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审计结果公开的议程设置作用研究
【摘 要】 政府审计结果公开是保障社会公众知情权和参与监督权的有效途径，而审计报道是舆论监督的基本途径。以2003—2017年103份公告和86篇审计报道为基础，实证分析审计结果公开与审计报道的关系，探究审计结果公开对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研究表明，政府审计结果公开具有议程设置的作用，审计结果公开力度越大审计报道力度越大。文章对于完善审计结果公开制度、推进审计在国家监察体制中作用、发挥审计结果公开的舆论监督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运用议程设置理论研究了审计结果公开与审计报道的关系，拓展和深化了审计结果公开的作用研究。
【关键词】 审计结果公开; 议程设置; 审计报道; 信息公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自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以来，社会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呼声不断加大，而随着反腐工作的深入，廉洁政府构建的持续推进，公众对于政府信息特别是审计结果公开信息的需求也日益增加。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权力运行流程应该依法公开，各领域办事制度应该公开，公众知情、参与及监督权务必得到保障。2015年9月审计署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大审计力度促进稳增长等政策措施落实的意见》更是进一步要求完善审计结果公开制度，依法依规公告审计结果是审计机关的职责。依法并且及时地公布审计结果不仅有利于社会公众的审计结果知情权得到有力保障，也有助于社会公众成为审计工作名副其实的“指导者”“审视者”“监督者”。
正是基于“透明性”原则，2002年我国政府审计结果公开制度得到了确立，加强了公众的审计监督权和知情权。在各省市审计机关网站都建立了比较规范的审计信息公开专栏且专栏放置在较为显眼的地方。媒体报道是出于外部独立人立场对有关事项进行报道，能够有效减少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信息透明度。媒体报道更像是一种制度外的监督机制，通过舆论和声誉机制来影响政府信息披露等行为。媒体报道能够为人们提供新闻信息，通过信息传播确保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新闻媒体报道还具有舆论监督功能，减少政府监督工作中受到的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以及盲区，干预现实生活。媒体报道的作用本身具有广泛性和公开性，因此具有激励作用;媒体报道还具有环境监视功能;还能够传递文化推广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教育群众，提高群众法律意识与教育素质，指导社会经济决策，阐述政治合理性，提高公众对政治的参与度;媒体报道能够定义政府政策议题，给予公众有关某個议题的提示以影响公众对于该议题的理解和重视程度。
本文从定量角度研究审计结果公开与审计报道的关系，分析审计结果公开对审计报道的影响关系，从而验证审计结果公开的议程设置功能，弄清审计结果公开对审计报道的影响作用机制，为进一步完善审计结果公开制度对媒体有关审计的议程设置作用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依据。同时，通过研究审计结果公开对审计报道的影响作用机制，为完善审计结果公开在未来有关发布形式内容等方面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还能够为健全和完善国家审计机制，进一步推进审计在国家监察体制中的建设以及在国家治理体制中的作用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二、文献回顾
Flemming et al.[1-2]认为政府议程能够影响媒体议程，这种从政府到大众的模式被称为“自上而下”的议程设置模式。大部分媒体受政党控制，其宗旨是在公众中传播党派意见。即使后来由各个部门通过制定行业标准来管理媒体，政府议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媒体议程。
McCombs[3]研究表明媒体报道通过其自身对社会事件的报道强调程度影响着社会公众对于该问题的重视程度，即媒体议程影响公共议程，而公共议程对政府政策议程产生影响，实质上媒体议程通过对公众的影响间接影响着政府议程。而另一方面，政府议程在决定议题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新闻传播规律和舆论技巧，建立并进一步完善信息新闻发布技巧，以动员媒体兴奋点为中介，让媒体积极报道和追踪公共政策部门发布的新闻事件和议题。
Trumbo[4]基于1985—1992年全球变暖问题的上升和下降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媒体在这一问题的政策关注的增长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Soroka[5]对加拿大的三个问题基于时间序列将媒体和一系列政治议程联系起来，其中特别提及在环境问题的背景下得出了与Trumbo类似的结论，即媒体设定了政治议程。
李红艳等[6]研究发现，新媒体环境下政府议程设置和媒介议程设置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以下特点：媒介议程可能不回应或者放大扭曲某些政府议题;而政府议程对于媒介议程也会有忽视不回应等问题。同时指出，政府议程对于媒介议程的作用有一定的时间规律;政府新议题的数量和媒介报道数量基本成正比。袁仲伟[7]认为议程设置不仅在媒介与公众之间产生了作用，在不同媒介之间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大型新闻机构和权威的报纸、广播电视经常影响许多小型媒体的媒介议题，如果将媒介报道和其他内容总体上作为一种传播形式和氛围，从长远来看，它会潜意识地为公共议程提供新的想法，或设置一些新的主题。这种宏观的媒介议程设置功能，对公众议程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却又是强大的。中央级媒体——新华社对议题设置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而二者就某些重大议题上达成了合作，于是从整体上覆盖了人们感知环境的范畴，对舆论的发展方向和强度产生了本质且深刻的影响。[8]
虽然诸多学者已经对议程设置以及审计结果公开、审计报道做了较多的研究和分析，但有关审计结果公开对审计报道的影响作用研究尚不多，本文将从审计结果公开对审计报道的影响作用研究入手，探究审计结果公开的议程设置作用。
三、理论基础与假设
(一)理论基础
议程设置理论的重要核心观点为传播媒介具有为受众群体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即通过媒介传播关卡进一步深化报道的事件、题材，能够引起受众群体的关注，并且随着媒介传播报道披露中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方式的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以议程设置的主体来看，涉及到三方：政府议程、媒体议程以及公众议程。政府议程是指政府官员与之关系密切者认真关注的问题议题或者事件;媒体议程是指媒体所报道或者感兴趣的事件议题。而议程设置功能则是这三者之间的一个线性过程：首先，必须设定大众媒介中将要被讨论的问题的轻重缓急，即媒体议程;其次，媒体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公众观念或者与之发生相互作用，即公众议程;最后，公众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政策制定者所重视的事物，或者与之发生相互作用，即政策议程。而政策议程中的正式议程又被成为政府议程，即决策当局——政府机构关注的议程，并要采取或者已经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二)理论假设
目前关于议程设置的有关理论，在政府活动中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普遍认为政府议程能够指导媒体议程。而新闻价值理论目前已经有一部分的学者开始从新闻文本出发研究其价值要素，对新闻价值的事实价值和认知价值进行统一构建。信号传递理论目前在审计领域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基于审计信息本身的特性，审计公告被认为是国家审计机构向包括媒体在内的大众传递审计信息的一种有效的信号传递方式。[9]
上述理论在审计结果公开、审计报道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特别是审计结果公开对审计报道的影响尚处于空白阶段，本文将以上述理论作为基础，以审计结果公开对审计报道的影响作为切入点，研究审计结果公开的议程设置作用。
第一，根据政府议程设置的功能，通过审计结果公开这种传播媒介对审计议题在不同程度上显著性方式的变化来影响媒体对其重要性的判断。政府审计结果公开是政府审计机构对媒体以及公众公开其审计辖区内重要审计事项的程序、内容、结果等的制度[10]，是有关审计信息的政府议程。媒体审计报道是由非审计机关通过传统报纸媒介等形式发布的有关审计事项信息的消息新闻，是有关审计信息的媒体议程。通过审计结果公开，媒体对于政府政策、活动特别是审计事项的前因后果甚至后续的处理处罚过程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11]，使得媒体能够围绕审计部门所发布的新闻事件和议题来进行报道和追踪，调动了媒体对于该类话题的重视程度[12]。因此，审计结果公开这种有关审计信息的政府议程影响审计信息的媒体议程。根据已有的审计结果公开与审计报道的理论基础，审计结果公开输入力度越大，媒体审计报道输出力度也越大。
第二，根据新闻价值理论，审计结果公开力度越大意味着新闻价值越大，新闻价值越大媒体关注度越高。价值要素包括：时新性(时间性、新鲜性);重要性(包括涉及的到的时间空间利益程度以及人员的数目);显著性(事件人物的瞩目性);接近性(事件共同主题与接受主体的各种距离，包括空间利益心理上的)[13]。而审计结果公开中所含的信息是紧跟审计结果事项的，具有及时性;审计结果公开的内容是以政府财政为主，涉及的人事物范围广泛，利益牵扯颇大，具有显著性和重要性;审计结果公开中的新闻事件又与媒体利益和心理距离相近，具有接近性。同时审计结果公开能够使媒体的求知欲获得满足，能够使受众获得实际的利益。因此当审计结果公开的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以及接近性越大时即审计结果公开力度越大时，审计报道力度也越大。
第三，根据信息传递理论，在有关审计信息的传递中，政府审计结果公开的力度越大，媒体对于审计信息的报道的力度也越大。政府审计结果公开是政府审计机构通过向包括媒体在内的大众公开传递政府审计信息，以提高政府行政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加快建设民主进程。[14]在审计信息传递过程中，媒体是信息劣势方，而政府是信息优势方。政府在审计信息的投入关注度越大，披露情况越清楚，审计结果公开附带的压力越大，审计结果公开的力度也越大，媒体有关审计信息的了解也越多越深刻，信息不对称现象得到有效缓解，相应的，有关审计报道的力度也越大。
