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损害赔偿法律责任论文

摘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举措，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目前，甘肃省已基本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工程损害赔偿法律责任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工程损害赔偿法律责任论文 篇1：

IT监理的三种法律责任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在履行工程监理的过程中可能会承担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这三种法律责任的性质是不相同的，不能相互代替。

在信息系统工程的监理过程中，由于工程监理自身的行为不规范，以及信息系统工程建设过程中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可能出现一些违规行为，或者因工作失职造成施工质量、进度、投资目标控制和施工安全等方面问题。当出现这些方面的问题时，就有可能要追究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的法律责任。

IT监理的责任类型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的法律责任可分为监理职业责任和非职业责任两大类，其中职业责任是由于监理行业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是行业工作特殊性所独有的属性，一般是指监理单位要为其在监理委托合同中非故意的违约行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 非职业责任则与监理行业工作性质和特点无关，它主要由监理单位或监理人员本身故意的违法行为造成，包括监理单位要为其在监理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所承担的行政责任，以及要为其在监理活动中的严重违法行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作是一种团体(或集体)的行为，这一点有别于其他的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等)。我国的监理体制推行的是总监负责制，由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组建项目监理部，并代表监理单位全权负责履行监理合同中规定的监理义务。总监理工程师在监理服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监理服务的素质最终是由监理单位的整体服务来体现的。监理单位和总监理工程师之间，总监理工程师和项目监理部其他成员之间的约束机制对监理工程师的法律责任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法律责任的分担方面，需要考虑这一方面的因素。

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构成了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的法律责任制度，这三种法律责任的性质是不相同的，不能相互代替。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单位作为企业法人，是信息化建设行为主体之一，其行为不仅受监理委托合同的约束，一旦违约要承担民事责任; 同时还直接受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约束，一旦违法还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受到行政处罚; 严重违法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涉案的监理人员、监理单位及其法人代表要受到刑事追究和处罚。

职业责任

从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角度出发，职业责任通常指的是民事责任。从职业性质的角度出发，主观上的有意或无意是鉴别信息系统工程监理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属于职业责任承担范围的主要依据，导致职业责任损害的主观原因必须是无意的，也就是说监理人员在自身的专业范围内由于疏忽或无意的行为导致了建设方(业主)或依赖于监理服务的第三方的损失。例如，对于工程项目中存在的质量隐患，监理人员由于疏忽未进行检查或虽然进行了检查但未发现问题，从而造成了损失，除了工程承包单位必须承担工程项目的质量责任外，监理工程师也需承担自身的民事责任。但是，如果监理工程师发现了工程中的隐患但出于某种原因故意隐瞒从而造成损失的话，监理工程师需要承担的责任就超出了民事责任的范畴。监理的民事责任可以分为两类:

过失责任人非圣贤，安能无过。过失责任是指监理工程师没有履行其作为专业技术服务人员应该履行的责任，或是做了作为专业技术服务人员不应该做的事，而这些过失恰恰造成了建设方(业主)或第三方的损失，因此，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合同责任合同责任是指信息系统工程监理人员作为监理合同当事人的一方违背了合同的规定，没有适当地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从而给另一方造成了损害，因此，必须依据监理合同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

与民事责任相对应的是民事赔偿。《合同法》第21章“委托合同”第406条规定: 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监理单位在监理合同责任期内的委托合同义务，无论如何细分和描述，都可以归结为《合同法》中阐述的监督、检查、验收加上咨询服务。监理单位在监理工作中违反监理合同，或者由于过错侵害了委托方的利益，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界定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单位民事赔偿责任的主要因素包括三方面:

●监理单位存在过错;

●委托单位造成了经济损失;

●监理单位的过错与委托单位的经济损失存在着因果关系。

赔偿金额的多少根据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订的《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标准条件26条约定，监理单位对委托人的“累计赔偿不应超过监理报酬的总额(除税金)”。

行政责任

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的非职业责任通常指的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从职业性质的角度出发，主观上的有意是判定监理需要承担非职业责任的主要依据，即导致非职业责任损害的主观原因必须是有意的。

行政法上的“行政”一词，特指国家行政，是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施管理的活动，其核心是国家的组织和管理活动。行政法律行为简称行政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相对称，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产生法律效果以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目的的行为。

行政处罚是我国行政法中最重要、影响最广泛的制度之一。行政处罚作为一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制裁性手段，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行政处罚就是指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权力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管理相关人给予法律制裁的行为。它是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中，为了保证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正常而实施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1. 监理单位的行政责任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第19条规定: “监理单位不得伪造、转让、出卖《信息系统工程监理资质证书》，不得转让或越级承接监理业务。对违反本条规定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责令改正、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取消资质的处分。”

