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企业经济减排研究论文

[摘要]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个温室气体减排机制之一。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CDM卖方市场，江西省CDM因此也获得了发展的机遇。本文通过运用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江西省内各项目类型数据做横向对比分析和对国内各省区项目数分别做纵向对比分析，并提出江西省未来CDM项目发展的潜力领域和促进CDM发展的对策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化工企业经济减排研究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化工企业经济减排研究论文 篇1：

论我国二氧化碳减排治理模式的转型

摘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目标偏差不利于二氧化碳减排治理机制的实施，且政府主导的“命令一控制”型治理工具效率低下。政府可通过向公众、企业、市场分权来培育减碳利益集团，减碳利益集团主导的治理模式有利于借助社会力量构建以“碳减排”为核心的利益机制，推动以“碳基能源”为主的社会偏好结构向以“减碳技术”为主的社会偏好结构转化。

关键词：政府分权;利益集团;二氧化碳;治理模式

文献标识码：A

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目标偏差不利于二氧化碳减排治理的实施

我国在环境保护领域，地方政府形成了与中央政府不同的行为模式，中央政府能从全局来考虑环境问题，而地方政府则往往从局部来考虑环境问题。在现实中的表现通常是中央积极而地方消极。

我国已提出了二氧化碳减排计划，但对企业二氧化碳的排放并没有采取强制限量，当前减排计划的推进主要依靠现有的环境管制体系和措施。二氧化碳减排计划显然与那些依靠高耗能工业创造就业和GDP的地方政府偏好相冲突。然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拥有的财权减少而要承担的事权却增多，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政府会较多地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放松对利税来源较高企业的项目能源消耗量或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约束。中央政府关于节能减排的治理目的是激励地方政府和企业参与到优化环境质量的活动中，然而由于减碳行动产生的环境改善具有区间溢出效应，质量优化后的大气环境又具有非竞争和非排他的公共物品性质，每一个处于此环境中的活动主体都会受益，而未参与环境质量维护的活动主体也获得了外部收益。因此，在面对是否参与减碳行动的选择时，活动主体会产生强烈的“搭便车”动机。当政府职能难以平衡“促生产”与“减排放”之间的矛盾时，则转向“促生产”。在这一点上地方政府与企业形成合谋。

在环境相关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即使地方政府有意监管二氧化碳排放，其管制措施也会由于产业利益集团与地方官员的合谋而被压制。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由政府引入并维护的，因此，政府可通过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将自己的利益较深地嵌入到市场经济利益链条中，这与政府为本地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相违背。这种职能错位不仅在深层次上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培育和发展存在内在矛盾，而且阻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在动力的形成。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为企业寻租、政府抽租及两者合谋对减碳规制进行压制提供机会，这与建立低碳社会所需的政府职能之间存在严重冲突。因此，追逐GDP的目标会使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弱化节能减排的约束，不利于激励企业主动节能减排。

二、政府“命令——控制”型减排治理模式效率低下

我国节能减排的治理工具仍然以“命令——控制”型为主，而基于市场型工具和自愿协议工具的运用还很少。“命令——控制”型治理工具主要包括能源定价、设置减排标准和环境评价标准，特别加强对电力、钢铁、建材、有色金属和化工等高能耗产业的监管和审批。这种手段依靠行政权力对企业排放进行约束与调控，但又为政府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创造了机会。使用“命令——控制”型治理工具时，由于政府无法掌握所有企业的减排边际成本从而制定统一的减排标准，而企业又无法自主选择最优减排量，所以经常导致减排的社会总成本远远高于最优水平。另外，政府还需要承担较高的监督和管理费用。由于获取企业减排和生产信息的成本高昂，制定合理的处罚标准难度较大，结果致使处罚太轻不能起到管制效果，处罚太重则削弱企业的生产动力。

我国在节能减排计划中实行“中央——地方——重点企业”的目标责任制，由于三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政策执行成本和监督成本十分高昂。二氧化碳排放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涉及到能源价格、财税激励、产业政策、监管考核、法律制度等多方面，这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各级政府、各部門的合作与协调。政府的规模越大，代理层级越多，政府间和部门间职能交叉、权责不明和利益冲突的问题就越严重，当各级政府或各部门的目标不一致时，政策执行的协调难度就更大。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项目行政审批的环节越多，出现企业寻租、官员腐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越不利于减排目标的实现。

三、二氧化碳排放利益集团与减碳利益集团

二氧化碳排放所产生的气候危机本质上是集体行动转嫁环境成本造成的，而二氧化碳减排动力不足实质上源于集体行动“搭便车”的行为。因此，气候危机的产生不仅仅是以技术为中心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与人们的行为模式相联系，是人口、技术、文化、社会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这一作用的动力来源和运动方向被二氧化碳排放利益集团所控制。

个人或企业二氧化碳减排动力不足反映了集体行动“搭便车”的心理，但即使个人或企业参与到减碳行动中，也会遇到二氧化碳排放利益集团的阻碍。对此，昂鲁(Unruh，2000)提出了“碳锁定”的概念，认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建立的技术体系是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以此构建的政治经济体系与之结成“技术——制度综合体”，碳基技术的既得利益者建立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社会组织和制度，通过政治游说俘获政府管制，使人类社会从思想观念和文化习惯上对其产生内在的惯性依赖，从而形成碳基技术的锁定效应。因此，现存的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技术——制度综合体”代表着二氧化碳排放利益集团的意志，他们是有意参与二氧化碳减排行动的个人或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也是低碳技术扩散、低碳文化传播的最大障碍。