第四，从政府审计结果公开与审计报道的内容分析来看：一方面，由于审计信息自身的特殊性，审计报道的内容来源大多数受到当地审计机关公开发布的审计信息的影响，并且紧随当地审计热点等属性调整报道;另一方面，审计报道的载体——当地党报对于审计的事项认识不足以支撑完整连续专业的审计评论，其内容来源必然受到政府审计结果公开信息的影响。同时，由于审计报道受其媒体报道特性影响，在内容上，较之审计结果公开更为接近公众关注点，因此二者在内容方向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而言，审计结果公开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审计报道(自上而下的媒体议程)，审计报道受审计结果公开的影响较大。
在有关审计信息的传播中，政府审计机构和大众媒体是两个不同的传播主体，审计结果公开与审计报道又分别是归属于这两者的传播方式，分别代表着政府和媒体对于审计信息的关注和讨论。在我国，媒体受到政府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媒体的背后利益集团中，政府承担着其中不可替代的角色，媒体的有关审计信息的报道包括重点和方向受到政府机构的把控，即政府在不同时间环境背景下对审计信息的重视程度会影响到媒体关于审计信息报道的重视程度。综上所述提出假设1。
H1：审计结果公开力度越大审计报道力度越大。
四、实证研究设计
(一)樣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涉及了两类审计信息：由政府审计机构发布的公开审计结果与大众媒体发布的审计报道。由于我国审计结果公开制度实施时间并不长，能够完整连续获取的审计结果公开大致从2003年开始，审计结果公开的数据来源于从江苏省审计厅官网审计结果公开专栏2003—2017年的审计公告和地级市各审计机关网站、政府网站上的公开信息，保证了数据来源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对于审计报道，可供选择的渠道有网络报道、电视广播以及报刊等，鉴于电视广播渠道内的信息收集，难度较大，因此本文的审计报道源于中国知网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对关键词“审计”进行筛选，并排除社会审计、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民间审计等内容，得到有关政府审计报道的报纸信息。这两种信息的数据来源层次匹配，影响范围均为江苏省内，为数据的后续操作提供了参考性和对比性。从收集到的数据中选择了43份省级审计结果公告和60份县级审计结果公开作为统计样本，选取不同级别的审计结果公开是为进一步探究对比不同等级审计结果公开在影响审计报道上的不同之处，从715份审计报道中随机抽取了50份作为样本。
(二)变量定义(见表1)与衡量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以审计公告力度(AD)为自变量，以审计报道力度(AR)为因变量。同时，为了验证不同级别审计结果公开对审计报道的不同的影响情况，在审计公开指标中，AD类表示省级审计结果公开力度，AD1类表示县级审计结果公开力度。
变量的设计来源于上述提及的政府议程对媒体议程的作用模型，根据作用模型，政府议程主要在议题类型，相关利益群体、公布类型及政府体制四大方面影响媒体议程，而在审计结果公开中得到与之对应的变量分类，另外参考借鉴唐大鹏[14]、宋常[15]提出的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由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客观性、重要性及清晰性六个方面质量特征构成。吴勋等[16]从审计结果公开的发布渠道、数量特征(年度、省级、县级)与基本内容(基本类型、分布领域、整改、格式)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程莹等[17]从独立性、全面性、及时性和沟通性四个方面，设计出四个层次的审计透明度指标体系，其中4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在德尔菲法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标权重，最后通过调查问卷法得到了测算值以及总值。张曾莲等[18]通过对各个审计机关的数量以及内容做出的统计分析得出公告数量和内容质量两大一级指标，积极性、及时性、完整性、精确性、清晰性、重要性、回应性七个二级指标，并对各个指标进行相应的赋值得到了最后的评级指标总值等关于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中涉及到的各个属性的权重分配。[19]
同样的，根据媒体议程对政府议程的作用模型，即媒体议程的报道渠道、报道类型以及问题类型几个方面影响政府议程，于是相应地得到了媒体报道公开力度的变量。
自变量审计结果公开力度指标(AD)是为了进一步量化说明审计结果公开在不同属性的显著性，其结果根据对审计结果公告的内容分析得到，根据上述学者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以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具体方法是根据审计结果公开中的问题篇幅、整改篇幅、项目数量、单位数量、问题个数及金额等指标加权而得[20]。具体赋值方法见表2。
因变量报道力度(AR)同样来源于对政府审计报道的内容分析结果计算，具体方法是根据报道区域、版面、长度、类型、议题框架、缘由以及报道对象等指标赋值而得。
(三)实证模型设计
其中，ADi，t-1表示衡量审计结果公开力度的相关指标，由于议程设置是信息传播机制，而从信息传播到接受需要一定的时间，议程设置效果具有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审计结果公开与审计报道之间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因此，本文对审计结果公开的有关指标进行滞后一期处理，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表3为有关审计结果公开因素分解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省级审计结果公开的问题篇幅相差较大，最大项差值达到几千字，县级审计结果公开的问题篇幅较少且波动情况更大，而对于审计结果公开信息而言，问题篇幅无疑越大，对应的公开力度也会越大。省级与县级审计结果公开的整改篇幅较问题篇幅均值较小，且波动情况也较小，整改篇幅明显小于问题说明篇幅，审计结果公开中对于整改篇幅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大。而无论是在省级结果公开还是在县级中涉及到的金额个数整体上都较少，但金额较大，说明审计结果公开更倾向于在公开中以较为模糊的态度对大金额问题进行说明，不够详细。而审计结果公开中涉及到的项目，单位数波动情况也较为明显，且平均值较大，而事实上在审计结果公开中不太可能对如此大量的项目单位做出详细的说明，即审计结果公开在这两者上的提及是比较含糊的，可能仅以数字做出说明，而不是点出具体的情况。不详细意味着权威性说服力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度也会受到波动，这也说明审计结果公开需要在内容上进一步做出调整，以加强说服力和影响力。
表4描述了审计报道的来源和框架类型与审计结果公开之间的关系。在审计报道的信息来源中，审计结果公开(包括公告和报告形式)直接的占比约15%，30%的审计报道源于审计结果公开的转载评价，20%为转载评论权威媒体的报道，而权威媒体的评论来源大多数又是对审计结果公开的转载评价，转载评论权威媒体的报道是媒体议程效果存在于不同媒介之间的结果，即审计结果公开的间接影响，即审计报道的信息间接与审计结果公开相关的来源占比约75%，审计报道的来源与审计结果公开密切相关。媒体审计报道的议题框架角度也是分析研究审计结果公开对审计报道的重要角度：近85%的审计报道是以工作报道或日常性报道为框架的，即以审计结果公开信息的进一步宣传为主要目的，可想而知，媒体在审计报道中的内容是紧随审计结果公开内容的，其关注和报道讨论的重点实质上还是审计结果公开中的重点内容，只不过是选择以更浅层次的日常性报道作为告知方式，即审計报道的内容限制于审计结果公开中的内容。
图1描述了审计报道力度与审计结果公开力度的趋势图，可以看到审计报道的力度与审计结果公开力度走势基本一致，且以一个较为平稳的趋势缓慢增长。可以看到省级审计结果公开的力度大于县级，且二者的力度随着年度的增长，基本保持同样的变化趋势，稳中有升，说明近年来我国政府审计结果公开力度正在不断加大，审计结果公开制度得到不断完善。同时对比省级和县级审计结果公开力度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省级审计结果公开的力度始终是大于县级的，且二者的趋势几乎是一样的。
由表5分析审计报道和审计结果公开中涉及到的类型可以发现，审计报道和结果公开的内容均涉及较多的财政审计。不同的是，审计报道中的财政审计提及的比较广泛没有细分，而审计结果公告中则分为本级、部门预算执行和预算管理三大部分，对于财政审计的重视程度较大，分类较为细致。而审计报道比审计结果公开则报告增加了绩效、金融、企业审计等方面内容，特别是审计报道较多的经济责任审计在审计结果公开中并没有提及，而在审计结果公开中占比较大的专项资金审计在审计报道中较少。二者在公开的类型的侧重点有所差异。大致而言，从内容上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出，审计结果公开内容大多是宏观大事件，关于财政、自然资源、税收管理等，是从政府角度出发得出的有关全局性整体性的内容;而审计报道更侧重于在建设项目和绩效审计等更为细致、接近大众话题的项目分类。从内容上，审计报道更像是对审计结果公开浅层次的加工处理。
(二)相关性分析
整体而言，审计结果公开力度与审计报道力度相关系数为正，且其中审计报道力度与省级审计结果公开力度的相关系数较大，而与县级审计结果公开力度的相关系数较小。即省级审计结果公开对于审计报道的影响力更大。不同级别的审计结果公开对媒体在有关审计报道的影响力不同(限于篇幅此处省略相关性分析结果)。
我国现行体制下，虽然审计信息公开力度已经逐渐加大，但审计信息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很多不会主动公开或者细致公开的信息，媒体大众对于审计信息仍是处于劣势方。即使媒体对于审计信息有着很大的兴趣，但如果政府发布的审计信息少，会使得媒体认为政府不愿意或者没有关注到审计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关于审计信息的报道是较少的。我国媒体报道受到政府信号传递的影响是巨大的，很多报纸事实上是政府的发声器，当政府对于审计信息议题的关注度较小时，媒体出于对审计信息议题可能带来的风险判断，会选择保守地跟随政府关于审计信息的公开情况减少对审计信息的报道;反之，当政府对于审计信息的公开较多时，媒体会意识到政府在释放有关审计信息很重要这样一种信号，相应的，媒体也随之调整对审计报道的关注和讨论。事实上，政府通过审计结果公开设置了有关审计信息在媒介中的议题关注。
为了进一步探究说明审计报道受到审计结果公开何种属性的什么样程度的影响，将审计结果报道力度与审计结果公开力度构成的各个变量要素做了相关性分析(限于篇幅，表格从略)，分别得审计报道与县级及省级审计结果公开变量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审计报道与公开中的项目数和单位数的相关系数均为正值，说明审计报道与县级、省级审计结果公开中的项目数、单位数均成正比关系，即在公开中提及的单位数、项目数越多，报道的公开力度也就越大，但同时这种相关性较弱;而在省级审计结果公开中，审计报道还与问题金额数的正系数较大，即审计报道受到审计省级公开中的金额影响较大，金额越大，报道的力度就越大。将省级和县级的对审计报道的引导关系相比较时，可以看到，它们存在一定差异，县级审计结果公开力度对审计报道的引导作用小于省级。
在我国，现行的审计结果公开大多是以财政审计为主，涉及到的类型以经济问题为主，在这种背景下，无疑在一份审计结果公开中涉及到的金额数是最为能够引起受众注意，一份金额数大的审计结果公开更能够引起媒体对于审计信息的报道，因此审计结果公开中的金额属性的显著性变化对审计报道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审计结果公开中的单位数和项目数都是有关审计信息涉及到的利益群体的属性，二者对于审计报道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三)回归性结果与分析