由此可以看出，监理单位承担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在主观方面，行为是故意的，如果没有故意就不会受到行政处罚; 在客观方面，监理单位自身必须存在以下不规范行为:

●超越本单位资质承揽工程;

●转让监理业务;

●伪造资质证书或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

●转让、出卖资质证书，或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

2. 监理工程师的行政责任

除了监理单位要为其在监理活动中的违约行为和违法行为承担行政责任，受到行政处罚以外，如果监理工程师个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同样也要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 监理工程师有下列行为，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通报批评、撤销登记、吊销《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处分:

●未经登记从事信息系统工程监理业务;

●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资格证书;

●以个人名义承揽监理业务;

●因个人过错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刑事责任

在当前不规范的信息系统工程市场中，部分工程承包商在工程招标中违背规则，以超低价中标后，便想通过偷工减料、降低工程质量、无根据地增加工程量等途径来实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目的，此时监理人员如果立场不坚定，缺乏职业道德、丧失诚信原则，就很有可能被主动射过来的“糖衣炮弹”俘获。还有少数监理从业人员本身就心术不正，在监理工作中不讲立场原则，堕落腐化，要么主动和少数不规范的施工承包单位沆瀣一气，要么向工程承包单位“吃拿卡要”。

监理人员如果与承包商相互串通、弄虚作假造成工程质量不合格，发生重大事故或损失，就构成了犯罪，则必然会依据刑法来追究涉案监理单位和监理人员的刑事责任。

《建筑法》第69条规定: 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建筑企业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第137条规定: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型，并处罚金。这就是所谓的犯了“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即当监理单位故意串通或指令工程承包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进行工程规划、方案设计或施工时，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就构成“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监理单位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构成要件: 首先，在主观方面，监理单位对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必须存在主观上的故意，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而与建设单位或者承包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 其次，在客观方面，必须产生了重大安全事故的后果。如果没有严重损失的后果，即使故意实施了这些行为也不构成本罪。

作者：符长青

工程损害赔偿法律责任论文 篇2：

甘肃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践研究

摘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举措，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目前，甘肃省已基本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甘肃省在制度试行、案例实践中大胆探索，形成了一批经验做法，但也面临鉴定费用高，义务人偿还能力低，专业能力薄弱，检察、行政机关联动协作不够，监督机制待完善，思想认识缺乏，索赔工作程序有简化空间，部门职责不明确，材料规范缺乏等现实问题。因此，为保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稳步推进，甘肃省可以围绕上述问题逐步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

关键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典型案例;现实问题

DOI.10.16647/j.cnki.cn15-1369/X.2021.01.007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in Gansu

Li Yanjv， Zhao Shan， Ni Shaoren， Wang Ying

(Gansu Appraisal Center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 Engineering， Lanzhou 730030， China)

Key words：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compensation system; Typical case; Real problem

引言

生態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森林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以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退化[1]。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是指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人以赔偿的方式承担生态环境损害法律责任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方式[2]。

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规定污染者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该侵权责任侧重于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为导致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忽视了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为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的损害即生态环境损害，但往往该损害又是巨大的、不可逆转的[3-4]。因此，为解决上述问题，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责任主体、索赔主体、损害赔偿解决途径，形成相应的鉴定评估管理和技术体系、资金保障和运行机制是必要的。

1 甘肃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立

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印发后，甘肃省开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研究。2018年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甘肃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2020年7月甘肃省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实施《甘肃省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实施办法(试行)》《甘肃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甘肃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试行)》《甘肃省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管理办法(试行)》《甘肃省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效果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甘肃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办法(试行)》6项配套制度。该6项配套制度明确了基本性、根本性、细节性问题，创新提出了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实施办法，进一步加强了各制度、各条款之间的衔接，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全过程，有效串联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各个环节。该六项配套制度的印发实施标志着甘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基本建立，与《实施方案》一起构成了1+6的甘肃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最终形成如下图所示的甘肃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流程。

2 甘肃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典型案例

甘肃省自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以来，案例实践不断丰富。截止2020年6月，甘肃省共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13件，涉及金额超过1亿元。案件主要来源于市纪委督查反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反

馈、环保执法等途径，涉及农田侵占、植被毁坏、耕地破坏、矿产开发、非法倾倒、超标排放、交通事故与安全事故次生环境事件等多种情形，覆盖了地表水、土壤等环境要素。这些案件的成功办理为探索本区域乃至全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体制机制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借鉴，发挥了示范推动作用，对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下文选取了近年来甘肃省典型案例进行简单分析介绍。

