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权利论文
【真题回顾】
1. (2013·新课标Ⅰ卷·16)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改通过新的居民身份证法, 规定在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中增加指纹信息, 同时加大对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惩罚力度。身份证法的这些修改
(1) 扩大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范围 (2) 有利于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3) 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4) 是坚持依法行政的必要保证
A. (1) (2) B. (1) (4)
C. (2) (3) D. (3) (4)
解析:本题考查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增加指纹信息”是为了更好地实施社会管理, (2) 正确;“加大对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惩罚力度”, 说明任何人都必须履行守法的义务、尊重他人隐私的义务, (3) 入选。 (1) 说法错误, 公民的权利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扩大”一词不妥;材料中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4) 的依法行政是针对政府而言, 因此排除。因此答案为C。
2. (2013·浙江文综卷·32) 2012年6月, 中组部举办推荐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的网上投票活动, 短短十天收到的选票就超过4300万张。这表明
(1) 我国民众对政治参与具有巨大热情 (2) 我国政治越来越走向娱乐化大众化 (3) 网络是一种扩大政治民主的新载体 (4) 我国公民基本政治权利不断扩大
A. (1) (4) B. (2) (3)
C. (1) (3) D. (2) (4)
解析:本题考查我国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短短十天收到超过4300万张选票, 说明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比较高, 故选 (1) ; (2) 说法片面, 网络投票不能说明政治娱乐化, 公民通过网络投票, 这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一种新途径, 故选 (3) ; (4) 说法错误, 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是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因此答案为C。
3. (2013·重庆文综卷·5) 2012年12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强调, 国家保护公民个人的电子信息, 网络用户必须实名注册, 公民有权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网络信息予以制止。该《决定》旨在
A.规范互联网信息传播
B.扩张政府的管制权力
C.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
D.增强公民信息透明度
解析:本题考查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是针对网络上出现的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提出的, 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规范网络秩序, 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故A正确。B、C错误, 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 人大常委会的做法不是为了扩张政府的管制权力, 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D与材料主旨不符。答案为A。
4. (2013·广东文综卷·29) 李某是广东省某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因其存在严重违纪问题, 该村村民依据相关法律和规定, 提议罢免其职务。按照公民政治参与的类型划分, 与本案例同类的是
A.市人大代表联名向环境保护主管单位负责人提出质询
B.村民依法选举王某为县人大代表
C.市民向信访部门举报政府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
D.市民应邀参加市政府调整水价的听证会并发表意见
解析:本题考查公民的政治参与。按照公民政治参与的类型, 一共是四类。材料中村委会主任被依法罢免属于民主监督的内容。分析题肢, A是人大代表的质询权, B是民主选举, C属于民主监督中的信访举报制度, D是民主决策中的社会听证制度。所以选C。
【考点精讲】
一、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1. 我国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
注意:权利与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一, 所谓“权利”, 是和“义务”相对应的, 依照法律或者社会约定, 可以拥有的行为的自由和可以享受的利益;而“权力”指的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第二, 权利的主体不是特定的, 公民享有权利。而权力的主体是特定的, 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三, 权利的内容比权力的内容广泛得多。第四, 权利可以放弃, 但是权力不能放弃。
2. 我国公民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
注意: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依法享有权利, 自觉履行义务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在我国, 公民政治权利与义务是辩证统一的, 权利和义务都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手段和途径。
3. 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1) 基本原则
(2) 主要内容: (1) 行使政治权利, 履行政治性义务。这是我们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 (2) 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活动。这是我们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3) 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4) 关注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方式
1. 民主选举
(1) 我国实行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制度
(1) 采取怎样的选举方式, 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 要根据社会经济制度、物质生活条件、选民的文化水平等具体条件来确定。 (2) 选举方式的选择必须体现国家性质, 并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状况相适应。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要采用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选举方式。根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面对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我国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采用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方式。
(2) 选举的几种方式
直接选举、间接选举、等额选举、差额选举, 各有优缺点。
注意: (1) 选举权与选举权利:选举权是指选举国家权力机关代表的权利;选举权利的范围更广, 包括选举人大代表的权利, 还包括其他选举的权利, 如选举村委会干部。
(2) 不同的选举方式各有利弊, 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哪种方式更好, 必须从多个角度认识影响选举方式的因素, 并学会用历史发展的辩证观点分析、判断、理解我国选举方式的采用。
2. 民主决策
(1) 间接参与民主决策:通过民主选举, 选出代表人民意志的人进入决策机关, 参与、审议、监督、制定决策。
(2) 直接参与民主决策
【指点迷津】如何区分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和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
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一般是在决策成文前的民意反映。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通过民情信箱、民情日记本、民情接待室、民情沟通员、民情恳谈会等一系列互动的民情反映渠道建立起来的。“社情民意”, 说到底就是要注重反映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方面存在的问题, 反映广大群众“急、难、愁”, 是为百姓解决实际困难的。
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一般是公布一个决策成文 (或草案) , 然后针对性地征求意见, 主要针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各项决策。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有利于人民群众知情权的实现。采用事先公示、事中公示、事后公示等方式, 在新闻媒体、相关会议、文件通报、单位政务公开栏和有关行政村、基层站所公告栏上进行。公民在了解政策的有关规定后, 才会就此发表意见, 提出建议。
(3) 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意义
首先, 有助于决策充分反映民意, 体现决策的民主性;其次, 有利于决策广泛集中民智, 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再次, 有利于促进公民对决策的理解, 推动决策的实施;最后, 有利于提高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信心, 增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3. 民主管理———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
【指点迷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不属于基层政权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指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城镇社区的居委会、农村的村委会, 都是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形式。基层政权组织是指乡镇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政府。
4. 民主监督
(1) 公民的民主监督权包括:批评;建议;申诉或诉讼;指控、告发或揭发、举报。
注意:指控, 指向公安机关控告某人涉嫌刑事犯罪。申诉, 一般是指对法院的判决不服, 但经过上诉也没有改判或者是超过上诉期限, 提起申诉, 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检举和揭发一般都是指向纪委或监察部门反映某人的情况。一般揭发是指正被查处的人主动反映他人问题。检举是指未被查处的普通公民或公职人员反映他人问题。
(2) 我国公民依法行使民主监督权利的渠道和方式
(1) 谁监督:行使监督权的主体是公民。
(2) 监督谁:监督对象是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3) 监督的形式: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
(4) 为什么能监督:我国的国家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公民享有监督权。
(5) 为什么要监督:实行民主监督, 有利于改进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 也有助于激发广大公民关心国家大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的主人翁精神。
(6) 合法渠道:
【指点迷津】如何区分民主决策中的“立法听证会”与民主监督中的“监督听证会”。监督听证会是指立法机关在法律或者法规通过后, 以公开举行会议的形式, 听取公众对法律或者法规的执行情况、行政机关的执法效果以及对法律或者法规进行修改完善的意见, 进而为立法决策提供依据的制度。立法听证会是让市民参与立法, 属于民主决策。监督听证会则是让市民参与执法监督。二者最鲜明的区别就是一个发生在事前, 一个发生在事后。
如何区分民主监督中的信访举报制度与民主决策中的社情民意反映制度。
从手段上看, 这两者都可以通过信件、电话等方式进行, 但信访举报制度突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提出批评、建议, 属于民主监督;而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突出公民就自身日常生活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3) 公民要负责地行使民主监督权利
为了使民主监督得到切实保障, 取得预期效果, 公民在行使监督权时, 一方面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要敢于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 敢于使用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监督权。另一方面, 必须采取合法方式,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不能干扰公务活动。
【复习策略】
现阶段, 我国公民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能力普遍提高, 因此高考也加大了对这一方面知识的考查。从近几年高考试题分析来看, 本专题的高频考点是人民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途径和方式。
学习本专题, 可以从一二三四五的方面把握, 即:一个根本原因 (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 、二对关系 (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民主与专政的关系) 、三条原则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 、四个政治参与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选举、民主决策) 、五个内容 (行使政治权利, 履行政治性义务;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活动;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关注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念。)
【创新演练】
1.截至2013年9月5日, 全国已有24个地区先后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从绝对数上看, 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达到1620元, 系全国最高;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为北京和新疆, 均为15.2元。国家不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根本原因是
A.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B.我国的民主具有广泛性
C.我国的民主具有真实性
D.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
2.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 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在我国, 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基础和标志的是
A.生存权和发展权
B.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C.言论、集会等自由权利
D.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
3.目前, 东莞市政府部门把很多服务的职能交给社会组织来做, 社会组织、公益人士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正在不断提高。从最开始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 到青少年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妇联、社区禁毒等涵盖各个领域, 东莞市政府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让权”给社会组织。这表明
(1) 政府职能正逐步减少和市场化, 建设服务型政府 (2) 社会组织已经取代政府担任起管理与服务的职能 (3) 社会组织的发展将有利于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4) 社会组织在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桥梁作用将会加强
A. (1) (2) B. (2) (3)
C. (2) (4) D. (3) (4)
4.截至2012年年底, 中国网络微博用户规模为3.09亿, 网民每天发表的论坛帖文和新闻评论达300多万条, 微博每天发布和转发的信息超过2亿条。不论文化程度高低、年龄大小, 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网上表达个人的想法。公民在使用网络参与政治生活时应
(1) 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 (2) 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3) 理性参与网上评议政府的活动 (4) 依法对政府的工作行使质询权
A. (1) (2) (3) B. (1) (3) (4)
C. (2) (3) (4) D. (1) (2) (4)
5.2013年9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 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情节恶劣的, 以‘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论”这样规定是因为
(1) 公民有使用网络的权利但也有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义务 (2) 政府必须坚持依法行政确保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3) 公民要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行使自身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4) 在我国, 任何公民既是权利的主体, 也是义务的主体
A. (2) (3) (4) B. (1) (3) (4)
C. (1) (2) (4) D. (1) (2) (3)
6.2013年7月30日, 天津市河西区召开2013年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会, 动员全区各部门、各行业迅速投入到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中来, 树立行业新风, 优化发展环境, 强化服务民生, 促进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的依据是
(1) 对政府部门进行民主评议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具体表现 (2) 对政府部门进行民主评议可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3) 社会评议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 (4) 对政府部门进行民主评议可以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
A. (1) (3) B. (2) (3)
C. (2) (4) D. (1) (4)
7. 近年来, 山东各地实行“村级事务管理契约化”、“村务公决制度”和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等。这些做法促进了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如果要将上述事实写成新闻报道, 你认为最合适的标题是
A.扩大农民基本政治权利的主要途径
B.公民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的有效形式
C.加强我国基层政权建设的深刻实践
D.完善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积极探索
8.9月5日, 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 》, 提出拟将教师节日期改为9月28日, 即孔子的生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京报、新浪网、腾讯网、网易网多家媒体在转发的同时, 纷纷开展在线调查, 数以十万计的互动参与, 让官方切实的感受到了网民的力量。公民的积极参与
(1) 是公民民主权利的扩大 (2) 有利于推动科学民主决策 (3) 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标志 (4) 要坚持民主与法制的统一
A. (1) (2) B. (1) (3)
C. (2) (4) D. (3) (4)
9. 有一则笑话说明了网络的力量。
一个人威胁另一个人说:“我可是有背景的人!”而被威胁的人说:“我可是有微博的人。”这个笑话从一个侧面说明, 网络是
(1) 人们表达利益诉求的新渠道 (2) 任意发表言论的大讲台 (3) 人们伸张正义的法律利器 (4) 行使监督权的有力武器
A. (1) (3) B. (2) (4)
C. (3) (4) D. (1) (4)
10.2013年7月1日, 国家信访局全面受理网上投诉, 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强调, 要认真办理网上信访诉求、意见和建议, 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可见
A.信访举报制度是有效的监督方法
B.舆论监督制度在监督中作用独特
C.我国政府在接受监督的方式彻底创新
D.网上评议政府必将推动政府改进工作
1 1. 漫画《如此上访》给公民的启示是
(1) 要勇于使用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监督权 (2) 要有序参与政治生活, 正确行使权利 (3) 要依法参与民主决策,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4) 公民要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A. (1) (2) B. (2) (4)
C. (3) (4) D. (1) (3)
1 2. 材料一:
听证会、政务公开、“开门立法”、基层政权直选试点、政风行风热线……近年来, 人们越来越感受到, 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途径越来越宽广。“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已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取向。
材料二:“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 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 这三者不可偏废。社会公平正义, 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这句话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社会公平正义”已成为社会的热点和焦点。
(1) 运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说明公民应怎样做到有序的政治参与?
