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边界问题分析

摘要当前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对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备受关注，如何能够基于刑法保护视角强化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司法保护成效，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话题。本文结合相关理论知识，基于司法实践，进行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界限问题分析，以期为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相关方面法律体系的完善和问题处理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界限

公民个人信息司法保护的首要前提便是对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界限的精准把握和界定，如何确定这一界限、如何保证这一界限确定的合理性、如何保证界限确定标准满足现实所需，属于学术界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主要从语义、价值、实体、罪与非罪等方面实施界限分析，加强对其的理解，指导实践工作的开展。

一、基于语义角度分析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界限

基于语义角度探究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界限，前提是要准确理解“公民”“个人”“信息”三者深层的司法内涵，从而准确界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根本对象。其中，“公民”必须具有某国国籍，并在国籍所在国家的法律和宪法约束下享有某种权利，并需要承担相应义务[1]。基于人权平等理念分析，此处“公民”范围相对“较大”，具体包括在我国境内遭受侵害的人员、虽然不在我国境内而侵害来自我国境内的外籍人员及无国籍人员[2]。由此可见，在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中，更侧重于侵害的来源，且体现保护的平等理念;“个人”是指与“集体”具有对应性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不在其内。基于此分析，有关方面的刑法保护以“信息公开程度较低”的“个人”为对象，如果信息公开程度较高，则不在其内。但相关人员也会受到保护，只是保护方法和路径与之不同;“信息”主要是指被自然人所拥有、可以将其作为自然人身份识别的依据、自身存在一定价值性的信息[3]。整体而言，只有满足上述条件，才能享受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

二、基于价值角度分析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界限

在具体研究中，将价值作为视角探究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界限时，主要注重信息流通价值和信息安全价值界定与分析。其中，对于信息流通采取相应的保障性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信息价值，如果存在保障超出一定限度的情况，将会增加信息安全问题发生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对于信息流通与安全方面的司法保护存在一定的冲突，如何调节内部矛盾，实现价值最大化，需要合理控制相应的保护程度和方式。基于公权、私权角度对公民个人信息支配力度方面实施司法层面的类别划分，具体包括以下四类：

其一，私权对其绝对支配的个人信息。与国家利益和他人利益关系不大，不以法律授权为必需，在信息搜集方面的限制性较小。

其二，公权绝对支配的个人信息。与国家安全、社会发展、公众利益等具有密切联系，他人在未经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不允许搜集和使用。

其三，私权相对支配的个人信息。可以被所有者完全支配，但因国家安全、公众利益等允许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国家相关部门介入。如果公权机关未经法律授权，其他人必须取得信息支配人员的统一，方可进行信息搜集和使用[4]。

其四，公权相对支配的个人信息。例如，一些罪犯，存在前科劣迹，有关方面信息来源为公权机关社会管理活动，在类别划分方面，属于公权领域范畴，对其具有完全支配权利的部门为公权机关，在恢复性司法开展之后，允许个人部分介入，属于一种犯罪记录封存机制。这类信息具有个性化特点，公权机关必须在法律授权下进行搜集和使用，无需经过被搜集者的允准，其他非公权机关人员，必须经过法律授权和被搜集者同意，方可进行信息搜集和使用。

三、基于实体角度分析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界限

其一，构罪的主观条件。对于构罪的主观条件，主要从收集者和被收集者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对于收集者而言，主观条件具体指信息收集者收集信息的意图以及对这一行为的违法认识，其中，收集者意图方面，具体表现为对收集的信息进行销售，从而获取一定利润，或者利用收集的信息实施敲诈勒索、诈骗、绑架等违法犯罪活动。诚然，现实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构成要素方面并未对信息搜集者的行为目的进行规定，但其目的会影响犯罪的情节的严重性。信息收集者违法性认识方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属于法定犯，基于违法性认识进行分析，可以规避只要犯罪人具备犯罪事实便被定性为故意犯罪的情况发生，增强犯罪认定的精准化和公平性。对于被收集者的主观条件方面，主要对被收集者目的范围和过错程度进行研究，其中，被收集者的目的范围方面，应分析其公开信息的目的，从而基于其目的判断收集者是否应当承担收集和使用信息的责任，并界定被收集者是否应当承担信息保护不善的责任。被收集者过错程度方面，可以根据被收集者的客观表现进行分析，具体判断依据为主动公开信息还是被动非主观意愿公开信息、明示信息适用范围还是通过行为暗示信息适用范围、是否采取有效的信息安全措施，防止信息被收集。如果被收集者并非主动公开个人信息，且没有明示他人可以收集和使用信息，则无需承当信息泄漏的责任。如果被收集者主动公开个人信息，但在公开之后对于公开的时间、内容、群体进行约束。当被收集者主动公开个人信息，但在公开之后并没有对信息公开的时间、内容、群体进行约束，却采取相应的信息安全保护措施，也无需承担信息泄漏的责任[5]。