2.1 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化工企业 生态环境损害案件

2019年7月26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下沉酒泉督察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时发现金源矿业、天亿化工、冠润科技、吉泰化工、鑫海源化工5家企业存在项目批建不符、未落实“三同时”制度、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即擅自投入生产、利用渗坑偷排生产废水等长期违法生产行为。天亿化工、冠润科技、吉泰化工、鑫海源化工4家企业生产废水未经处理直排戈壁滩，形成总面积超过2.5万㎡的7处渗坑。案件发生后，酒泉市政府授权金塔县政府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依照程序启动了生态环境损害追偿。金塔县政府委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编制了《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环境污染调查和修复治理方案》，4户涉案企业缴纳污染治理保证金300万元。目前，所有污染土壤采取生物通风、自然降解方式处理，环境污染隐患全面消除。金源矿业公司涉及的煤气脱硫、蒸氨、硫铵、在线监测、焦化污水处理、烟气脱硫脱硝、干熄焦除尘等7项环保设施建设均已配套完成;干熄焦生产设施主体已基本建成，设备已全部到达厂区待安装调试。

该案一是强化组织领导，保障生态环境损害追偿工作顺利开展。案件发生后，酒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市长任双组长的领导小组，设立了由4名市委常委和2名副市长分别担任组长的办公室、污染评估、案件侦办、产业论证、督查问责、舆情引导等6个专项工作组，严格按照挂牌督办要求，全力推进问题整改。二是探索建立生态环保行政执法和公安司法之间有效的衔接机制。该案在追究涉事企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上，金塔县还对企业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并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依法追究涉事企业的刑事责任。三是进一步扩大赔偿权利人，探索县(区)政府作为赔偿权利人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四是试行了污染治理保证金制度，赔偿义务人支付保证金，以保障污染治理工作顺利进行。

2.2 嘉峪关市马广云等人非法拆解废铅蓄电 池利用渗坑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环境违法 案件

2018年11月27日，嘉峪關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发现马广云等人在峪泉镇工业园田生福大院内，非法拆解废铅蓄电池炼铅，并将拆解废铅蓄电池产生的废酸液排入三个未做防渗处理的坑内。由于废旧铅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且现场发现数量较大，嘉峪关市生态环境局第一时间将该案件移送至市公安局和市检察院，并委托监测单位开展现场监测，监测结果表明，三个渗坑中液体呈强酸性。为减少拆解废电池产生的废液对环境的后续污染，嘉峪关市生态环境局立即组织有关单位对渗坑内的废液进行收集。随后，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现场踏勘测算，经测算，未拆解电池82.5t，拆解电池整壳总计328.92t，颗粒总计8.08t，铅板总计15.86t，废液总计45.06t。为防止污染范围持续扩大和产生二次污染，嘉峪关市检察院、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市生态环境局申请财政资金代为处理涉案危险废物及污染场地修复治理。随后，嘉峪关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专家召开了危险废物处置项目方案审查会，后经政府招投标平台招标，对该案所涉废铅酸电池、含铅废物(包括废酸液、被污染土壤)、铅冶炼废渣等进行处置，处置费用为217.09万元。2019年12月该案由嘉峪关城区法院公开宣判，判处马志强、马广云等5名被告人判处四年至一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判决各被告人赔偿危险物处置费217.09万元。目前浸染场地已全部清理，共计拉运处置含铅危险废物约545t，开始实施场地监测工作。

该案是嘉峪关市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以来的第一起案件。为嘉峪关市全面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革提供了有益探索，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形成了有力的震慑。一是探索“磋商先行、诉讼保障”衔接机制。该案在因赔偿义务人无经济能力对所产生的环境损害进行修复及消除污染而导致赔偿磋商失败后，移送至市城区人民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环节。二是建立了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处置的联席会议制度。案件发生后，生态环境局会同公安、检察等有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进行生态环境违法犯罪处置，建立并规范了生态环境损害违法案件的联合查办机制，确保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依法精准办理。三是试行先行垫付机制。本案面对赔偿义务人无经济能力承担环境损害修复及污染消除费用的情况，为防止污染范围持续扩大和产生二次污染，根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由市生态环境局申请财政资金代为处理涉案危险废物及污染场地修复治理工作。