要解除对碳基能源和碳基技术的依赖，发动二氧化碳减排的社会性集体行动，就必须先培育二氧化碳减排利益集团。关注生命健康的个人和以低碳技术作为利润来源的企业(发明和应用低碳技术的企业)是减碳利益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可通过成立社会组织推动“低碳化”运动，进而推动有利于碳减排的制度变迁。然而，减碳集团与排放集团是存在利益共容的，即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因此，两者间的博弈不是竞争性的利益分割而是让排放利益集团诱致转化为减排利益集团，共同解除“碳锁定”。制度变迁方式的选择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利益集团之间权利结构和社会的偏好结构。就权利结构而言，排放利益集团显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如果资源要素价格、环境要素价格、社会公众的偏好及技术结构能够发生变化，以“碳减排”为核心的要素资源所形成的利益机制是可以逐步构建的，该机制与以“碳基能源”所代表的利益机制的成本与收益比较将决定排放利益集团的行动。此时，减碳利益集团必须联合第三方集团——政府，通过降低减排成本、增加规避排放(或寻租)成本来改变资源要素价格或环境要素价格结构，让环境产权的价值得以体现，从而对排放利益集团形成减排激励，使以

“碳减排”为核心的要素资源所带来的潜在利益机制成为各集团的利益共容机制。

四、基于分权的二氧化碳减排治理模式

二氧化碳减排治理本质上是构建以“碳减排”为核心的利益机制，这一机制的构建首先需要减碳利益集团的行动。因此，减碳利益集团的培育及有利于其发展的制度环境是改变以政府管制为主导的传统治理模式的首要条件。我国政府在改革中进行了两个维度的分权，即“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分权和“国家——社会”间的分权。“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分权促进了地方政府间为经济增长而竞争的格局，但导致地方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也是造成政府管制为主导的二氧化碳减排治理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但“国家——社会”间的分权可增进个人权利的保护，扩大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和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经济上可以保护私人产权，政府退出对经济的干预而让位于市场机制。减碳利益集团的形成需要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而“国家——社会”间的分权则为减碳利益集团的培育创造了条件，有利于二氧化碳减排治理行动的展开。

(一)“政府——公众”分权下减碳治理的公众参与

在“中央——地方”政府分权背景下，中央将二氧化碳减排治理的事权下放到地方，但中央和地方在该问题上的利益结构并不一致。此时，强化社会力量、扩大公众参与治理既可以较低的成本监督地方政府的执行情况，又可协助地方政府提高治理效率。

二氧化碳减排行动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符合环境保护和个人健康的利益，公众应将健康利益意识转化为对个人环境权的维护，并要意识到环境正义的意义，也就是说，要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利益或个人健康利益在代内和代际的公平分配，必须依靠公众的普遍参与。公众参与意识的觉醒和付诸行动离不开政府向公众的分权。首先，应通过立法赋予环境权利的实质性内涵和行使方式，通过教育和媒体宣传来强化公众对其权利的认知，开启公众参与减排治理的意识。此时，公众的受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到个人对所拥有的环境权的重视程度进而影响到参与减碳行动的程度。其次，从放松对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管制逐步演化到主动吸纳公众参与对碳排放的行为监督和治理，为公众提供便利的参与渠道。当健康环保所产生的效用在社会偏好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时，参与减排会在公众中达成共识。

当达成减排共识，对解决社会公众在参与减碳治理中的“搭便车”问题关键在于社会公众采取何种组织形式。奥尔森认为，即使不用强制手段或任何集体物品以外的正面诱因，小集团也会给自己提供集体物品，虽然不会达到最优水平的提供量，但还是在行动。小型减碳集团一方面降低了各方达成协议的组织成本，另一方面也降低了测度个人努力程度的成本，以利于减碳激励措施的实施。特别是面对具体的环境破坏事件时，这类组织更容易将直接利益受损者组织起来，其行动带来的利益更容易体现。因此，我们有必要鼓励公众减碳小集团的建立，这类小集团可以是以地理位置为基础的减碳社区，也可以是基于减碳利益、兴趣与爱好而自愿组成的社会组织。公众减碳组织实质上是以低碳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结构，这一结构的发展又有利于形成围绕低碳发展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表现为信任、网络和规范，以及通过协调与合作来提高效率。公众减碳组织可以增强成员的健康利益意识和环境权意识，形成共同的低碳价值观，建立低碳消费和参与治理的行动规范，在减碳行动中相互信任、信息共享和促进合作，从而进一步化解公众参与的集体行动困境。在参与减碳治理中，低碳消费文化也会逐步形成。随着公众对低碳产品的偏好加大，减碳行动会从消费端逐步传递到生产端，激励企业的减碳行为，使生产的偏好结构逐步向低碳产品转移。可见，政府对公众的放权还体现在积极推动各种政府型或非政府型减碳组织的建立，并将参与治理的渠道制度化，以更好地发挥减碳组织的作用。

(二)“政府——企业”分权下减碳约束的强化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权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从对企业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中退出，建立以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使政府将其工作重心转移到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上来。政府减少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干预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深化，促进公平竞争性市场的构建。尤其在低碳技术市场，政府对本土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保护既不利于其技术创新，也不利于发达国家企业先进技术的引入。另外，政府还应遏制“碳基能源”技术的垄断性力量，保护低碳新兴技术市场，帮助参与减碳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降低研发风险。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权一方面强化了减碳约束，另一方面会推动企业围绕提高减碳效率而展开竞争，引导企业改变以“碳基能源”为基础的生产结构偏好。

