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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郊区党代会报告比较分析
今后五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推进上海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种背景下，宝山、嘉定、金山、松江、青浦、奉贤、崇明等各郊区召开了党代会，并发布了党代会报告，对各郊区党代会报告的比较，有助于分析和把握今后五年上海郊区发展的前景和趋势。
一、总体定位比较
1.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是决定一个地方发展的关键因素，关乎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宝山提出全面建设体现上海国际大都市发展水平的现代化滨江新城区，“魅力滨江、活力宝山”的战略目标。嘉定提出加快建设科技嘉定、汽车嘉定、教化嘉定、健康嘉定，率先建成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基本建成现代化新型城市，全力打造面向未来发展的新城样板的样本。金山提出全面推进“三个金山”建设的战略目标。青浦提出全面建设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新青浦。奉贤提出奉贤美、奉贤强的战略目标。崇明提出奠定现代化生态岛建设基本框架，开启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新的征程。
可以看出，青浦和松江共同突出“生态”属性，“科技嘉定、汽车嘉定、教化嘉定、健康嘉定”特色明显，“三个金山”(即創业金山、宜居金山、和谐金山)，“魅力滨江、活力宝山”和“崇明现代化生态岛”简洁有力，“奉贤美、奉贤强”朗朗上口，识别度高。
2.主要任务
围绕战略目标，各郊区提出各自的主要任务。宝山致力于打造
“两区一体化”升级版，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承载区和城市功能转型的最佳实践区。嘉定力图构建现代产业、城市功能、生态环境、特色文化和公共服务“五个体系”。金山提出要打造“五个地”，即新兴产业的成长地、创新创业的汇聚地、宜居宜游的优选地、城市生态的滋养地、联动发展的共赢地。松江提出了转型发展取得全面突破，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全面完成，生态环境建设进一步加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党的建设全面推进七个方面的任务。青浦以“提高城乡发展一体化综合水平”为主线，提出打造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城镇体系、生态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综合治理体系。奉贤提出了“提高党建科学性，保持发展加速度，增强群众获得感，彰显城市个性化，发展瞄准国际化”的发展任务。崇明要建设“生态崇明、美丽崇明、幸福崇明”。
3.具体举措
各郊区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宝山提出“六个坚持、六个加快”，即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坚持推动产城融合，加快重点地区功能提升;坚持推进共享发展，加快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夯实基层基础，加快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坚持核心价值引领，加快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坚持生态发展优先，加快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嘉定强调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之路。金山注重提升获得感、期待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等“五感”。松江突出“上海松江科技走廊建设、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旅游产业发展”这三大举措。青浦提出六个
“全面推进”举措，即全面推进经济创新转型、城乡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民生改善、社会治理创新、精神文明建设。奉贤强调做到
“五个坚持”，争创“五个一流”，即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努力争创一流的创新转型，实现发展速度与质量双提升;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方向，努力争创一流的城乡统筹，实现城镇化、生态化、国际化有机统一;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努力争创一流的生态环境，实现区域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坚持增强文化自信，努力争创一流的区域文化，实现文化繁荣创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争创一流的社会建设，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崇明提出要深化三岛联动和实施“生态+”发展战略，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发展新模式。可以看出，创新转型、城乡协调发展、社会治理创新、民生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区域特色文化发展是上海郊区今后五年发展重点。
二、发展思路比较
1.创新转型
创新驱动发展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是更好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把创新放在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强调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各郊区都提出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思路，但在科技创新载体与产业布局上略有不同。宝山强调推进科创中心重要功能区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高端智能装备集群和新材料集群，推进“区港联动”。嘉定提出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深入发展高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有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和高品质的生活性服务业。金山提出“两业并举、智造强区”，重点发展高端智能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新材料四大产业集群。松江提出建设G60上海松江科创走廊，重点发展智慧安防、机器人、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6+X”战略性新兴产业。青浦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全力打造北斗、核建等为重点的东部科创中心、移动终端等为重点的西部科创中心。奉贤提出完善“1+1+X”产业格局，加快建设国家级水平的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活力区。崇明提出要全面融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生态与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努力打造世界级海洋装备岛和生态休闲旅游业升级版。
2.城乡统筹
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提出要坚持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各郊区都强调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但在城镇规划与发展布局上存在不同之处。宝山提出将邮轮滨江带、南大生态区、吴淞工业区等重点地区作为增强城市功能的重要载体，推动老旧小区有机更新，基本消除外环内的“城中村”。嘉定提出“一
核”“三区”(即嘉定新城核心区，科技城自主创新产业化示范区、国际汽车城产城融合示范区、北虹桥商务示范区)。功能互补、产城融合，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协同提升，强化新市镇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金山提出推进“一城一带一圈”(即金山新城、亭枫城镇发展带、中部生态圈)建设，更新区域发展空间，统筹推进亭林、漕泾、山阳、金山卫、张堰、吕巷等特色小镇建设。松江着力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打造产城深度融合示范区、城市有机更新实践区。青浦注重产业平台、综合交通、城市服务等功能的有机融合，加快打造新型特色城镇、特色民宿和特色村庄。奉贤强调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出建设智慧、宜居、低碳、健康的品质新城。崇明牢牢抓住生态主线，提出要塑造生态岛特色风貌，建设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
3.生态环境
新常态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各郊区坚持生态优先，走绿色发展之路，大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宝山提出要形成“网络化、多中心、组团式、集约型”的空间格局，打造生态宜居环境，深化美丽乡村建设。嘉定提出优化水系生态环境，做优水环境，做强水安全，做美水景观。金山提出打造城市生态滋养地的目标，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努力成为环境友好的排头兵和绿色发展的先行者。松江提出发展人文生态旅游产业，聚焦聚力建设、科学规划“一
核一带四区”(即以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为核心带动松江大学城城市休闲区、“上海之根、千年古城”中山路老城休闲区、浦南乡村旅游休闲区、车墩影视旅游休闲区四区)全域旅游空间布局。青浦提出把生态优势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资源，统筹生产、生态、生活“三生融合”建设，打造“三区联创” (即统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生态品牌。奉贤提出强化
绿色发展理念，强化“三减三增三
守”，完善生态保护开发机制。崇明将保护好生态、修复好生态、建设好生态作为生态岛建设的不懈追求和
最大责任，强调水要“活”、土要
“净”、绿要“增”、气要“洁”。
4.区域文化
文化发展是一个地方“软实力”的重要体现，能够为地方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直接助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各郊区都重视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文化与经济社会各方面有机融合。宝山提出要建设文化强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围绕7号线，依托“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基地”打造“七号创意带”。嘉定实施“文化+”发展战略，让传统文化“滋养心灵”，产业文化“点石成金”。金山提出推动文化创意与工业、农业、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丰富城市发展内涵，以
“厚德金山·礼尚之滨”为主题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松江提出文化旅游产业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发掘和传承“上海之根”的历史文化基因，彰显城市历史文化特色，提升文化软实力。青浦提出强化核心价值引领，弘扬“创新担当、诚信友善、智慧包容”的城市精神，支持中小微文化企业发展。奉贤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强调推进文化的国际化、大众化和个性化，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崇明坚持生态为引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并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崇明学宫等为重点，建设一批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
三、上海郊区发展趋势
通过上海各郊区党代会报告比较，可以推断今后五年上海郊区更为突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都将有新的突破，上海郊区将成为“迷人的第二战略空间”。
1.突出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必须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依靠创新，不断增加创新含量，把我国产业提升到中高端。各郊區都提出了创新发展的任务与要求，部分郊区还提出了具体的发展指标，例如，松江明确提出力争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费用支出占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新增高新技术企业300家，制造业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修订30个，参与行业标准制修订50个，新增100家上市(挂牌)企业;奉贤区提出今后五年打造100家科技小巨人企业和新增100家上市和挂牌企业。可见，上海郊区今后五年不断加大创新发展力度，产业结构将进一步优化，体现了郊区发展的实力与水平。
2.突出协调发展
新常态下，发展的不平衡、不全面、不可持续的问题与矛盾依然存在，这就需要协调好发展中的重大关系，比如城乡关系、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关系等。各郊区都重视城乡一体化发展，如新城建设、特色小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农业现代化发展，提出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各郊区党代会报告体现了各自的特色发展，如宝山提出推动老旧小区有机更新，基本消除外环内“城中村”;松江提出构建国家铁路网、上海轨道交通网、有轨电车网和地面交通网等“四网融合”综合交通体系;青浦提出要积极探索特色民宿等产业发展机制，集中打造一批具有旅游价值的特色农庄。可见，上海各郊区将借助新城、特色小镇等建设与发展实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将形成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3.突出绿色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何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生态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与互融是当前发展过程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各郊区党代会报告都明确了生态发展的目标，并都提出了具体指标：宝山提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80%以上，人均公园绿地达到12.4平方米，环区绿色步道达到100公里;嘉定提出森林覆盖率达到15%左右;金山提出河面率达到8%，地表水环境质量(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78%，森林覆盖率达到14.2%，空气质量优良率高于80%;松江提出到2017年底，全区所有中小河道、断头河消除黑臭状态;青浦提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在80%以上，地表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在60%以上，森林覆盖率在18%以上。奉贤提出建设100座生态公园，全面消除河道黑臭状态，水面率达到8.5%以上，绿化覆盖率达到35%以上;崇明提出骨干河道、镇村级中小河道水质达到Ⅲ类水标准，森林覆盖率达到28%以上，环境空气质量(AQI)优良率力争达到80%以上。基本上可以断定今后五年，上海郊区的生态环境将进一步好转，黑臭河道将得到整治，森林覆盖率将进一步提高，空气质量也会有所提高。
4.突出开放发展