(2) 联系材料二回答, 为了公平正义, 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要坚持哪些基本原则?
参考答案:
1.A题中设问指定是“根本原因”, 政治生活中找根本原因应从国家性质入手。因为国家性质决定国家职能,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国家必须为人民服务。因此答案为A。
2.B本题考查课本基础知识, 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基础和标志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D材料强调的是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职能的减少和市场化, 故 (1) 错误; (2) 错误, 向社会组织放权的那些权力必须是政府放得了, 社会组织接得住, 管得好的权力;社会组织、公益人士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正在不断提高, 能成为联系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桥梁, 同时也为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式, 故 (3) (4) 正确。
4.A此题考查公民政治参与的原则。设问指向公民如何参与政治生活, (1) (2) 强调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原则, 故正确。 (3) 注重理性参与, 强调对政治参与的理解与把握, 故正确。质询权属于人大代表的权利, 不是公民的权利, 故 (4) 排除。
5.B“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 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情节恶劣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论”, 这说明我国公民要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行使言论自由, 也说明了公民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 (1) (3) (4) 正确。 (2) 与题意不符合, 题中的主体不是政府。
6.D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是公民行使政治权利和自由的体现, 可以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 (1) (4) 项符合题意。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可以使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转变工作作风, 更好地履行职责, 但政府职能的转变要靠政府自身改革, 因此 (2) 项不正确。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属于民主制度, 不是基本制度, (3) 项不对。
7.D材料中的做法属于村民自治的内容, D正确。农民基本政治权利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材料未涉及人大代表的选举问题, 且村民自治不属于政府权力和基层政权建设的范畴, 故A、B、C三项皆不正确。
8.C公民的民主权利是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不能随意扩大, (1) 观点错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基本的民主权利, 行使这个权利是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基础和标志, (3) 观点错误。 (2) (4) 正确说明了民主决策的效果和过程。
9.D本题考查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网络监督是公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一种有效的途径, 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必须要履行一定的义务, 因此 (1) (4) 正确, (2) 错误。网络不是法律利器, (3) 错误。
10.A材料旨在强调国家信访局全面受理网上投诉, 这体现的是信访举报制度, 答案为A。舆论监督制度是指在新闻媒体上公开发表意见, B不当选。这亦非对接受监督方式的彻底创新, C不当选。D表述过于绝对。
11.B解答漫画类试题要对漫画作出正确解读, 明确漫画讽刺什么或赞扬什么, 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所学知识分析。漫画《如此上访》是说公民的做法不正确, 图中公民没有正确行使法律赋予的监督权, 启示公民要依法行使监督权, 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 故 (2) (4) 符合题意。 (1) 要勇于使用宪法和法律赋予自己的监督权, 漫画中的公民是在勇于行使, 但没有正确依法行使所以不选 (1) 。 (3) 不正确, 是监督权不是民主决策。所以答案选B。
12. (1) (1) 在我国,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 二者不可分割。公民在法律上既是权利的主体, 又是义务的主体。权利的实现需要义务的履行, 义务的履行确保权利的实现。公民要做到有序的政治参与, 必须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2) 根据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一方面, 要树立权利意识, 增强主人翁责任感, 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另一方面, 要树立义务意识, 自觉履行公民义务, 在党的领导下, 遵循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职责、程序和要求, 有序参与政治生活。
(2) (1) 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我国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 平等地履行义务, 平等地适用法律。 (2) 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权利的实现需要义务的履行, 义务的履行确保权利的实现。 (3) 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产生矛盾时, 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
在教育歧视、排斥、分类现象依然存在的今天,不应忘记《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和《萨拉曼卡宣言》强烈的普世情怀和践行精神。本文对宣言倡导的“全纳教育”精神从公民权利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理解,以丰富对全纳教育的认识。
一、“全”的含义:包容、公平、民主的教育伦理
“全纳教育”在十多年发展中已远远超越了只针对特殊教育领域的狭隘理解,成为一个全新的社会教育理念,所蕴含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以包容性、公平性、民主性成为21世纪教育的趋势所向。在教育对象上,扩大受众,反对歧视和排斥;在教育方式上,促进积极参与,注重协作,尽量满足需求差异;在教育目的上,通过教育的民主化,形成全纳的社会。
(一)全民参与以求人人获益
全纳教育认为:就个体而言,教育是全世界全体男女老幼的基本权利,无论年龄、出身、民族、经济状况、宗教信仰等等,每一个人——儿童、青年和成人,不仅仅是狭义的聋哑、弱智,而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能获得旨在满足其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尽管教育对一个人的成就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但接受教育的机会将是个人未来通往成功的重要途径。同样的,对一个民族乃至整个全人类而言,必须经由教育之路才能保存和发展,正如《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所言,要“实现人类进步和权益的巨大潜力,取决于人们能否有机会获得必要的教育”。正是如此,全纳教育提出了“积极参与”的口号,即个体作为社会主人的身份参与并改造这个社会,较之于“学会生存”立足于教会个体如何被动地适应主流社会,显得更加主动和积极。全民参与,人人获益的教育将是个体和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这是全纳教育扩大受众,强调参与的根本原因和目的所在。
(二)为学习者尊严生活选择基本有效的教育内容
全纳教育以满足学习者基本学习需要为己任,其中包括基本的学习手段(如读、写、口头表达、演算和问题解决)和基本的学习内容(如知识、技能、价值观念和态度),并认为“这些内容和手段是人们为能生存下去、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充分参与发展、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作出有见识的决策并能继续学习所需要”,这样“可以使任何社会中的任何个人有能力并有责任去尊重和依赖他们共同的文化的、语言的和精神的遗产,促进他人的教育,推动社会正义事业,保护环境,宽容与自己不同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制度,从而确保坚持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念和人权,并为这个互相依存的世界建立国际和平与团结而努力”。全纳教育重视基础教育实际效果,尤其注重有用的知识、推理能力、各种技能以及价值观念实用性,把它作为终身学习和人类发展的基础和其他层次其他类型的教育培训的起点,以最基本的、有重点的知识和技能帮助更大多数学习者,为他们有尊严的生存作准备。
(三)合理差异化教育手段体现真正包容和平等
事物总是对立的统一。正如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一味地求同,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只有给予合理的差别对待,才能真正体现“全纳”的包容和公平。全纳教育认定每一个儿童都有其独特的特性、兴趣、能力和学习需要,每一种本土文化都具有其固有的价值和效力。为传递并丰富共同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为保存个人和社会的特性和价值,必须采取始终如一的措施来减少差异,尽管“基本学习需要的范围及其满足的方法因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已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为实现这一目标,全纳教育积极消除和弥合教育差异,包括针对性别歧视开展的女童教育,针对身体歧视开展的残疾人教育,针对身份歧视开展的农民工子女、土著居民、难民的特殊和多元文化教育等,对特殊群体提供特别的关注,摈弃教育中的陈规陋习,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二、“纳”的含义:全力践行的教育手段和过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全纳”定义是:“全纳教育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其宗旨是向所有人提供有质量的教育,并尊重学生和社区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需求、能力、特点和学习预期,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从“全民教育”到“全纳教育”,尽管全纳教育的产生虽然基于全民教育,但一字之差更体现后者的普及化和终身化,代表一种持续的,全力践行的教育手段和过程。
从层次阶段上看,全纳教育将幼儿看护和初始教育,初等教育,成人教育,视为一体的终身教育体系,体现了终身性和发展性特点;从信息渠道看,全纳教育呼吁除传统的手段外,还可调动图书馆、电视、广播和其他传播媒介共同发挥其潜力以满足全民的基础教育需要;从学习环境看,全纳教育号召儿童学习环境应该同社区的成人学习计划结合起来,鼓励家长、社区和残疾人组织参与有关特殊教育需要设施的规划和决策过程,为所有的人创造一种活跃且温暖的学习环境;从法律保障看,全纳教育决心逐渐在普通学校招收所有儿童,向绝大多数儿童提供一种有效的教育,并建立分权的参与性机制,以规划、监测和评价用于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和成人的教育设施,提高整个教育系统的效率以最终提高其成本效益;从政策支持看,全纳教育要求国家、地区和地方各教育当局各自认识到对提供全民基础教育的责任,并保持相关部门、组织、团体之间的伙伴关系,最优先考虑教育制度方面的政策和预算,并随着教育政策的改革和制度的健全而得到加强。
总之,全纳教育认为,基础教育目标的达成是基于内心善良愿望和现代文明的进步协力的结果。也即是说,全纳教育不仅仅抱定“人人应该受教育,人人能够受教育”的高贵愿望,还要求现代民主政府给予政治上的承诺和决心以及适当的财政措施的支持,形成社会合力并全力践行。
三、全纳教育是基于公民权利的教育平等
(一)受教育权是公民社会权利的教育诉求
要谈公民权利,先从公民资格谈起。公民资格是政治学中的古老概念,现代公民资格从古希腊、罗马古典公民资格演进而来,乃是反抗封建专制的产物,她将近代人文主义中的个人主义与基督教文明的契约精神结合在一起,高呼“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以公民权利和人民主权为两大原则,以人权作为道德基础,建立了“自由、平等、博爱、正义、民主”的普适原则,张扬着人的自由与权利,使人们“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的人类长久以来的理想正在逐步清晰起来。公民资格是一个社会政治共同体内所有成员在一定平等基础上所拥有的普遍权利和义务的集合,是共同体向各社会群体、家庭和个人分配集体性资源或利益的基础,以人权为其政治哲学支撑和道德源泉,涉及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互惠关系,具有国家界限性、人权平等性、演变历史性等特点。马歇尔将公民资格看作由公民的要素(civil element)、政治的要素(political element)和社会的要素(social element)的集合,三种要素分别对应于三种权利:关涉个人自由的公民权利(即私权利)、参与政治决策的政治权利(即公权利)和参与文明生活的社会权利,三种权利在公民中的平等分布有利于民主的发展。
作为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权利主要指“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安全到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行的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一系列权利”,社会权利主要体现在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领域,其中,受教育权是公民社会权利的一种。受教育权主要指公民有获得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和使这种教育得到实现的物质帮助的权利,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是为确保公民健全人格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而由学习协助者协助学习的一种权利。
受教育权要求国家提供学习机会和条件,并要求学习内容由国家、教育协助者在不损及学习权之目的及增进学习效果的条件下确定以促进人权。1999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21届会议《关于受教育权的第13号一般性意见》指出:虽然对于受教育权这个词语的解释应视特定缔约国的国情而定,但同时要求缔约国的管辖范围内设置够多能够运作的教育机构和方案的可提供性,以及人人都应该能够利用教育机构和方案的可获取性。受教育权作为一种公民的社会权,意味着国家应承担具体的义务,确保人人不受歧视地享受这种权利,并通过立法和其他手段消除在获得和享有受教育权方面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当然,平等分为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是一种“机会均等”,主要是从抽象的法律人格意义上来要求平等对待一切人,忽略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诸多不同。因此,用同一方法来对待不同的人,形式上的平等也是一种不平等。为了纠正这种偏差,实质上的平等考虑到每个人能力以及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而讲究给予“合理的差别待遇”。全纳教育关注性别差异、身体差异和文化差异等,就是强调在平等的基础上对特定群体差异的尊重;不体现出对特定群体差异的强调,一视同仁的平等就难以得到落实。