(三)“政府——市场”分权下减碳治理工具的创新

政府完全依靠行政权力来收集企业的减排信息，所耗费的成本巨大，且无法调动企业的减排积极性，造成“命令——控制”型减碳治理工具效率低下。政府的行政权力显然无法代理所有的治理任务，所以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励企业的减排积极性才是关键。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的行政权力必须让位于市场的激励机制。首先，政府应放松对能源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使能源、资源的使用成本不仅要反映内部成本，还应反映其使用造成的外部成本，而这又依赖于能源领域竞争主体的培育和竞争市场的建立。其次，只有赋予企业减排量以私有产权性质并能够清晰界定，减排行动所创造的利益才能从公共领域纳入到私有，才能通过市场交易为减排者创造价值，从而激励生产者采用更成熟的低碳技术，并加大对提高减排效率的技术创新投入。市场机制为减排行动提供了获利机会，必将引导企业从以“碳基能源”为基础的生产结构偏好向以“减碳技术”为核心的生产结构偏好转换。

(四)政府分权下的减碳治理模式

破解二氧化碳减排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是建立减碳利益集团，通过减碳利益集团治理来替代以政府管制为主导的传统治理模式。而减碳利益集团的培育、发展和行动不仅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企业的加入。

在维护公众环境权的前提下，政府應转变职能目标和命令型的治理方式，通过政府与公众间的分权，为公众组织提供政治资源。公众减碳组织参与减碳治理不仅有利于公众在消费端形成主动的减碳行为，而且还可以监督地方政府的治理行为和企业的减碳行为，使中央政府与公众形成联盟，共同约束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减少地方官员与企业合谋限制减排管制作用的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分权会通过强化企业减碳约束来推动低碳技术市场的发展，政府与市场间的分权为市场型治理工具的发明和运用提供了机会，而低碳技术市场和市场型治理工具都有利于企业降低减碳成本，并为企业减碳提供经济资源。企业减碳行动及公众的低碳消费行动又进一步维护了公众的环境权，并促进减碳利益集团的发展，从而推动以“低碳技术”为核心的社会偏好结构逐步形成。当然，我国二氧化碳减排治理模式的转型还需要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考核体系的改革及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参考文献：

[1]宋德勇，卢忠宝.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创新[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2]unruh，G.C.，Understanding Carbon Loek-in[J].EnergyPolicy,2000,28(12)：817-830.

[3]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J].经济研究，1993，(1).

[4]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M].杭卅：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14.

[5]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8—29.

[6]Putnam.R.,Leonard,I.R.and Nanelt I.R.Making DemocracyWork：Civic Tradition in Modem Ital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93:5.

作者：卢现祥 张翼

化工企业经济减排研究论文 篇2：

江西省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发展现状、潜力及对策研究

[摘 要]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个温室气体减排机制之一。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CDM卖方市场，江西省CDM因此也获得了发展的机遇。本文通过运用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江西省内各项目类型数据做横向对比分析和对国内各省区项目数分别做纵向对比分析，并提出江西省未来CDM项目发展的潜力领域和促进CDM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环境经济

[作者简介]杨锦琦(1963—)，江西宜春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生态经济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

Title： The Current State and Potential of CDM Project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Countermeasures

Author： Yang Jinqi

Key words： Kyoto Protocol ;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 environmental economic

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是根据《京都议定书》创建的一种新型国际合作机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合作机制，即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以低成本实现其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①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报告，2011年碳市场总值增长11%，达1760亿美元，交易量创下103亿吨CO2e的新高。而我国凭借巨大的温室气体减排供给市场，目前已成为全球CDM市场的最大供给国和东道国，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②

我国自2005年正式加入CDM市场以来，CDM市场发展异军突起，遥遥领先于印度等国，稳居世界第一。据联合国综合EB网站的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2月28日，经EB批准注册的CDM项目总数达6558个。如表1所示，中国、印度、巴西经EB批准注册项目数占总项目数百分比分别为53.1%、18.3%、4.1%。①

截至2013年3月31日，发展中国家经签发的减排量额度按东道国分布统计如表2所示。从全球CDM项目的签发情况来看，我国已占东道国CDM项目签发总量的61.8%，比第二名印度13.5%多出48.3%。由此可见，我国CDM项目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签发的CERs的总量上看，在全球卖方市场都是处于第一位的。②

一、江西省CDM发展现状

通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充分利用江西省丰富的资源，可奠定江西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石。本文拟通过分析江西CDM项目的发展水平、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江西发展CDM项目的优势领域，以促进江西CDM项目的发展。

本文将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即对省内项目类型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对省际项目数进行纵向对比分析。通过对CDM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批准、在CDM执行理事会(Executive Board of CDM，EB)注册和EB签发三个阶段项目数进行对比分析，可以说明某地区CDM项目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CDM未来市场份额的变化趋势。本文还将采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中的CDM项目数据库来分析江西省CDM项目发展的现状，其他未提及的资料均来自相关参考文献。

(一)江西省CDM项目在全国的发展地位

截至2013年8月7日，国家发改委批准CDM项目4934个;截至2013年8月5日，在EB注册的项目3718个;截至2013年8月1日，获EB签发的项目1319个。其中，江西省获批准项目、注册项目和签发项目分别为80个、53个和23个，分别占全国项目总数的1.62%、1.43%和1.74%。

从图1可以看出，江西获批准的项目为80个，位于第25位，低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从图2可以看出，江西在EB注册的项目为53个，位列第25位，处于全国下游水平;从图3可以看出，全国获签发项目具体可分为五大类，各种不同类型的“数值柱”分别代表一类，而江西则处于全国比较落后的一类，主要是因为江西省CDM起步较晚。①

另外，注册率和签发率这两个相对数可以更充分说明区域CDM项目的发展水平。图2和图3分别列出了全国各省市区项目注册率曲线和签发率曲线。从图2中的注册率曲线可以看出，江西CDM项目的注册率为66.2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5.35%)约9.1个百分点，而图3中的签发率曲线则显示江西CDM项目的签发率为43.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5.1%)约8.3个百分点。②