开放发展要求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各郊区注重国际优势资源的引进与利用。如金山提出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力度，加强与国内外高等农业科研院校的合作交流，突出科技创新和成果应用，逐步实现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智慧化;嘉定提出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大力引进前沿技术、优秀人才等各类要素，提升“引进来”的层次和水平，支持有实力的企业通过境外并购等综合手段，掌握境外高新技术，加快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物流链;奉贤区提出推进文化国际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支持具有特色的文化产品走出去。通过开放发展，今后五年上海各郊区的国际化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5.突出共享发展
促进共享发展，就要着眼全体人民，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民生保障。各郊区都强调加强社会保障与创新社会治理，有的郊区在民生保障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指标，如，宝山提出每年帮助引领600人成功创业，养老床位总量占户籍老年人口比重达3.5%以上，新建公办学校和幼儿园35所以上，学区化集团化办学和“新优质学校”覆盖率达80%以上，确保外环内公交站点500米服务半径达100%;松江提出到2020年全区机构养老床位数达到户籍老年人口的4%;青浦提出每年帮助引领450人左右成功创业，建设筹措人才公寓3000套左右。可见，上海各郊区今后五年着力在就业、就学、养老等薄弱环节补短板，在不断做大“蛋糕”的同时争取把“蛋糕”分好，切实改善群众生活，提高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奉贤区委党校)
(责任编辑 张 敏)
作者：余建军等
1970年代末，新旧意识形态的迂回交锋与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悬而未决，令第四次文代会“总结过去”和“展望未来”的工作变得困难重重。尽管此次文代会主题报告起草的牵涉人员之多与行政规格之高实为历次文代会所罕见a，但观念的分歧与对象的复杂，使大会报告的起草不仅过程漫长，而且内部矛盾丛生。一些核心问题的争论与角力，既是其时文学艰难转折的外部症候，同时也构成了八十年代文学发生与衍变的内在逻辑。
最终公开发表的第四次文代大会主题报告，由“艰巨的战斗历程”“新时期光荣任务”“文联和各协会的职责”三部分内容组成。有关报告的起草难点和争论焦点，则主要关乎报告第一和第二部分的内容，因为这里面牵涉到许多历史的困惑与现实的难题。
一、如何表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早在周扬着手起草文代会报告之前，文艺界就已开始广泛争论并分歧凸显。在《文艺报》编辑部于1979年3月组织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与会同志“最关心”也是“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就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有人认为文艺“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当然不能脱离政治”;有人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提法是不科学的”;也有人认为“任何文艺都要受一定阶级的政治的约束……但是文艺不是一种可以受政治任意摆布的简单的工具”b。而到了临近文代会召开前的10月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北京市委举办的庆祝建国3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代表们更为系统地讨论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意见分歧的局面依然十分突出c。
如何重提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由此也成为周扬起草报告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周扬曾多次谈到报告“第一部分不好写”，因为“艰巨的战斗历程”这部分内容，必须涉及这一理论问题。在徐庆全发现的那份三千七百余字的周扬手写稿报告提纲中，有相当的篇幅是周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只能是阶级的政治和群众的政治而不是服从于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使文艺脱离人民群众，去服从“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就很可能要和错误路线搞到一起去，甚至变成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作家和艺术家，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去服从“少数政治家的政治”。那就很可能和错误路线搞到一起去。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看见那个令人厌恶的东西——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柳青“对文艺创作的几点意见”)
柳青把无产阶级政治理解为“党的正确路线、政策和方针”。他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艺术，我理解就是要经过正确的政策和方针集中地表现出来。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认为写革命历史小说，不顾各个历史阶段具体的政策和方针而写阶级斗争，这是一种我所不能理解的艺术方法。”
“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
文艺对政治的影响所以有三种：一促进，二促退，三不进不退或有进有退。……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恩格斯d
从报告提纲中可知，周扬在酝酿报告时，并未明确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只是表示必须警惕文艺为“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服务，以及在这个问题上重点应该考虑的是“文艺怎样为政治服务”和“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他偏向于支持柳青的“政治观”—— “把无产阶级政治理解为党的正确路线、政策和方针”，并试图从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中求得“文艺不能放弃政治”的理论依据。报告起草小组成员郑伯农回忆说：“很清楚，在着手起草文代会报告的时候，周扬同志尚未感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用‘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有什么不足。”e这样的说法比较符合事实。
周扬的这一观点，在报告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引发广泛的争论，不少意见以“说得不够清楚”“不能令人信服”“应该全面展开”等为说辞，实质表达了他们并不认同报告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如此表述。上海市委宣传部就报告第二稿有这样的反馈意见：“说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就是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也就是文艺与人民群众生活的关系问题。这样把三个概念混同起来，根本没有讲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没有讲清楚文艺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和文艺作品本身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关系。”f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许觉民认为，报告应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广义的理解”，它应涉及“党如何领导文艺”、作家“如何表现作品的政治内容”“文艺也有并不反映现实政治内容的时候”等话题，而报告并没有“全面地说到它”g。更有尖锐的书面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就是“长官意志”，“一句话就可以枪毙一个作品，使作者祸延九族”，报告不能因为“心有余悸”或“有点怕离经叛道”而不敢“正面回答这个问题”h。
起草小组成员内部对报告在这一关系上的提法也多有分歧。副组长陈荒煤认为，报告初稿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党”“文艺与人民”等几組关乎文艺事业成败的关系“都未讲透”，应该“再补充一下”。看了报告第三稿后陈荒煤依然表示，报告在“谈到从属政治家时，总觉还不够确切”，提出首先要说清楚“服从政治为什么不能是服从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其次才可说，有些政治家，有时候也不一定都是代表无产阶级、人民的，然后再提出，还有可能被阴谋家、野心家所利用”。刘梦溪认为，报告在这一问题上的提法“显得有点一般化，且过于强调为政治服务了”，建议可把这一问题“转化为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来说”，这样才“易于谈得更深刻”。徐非光觉得，报告虽然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叙述较多，但“针对性不够强”，需要“深入讨论”，他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似以不提为好”，并建议“还是提文艺为经济基础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比较科学”i。
然而问题是，围绕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意见尽管提得很多，但周扬并没有在一次次的报告修改过程中根本性地改变他的看法。正如刘锡诚所言：“尽管我们在‘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有许多人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谈了很多很有启发性的意见(如上海的李子云、江苏的陈辽、北京的郑伯农等)，我们也有简报送给他，他却始终没有能够想清楚，或没有很好地解决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老观点，一直延续到1979年下半年讨论他主持起草的第四次文代会报告时，还没有放弃。”j周扬在10月29日提供给中央政治局委员讨论的大会报告中，依然认为“文艺从属政治，是从属整个历史阶段性的历史需要。在今天来说，就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为这就是今天最大的政治”k。
当然，我们所见的报告终稿并没有明确出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这主要源于一些中央重要人物对这一理论问题的直接介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一开始就不同意周扬的观点，在看完初稿后他致信胡耀邦和周扬，指出“这次文代会能否开好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能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要有一个“新的提法”。他认为过去的提法是“时代的产物”，存在“许多讲不通的地方”，“现在仍然因袭就不适当了”。胡乔木呼吁在这一问题上要“更上一层楼”，充分考虑文艺界“太多的痛苦和委屈”，酝酿产生“使人一新耳目”和“能振奋人心”的新提法，千萬不能“重复几十年的积弊，使文艺陷入困境，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失望”l。在专题讨论文代会报告的政治局会议上，胡乔木态度更为鲜明也更为强硬地表达了他对这一提法的反对意见：
周扬同志的报告中有一个问题——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这个提法，我过去提过意见，对这个问题我是经过认真考虑后才提出意见的，我认为这个提法现在还是以不再提出为好。它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马恩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在他们的著作中找不到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的根据。照这样，难道哲学、科学等等，也必须从属于政治吗?这种话，马恩从未讲过，全世界也没人讲过。我们说“文以载道”，但没有人讲“文以载政”。把文艺看成是一种工具，是讲不通的。这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的。……这个口号，从正面不能解释，但从反面、从消极面，却可以产生这种缺点和影响。……
为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利益，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认为，这个口号还是不提为好。m
面对胡乔木的当面抵制，周扬仍坚持认为这个口号用了多年，起过积极作用，只是现在要有正确的解释，突然不提这个口号，可能引起不同意见。然而胡乔木同样坚持自己的意见，会后他还特意打电话给林默涵，让他一定要删掉报告中“从属政治”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两句话。据《人民文学》编辑部提供的会议记录显示，胡乔木在说到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是经不起检验的”时，邓小平同志有一句插话——“这个口号带来了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n。看来，不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当时得到了包括国家主要领导人在内的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认可。由此，这个靠文艺家们的意见很难改变的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提法，在中央有关权威人士的参与下，没有再出现在大会报告的正文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报告虽然没有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扬已被胡乔木的观点说服，文代会后他在剧本创作座谈会和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并没有错”的反复阐释，就印证了这一点。因此，细读报告终稿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表述，其观点依然在“过去”与“现在”之间闪烁其词：“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文艺反映人民的生活，不能与政治无关，而是密切关联，只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也就必然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鼓吹脱离政治，只能使文艺走入歧途”;“文艺反映生活的真实，就应当适合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的需要。在今天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o。复杂的转折腾挪之辞，除了演绎“文艺脱离不了政治”的主流意志，仍大有曲折论证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意味。
正式报告关于文学与艺术关系的模糊表述，自然使这一问题的争论得以延续。“保守派”们对大会弃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想不通，认为报告“不讲四项基本原则”，思想解放“过了头”，不少人难以接受。“外地有的地方的领导人，不同意文代会上通过的方针。在一次《文艺报》的编委会上我就听说过，上海的陈沂说上海不贯彻文代会精神。黑龙江的宣传部部长陈某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也与北京不一致”p。而“开放派”们觉得报告“思想解放得还不够”，“更谈不上什么‘过头’”q。他们不仅反感文艺为政治服务——“人民大会堂有几百幅画，有几幅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且对各种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变相说法更持有高度的警惕——“紧密配合当前重大政治任务这个口号，当时我们听得进，执行起来也很卖力，但效果却是不佳的。对于作家来说，是十分有害的”r。事实证明，第四次文代会的主题报告远不是这一敏感理论问题的盖棺定论，它的欲说还休与模棱两可，恰恰为文坛后来的分歧提供了思想认识上的空间。