表6显示了省级、县级公开与审计报道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审计报道力度与省级审计结果公开的金额数、涉及到的单位数的相关性较为显著。在10%的显著性水平，审计报道与县级公开的项目数的相关性较为显著，即审计报道力度受到审计结果公开中审计到的项目数影响较大。县级和省级结果公开力度中的变量对于审计报道力度影响的不一致性，验证了不同级别审计结果公开对审计报道的不同影响，省级力度较县级对审计报道力度的影响程度更大。
不同级别的审计结果公开所影响的覆盖的区域存在差异性，议程设置理论中，议程设置功能是依靠媒介赋予议题属性不同显著性的方式来完成的，而不同级别的审计结果公开对于赋予议题属性、显著性的能力或者覆盖的受众的认知程度是有差异的，因此不同级别的审计结果公开的议程设置作用也是存在差异的。省级审计结果公开显然在整体上对受众认知覆盖能力更大。
分析可知，当审计结果公开中的项目越多时，审计报道力度也加大时意味着当审计结果公开中涉及的范围越大，牵扯到的利益更多，即意味着审计结果公开力度越大时，审计报道力度加大，即审计报道力度与审计结果公开力度呈现出较大正相关性。同样的，当审计结果公开中涉及到的金额数、项目和单位个数越多，其牵扯的利益团体越多，大众涉及波动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审计报道的报道力度也随着增加。审计结果公开中的重要参数对审计报道都有一定的影响，审计结果公开力度是能够正向影响审计报道力度的。当审计结果公开的力度越大时，审计报道的力度也会越大，且这种正向影响指数较大。
综上所述，审计结果公开对审计信息的不同属性例如报道金额、单位数、项目数等不同程度上显著性的报道变化能够影响到审计报道，当审计结果公开中对这些部分显著性和重要性发生变化时，对他们进行不同程度上的公开时，媒体对于审计信息的关注也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当审计结果公开中对于项目数、单位数以及涉及到的问题金额这几个属性的强调程度越大时，意味着审计结果公开的力度也越大，根据回归分析得到了审计报道的力度也越大，即审计结果公開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
六、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了在有关审计信息报道中，审计结果公开在属性、显著性特点传达给媒体审计报道的影响情况，研究发现，审计报道和审计结果公开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正向关系。具体表现为：
第一，审计结果公开具有设置议程的作用。鉴于近年来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审计结果信息也不断进入政府议题中，逐渐成为政府内部讨论关注的重点，成为一项政府议程。由于审计自身信息的隐蔽性和特殊性，政府对于审计信息特别是审计结果信息是处于垄断或者优势的一方，因此媒体对于审计报道的热情和讨论度并不高。而审计结果公开作为涉及审计信息传播中一项重要机制，不但在政府内部引起了讨论和关注，而且审计信息大多是有关与媒体密切关系的民生腐败等，给媒体提供了探讨的热点，完成了信息的传递。在当今反腐倡廉的大环境下，政府审计结果公开为媒体讨论和关注的议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或者说为媒体提供设置有关审计的议题，即达到了设置媒体议程的作用。
同时审计结果公开属于政府政务公开的一部分，又由于审计信息自身的监督性质，不仅有从政府议程向媒体议程的从上而下的正向引导，更有从下而上的媒体监督功能。审计结果公开既完成了引导审计报道提高媒体对于政府审计结果的可获得性，保障了公众对公共信息的知情权，又完成了审计结果公开信息对自身的舆论和公众监督，审计结果公开能够使得公众和政府之间的隐蔽议程减少，二者信息不对称得到缓解和有效沟通，减少冲突的发生，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
第二，审计结果公开力度越大，审计报道力度越大。审计结果公开能够通过对审计信息在报道属性、框架、显著性等不同影响媒体审计报道。具体而言，审计结果公开能够在内容和形式上影响审计报道，当审计结果公开中涉及的项目单位数量越多，金额越大，涉及范围越广时，即审计结果公开力度也越大时，审计报道的报道力度也会越大。
第三，不同级别的审计结果公开对于审计报道的议程设置作用有差别。不同级别的审计结果公开虽然都能够影响审计报道，但不同级别的审计结果公开对于审计报道的整体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即不同级别的审计结果公开的议程设置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
(二)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审计结果公开数量。由于审计体制的限制，审计机关的独立性不尽如人意，审计机关即使查处了某些问题，由于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也有可能不会公开，政府很有可能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而不是公众利益角度出发来决定问题是否公开。在法律法规以及上级单位要求不明确的情况下，审计部门在潜意识里也不会主动公开审计结果和审计内容，不愿公布完整真实及时的审计结果公告，往往公开对于资金有利的审计结果;而存在问题的被审计单位担心公开后名誉受损，很可能会贿赂甚至威胁审计机构人员。诸多因素会使得最后公开的审计结果公告数量较少，从文中分析审计结果公开的数量发现，审计结果公开的数量虽然在逐年增加，但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审计机关公开的数量还不够，而数量是衡量审计结果公开的一个重要量化指标，因此无论是从重要性还是数量本身可能对审计结果公开的影响来说，增加审计结果公开的数量是提升审计结果公开质量效果的关键步骤。特别是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尚不完善的阶段，数量战术至少能够使得公众及媒体接受程度和关注程度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第二，增加审计结果公开内容。完善公开的内容，在江苏省公开的内容都基本以本级部门预算执行为主，对于其他的类型涉及较少，解释更少，而且公开内容中绝大部分篇幅是取得的成绩，提及的问题较少，即使谈到也是较为笼统的。因此审计结果公开应该进一步完善公开的内容，积极主动公开查到的问题和整改意见及结果。而审计结果公开应该包括但不限于审计结果。特别是处于在被审计单位对审计结果公开的重视程度不够的阶段，审计结果公开应该更加清楚明确指出涉及到的审计项目数、单位数，而不是仅仅以某些单位项目这样模糊的字眼代替，试图以较为温和的方式提醒被审计单位。前审计长刘家义曾经提及现在审计有一个较为尴尬的问题，就是屡审但是屡犯，以前犯过的错误又在继续重复，而审计结果公开中对于往年审计结果公开被审单位的应对涉及还是较少，因此在这种环境下，审计机关应该增加审计结果公开中的整改情况，特别是能尽量对整改有一个较长时期的监督审查过程。
【参考文献】
[1] FLEMMING R B，et al.Bohte，attention to issues in a system of separated powers：the macrodynamics of american policy agendas[J].Journal of Politics，1999，61(1)：76-108.
[2] BRANDENBURG H.Who follows whom?The impact of parties on media agenda formation in the 1997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campaig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2002，7(3)：34.
[3] MCCOMBS M.A Look at Agenda-setting：past，present and future[J].Journalism Studies，2005，6(4)：543-557.
[4] TRUMBOC.Longitudinal modeling of public issues：An application of the agenda-setting process to the issue of global warming[J].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1995(152)：1-57.
[5] Soroka S，et al.A literature review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on Canadian attitudes towards multiculturalism and immigration(2006-2009)[Z].2002.
[6] 李紅艳，葛瑶.回应、缺席、放大与变异：政府议程与媒体议程关系研究——基于2013—2016年“两会”养老话题的分析[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1)：130-165.
[7] 袁仲伟.从“躲猫猫”事件看公众议程、媒介议程和政策议程的互动[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9(5)：74-77.
[8] 魏明，邱钰茹.国家审计参与国家治理的信号传递机制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30(3)：79-87.
[9] 齐玉梅.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下国家审计风险模型的构建[J].财会月刊，2006(34)：37-38.
[10] 池国华，杨金，谷峰.媒体关注是否提升了政府审计功能?——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18(1)：53-59.
[11] 王萌.媒体监督对国家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12] 王庆起.关于新闻价值各要素划分的再思考[J].编辑之友，2014(1)：54-56.
[13] 田林.论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J].中国商界，2010(8)：30-31.
[14] 唐大鹏，王璐璐，常语萱.国家治理体系下审计结果公告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基于2012—2015年省级数据分析[J].审计研究，2017(6)：48-57.
[15] 宋常，周长信，黄蕾.我国地方审计机关审计结果公告研究：2003—2008——基于省级审计机关网上审计结果公告信息的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5)：97-102.
[16] 吴勋，王亚菲.地方审计机关审计结果公告特征研究——基于2010—2015年省级审计结果公告的分析[J].财会通讯，2016(34)：5-8.
[17] 程莹，欧阳华生.政府审计透明度评价体系构建与国际比较[J].审计研究，2010(3)：15-21.
[18] 张曾莲，高绮鹤.政府审计公告质量、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35(12)：17-29.
[19] 张成良.基于熵理论建构的融媒体指标体系建构与评测[J].新媒体与社会，2017(2)：93-116.