2.3 泾川县4·9交通事故致柴油罐车泄漏泾 河跨境污染事件

2018年4月9日15时40分许，一辆宁夏开往陕西汉中的柴油罐车行驶至省道304线(泾川至崇信段)1km+500m处，与相反方向行驶的一辆翻斗车(甘L30621)相撞肇事，导致油罐车罐体破损，部分柴油流入汭河并汇入泾河造成泾河水体污染。事故发生后，甘肃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全力开展应急处置，确保泾河水质安全。平凉市政府、泾川县政府委托省环科院、环保部华南环科所对甘肃、陕西两省三市事故点及其下游泾河可能受影响河段生态环境损害情况进行了评估鉴定。根据《甘肃省泾川县泾川县4·9交通事故致柴油罐车泄漏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损害坚定评估报告》核定，此次事故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01.27万元，其中甘肃省直接经济损失364万元(平凉市214.38万元，庆阳市149.62万元)，陕西省直接经济损失237.27万元(均为咸阳市损失)。泾川县政府对涉及陕西咸阳市的环境应急处置费用(237.27万元)进行了垫付赔偿。由于该案为跨省域生态环境损害案件，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中办发〔2017〕68号)，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甘肃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甘办发〔2018〕51号)中“跨省域的生态环境损害，由生态环境损害地的相关省级政府协商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要求，泾川县政府将

《关于泾川县4·9交通事故引发柴油罐车泄漏次生突发环境事件诉讼有关问题的报告》(泾政呈字〔2019〕60号)上报于平凉市人民政府。平凉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甘肃璞义律师事务所对此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的追偿工作进行咨询分析，并提出法律意见书后，平凉市人民政府将《关于协调启动泾川县4·9交通事故致柴油罐车泄漏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生态环境损害追偿诉讼工作的函》(平政函〔2020〕6号)上报于省生态环境厅。目前，经省政府委托，由省生态环境厅负责此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该案为甘肃省首起跨境污染事件，为我省开展跨省域生态环境损害追偿提供了有益探索。一是建立了生态环境损害案件上报机制;二是引入律师等第三方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追偿工作。

3 甘肃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存在的现

实问题

3.1 鉴定费用高

由于环境问题的专业性、复杂性，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技术性强、周期长，从而导致涉及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鉴定评估费用高昂，这也是制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高效办理的重要因素。当前，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用尚无参考标准，各鉴定机构自行定价，造成诉讼成本普遍较高，因此，建立合理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收费标准是必要的。

3.2 义务人偿还能力低

在生态环境损害索赔过程中会出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是个体或赔偿义务人破产，无偿还能力以及赔偿义务人企业小、经济效益不好，赔偿能力低下等情况。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确保受损生态环境及时修复是我们在不断地案例实践和制度完善中需要探索突破的。

3.3 专业能力薄弱

我省面临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能力弱，有资质鉴定机构、相关专家少等问题。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覆盖广、问题复杂，对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和专业素质要求较高。我省有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仅3家，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专家71名，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家更是少之又少，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和专业素质也亟待提高。推动我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能力建设是促进我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建设的必要条件。

3.4 检察机关、行政机关联动有待加强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部门联合执法过程中存在协调配合机制不畅，信息通报、联合协议、协作配合机制没有常态化运作等问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公益诉讼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共同积极参与，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完善环境污染犯罪司法解释，发挥各自的职能优势，多方联动有力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深入开展。

3.5 监督机制待完善

《改革方案》要求建立对生态环境损害索赔行为的监督机制，赔偿权利人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或机构的负责人、工作人员在索赔工作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但在生态环境损害索赔行为中，政府即是赔偿权利人，又是行政监督者。政府作为赔偿权利人在磋商过程中要进行自我监督，而自我监督会引发磋商过程公正性难以保证、职权滥用等一系列问题，由此便需要对于监督制度进行全面部署和完善。

3.6 思想认识缺乏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事件的发生多是因为企业、个人法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存在侥幸心理，以及早期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的缺失。提高企业、公民思想认识，有助于推动企业、个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打破“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僵局。

3.7 索赔工作程序有简化空间

根据我省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等六项配套制度，形成了调查、评估、磋商、修复、效果评估的工作程序。其中我省的修复方案是在在磋商后提出的，且需要再次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内蒙古、天津、上海、江苏、江西、湖南、贵州等省市的修复方案是在磋商上就需确定好的，磋商会议需就修复方案的技术可行性进行论证。相比我们省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程序，上述各省的做法省去了修复方案二次论证，简化了赔偿过程，降低经济成本。

3.8 部门职责不明确

我省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及6项配套制度规定“省政府、市(州)政府指定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建设、水利、农牧、林业等相关生态环境保护职能部门，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分别开展矿山、土壤、环境污染、水资源、耕地、森林、草原及湿地等生态环境损害的索赔工作，监督赔偿义务人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但对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建设、水利、农牧、林業等相关生态环境保护职能部门的职责没有详细具体的规定，实际索赔中容易出现权责不清、互相推诿等情况，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损害事件上报、调查、处理不及时，造成更严重的生态环境影响。