二、如何估价“十七年”文学及期间发生的各种运动
在乍暖还寒的1970年代末，要对与其时发生诸多瓜葛的“十七年”文学及期间发生的各种文艺批判运动作出恰当的估价，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思想观念的嬗变与社会情绪的复杂，使“十七年”文学历史化的工作充满障碍。
事实上在文坛“拨乱反正”之初，围绕什么是“正”“十七年”文学是不是就是“正”等问题，文艺界已经有了广泛的争论。“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在经历了短暂的“回到‘十七年’”的憧憬后，开始对“十七年”是否真的“美好”逐渐产生了怀疑。“不久人们通过进一步反思觉察到：‘文革’之前的‘正’似乎也不是真正的‘正’。50年代批‘右派’的‘写真实’论，‘正’吗?批巴人的人性、人道主义和王淑明的人情味，‘正’吗?批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正’吗?稍后，人们更进一步提出批胡风‘正’不‘正’的问题。总之，过去一直以为是‘正’的那些东西，现在看起来并不那么‘正’了。”s这种对何为“正”的反思，直接影响着文艺界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和定位。人们逐渐从“凡是敌人否定的我们就肯定，凡是敌人肯定的我们就否定”的固定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开始意识到被“四人帮”否定的“十七年”文学，似乎与“四人帮”主导的“文革”文学存在某些一致性。
在文代会召开前的各类文艺和宣传工作会议上，对“十七年”文学的估计已经形成众说纷纭的局面。林默涵曾把这方面的不同意见归结为两种：一种认为“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工作中有许多错误，其中“左”的错误更为严重，但并没有形成一条“左”的文艺路线;另一种认为“十七年”不仅有“左”的错误，而且已经形成一条“左”傾文艺路线，认为“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是从“十七年”的“左”倾路线发展起来的，是“十七年”的“左”倾路线之“集大成”t。翻阅当时各类发言记录和会议报道稿，有两个基本印象：一是有关“十七年”文艺认识的根本分歧，在于它到底“有没有一条左的路线”;二是认为“四人帮”的文艺路线是“十七年”某些错误理论和实践的必然结果的人，在当时的文艺界其实大有市场。这种局面令周扬在起草报告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变得颇为谨慎，那份手写报告提纲中同样留下了他不少这方面的文字。周扬的判断是：“十七年并没有一条左的路线，有主席、总理在。但从我们领导思想的角度讲，有过左的错误，也有过右的错误，左的错误是更多的。”与之相关联的，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文艺思想斗争的认识是：“不能因为是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就认为一切都对，但首先要肯定它们的意义，不只是文艺上的，而且是整个思想政治上的。”u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周扬承认“十七年”文艺界存在“运动方式的行政化”与“理论的简单化、庸俗化”等缺点和错误，但作为当时文坛的一线掌门人，他显然不能接受“十七年”有一条“左”的路线的定性，也不想从根本上否定“十七年”文艺运动有其基本的存在价值。
可以想象，在文艺界悲屈情绪集中释放和思想解放社会潮流汹涌而来的1970年代末，体现有周扬如此观点的报告其实是充满“不讨好”的风险的。起草小组副组长陈荒煤就敏锐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先后多次致信林默涵与周扬，指出报告在这一问题上“讲得太轻”，“缺点错误、教训说得不够”，对“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两类矛盾”有“难以避免”的推诿之嫌，建议周扬在“谈到过去批判运动的时候，无论如何，对其危害还是要多说几句。因为打击面确是太大了，伤了不少人。无论语气、措辞都要注意。不要给人感觉是回避，不敢承认错误”，同时他提请周扬，“对这些运动不能估价太高”v。
在广泛征求修改意见的过程中，报告也不出所料地遭到不少地方文艺界对这方面措辞的批评。辽宁省文联认为，报告在总结过去文艺战线理论与是非方面“不够鲜明”，“使人感到羞羞答答，战斗力不强”，提出“对很多主要问题应该公诸于众，不应掩盖矛盾”w。上海文艺界对报告有关“十七年”文艺工作的评价则有更多不满：
多数同志认为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卅年来的经验教训很不够，思想不够解放，该肯定的不敢肯定，该否定的不否定，吞吞吐吐。特别是对十七年文艺工作评价，错误，缺点，都不敢敞开来谈，十七年究竟有无左的错误?程度如何?语焉不详。文艺界历次思想批判和政治运动，有的人讲了，但不能自圆其说;有的根本没有触及(如所谓丁陈反党集团问题，所谓“黑八论”的问题)。……
十七年文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特别是对“左”倾思潮的干扰与影响，讲得不够明确，不够透彻;这关系到今后如何正确地吸取这段历史经验的大问题。……
十七年中历次政治运动的必要性阐述得太笼统，没有说服力。如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是必要的，反胡风反革命小集团应如何评价?反右是必要的，对刘宾雁、王蒙等一大批人的作品如何评价?又如批电影《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作为政治运动来搞，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报告中说批了胡风，才能够提出双百方针，这样提法不科学。x
那些颇为“解放”的思想，尤其是来自地方文艺界的大胆建言，当然多多少少会影响报告在这方面的措辞。如李何林就曾致信胡风与梅志，向他们透露了9月份印制的大会报告对“胡风问题”有了新的提法：“周扬在文联大会上的《报告》，前次9月印的稿上说‘对胡风的批判’，不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给你摘去了‘反革命’的帽子……这次《报告》改为‘对胡风政治和文艺观点的批判’，只提批判你这两方面的‘观点’，是观点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的‘报告’还要大加修改，到在报上发表时再看吧。”y但同样确认的是，要让报告实现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认可“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之间存在某种必然逻辑，则又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其实关涉到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局部否定还是全局否定党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领导。如果承认“十七年”与“文革”一样存在一条“左”的文艺路线，也就相当于承认三十年来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中的全局性失策，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有接受难度的。所以，即便争论再激烈，报告在这一问题上最终必须统一于某个基调，而这一基调无疑就是邓小平在《祝词》中的那句话——“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z。
基于这样一种定位，报告中对“十七年”文艺问题的描述最终形成三段论式的格局。首先是整体上的肯定，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基本上执行了党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文艺路线，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主流是正确的、健康的”。其次是承认“确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同时指出这些缺点和错误只是“倾向”而不是“性质”。最后是否定这种倾向与“四人帮”极“左”路线之间存在一致性，明确“十七年”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和林彪、‘左四人帮’为了阴谋篡党夺权所肆意推行的极“左”路线，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有关“十七年”期间的文艺批判运动，报告也有了区别对待。对电影《武训传》 《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主观唯心论”以及胡风政治和文艺观点等的批判，报告依旧把它们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来看待，并认为这些斗争“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对批判运动“大张旗鼓地展开”的方式作了自我批评，指出这些运动也“产生了某些严重的消极后果”。然而对于打击面颇大的文艺界反右运动，报告虽作了专门检讨，承认严重“混淆了两类矛盾”，并“使很多同志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但对代表更为关注的反右运动的性质、必要性等问题，报告并没有作出正面的回答@7。
可想而知，这样的表述在多有“历史伤痕”的代表那里，必然会引发“不痛不痒、回避问题”或者说“四平八稳、两方面摆摆平”的议论。事实上，对报告这方面的诟病与批评，构成了文代会一道抢眼的风景。艾青在会上直言：“周扬同志的报告初稿，我在上面写了几句话：思想不纯，文风不正。不敢大胆肯定应该肯定的，不敢大胆否定应该否定的。遮遮掩掩，欲盖弥彰。”@8对报告“30年来，除了‘四人帮’横行的10年里算是冬天，其余都是春天”的说法，萧军表示强烈反感，宣称“在周扬同志等人来说是春天，在我来说就是冬天”，并尖锐批评周扬的报告“说话不着边际”，谈问题时“使人抓不住他的中心思想”，谈教训时“羞羞答答，忸忸怩怩，遮遮掩掩，水过地皮湿，重点不突出”@9。会上甚至还有代表当面戏谑地问周扬：“你说是成绩是主要的，那毛主席1964年的批示，说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那么毛主席说的和你的估计，不是矛盾的?”#0
也许周扬预想到报告有关“十七年”文艺的描述会招致争议，但他恐怕没有想到代表们的意见是如此尖锐与集中。在11月11日的作协座谈会上，虽然周扬对代表们提出的意见表示了足够的理解，但要在这一问题上突破三段论式的描述格局，则是几无可能的。事实上，报告在大会上选读后到正式公开发表前的这段时间里，大会秘书处曾有意收集了代表们这方面的意见，并拟对报告有关“十七年”一些重要的批判运动作出顺应讨论形势的修改——“我代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主席团，在这里郑重宣布：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同志所谓的‘反党集团’的决定，1957年关于江丰等同志的所谓‘反党集团’的决定，1964年开始的对大连会议、广州会议的批判，以及文化大革命前夕文艺界整风中对夏衍等许多同志的批判，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并向所有受到伤害的同志表示歉意”#1;然而，鉴于这样的改动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对毛泽东亲自发起的《武训传》批判和《红楼梦研究》批判的评价，也必然触及当时仍未公开定性的“胡风集团”问题，导致周扬终未采纳冯牧补充的这段话，而决定保持原来报告比较笼统的说法。
三、如何评价“文革”结束三年来的文艺创作
特殊的语境引发了1970年代末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揭示“四人帮”罪行的作品，它们因大胆触及了人们真实而普遍的生活经验及内心情绪，马上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好评，但同时也因其对旧有创作禁区的明显突破，使这些作品从一开始就遭致了部分读者和文艺界保守人士的反感与抵制。从《人民文学》 《诗刊》和《文艺报》三刊联合编委会上的“丝毫不反对发表”与“消极的东西很多”，到“1977—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会”上的“写得不错”与“被吹得太过了”;从文学理论座谈会上的“能鼓舞我们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与“对青年没有好处”，到《文艺报》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讨论会上的“现实性較强的好作品”与“散播对社会主义不满情绪的丑恶的东西”;从席卷整个文坛的文艺应“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争议，直至惊动中央权力高层的“歌德与缺德”风波……有关“文革”结束以来的文学创作，不仅已俨然成为其时文艺界“会议上和私下里议论之声不绝于耳”的一个热点话题，而且内部意见呈现出严重分歧的局面。这种状况一直贯穿于第四次文代会的整个筹备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周扬、陈荒煤、夏衍等文艺界核心领导，从一开始就力挺所谓的“伤痕文学”与“暴露文学”，不仅对其“战斗力”大加赞赏，而且努力为其寻求社会主义合法性，他们也因此通常被视为新时期文坛“惜春派”或曰“思想解放派”。他们对“文革”结束三年来的文艺创作最初的系统性思考，可以说就体现在周扬的那份手写稿报告提纲中，里面有这样一段“对当前文艺形势的估计”的文字：
文艺工作的新气象。还不能说是文艺复兴，但预示了这种复兴。不但突破了“四人帮”，也突破了17年。应当充分地加以肯定。第一肯定，第二引导。
主要不是混乱，而是活跃。伤痕文学不等于感伤文学。
不是彷徨的一代，而是思考的一代，战斗的一代。
现在的问题(是)领导落后于形势，理论落后于创作。
要解决一些理论问题，政策问题。
政策问题，首要的、最重要的(是)“二百”。其次，还有电影、戏剧、文学出版、农村文化工作等项政策。
关于写历史题材，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美化就行，怎样才算不美化?当代人要不要反映当代生活，回答当代问题?现代题材难写，关键是政策不好掌握。
不考虑艺术上如何创新，只考虑政治上如何保险。
所谓写“向前看”的题材，滥用“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政治口号于文艺，乱分什么“向前看”和“向后看”文艺，不一定都是诉苦，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2
这段简单却提纲挈领的文字，包含有“惜春派”评价“文革”结束三年来文学创作的丰富信息：为“伤痕文学”正名，反对用当时带有贬义色彩的“伤痕文学”“感伤文学”等称谓来定义这类文学;将这些创作与“文艺复兴”联系起来而加以肯定;这种貌似“混乱”实则“活跃”的创作具有两个“突破”性的划时代意义——“突破了‘四人帮’，也突破了17年”;创作者不是“向后看”的“迷惘”一代，而是“思考”和“战斗”的一代;对这种创作看法上的混乱源于“领导落后于形势”和“理论落后于创作”;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澄清“理论”和“政策”，而政策问题最重要的是坚持“二百”，其次是制定各艺术领域的具体政策;文艺界“向前看”的说辞是对政治口号“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滥用，所谓的“向后看”其实是“总结经验教训”;等等。从中可知，“惜春派”们对三年来的文艺创作不仅明确肯定，而且评价甚高。
然而周扬们的这种观点，在以林默涵、刘白羽等为代表的另一些文艺界核心领导人那里却不为接受。似乎受过去文艺思维的影响更多一些，林默涵、刘白羽等同志对迥异于“十七年”和“文革”的新时期文学创作并不十分适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担忧与抵制情绪，他们也由此一度被视为在这一问题上的“保守派”或曰“偏左派”。他们认为“文革”结束以来文艺战线上“有右的苗头”，呼吁文艺界领导同志“应该看到这一点，要心中有数”#3。林默涵虽对“文革”后第一年的文学创作持肯定态度，却不能接受第二年以来伤痕文学的大量涌现及其好评如潮。他认为伤痕文学是一种像“腐蚀剂”一样的“感伤主义”，会使青年人“消沉下去”，会产生“不好的社会效果”。或许更多地受到了“革命浪漫主义”“写光明面”等文学观念的影响，林默涵等同志更倾向于以社会效应、政治影响等为标准来衡量文学的价值与合法性，而相对忽视它们之于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意义。因此在一些“惜春派”眼里，这是“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那个顾问当年推行的极‘左’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4的表现。