作者：郑小荣 陈雪
摘 要：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可以保证临床医学水平的提高。基于这种背景，需要尽可能提高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准确性，这已经成为临床医学工作者的迫切需要。当前在临床实践中使用的药物是生物活性药物，大多数药物会产生代谢产物。临床医学测试结果，它们将被药物和代谢物感染。近年来，由于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新药大量出现，因为这些药物对临床检测结果的干扰仍处于研究的初期，这使得提高药物的准确性更加困难。
关键词：药物;影响因素;医学检验
引言
临床测试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影响测试结果的因素主要是饮食因素，标本采集和实验方法。除这些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就是药物因素。有许多药物的药理作用不仅能够治疗患者的疾病，还会影响患者的生理，生化和其他状况。这些情况通常不是由原发性疾病引起的，并且会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另外，某些药物会影响检测过程，导致检测结果不准确，使检测结果失去可靠性，影响医生对疾病的诊断，引起误诊或漏诊，对患者的治疗产生不利影响。
1 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相关影响分析
通常来说，临床检验的工作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它涉及到内科与外科等方面的工作内容，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检验结果来诊断、预防、治疗人体病症以及评估人体的健康情况。随着临床医学研究的持续发展，药物对于临床医学检验的干扰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医学界的关注。这种影响是药物本身的药性或者药物在人体内的代谢对人体产生的一系列变化，从而干扰到最终的检验结果，使得检验的过程中出现假阳性、假异常值、检验值偏高或偏低等情况。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药物对于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影响类研究是较为缺乏的，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出现对患者病情判断偏差的情况，严重影响病患者的病情断定与治疗。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药物的本身属性对患者身体体征的影响。比如患者使用麻醉药物可能使肌肉出现痉挛现象。(2)药物对病患生理的影响。如在医学检验中，医学检验结果常受药物功效的影响;(3)药物中的特定组织和结构成分会对患者的身体机能产生影响。比如抗凝药肝素的大量使用会大幅增加患者体内的脂蛋白酶的出现概率与程度。在疾病诊疗过程中，医务人员往往因缺乏对药物干扰的研究与重视，导致误诊和漏诊现象频发，严重者有危害患者生命安全的可能性。因此，笔者认为加大对药物对医学检验结果的影响的研究投入，是当前医学界必须面对的一项任务。
2 各种类型的药物对临床检验结果的相关影响
各种类型的药物对临床的检测结果具有一系列的影响。笔者对四类药物进行分析，研究其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影响。(1)激素类药物。雌激素、丙酸睾酮等激素类对人体的肝脏具有一定的损害。(2)解热镇痛类药物。这类药物的主要作用机制是通过括约肌来实现的，在用药后两到四个小时内影响最大。如对患者施用杜冷丁会出现患者尿糖呈假阳性的现象，对患者施用阿司匹林会让患者体内的血尿淀粉酶提升。(3)抗菌消炎类药物。如使用平痛新等止痛药物容易引起心悸、出汗等现象，并可使患者尿液中的淀粉酶含量增加。使用青霉素药物会使血液中的尿酸浓度大为增加。(4)利尿药物。医学研究中发现，如果对患者长期施用利尿药物，患者身体内的K+值会增加，继而使患者出现高尿酸的症状，影响和干扰检测结果。
3 药物对临床检验的干扰分类
3.1生化检验方法的干扰影响
检验方法产生干扰和代谢受到影响使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的两类主要影响。以肾上腺素对生化检验项目的体外干扰为例，将不同浓度的盐酸肾上腺素注射到血液标本之中，检测结果显示，在肾上腺素作用下，能够使检测结果失真，影响到医师对患者的病情判断。此外如前文所述，医生在研究中发现，人体体位的改变会影响肾上腺素。因此，为检验结果力求精确，医务人员应采取合理科学的采血方式并全面了解患者的用药情况。
3.2药物对人体生理影响导致结果被干扰
人体机体的参数和指标会为药物的生药理作用所改变，这些改变会使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精确性大受影响。例如，患者血液中的尿酸浓度会因青霉素的施用而明显提高，从而导致检验结果呈现痛风阳性。患者尿液中的胆红素数值会因阿司匹林的使用而导致数值过高。如这些问题被忽视，会严重影响医师对患者病情的基本判断。因此，医检人员应该详细了解患者的用药情况，减少药物对检验结果产生干扰的概率，帮助医生作出正确的诊断。
4 减缓药物干扰的对策
4.1完善实验室建设，提高检测能力
临床医药检测的进行离不开实验室的检验设备。先进的实验室设备不仅有助于医药检测工作的进行，还能够提升医务人员的检测能力。因此，首先在硬件方面应不断加大对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完善实验室建设。此外应加强各项管理制度和学习制度的建设，提升医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促使医务人员更加规范的進行医药检测，从而提高医药检测工作的质量。
4.2提升医检人员的工作质量
提升医检人员的质量，不仅有利于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也有助于提升医院的口碑与影响。为提升医检人员的工作质量，笔者认为首先应培训医检人员对各类药物的影响进行分类整理;其次，合理应用信息数据库，对研发新药的干扰以及影响进行记录;最后，临床医生应在完全掌握患者用药情况的基础上对患者施用药物。根据不同药物生理病理的时间进行检测结果的判断，降低了检测结果不实的状况。
4.3加强医生与检测人员的联系
临床医生和检测人员应加强相互联系。如此，临床医生能够及时掌握患者用药情况。一旦检测结果发生问题，医生可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重新制定用药方案。临床医生和检测人员的联系能够发现药物检验结果中的不足之处，避免类似结果的再次发生，给检测人员和医生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5 结束语
药物治疗是医生诊治病患的常用手段。随着医学的进步，医药的种类日益丰富。但在医学研究中发现，对患者施用不同类型的药物往往会对患者的身体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临床医学的检验结果。因此，在对病患进行临床检验的过程中，要确保流程准确、结合患者阶段服用药物的功效和不良反应，采取相应措施，为患者的治疗和康复打下坚实基础。本文主要分析了激素类药物、解热镇痛类药物、抗菌消炎类药物、利尿药物四类药物对临床医学检测结果的影响之后，笔者发现不同的药物会对临床医学检验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无论是医检人员还是主任医师都应该提升工作质量，运用多种策略，力求是检测结果精确，降低医学事故的发生概率。
参考文献：
[1]郭学霖.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影响探究[J].现代养生(下半月版)，2016，16(5).
[2]范喜顺.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影响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5，15(34).
[3]邱晓青，毛艳军，赵蓉蓉，等.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影响分析[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2011，13(4).
[4]张桂婵.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影响[J].检验医学与临床，2013，10(7).
作者简介：
马鹏程，1995年11月，男，辽宁朝阳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临床医学
纪良飞，1994年7月，男，安徽六安人 ，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临床医学
夏晨曦，1996年11月，男，辽宁沈阳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临床医学
作者：马鹏程 纪良飞 夏晨曦
摘要：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接包方进入全球KPO市场，对离岸KPO战略联盟建立机制和作用结果的深入了解将有助于中国接包方通过战略联盟提升国际竞争力。本文从接包方视角出发，以西安、苏州、大连三地的101家离岸KPO接包方企业为样本，结合调研数据与档案数据进行实证。结果表明：（1）接包方的知识产权和顾客导向战略会促进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建立，而接包方的外部导向战略和双方的商业距离会阻碍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建立；（2）接包方可以从离岸KPO战略联盟中获得经营和战略两方面收益。关键词：KPO；离岸；战略联盟；联盟建立；接包方
doi：10.11847/fj.33.5.1
Key words：KPO； offshore； strategic alliance； alliance formation； vendor
1引言
近年来，在知识经济深化、行业升级等因素推动下，全球服务外包的重心开始向价值链高端转移，离岸知识流程外包（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简称KPO）得以迅速发展。离岸KPO是指发包方将自身内部，与知识创造和创新直接相关的活动以项目形式交给海外接包方，由后者代为完成的商业模式[1，2]，其类型包括软件开发、产品设计、价值与投资研究、市场分析、法律服务等[3]。离岸KPO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机遇，在“十二五”将现代服务业列为重点发展战略产业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接包方开始致力于由初级外包（呼叫中心等）到离岸KPO的升级。这带来了诸多新问题和挑战，战略联盟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不同于初级外包中的简单交易型治理，对于知识密集度高、非标准化的KPO而言，外包双方经常需要通过战略联盟来推动知识的整合、转移和创造[1，4]。虽然这种联盟理论上能够实现双赢，即在帮助发包方实现价值创造的同时也使得接包方的声誉和能力得到提升[5，6]，但不合适的联盟安排也会给双方造成沉重损失，例如在持续亏损下，JP摩根与IBM不得不提前终止联盟关系[7]。为更好地趋利避害，中国KPO接包方迫切需要学习和掌握：（1）应在哪些特定情况下与国际客户建立战略联盟，哪些情况下不建立？（2）从战略联盟中能够获得哪些特定收益？然而在梳理现有研究后，我们发现：第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离岸KPO战略联盟建立后的控制[6]、关系管理[8]、知识转移[9]等，缺少对其建立机制的关注。第二，现有研究多从发包方视角出发，对接包方视角的关注比较有限。第三，现有研究过于关注KPO战略联盟中的短期财务收益，却忽略了更为重要的长期战略收益[10]。最后，现有研究还缺少中国情境下的实证，无法给予中国接包方更有针对性的指导。
为填补上述空白，我们从中国接包方视角出发，基于多理论构建起包括三因素建立机制和长短期作用结果在内的离岸KPO战略联盟研究框架，并结合101家接包方企业的调研与档案数据进行实证。结论表明：制度环境、接包方能力与战略因素会对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建立产生差异化影响；而接包方能够从战略联盟中获得经营与战略两方面收益。
王良，等：离岸KPO中的战略联盟建立机制及作用结果研究——基于中国接包方视角
Vol.33， No.5预测2014年第5期
2理论背景及研究假设
2.1离岸KPO战略联盟
学术界对战略联盟的关注由来已久。战略联盟是一种处于市场与企业之间的中间组织结构[11]。通过战略联盟，不同企业得以整合它们的互补性资源，创造出大于单个企业资源创造价值总和的价值[12]。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选择与海外伙伴建立跨国战略联盟，并从这种组织结构中获取关键资源和能力，实现优势互补[13～15]。
然而与传统战略联盟相比，离岸KPO情境下的战略联盟具有其特殊性：首先，参与方的首要目的并非利用对方的有形资源，而是通过整合彼此的知识和人力资本来为顾客提供创新的知识服务。其次，传统战略联盟涵盖横向、纵向、多企业联盟等类别和形式，而离岸KPO战略联盟中通常只包括一对发包方和接包方。再次，在传统战略联盟中，各参与方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诸多环节进行合作，离岸KPO战略联盟则围绕KPO项目本身展开，其存续时间更短。最后，传统战略联盟中的股权投资（如成立合资企业）较为常见，而离岸KPO战略联盟“轻资产”的特点使得双方的股权嵌入很低。上述这些特性导致传统战略联盟的研究结论无法全盘照搬至离岸KPO情境，特别是在联盟建立机制方面。Mudambi和Tallman为此号召学术界展开更多关于离岸KPO情境下特定战略联盟建立机制的研究[1]。作为回应，我们从制度环境、接包方能力和接包方战略三个方面来系统探讨哪些特定的因素会影响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建立。
2.2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建立机制
（1）制度环境方面。制度理论认为企业总是处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当处于不同制度环境下的企业进行合作时，其制度环境差异会带来规制、规范和认知三个维度的不确定性，为实现更好的收益，决策者应选择与所面对制度不确定性相适应的组织结构[16]。我们使用文化距离和商业距离来衡量离岸KPO双方的制度环境差异[17，18]。文化距离是指企业价值观、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差异，它反映了不同国家企业在认知维度上的差异；商业距离则包括政治/经济环境、商业惯例、教育水平等方面，它反映了不同国家企业在规制和规范维度上的差异。