综上所述，通过横向比较分析江西省内项目数量、类型，以及纵向比较分析省际项目数据，结果发现：江西目前CDM项目数偏少，CDM项目科技含量不高，开发能力匮乏，CDM项目发展水平总体上落后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

(二)江西省CDM项目发展状况

江西CDM项目只涉及三大领域，即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节能和提高能效，甲烷回收利用。具体各类型项目个数见表3和表4。③

由表3、表4可以看出，江西批准、注册、签发的CDM项目数量及类型是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为主，该领域已成为江西获得EB批准项目及CERs签发的主力军。江西已批准的80个项目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48个，占江西获国家发改委批准项目总数的60%，项目估计年减排量4370689tCO2e，占江西已批准项目估计年总减排量的55.99%;江西已注册的53个项目，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40个，占江西在EB注册项目总数的75.47%;项目估计年减排量3761373tCO2e，占江西在EB注册项目估计年总减排量的72.22%;江西已签发的23个项目中，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19个，占江西已签发项目总数的82.6%，项目估计年减排量1479607tCO2e，占江西已签发项目估计年总减排量的72.93%。其次是节能和提高能效类，江西已批准的80个项目，节能和提高能效项目23个，占江西获批准项目总数的28.75%;项目估计年减排量2582615tCO2e，占江西批准项目估计年总减排量的33.08%;江西已注册的53个项目，节能和提高能效项目8个，占江西在EB注册项目总数的15.09%，项目估计年减排量940271tCO2e，占江西在EB注册项目估计年总减排量的18.05%;江西已签发的23个项目，节能和提高能效项目2个，占江西已签发项目总数的8.7%;项目估计年减排量853333tCO2e，占江西已签发项目估计年总减排量的10.93%。居于第三位的CDM项目属于甲烷回收利用类，江西已批准的80个项目，甲烷回收利用项目9个，占江西获批准项目总数的11.25%，项目估计年减排量853333tCO2e，占江西已批准项目估计年总减排量的10.93%;已注册的53个项目中，甲烷回收利用项目5个，占江西在EB注册项目总数的9.44%;项目估计年减排量506884tCO2e，占江西在EB注册项目估计年总减排量的9.73%;已签发的23个项目中，甲烷回收利用项目2个，占江西已签发项目总数的8.7%;项目估计年减排量326719tCO2e，占江西已签发项目估计年总减排量的16.1%，因甲烷(CH4)对全球变暖的潜势(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较大(约为CO2的21倍)。虽然甲烷回收利用项目数所占比例较节能和提高能效项目小，但是其估计年减排量的绝对数和所占比例均比节能和提高能效类型多。以上统计结果符合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规定发展的重点领域。

二、江西CDM项目发展存在的问题

通过注册率与获签发率比较分析、项目类型数量比较分析以及项目数量与资源禀赋比较分析，能够看出江西省CDM项目存在的问题。

(一)项目类型分布不合理

由表5可以看出，CDM项目依赖江西丰富的水力资源，其他类型项目发展缓慢，项目类型过于单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主要以水电项目为主，已成为江西签发的主要领域。在江西已批准的48个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中，水电项目31个，所占比例达64.58%;江西已注册的40个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水电项目25个，所占比例达62.5%;江西已签发的19个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中，水电项目13个，所占比例高达68.42%。综上所述，江西节能和甲烷项目只占很小的比例，而垃圾焚烧发电、造林和再造林、N2O分解消除和HFC-23分解项目的开发仍然处于空白状态。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60%以上是小水电项目。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小水电项目方法学相对简单，江西水资源丰富，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能源技术，新能源领域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但是江西如果不加强方法研究，开发其他类型的项目，还是过度依赖小水电项目，将来就可能会影响江西CDM项目开发的可持续性。①

(二)项目规模偏小

江西项目估计年平均减排量偏低，截至2013年8月7日，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数4934个，项目估计年总减排量773522958tCO2e，估计年均减排156774.01tCO2e。由表6可以看出，前五位分别是北京372655.74tCO2e、浙江360013.58tCO2e、江苏343744.45tCO2e、上海340409.64tCO2e和山西299998.86tCO2e。截至2013年8月7日，江西获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数为80个，项目估计年均减排量为97582.96tCO2e，低于全国项目估计年均减排量156774.01tCO2e，且排名在26位，仅高于宁夏、青海和海南，与主要省份相距甚远，不及北京、浙江、江苏、上海和山西项目估计年均减排量的1/3。②这主要是因为江西的CDM项目主要以小水电项目为主，而且江西的小水电项目一般都只有几万吨的减排量，约束了项目的规模。

(三)CDM项目的买家过多依赖欧洲

《京都议定书》的附件一34个国家都可以成为CDM项目的买家，在江西获国家发改委批准的80个CDM项目的买方国家只涉及13个(见表7)，仅占整个附件一国家的38.24%，以欧盟国家为主，约占75%。江西无论是批准、注册、签发的CDM项目数，英国都是最大买家。江西获国家发改委批准的80个项目中，英国占21个，占江西获国家发改委批准项目总数的26.25%;江西已注册的53个项目中，英国占16个，占江西在EB注册项目总数的30.19%;江西已签发的23个项目中，英国占6个，占江西已签发项目总数的26.08%。由此可见，江西CDM项目的买家主要依赖欧洲买家，由于美国最后选择退出，没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这样就约束了发展中国家对美国市场的选择。此外，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具约束力的碳交易体系，因此欧盟各国自然就成为CDM项目的主要买家。①