思想解放的社会语境，自然使“惜春派”在这一问题的看法获得了文艺界更多人的支持。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年那场关于“文革”结束三年来文学创作的论争，其意义空间又岂止于文艺界，它其实还关涉“文革”结束后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状况与经验总结的问题，关涉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会不会被动摇的问题。这些无疑是当时中国社会各界都在思考和探讨的热点问题。因此，“文革”结束三年来的文艺创作可以被肯定与推崇，但必须有一限度，必须纳入到1979年政治高层反复重申的“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中。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当时文艺界和政府的多数领导人员中，对伤痕文学究竟要“伤痕”到何种程度，才是四项基本原则底线上的思想解放而不是动摇社会主义制度之力量，他们似乎也难以拿捏。这种犹疑集中体现在文代会后不久，中央高层针对日趋“涣散”的文艺创作局势所作出的一系列讲话与决议之中。如胡耀邦在1980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文艺战线要“适应当前面临的情况，不能把重点放在揭露阴暗和丑恶的东西上”，要“在承认主流是好的前提下”，“把文艺引导到对全党全国的神圣使命起更积极的作用上来”#5;1981年1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和十年动乱的揭露性作品，几年来已经发表不少，这些作品总的说来是有益的……但发表过多，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周扬在1981年2月的文艺部门党员领导骨干会议上说，第四次文代会以来的文艺工作“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和一些偏差，在创作上单纯地不适当地揭露社会阴暗面”#6。这种极具“回撤性”的表态，恰恰是中央在当时并未打算不计底线地接纳伤痕文学的具体注脚。
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深层背景，这个看似容易说清楚的问题，在报告中实际上依然很难措辞。当时的社会情势决定了报告必须对这种创作作出肯定，但如何肯定才能使广大文艺工作者不至于无所顾忌地去描写曾经的“伤痕”，这确实是个难题。身居要位的周扬当然要顾全大局，因此他自然寻求一种“四平八稳”而不是“冒进”的表述。但可以预想的是，那个时候在这一问题上的“四平八稳”，则几乎就是“保守”的代名词。果然，在报告起草与修改的过程中，广大文艺人士普遍反映报告对当前文艺创作的评价“不痛不痒”，“不过瘾”，对成绩“严重估计不足”，强烈呼吁报告对这种创作的意义“肯定得更热情些”，“更强调一些，说得更充分一些”。郑伯农提议要把三年的创作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开端”来估计，报告不能“叙述多于论述”，要“有一些高度概括历史的论述”。徐非光指出三年文艺创作的定位一定要足够高，因为它“不仅是‘四人帮’统治十年所不敢设想的，而且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所没有出现过的”。张庚呼吁报告要热情鼓励当前这种“敢于面对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认为这“是对于那些掩耳盗铃的自封‘歌德派’的答复”#7。
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呼声，使得大会必须态度鲜明地对三年来的文艺创作作出肯定，于是邓小平在《祝词》中的那句“回顾三年来的工作，我认为，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也就孕育而生。基于这样一种定位，报告在这一问题上最终形成了“高调的成绩肯定”与“温和的底线提醒”的表述模式：
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冲破了开国后十七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这些作品是当前我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潮流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和推动着这个潮流的发展。……这些作品反映了林彪、“四人帮”给人民生活上和心灵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暴露了他们的滔天罪恶。决不能随便地指责它们是什么“伤痕文学”“暴露文学”。人民的伤痕和制造这种伤痕的反革命帮派体系都是客观存在，我们的作家怎么可以掩盖和粉饰呢?作家们怎么能在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面前闭上眼睛呢?……我们需要文艺的力量来帮助人民对过去的惨痛经历加深认识，愈合伤痕，吸取经驗，使这类悲剧不致重演。……
它们的作者多数是新兵，往往不够成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些新的作者是在思考，在战斗，在前进。他们代表我国文学的年青一代。他们处于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他们的前程是无限的。我们要满腔热情地欢迎他们，鼓励他们，正确地引导他们。我们的文艺应当使人民团结，而不是使人民涣散;应当使人民奋发向上，而不是使人民灰心丧气，应当使人民胸襟开阔，而不是使人民目光短浅。一切腐蚀人们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品都应当受到抵制和批评。#8
这样的修改当然令广大代表在这一问题上大有满足感。各类大会小会的讨论过程中，除了部分代表对报告中未提及《哥德巴赫猜想》等好作品有一些意见外，对报告关于三年来文艺作品的评价普遍感到“令人满意”#9。大会组织处在这方面也未收集到多少其他意见。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问题上，当时广大文艺工作者无疑更多受到了“很有成绩”的鼓舞，而很难细微地体会到国家意识形态在肯定成绩背后对伤痕文学可能过于“泛化”的隐隐担忧。也就是说，在理解三年来文艺创作的问题上，其实官方和民间是存在差异的。民间认为邓小平的讲话等于宣布了“暴露文学”已全面合法，已被国家认可与接受;但官方却并不认为“很有成绩”就是完全正确，他们也不可能全盘接受这种“暴露”式的写作。这种理解上的龃龉，甚至也发生在国家高层领导人之间。事实上，随后民间与官方之间以及官方高层内部之间在“苦恋风波”“反自由化”“清污运动”等事件中产生的分歧，都与当时如何理解“文革”结束三年来的文艺创作存在丰富的关联。
【注释】
a大会筹备组先后成立过两个报告起草小组，一个是林默涵为组长，张光年、吕骥、蔡若虹、赵寻、袁文殊、曾克、胡青坡等为成员的小组;另一个是周扬为组长，另加“三个‘将’(陈荒煤、冯牧、林默涵)和五个‘兵’”的小组。不仅文化界、理论界和宣传部门的几百余人参与了报告的讨论与修改，而且胡耀邦、邓颖超、胡乔木、邓力群等一批国家领导人对报告也多次提出修改意见。同时，整个报告被提升为“中央文件”的高度来“仿照制定”，而中央政治局更是在10月29日上午专门召开会议审议周扬起草的主题报告。参见黎之：《文坛风云续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页;刘再复：《师友纪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0页;荣天屿：《新时期文艺振兴的里程碑——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炎黄春秋》1999年第4期等。
b李业：《总结经验，把文艺理论批评工作搞上去——记文学理论批评座谈会》，《文艺报》1979年第4期。
c傅惠：《有关文艺与政治问题的几种意见》，《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d周扬手写版主题报告提纲，参见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212页。需要说明的是，学者朱寨并不认为徐庆全披露的这份手写稿是周扬文代会报告的提纲，指出手写稿“思考的范围和内容远比报告广泛深入，但尚未形成系统”，它只不过是周扬给报告起草小组开务虚会议前准备的“临时备忘录”。但朱寨并不否认这份手写稿体现有当时周扬个人丰富的文艺思想，所以也认可其“价值所在和可贵之处”。朱寨：《记忆依然炽热，师恩友情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41页。
e郑伯农：《青史凭谁定是非——关于第四次文代会的一段“内幕》，《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1期。
fx 徐庆全：《上海市委宣传部对四次文代会报告修正稿意见书跋》，《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
ghiuw#2#7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第259-260页，第217-224页，第208页，第270-272页，第209页，第215-230页。
jp#6刘锡诚：《文坛旧事》，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第25页，第31页。
k黎之：《文坛风云续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页。
l 叶永烈：《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8-249页。
mn#5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8-350页，第349页，第484-485页。
o@7#8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37页，第22-34页，第30-32页。
q魏巍：《解放思想，团结向前》，《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页。
r夏衍：《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第5页。
s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
t#3林默涵：《林默涵劫后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110页，第110页。
v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268页。
y李何林：《李何林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z 《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第1-2页。
@8#9屠岸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生正逢时：屠岸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61页，第150页。
@9 张毓茂：《萧军传》，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309页。
#0骆文：《骆文文集》(第5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95-96页。
#1罗银胜：《周扬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页。
#4陳荒煤：《关于总结三十年文艺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作者：斯炎伟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七次党代会报告;改革开放;理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摘要]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中共十三大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概括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共十四大报告的主导思想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五大报告的鲜明特色是一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一方面谋划跨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布局;中共十六大报告系统阐述和高度评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中共十七大报告系统阐述科学发展观，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新要求新任务;中共十八大报告高度评价科学发展观，全面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提出和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与任务。
[
自中共十二大至十八大，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已经召开过七次党代会。每次党代会报告都是国内外媒体和社会高度关注的对象，因为它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风向标，是执政党每隔五年一次的政治宣言。党代会报告涉及方方面面，我们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给予全方位的分析，只能设定有限的目标，即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战略布局的核心内容、具有重要理论性的内容、一度引起热议且具战略意义的论断进行检视。
一
中共十二大报告的主旨正如其标题所言，“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历史性伟大转折，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执政党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换言之，历史转折至此已经基本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已被彻底否定，集中精力于生产力发展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党员干部和民众的共识。由旧路而新路的转轨已经完成，接下来的任务是确定新的战略目标并进行布局。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这次代表大会的使命，就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中共十三大报告评价说：“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和发展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这个新纲领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共十二大报告的理论亮点之一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富有时代特点的宏观回顾和总结，那就是对“三次历史性”转变的概括，第一次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第二次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第三次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由“文化大革命”向现代化建设的转变。这一概括体现着新时代的要求和认识特点，重在从指导思想转变角度看中共党史，从而为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有历史纵深的合法性论证。
中共十二大报告的另一个理论亮点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阐述，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这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是没有的，属于理论创新观点。实际上，早在197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叶剑英的讲话就提出了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此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又多次提出和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在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个要点时，其中之一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是在上述理论准备的基础上，中共十二大报告对精神文明的内涵、主要建设方针和举措进行了系统阐述。此后，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和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又先后通过了两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由此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