根据制度理论，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建立与否会受到KPO双方的文化和商业距离影响。具体地：过高的文化距离会增加跨国合作双方的信息理解偏差，进而阻碍深度合作[19]，李平和徐登峰也认为中国企业与海外伙伴之间因高文化距离导致的信任缺失会给双方合作带来障碍[20]；而另一方面，商业距离所导致的做事方式差异（如西方强调契约而中国看重人脉）和信息不对称也可能导致跨国合作中被对方利用，造成信息和知识泄露[21]，这对KPO而言是致命的。总之，外包双方的文化和商业距离会带来额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感知。在这种制度环境差异下，接包方的理性选择是将自身的核心资源留在内部以避免被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害[22]，特别是对资历尚浅、重视风险规避的中国接包方而言更是如此。基于此，我们提出：
H1对中国接包方而言，双方的文化距离会阻碍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建立。
H2对中国接包方而言，双方的商业距离会阻碍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建立。
（2）接包方能力方面。资源基础观认为为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企业的组织结构需要满足对自身核心资源和能力的充分有效运用[23]。知识及其应用是KPO接包方最为核心的资源和能力[2]，这体现在知识产权和吸收能力两个方面：知识产权是指接包方拥有的专利数量，它反映了接包方在专有知识、技术诀窍等方面的沉淀和积累[24]；吸收能力则是指接包方识别、获取和消化知识的能力[25]，它反映了接包方为适应未来的知识服务需求而进行的，对前沿知识的获取、留存和适时应用。
根据资源基础观，最大化知识产权和吸收能力的价值同样是KPO接包方的战略联盟建立标准。鉴于专利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企业创新能力，专利拥有者更容易吸引联盟伙伴[24]。为从专利中获益，其潜在合作伙伴往往愿意为建立联盟而提供优越条件（如配套资源、信息/知识共享等），这有助于专利拥有者通过联盟放大自身专利能给予的收益[24]。而专利的排他性能够使其拥有者避免对方私自使用相关知识专长，这会降低企业的核心技术扩散风险，进一步强化其建立战略联盟的意愿[26]。另一方面，拥有吸收能力的接包方同样愿意建立战略联盟，这是因为它们能够有效识别和利用潜在联盟伙伴提供的信息和知识，并更好地抓住外包中的资源整合机会，这都会提高其通过战略联盟获得的收益[27，28]。综上所述，我们提出：
H3对中国接包方而言，自身的知识产权会促进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建立。
H4对中国接包方而言，自身的吸收能力会促进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建立。
（3）接包方战略方面。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不同的战略导向会导致企业对不同外部资源的依赖，企业的组织结构应致力于降低这种外部依赖中的不确定性[29]。借鉴前人研究，我们将离岸KPO接包方的战略导向分为顾客导向和外部导向[30]。顾客导向是指企业将顾客作为首要的信息和知识源，与其密切合作并围绕其进行各项管理安排[31]。这能使接包方聚焦于发包方需求，为其定制更多的知识产品和服务[9]。外部导向则是指企业通过与更多外部机构的接触与合作来获取信息和知识[32]。这能够帮助接包方实现信息与知识来源的多样化和互补性。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降低战略导向所对应外部依赖的不确定性成为离岸KPO接包方建立战略联盟的又一标准。在顾客导向战略下，接包方对发包方产生依赖，但却难以在离岸环境中及时、无偏地从发包方处获得所需的特定信息与隐性知识[9]。此时战略联盟可作为双方及时沟通的桥梁，搭建起准确传递隐性知识的平台[33]，这能够降低接包方的外部依赖不确定性，最大化顾客导向战略的效果。但在外部导向战略下，由于信息/知识源的广泛，接包方对发包方不存在较强依赖[32]，此时战略联盟的效果便较为有限。倘若建立，则可能因为占用接包方与其他外部伙伴的合作资源而降低外部导向战略原本的多样化和协同性，导致得不偿失。对资源相对有限的中国离岸KPO接包方而言更是如此。综上所述，我们提出：
H5对中国接包方而言，自身的顾客导向会促进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建立。
H6对中国接包方而言，自身的外部导向会阻碍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建立。
2.3离岸KPO战略联盟的作用结果
与建立机制相似，虽然关于传统战略联盟的作用结果已有较多研究，但对离岸KPO战略联盟作用结果的关注却依然很少。尽管Li等列举了中国接包方从KPO战略联盟中获得的部分收益（如声誉，创新能力等）[6]，但却局限于项目层面，缺少在企业层面的深入研究。借鉴Tan和Litsschert[34]，我们使用经营收益和战略收益来衡量离岸KPO战略联盟对接包方的两类作用结果。经营收益是指短期的经营财务状况改善，如销量/市场份额增长、销售回报率增加等，它帮助中国接包方实现在当前全球离岸KPO市场中的立足；战略收益则是指技术进步、竞争地位提升、新客户/市场开拓等长期性回报，它帮助中国接包方提前部署和应对离岸KPO市场中的未来竞争。
在短期经营收益方面，Mudambi和Tallman指出战略联盟促使KPO双方根据对方情况调整自身的业务流程和资源承诺，这能够降低不确定性，让接包方以更低的成本从事离岸KPO[1]。这种战略联盟还能加强外包双方的沟通，提供更有效的冲突解决方式，这同样降低了合作成本，有利于接包方经营绩效的提高[33]。而在长期战略收益方面，Hipkin和Naude认为在基于知识的联盟中，联盟伙伴能够通过创造新的目标实现途径的方式来获取长远收益[10]。这种知识联盟还能推动创新、能力演变及资源重组，帮助参与方获取长期竞争优势[35]。对于离岸KPO特定市场，Lin等进一步指出与国际客户（特别是优质国际客户）建立战略联盟能够提升中国接包方的地位和国际形象，帮助其在未来获取新的客户资源和市场[22]。综上所述，我们提出：
H7对中国接包方而言，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建立会增强其经营收益。
H8 对中国接包方而言，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建立会增强其战略收益。
3样本及数据
3.1数据收集
我们使用问卷与档案相结合的方式来获取更为全面的数据[36]。问卷调研方面，我们于2010～2011年先后在西安软件园、苏州工业园和大连软件园进行大规模调研。由于西安、大连和苏州均为商务部指定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且上述三园区均为中国服务外包十强园区，我们的调研能够较准确地反映中国离岸KPO行业现状。在园区管委会协助下，298家离岸服务外包接包方中的141家参与调研，问卷回收率为47.9%。在剔除8份不完整问卷和32家非KPO接包方后，最终的有效样本为101。从样本特征上看，超过60%的接包方将软件和高科技作为主营业务，这与全球KPO格局相符；接包方平均经营年限为6.64年，相对较为年轻；83.2%的被访者在本企业任职已超过2年，且79.2%的被访者为离岸KPO相关的管理者，这保证了被访者对问卷问题的较好理解。档案数据方面，我们选取权威机构发布的宏观指标来计算中国接包方与国际客户之间的文化和商业距离。
3.2变量测量
问卷中全部连续变量的测量方式为Likert 7分量表，它们均源自UTD权威期刊。其中吸收能力（6个题项）和外部导向（4个题项）源自Lichtenthaler[37]的研究，顾客导向（4个题项）源自Narver等[38]的研究，经营收益（3个题项）和战略收益（3个题项）源自Tan和Litsschert[34]的研究。此外，我们使用客观专利数量来测量接包方的知识产权，以及使用虚拟变量（0=否，1=是）来测量接包方是否与国际客户建立战略联盟，这些测量方式均与研究变量自身类型相符。信度效度方面，全部变量的信度α均大于0.8，CR值均大于0.9，这表明研究变量具有良好的信度。而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在0.7以上，且AVE值均大于0.7，这表明研究变量具有良好的效度。根据Podsakoff和Organ[39]的方法，我们对研究变量进行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表明调研中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现象，被访者均能认真地填写问卷。档案数据方面，我们按照Kogut和Singh的方法[40]，使用霍夫斯泰德文化得分来计算文化距离，并使用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世界银行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教育指数来计算商业距离[18]。控制变量方面，我们选取了接包方的企业规模、经营年限和所在城市。企业规模的测量方式为接包方员工总数，经营年限的测量方式为接包方成立至今的时间，所在城市的测量方式为定序变量（1=西安，2=苏州，3=大连）。
4实证分析
4.1离岸KPO战略联盟建立机制
作为实证分析的第一步，我们使用二值逻辑回归模型来检验前文所述各因素与离岸KPO战略联盟建立之间的关系。该模型适用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时的非线性统计，在分析众多因素对某事件发生概率的影响方面独具优势[41]。
逻辑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1所示。在加入控制变量（模型1）的基础上再加入文化距离等六个自变量后，模型2自身显著（χ2=22.772，p<0.01），且与模型1相比拟合优度更高（-2Log likelihood明显降低，Cox & Snell R2和Nagelkerke R2明显提高），说明这些自变量的加入是有意义的。进一步观察回归系数后发现，制度环境中的商业距离能够降低战略联盟建立的概率（β=-8.151，p<0.1），能力因素中的知识产权能够提高战略联盟建立的概率（β=1.223，p<0.05），战略因素中的顾客导向能够提高战略联盟建立的概率（β=2.688，p<0.05），外部导向能够降低战略联盟建立的概率（β=-2.061，p<0.05），H2、H3、H5、H6因此得到验证。虽然文化距离会阻碍传统领域中的国际合作，但数据表明它并未降低离岸KPO战略联盟建立的概率（p>0.1），其原因可能在于KPO行业更多地遵循国际准则与技术规范，这使得文化差异不再那么重要，H1因此没有通过验证。吸收能力同样未能发挥预期效果（p>0.1），这可能是因为吸收能力虽然能给接包方带来潜在收益，但它并不具备知识产权那样的信号作用，在吸引联盟伙伴方面给予的帮助较为有限，H4因此没有通过验证。
4.2离岸KPO战略联盟作用结果
作为实证分析的第二步，我们使用层级回归分析来检验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建立与接包方收益之间的关系。该方法能够通过比较不同的回归模型所解释变异量的差异来评估个体研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作用，因而在管理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36]。
层级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1所示。对于接包方经营收益，在加入控制变量（模型3）的基础上再加入战略联盟后，模型4自身显著（F=4.917，p<0.01），且具有比模型3更好的解释力（ΔR2=0.028，ΔF=3.192，p<0.05），这说明战略联盟的加入是有意义的。进一步观察回归系数，战略联盟能够正向作用于经营收益，且回归系数显著（β=0.412，p<0.1），H7因此得到验证。对于接包方战略收益，类似地，战略联盟的加入（模型7）能够显著提高模型解释力（ΔR2=0.112，ΔF=17.39，p<0.001），且能够对战略收益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β=0.963，p<0.001），H8因此得到验证。
5结论与展望
5.1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中国接包方视角出发，系统揭示了离岸KPO情境下的战略联盟的建立机制和作用结果。研究结论表明：第一，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建立会受到来自制度环境、接包方能力和战略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具体地，当接包方具有较多知识产权且使用顾客导向战略时，其倾向于与发包方建立战略联盟；而当接包方使用外部导向战略且外包双方商业距离较大时，其倾向于不建立战略联盟。第二，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建立会给接包方带来经营和战略两方面的收益，特别是战略收益受战略联盟建立的影响尤为明显。
5.2理论及管理意义
本研究的首要理论意义在于综合三大经典理论，全面总结了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多因素建立机制。与传统战略联盟相比，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建立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商业距离、知识产权、战略导向等传统联盟领域关注较少的因素会显著影响离岸KPO战略联盟的建立；另一方面，文化距离和吸收能力却无法在该情境中发挥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离岸KPO战略联盟的现有认知。此外，本研究是从接包方视角进行解读的，这响应了Currie等[2]，Li等[6]学者关于开展更多关于离岸服务外包接包方管理问题研究的呼吁。