3.9 文本材料规范缺乏

我省出台的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实施办法、磋商办法等配套制度，规范了调查、磋商等程序内容，但是缺乏对生态环境损害调查报告、磋商告知书、授权委托书、赔偿协议、司法确认申请书等文本材料的详细规范。

4 甘肃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配套制度

体系完善对策与措施

4.1 制定收费标准

针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过程中损害鉴定费用高的问题，我省应积极完善鉴定收费管理和经费保障机制，尽快出台损害鉴定评估收费标准，防治漫天要价等现象。

4.2 推行生态环境损害保险制度，设立生态 损害赔偿“资金池”

针对生态环境损害索赔过程中资金缺乏、义务人偿还能力低等问题，一是推行生态环境责任保险制度，鼓励企业参加保险，当生态环境损害发生时有效减轻企业负担;二是设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池”。将进行货币赔偿所赔偿的资金纳入该项管理并设置企业申领条件，统筹考虑个人赔付能力，对于企业无法一次性承担损害金额、案发后赔偿义务人尚未明确等情况，可以考虑采用上述资金先行垫付进行损害修复，从而达到及时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目的。垫付的资金可根据损害赔偿义务人的实际经济状况由企业分期支付，并要求当事人对未付款项按照8%的年利率支付利息，

确保了公共利益不受损。既考虑了义务人的承担能力，又有效修复了受损环境。

4.3 培育机构人才，提升能力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是一项新的制度，目前还在探索、试行、实践阶段，鉴定评估环节还有大量的技术性难题待解，需要相应的科技支撑。因此，提高鉴定评估能力是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重中之重。我省应该依托现有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和专家资源，组建扩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专家库，加强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法律法规、技术方法、标准规范等培训，提高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和专业素质，推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业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已有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并做好与司法程序的衔接，为磋商和诉讼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4.4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协作机制

加强全省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沟通协调，建立信息共享、线索移送、业务咨询、定期会商等机制。检察机关要大力支持政府及其指定的部门或机构(以下简称行政机关)主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积极为行政机关提供法律咨询，依法协助行政机关开展调查取证、追缴赔偿费用。检察机关要依法积极开展有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公益诉讼工作，对于行政机关在生态环境监管中违法行使职权或不行使职权的，依法向行政机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整改;必要时，检察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对于生态环境民事侵权行为，行政机关不起诉的，检察机关要依法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究生态环境公益侵权人的民事责任。

4.5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政府责任制度

针对政府的双重身份而容易出现的滥用行政权力的现象，以及使磋商制度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政府责任制度，明晰政府权利界限，保障磋商主体的平等地位，淡化行政色彩，充分体现协商性质，以磋商参与人的身份平等地与赔偿义务人进行有效的协商。政府相关部门利用其行政职权与赔偿义务人开展“强制磋商”，强迫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苛刻条件，甚至单方确定实施方案的实质性内容，使得赔偿义务人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双方地位不平等，赔偿义务人可就此提起行政复议甚至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4.6 探索多样化宣传警示渠道

针对企业、公民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意识缺乏的问题，一是各市州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典型案例，组织行政机关负责人旁听案件审理、观摩庭审活动;二是邀请媒体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进行宣传报道;三是参考绍兴市的经验，在当地以替代修复方式建设生态环境警示公园、湿地等景观。从而达到多方位、多渠道、高效率的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索赔意识，推动“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改革理念深入人心。

4.7 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办理规程， 探索简化机制

一是制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办理规程》，形成系统化的案件办理流程，将我省已经发布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及各项配套制度有效串联并落实到案件办理的各个流程。二是磋商前制定修复方案或初步修复方案。磋商时就修复技术可行性、成本效益最优化等问题进行专家论证，避免或减少组织专家论证修复方案的次数，提高修复效率。三是简易磋商程序。对涉案金额较小、争议不大、不需要进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案件，可不进行常规磋商程序，经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协商同意的，可直接签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书》。

4.8 理清各有关部门职责

在后续不断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过程中，从我省实际工作职能划分出发，结合案例实践，逐步明确环保、农业、林业、水利、国土资源、住建等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工作部门的具体职责，实行分级分类、属地管理，有效提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处理效率及效果。

4.9 规范具体材料樣本

四川、福建等省份在发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配套制度，规范程序的同时，对实际工作中需提交的文本材料制定了参考文本。我省在完善配套制度的同时可结合实践经验以及上述各省市成果形成固定格式的生态环境损害调查报告、磋商告知书、授权委托书、赔偿协议、司法确认申请书等文本材料，以提高案件材料审核、查阅、整理等过程的效率。