值得注意的是,全纳教育从属于一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环境和水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问题尚未解决,更做不到实施有质量的全纳教育,因此,不能以滥用公民权利的名义而求全责备。“国际化思考本土化运作”应该成为落实全纳教育观的原则之一。
(二)全纳教育是基于公民权利平等的教育愿景
“公民”一词对于中国而言是舶来品,公民资格在中国的发展仅百年而已,尚显稚嫩,所幸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公民权利不断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进步中,全纳教育应当为实现公民权利做出自身应有的努力,在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终点提供公平的机会,消除教育体系中的特权,以造就个人和社会的发展。至少而言,全纳教育可以为公民主张权利、呼吁民主提供途径和作用:首先,全纳教育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按照《世界人权宣言》对人权的分类,人权可根据“代”的观念分为三类,“受教育的权利可能是唯一同时归属三代人权的权利”,但“它首先属于‘第二代人权’”,即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发展权的集合,国家的义务在于履行尊重、保护和促使其实现。若一国政府不给予学习者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或维持具有不同教育标准的教育设施,将使特定群体无法正常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从而被隔离或孤立在人类享有、创造文明的洪流之外。全纳教育的政策设计和实施不只针对特殊人群,而是为包括不同类型学校中的所有儿童在内的学习者提供有效的学习机会,有“教”无“类”,这绝非恩赐,而是文明程度、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使然。
其次,全纳教育通过提供全球共享融合的机会以形成公民多元意识。全纳教育的理念,超越了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反映了不同国家、民族和信仰的人们对没有排斥、没有歧视的教育的向往。通过全纳教育将国家与国家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文明融合起来,创造全纳的环境,通过分享共同的价值观,消除和缩减性别、种族、经济、社会和文化差异,从而为民主公民认识并践行各种价值观,如,自由、公正、团结、宽容、尊重等提供认识的基础,从而实现理解、尊重,扩大交流,促进各国社会富有成效的融合和公民多元意识之形成。
再次,全纳教育是一种公平政策和长远投资以形成资源公平分配,制定协调与社会服务、文化、语言、健康相关的公共政策,公正地提供优质教育才可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机会的公平分配,从而消除教育系统中产生的隔离与孤立,这将是对一国公民和国家未来最有意义的投资。这一惠及每一公民的举措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让人类文明之光照亮所有人的未来,使国家持续处于希望和活力之中,因为,人的进步才是社会真正的进步。
最后,我们想指出的是,全纳教育并非新鲜之物而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早在2 500多年前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就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光辉思想,令后世无限憧憬。在中国,这一思想得到弘扬并取得斐然成就,比如,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扩大教育受众;免费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努力消除教育中的两性差异;重视民族教育;实施教育扶贫;日益重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大力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等。
直至200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60周年之际,第48届国际教育大会确立“全纳教育:未来之路”为主题,重申教育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受教育权是基本人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这一认识可以认为与孔子的思想一脉相承,乃是全纳教育的本质和使命所在。在教育实践中,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师资、课程、经费、社会认同、文化氛围等一系列局限和困难,但当下的任务是使全纳教育的观念深入人心,只有那种真正不放弃、不拒绝的教育,才称得上“教育”;只有通过“全纳”的教育,我们才可能成为民主公民并享有民主的社会。
摘要：全纳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持续的教育手段和过程,旨在呼吁全民参与以求人人获益,力图为大众尊严生活选择基本有效的教育内容,并通过合理的差异化教育手段体现真正包容和平等。全纳教育的精神乃是公民权利之受教育权的教育诉求,两者内在一致,共同为造就民主公民和民主社会而努力。
关键词：全纳教育,教育平等,公民权利,受教育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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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忠华、刘训练.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关键词】宪法；人权；立法
美国当代著名国际法学家、人权法学家路易斯·亨金曾经说过“这是一个权利的时代。”权利始终贯穿于法的运行和操作的每个过程：立法的意义在于表达和宣示公民的权利，执法是落实公民权利的途径和手段，守法是公民行使和实现自己的权利表现形式，司法是对公民权利的救济和补偿的路径。
一、现阶段我国正处在实现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形式的转变时期
根据国际通说对于人权保护的划分，我国现正经历着从自由权本位时期，即所有的权利都是紧紧围绕着自由权展开，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言论自由构成了权利体系核心的时期，向生存权本位时期，即权利是以保障社会中所有人尤其是弱者的生存、有尊严的生存为核心的时期过渡。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我国人权保护体系正在从对一般公民无差别的保护向侧重保护在社会上因受到先天和后天条件制约而成为社会弱者的人方面倾斜。从保护内容方面，也开始增加注意避免和补救社会弱者可能失去或者已经失去的自由与平等内容。保障手段上也开始要求国家积极介入社会经济生活，承担义务，从而更好的保障社会弱者的权利得到实现。具体救济措施除了司法上作为最后的救济措施存在以外还包括对国家的积极行政救助行为的请求，如要求政府确定最低生活标准并加以物质保障等。
综上，就目前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将以宪法和法律所构筑起公民权利体系的核心，这既合乎人权历史发展的趋势，同时保障每一个公民、每一个群体都能够有尊严的生存，使得处于社会弱者地位的人们能够得到足够的社会帮助，保障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发展机会，以实现社会正义，这也是我国法治建设中刻不容缓的要求。
二、我国已开始逐步建立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体系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我国在立法和法律实施过程中，逐步重视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逐渐建立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体系。如我国2007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后，开始建立一系列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和措施，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和免遭损失。
2010年4月14日7点49分，我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拉秀乡日麻村发生里氏7.1级地震。在震后，我国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地震应急预案，进行震后救援。4月15日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赶到震区，亲自指导救援工作，4月18日，胡锦涛主席也提前结束外事访问，赶到震区。截止到4月20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官兵12798人参加抗震救灾行动。空军和陆航部队共飞行89架次执行救灾任务。共抢救被压埋群众1564人，救治伤员20047人，运送帐篷、食品和救灾物资5196吨。4月21日，我国发改委已经制定出玉树重建计划，预计5年内，重建一个新玉树。这些数据都充分证明了，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时，我国以开始有意识的主动进行积极的行政救助行为。正式由于我国这种积极的行政救助行为，挽救了大量的生命，保证了灾区公民的基本权利。
三、在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保护公民基本权利还应完善
1、我国立法现状
我国的现行宪法规定了广泛的公民权利：财产所有权、财产继承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信仰自由、人身安全权、人格尊严权、住宅安全权、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受保护权、获得国家赔偿权、劳动权、休息权、获得帮助权、受教育权、精神自由权、婚姻家庭权等。另外，宪法中还对几类特殊群体的权利做了规定：残疾人的权利、妇女的权利、华侨的权利。
宪法还规定了公民应当承担的相应的基本义务：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维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义务、服兵役的义务和依法纳税的义务等。
2、在立法方面的应改善的问题
（1）保障生命权
众所周知，生命是我们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再也没有比人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了。正是基于生命的神圣，所以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在宣告“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将生命权放在首位。
根据对生命权保护的层次不同，可将生命权分为保障生命的基本权利的生存权和保证更高层次的幸福权。首先，目前我国对于生存权的保护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属于开放型保护。一些极其重要的基本权利还没有写入宪法。并且存在权利二元论的问题。比如：不能同工同酬，对于城市户口与农业户口的劳动者在出工伤、公亡后的赔偿并不采用同一基数进行计算赔偿。包括在一些立法、政策中也体现着二元论问题，如“农民工”问题、城镇居民的安居房，城镇居民廉租房非城镇居民不能享受等问题。都能反映出，立法过程中，就已经将城镇居民和非城镇居民划分开来。都体现着享受权利的不平等性。其次，对于幸福权的保护体系还没有更好的建立完善。国家的主动干预和保护并没有形成系统，也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造成公民在享有权利上不平等。如《选举法》第12条中所规定的农村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代表所代表人口数，又被称作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个选举权条款。它既没有法理上的依据，在现实中的必要性也不明显，同时又违反了宪法的平等权原则。
（2）应当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立法
加强社会权利立法，尤其是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是保障人民生存权的必需。当前我国在社会保障领域更多地是依赖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来规范调整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事务，这已经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最大缺失。未能在我国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尤其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极度缺失。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在城市建立，而在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仍未建立。应当通过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那些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农村贫困人口进行收入补贴，使其能够维持基本生存，不仅是保障生存权的需要，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稳定，达到社会公正。2010年4月21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广发银行举办的智者论坛时表示，中国经济目前的主要问题就是结构问题。并建议为农民工每人每年发一万元住房补贴满足农民工的住房需求。这样的保证体系建立，可以在住房福利方面，达到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享受到相当的社会保障。
3、我国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已逐渐开始重视司法实践中公民权利的保障
在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就要强化行政执法和司法中的人权保障，提高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保障水平。在执法、司法各个环节，我国开始注重公民基本权利的保证。首先，严禁刑讯逼供，对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侮辱犯罪嫌疑人的，将根据不同情节和后果，分别给予相应的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次，严格死刑审判程序，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07年1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14次会议通过，于2月27日公布，自2月28日起施行。该《规定》是处理死刑复核案件的重要法律依据。死刑作为一种剥夺人生命权的刑罚制度，其实施的直接后果就是将人的生命权直接扼杀，人的生命一旦失去，不可逆转，不可补救。因此，时任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曾说过：死刑案件必须做到“杀者不疑，疑者不杀”。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专门成立死刑复核审判庭，从各地法院抽调400多名有经验的法官，专门从事死刑复核工作。由此可见，对于死刑的审判和执行重视，正体现我国在法治建设的转型时期，逐步完善司法实践环节中对公民权利的保证。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已经开始注意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但还存在不系统，不完善的情况。在今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当予以建立和完善，只有切实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使公民的生命越有尊严，国家才越会有力量，法治建设才更加完美。
