地所有权有争议，不能依法证明争议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属于国家所有。见18条

2、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民并颁发了土地所有证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实施《六十条》时确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19条

3、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目前该村农民集体实际使用的本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确定所有权。20条

4、根据《六十条》确定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由于下列原因发生变更的，按变更后的现状确定集体土地所有权。

（一）由于村、队、社、场合并或分割等管理体制的变化引起土地所有权变更的；

（二）由于土地开发、国家征地、集体兴办企事业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进行过土地调整的；

（三）由于农田基本建设和行政区划变动等原因重新划定土地所有权界线的。行政区划变动未涉及土地权属变更的，原土地权属不变。

5、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连续

使用不满二十年，或者虽满二十年但在二十年期满之前所有者曾向现使用者或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土地所有权。

五、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所有权争议的证据认定

土地行政管理机关对土地权属关系的确认，必须以合法的权属证件、历史档案资料和文字记载等客观事实为依据。这些证据主要包括土改时期的土地证、“四固定”权属证明、历史上集体之间签订的协议、有关权属变更的行政命令或决定、证人证言等。

1、土改时期的土地证的效力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土地改革时农民确认土地权属的凭证，应该肯定其法律效力。但后来我国的土地林地权属有过几次变动，经过合作化时期，土地林地随人入社，土地林地由私有改造成农业合作社集体所有。随后又经过人民公社，将农业合作社集体所有扩大到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到1962年“六十条”公布后，对土地（林地）、耕畜、农具、劳动力进行了“四固定”，按属地原则对土地林地进行统一的调整，归就近的生产队集体所有。因此，土改时的土地证，并不是证明土地的所有权的唯一证据。

2、“四固定”权属证明。土改后，我国土地权属又发生过几次变动，经过了合作社土地随人入社，由土地私有改造成为农业合作集体所有制，以后又经过“人民公社”将农业合作化集体所有扩大到人民公社集体所有，1962年六十条施行后，对土地、耕畜、农具、劳动力进行了“四固定”，土地按属地原则对土地进行统一调整，归就近的生产队集体所有。人民政府在处理这类纠纷时，一般应以“四固定”确定的权属为准。所以，“四固定”确权的法律效力应优先于土地证，但是，当时的“四固定”，主要是耕畜和林地，对当时未开发的荒地，一般未固定。应参照土改合作化时期的权属。所谓参照就是参考依照的意思，不能把“参照土改证确权”理解为“以土改证确权为准”。因此，在行政审判中，对“四固定”未确定的土地权属争议，简单地依据土地证确权是不符合政策的。应当注意的是，“四固定”确权，一般没有法定的书面形式，认定“四固定”是否确权，应通过考察田亩，造册、交粮纳税和经营管理等情况综合分析确定。

3、集体之间的协议历史上村与村之间签定的有关协议。由于我市在历史上没有作过土地确权工作，因此很久以来，村与村之间存在着很多共同使用的土地、草场或水面，以前对于土地的需求没有现在这样大的压力，因此出现纠纷的情况很少。也正因为压力不大的原因，少数出现的争议解决起来也相对要容易一些，共同签定土地界限协议书就是当时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行政机关在处理时，如果采用了这样的证据，法院在审理时就要对其进行审查。一般而言，只要该协议具备了协议书的基本要件，如内容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有相关单位负责人签字等等，就可以认为该证据是可靠的，可以予以采纳。

4、乡政府的确权文件或证明历史上有关的行政决定或行政命令。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关部门土地的法律规范长期得不到完善和实际执行，有很多土地的权属当初都是来源于行政决定或行政命令。由于这样的问题具有广泛性，因此我们在处理案件时，如果出现这类证据，应当在承认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进行审查。如果经过审查，该证据是真实、可信的，而且在此之后又没有另行签定的土地界限协议，也没有签署过《土地权属认可书》，那么就应该认可该决定或命令所具有的效力，以使争议得以最终解决。如果经过审查，在该决定或命令之后还存在确定土地界限的协议、决定或命令，那么就不能确认该证据的效力，而只能去审查以后出现的相关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制的日益完善与健全，这类的证据将越来越少。

5、证人证言。对于证人证言的分析判断。在审判实践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大量的证人证言，其证实的内容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因为人的记忆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遗忘，对于有些问题，尤其是年代较为久远的事情出现记忆不清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分析，然后才能决定是否采信。

劳动争议和解协议书 篇10

甲方（用人单位）：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乙方（劳动者）：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甲乙双方因发生劳动争议，乙方于

年

月

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因甲方存在拖欠乙方劳动报酬、未依法为乙方缴纳住房公积金、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事宜，乙方被迫提出与甲方解除劳动关系，经双方一致确认：劳动合同解除时间为

年

月

日甲方接收到乙方通过EMS送达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为准。

第二条

考虑到乙方在甲方的工作年限以及其他实际情况，甲方自愿一次性支付乙方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元）、未签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元）等费用共计人民币

元（大写：

圆整）。

第三条 甲方需在本协议书签字生效之后的三日之内一次性向乙方支付上述款项。乙方收到全款之后的三日之内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撤销仲裁申请，甲乙双方的所有劳动争议即告终结，且甲、乙双方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其他未了纠纷。

第四条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甲方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字视同甲方同意履行协议条款，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劳动纠纷咨询请发邮件到：hr-online@foxmail.com）第五条 对本协议的补充解释说明：

（1）双方签署协议之后，若甲方未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和金额支付全款，则协议自动失效，乙方可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初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申请权利。

（2）若甲方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和金额支付全款，乙方未按照协议的约定撤销劳动争议仲裁申请，则甲方可持本协议，根据《合同法》依法向当地仲裁机构及人民法院申请权利。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法定代表人：

****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