其二，构罪的客观条件。在“违反国家相关规定”的方法方面。基于我国《刑法》第253条、《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相关规定，非法出售、提供、获取等皆属于“违法国家相关规定”的方法。在为了保证信息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方面，积极的行为属于一种有效的措施，但由于信息收集者和被收集者对信息支配程度存在差异，在采取有效措施过程中的要求也各不相同。

四、基于罪与非罪角度分析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界限

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方面，应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罪与非罪的界定，具体包括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的界定、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定。

在民事侵权与刑事犯罪界定方面，主要依据如下：

其一，侵害行为以及这一行为产生的危害性。如果没有侵害行为则可以不认定其犯罪，如果侵害行为产生的危害较小，可以适当减轻处罚程度。例如，行为人在获取他人信息之后，用于敲诈勒索、绑架等，并导致被害人受到较大的人身伤害和经济损失，可以基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其进行定罪，如果后果不严重，可不构成犯罪，将其界定为普通民事侵权行为。犯罪数额与犯罪情节。

其二，犯罪数额与情节方面。对于一些犯罪数量较大，屡次不改的人员，且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人员，应根据其具体情况进行犯罪认定，严重者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其三，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方面。主要判断行为人在主观方面是否对自身不法行为存在明确认知、对于后果是否强烈追求、对于行为手段隐蔽性方面积极追求等，应根据具体案件实施具体分析，如果民法处理结果威慑力不足，难以有效避免同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则应考虑使用刑法增强处理效果。

在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界定方面：刑事犯罪体现二元违法特性，应正确梳理刑事违法性与行政违法性二者之间的关系，避免刑罚权过度扩张带来的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之间的关系混淆，认定不清的问题。基于常规思维分析，刑事违法带来的社会危害大于行政违法。相关方面的专业人士认为，可以基于所保护法益的本质区别进行刑事违法和行政违法划分，明确刑法的处罚范围，避免刑法以前置法律的法益抽象性作为借口，从而任意扩展处罚范围。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而言，在界定相关的违法行为属于行政违法还是刑事违法时，应重点考虑数额、情节、后果等因素，并综合分析各种因素的整体影响。除此以外，犯罪的本质属于法益侵犯，如果相关责任人仅违反行政规范，并未造成法益侵害，则可以对其定性为行政不法行为。如果责任人的行为造成法益侵害，则属于刑事违法行为。

五、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界限问题反思

基于上述对公民信息刑法保护界限问题的分析，结合我国有关方面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进行以下思考：

其一，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性各有不同。在实践过程中，公民个人信息对其的重要性各有不同，即使同类信息也存在重要性方面的差异。所以，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应对被非法收集、使用信息的重要性进行界定，提高其界定的精准性，作为犯罪确认与处罚的依据。

其二，注重影响的动态性分析和综评。在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获取以及非法使用的情况，实施影响分析过程中，应调强对其影响评估的准确性，并体现动态性特点，即从信息被非法采集和使用的那一刻开始，直至这一问题被发现和处理之日止，综合计量和评价其产生的影响，基于影响进行案件定性。

其三，对于一些特殊情况的处理有待加强。例如，在实践过当中，夫妻二人对于对方的信息了解较多，但因为某种原因而离婚，且一方未经过另一方允许而使用其相关信息，并未对另一方面造成伤害，有关这一情况应如何界定，值得思考。本文认为，如果在使用信息之后，能够及时告知，进行补救，则无需追责。如果未产生较大影响，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在对方知道这一情况之后，并没有按照其要求及时停止使用，则需要对其追究法律责任。

其四，个人信息法律授权方面。对于个人信息的法律授权问题，应基于人权平等的视角，合理进行授权的权利范围界定，有关部门并不是对于所有信息收集和使用皆可已进行法律授权，与此同时，还应考虑被收集者的身份和这一工作开展的目的，从而保证信息被收集者的权益。

六、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进行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界限问题分析时，主要从语义角度、价值角度、实体角度进行探究，详细论述如何界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界限。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拓展，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罪与非罪界限分析，反思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为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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