作者简介：刘玉海（1952—），男，天津人，天津毅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二级律师（副高职称），从事律师执业30余年，担任高校法律顾问近20年，对宪法及相关法律有独特的见解。
开放教育公民权利与义务课程平时作业（2）
一、判断题
1、表达权就是说话权，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利。
2、公民就是人民。
3、法院在判案时定罪量刑应该考虑民愤。
4、法官公正最直接的体现在对法律的忠诚上，“以身殉法”是当时法官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
5、任何法律的起点是自由不是平等。
二、论述题
1.试论我国平等的受教育权。
三、案例分析题
1、某中学一年级（3）班的六名女学生为了参加学校文艺会演，到一家商场选购化妆品，后因价格太贵就离开了。不料化妆品柜台的女营业员小立、小月赶上硬说她们偷了一盒化妆品。双方发生了争执。小立、小月强行将六名女学生带到商场治安室，逐个进行搜身检查，还威胁说：“不交出化妆品，就饿死你们！”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抽查、威吓，小立、小月一无所获。但她们连一句道歉的话也不说就将六名学生赶走，同学们被迫流泪而去。事后，学生家长到商场交涉，但商场态度蛮横，拒不认错。
（1）小立、小月侵犯了六名学生什么权利？
（2）请你按侵权前、侵权中、侵权后的顺序为六名女学生维护自身权利设计三项合法、有效的维权措施。
2、据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报导，南方某工厂在进行人民代表选举时，只进行了选民登记，经过广泛的、酝酿提出两名候选人的名单。在投票那天，没有按照选举法的规定，让工人自愿投票，而是由工厂的一位工作人员，根据厂领导的旨意代为投票。由于工人没有参加投票，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为此，在上级领导部门的干预和安排下，该厂的工人重新参加了投票。
公民权利意识是公民对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认知、理解和态度, 以及对实现与救济自我权利的方式选择的一种心理反应, 这其中包括了对他人权利的认同与尊重, 因为“自己权利的确立是以尊重他人的权利意识为媒介的, 他人权利的承认和尊重是以自己固有权利得到确认为媒介的。”[1]所以, 公民权利意识又具体表现为权利认知、权利主张和权利要求:权利认知是公民认识到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权利主张是公民有效行使和捍卫自我权利;权利要求是公民自觉将权利行为规范于法律之中, 避免损及他人合法权利。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 所以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公民权利意识又必然会受到社会经济法治发展水平的制约, 即只能是特定社会现实中的权利意识。“转型社会”就是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那么, 我国社会又是从“何种社会”转向“何种社会”?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社会进行不同的分类以阐释社会的嬗进, 如马克思以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为标准, 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本文则将我国社会转型概括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主要是因为, “传统”常与落后、不发达等社会状态相联系, “现代”又往往意味着先进、发达的社会模式, 社会转型实质上就是传统成分与现代因素的相互融合与此消彼长, 现代化因素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的革新传统成分;而我国社会转型亦是由落后走向先进、由不发达迈向发达、由封闭逐渐开放的过程[2]。这种社会特质表现为:其一是异质性, 即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杂然并存, 例如农业生产中“牛耕马拉”与机械化耕作的生产方式并存;其二是形式性, 即应然与实然不相吻合, “什么应是什么”与“什么是什么”的相互脱节, 许多事物形式上是现代的, 实质上却是传统的, 徒具现代化之名或之形;其三是重叠性, 即传统社会是结构不分化和功能普化, 如地方行政官员兼理刑事、民事案件的裁判;但现代社会是结构分化和功能专 (业) 化的。[3]随着我国经济法治的发展, 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 自觉行使和保护自我权利、履行基本义务、维护社会公益, 日渐成为社会共识, 但不可否认的是, 受转型社会的影响, 我们公民权利意识中也存在传统与现代之争, 尚未形成与现代法治社会相适应的权利观, 而当前研究主要关注于公民权利意识的应然分析, 以法治先行国家的经验为标杆, 鲜有用转型社会的特质来剖析现代公民权利意识培养所面临的困境。本文将作此尝试, 并希望以此发现培育我国现代公民权利意识的路径。
二、冲突:转型社会中公民权利意识的困境
从转型社会的上述特质来看, 新旧因素的并存与重叠反映出社会冲突与矛盾加剧的可能, 这是转型社会的危机, 也是现代公民权利意识生成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困难。
(一) 传统观念与现代权利意识的冲突
在权利意识领域, 转型社会的“异质性”表现为传统观念与现代权利观念的并存与冲突。那么, 我国传统观念中是否有“权利意识”, 学界对此存在不同观点。“否定说”认为, 我国古代社会的基础是以情感纽带所搭建的社会关系, 具体表现为尊卑有差、长幼有序等身份关系, 在这种社会中必定是一部分人无条件地尽义务, 另一部分人则无限制地享受权利。[4]所以, 民众“因‘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 历来就缺乏‘权利’意识, 或从来就不曾产生过作为每一有生命的个体所本当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意识”。[5]这是大多数学者所持观点。相反, “肯定说”则认为不能据此得出我国传统社会中民众缺乏权利意识的结论。有人认为, 在中国古代思想里存在着民众可以对政府、统治者提出利益要求、意愿要求的观念, 也有关于民众可以要求政府或统治者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的概念, 还有关于民众拥有某些为政府或统治者所绝对不可侵犯的利益的原则, 甚至存在着关于民众可以凭借某种原则来反抗政府乃至推翻统治者的主张, 这些有关权利的观念、概念、原则不仅通过民本话语表达出来, 而且通过民本话语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发挥。[6]日本学者大木雅夫也认为, 中国古代社会的诉讼数量庞大, 为了抑制民众的滥诉行为, 中国统治者往往要求地方官员鼓励民众通过宗族和村落内部来处理民间纠纷, 这些旨在刹住健诉之风的措施说明当时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是诉讼;那么, 民众连轻微案件也要诉诸于官府, 不正表现出民众强烈的权利意识吗?[7]
“肯定说”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在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史中, 相比较其他同时代的国家而言, 中国社会秩序是较为稳定的, 这种稳定不可能仅以简单的暴力压制来维系, 也包含着统治者承认与保护民众基本利益的举措, 其中有的利益可能就是今天所称的“权利”, 所以不能因为古代文献中没有一个可以对应于现代法律中“权利”的词汇, 而否定古代中国对“权利”的特有表达方式, 以及古代中国人所具有的权利意识。但是, “否定说”揭示了传统观念与现代公民权利意识的冲突所在, 这就是在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上, 尊卑有序的社会规范下所形成的臣民意识和官本位思想对权利意识的冲击。作为制度安排, “官本位”以权力的限度为连接点, 将整个社会纳入国家行政系统, 全社会是一个以行政权力搭建起来的金字塔, 皇帝位于塔尖, 塔身是被赋予了广泛特权的各级官员。在这个塔形的体制结构中, 等级森严, 上尊下卑, 界限分明, 官职的高低与权力大小、地位高低、占有社会资源的多寡成正比。为与之适应, 传统文化向被统治的民众灌输的是“臣民意识”, 民众被称为“小人”或者“草民”, 权力的强势使民众不得不听命于官员;反过来, 这又促使民众对权力的追逐与膜拜, 使“官本位”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和价值取向, 所谓“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在如此社会中, 法律失去了保障公民权利自由的意义, 而成为权力掌控下的治民工具。显然, 这与现代公民权利意识是格格不入的。现代社会强调公民在国家社会中的主体地位, 认为政府权力源于公民权利的让与, 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不是“服从”而是“服务关系”, 政府必须为公民权利的行使提供保障。然而, 在转型社会中, 这两种意识又是并存的, 官本位思想与臣民意识依然盛行。不少官员常以“父母官”自居, 把应该履行的职责当做是对人民群众的恩惠, 心安理得地接受“为民做主”的赞颂;一般公民也会因官员为自己办了几件实事, 看做是对自己开恩, 对官员感恩戴德, 甚至于磕头下跪。这种官员的“主人”意识与公民的“青天”意识, 已经成为公民权利意识的最大阻碍。[8]公民崇尚权力和惧怕权力的矛盾心理, 使权利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在“崇尚权力”下, 公民对权力如蝇逐臭, 希望依靠权力而不是诚信劳动获取利益;当权利受到侵害时, 又将希望寄托于领导人的过问而不是法律途径保障其权利。“惧怕权力”又使得公民不敢主张权利, 在权利受侵害时也只是“默默忍受”, 或者“自扫门前雪”,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漠视他人权利被侵害。
(二) 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的冲突
“形式性”是转型社会的另一特征, 这种“应然性”与“实然性”相矛盾的形式特征, 反映在公民权利意识领域中即为“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之间的冲突。“应然权利”是公民应该享有或者获得的权利, “实然权利”是公民实际上所享有的权利, 但是并非所有应然权利都当然是公民实际享有的权利, 这些权利必须规定于国家法律中成为法定权利才可为权利主体所享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我国公民对应然权利的认识日益深入, 也渴望更多的应然权利成为法定权利, 使实际享有的权利更为丰富, 而公民努力实现和捍卫自我权利, 积极促进法定权利转变为实然权利的同时, 不仅提升了社会文明程度与公民素养, 也为应然权利的法定化创造了条件。诚然, 在任何社会中, 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之间都存在一定的脱节与冲突, 但在转型社会中, 这种冲突更为频繁和剧烈。
首先是对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的认知冲突。实然权利是公民实际享受到的权利, 易于为公民所感知, 但一般公民缺乏对权利“应该是什么”的理解, 所以公民虽然依据现代法律实现了权利, 而潜层之下的观念依然未脱离传统理念。例如,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公民可以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 这要求政府依法为符合条件者提供物质帮助, 并为公民实现该权利创造条件, 如告知申请程序、及时审核等, 这是公民的法定权利。当公民从政府处获取物质帮助时, 其权利就得以实现, 成为实然权利;对符合物质帮助条件的公民而言, 这亦是其作为一国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换言之, 在形式上, 政府官员与公民认识到了该权利的实现要遵循法律程序的现代性要求, 但是二者均未认识到这是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 秉持的仍旧是“为民做主”的观念与臣民意识, 对实然权利与应然权利存在认知的冲突。
其次是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发展程度不同的冲突。在社会转型时期, 公民对应然权利的认识不断深化, 但公民渴望获得的权利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实现, 由“应然”到“实然”需要一定的过程, 这种不同步的发展模式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民尚未认识到某项权利是其应然权利, 无法辨别权利是否受到侵害;第二阶段是公民认识到了应然权利, 但事实上无法律保障其转化为实然权利, 造成公民将应然权利误认为是实然权利, 当此类权利受到侵害却无法律保障时, 公民就有可能采取较为极端的手段反抗侵害。例如, 有关“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问题。1982年《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该条仅以列举方式规定了国家对部分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而且还没有规定具体的保护方式以及救济手段, 所以此时“私有财产不受侵害”作为一项应然权利是不完整的, 特别是在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 该权利实际上是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的。这在房屋拆迁领域表现最为明显。到2004年, 宪法修正案第22条便将原第13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不仅完善了私有财产的范围, 也明确了因公共利益需要而损害公民私益的救济方式。虽然这并不以为拆迁问题的解决, 但这说明在转型社会中, 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发展的不同步, 公民实际享受到的权利往往少于应当享有的权利。
综上, 在转型社会阶段塑造符合现代法治国家要求的公民权利意识既面临着来自传统观念的冲击, 也要面对公民对应然权利的期盼, 这种对立统一的状态与转型社会的特质是相统一的, 而公民权利意识的养成正是从冲突迈向理性的过程。
三、理性:公民权利意识的培育径路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9]当然, 公民权利意识的强弱亦不能代表一个社会的先进或者落后, 但对现代社会而言, 经济高度发展仅是一个方面, 在此基础上还理应充分保障个人权利, 而公民权利意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所具有的自我意识, 也需要现代社会尽最大努力来启发、引导和满足这种意识, 这才是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10]所以, 公民权利意识的养成应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那么, 要化解转型社会中的公民权利意识面对的冲突困境, 也就需要发挥国家与社会的合力使之走向理性的径路。
(一) 大力发挥政府引导功能, 祛除官本位思想
我国社会转型是由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启动与推动的, 政府是第一推动力, 所以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自然离不开政府, 这就需要政府切实依法履行保障公民权利的职责, 达到上行下效的引导示范效用。首先,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摒弃官本位思想。诚如前述, 官本位思想是现代公民权利养成的最大阻碍, 所以政府及工作人员理当身体力行, 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切实尊重并保障公民权利, 这不仅要求形式上严格根据法定程序行使职权, 也要求权力的行使应体现法治精神及符合法律原则;在作出影响公民权利的行政决策或者行政行为前, 不仅要告知相对人有关法律依据与救济途径, 充分听取相对人的意见, 还要及时回应不同意见, 并尽可能地吸纳公民参与行政决策之中, 协商行政, 实现民主行政。其次, 大力推行诚信行政, 树立尊重权利的模范形象。政府信用是公民对政府整体形象的认识和信念。政府若不守信, 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 行政许可缺乏规范性, 行政执法存在随意性等等, 这不仅会严重损害政府形象和威信, 也使公民权利的实现与保障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依法行政基础上, 推行诚信行政, 实质上是进一步约束行政权力的运行, 使行政决策或者行政行为的改变严格遵从法定程序而非权力, 从而引导公民相信法律, 祛除崇尚权力的臣民意识。