(四)CDM项目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员匮乏

CDM项目的开发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学，国际规则也在不断变化，大多数企业开发CDM项目，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人员以及信息咨询服务平台，在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处于被动地位，因而无法保证企业自身的利益。例如，江西丰城源洲煤层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于2007年9月在联合国成功注册，由于企业专业知识缺乏，信息又不对称，最终只能选择以定价的方式，将每年16万吨的二氧化碳“碳减排量”作价1016美元/吨卖与国外中介机构。②

(五)项目没有额外引进或得到国外技术转让

江西的CDM项目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水电、风电等低成本高效益的项目中，江西已签发的23个CDM项目中，80%以上集中在这些领域。一些技术引进少CDM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例如水电、风电、余热发电、沼气发电、煤层气发电等，由于操作简单和成熟，不需要增加新的投资，而且在联合国注册的成功率高，目前已成为我国CDM项目资金最集中、最活跃的领域。③而江西目前最需要技术支持的是那些碳减排难度大、技术含量高的技术改造型的CDM项目，而发达国家出于保护环保技术的领先地位、知识产权等因素的考虑，并不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先进的环保技术。发达国家大量开发技术含量低、低成本、高收益的CDM项目，恰好规避了转移技术的义务。例如，南昌市麦园垃圾填埋场沼气发电CDM项目是由武汉新冠投资集团和荷兰亿碳公司共同开发的，该项目将有长达20年每年15万吨的碳减排量，但并未额外引进或得到国外技术转让。荷兰亿碳公司只是帮助进口了沼气发电机组，并以715欧元/吨的价格获得碳减排量，获得了丰厚的收益。① ②

三、江西省开发CDM项目的潜力与优势领域

江西风能、生物质能、太阳能等能源资源丰富，冶金、建材、化工等资源型和耗能较高型产业是江西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在这些领域开发 CDM潜力大。清洁发展机制所提供的国际合作机会可以让我省化劣势为优势。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及环境重建、产业改造和社会发展的空间，可以加快江西省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一)造林和再造林

据江西省“十一五”期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统计，全省土地总面积1669.5万hm2，其中林业用地面积1072.0万hm2，占64.2%;活立木总蓄积44530.5万m3;森林覆盖率为63.1%。江西省的物种多样性非常丰富，全省种子植物约有4000余种，蕨类植物约有470种，苔藓类植物约有100种以上。

(二)生物质能发电项目

江西省是我国主要粮食加工基地之一，秸秆和谷壳资源丰富，且被列入首批林业生物质能源林示范基地建设项目省，具备生物质能发电项目开发条件。据统计，江西每年秸秆总量有2080万吨，除用于饲料、秸秆还田等以外，全省还剩余物约790万吨。另外全省每年粮食产量约1900万吨，其中谷壳剩余物为475万吨。③

(三)风电项目

根据国家能源局刚刚公布的2011年各省(区、市)风电年平均利用小时数，我省以2340小时居全国第三位，仅次于福建和云南。江西省风能资源总储量约为6000万千瓦，其中技术可开发量约310万千瓦，年发电量62亿千瓦时，主要富集于鄱阳湖区域，技术可开发量约210万千瓦。④

(四)太阳能发电项目

江西省的热量资源较为丰富。全省各地的年平均气温为16.4～19.8℃，且自北向南递增，平原高于山区;年平均光照时间1450小时，属于可以开发利用太阳能的地区。其中鄱阳湖东北部和赣州东北部是太阳能高值区，太阳能年总辐射量在1300千瓦时/平方米以上，是江西太阳能资源最丰富的区域，具备建设独立并网型光伏发电站的潜力。⑤

(五)高耗能工业的节能降耗

江西省既是农业大省又是工业能耗大省，节能减排潜力较大，能耗高、排放多、污染大的钢铁、冶金、煤炭、火电、水泥、化工等产业在江西省经济中占有较高比重。这些高耗能产业是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粗放经营为特征的，同时由于装备技术水平低，大量可以回收的余热、余压没有得到充分回收利用，节能降耗的潜力很大。

(六)生物沼气回收利用

江西具有丰富的沼气发酵原料。据统计，全省约有农户达350万户，适宜建设沼气池，家庭沼气池年产沼气大约13.5亿立方米;全省大中型畜禽养殖场出栏生猪当量为1500万头，年产粪便大约1000万吨，可产沼气大约5亿立方米;全省污水排放总量为15.52亿吨，可年产生沼气大约2亿立方米。⑥

四、江西省推进CDM项目开发的对策建议

江西省具有较强的发展CDM项目的资源禀赋，与发达地区相比具有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较好的政策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潜力，减排成本较低，CDM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国内其他一些省份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我们建议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提供充分保障。

(一)制定项目开发的支持政策

从江西CDM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出台鼓励支持CDM发展的政策，营造有利于碳交易发展的政策环境。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建立江西CDM项目专项启动资金，探索建立江西碳交易发展引导基金，调动江西CDM项目企业发展碳交易的积极性。

(二)重点发展有江西区位优势的CDM项目

重点发展有区位优势的CDM项目，江西省的年平均降水量为1300～2000毫米之间，是全国的多雨省区之一，且雨水丰沛;森林覆盖率(63.1%)高，生物资源丰富;工业技术水平与装备相对落后，资源高耗型产业比重大，在钢铁、电力、水泥、煤炭、建筑等行业存在一大批节能改造项目;同时，江西省将建设一批生物质发电厂、风力发电厂和垃圾处理场，并实施农村能源建设，因此存在大量潜在的CDM项目，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对于具有开发潜力的CDM项目，应进行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开发具有江西区位优势的CDM项目。要严格把关申请开发的CDM项目，发展具有地方特色和区位优势的CDM项目;加强CDM项目监管力度，跟踪CDM项目实施过程，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①

