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个人信息刑法论文

摘要：信息时代的到来，虽然为人民进行信息传递和交流提供了便利的途径。但是，也增加了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机率，侵犯了公民个人的隐私。我国政府不断进行公民隐私保护的需求，进行公民个人信息刑法的完善。但在实践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不足。本文主要浅析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公民个人信息刑法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论文 篇1：

“公考热”背景下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探讨

【摘要】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极其严峻，公务员考试备受推崇。然而“公考热”背景下“信侵犯”行为极其泛滥，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面临巨大挑战。至此，为更好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不容小觑。而本文以公务员考试给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造成的困扰为出发点，准确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基本内涵，继而有针对性地对“公考热”背景下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与应对策略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公考热;个人信息;刑法保护

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公务员考试持续走热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诸如非法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窃取、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诈骗、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仍时有发生，即“公考热”背景下“信侵犯”行为极其泛滥，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备受挑战，单单依靠现有的法律法规、技术、与管理措施已经无法遏制“信侵犯”行为的发生。至此，公务员考试“高烧不退”情况下，为确保公民之人身、财产安全不被侵犯，做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一、公民个人信息概述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

当前，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基本内涵，我国现行法律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一个明确、专门的界定，而在理论界主要采取列举式、概括式及列举与概括相混合的方式来界定公民个人信息，尤其是第三种方式备受广大学者推崇。其中英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在该方面极具代表性。如《英国资料保护法》将诸如个人意图、观点的表达等能够直接、间接辨别一个富有生命即活着的人的一切资料界定为“个人资料”。又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台湾资料法》，根据该法第3条第1款之规定，所谓个人资料即一个自然人的姓名、出生年月、居民身份号码、婚姻家庭、教育职业、健康、财务状况、指纹等可以辨别该人的相关资料。在我国，大多数学者主要采用列举与归纳相结合的方式来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基本内涵。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主要有公民的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身份号码、健康状况、教育职业背景、婚姻状况、户籍、财务状况、指纹、血型、电话号码、信用卡号码、网上登录账号与密码等足以单独或几项信息相结合识别一个人的资料。

(二)公民个人信息的价值

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随着网络技术的卓越发展，公民个人信息越发重要，日益成为一种极具价值的宝贵资源。而今，公务员考试持续走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是多种下游犯罪的根源。其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不仅会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而且逐步成为网络诈骗、电信诈骗等新型犯罪滋生的“温床”。相反，对公民个人信息加以适当保护，有助于维护公民人身、财产利益不被侵害。同时，通过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了解，可以得知一个人的兴趣爱好，实际需求、生活习惯等，继而大大提升获取利润的机率。

二、“公考热”背景下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最具现实意义的是《刑法修正案<七>》的出台，然而公考热“高烧不退”形势下，加之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我国现行《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大众的现实需求，即《刑法修正案<七>》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犯罪法律关系主体过于狭隘

根据《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第1款可知，我国现行《刑法》缩小了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主体的范围，同时将单位纳入该条文的关系主体之列。但是该法条中的“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中的“等”究竟是“等外”还是“等内”表达不够清晰。笔者个人认为这里的“等”应该是“等外”的意思，计算机网络时代，人才市场、网络公司等掌握着大量公民个人信息，而且随着公务员考试的逐步升温，有越来越多高材生的个人信息被相关招考单位所掌握，假如能够做好对这些单位的规制工作，则就能恰当控制公民个人信息交易的进行;同时，关于主体的性质，许多国家、地区的法律不仅适用于普通个人，还适用于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假如将法律关系主体给特定化，会严重阻滞对“中介商”的规制工作的进行，如此，不仅不利于刑罚的合理适用，而且未能很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不被侵犯。

(二)犯罪客观方面不够健全

所谓犯罪客观方面即由《刑法》明确规定的用以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危害性，是犯罪成立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其意在说明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即犯罪客体产生了什么样的侵害;它是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客观因素，具有法定性，以客观事实特征为主要内容，是用以说明行为对犯罪客体造成侵害的客观事实特征。至此，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卓越发展，特别是公务员考试一直“高烧不退”，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显得越发重要。根据我国《刑法》相关法条规定可知，我国《刑法》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犯罪客观方面规定的不够健全，未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列出“情节严重”的一些具体情形，以便于确定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状态。