中共十二大报告最为时人热议的内容是关于从1981年算起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经济发展目标。“翻两番”、达到“小康”是邓小平在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并在一度封闭的国门打开后放眼看世界特别是亲身访日、访美后进行国际比较基础上提出的奋斗目标。1964年底1965年初，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曾经宣布中国要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在世界前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对世界和时代发展不断深入的了解，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意识到这个目标难以实现。一方面不能失信于民，另一方面又要鼓舞人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了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即到20世纪结束之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左右。是年12月，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重申了这一目标，并使用了“小康”一词。而中国当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200多美元，1000美元的目标意味着要在现有基础上大约“翻两番”。经过70年代末以来的酝酿，再经过党代会报告的郑重宣示，“翻两番”、“实现小康”成为此后20年中国最深入人心的口号和奋斗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中共十二大留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遗产。
二
中共十三大报告的题目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自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成为历次党代会报告题目中必有的用语。当然，早在中共十二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到全党和全民与日俱增的认同，成为每次党代会报告贯穿始终的主题。
中共十三大以改革的大会著称。会议召开前，邓小平便指出：“十三大实际上应该叫做改革、开放的大会，要加快改革步伐，深化改革。”“十三大要作的报告将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和开放的重要性、必要性。这是十三大的主题。”中共十三大报告也讲“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综观十三大报告，确实是每个部分字里行间均体现着改革的要求。无论是历史回顾、成就总结，还是国情判断、理论阐述，无论是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还是党的建设，改革进取精神贯穿始终。据我们统计，报告中使用“改革”一词]75次，“开放”一词55次，“改革开放”(包括“改革和开放”、“改革、开放”)37次。
中共十三大报告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概括和阐释，其基本界定一直延续至今。中共十四大报告这样评价十三大：“这次大会的主要历史功绩，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共十三大报告引人瞩目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关于“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它在中共十二大报告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兼顾到中长期追求，更为完整也更鼓舞人心。
中共十三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是国内外舆论热议的话题。自1980年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任务后，中国在建立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解决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方面已经迈出步伐。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必须进行相应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现。十三大召开前，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讨论和制定中。邓小平曾谈到，十三大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二，使我们领导层更年轻化一些。中共十三大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目标追求和主要举措进行了全面阐述，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尽管邓小平也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问题很多，比经济体制改革复杂得多，难度也大得多。每一个措施都牵动成百万成千万人，所以每一个措施都要慎重、稳妥”。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党政分开遇到的问题比预料的更为复杂。经历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采取了更为慎重稳进的方针和策略，并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政企分开与政事分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已有基本政治制度完善与基层民主制度等方面取得显著进步。
中共十三大报告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阐释，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上前进了一大步。中共十二大报告讲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放弃了这一提法，标志着改革思路的一次重大突破。“决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突出贡献，就是强调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统一，突破将二者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中共十三大报告在此基础上又迈进了一大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市场与计划的多少;而在于所有制基础的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与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而且，中共十三大报告所言的计划主要是指导性计划，报告指出：“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一指导思想与报告中关于“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等内容结合起来看，实际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已经呼之欲出。
邓小平对中共十三大报告的评价是：“我认为这个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报告，解答了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能够持久地延续下去。”
三
中共十四大报告的主导思想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据我们统计，在报告中“加快”一词共出现33次，“加快……发展/培育/改革/转变/建设/步伐/改革开放”这一类的句式共使用25次。十四大报告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快发展。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困难。所以，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这里有一个背景，1989年的中国经济进入治理整顿阶段，发展速度放缓。翌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提醒道：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强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中共十四大报告充分贯彻了上述指导思想。
中共十四大报告的一大贡献是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内在统一的。在当年，改革发展的最重要内容就是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体制将会极大地促进发展。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十四大报告在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这一中心环节上，在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问题上，在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问题上，在加快第三产业发展问题上，均有新的战略性思考和举措。
中共十四大报告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系统概括和高度评价。中共十三大报告曾就此进行过简略总结，但远未展开。中共十四大报告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等九个方面对邓小平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梳理，并指出该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
中共十五大报告评价说：“党的十四大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一评价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结论。
四
中共十五大报告的题目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一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一方面谋划跨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布局，是中共十五大报告的鲜明特色，也是贯彻始终的主题。
邓小平于1997年2月逝世，其身后的中国未来走向如何成为国内外关切的话题。是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其历史重任之一就是向世人宣布：中国将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世纪。中共十五大报告开篇即亮明，这次大会“是在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的一次大会。报告突出强调：“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
中共十五大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是命名邓小平理论，并对其历史地位、理论特征、核心思想、精神实质、时代意义进行阐释。由于中共十四大报告已经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过系统概括，所以十五大报告重在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称之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中共十五大报告的另一大理论贡献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阐释，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其基本界定一直沿用至今。
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是中共十五大肩负的重要历史任务，为此，十五大报告提出：“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报告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阐释构成理论创新的重要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从此摘掉了自十二大报告以来总要戴的“从属”、“补充”的帽子，获得“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民待遇”。报告还进一步提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些理论阐述，一方面是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以来的经验基础上作出的;另一方面针对性很强，即进一步打破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僵化观念，澄清模糊认识，鼓励大胆探索、实验。
中共十五大报告中还有一些内容较鲜明地反映了中共中央的新思考、新战略，因而引起广泛关注。其一，关于21世纪的阶段性奋斗目标：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十五大是在20世纪行将谢幕之际召开的，而20世纪的结束对于中国人来讲则意味着总体上达到小康状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更给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执政党有足够的理由和依据相信在世纪之交实现“翻两番”的预定目标。旧有的规划即将实现，新的规划就需要及时出台，以鼓舞人心。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的新世纪三个阶段性目标，在后来的党代会报告中被不断重申，其内涵亦不断得到充实和更新。
其二，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回顾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在法治问题上的思想演进十分清晰，先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认为执政没有宪法和几部重要法律不行，但国家治理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接着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过来人痛感人治之不可取，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反复强调要建立健全法制。最后是中共十五大明确揭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对于政府依法行政和公民法制意识的增强所起到巨大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其三，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在“抓好大的”同时，“放活小的”，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等等。国有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而其改革始终难以深入。到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后，国有企业普遍陷入经营困境。而解决之道只有靠改革。所以，十五大报告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全党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要坚定信心，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事实上，国有企业真正伤筋动骨的改革确是在十五大后，“抓大放小”、“股份制改造”、“下岗分流”一度成为指称国企改革的流行语汇，由此也可以看出改革之不同以往的力度和深度。
总之，“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这是十六大报告对十五大主要贡献的总结。
五