(三)完善中介服务机构

可组织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环保、商务厅等部门成立CDM项目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专门协调、负责推进全省CDM项目开发。还可组建江西省CDM学术研究团队，充分发挥CDM学术研究团队的作用，深入研究CDM项目规则，全面掌握操作流程。要加强国际合作，不断丰富交易和谈判的经验，加强与国际主要买方的沟通与联系，建立有效的联系机制。应大力发展江西专门的民间CDM行业协会，利用民间行业协会把省内相关企业组织起来，互通信息，统一对外的口径和标准，进一步推广CDM项目。②

(四)加强CDM项目的专业人才储备

CDM是按照国际规则办事的，CDM项目的开发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规范、严格的流程，并且交易的规则、标准等基本都是英文材料，因而对从事开发CDM项目的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要求，这就要求参与CDM项目的企业要注意加强人才储备，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引进和培训一批熟悉CDM规则、熟知CDM运作的专业人才。除了日常加强培训，提高现有人员素质外，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引进和培训一批熟悉CDM规则、熟知CDM运作的专业人才，建立健全的人才激励机制，吸引高素质的CDM专业人才，提高CDM项目的竞争力，确保开发CDM项目的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利益。例如，增强企业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的议价能力，降低企业CDM项目运营的各种风险，增强盈利能力等。

责任编辑：胡颖峰

①田水泉、贾晓敏、杨风岭：《河南省CDM项目发展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环境科学导刊》2011年第3期。

②陈伟杰、任晓冬、熊康宁、樊云龙：《贵州省CDM项目开发利用状况及未来开发优势领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①②杨锦琦：《我国CDM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科技广场》2012年第8期。

①②陈伟杰、任晓冬、熊康宁、樊云龙：《贵州省CDM项目开发利用状况及未来开发优势领域》。

③杨锦琦：《江西省碳交易市场的现状及对策探讨》，《企业经济》2012年第10期。

①楚尔鸣、巢飞红：《湖南CDM项目开发的成效、差距及政策建议》，《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②杨锦琦：《江西省碳交易市场的现状及对策探讨》。

①楚尔鸣、巢飞红：《湖南CDM项目开发的成效、差距及政策建议》。

②吴慧、邹伏霞：《我国CDM项目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途径探讨》，《工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3期。

③殷耀等：《我国碳交易资源开发太粗放“国外吃肉留下汤”》，《经济参考报》2009年9月9日。

①吴慧、邹伏霞：《我国CDM项目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途径探讨》，《工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3期。

②《碳交易资源“国外吃肉我喝汤”我沦为廉价减排工具》，《经济参考报》2009年9月9日。

③④⑤⑥《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十二五”新能源发展规划的通知》，《江西省人民政府公报》2012年第8期。

①董慧芹、蒋栋、冯士军：《河北省清洁发展机制现状及发展对策建议》，《能源研究与信息》2007年第4期。

②李军、陈薇等：《清洁发展机制在黑龙江省的应用前景及对策建议》，《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14期。

作者：杨锦琦

化工企业经济减排研究论文 篇3：

碳排放权交易背景下配额碳资产的价值评估研究

【摘要】 在SBM(slacks-based measure)评估方法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SBM对偶规划模型，测度了七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2013—2016年的配额碳资产影子价格(内在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了配额碳资产内在价值与市场交易价格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中国七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配额碳资产影子价格均值为1.8104万元/t，即这七大试点省市每降低1t碳排放量将会减少1.8104万元GDP产出。(2)中国整体的配额碳资产影子价格由0.7714万元/t逐年上升至1.1876万元/t，七大试点省市也出现了相同的上升趋势，表明各省份实现进一步碳减排的难度在增加。(3)七大试点省市的配额碳资产影子价格差异较大，表明目前中国配额碳资产的内在价值存在空间异质性，政府的碳减排目标制定也应考虑省际空间异质性。(4)样本期间内，七大试点省市的配额碳资产交易均价仅为23.2605元/t，严重偏离其内在价值，表明独立分割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难以促成配额碳资产的内在价值发现机制。

【关键词】 碳排放权;配额碳资产;价值评估;影子价格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1992年，全球154个国家在里约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共同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由CO2等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气候变化正式成为全球各个国家共同应对的重要环境问题。为兼顾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目标，中国政府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上承诺，至2020年的单位GDP碳排放将减至2005年的55%—60%。之后，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國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两份重要经济发展纲领性文件中明确了17%和18%的阶段性CO2减排目标。可见，低碳经济将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为实现上述减排承诺，中国政府近年来积极探索各种有利于企业碳减排的经济政策。目前，覆盖面较广、实施效果较为理想的是碳排放权交易。

我国自2013年开始建立深圳、北京等七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自2013年6月深圳市第一笔碳排放权交易实现以来，截至2018年10月，七大试点省市共成交碳排放权总量近16 077万吨，成交价总额约347 787万元，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笔者通过市场深入分析发现：中国七大试点省市碳排放权交易的价格差异巨大，在时间序列上也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见图1)。如：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围绕50元/吨波动，而湖北省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却始终低于25元/吨，两省市价差约为后者的1倍。深圳市的碳排放权价格的最高值为99.80元/吨，最低值为24.28元/吨，波动幅度是后者的3倍，等等。张鹏(2011)[1]等的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配额分配是企业配额碳资产的主要来源，因此，随着我国2017年12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开放，已经纳入或者即将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碳减排规制)市场的企业有必要对其拥有的配额碳资产地价值进行评估，以便更有效地管理企业碳资产和应对市场碳排放权价格的波动。