(三)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有待进一步理清

纵观《刑法》全文，立法者不仅并未一一区分许多犯罪的主体要件与客体要件，即有些犯罪在犯罪客体要件与犯罪主体要件上是相同的，而且甚至有些犯罪的主观方面也是雷同的，但是《刑法》将这些行为界定为不同的犯罪，归结起来主要是因为这些罪的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不同，同时这也是准确区分不同犯罪的关键环节。

“公考热”时代背景下，我国《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方面的犯罪规定的不够严谨，比如，为更好的打击犯罪，在非法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与受贿罪等其他罪竞合时，应依据想象竞合犯、法条竞合犯、牵连犯等相关刑法知识深入分析罪数问题，以明确处罚原则及如何确定罪数。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对此规定的比较模糊，关于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有待进一步理清。

(四)价值取向仍需进一步明确

当前，国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国富民强，但随着社会大生产的扩大，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愈演愈烈，而调整、调和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刑法》的一项重要作用，至此，为发挥好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公务员考试持续走高形势下，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应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做好利益评价，平衡利益分配，以减少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即以最小的损害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三、“公考热”背景下完善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建议

现今，为规范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2013年2月，我国第一个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出炉，极具里程碑意义，但是由于其强制性比较薄弱，现实中很难真正发挥行之有效的作用。至此，“公考热”背景下，为斩断盗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手，有效扼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为的发生，完善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势在必行。

(一)“公考热”背景下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应坚持的原则

完善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首先应坚持OECD原则，注重与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倡导的核心思想保持一致，具体有以下八点：个人参与原则;公开原则;安全保护原则;责任原则;数据质量原则;收集限制原则;利用限制原则;目的明确化原则。其次完善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应坚持犯罪数量计量原则，如此才有助于有效扼制“公考热”背景下形式多样的诸多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而所谓犯罪数量的计量即以剂量为单位对计量对象进行数值确定。在此必须坚持效率原则与现实侵害原则，其中，前者注重计量原则的合理性，而后者则比较关注计量原则的客观性。

(二)逐步完善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前置性法律规定

现代社会，电信诈骗极其猖狂。我们犹如生活在“楚门的世界”里的主人公，毫无隐私可言。公民个人信息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至此，“公考热”背景下，为给公民个人信息上把“放心锁”及有力打击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从而让犯罪分子没有可乘之机，应尽早出台一部极具可操作性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从而为认定《刑法》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提供法律依据，继而确保其刑事立法价值的顺利实现。

(三)适时拓展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犯罪法律关系主体范围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253条相关规定可知，其将非法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界定为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即其犯罪主体已被特殊化。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卓越发展，特别是公务员考试持续走热形势下，未能将非法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特殊犯罪主体适时扩充为一般犯罪主体，即《刑法修正案<七>》仅仅删除对非公务机关的限制不利于有效遏制其他非国家机关、单位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

因此，随着公务员考试的逐步升温，加之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推波助澜，适时拓展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犯罪法律关系主体范围是关键。具体而言即应尽早明确我国《刑法》第253条该罪的犯罪主体即“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中“等”的具理解，即究竟是“等内”还是“等外”?

(四)科学、合理设定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定刑

所谓刑事责任即由刑事法律明确规定，由犯罪行为引起的，被司法机关强制罪犯承受的一种负担，主要包括单纯的否定性法律评价与刑事惩罚。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特点：1.它是一种负担，由刑事法律明确规定。2.其因实施犯罪行为而产生。3.该责任只能由犯罪人来承担。4.其由被赋予国家公权力的司法机关来强制犯罪人承担。5.其以刑事惩罚与单纯否定性法律评价为主要内容。

因此，为做好“公考热”背景下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工作，科学、合理设定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定性至关重要，具体而言：1.严厉处罚非法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实施者。2.根据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的不同，对犯罪人“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而不是一概而论地对《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规定的两款犯罪均“并处或单处罚金”。

(五)明确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条文有关词语的内涵

当前，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特别是“公考热”背景下，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因此，为顺利实现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立法价值，明确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条文有关词语的内涵是当务之急。具体而言即以出台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细化《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有关用语的内涵：1.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非法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中“非法性”的程度。2.明确“情节严重”的标准，以防止权力滥用。为此，笔者认为应把握好三个原则以判断侵害是否达到“情节严重”，即适时调整量化指标，杜绝指标的单一化;全面、综合考虑每一个犯罪情节;密切关注法益侵害的严重性。