5 结论与展望

从全国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以来，甘肃省积极推进全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在制度建立、案例研究、制度完善等方面取得阶段性进展，已基本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

甘肃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制度试行、案例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鉴定费用高，义务人偿还能力低，专业能力薄弱，检察、行政机关联动协作不够，监督机制待完善，思想认识缺乏，索赔工作程序有简化空间，部门职责不明确，材料规范缺乏等主要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甘肃省可以从制定收费标准，提高义务人偿还能力，加强能力建设，探索建立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协作机制，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政府责任制度，探索多样化宣传警示渠道，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办理规程、探索简化机制，理清各有关部门职责，规范具体材料样本几个方面逐步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项持久工程。本研究只是对现阶段我省制定试行的配套制度在制度试行、案例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和阐述，在论述上存在不全面之处，相关问题仍需进一步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随着典型案例的持续丰富，以及未来鉴定评估技术、法律法规、人们思想认识等的不断发展、完善和提高，我省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将持续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刘倩.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制度框架[J]. 中国环境管理， 2017， 9(1)： 9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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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杨.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D]. 贵州民族大学， 2019： 1-12 .

收稿日期：2020-11-03

作者简介：李艳菊(1994-)，女，助理工程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作者：李艳菊 赵珊 倪少仁 王莹

工程损害赔偿法律责任论文 篇3：

住宅装修污染损害的法律责任分析

摘要：面对日渐增多的装修污染损害纠纷，分析其具体类型和责任规则是采取正确应对措施的前提。在装修污染致居住者损害的情形，应适用产品责任或者经营者责任规则追究损害赔偿责任;在装修污染致邻居损害的情形，应适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规则，但应当根据其特殊性作出相应调整。

关键词：装修污染;环境损害;责任规则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日益提高，住宅装修比例和标准都在逐步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因住宅装修引起的纠纷逐渐增多，其中装修污染损害成为纠纷的一大诱因，装修污染损害索赔案件不断出现：

案例1：栗明诉南京华彩建筑装饰工程公司案。原告于2002年1月住进由被告刚完成装修的自有住宅，4月出现头晕、恶心等不适症状，后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经检测，住宅室内甲醛等污染物严重超标。2003年法院以环境污染损害判决被告拆除装修并赔偿原告医疗费、财产损失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计近6万元。

案例2：张文健诉郭国强人身损害赔偿案。2003年7月20日起被告家中装修，住在楼上的原告以强烈的涂料气体散发导致身体不适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医院诊断原告的头疼等不适为“有机溶剂接触反应”。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不能证明原告所受损害系其他原因所致，其应当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二审法院认为原告不能证明被告实施了违反环保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不能获得赔偿。

从表面来看，上述纠纷都起因于“污染”，适用环境污染损害救济规则顺理成章。但是，相对于普通的环境污染，装修污染的场所特征、主体关系、形成机理等都有特殊性。因此，应当避免笼统地将其划人环境污染损害的范畴，而应当在法律责任性质的确定、法律规则的适用上具体分析，以寻求现行法律框架下确定和分担装修污染损害赔偿责任的适当方案。

二、装修污染损害的类型分析

在住宅装修过程中或者装修完成后，可能因装修材料选用不当或者施工方法不当形成化学污染、放射性污染或者噪声污染，从而导致住宅居住者或者邻居的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害。从损害的对象来看，装修污染损害可分为对居住者的损害和对邻居的损害。

对居住者的损害发生在装修完成之后的住宅使用过程中，损害对象是住宅合法使用人，损害的直接原因为装修材料放射性过强或者所含化学成分的挥发导致室内空气污染。深入分析，可分为几种情况：一是装修材料存在缺陷。有缺陷的装修材料可因有害挥发物超标或者放射性超标导致污染。二是装修施工不合规范。装修材料本身合格，但过量或不合理使用仍可能导致室内污染物超标。三是装修材料和施工均合规范，但因住宅通风等问题导致室内污染。

对邻居的损害一般发生在装修过程中或者刚完成时，损害对象是装修住宅之相邻住宅的使用人，损害原因为装修中的有害物质挥发，致装修住宅周边空气污染，或者噪声超标。由于装修过程中通常要使用涂料等材料。有害物质的挥发不可避免，几乎必然造成空气污染。一种情况是装修材料和施工均合规范，仍造成空气污染导致邻居人身损害。另一种情况是使用不合格装修材料或者施工不合规范造成空气污染或者噪声污染，导致邻居人身损害。