CO2等温室气体作为经济生产活动的非期望产出，本身不存在利用价值。然而，鉴于目前世界各国对于碳排放的控制需求，企业进行的碳减排活动具有价值，这也引出了“碳资产”的概念以及企业的“碳资产”管理活动(Jan B等，2008)[2]。谭中明等(2011)[3]、洪芳柏(2012)[4]也认为企业碳资产形成的前提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实现，碳排放权交易使得碳排放权和碳信用成为了稀缺资源，并且具备了资产的性质，称之为碳资产。因此，现有文献对于碳资产概念的界定也大多基于碳减排活动的视角，万林葳等(2010)[5]、魏东等(2011)[6]都从会计学的角度对碳资产进行了论述，两者都认为碳资产是企业在实施技术创新、碳交易等碳减排经济活动后，实际碳排放量低于政府限额碳排放基准量，并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部分。也有部分文献致力于解决企业碳资产的确认和计量方面的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国内大部分学者仍然采用会计学的研究方法。张鹏(2010)[8]认为碳资产的价值计量属性可以选择历史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具体计量属性根据企业消耗碳资产的情况进行选择，并且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这种观点也得到了高建来等(2015)[9]的支持，他认为历史成本计量模式适合现阶段我国企业的碳资产计量，但随着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全面开放和发展成熟，某些企业拥有的专门用于参与市场交易的碳资产应确认为金融资产，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方法。

上述文献对企业碳资产的概念、确认和计量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剩下的问题是企业拥有的配额碳资产的价值如何评估?针对这一问题，Ratnatunga J等(2011)[10]研究了碳排放权的价值评估方法，认为评估模型中必须加入企业获得碳排放权的能力，不同企业碳排放权价值受其获得碳排放权的能力的影响。Lim等(2014)[11]认为企业CDM项目碳资产的评估中需要关注项目对应碳减排量的可实现性，即考虑CDM项目的风险会降低项目合同本身应对的碳减排收入。遗憾的是两者都未提供可行的企业配额碳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高跃(2013)[12]、钱洁园等(2014)[13]分析了传统三大方法在企业碳资产评估中的实用性，结果发现成本法扭曲了碳资产的价值，收益法的评估结果容易受主观因素操控，市场法缺乏稳定的市场价格，传统三大资产评估方法都难以满足现阶段中国企业碳资产的特点，中国企业配额碳资产的评估需要寻找一种更为准确的方法。因此，有部分学者开始从金融资产估价方法的角度提出了碳资产的评估方法。Chevallier J(2009)[14]认为碳资产满足金融资产的特点，考虑碳资产的金融风险构建了碳资产评估的CAMP资产定价模型，然而，正如高建来等(2015)[9]的研究结果所示，只有企业拥有的专门用于参与市场交易的碳资产应确认为金融资产，而目前中国企业拥有的配额碳资产显然不符合这一特点。Isenegger P等(2010)[15]、陈汉明(2011)[16]、Dhavale D等(2017)[17]都基于数理建模的思路，前两者采用了蒙特卡洛模拟方法构建了碳资产的评估方法，后者采用贝叶斯模型构建了内部收益率模型来评估企业碳资产的价值。刘鹤等(2016)[18]则认为企业碳资产的评估需要从它的无形资产属性出发，采用实物期权方法进行价值估值特别适用。然而，这些方法针对的大多是基于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项目)的评估方法，受CCER项目交易双方协商和博弈的结果影响较大。

综上所述，为了凸显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成立是为了降低企业碳排放量这一目标，本文拟从碳排放效率优化的视角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拓展，即以CO2排放为例，借鉴SBM模型的建模思路，构建碳排放权影子价格评估方法测算中国七大试点省市2013—2016年碳减排的边际成本，以此确定同时期企业配额碳资产的价值。通过上述分析，以期为中国企业配额碳资产的有效管理以及应对碳交易市场的价格波动提供定量分析的手段。

二、评估方法与参数选择

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目前实施碳排放权交易的碳减排政策体系下，我国纳入碳减排体系的企业通过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形成配额碳资产，下文将针对企业的配额碳资产构建影子价格评估方法进行价值评估。

影子价格，是一种能够反映产品真实经济价值、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经常被学者用于计算环境非期望产出，特别是碳排放的边际减排成本(刘明磊等，2011;陈立芸等2014;张成等，2017)[19-21]。目前，中国七大试点省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纳入企业在二级市场中的碳排放权配额交易遵循本省市的基本交易规则，由于七大试点省市碳排放权交易时间较短，实际交易价格波动较大且极不稳定，笔者认为样本期间碳排放权的实际交易价格不能等同于其价值。因此，本文借鉴孙涛等(2014)[22]、韩立岩等(2015)[23]等的研究成果，采用试点省市的碳边际减排成本(碳影子价格)来表征试点省市中企业的配额碳资产价值。

(一)评估模型。考虑一个包含m个决策单元DMUi(i=1，2，…，m)的经济生产系统，每个决策单元有k个投入要素、l1个期望产出要素和l2个非期望产出要素。则该经济系统的生产可能集T为：

其中：θo表示决策单元DMU的效率评价值;X、Yg、Yb分别表示生产系统各决策单元的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矩阵;[s-o]、[sgo]、[sbo]分别表示决策单元DMUo的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松弛矩阵;λ是一个正列向量。假设定假定pg、pb分别表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影子价格，而期望产出的市场价格反映了其影子价格，即pg用期望产出的市场价格来度量。则有：