(六)健全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体系

信息时代，通过网络非法获取客户信息并兜售的行为比比皆是，特别是大学生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的形势下，有越来越多的高材生迎难而上，跻身公务员考试大军之列，这在不知不觉中给不法犯罪份子以可乘之机，即非法获取、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以获取不正当的商业利益。至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健全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体系。首先，应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与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单独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体系。其次，根据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现实需要，应将非法采集、非法使用与不正当披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纳入刑罚体系。

四、结语

新形势下，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速度之快、数量之大、影响之恶劣，尤其是“公考热”成为当今社会不争的事实的情况下，加之高科技与网络技术的推动，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在维护公民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方面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为此，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应紧跟时代步伐、立足于实际而不断发展、完善，从而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体系，以斩断盗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手”，确保公民个人信息不再“裸奔”。

参考文献：

[1]李中一，彭长生，邓平.我国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不足与完善[J].黑龙江史志，2013(09).

[2]刁涌.从人肉搜索看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3(04).

[3]李中一.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研究[D].吉首大学，2013.

[4]韩小乔.让个人信息不再“裸奔”[N].安徽日报，2014-01-21(B005).

作者：冯玉明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论文 篇2：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探究

摘要：信息时代的到来，虽然为人民进行信息传递和交流提供了便利的途径。但是，也增加了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机率，侵犯了公民个人的隐私。我国政府不断进行公民隐私保护的需求，进行公民个人信息刑法的完善。但在实践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不足。本文主要浅析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关键词：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对策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对于维护我国公民的隐私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我国到现阶段为主，没有出台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导致公民维护个人权益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因此，进行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完善十分重要。

一、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分析

(一)界定不明确

目前，我国相关刑法对于公民个人信息隐私侵犯的概念界定并不明确，并没有根据公民个人信息隐私侵犯的情况，进行细化和具体界定，导致公民无法借助法律进行自我权益的维护，也为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工作的开展增加了难度[1]。

(二)救济形式单一

司法救济是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侵犯时进行自我权益维护的主要方式，但由于司法救济的形式单一、时间相对较长，导致公民借助司法救济进行个人信息权益的维护效果不理想，不仅增加了我国司法的负担，也导致我国国民对于司法救济的信心逐渐降低，不利于工人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落实。

(三)犯罪主体规范不明确

目前，我国刑法对于公民个人信息侵犯的犯罪主体规范并不完善，刑法在进行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审判的过程中，需要根据犯罪主体相关规定，进行相应惩戒措施的落实。但由于犯罪主体规定的不完善，导致刑法实际应用的效果不理想，不能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进行全面、准确的落实，导致公民在进行个人信息侵权维护的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

(四)个人信息侵犯相关法律的不足

根据调查显示，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形式存在多樣性。目前，我国刑法中主要对非法窃取、提供、出售或获取个人公民信息的形式，进行了相应法律的完善，并没有对个人信息犯罪行为进行全面的分析，导致一旦出现其他形式的个人信息犯罪行为，刑法中的内容并不能为相关机构提供判决的依据，不仅影响的相关部门执法工作的有效落实，也不利于我国公民进行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

二、公民个人信息刑法问题解决的对策

(一)公民个人信息概念界定明确

我国刑法在进行公民个人信息相关条款完善的过程中，应当先做好公民个人信息概念界定的明确工作[2]。

首先，我国立法部门应当提高对公民个人信息概念界定明确的重视度，不断根据现阶段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侵权现象的发生，进行公民个人信息概念界定内容的完善，借助法律术语，进行概念界定，使得相关部门可以依据刑法中提出的公民个人信息概念，进行相关工作的切实落实，有助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有序开展。其次，立法部门在进行我国公民个人信息概念界定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概念界定，进行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保障工作的开展，认识到刑法条款完善对于公民进行个人信息合法权益维护的重要性，从而为公民进行自我权益维护，提供更多的法律支持。最后，立法部门在进行公民个人信息概念界定的过程中，应当结合数字时代发展的特点，进行公民个人信息数字化的转变，运用计算机等现代工具，进行个人信息收入工作的完善，并把数字信息纳入刑法条例保护当中，当公民数字化信息受到侵犯的时，可以以此为依据，协助公民进行自我权益维护。