上述各种情况虽然都属于装修污染的范畴，但污染的成因、机理以及损害后果等各不相同，其法律责任规则需要具体的分析。

三、装修污染致居住者损害的法律责任分析

(一)装修污染致居住者损害的法律性质辨析

虽然装修污染致居住者损害的直接原因在于污染，而且经常被认定为环境污染损害案件，例如上述案例1。但是在法律性质上此类损害是否属于环境污染损害不无疑问。首先，装修污染致居住者损害的污染者和受害者具有同一性。环境污染损害的污染者通常为生产企业，即产生污染的设备的拥有者或者管理者，与污染受害人是相互独立的。但装修污染的污染源属于住宅所有者，居住者往往是所有者本人或者其授权的人。这样，污染者和受害者具有法律上的同一性，与环境污染损害具有根本的区别。在装修由装修公司完成的情形(如案例1)，表面上区别了污染者和受害者，但实质上装修公司只是受托人，与环境污染的污染者地位并不相同，不能改变受害者本身是污染设施所有人的事实。其次，装修污染行为不具有社会妥当性和合法性。环境污染原因行为在价值判断上具有社会妥当性、合法性，即本身是社会经济活动的衍生行为，不可能严格禁止。而装修行为本身不具有社会意义，如果给居住者造成伤害，那么其存在的价值将丧失。从社会价值上看，装修污染与环境污染有根本的区别。

当然，装修污染与环境污染在致害机理上具有一致性，都是污染物“有环境因素的介入”而导致损害。因此，在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上，装修污染也需要与环境污染同样的“因果关系推定”等新的理论来支撑。但是，总体上看，二者在因果关系认定上的相似性并不能否定其在主体关系和社会价值方面的根本区别。应当承认，装修污染致居住者损害是不同于环境污染侵权的侵权行为，其责任规则也不能沿用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规则。

(二)装修污染致居住者损害的具体责任规则

上文对装修污染致居住者损害的具体情形已有分析，各种情形的法律责任规则也应当区别对待。

首先，装修材料存在缺陷导致污染损害的情形，应以产品责任规则确定损害赔偿责任。依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①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损害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产品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或者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但不符合该标准，即为有缺陷。因此，如果装修材料的挥发性有害物质或者放射性超标，可直接依据《产品质量法》追究装修材料生产者或销售者的赔偿责任，而不应生硬套用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规则。装修公司包工包料完成装修的，装修公司实质上是装修材料的销售者，可依销售者责任请求装修公司赔偿。

这样，对于装修污染导致的损害，居住者可以向包料的装修公司、材料销售者或者生产者请求赔偿，而且通说认为产品责任适用无过失责任原则，这对于保障居住者的权利比较有利。唯一的问题在于产品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需要借鉴环境污染损害的因果关系认定规则，与普通产品责任的追究有所区别。但这只是装修污染致居住者损害责任追究的一个技术性环节，不应改变其产品责任的性质。

其次，装修施工不合规范导致室内空气污染损害的情形，应以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确定损害赔偿责任。产品责任本身是对消费者权利进行救济的方式，但在仅仅提供装修施工服务的情形，无法适用产品责任规则追究装修公司的责任，需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般规则实现居住者权利的保护。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①经营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人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应当赔偿相应的损失。

装修过程中过量使用涂料、胶粘剂等不规范操作的现象大量存在，也是多数室内空气污染的直接原因。但由于前述差别的存在，此类污染导致的居住者损害不能定性为环境污染损害。但在装修公司施工不当导致污染损害的情形下，其可归责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居住者处于接受施工劳务的消费者地位，因此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是追究装修公司施工不当导致污染损害的合适渠道。须注意的是，在装修中自行施工不合规范而导致污染损害的情形，居住者只能自行承担损失，而没有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对象。居住者雇佣他人按其指示完成装修施工的，如果施工不当导致污染损害，一般应当按自行施工对待。受雇佣者具有装修专业资质的，须负担关于装修不合规范的提示义务，违反该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不可否认，在很多情况下，装修污染究竟是由于装修材料存在缺陷还是装修施工不合规范，还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往往难以分辨。对此，基本规则应当是先确定装修材料是否存在缺陷，存在缺陷的，应当以产品责任规则请求损害赔偿;装修材料缺陷可以排除的，再以装修施工不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装修公司包工包料完成装修的，可直接请求装修公司承担责任，案例1即属于这种情况。在装修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后，如果装修材料存在缺陷的，装修公司可以以销售者身份向上级销售者或者生产者追偿。