(二)参数的选择。与郭文等(2017)[26]的研究相似，本文认为企业经济生产活动中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能源的消费。因此，上述企业配额碳资产的影子价格的SBM对偶测度模型中，本文仍采用劳动力、资本、能源消费为投入要素;GDP为期望产出要素;CO2排放量为非期望产出要素。其中：劳动力投入要素和GDP期望产出分别选择省际人口总量指标和省际GDP指标来衡量，原始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中省际GDP指标以2013年为基期，采用GDP价格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处理。能源投入要素的测度借鉴孙作人(2015)[27]的研究成果，采用中国各省经济生产活动常用的20种终端能源消费量折算为标准煤，原始数据来自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资本存量投入要素的測算采用林伯强等(2011)[28]提出的永续盘存法，固定资产年折旧率选择苗壮等(2012)[29]预测的“十二五”期间的中国固定资产年折旧率平均值11%。CO2非期望产出则采用省际能源量以及标准煤的碳排放系数计算获得。

三、碳排放权影子价格测度——配额碳资产价值评估

由于我国的全国碳交易市场于2017年12月才开始启动，起步较晚，并且目前纳入全国碳交易市场的仅有电力行业企业，缺乏有效的交易数据资料。因此，本文选择七大试点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为研究对象，并以2013—2016年为样本期间。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深圳市采用了广东省的省际数据进行影子价格的测算。根据上述SBM对偶规划模型，结合Matlab 9.0a软件，计算的七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2013—2016年的配额碳资产价值如下页表1所示。

如前文所述，政府承诺的减排目标为2020年相较于2005年，单位GDP碳排放降低40%—45%。这种总量约束的减排目标使得碳排放权具有了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特点，并且碳减排目标越严格，碳排放权的价值就越高，相应的影子价格也越大。根据下页表1的测算结果发现，2016年我国整体碳排放权影子价格达到1.1876万元/t，表明在2016年我国要减少1t碳排放量将会造成1.1876万元GDP产出的减少。同时，样本期间内我国整体的碳排放权影子价格由0.7714万元/t逐年上升至1.1876万元/t，七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的碳排放权影子价格也在逐年上升，如：北京市碳排放权影子价格由2013年的1.9387万元/t上升到4.0559万元/t。这说明随着我国环境保护政策力度的持续增强，以往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得到持续改善。而七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的碳排放权影子价格的逐年上升趋势，也说明随着各省市碳减排目标的逐步完成，CO2的边际减排成本正在逐年上升，后期碳减排的难度也将增大。因此，从碳排放效率的视角来看，配额碳资产的价值应是逐年增大的。从单个省市来看，七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的碳排放权影子价格相差较大，以2016年为例，影子价格最高的北京市为4.0559万元/t，而湖北省仅为0.7192万元/t。这说明目前我国配额碳资产价值存在空间异质性，经济发达的北京、广东、上海等省市的边际碳减排成本远高于湖北、重庆等省市。因此，我国政府应制定省际差异化的碳减排目标，在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同时控制碳减排成本。

2013—2016年我国七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的配额碳资产价值为0.4255万元/t—4.0059万元/t，远高于其历年配额碳资产的交易均价23.2605元/t，表明七大试点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价格都严重扭曲了配额碳资产的内在价值。周华蓉等(2018)[30]的研究表明，碳排放权市场交易价格对配额碳资产内在价值的扭曲容易降低其他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积极性，甚至降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有效性。因此，本文认为目前中国碳排放权配额的一级市场价格仍需进一步提高，减少免费配额的分配，推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向其内在价值靠近，实现经济系统整体的碳减排优化。另外，我国七大试点省市的配额碳排放权市场交易价格存在巨大差异。主要原因在于，试点阶段的七大省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被分割成独立的交易系统，交易价格难以体现本省市相关行业技术条件下的碳减排边际成本。而随着全国碳交易市场于2017年12月开放，碳排放权的全国整体市场的流动性大大增强，碳排放权更多地从配额碳资产价值较低省份流向配额碳资产价值较高的省份，从而碳排放权交易价格趋于一致，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开放有助于配额碳资产价值和市场交易价格的稳定。

四、结论

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明确提出了至2020年，我国将建设一个制度完善、交易活跃、监管严格、公开透明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笔者认为，建成上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首要任务在于形成有效的碳资产价格(价值)发现机制。而在相对成熟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配额碳资产的交易价格应与其内在价值一致。因此，本文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背景下配额碳资产的内在价值为研究对象，采用SBM对偶规划模型，測算了我国2013年启动的七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的配额碳资产影子价格，以此指标表征配额碳资产的内在价值，并将各试点省市配额碳资产影子价格与相应交易市场的配额碳资产的交易价格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上述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

1.配额碳资产的影子价格体现了其内在价值。本文的SBM对偶规划模型从效率的视角测度了碳排放权的影子价格，并得出了我国省际经济生产系统的配额碳资产内在价值。结果表明，2016年中国整体配额碳资产影子价格达到1.1876万元/t，即中国整体经济系统每减少1t碳排放量将会减少1.1876万元GDP产出，相应的配额碳资产的内在价值也为1.1876万元/t。

2.随着我国环境保护政策力度的持续增强，以往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得到改善。2013—2016年，中国整体的碳排放权影子价格由0.7714万元/t逐年上升至1.1876万元/t，七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的碳排放权影子价格也在逐年上升，这说明随着各省市碳减排政策的逐步实施，我国以往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了改善。

3.七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的配额碳资产影子价格相差较大，如：2016年北京市配额碳资产影子价格为4.0559万元/t，而湖北省仅为0.7192万元/t。说明目前中国配额碳资产价值存在空间异质性，政府应制定省际差异化的碳减排目标，在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同时控制碳减排成本。

4.样本期间内，七大试点省市组成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未形成配额碳资产的内在价值发现机制。中国七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的配额碳资产交易均价仅为23.2605元/t，而配额碳资产的影子价格均值为1.8104万元/t。这表明目前中国七大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的配额碳资产价格严重扭曲了配额碳资产的内在价值，偏离了各省市现有技术条件下的碳减排边际成本。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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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文，男，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碳排放权分配。

作者：郭文 黄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