(二)司法救济方式的丰富

由于司法救济的单一性，导致公民借助司法救济进行个人信息权益维护的效果不理想。因此，为了提升公民进行自我权益维护的效果，我国相关部门应当进行司法救济方式的丰富，为公民进行诉讼提供更多的渠道，有助于公民个人信息维护工作的有序开展。

首先，相关部门应该转变传统以公诉为主的司法救济方式，结合公民进行个人信息维权的需求，做到公诉与自诉相结合，从而丰富公民进行个人权益维护的渠道，全方位进行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其次，相关部门在进行司法救济方式丰富的过程中，应当做好司法救济方式的宣传工作，借助新媒体平台，进行司法救济方式的宣传，使得公民可以进一步对个人信息维权方式进行了解，当公民个人信息受到侵犯时，公民可以根据自身维权需求，进行不同司法救济方式的选择，从而满足了公民进行信息权益维护的需求。最后，针对我国监察机关难以察觉的工人个人信息侵权犯罪情况，公民个人应当提升自我信息权益维护意识，当发现自身个人信息受到侵犯时，应当学会如何进行司法救济，运用法律手段进行个人信息权益的维护，不仅可以促进我国公民维权意识的不断增长，还降低了司法部门的压力，有助于我国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3]。

(三)犯罪主体范围的法律完善

立法部门应当根据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需求，针对刑法中犯罪主体相关法律不完善的情况，进行法案修正，不断进行个人信息犯罪主体范围的完善，为相关部门进行工作的开展和落实，提供法律依据。

首先，立法部门在进行个人信息犯罪主体法律范围完善前，应当针对我国社会中存在的公民个人信息案件进行分析，总结公民个人信息案件中犯罪主体的形式，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主体范围相关法律的完善。其次，随着我国信息化发展程度的不断增加，公民个人信息侵犯情况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立法部门应当做好公民个人信息案件的及时跟踪工作，根据案件调查了解，进行犯罪主体范围相关法律的逐步完善，为相关部门进行成绩工作的落实，提供正确的法律依据。最后，立法部门也应当根据我国相关刑法，进行公民个人犯罪主体监控范围的扩展，从现实监控延伸到网络平台监控，扩大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维护的范围，当公民个人信息受到侵犯时，其可以借助法律工具，进行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维护，不仅保障了我国公民信息隐私的安全性，还提高了我国法律的公信力，有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四)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出台

近年来，随着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侵权案件的逐步发生，相关部门应当根据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需求，进行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的出台，使得公民可以借助法律进行个人信息隐私保护。一方面相关部门可以根据公民个人信息案件为依据，进行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条例的完善，使得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更具有实践性。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在进行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前，应当解决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公民个人信息隐私保护法律条款内容的完善，做好公民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工作，从而发挥我国刑法的优势，保障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信息化在我国社会的不断应用，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也对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当对公民个人信息案件进行分析，总结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中存在的问题，并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隐私为目的，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不断提高刑法的威慑力和震慑力，针对公民个人信息侵犯案件，提出合法的依法惩戒条例，不仅为公民进行个人信息隐私的保护提供了法律支持，还有助于我国信息化环境的不断肃清，为我国信息化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参考文献：

[1]张娜.对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的法律完善[J].法制博览，2020(34)：143-144.

[2]解思妲.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研究[J].法制博览，2020(18)：94-95.

[3]尹奇超.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思考[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09)：104-105.

[4]刘盛颖.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的思考[J].法制博览，2019(15)：250.

作者简介：

凡锐丽，1987年3月，女，汉族，河南省通许县，硕士研究生，硕士学位，讲师，王广亚研究中心职员，研究方向：中国刑法理论与实践

陈燃，男，1999年3月，汉族，河南省光山县，本科，学生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451191

作者：凡锐丽 陈燃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论文 篇3：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研究

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技术的不断提高，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也随时出现泄露的可能。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是公民的合法权益不断的受侵犯。因此本文对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就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希望我国可以明确个人信息的界定，可以增设新的规定范围，可以尽快出台保护法，维护公民的权益。