(二) 有效发挥司法救济功能, 理性培养公民权利意识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 司法救济是保障公民权利最终也是最有力的途径, 但要唤醒并提升公民权利意识, 关键还是要让更多地公众参与到司法救济过程中来, 使之了解权利的内容, 知晓权利的救济途径, 增强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信心, 树立社会责任感。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曾高度评价公众参与司法活动对培养公民权利意识的作用, 认为陪审制给普通英国公民上了有关公民权的最有用的一课。[11]事实上, 随着司法公开的不断深入以及网络等新媒体的勃兴, 公民不仅可以及时了解司法案件的审理, 也能自由的发表各自观点, 无形之中使公民权利意识更为成熟、权利观更为理性, 其效果远好于说教式的法制宣传。例如, 通过“王海打假案”, 公民认识到了消费者所具有的权益, 产品质量与安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吴春霞诉周口市公安局第六分局等违法行政案”, 引发了公民对“被精神病”的热议, 落实了《精神卫生法》对精神障碍者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公民的权利意识正是在这些现实法律生活中得以培养与提升, 但从另一方面看, 倘若公民通过法律途径不能保障权利, 也会对国家法治产生怀疑, 因此必须保证司法的公正。
(三) 充分发挥媒体舆论导向作用, 客观展现公民权利意识
媒体客观反映事实是媒体的基本职责。然而, 单纯地将媒体喻为“镜子”是不够的, 媒体的社会责任还在于正确引领社会意识形态。要发挥媒体塑造现代公民权利意识的导向作用, 就应该将公民权利放在首位, 通过鲜活的新闻报道, 使公民认识到法律不是治民的工具, 而是保障与维护公民权利的利器。在涉及公民权利的报道时, 也要明确媒体所主张公民的权利不仅是某个观众或者读者的权利, 而是权利的本身, 目的在于唤起公民对权利的共鸣, 加深对权利内容和救济渠道的认知, 从而树立理性的权力意识。
四、小结
一、中国游行示威活动的独特现象
在中国，许多游行示威事件往往是民众针对一些关于中国问题的国际事件自发走上街头进行，随性而至，并没有通过合法正常渠道进行申请和审批，这会造成政府的误解和抵制，在游行示威过程当中，由于公民自身原因，经常伴随着打砸抢等恶性事件的发生，这更加剧了政府和游行民众的矛盾，处于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考虑，政府在面对民众游行示威时，往往是采取强制性手段进行抵制和打压，如2010年的“家乐福事件”致使武汉多家家乐福超市被市民围堵冲抢。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当前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现实社会环境，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公民游行示威大都有着与国外游行示威活动相比不同和独特之处。
（一）大多数民众参与游行并不是真正了解实情，而是怀着跟风和看热闹的心情参加，这大大削弱了游行示威的统一性和目的性；而在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游行示威活动中，民众多是有着明确的目标，或是政治诉求，或是自身利益的保障，而不是漫无目的的走上街头，为了游行而游行。
（二）政府对于多数申请的游行示威活动都很难顺畅的给予批准，这种政府不支持的态度造成公民对于组织游行示威活动根本不向政府进行申请和审批，造成了民众和政府之间的隔阂；而与中国的许可申请制相比，许多西方国家都是以申报制为主，即公民如果想要向政府和社会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和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游行示威，只需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不需要政府部门的许可即可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
由于上述原因，政府在面对游行示威事件时，往往用强制性手段进行干预和打压，而不是用一种对话和劝解或者依法办事的态度对待，这让民众对于政府更加的反感和不信任。这种独特现象如果不能用有效的手段进行治理和改善，那么社会矛盾会日益尖锐，政府的公信力会因此下降，长此以往，国家和民众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在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将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会形成社会爆炸式的动乱。
二、中国游行示威活动的独特现象的成因
中国公民游行示威活动所显示出的独特现象的原因总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和政府由于历史和社会等原因所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和措施，其中立法的不健全，审批部门的讳疾忌医等都是造成独特现象的原因；另一方面，作为游行示威活动主体的广大民众自身素质不高，法制意识不健全，对游行示威活动认识不足，这两个原因相互牵制和羁绊，是形成中国式游行独特现象的主要成因。
（一）公权力机关的原因
1. 立法不完善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1989年，又颁布了《集会游行示威法》等等，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公民的游行示威始终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从法律方面来看，由于没有一个具体深入细致的规定公民如何去行使游行示威自由的法律文献，以至于合法的游行示威活动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和保障，在这些活动过程当中发生的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也很难从立法方面去对其进行惩罚。这种充满了政策意味和政治色彩的法律规定与现实的不一致甚至严重脱节，已经动摇了公民对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以及和谐社会构建的信念。
2. 公权力机关因为历史原因对公民游行示威行为的误读
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的民众游行示威的活动。在中国近代当中，很多的历史进程，文化传播，思想教育，信仰传承都受到了游行示威的影响，如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表现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在这次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也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但是在60年代至70年代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却对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也正是这次活动，让国家和政府对公民游行示威噤若寒蝉，讳莫如深。历史事件对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这种影响也是导致近年来的几次大型的游行示威活动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以及广大民众对待游行示威看法不一的根本原因。
3. 独特的政治体制和现实状况使公权力机关对保障公民权利的力不从心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府决策和立法等方面一贯是主张民主的，但是我国的立法和政府部门仍然处在发展阶段，很多的社会矛盾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需要去执行非常时期非常手段的政策。国外的敌对势力以及我国自身内部的分裂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这些人往往是利用民众游行示威的机会进行破坏，已达到其扰乱我国社会秩序，危害我国公共安全，离间政府和民众的目的，我国政府正是因为此种原因才对公民游行示威活动态度强硬，手段坚决，但即使如此，很多时候也是力不从心，鞭长莫及，这些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都是中国公民游行示威活动独特现象的原因。
（二）公民自身原因
1. 公民对在游行示威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认识不足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公民在进行游行示威活动中既享有权利，也承担义务，但是许多公民由于自身法律意识的淡薄，认为游行示威只是权利，可以想怎样就怎样，加之国家和政府对于公民游行示威的做法和相关立法都是只建立在限制而并不是积极保障的前提之下，这让更多无知的民众认为参加游行就是一种与政府对抗和胁迫政府的手段，这种对游行示威认识上的不足也是造成中国公民在游行示威活动中得不到政府支持的原因之一。
2. 公民自身素质造成了公权力机关对公民游行示威活动的偏见
尽管公民游行示威是一项正常的，合法的活动，但是或多或少也是会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妨碍正常的交通，对城市环境卫生造成破坏等等都是对社会公共秩序的影响，这些行为既对其他民众造成了不必要的影响，也给了政府一种不好的印象。很少有公民能在游行示威活动中做到秩序井然，行之有效，游行示威活动所带来的效果和影响也因此大打折扣。
3. 公民在实际游行过程中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
在游行示威活动的过程当中，相当一部分的民众是抱着凑热闹的心情参与的，这种毫无目的性的游行示威活动当然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也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以达到其破坏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目的;另一些公民无法通过行政机关的合理途径表达自身诉求从而走上街头，借以达到引起社会关注的目的，虽然目的正确，但在实际过程中却经常由于情绪的激奋，过于急于求成而南辕北辙。还有一部分民众受到国外所谓自由环境问题的困扰，认为当前国家政府对于公民游行示威不支持的态度是不自由，不民主，他们也仅仅只是看到了国外自由民主的表面，却没能深入细致了解国外自由民主制度的成因和根本的社会形态便妄自揣度，盲目跟风。这些由于公民自身原因所造成游行示威的畸形变化也是造成中国独特游行示威活动现象的原因之一。
三、对我国公民游行示威权利如何保障的构想
（一）立法的完善
从中国式独特游行的成因来分析，要想更好的保障公民游行示威权利，首先就要从立法方面进行改善。目前世界各国对游行示威的申请和批准有三种方式：一是许可制，即集会，游行，示威需要取得有关机关许可方能举行，如日本等国家；二是申报制，即仅仅需要在集会，游行，示威之前向有关部门和机关进行报告，无须经过批准，便可直接游行示威，如德国，法国等国家；三是追惩制，即在集会，游行，示威之前不受任何国家政府机关部门的干涉和干预，可以直接进行，只是在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中发生了违法犯罪行为时，国家政府部门才依法对违法犯罪分子进行予以惩罚，如英国，土耳其等国家。我国目前采取的是许可制，可笔者认为，这种对公民游行示威采取许可制的做法是不妥当的。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法律规定的自由，也就是国家政府通过立法的手段对民众可以为某种行为和活动的许可和保障。也就是说，在公民能否举行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活动上应当是绝对肯定的，无条件的，无须再经过任何的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许可，批准。我国政府在立法中的实践也表明，要想在法律中对公民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科学地规定一个可行和不可行的标准，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目前在我国的一些有关公民游行示威权利的法律法规对公民游行示威权利的审批标准多数是这么规定的：公安机关对于公民游行示威活动的申请，除了违反宪法，法律规定，损害国家社会的利益，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的以外，均应批准和许可。很明显，这样的规定和不科学，因为依法提出的游行示威申请本身并不存在违宪和违法的，违法和违宪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只可能发生在公民实际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的过程中，而在这些活动开始之前，既不会违法，也不可能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因此这种对公民游行示威活动自由的许可制，既不科学又不民主，因此，笔者建议尽快修改集会游行示威法，应当采取申报制的申请和批准方法，取消公民举行游行示威活动的前置条件，允许公民就“要求解决具体问题”而申请游行示威活动。
针对公民在游行示威活动中对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共安全所造成的影响，国家政府应当从工作体系入手，进行一些改革和创新。比如设立专门的游行示威区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设置了三个专门供游行示威的公园，这些游行示威专区的设立，既符合了国际惯例，能确保奥运会期间整个城市的交通顺畅，环境优美，秩序良好，又尊重和保障了中国公民的权利，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具体表现。游行示威专区的设立，是国内政治不断成熟的最好说明，表明了国家和政府具备了这样成熟的条件，也间接缓解了政府和民众就游行示威活动所激发的社会矛盾；在国际舆论中，我国政府对游行示威专区的设立也给西方国家一些对中国政府持不同意见的人一个平台，表现出我们国家民主自由的风范和大国的自信，向西方社会展示，我国政府在不断改善自己的人权状况，保障公民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尊重广大民众民主参政的权利。
（二）公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和法律观念的加强
除了国家政府方面需要做出改变之外，公民也需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加强自我的法律意识，这样才能在游行示威活动中，有法可依，有法会依，才能学会运用法律的手段保障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会在游行示威活动中遵纪守法，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没有法律的约束，公民的权利便可随处施展，没有约束的权利，便成为某些人挥舞大棒的工具”
(三) 公民在游行示威活动中具体应遵循以下原则。
1. 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
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在我国公民游行示威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主要表现在：其一，公民游行示威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性。公民在游行示威活动当中既平等享受其权利，也平等承担其义务，任何的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有超越集会游行示威法的特权，所有在游行示威活动中违反宪法和集会游行示威法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其二，公民游行示威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公民在形式其游行示威自由权利的同时，作为其相应的法律关系主体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同时产生的。公民在获得游行示威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集会游行示威法和政府所规定的相关义务。其三，公民游行示威权利和义务的对应性。这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依存，公民在游行示威过程当中，权利的实现需要与之相对应的义务的履行，义务的履行需要满足其获得权利的要求。
2. 维护社会安定和公共秩序的原则
公民在游行示威过程当中，或多或少会对社会安定，公共秩序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其游行示威权利的同时公民自身也应当遵循维护社会安定和公共秩序的原则两者相辅相成。只有通过法律手段从根本上保障公民的游行示威权利，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得到切实的维护。