中共十六大报告贯穿始终的红线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报告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阐释。由于2001年“七一”讲话已经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和如何做到始终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所以，中共十六大报告侧重于梳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涵和如何贯彻落实。报告对“十三年的基本经验”十个方面的总结，包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实际上可以视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内容的梳理。江泽民曾经批示：“总结十三年的基本经验很重要，其实也就是总结我们贯彻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实践。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进行归纳。基本经验总结好了，是十六大报告的一大特色。”报告关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四个必须”——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实际上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内容的进一步强调和展开。
中共十六大召开之际，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001年人均GDP超过800美元，2003年超过1000美元)。当然，用十六大报告的语言讲，这样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而需要在21世纪头20年，抓住机遇，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包括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到二0二0年力争比二000年翻两番”。正因为如此，十六大以首次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而载人史册。
需要指出的是，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共十六大报告对各项工作与任务的阐述和部署，鲜明地体现出改革创新的精神追求。据我们统计“改革”一词共出现102次，“创新”一词出现33次。2002年2月，江泽民在关于十六大报告起草工作的批示中指出：“要突出改革，勇于推进各个方面的改革。体现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要求，这是最基本的。”这一要求在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例如，关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关于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关于加快城镇化进程，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关于所有制问题上的两个“毫不动摇”等，均蕴含诸多新思考。再如，关于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论述，标志着执政党在文化发展思路方面的重大调整。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制约，在很长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主要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政治功能。改革开放后，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功能的认识逐步扩展，单一的意识形态视角逐渐被突破。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和文化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所带来的敏感性、复杂性等因素的作用，文化领域在许多方面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思维、体制和做法上，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文化、办文化，把经营性文化产业混同于公益性文化事业，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十六大报告明确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二分的发展思路，其意义重大。因为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壮大文化实力与竞争力是当今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当代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中共十六大报告有关执政党建设的内容，也是较能体现理论创新的部分。报告关于执政党建设两大历史性课题的阐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关于四位一体的党建总布局思想一一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等，均反映了中共中央在党建问题上新的战略性思考。
在中共十六大报告起草过程中，江泽民便明确要求：“七一讲话已经提出的重要提法和观点，十六大报告要充分反映，如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对我们提出的挑战、两个先锋队的问题、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等问题。对干部群众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要有针对性地进行阐述。”这一要求在报告中得到全面落实，报告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的阐述，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分析，关于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做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的论述，关于把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的要求等，虽然基本上延续了2001年“七一”讲话的提法和精神，但在党代会报告中加以重申自然更显其郑重和意义。
六
中共十七大召开之际，中国即将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因而，中共十七大报告的亮点之一是对改革开放历史的回顾和高度评价，报告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等等。报告关于改革开放的评价，关于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各自对于改革开放的地位与作用的分析，关于作为改革开放经验总结的“十个结合”的阐述等，成为翌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总基调，也成为日后相关言说的基本依据或出发点。
此外，中共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作出了明晰的新解读。依据报告的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要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方针;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布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目标追求，共三个层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以往提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上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代名词。
中共十七大报告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对科学发展观的阐释。自2003年科学发展观提出后，随着实践的发展，其内容不断充实。在此基础上，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理论核心、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等作出了系统论述。中共十七大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在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基础上提出新要求，包括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关于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或翻两番的言说讲的都是总量，唯独十七大讲人均(当然，邓小平在提及小康社会时多数情况下也是讲人均)，这表明执政党领导经济建设的信心与日俱增。
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共十七大报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方面进行布局。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方面，报告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放在首位，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对创新驱动发展的高度重视。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g Cooper Ramo)撰写的闻名全球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中国是否能够成为另一种典范?》提出，锐意创新和试验，求新求变，是北京共识中的基本措辞，在中国的报刊文章、吃饭聊天和政策辩论中像祷告一样反复出现。“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第一个定理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与“旧物理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后沿技术(铜线)人手开始发展的主张不同，这个定理坚持认为尖端创新(光纤)必不可少。雷默教授的这一观察应该说是有洞察力的。实际上，中共十六大报告贯彻始终的精神甚至灵魂之一就是创新，这个词汇曾高频率地出现在报告中，而十七大报告更是使用了105次，并提出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中共十八大报告在重申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目标的同时，进一步阐述和部署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七大报告讲经济建设的第二项内容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一战略思想也广为人瞩目和言说。
中共十七大报告的一个特点，是在一些重要方面重申了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相关思想，如报告中关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论述，关于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总战略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论述，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论述。当然，重申中也有丰富和发展，有视角不同的言说和侧重。特别是在社会建设方面明确提炼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宗旨。在与改善民生息息相关的收入分配问题上，十七大报告显然比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并且标志着执政党在该方面指导思想的战略性变化。报告讲“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出于加快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十五大报告和十六大报告均关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基本指导思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越来越成为执政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共十七大报告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此后在中共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也不再提及。以十七大(及之前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为标志，执政党对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关注与日俱增。
中共十七大报告关于党的建设主线和五位一体的党建总布局思想构成另一大亮点，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这一概括既是回应时代和实践的要求，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七
中共十八大报告引人瞩目的理论阐述，首推对科学发展观的新评价、新定位。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等等，这些用语过去一般是用来评价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与这种高度评价联系在一起的是，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过去讲到科学发展观，总是冠以“贯彻落实”四字，似乎比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体一个层次。事实上，随着实践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不断充实、丰富，已经形成了理论结构比较完整的体系，并得到党员干部和民众的广泛认同。中共十八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新评价、新定位可以说是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与结果。
其次，中共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阐述亦是引人瞩目的理论亮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虽然，这一阐述在2011年的“七一”讲话中已经有了。但是，在党代会报告中进行阐述还是第一次。过去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言说道路和理论体系两个方面，自“七一”讲话始，加上了制度。二是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它第一次被系统阐述是在十三大报告中。十年之后，十五大报告又展开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又过了十年，十七大报告系统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进入新世纪后的阶段性特征。由此可见，初级阶段理论对于执政党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将之定位为建设总依据，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党代会报告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最初是物质文明(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和政治民主的三分，自十五大开始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布局，十七大报告增添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项，变为四位一体，十八大报告又加上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五位一体的总布局。需要说明的是，在十六大报告首次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时，资源与环境问题已经被作为一项内容单独提出来，到十七大报告就更为明确而展开了。但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布局的角度看，它们又是被放在经济建设部分里讲的，因为生态和经济发展的关联最直接。中共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建设布局的独立方面加以阐述，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构成了报告的重要亮点。