本研究的管理意义在于启示中国离岸KPO接包方：第一，与国际客户建立战略联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无论是自身的知识产权还是顾客导向战略都不能直接转化为收益，而是需要借助战略联盟的桥梁作用才能实现。第二，战略联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好的选择，在商业距离较高，以及使用外部导向战略时，与国际客户建立战略联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以及与自身的既定战略背道而驰。第三，从战略联盟中可以获得经营和战略两方面收益，它们分别有助于自身实现在全球KPO市场中的短期立足和长期发展。这些建议为中国离岸KPO接包方的战略联盟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5.3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实证分析的样本量略有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结论的普遍性。未来研究需要在数据收集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从而基于更大样本量得出更为强健的研究结论。第二，缺少对KPO类型的进一步细分。不同的KPO业务，例如伍蓓等[42]提出的效率型和创新型业务可能导致对战略联盟的不同需求，进而影响其建立机制及作用结果，未来研究可沿此思路进一步深入。第三，虽然本研究弥补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接包方的不足，但仅从接包方视角出发，忽略发包方影响因素的做法仍然是不够全面的，毕竟战略联盟的建立与否需要双方共同决定。未来研究需要建立起包括发包方层面关键因素在内的研究模型，从而对本研究问题做出更为全面的回答。
参考文献：
[1]Mudambi S M， Tallman S. Make， buy or all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 through allianc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 47（8）： 14341456.
[2]Currie W L， Michell V， Abanishe O. 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 in financial services： the vendor perspective[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26（2）： 94104.
[3]Sen F， Shiel M. From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BPO）to 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KPO）： some issues[J]. Human Systems Management， 2006， 25（2）： 145155.
[4]Kedia B L， Lahiri S.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of services： a partnership model[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07， 13（1）： 2237.
[5]Tate W L， Ellram L M， Bals L， et al.. Offshore outsourcing of service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09， 120（2）： 512524.
[6]Li Y， Liu Y， Li M F， et al.. Transformational offshore outsourcing：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lliances in China[J].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08， 26（2）： 257274.
[7]Cowley S J P. Morgan scraps $5B IT deal with IBM[J]. Computerworld， 2004， 38（38）： 116.
[8]Baloh P， Jha S， Awazu Y. Build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s for managing innovation outsourcing[J]. Strategic Outsourc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8， 1（2）： 100121.
[9]Li Y， Wei Z， Liu Y. Strategic orientations，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endor in crossborder outsourcing[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 47（8）： 14571482.
[10]Hipkin I， Naude P. Developing effective alliance partnerships： lessons from a case study[J]. Long Range Planning， 2006， 39（1）： 5169.
[11]Williamson O.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段毅才，王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2]Oliver C.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ombining institutional and resourcebased view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9）： 697713.
[13]龙勇，郑景丽，吴海春.战略联盟中交易成本、联盟能力对效率边界影响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12，24（12）：107114.
[14]徐二明，徐凯.资源互补对机会主义和战略联盟绩效的影响研究[J].管理世界，2012，（1）：93103.
[15]赵岑，张帏，姜彦福.基于与大企业联盟的技术创业企业成长机制[J].科研管理，2012，33（2）：97106.
[16]Scott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M]. CA： Sage， Thousand Oaks， 2001.
[17]薛有志，刘鑫.国外制度距离研究现状探析与未来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3，35（3）：2836.
[18]Brewer P A. Operationalizing psychic distance： a revised approac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007， 15（1）： 4466.
[19]Van Wijk R， Jansen J P， Lyles M A. Inter and intra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a metaanalytic review and assessment of it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8， 45（4）： 830853.
[20]李平，徐登峰.独资还是合资——我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管理，2010， 32（5）：5763.
[21]Lavie D， Miller S R. Alliance portfolio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8， 19（4）： 623646.
[22]Lin Z， Yang H， Arya B. Alliance partners and firm performance： resource complementarity and status association[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30（9）： 921940.
[23]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1）： 99120.
[24]Levitas E， Mcfadyen M A. Managing liquidity in researchintensive firms： signaling and cash flow effects of patents and alliance activiti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30（6）： 659678.
[25]Cohen W M， Levinthal D A.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 35（1）： 128152.
[26]张古鹏，陈向东.保护性专利审查机制对企业专利战略效应研究——基于专利条件寿命期的视角[J]
.科学学研究，2012，30（7）：10111019.
[27]Zahra S A， Hayton J C.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venturing on firm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absorptive capac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8， 23（2）： 195220.
[28]EasterbySmith M， Lyles M A， Tsang E W K. Inter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current themes and future prospect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8， 45（4）： 677690.
[29]Griffith D A， Harmancioglu N， Droge C. Governance decisions for the offshore outsourcing of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in technology intensive markets[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9， 44（3）： 217224.
[30]Tidd J. Development of novel products through intraorganizational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the case of home automation[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1995， 12（4）： 307322.
[31]Slater S F， Narver J C. Market orientation and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J]. Journal of Marketing，1995， 59（3）： 6374.
[32]李柏洲，周森.企业外部知识获取方式与转包绩效关系的研究——以航空装备制造企业为例[J].科学学研究，2012，30（10）：15641572.
[33]Ren H， Gray B， Kim K.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what factors really make a difference and how[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9， 35（3）： 805832.
[34]Tan J J， Litsschert R J. Environmentstrategy relationship and its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hinese electronics industry[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4， 15（1）： 120.
[35]Chen H， Lee P， Lay T. Drivers of dynamic learning and dynamic competitive capabilities i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9， 62（12）： 12891295.
[36]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37]Lichtenthaler U. Absorptive capacity， environmental turbulence， and the complementarity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rocess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52（4）： 822846.
[38]Narver J C， Slater S F， MacLachlan D L. Responsive and proactive market orientation and newproduct success[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04， 21（5）： 334347.
[39]Podsakoff P M， Organ D W. Selfreport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problems and prospect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86， 12（4）： 531544.
[40]Kogut B， Singh 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3）： 411432.
[41]白涛，焦捷，金占明，等.投资区位进入模式选择与海外子公司存活率之间的关系——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例[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53（2）：280288.
[42]伍蓓，陈劲，吴增源.环境动态性对研发外包强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J].科研管理，2010，31（4）：2330.