3. 和平进行原则
和平的社会环境是每个公民都想要的，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先决条件和根本基础。在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中明确规定:“集会，游行，示威应当和平的进行，不得携带武器，管制刀具和爆炸物，不得使用暴力或者煽动使用暴力。”这是为了使整个游行示威活动始终处在一个和平环境之中，这不仅对公民自身的安全是一种保障，也是促使公民能够理性对待游行示威活动的重要因素。
这三条原则对于公民进行游行示威活动有着自我保障和维护的指导性作用，是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的，是公民游行示威活动的准则。围绕着这三条原则，每个公民都应当认识到维护社会安定和公共秩序的重要性，明确担负在自身为构建和谐社会所担负的使命，只有从改变自身出发，才能更好的保障自身的权利，从而更好的运用法律的手段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公权力机关应与公民相互配合，共同进步
一般而言，现代的大多数国家之所以把游行示威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写入宪法，是因为公民的游行示威自由有着积极的社会政治功能。首先，公民的游行示威自由具有政治沟通的功能。公民通过行使游行示威这种较为激烈一点的表达方式有利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沟通，能够使国家和政府更加清醒的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注意到一些基层民众的呼声，从而做出有利于民众的工作调整和政策出台。其次，公民游行示威权利的保障也是具有社会安全阀的功能。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存在着经济并不十分发达，人口压力过于沉重，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各种腐败现象，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政府和广大基层民众隔阂加深。在这种社会情况下，国家政府允许公民行使自身游行示威的权利，并用法律手段加以保障，可使公民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和平衡，从而防止政府和民众之间矛盾加剧，在激化到一种不可调和的时候突然爆发。因此，国家对于公民游行示威更要做出一种姿态，让民众感受到国家政府对于他们走上街头为自身请命的支持和理解。
政府在今后关于公民游行示威权利的保障的相关法律修改过程中，应具体规定公民如何行使集会，游行，示威自由和在这类活动中必须承担的义务，明确指出政府对民众此类权利的保障和管理方式，权限和程序等；公民在今后游行示威活动中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提高自身修养。只有国家政府和广大民众共同努力，积极配合共同进步，才能更好的保障公民权利，这是切实保障我国公民游行示威自由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意〕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 杨军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董良国译, 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3】《关于保障公民集会游行示威权利的思考与建议》赵振宇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1月第1期
【4】《集会游行示威法的立法价值》乔新生青年记者﹒理论视野2008年11月下
【5】《集会游行示威立法势在必行》傅革立法研究, 第32-34页
【6】《有关西方集会游行和示威的立法简介》孙志祥疑案精析1990年10月第3期
关键词：基本权利,宪法保障,违宪审查,宪法诉讼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不断促进基本权利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主要职能和合法性基础。 (1) 我国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但是, 大多数学者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没有达到实质完善的程度, 而仅仅是停留在形式意义上的完善。因为一个法律体系实质的成熟程度是以该法律体系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水平为衡量标准的。 (2)
一、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的概念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公民权中最基本最主要的部分, 一般包括人身、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我国, 基本权利是指宪法赋予的、表明权利主体在权利体系中重要地位的权利。 (3) 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是指如何在宪法层面上对其进行保障, 是维护宪法内容的一种方法。
公民基本权利的发展演进在我国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由宪法确认权利核心是自由权, 第二阶段是宪法确认权利扩大到政治权利范围, 第三阶段是从基本权利发展到社会经济权利。在此三个阶段, 体现了我国对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三个特征: 行政主动推动、先权利后自由、违宪问题自我纠正。 (4) 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不像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侧重从司法机关的角度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而是倾向于从行政机关的角度保障人权。此外, 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规制了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 关于公民自由权的规制相对来说较为落后。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 宪法难免会出现问题, 当宪法出现错误的时候, 只能依靠违宪责任主体自我纠正。
二、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一)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的现状
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很大程度上依靠法律的实施得到进一步落实, 但专门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在数量上并不多。 (5) 尽管我国巳经制定了较为全面的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 我国政府也签署了各项保障公约, 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普通法律法规为补充权利保障体系, 但仍有许多国际公约明确规定的权利未写进宪法。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是由宪法首先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 然后再由一般法律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作出较为具体的规定, 从而加以保障和适用。所以, 如果一般法律没有对某项基本权利作出具体规定, 那么司法机关就难以运用宪法来作出认定, 从而使得宪法对于基本权利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
(二)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存在的问题
1.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并不完善
我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较为抽象广泛, 宪法第35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只是较为粗略地描述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 相应的更为详细规范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制定。
因此, 完善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当务之急是制定与修改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关的法律法规, 切实完善以宪法为基础、普通法律规范为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体系, 以真正实现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2.“抽象的基本权利”的权利类型导致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并不理想, 公民基本权利受损时缺乏救济途径一个国家对于基本权利的理解、权利性质的定位往往决定了该国采取何种权利保障形式, 决定了该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路径。基本权利内涵的不同, 决定了对基本权利保障方式的不同。 (6) “具体的基本权利”是指能够直接发挥法定效力的基本权利, 它意味着一旦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做出规定则这些基本权利不但能够为公民所直接享, 有而且能够直接限制和规范公权行为。 (7) 与此相对应, “抽象的基本权利”不能成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直接依据, 当普通的法律文件没有对该基本权利作出具体规定时, 司法机关并不能直接适用宪法, 这导致了宪法上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并不能诉诸司法实践, 而仅仅成为形式意义上的权利。据学者的统计, 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有27项之多, 但其中9 项则长期停留在宪法“字面”上。 (8)
宪法的可诉性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公民基本权利的精髓在于通过宪法的司法适用对公民权力予以救济。 (9) 在我国, 宪法并不具有直接适用性, 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损害时并不能诉诸法律途径解决, 司法机关也不能援引宪法条文作出判决, 因此, 这种形式意义上的宪法保障使得公民基本权力的保障相对弱化。
3.违宪审查制度尚未建立
公民基本权利要想得到真正切实地实现和保障, 离不开相应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救助机制。10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 违宪审查制度是宪政得以成立的一项关键性制度, 是判断一个国家有无宪政的重要标志。11就目前而言, 世界上的违宪审查机制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来进行违宪审查, 以意大利、德国为代表。第二种是由专门机关即宪法委员会进行违宪审查, 以法国为代表;第三种由普通司法机关进行违宪审查, 以美国为代表。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在借鉴上述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的法治进程与司法实践, 思考并构建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4.公权力缺乏制约, 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现象使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出现偏差权力按其本性而言, 是一种邪恶的力量, 不论其行驶者是谁, 权力本身趋向于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12我国宪法虽然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了大量的列举, 但却没有规定相应的保障措施, 造成了国家机关在行驶国家权力过程中大量存在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现象。
三、关于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的几点建议
基本权利是每一个公民不可或缺的权利, 公民以此维护自身权益, 防止公权力的侵害。我国现行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规定的较为全面, 但是, 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 需要进行相应的完善。
( 一) 完善公民基本权利立法, 建立和完善涉及公民权利的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 加强公民基本权力宪法保障的具体化
当前应当在宪法框架之下, 尽快制定一系列规范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 同时强化立法解释, 在司法实践中对法律进行适时的修改解释, 以推动宪法基本权利具体化的过程, 真正实现“有法可依”。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宪法的稳定性、一般性以及社会发展因素的制约使得宪法适用难免具有滞后性、僵硬性, 因此, 作为法律人, 需要灵活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等技术, 以应对公民对于基本权利日益增长的保护的需求。
( 二) 加强对公权力的制约, 建立与完善违宪审查制度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3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应当加强对公权力的制约, 这是基本权利制度性保障的根本。此外, 应当建立完善的、健全的法律监督制度对宪法的制定、实施与运行进行监督, 以保证宪法监督机构的正常运转, 也就是说, 应当明确违宪的含义、构成要素、主体、行为, 明确违宪审查的主体、程度及应当承担的责任, 从而使得宪法并不仅仅只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书面宪法”, 将“书本上的法”变成“行动中的法”。
( 三) 建立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的诉讼制度
“没有救济, 则没有权利”。宪法诉讼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性救济途径。14宪法诉讼是从司法层面上对宪法的实施与保障, 是对违宪审查制度的进一步深化。但是, 处于最高地位的宪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并不能作为直接的法律依据进行援引, 这正是因为宪法直接适用的效力的不足使得我国选择了适用一般法律而虚置宪法, 造成了“以法凌宪”的现象。15由于宪法并不能直接进入司法, 缺乏相应的宪法诉讼制度, 使得我国宪法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 一些公民基本权利的案件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 笔者认为, 应当建立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的诉讼制度, 以明确宪法在诉讼中的地位, 发挥其作为最高法的法律效力。
四、总结
早在古希腊时期雅典对城邦中长期居住的市民就使用“公民”这个概念了，公民有别于过路人或游客。一个人要成为雅典的公民就必须做如下的宣誓：
“我们将永远为这个城市神圣的理想而奋斗，无论个人还是集体；我们将不断地增强公共责任感，尊敬并遵守该城市的法律；我们将把祖上留给我们的城市更多、更好、更美丽地传给我们的后代。”
从宣誓的内容来看，作为公民，除了自己享有的工作权、居住权和政治参与权以外，对自己以外的人以至于社区是有义务的。他必须遵守一个地区的法律，并在此基础上有义务使该地区变得更好。