再次，中共十八大报告在阐述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的过程中，有许多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很强的内容，也有诸多新思考新提法。
就经济改革发展而言，无论是报告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等宏观判断，还是“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等微观言说，均是基于经济发展现实而总结出的结论和对策。
中共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把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作为单独一项内容提出来，构成一大理论亮点。作为与选举民主对应的协商民主，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早已经存在，其最重要的制度载体当然是政治协商会议。中共十三大报告曾经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其主要指向是普通民众，意在制度新建。中共十八大报告所讲的协商民主实际上包括了上述两个方面，但主旨是在已有协商民主制度基础上加以扩展和完善，即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中共十八大报告关于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构成另一理论亮点。2011年，在起草提交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过程中，一些人士便提出应该提炼、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由于众说纷纭，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全会闭幕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度成为社会尤其是理论界热议的话题。中共十八大报告概括的富强、民主、自由、平等、爱国、诚信等24字价值观，显然是充分吸收了有关讨论的思想成果，实际上为将来更为精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提供了框架、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十八大报告在该问题上迈进了一大步。
中共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建设的阐述，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二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报告对社会建设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其具体工作部署方面，而且体现在对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要求中。值得关注的是，报告在论述“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八个基本要求中，有三个与社会建设直接相关——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由此不难看出，社会建设在中共中央心目中的地位。
中共十八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字数最多的，而且有许多新思考新论断，如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建设海洋强国”;“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等，这些均引起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民众热议。
中共十八大报告关于执政党建设的阐述亦有新思考新提法，如将纯洁性同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一起放人执政党的建设主线中。虽然这三个字列宁、毛泽东都曾用过，中共十三大、十五大报告也使用过。但是，纯洁性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被高度重视并加以阐述主要是从2012年开始的。是年1月，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发表讲话，突出强调了在新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性问题。3月1日，主管组织与党建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又进一步阐述了该问题。重视纯洁性建设，显然是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巨型政党之现实出发的，表明了更重视党员质量的寻求。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不是像以往用“建设”，一字之差，寓意深远。它表明，一方面距离2020年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已经很近，另一方面也表明执政党对领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充满信心。
结语
首先，综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七次党代会报告，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是高扬的旗帜与核心指导思想。中共十二大报告虽未明确言说，但是报告中贯彻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精神，完全可以说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追求。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一旗帜或核心指导思想一定会继续成为党代会报告的灵魂。其次，每次党代会报告都会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新思想成果加以系统概括和评价，以指导新的实践。从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总结，到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阐述，莫不如此。再次，每次党代会报告都要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以及围绕这一目标而提出的阶段性任务或要求进行分析和阐述。如果说，从中共十二大报告到十五大报告，该方面的核心内容是实现小康社会或达到小康水平，那么从中共十六大开始则是全面建设或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每次党代会报告贯彻始终且全方位体现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布局和执政党建设中的精神实质。正是这种精神，使每次党代会报告无论在宏观理论创新，还是在具体改革发展思路上，都能作出符合时代和实践要求的阐述和部署。
作者：杨凤城
**村2010年妇代会工作计划
2010年我村妇代会工作将继续按照上级妇联工作要求，积极做好各项工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十七大会议精神，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以联系妇女、服务妇女、教育妇女、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为根本任务，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维权，以优化妇女儿童生存、发展环境为重点，进一步改革创新、扎实工作，引导妇女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中来，为我村各项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自身的贡献，现根据本村实际，特制定2010妇代会工作计划：
一、思想政治宣传工作
1、围绕乡风文明建设，开展以“除陋习、讲文明、树新风”为主题的家庭美德教育活动。
2、围绕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组织规模较大的宣传活动不少于2次。
3、利用多种形式宣传妇女典型，全年挖掘优秀妇女或优秀妇女典型5个以上。
4、“三·八”妇女节期间，举办系列纪念活动。
二、组织工作
1、强化和完善妇联组织培训。
2、加强组织建设和阵地建设。
三、妇女就业发展工作
1、大规模地组织妇女参加引导性培训和就业技能培训，培训人数不少于100人。
2、结合“惠民行动”开展贫困母亲扶贫助困活动，结对帮扶贫困母亲6名，并建立档案。
3、联合县劳动就业局等部门抓好“女性就业援助”活动。
4、广泛宣传农村致富女标兵、女能手，让其带动周围妇女共同致富。
四、维权工作
1、认真做好“平安家庭”的创建工作，使农村家庭创建率达30%。
2、建立健全信访工作制度，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认真、及时处理。
五、儿童工作
1、积极配合镇妇联开展“春蕾计划”贫困儿童登记工作，并建立资料库，切实帮助农村困难家庭子女完成学业。
2、积极的开展爱心妈妈与留守儿童结对帮扶活动。
3、认真做好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的普查工作，同时加强对留守流动儿童的管理、教育和社会化服务。
农村妇代会是妇女联合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和政府与农村妇女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职责
1、宣传贯彻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方针、政策，教育、引导农村妇女增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2、组织农村妇女参加“双学双比”“五好文明家庭”和拥军优属活动，提高农村妇女文化科技水平，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
3、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反映妇女的意见、建议和要求，代表妇女参与村务决策，发挥民主参与、管理、监督作用，推进男女平等。
4、宣传、普及妇女、儿童法律法规知识，抵制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习，配合有关部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嫖娼、卖淫、吸毒等社会丑恶行为，推进依法治村。
5、普及科普知识，环境保护知识，妇幼卫生保健知识，宣传优生、优育、优教，倡导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6、做好“双推优”工作，因地制宜建立妇女儿童活动阵地，创办经费基地，提供市场信息和农业技术服务。
7、建立和完善学习培训、工作会议、代表联系户、检查考核、评比表彰等工作制度。
XX村委上一届妇代会工作报告
各位领导、各位代表、姐妹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受XX村委妇代会的委托，向大家作上一届妇代会工作汇报。 在镇妇联正确领导下，在党支部、村委的大力支持下，上一届妇代会领导班子任期的这三年中，树立自信，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勇于探索，努力做好基层妇女工作，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工作任务。今天，我们迎来了妇联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广大妇女姐妹的一件大事——三年一届的妇代会换届选举工作。
在过去的三年中，XX村委妇女联合会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服务于村、镇工作大局，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富有创造性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为我村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具体工作总结如下：
一、争取村委领导高度重视，正确领导，为妇女工作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只有紧紧依靠村委领导把妇女工作放到工作的大局中去思考、去认识、去把握、去部署，才能找准工作定位，发挥好妇代会组织联系妇女工作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正确引导妇女在社会发展进步的大局中谋求自身的发展与进步。村委坚持把妇女工作发展纳入经济发展总体规划，把妇女事业摆在重要议事日程，每季度定期听取妇代会工作汇报并开展活动，研究解决妇女发展中的问题。让妇女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并将妇代会工作纳入党建工作中。
二、以组织活动为载体，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建设。
以“四自”教育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实施“女性素质工程”。进一步弘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通过宣传媒体及时宣传报道“四自”教育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引导妇女树立自主意识和发展意识，强化学习意识，积极引导广大妇女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使学习成为广大妇女的发展需求和自觉行动，使妇女的综合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
三、提高自身素质维护妇女权益
为了引导广大妇女不断适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塑造新时代女性的新形象，我们认真学习业务知识，刻苦钻研日常事务，在平时的工作中不断地摸索，提高了工作协调能力。妇代会还利用阵地组织宣传，经常地组织妇女骨干认真学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广大妇女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利用黑板报、宣传橱窗、知识竞赛、VCD录像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
四、关爱社会上的老年群体
为了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在领导的重视下带领妇代会积极参与关爱老年人队伍，村委配有：老年俱乐部活动室、农家书屋、健身器材室，还建有健身广场。让老年人有富裕的生活、健康的身体、愉快的精神状态。以上场所配有专职人员每天都准时开放并提供茶水卫生服务等。
村委每年为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在重阳节发放节日慰问品，并为有困难的老人进行生活等方面的帮助，在全村形成一种尊老、敬老的温馨氛围。
五、关心下一代青年儿童活动出成效
村委每年带领妇代会成员年底为独生子女贫困户发放特困金，并经常上门慰问。在暑期组织学生到我村委的“未成年人阳光驿站”参加各种活动。如去年组织优秀学生参加了“爱我家乡演讲比赛”，并设立
一、
二、三等奖和参与奖。教育青年儿童爱国、爱社会、爱家人，并要讲文明、懂礼貌、尊敬老人、多献爱心，各种活动丰富了学生的暑期生活。
六、利用远程教育资源，提高我村妇女经济致富的能力
我村开通了远程教育，使广大妇女同胞从此有了新的认识，能够不断地学习相关的种植养殖技术和先进经验。通过学习，我村呈现出一派家庭和睦，经济繁荣的景象。
回顾过去，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我们将不断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努力学习，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妇联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切实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到村委会工作的全过程，进一步解决反映强烈、关系妇女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努力维护妇女的具体利益，保障妇女权益，推进村委工作的发展和进步。谢谢大家!