作者：王良 刘益 王强
摘 要：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促使人们对教育质量的重视，基于高等教育学习结果的评估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新焦点。文章介绍国际上基于高等教育学习结果评估的现状,简要介绍欧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总结这种新型评估形式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习结果;评估
1 前言
背景 2 0世纪 8 0年代以来，世界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发达国家则进入普及化阶段。基于此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不断得到关注，而评估作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多地 被世界各国所采用。但是目前的高等教育评估仍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大多重视教育投入，在教育产出方面，关注的主要是授课、科研成果、学 位授予以及学校声望等。对于其他方面，特别是学生的学习结果，却很少去关注和研究，成为一个信息空白区。然而，从根本上来说，高等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活动，高等教育质量到底 如何，最终要由学生的学习结果来决定。所以 脱离学生学习结果进行的质量保障和评估难免舍本逐末，这样的绩效指标并没有显示高等学校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程度。因此，根据这种评估形成的评级和排名并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高校的教育质量。2 0 0 6年6月， 在希腊雅典举行的O E C 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教育部长会议上，高等教育学习结果评估作为一个鲜亮的主题被正式提 出来。目前OECD正带领其成员国进行高等教 学习结果评估的可行性研究。2009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也强调基于高等教育学习结果评估这一新形式。在此之前，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墨西哥、英国、美国等已经在开展高等教育学习结果评估方面积 累了一些实践经验， 并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OEC所领导的基于学习结果的国际评估也充 分吸收了这些国家的良好实践经验和做法 。
2 基于高等教育学 习结果评估现状
(1) 澳大利亚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估
澳大利亚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估主要有三 类，包括毕业生技能评估( G S A)、课程学习经验问卷调查( C E Q) 和毕业生去向调查( G D S )。其中第一类采用的是直接评估， 对学生进行测试;而后两类均为间接评估，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毕业生技能评估自2 0 0 0年开始实行，测试的设计和分析 由澳大利亚教育研究理事会 (ACER)负责。评估内容包括 一般技能(如批判性思维、 问题解决、书面交流)，特殊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人际理解能力的非认知性学习结
果。高校向A C E R订购评估资料， 然后在高校实施评估 ， 并由教师监督。这种测试每年两次 ， 包括一次入学考试和一次结业考试。它通过横向评估的形式对入门级和毕业级的学生进行测试， 两次测试的差异被看作是学生受高等教育后知识 、 技能以及非认知性学 习结果 的提高程度。评估结果以学生的个性化报告方式给出， 测试的每一部分都包含总分及其在整个测试参与群体中所处的相对位置。
毕业生去向调查主要评估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其中，课程学习经验问卷调查( C E Q) 是毕 业生去向调查的一部分，自1993年开始实施。课程学习经验研究是形成大学教学质量绩效指 标的重要依据 ，是比较学生对总体课程学习经验满意度的重要数据来源 。问卷的设计和分析由澳大利亚毕业生职业理事会( GCCA)和澳大利亚教育研究理事会(ACER)负责。评估项目 包括：通用技能( 如问题解决技能、分析技能、书面沟通技巧)，非认知结果(如团队合作能力，学生对教学、目标、标准、工作量的满意度)以及一般能力( 如处理不熟悉情境的信心、计划工作的能力)这种评估每年一次，评估对象是已经完成任何一种高等教育学历要求的应届毕业生。CEQ由澳大利亚大学副校 长委员会负责具体的组织实施，首先由GCCA 向高校提供调查问卷， 高校通过邮件将问卷寄给调查对象，要求填写后用已印好回信地址的信封寄回;调查完毕后， 负责测试分析的部门对调查问卷进行处理分析; 然后将每一个高校的有关数据报告给教育科学与培训部，高校接受 DEST的摘要报告。对于学科和课程评估结果是公开的，对教师个人教学效果的评估结果是保密的，但会以恰当的形式告知教师个人，并附以改进意见。最后，新闻界和商业出版、物利用评估结果为公众进行大学排名。
(2)美国高校的质量评估
美国高校的质量评估以学生的学习结果为中心开展，到目前为止已历经2 5年形成 了独特的评估模式。主要评估方式有调查型和测验型两种，评估种类多样，包括大学生学习评估 ( C L A) 、美国全国学生投入调查 ( NSSE)、大学生学术能力评估( C A A P ) 等。大学生学习评估( C L A) 于 2 0 0 2年实施，目前已有134个学院和大学参与这项评估。测试 开发的主要资助单位有：纽约卡内基、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福特基金会，露明纳基金会等。测试设计和分析则由教育援助理事会 ( CAE)负责，由国家认可的心理测验和评估领域 的专家进行具体设计。评估以直接测试的形式，每年一次，评估对象是大一新生和大四学生。大多数高校一般选择横向测试， 但有时也采用纵向测试来衡量高等教育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即学生学习的增值。评估内容包括批判性思维、分析推理、问题解决和书面交流能力。CLA是通过互联网在学校的计算机实验室中。对参与网上测试的学生实施，并配有监考人员。测试完成后， 答案通过网络上传和分配给进行评价的在线人员。学生在网上可以收到成绩报告， 参
与高校也可收到总结报告，若学生允许，高校可获得学生报告的副本。总结报告将情况相似的学生( 以S A T成绩计算)、相似的高 校( 卡内基分类) 和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进行比较，然后将结果公布于众。美国全国学生投入调查 ( N S S E) 于2000年开始实施， 从学生投入各项有效学习活动的程度来体现大学教学质量。N S S E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调查对象为四年制大学院校的一年级与四年级学生。评估内容为非认知性学习结果，即学生 投人学习的信息，包括如何分配和利用时间，从课程、 课外活动和高等教育服务中得到了什么。评估流程一般为： 参与的高校先与调查机构签订协议，并选择调查方式;然后向调查机构提供学生的有关信息和资料; 调查机构根据学生资料进行随机抽样并发放问卷调查表;问卷回收后，研究中心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最后将结果通报学校。NSS不仅向大学公布评估结果，还显示该校在和其他学校竞争中所处的位置。
3、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启示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估重点是教学工作评估，对学生学习结果的研究刚刚起总结以上几个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提出几点建议，为我国高等教育评估提供借鉴和参考。
(1)重视高等教育学习结果的评估
丰富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多维的综合性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它不仅仅局限于科研 、声望学习结果也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 进行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高等教育质量最终要通过学生的学习结果来体现。高等教育学习结果评估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重要手段。虽然 目前我国的高校评估工作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各方面工作都很不健全，但是随着高校评估工作的深人进行，我国有必要引进高等教育学习结果评估，引导高校对学生学习结果的重视。这既丰富了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顺应社会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迫切要求，也有助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透明度和可 比性。
(2)注重学习结果评估的全面性
我国教育部于2007年3月发布了《关于进 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 要坚持知识、 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 l 6 』 。高等教育学习结果评估不仅关注学生的认知性学习结果，而且还非常重视非认知性学习结果;不仅关注学生的特 殊学科能力，而且还特别强调一般能力的培养。对于我国而言 ，高校尤其要重视学生的非认知性学习结果和培养学生的一般能力与技能， 注重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人际关系、毕业生就业能力的评估。因为大学生不仅要学习科学知
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 要通过高等教育来完善 自己的人格，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自己的就业能力。因此，我国高校要通过开设各种课程或服务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和情感，并将其纳入教育评估的范围。
参考文献：
[ 1 ] 美 国纽 约 时 装 学 院 [ E B / O L] .h t t p ：//w w w. itnyc .e du.
[ 2 ]美 国帕森设 计学 院 [ E B/O L] h t t p//w w w .B e
wsc hoo1.e d u /. Parsons/fashionschool /.
[ 3 ]意大利马兰戈尼设计学院[ E B / O L ] . h t t p ： / / w w w .i s t i t ut o ma r a n g o ni . c or n/.
[ 4 ]意大利多摩斯设计学 院[ E B/O L].h t t p //w w w. Do musacademy.com//e n
g/i n de x.ph p
教师对学生的宽容和体谅是很难得的，教师应鼓励每一个孩子站起来说话，表达自己的看法。有的教师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引发了学生的主动性，学习没有结果怎么办?其实，激发了孩子的学习兴趣和使其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这不就是结果吗?这种没结果的结果倒是最重要的。
在经历了一个教育过程之后，无论结果是否达到，实际上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结果，是无形而珍贵的结果。什么是素质?这个结果就叫素质。在很多情况下，教育的结果还没出现，但过程已经存在，在此过程中，孩子的思维方式和学习主动性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素质的变化，这理应是我们教育追求的目标。
学生回答问题的对与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敢于发表意见。
孩子做事有没有结果，这也不重要，他做事的过程已经很重要了。当前基础教育的一大误区就是没把孩子当孩子，老是把孩子当作“微型大人”。如果孩子那么小就把教育的结果显示出来了，那不是很奇怪吗，他还是不是孩子?