企业公民定义就是把公司看成是社会的公民，描述企业怎样通过其核心业务为社会提供价值的同时，向社会各方也显示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的看法是一个企业也有“三个代表”：第一代表客户利益，也就是说首先是客户利益，或者说我为社会创造真正的价值；第二代表员工的利益，你怎么代表员工的利益，员工就怎样代表客户；第三个代表才是股东利益。先客户、再员工、最后才是股东。现阶段还有两点比较重要，一个企业真正的依法纳税，一个企业真正的为社会创造价值，安排足够的就业机会就是对社会最好的回报，这是在现阶段大力倡导的事，也就是说不同的时期要做不同的事。未来企业公民与公司竞争力、公司治理这三方面的联系将越来越成为重塑未来企业领导者三个最核心的要素。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无论是一个企业、一家医院或一所大学，它对社会所要承担的责任可能在两个领域中产生：一个领域是机构对社会的影响，另一个领域是社会本身的问题。”一个“好企业”应当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还竭尽全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企业公民的含义即在于此。具体地说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企业不但要提供公司本身的经济绩效，还必须关心和努力提高企业行为对社会和环境所产生的正面影响。
从世界知名企业的实践来看，恪守“企业公民”原则的公司可以获得很多优势：它能从监管机构获得和保持经营业务的执照；能够录用和留住高水平的管理、技术人才；更有利于开发被当地消费者所接受的新产品；在消费者中拥有良好的形象，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由于当今世界信息的更加透明和传播速度的加快，消费者对一个企业的口碑也越来越成为企业成功的关键要素。而美誉自然会带来理想的利润。
格兰仕企业公民计划的重点
我认为，基本的价值观是企业公民的一个基础。基本价值观不是只能做企业公民这一个项目，而是指导企业整个战略、运营。我们格兰仕的基本价值观：人是格兰仕的第一资本。努力，让顾客感动。做500强不如做500年。我们的企业公民计划：1、依法纳税，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2、扩大就业，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岗位，解决“饭碗”；3、持续培训，终身教育，打造一支爱岗敬业、技术过硬的产业工人大军，提升“中国制造”的竞争力；4、关注社区建设，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打造社会公民品牌。
企业的义务主要表现在纳税和吸纳就业方面，能交税的企业就是好企业，这就是政府的价值观。为国分忧，为社会分忧的最好体现，是在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多交税，多招人。惟有如此，企业才能受到社会的尊敬。
模范的企业公民，是奉公守法、体谅国情、正直进取和乐于奉献的企业公民。
格兰仕从1992年的800人发展到现在的2.3万人，至少多招收了2万员工，这是对国家的贡献。格兰仕的每个工作职位，正为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创造着10个以上的就业机会。格兰仕的发展，为原材料、包装材料、服务业和贸易客户带来了专业知识及发展机遇。格兰仕的员工和公司业绩一起迅速成长。
但企业参与社会公益服务要有重点，这个重点最好是与本身行业相关的范围，比较能掌握的领域。如果自己没有专才，又完全不相关，去接触这些领域反而容易落空，双方都落空，接受方觉得不自然，企业也发挥不了力量。格兰仕这几年主要参与的重点主要落在灾难中的援助重建工作上。随着全球灾情的不断增多，疫情大流行逼近人类，我们加大了对消毒家电的研发，抽调了专门队伍，成立相关的研究科室，研制出具有高效消毒杀菌的光波技术，在“9.11”炭疽热、SARS期间、禽流感爆发期都有出色的表现。我们的社会公益活动也围绕灾难事件，突发事件中最需要帮助的英雄群体来展开，逐步形成我们独特的公益活动模式，聚焦灾区的特定群体，聚焦食品安全，聚焦消毒杀菌，提供健康家电，为打造健康生活、循环经济、节能社会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比如9.11期间，为美国军方服务社，大规模定制军用消毒杀菌的光波炉；SARS期间火线新一代的光波炉、光波空调千里北京驰援小汤山医院，为医护人员保驾护航；禽流感期间向越南、泰国等周边国家捐献光波炉；包括这次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各国救援队捐献“一键通”光波炉、光波空调等等。
从企业公民到世界公民
我始终认为，企业要关注三个部分的平衡：经济利益、员工利益和社会利益。我觉得企业在社会责任的投入不是额外的，而是和生产成本、原材料成本一样，是企业基本运作的一种必要支出。从表面上看，履行企业公民义务，似乎就意味着更多的成本支出，但事实上，执行企业公民政策，自有它隐性的回报，而且是非常大的回报。
首先，很明显的一点是，负责任的企业更容易留住员工，降低优秀员工的流失率。负责任的企业对于市场上的人才也会有很强的吸引力，这样就会使自己的员工队伍保持高水平、高素质。从长期看，优秀人才给你的企业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你的付出。
第二个收益，是合作关系中的收益。比如，我们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去年7月份，我们配合中法文化交流，在巴黎举办了盛大的新品发布会，获得了欧盟各国政府和商会的大力肯定，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出海办新品展。各国政府和商会认为格兰仕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企业公民，这样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很容易建立信任。对业务伙伴同样如此，你很难想像，哪一个业务伙伴愿意跟一个不负责任的公司做生意。有了这些稳定的合作关系，你可能获得很大的收益。
第三，从财务上看，执行企业公民政策可以降低成本。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曾经有一家知名的家电公司，因为在某家电产品销售中不遵守商业道德，赔付了十几亿美元。另外，对公众公司来说，公司在市场上是不是符合规范道德的做法，会直接反映在你的股价上。如果你的公司是违反商业道德规范的不负责任的公司，你的股价马上就会下来。相反，如果你是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投资者就会认为你有发展前途，这会直接反映在你的股票价格上。
第四，乐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容易受到市场的认可。尤其是在网络社会，消费者的知识水平越来越高，对产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你生产那些不符合商业规范的产品，消费者就会把你告上法庭，把你的产品、你的品牌毁掉。
要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公民，光有口号是不行的，你还要体现在行动上。比如，在我们的企业公民政策大框架之下，我们还有一套具体的企业公民政策执行规范和预算，给予足够的资源来推进这项事业的开展。
我觉得，一个企业品牌，除了商业品牌的运作，还有一个就是社会公民品牌的培育。随着“中国制造”出海远航，我们就不仅仅扮演一个“社区公民”、“中国公民”形象，还要做“全球公民”、“世界公民”，站在全球化高度思考，采取国际化的行动，在全球重大的突发事件中有所表现，这样才能塑造出符合“人性化”的全球品牌。这是一条新的“丝绸之路”，中国制造任重道远：如果说80年代靠技术，90年代靠管理，那么21世纪就是靠智慧，靠实力。非常时期，越是有困难，越要敢于战斗，面对困难，能否战胜它，要看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人能不能做得比人家优秀，关键是一个心态。所以，我们要把困难看成是局部的、有限的、暂时的，在思想上，跳出过去的条条框框，敢于向困难说“不”，敢于向极限挑战。大困难、大灾害面前，体现中国人的敢打敢拚，敢想敢干，敢打硬仗的拚搏精神和创新精神。是什么东西支撑着格兰仕26年来的高速发展？什么东西是格兰仕人乘风破浪战胜困难的秘密武器？就是格兰仕的企业文化，就是格兰仕的“人气”+“士气”，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办不到变成办得到，把危机变成机遇，把格兰仕企业精神真正根植在每位员工的心上和行动上。只有把精神注入到实实在在的工作中，人人都肩负起自己的职业责任，就一定能汇聚成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力量，就能战胜任何艰难险阻。
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是何社会制度，无论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其进行刑事诉讼的目的无非有二，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虽然各国在惩罚与保障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在现代刑事诉讼的价值理念中，准确追诉犯罪人而毫不伤及无辜侵犯人权是一国刑事司法活动的最高利益选择。在追究犯罪人与保护无辜、保障人权两者之间出现矛盾冲突而必须作出惟一选择时，必须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无辜、保障人权。
刑事强制措施是国家为了保障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而授权刑事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限制其一定程度人身自由的方法。很显然，为了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刑事司法机关必须享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但是，由于刑事强制措施关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所以它又是一柄“双刃剑”，正确实施，就能准确、及时地完成惩罚犯罪的任务;而错误实施，则会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因此，各国对刑事强制措施的采用均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和程序。
刑事强制措施与公民权利保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刑事司法机关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惩罚犯罪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说到底是为了保障人权;另一方面，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时，又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以免使无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受到侵犯。在此，同样有个人权保障的问题。笔者由此想到了王牧教授为孙谦老师的《逮捕论》所作的序中的一段精辟论述：“其实，在近现代社会刑事司法的法律逻辑里隐藏着一条只执行而不声张的原则：宁纵勿枉。这也是权衡利弊，利大于弊的选择：罪案是已经发生了的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纵了，是事情没办好，已然的犯罪没有受到惩罚，但是没有给社会造成新的害;枉了，不仅没有使真正的犯罪受到惩罚，而且给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害，使无辜的人受到惩罚。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能掌握刑事司法的精髓。法律追求秩序，因而它首先是限制恣意横行、无法无天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刑事诉讼法首先是减少和杜绝冤假错案的法律，逮捕作为一种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必须符合这个原则。”[1] 笔者以为，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同样必须符合这个原则。
二、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方面存在的不足
刑事强制措施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暂时限制或者剥夺其人身自由，以保障侦查、起诉、审判活动顺利进行的诉讼手段。考察刑事强制措施与公民权利保障的关系，重点应放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权利的保障上。立足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强制措施的规定及司法实践，从中外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对比的角度看，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权利方面存在以下不足：
(一) 在刑事强制措施的采用方面，未实行司法令状主义。
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上的司法令状主义，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时，必须经过司法机关或者司法官员的审查与批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时实行司法令状主义，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也是符合刑事诉讼规律的。因为司法机关(指法院)或者司法官员(指法官)通常并不承担刑事追诉职责，由其对控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就能保证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才能最有效地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
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为刑事控诉机关的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措施，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通常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自行决定、自行批准(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需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并不需要经过不承担刑事追诉职责的司法机关(指法院)或者司法官员(指法官)的司法审查和监督，即我国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方面并
关键词：经济法,权利,社会成员
权利是法律的核心, 也是法学研究的核心所在, 有学者曾提出“法学乃权利之学”, 可见权利在法学中的重要地位。权利问题是部门法学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经济法面世到现在, 已有一百余年的时间, 然而, 对公权干预私人关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这一核心问题仍未深入论证, 更没达到共识。在经济法权利方面, 不仅理论解释单薄, 存在认定方面的争议, 还存在将其纳入传统私法权利体系还是公法权利体系等问题, 总体来看分歧大于共识。因此, 经济法权利的研究, 任重道远, 需要持续深入的进行探究。
1 经济法权利界定
什么是经济法权利, 学术界提出了许多观点。有学者认为经济权利即经济法权利, 有学者认为经济自治权即经济法权利, 有学者用国家经济调节中的权利指经济法权利, 还有学者认为受控主体的权利是经济法权利等。目前经济法学术界在经济法权利的概念界定上, 仍然说法各异,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研究视角各有不同, 对应的经济法内涵也呈现出多样化。不论用什么表示经济法权利, 最重要的是对其基本属性达成共识, 用以判定和识别经济法权利。
本文认为, 经济法权利是经济法规定或确认的, 特定经济身份的主体所享有的法定权利总称, 其主要包括四点内容。第一, 经济法权利是法定权利并非道德权利;第二, 经济法权利由经济法规定或确认并非其他法规定或确认;第三, 权利主体具有身份性;第四, 经济法权利是总称概念, 具体包括经营者、消费者、劳动者、社会团体的权利等。
关于经济法权利的本质, 本文认为经济法权利是经济法保护的主体的正当要求, 其不等同于经济法利益, 因为利益是客观现象而权利不仅客观还有主观性, 而且利益往往是动态、不确定的。
2 经济法的权利本位和立法形式
权利与自由是经济法的逻辑起点, 由于国家的义务是满足公民权利的需要, 国家权力服务于公民权利, 因此经济法的逻辑起点是经济权利。经济法是权利本位的法, 然而经济立法往往表现为义务责任结构, 具体如反垄断法中社会权利成为“潜台词”, 虽然权利是潜台词, 但权利与义务是对立统一的法律关系, 所以权利是的确存在的。