关键词：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公民

在现今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网络信息在生活中的不断应用，使得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受到被侵犯的可能越来越大。个人信息的泄露，不仅可能使公民自身的财产造成损失，社会的利益也会受到伤害，社会的和谐也会遭到破坏。因此我国就要加强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

一、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公民个人信息界定不明确

虽然我国的刑法已经做出调整，规定了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是违法的，但是刑法没有明确的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存在一些问题。刑法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没有统一性，不够系统，公民信息的所有权、知情权和使用权在刑法中的规定也只有个大概，不够明确，使刑法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公正性下降，也使刑法的可操作性减弱。

(二)刑法对个人信息犯罪行为的规定有待完善

我国刑法第253条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方式进行了规定，规定中提出“出售”“提供”“窃取”和“非法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都属于犯罪行为。在2017年发布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中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方式要比刑法中的规定全面一些，犯罪方式的规定不仅有“出售”“提供”“非法获取”，还有“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购买、收受、交换等方式”。在当今这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屡见不鲜的社会，这些规定的犯罪行为方式只是现代社会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方式的一小部分，还有非法利用、破坏、盗用等方式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可以看出我国的刑法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规定不够完善，刑法对于侵犯个人信息的犯罪方式的规定不够完全，很难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周全的保护，及时的对公民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护。

(三)缺乏必要的前置性法律

司法在实施工作过程中需要必要的前置性法律。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单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其他法律衔接，而我国暂时没有出台单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其他法律衔接，只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了个人信息犯罪行为，但是规定中的有关保护个人信息的内容不够全面，司法实施工作比较困难。同时，刑法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没有统一性，制定者和颁布者不一样，使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下降，增加保护的难度，以及司法工作实施的难度。

二、完善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对策建议

(一)清晰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

由于我国现在对于公民个人信息没有明确的界定，使个人信息进行司法保护时没有针对性，降低法律执行力度，所以在刑法保护中要明确个人信息的界定。立法部门在规定中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通过明确的定义，才能使公民享受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保证司法工作的可操作性。立法部门还可以将公民个人信息定义为一种数据，这种数据属于个人的资料，包括了公民的家庭住址、社会关系等所有与公民有关的信息，保障刑法保护的有效实施。

(二)增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

在我国刑法的条例中，虽然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有相关规定，但是这些规定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刑法中将“出售”“提供”“窃取”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定为犯罪行为方式，这种规定属于概括性，既不能马上更改，也不能通过司法解释随时增加新的犯罪行为，所以只能通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对刑法中已经规定的犯罪行为进行细分，尽可能的包含较多的犯罪行为方式，但是不能再添加新的犯罪行为。然而在现实中出现了许多法律没有规定的侵犯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因此我国应增设新的犯罪行为方式，尽量保证公民个人可以得到更全面的刑法保护，防止公民个人信息受到侵害。

(三)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刑法保护的实施细则

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国家或地区超过了百个，中国台湾和中国澳门就处在其中。虽然在我国内陆的行政、民事和刑事法律中规定了个人信息的条款，对我国公民个人信息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不能确保我国公民的全以得到有效的保护，所以就需要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有效的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维护公民权益。我国在2005年就意识到了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专家建议稿)》，到了2017年，《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修改到了草案，这也体现出了国家对于法律制定的谨慎性。虽然属于我国自己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尚未制定完成，但是我国可以通过借鉴他国的立法经验，再结合我国自身的国情，制定出属于我国的完善的保护法。

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不光可以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还可以明确刑法保护的实施细则。在相关法律中，有些法律的内容规定不够详细，比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主体没有具体确定;“情节严重”也没有依据判断等。因此我国就可以依据这些情况，完善我国刑法保护的实施细则，明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主体，制定出明确的定罪标准，这样不仅可以让司法实施工作井然有序的进行，还可以将我国的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作用发挥到最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这个信息化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容易受到威胁，因此我国立法部门要完善刑法的规定，加大执行的力度。完善的对策建议是要明确个人信息的界定;要增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方式;要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刑法保护的实施细则。同时，公民自身也应提高保护意识，学会用法律的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权益。

参考文献：

[1]于志刚.“公民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与刑法保护思路[J].浙江社会科学，2017(10)：4-14.

[2]赵连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刑法保护——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频发为视角[J].学习与探索，2017(9)：80-84.

[3]张雅洁.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问题研究[J].法制與社会，2017 (31)：59-60.

作者：唐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