教科书上的东西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教师希望学生肯定的东西，学生却说不对，认为书中的提法是错误的。此时，学生的想法应该得到鼓励和指导，让学生知道，书上的东西不是不能怀疑，并不是不能纠正。
靖江课改搞了一个每天20分钟的“说听课”，就是让孩子自己去查去找，发现问题，然后去展示，不在乎他是否查找到教师事先布置的选题，关键是他去查找了，还找到了别人都没有找到的东西。这对发展孩子的素质非常有利，它能培养孩子主动学习的精神，激发他们探究新奇东西的活力，改变当前许多孩子不敢言说和展现自我的习惯。虽然它目前还不可能代替所谓正课，但作为课改的一种尝试，“说听课”给人一种“功夫在诗外”的感觉。
在课堂上，师生要零距离接触，要有伙伴式交流，这有利于张扬学生个性，放飞学生思绪，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问题的主人、学习的主人。
小故事：有一次观摩现场课，讲课教师要求一位学生站起来念一段课文，这位学生可能因人多而怯场，第一句就念错了。这时，老师非常亲和地往前走了一步说：“没关系，请再念。”学生很清楚地念了一遍。老师
又进一步说：“很好，请再念一遍。”这时，那位学生的眼里好像闪着泪花，念完后非常幸福地坐下了。可以看出来，老师并不是刻意这样做的，可贵就可贵在这位老师不知不觉地做了，体验了师爱，居然自己不知道，不知道比知道更真实，不知道是自然的，知道了就是造假，反倒是虚伪的了。
现在的“择差教育”和“吃苦教育”中有值得肯定的东西，但观念有问题，为何要择差?孩子哪里差?他们都是优秀的，择差的概念不仅有违教育的新精神，而且也不符合事实，孩子的“差”是差异和差距，而不是坏。还有把吃苦当作惩罚，这很不利于培养孩子的完美人格。教师要改变这些错误观念，从心里自然流露师爱。
商卫发„2010‟184号
商南县卫生局
关于对全县医疗卫生单位创先争优活动
督导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医疗卫生单位：
2010年11月1日至10日，卫生局成立以县直卫生系统总支书记琚卫国为组长的督导检查组通过听、查、看的方式对全县21个医疗卫生单位的创先争优活动进行督导检查，现将督查情况通报如下：
从此次督导检查的情况看，全县大部分医疗卫生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对创先争优活动高度重视，能够按照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全县医疗卫生单位创先争优活动取得
- 1习相关法律知识，不能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就简单执法、粗暴执法，要站在全局、长远、可持续的角度认真对待创卫工作，确保做到文明执法、公正执法。
(三)公开承诺，确保活动取实效。
督查发现卫生系统创先争优活动公开承诺程序规范、面广、内容具体。一是各医疗卫生单位的党员承诺比例均达到100%，县医院中医院还将领导干部的公开承诺制成展板放置于医院的醒目位置，接受广泛监督.各医疗卫生单位都能将党员干部的公开承诺书装订成册。二是各医疗卫生单位的承诺书都能在支部会或小组会上讨论，做到贴近实际、切实可行。三是承诺的内容具体。每个党员都能从自己的实际工作岗位出发，从自己的实际能力出发制定具体的承诺，确保了承诺的兑现成为可能。
二、存在问题。
虽然全县医疗卫生单位创先争优活动开局顺利，进展良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一)工作开展不平衡。少数乡镇卫生院领导重视程度不够，对创先争优活动积极性不高，满足于开个会、写个笔记、办个园地的照搬照抄，没有形成自己的工作思路和安排，没有创新活动内容和载体，没有细化工作，使活动缺乏实效性和操作性;少数乡镇卫生院资料没有分类归档，基础工作不够扎实，部分工作滞后。
(二)一些单位工作特点不突出。部分乡镇卫生院开展活
- 3工”的“三满意”创建活动，严格执行医疗服务价格政策，不折不扣的执行国家基本药品“三统一”政策，坚决整治医药购销领域不正之风。
(三)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确保群众利益。
卫生监督所要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严格按照卫生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展卫生监督执法工作，打造过硬的卫生执法队伍;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做好重大疾病的防控、免疫规划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打造过硬的疾病预防队伍;妇幼保健院要加强孕产妇和儿童的健康管理，继续规范实施农村孕产妇免费住院分娩和育龄妇女补服叶酸项目，打造过硬的妇幼保健队伍;各医疗单位要强化“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加快医疗质量管理控制、评价与监督体系建设，确保医疗质量进一步提高，打造过硬的卫生队伍。
二0一0年十一月十六日
主题词：创先争优
督导检查
通 报
抄送：市卫生局党办
县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宣教党委 商南县卫生局 2010年11月16日印发
共印26份
- 5 -
知
杭教科[2008]7号
各区、县(市)教育局(社发局)、各直属学校：
杭州市第六届教育科研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评选业已结束，经过初审、终审，共评出先进集体34个、先进个人60个， 并经公示无异议，现予以公布。
附：杭州市第六届教育科研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名单
杭州市教育局 2008年12月22日
附：杭州市第六届教育科研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名单
先进集体(34个)
1. 杭州高级中学 2. 杭州市第十四中学 3.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 4. 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 5. 杭州市电子信息职业学校 6. 杭州市紫阳小学 7. 杭州市长寿桥小学 8. 杭州市朝晖中学
9. 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 10. 杭州市采荷中学教育集团 11. 杭州市濮家幼儿园教育集团 12. 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 13. 杭州市大关苑实验幼儿园 14. 杭州市大关小学 15. 杭州市长征中学
16. 杭州市西湖职业高级中学 17. 杭州市保俶塔实验学校 18. 杭州市博文小学
19. 杭州市萧山区第十高级中学 20. 杭州市萧山区朝晖初中 21. 杭州市萧山区聋哑学校 22.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23. 杭州市余杭区教科所 24. 杭州市富阳市第二中学 25. 杭州市富阳市职业高级中学 26. 杭州市富春第五小学 27. 杭州市富春第三中学 28. 杭州市临安石镜小学 29. 杭州市临安城南小学 30. 杭州市桐庐横村中心学校 31. 杭州市建德新安江中学 32. 杭州市建德新安江第一小学 33. 杭州市淳安威坪镇初中 34. 杭州市淳安县机关幼儿园
先进个人(60人)
1. 2. 3. 4. 5. 6. 7.
杭州市第二中学 顾来 杭州市第七中学 林海鸣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王保全 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 陈立群 杭州市旅游职业学校 吴引娣 杭州市电子信息职业学校 陈亚萍 杭州市江滨职业学校 蔡泉海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杭州市开元职业学校 唐慧英 杭州市紫阳小学 郑国云 杭州市大学路小学 高静 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 邵建辉 杭州市紫阳幼儿园 孔英萍
杭州市下城区教育研发中心 郑宏尖 杭州市胜蓝小学 莫弘明 杭州市大成实验学校 潘莹
杭州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 冯伟群 杭州市采荷二幼教育集团 励发珍 杭州市夏衍中学 宣晓军 杭州市彭埠第一小学 沈建华 杭州市大关中学教育集团 赵永文 杭州市红缨幼儿园 黄静 杭州市明德小学 李和秀
杭州市拱墅区教师进修学校 林文伟 杭州市西湖高级中学 周德生 杭州市省军区汪庄幼儿园 金红芳 杭州市三墩镇中心小学 冯卫芳 杭州市古荡一小 蒋晓 杭州市长河中学 来芬琴 杭州市滨江区教科室 朱丽萍 杭州市萧山八中 徐卫庆 杭州市萧山二中 楼海红
杭州市萧山区河上镇中 俞百灵 杭州市萧山区高桥小学 陆皎民
杭州市萧山区临浦中心幼儿园 娄芬云 杭州市余杭教科所 陶华坤 杭州市临平第一中学 姚永安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 林荣凑 杭州市余杭区教研室 周雁南 杭州市富阳市实验小学 陆晓春 杭州市富春第二小学 周炜
杭州市富阳市教育局教研室 王乐平 杭州市富阳中学 汪燕青 杭州市富春第四小学 王勇
杭州市临安玲珑初级中学 夏盼军 杭州市临安天目外国语学校 陈宏辉 杭州市临安石镜小学 章菊英 杭州市临安晨曦小学 钟丽敏 杭州市桐庐富春高级中学 江军平 杭州市桐庐第一实验小学 戚柏荣 杭州市桐庐教科室 俞静波 杭州市建德新安江中学 赖国法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杭州市建德梅城幼儿园 李小玲 杭州市建德实验小学 仇卫芳 杭州市建德姚村小学 徐炜华 杭州市淳安汾口镇小学 李彩仙 杭州市淳安县实验小学 方祝发 杭州市淳安县威坪镇初中 汪莲月 杭州市淳安机关幼儿园 余红英 杭州市西子湖小学 葛加尧 杭州市下沙中心小学 汪世英
充分发挥教育的合力作用，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做好后进生的转化工作。要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级教育网络，统一教育思想，坚持教育原则，齐心协力把后进生工作做好。
许多后进生的形成与家庭教育有直接关系。要做好后进生的转化工作，家长的支持与配合起着重要作用。每一学期，都要有针对性地对后进生进行深入细致的家访，和家长就学生现状进行全面分析，向家长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让家长明白为帮助孩子完成学习任务，家长应该做一些什么工作，应尽一份怎样的责任。只要家长对孩子充满信心，后进生也就有了希望。
在学校教育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真挚的情感感化后进生。“亲其师信其道”，情感教育是后进生教育的前提，特别是教师对学生的期待和厚爱，是激励启发学生萌发进取意识的外在动力，也是教学成功最基本的、最关键的条件。学生需要教师施以爱心，尤其后进生，他们也有自尊心，希望得到别人的尊敬和理解，教师应理所当然关心、指导和激励他们，投其所“好”，增加共同语言，施以“朋友式”的爱，缩小心理距离，达到心理相融。成为“自己人”取得信任后，再因势利导，提出严格要求，实施“期待教育”，不断启发他们的内驱力，把教育要求转化为他们自身的需要，再经其努力，逐步获得成功。
社会的教育力量也不容忽视，家长、教师应当正确引导学生收看电视、收听广播、阅读课外书籍、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为了使学生明辨是非，可以请公安干警到学校开展警校共建活动，帮助学生学习法律知识，增强后进生的自觉性，确保后进生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实施，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别是农村薄弱学校，起到极大地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完善经费保障机制，解除农村师生后顾之忧。 均衡教育发展建设过程中，把教师的工资、奖金福利全纳入县财政统发，实行同城同待遇，并对农村教师实行补贴。中小学校舍安居工程、农村寄宿制建设、农村薄弱学校改造等项目的实施，给农村薄弱学校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学校基础建设方面，投入资金，对农村寄宿制学校进行食堂、宿舍建设，满足学生的食宿要求。强化农村学校留守儿童之家的建设，满足留守儿童的物质、文化生活所需。
二、把优秀资源“网”在一起，让师生直面最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育内容。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加大对农村薄弱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力度，使农村学校普遍建起计算机房、多媒体室;所有学校开通ADSL宽带联网。通过对教师进行现代教育技能的培训，全县师生，特别是农村学校师生，积极在安徽基础教育资源平台注册，上传、下载教育教学资源，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三、让农村学校享受好师资。严格控制城区教师数量增加。
义务教育均衡教育建设过程中，在新教师指标分配时，向农村倾斜，千方百计配足农村学校教师，实现零代课。教育培训向农村中小学倾斜，大面积提高农村学校青年骨干教师理论素养和实际教学水平。实行教师交流活动，完善教师城乡之间，农村学区之间的交流，使教师由“学校人”向系统人转变，让集中在城区的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辐射，存进学校师资力量平衡发展。
四、 实行划片招生，解决农村学校招生学校招生难的问题。
生源不足是困扰农村薄弱学校发展的主要问题，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大批农村学生进城求学，加大农村学校招生困难，义务教育发展建设过程中，实行城乡划片招生，学生就近入学，从而解决学生择校难题，农村学校招生难的问题有望解决。 均衡教育发展的标准
1、城乡差别、地域差别缩小;
2、取消重点与普通学校的区分;
3、 师资力量配置合理公平;
4、学生均可就近入学;
5全方位、多层面的均衡发展，学校、教师、学生都能均衡发展。
推荐阅读：
体验教育征文评选结果10-03
教育督导材料09-24
历史教育的意义和作用09-12
教育督导评估自查报告07-06
如何做好教育督导工作09-25
爱在教育中的作用07-08
班级管理教育学的作用07-23
“情感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的教育论文06-14
学校教育督导自查报告06-22
义务教育阶段督导评估0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