3 经济法的权利主体
研究经济法的主体需要遵循实证主义法学派的方法, 先找出经济法规定了哪些主体的权利义务, 再归纳研究, 找出一个主体后遵循矛盾的方法找出其对应的主体。法律关系是人际相互关系, 是人与人的关系, 表现为相互性, 因此是相关、对称、可逆、双向的关系, 具体如《政府采购法》的主体包括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和财政部门。按照这种方法, 本文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包括政府、社会、个体、非政府组织, 其中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义务, 个体主要是承担义务, 非政府组织也主要是承担义务, 经济法权利主要是社会的权利。
4 经济法权利的特征
经济法权利与私法权利相比, 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主要表现在表现形式、行使方式、性质和主体上。首先, 在表现形式上, 民事权利多是对物、行为、智力成果的权利, 而经济权利多是对行为的权利;其次, 在行使方式上, 民事权利一般是消极权利, 是对另一方作为或不作为的要求, 而经济权利是积极权利, 是对国家积极行为的要求;再次, 在性质上, 民事权利多是个体性权利, 不同于经济权利的群体性社会权利;最后, 在主体上, 民事权利多是自然人、法人, 不同于经济权利的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经济法权利的特征是由其社会基础和社会化程度所决定的。
5 经济法权利的内容
经济法权利的内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政府干预法中的社会经济秩序权, 另一种是政府参与法中的社会财产所有权。其中社会经济秩序权包括社会成员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财产权和全社会的社会经济安全权, 是政府干预经济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我国《宪法》的第7条和第12条规定表明, 国家所有的财产与全民所有的财产、公共财产相同, 都属于全体社会成员所有, 社会成员是不特定的人, 故国有财产是不特定的人的共有, 需要一个社会中心来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实现其所有权, 即国务院对公共财产的所有权, 国务院类似于受托人身份, 社会成员是委托人身份, 社会成员拥有公共财产事实上的所有权。国有财产是一种信托财产, 所以国有财产的权利主体分为国库代表、国家机关和社会成员三层, 其中国库代表拥有受托人权利, 可以行使支配权, 国家机关拥有决策权、监督权等;社会成员拥有委托人权利, 具体包括两种权利, 一种是人民代表行使的权利, 另一种是社会成员自身拥有的知情权、质询权、建议权、监督权等, 可以监督和参与国有财产的管理情况。
6 经济法权利的性质
经济法权利的性质也存在多种观点, 有学者认为其是社会性经济私权, 有学者认为是社会权。本文认为经济法权利并非纯粹的私法或公法权利, 而是兼具公法与私法权利, 具有公私融合性, 这表现在经济法权利不仅有公益性、群体性和再分配性, 还有私益性、个体性和分配性。
7 结语
(一) 从国家给予到自我认同
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 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澳大利亚公民的身份主要体现为公民在国家中拥有的权利与义务, 公民身份从国家给予到自我认同的转变也体现了国家的发展与进步。
国家给予的公民身份是指澳大利亚作为英国殖民地时期, 国家依照社会发展和政策去塑造和要求公民, 使公民具有服从并忠于国家的身份。直到1997年霍华德政府实施的发现民主计划, 才引发了澳大利亚公民身份自我认同的热议。澳大利亚公民教育主席约翰·赫斯特阐述该计划目标是, 公民教育要让学生了解政府政策, 满足他们的物质精神需求, 从而加速社会民主化进程。[1]这一时期的公民身份是指澳大利亚公民对自身在国家中拥有的民主、自由、社会权利、社会地位的认可。
(二) 公民身份转变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 澳大利亚参议院就业、教育委员会发布的《公民教育》中显示, 学校教授的公民教育没有使学生真正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并教育解国家的政治体制。报告也指出了公民对于参与民主社会必备的知识和认识的严重缺乏是导致公民参与社会程度降低的真正原因。
澳大利亚政府由此意识到, 被给予的公民身份只能让人们按照国家意愿进行塑造, 仅仅成为服从国家指挥的工具, 不能有效地促进国家的发展。所以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从根本上改变公民身份的内涵。也就是说, 教育的作用会最直接地体现在接受教育个体的本身及其思想方面。20世纪80年代起澳大利亚通过公民教育的完善促进了公民身份的发展。[2]
二、公民教育在公民身份转变中的作用
当代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参加澳大利亚民主社会, 使其具备知识、技能、价值观以及有见识的公民。公民教育传授澳大利亚民主传统的知识, 帮助学生理解政治法律制度, 以及形成自由、宽容、尊重、责任和包容的价值观。[3]学校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主要从课程与活动两方面展开。学校的课程内容包括英语、数学、科学、、艺术、语言和信息通讯技术与设计。学校活动包括选举班级的代表, 竞选学生委员会成员, 帮助制定学校运行计划等。[4]
(一) 个体获得的权力
在澳大利亚, 教育是给予个人正规合法身份权利的集合, 这些权利中包括了一系列的社会制度、社会安全保障制度、雇佣制度、公共场运用语言以及宗教自由。公民教育使公民了解其权力并合理使用它们, 从而改变现有社会中的问题, 进而提高社会整体的民主化水平。在澳大利亚, 每一个公民都拥有平等权利, 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公众事项的讨论并自由的发表言论。
同时, 公民的个人权力也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澳大利亚是多元文化国家, 存在着宗教、文化等差异。公民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信仰, 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信仰。所有澳大利亚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力和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机会, 不因为种族、宗教等不同受到歧视。由此表明了公民权利可以体现出公民利益及自由平等的社会地位, 从而促进民主社会的发展。
(二) 社会活动的参与度
公民教育提高了社会活动的参与度。澳大利亚一些不富裕家庭的孩子由于缺少社会活动的参与感而主动回避。公民教育使孩子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得到认可, 并实现自我价值从而加强了自我认同感, 最终使得社会各阶层的孩子都能平等地融入社会活动中。通过教育也使得公民对国家产生归属感, 公民教育的目标从原本为国家培养合格公民发展到以人为本个性化教育, 注重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 避免了文化差异导致的归属感缺失。
此外, 澳大利亚百年纪念活动以宣传、展示等方式促进全国公民了解澳大利亚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内容, 并且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到活动当中, 这些活动不仅增强公民的参与热情, 同时将公民教育与实际生活相结合更好地增进公民对本国国情的认识与了解。据全国理事会对公民参与活动的跟踪研究显示:1997年仅有大约27﹪的人能够熟知国家政治与议会的知识, 1999年上升到59﹪, 2001年8月增至84﹪。[5]由此可以看出公民教育能够促进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将教育内容与实践活动相结合, 有效地增进了公民对澳大利亚发展的了解。
三、结论
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发展能够映射澳大利亚国家的发展, 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由最早只从国家层面出发为国家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公民教育逐渐转变为个人层面的以学生自身发展为目标的教育, 融合多元文化并重视相互理解与尊重, 从而促进民主社会的发展。公民教育无论是在国家发展还是公民自身发展当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使人们对国家产生深刻认同, 而且鼓励公民积极融入到社会活动当中产生归属感, 同时实现自我价值。公民在加强自我认同感的同时也缩短了人们之间的差距, 使本国公民能够真正地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活动当中, 从而促进澳大利亚的社会发展。
摘要：澳大利亚公民身份从被给予到自我认同的变化表明了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进步。本文以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发展为背景, 研究了公民教育对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提升方面的重要贡献揭示了公民教育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澳大利亚,公民教育,公民身份
参考文献
[1]Murray Campbell.Discovering Democracy:New Directions in Civics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J].New Horizons in Education.
[2]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人民教育出版社.
[3]The Civics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website contains resources.
[4]Melbourne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al Goals for Young Australians, 2008.
【关键词】 公民环境权；环境保护；融合公权与私权
一、 公民环境权利问题的出现
在我国，上至宪法，下至地方行政条例，都没有对权力做出实实在在可实施的明确规定，所以就有学者就形容这种没有明确规定为“隐形规定”。就有必要履行的带有程序性质的权利而言，又遭受环境迫害的诉权，还有，其他权利像检举控告权，特定情况下的知情权和建议权，只是有这些还远远不够。虽然一些相关权利和环境保护的联系很密切，也在现实生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像所有权等的有相对明确规定，只是这也并非实实在在的环境保护权利，这其实是一种对人而非环境的保护。而且，传统民事权利在环境方面其实是心有余力不足，效果并不是很大，虽然现下的民法理论中像财产权等也都在一步步完善，却到真正的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也实在是杯水车薪。举例来说明吧：某市某个建筑工程公司在施工作业过程当中产生的噪声和空气污染干扰到了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于是几户联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企图借助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结果是，“不属民事审判范围”，被驳回。
二、公民环境权之于环境保护
公民环境权自古为人类拥有，不可能随法律改变，这也算是种天赋人权，生来就具有。这个无须多加说明便可知。人类的进步是以环境的污染为代价，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于是公民环境权利才被人重视起来。所以在这种环境与人的关系日益紧张的前提下，发挥公民环境权利实属必然，但是关键是怎样协调各个权力关系。就环境保护而言，公民环境权力是基本，能有效的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环境的行政权的行使也能有效的解决环境外部带来的问题。在实行宪政的国家，政府的行政权虽然名义上是宪法授予，但实质上是公民赋予。英国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就国家的起源谈到，为了防范“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才“集中所有人的权力按多数人的意见与某个集体拥有”，某个集体就是主权者。之后的英国约翰·洛克也支持这种看法，“最终使得政治社会得以组建，是那些个人或集体能够遵从大多数意见组成自由人的社会，而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合理的”。这些思想最终在《独立宣言》中得以体现，其中指出“这些思想的正确性是无需赘述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有些权利是生来就有的，且不能被任何法律剥夺，这之中就有生命权等权利。为了这些权利不被剥夺，才产生了政府。但是政府的所有权利却是人民赋予的”。当下“主权在民”已存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主权在民给了政府及其权利的合法性。我国宪法也有规定，人民赋予国家的一切权利。可见，就权利与权力而言，前者是前提，后者使前者得以存在。于是政府的环境行政权力，也是出自于公民环境权，没有公民环境权利，就谈不上行政权利。实质上，公民环境权是环境行政权的前提，行政权的最终目的在于保护公民环境权。
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引起的纠纷比重也在逐年上升，人民群众与环境破坏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环境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在制度以外的环境保护并非是种正常现象，这种不正常的公众参与带来的种种问题和消极结果，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这种非常态的公众参与，只是因为法律对公民环境权利不够明确，如果有法律确认，公民就可以依据法律，在受到损害时，可以依法维权，是这种非常态变为常态化合法化。可见，明确公民环境权利意义重大。
三、国外公民环境权利调查
一些国家还把公民环境权利写进了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体系中。像一九七九年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指出：“国会强调，所有的公民拥有环境权利，享受优质和谐的环境的同时，也有义务和责任保护环境，是其不受破坏”。第二年《法国环境法典》指出：“相关的环境法律指出任何人享有权利的同时也有义务，即享有优质利于生存和发展繁衍环境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平衡城乡环境差异的责任”。二零零二年《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指出：“所有人都有权拥有健康的生存环境，也有义务和权力保护环境不受恶性经济和其他人类的盲目行为破坏，有权利得知环境信息，即环境知情权与获得赔偿因环境生态失衡造成的生命健康的损害和财产上的损失”。
查阅所有的国外有关公民环境权利的资料，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一些政府之外的组织或机构为公民权利的奔走疾呼，确实促进了公民环境权利写进法律并得到重视的进程。在负面的影响上揭露了工业文明的发展多带来环境问题的严峻态势，正面的作用上说明了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增强，以及报以积极的热情参与环境的保护中来。第二、公民环境权利以一项基本人权的角色出现在宪法中，这这本应当自一出生就拥有的健康生活的环境权利在受到破坏后，开始试图重新找回，并依托法律，努力使其合法化，就在传统的人权已不足于包括环境保护全力的现状下，很多国家索性将其列入宪法当中，从而使得基本权利得到扩充。从此公民环境权利成为宪法的一部分，被正式作为基础性权利而存在。第三、环境权力的界定虽然不尽相同，内容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但是其行使权力的主体上并不涵盖政府，其内容也不涉及主体对环境的开发和利用。这是由于国家政府对环境保护只有权力和职责，而并非环境权利，但对环境的开发和利用与环境权利不在同一范围内，前者属于传统财产范畴，而后者才是与环境保护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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