2011年我们X村妇代会要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村的中心工作，按照镇妇联提出各项目标和要求，进一步突出创新，创业和谐共建，动员全村妇女发挥优势，争先创优，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带领全村妇女投身到活动中来。组织妇女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树立妇女良好的形象为富洋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的进步，推动妇女工作的新发展而努力。今年我们将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强妇女宣传员队伍
定期组织宣传员学习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精，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创造有利条件，发挥妇女组织的优势。认真组织妇女宣传员学习“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妇女宣传员队伍素质，从而确保村的妇女工作。
二、做好妇代会的日常工作
1、加强宣传阵地建设。我们将利用黑板报、橱窗，宣传一些妇女的避孕、节育、政策法规知识，使妇女能及时了解，有利妇女工作的正常开展。
2、认真做好创建学习型家庭。结合巩固市级文明村的要求，加大创建力度，营造学习氛围，使村的大多数家庭参加到学习中来，创造文明程度，提高村风、民风高尚化。
3、认真组织好“三八”节活动，组织妇女召开座谈会，并分发一些妇女节日慰问品。组织好“六一”儿童以及“九九”重阳节，推动妇女，儿童，老年人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
4、积极做好五好文明家庭户的评比工作，继续开展“双学双比”工作，加大宣传力度，使村风、民风有大大的改观。
5、切实做好困难妇女妇科病的普查工作，在每个节日之前对困难妇女慰问好，使困难妇女得到党的温暖。
6、做好妇女的来信来访工作，依法保护好妇女的合法权益;
7、积极做好妇女的双推荐工作，配合村党总支，做好优秀干部的发展推荐，促进女性成才。
以是我村妇代会的工作计划，在下半年里，我们决心扎扎实实做好村的妇代会工作，抓住机遇，开拓创新，把我村妇代会工作搞得更加出色。
X村妇代会
一年来，我村妇代会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在乡妇联的具体指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开展妇联工作，发挥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引领广大妇女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提高了农村妇女的科技素质和致富本领。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团结带领全村妇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回顾一年的工作，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造培训教育平台，提高妇女综合素质今年来，我村从技能、法律知识、文明等方面继续加强对村妇女的培训教育，妇女的综合素质进一步提高。借助“双学双比”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和集体收看专家讲座对妇女进行相关技能方面的培训，促进农村妇女参与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富余妇女劳动力的有序转移;通过“五五”普法，发放法制宣传资料，提高我村妇女的法律素养，加强妇女的法制意识，懂得用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全法权益;通过“平安家庭”创建，使文明礼仪，和谐社会的观念深入人心。
二、借“平安家庭”创建活动，营造和谐家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家庭的稳定。我村在今年的平安家庭创建活动中，不断拓宽创建活动领域，一是主要针对妇女积极开展“十佳母亲”的评选
活动，广大妇女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尊老爱幼、勤劳致富、无私奉献的先进妇女典型,我村的王美如有幸获得“十佳母亲”的称号。二是深入开展学习型家庭、平安家庭等“十佳平安家庭”的创建评选活动，用先进文化提升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今年我村共评选出了沈炳荣和高少庆两户“十佳平安家庭”。通过宣传十佳平安家庭事迹活动，弘扬美德，倡扬新风，倡导文明、健康、科学向上的生活方式，提高家庭成员的综合素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加大普法宣传和依法维权的力度，以“五五”普法活动为契机，掀起学习贯彻《妇女法》等相关法律的高潮，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先进的社会性别意识，完善妇女维权网络的作用，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使妇女能以理性合法的形式反映诉求和意愿，自觉维护社会稳定。
四、开展扶贫送温暖活动，关心老年人生活
我村妇代会利用节假日广泛开展扶贫送温暖活动。今年“六一”期间，村妇代会组织开展关爱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行动，重阳节期间，在村委的主持下，村妇代会召开了村老年人座谈会，并给村每位老年人发放了慰问金，村委、村妇代
会关心老年人生活，使我村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五、加强妇代会的自身建设，提高妇女工作水平村妇代会在做好村妇女工作的同时，也不忘时刻加强自身的职业素养，提高工作水平。在自身提高方面，我村妇代会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切实加强妇女组织建设，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广泛征求妇女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2、切实加强妇女组织思想建设，举办了妇女组长和妇代会人员参加的各种培训班，提高妇女干部的素养和工作水平。
3、切实加强妇女组织作风建设，深入实施“知情”活动，关心妇女群众的生活，帮助贫困妇女解决实际困难，“三八节”召开妇女座谈会，并发放纪念品，同时还为广大妇女免费开展妇女病普查，提高广大妇女的生活质量。
经过一年工作的总结，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上级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继续发扬成绩，努力实践，多开展一些受妇女群众欢迎的影响大、效益好的系列活动，为我村的妇女事业发展而努力奋斗
二00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2007年我村妇代会在党的十七大和市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在上级妇联组织和村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和以新农村建设任务创新创业，圆满地完成了2007年初制订的各项任务。具体工作如下：
一、加强组织管理
今年年初我们召开了妇女骨干会议，围绕《镇妇联2007年工作计划》，根据本村的实际制订村妇代会年度工作计划，并且修改了妇女小组长百分考核办法。在3月份的妇女组长会议上进行贯彻落实，使每位妇女组长以上骨干有事干，且做事有标准，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应。
二、多渠道多形式学习培训，提高妇女综合素质。
一年来我们利用妇女家长学校分别开展了更年期保健、生育后期保健、生殖健康教育、绿化工培训教育等培训班6次。受训人员达100余人，2007年已有23名失地妇女得到再就业，妇女各方面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一年来我们利用妇女小组长这个群体向村民发放《计划生育年历》《独生子女奖抚政策》《男性生殖健康》等宣传资料千余份，村民从得到的资料中了解了上级的各项政策、法规和各类知识，妇女组长同时成了学法、学科学、学政策的带头人。
三、加强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妇女参政能力不提高。
村党委在妇女中发展预备党员1名，培养妇女后备干部一名，村妇代会主任进村党委和村委会班子。同时还当选为市湖州市第五次妇代会代表和县十国届人民代表，妇女的参政意识得到较好的体现，妇女的政治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四、开展有益活动，提高妇女影响。
由于妇女积极发动，今年在县卫生局组织的健康检查和女性生殖健康检查中，妇女参检率达90%以上。结合新农村建设主题教育活动，我村女子保洁志愿者积极参与保洁活动，在家、在村办公楼周围认真清扫，使村容环境和家庭环境都焕然一新。同时还开展一对一抚贫帮困活动，今年我村所结的3对贫困妇女生活都有比较好的改变。平时妇女还参加捐赠活动，参与人数达到40多人。
五、做好维权为民办实事
今年以来我村食品、药品监督者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坚持每月对辖区内放心店、零售店、卫生室、饭店、小吃店进行巡检。对农户家庭宴会进行卫生督查。一年来未发生群众投诉事件，及时接待处理来信来访事件。今年共受理来信来访事件2件，都能力所能力地给予解决，群众较为满意。
六、配合做好中心工作
今年开发区管委会在我村阜溪片征地360亩，拆迁房屋90户，为配合完成这个中心工作，妇代会人员积极参与入户宣传政策，丈量面积、赔偿结算等工作。在村委会的带领下，顺利地按期完成任务，在村级事务工作中村妇代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8年已到来，在新的一年里，村妇代会在上级妇联和村党委领导下，组织和带领全村妇女，为我村的新农村建设，为创造和谐家庭作出新的贡献。
郭肇村妇代会 2008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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