至此可以得出结论，案例1中被告应当赔偿原告因装修污染导致的损失，判决的赔偿部分当无问题。但是，将该案赔偿定性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并不妥当，应当定性为消费者权益损害赔偿责任，法律依据应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非环境保护法。进一步的问题是，装修公司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能存在向装修材料销售者或者生产者追偿的权利。将案件定性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显然将使装修公司的追偿权利失去根据，因此该案判决可能导致后续的不公正，这是其定性不当所引起的后果。

最后，其他原因导致装修后室内污染造成损害的，应当分析具体情况，一般也不能作为环境污染损害请求赔偿。例如在装修后未按照装修材料的使用说明或者装修公司的提示进行充分的干燥、通风，提前人住而发生污染损害的，居住者应当承担该损失。案例1中法院即认定原告提前人住新装修住宅本身存在过错，因此须负担lO%的损失，确认了居住者过错导致的损失应当自负。

(三)装修污染致居住者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标准

装修污染致居住者损害的认定上，除了前述因果关系具有特殊性外，其标准也需要注意。从目前已判案例来看，室内空气质量不达标是追究装修污染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其判断依据主要是《室内空气质量标准》。②而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追究并不以违反法定标准为前提，凡是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都是违反了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的。

那么，对装修污染致居住者的损害赔偿责任是否可以不依据《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的规定，而直接依据损害后果的情形来认定呢?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认定中，对“违法性”采比较宽泛的解释，指违反我国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所确立的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而不仅指违反具体的某项排污标准，其根本理由在于污染者一般是经济上的强势者，加重其注意义务是对相对弱势的污染受害者的特殊保护。但在装修污染致居住者损害的情形。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不如环境污染的情形严重，倾斜保护规则似无必要。而且如果只是轻微的室内空气污染，所导致的人身损害往往并不明显，再撇开空气质量标准将使责任的判定失去依托，增加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最终危及公平。

因此，装修污染致居住者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应当以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等保护人身健康的标准为基本依据，符合标准则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符合标准的原则上应承担赔偿责任。

四、装修污染致邻居损害的法律责任分析

(一)装修污染致邻居损害的法律性质

案例2是装修污染致邻居损害索赔的典型案例。与致居住者的损害不同，装修污染致邻居损害的主体可以明确区分污染者和受害者，污染者即实施装修行为的人，受害者是居住于被装修住宅附近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装修污染致邻居损害与环境污染损害具有更大程度的相似性，可以认为具有相同的法律性质。但与普通环境污染损害相比，装修污染致邻居损害仍具有特殊性：

首先，污染者和受害者在地位上具有平等性。在环境侵权中，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双方的位置一般不可互换。但任何住宅装修都可能引起污染而致邻居损害，污染者与受害者具有基本相同的地位，而且其位置完全可能互换。即使在装修公司的不当行为致邻居损害时，被装修住宅的所有人仍因委托人身份而有损害赔偿的义务。

其次，装修污染所致损害的范围有限，通常只涉及周围几米至多几十米的住户。环境污染致害地域广阔、致害对象广泛，通常涉及广阔地域范围内的不特定多数人，具有公共性。而装修污染致邻居损害本质上是私人权益的损害。

(二)装修污染致邻居损害的责任规则

因此。装修污染致邻居损害基本可以适用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规则，但在具体内容上应当根据其特殊性加以调整，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污染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标准。前已述及，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不以违反法定标准为前提，只要污染造成损害的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装修污染致邻居损害的情形，由于污染者与受害者之间地位的平等性，并且限于污染者本身对于污染后果的预见和预防能力，如果污染未超标仍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将置污染者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损害权利保护的平等性。因此，应当以违反空气质量标准为追究装修污染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即只有在装修致邻居住宅内空气质量不达标时方可请求污染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样减轻了装修行为人的注意义务，只要保证装修污染物排放不超标即可免除责任，以保障其正常处理私人事务的权利。

由于装修通常都会伴随有毒物质的挥发，被装修住宅外的空气质量通常无法达标，强求其达标既不现实也不必要。那么装修污染超标的判断应该以邻居室内空气能否达到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为依据。亦即，装修污染物挥发进入邻居住宅，并导致其室内空气质量不达标的，方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适当增加受害方的举证责任。由于普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不以违反法定标准排污为前提，因此受害方只需证明污染者有排污行为存在并有损害后果即完成举证责任。而在装修污染致邻居损害的情形，责任承担以装修污染超标为前提，受害者还须证明装修污染排放超标，才完成举证责任，对方不能证明损害与超标排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案例2中，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认定不同。表面上看，二审法院以“原告不能证明被告实施了违反环保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为由判决原告败诉与主流的环境法理论相矛盾;但实质上，这正说明二审法院准确把握了装修污染致邻居损害赔偿案件的特征，将污染超标作为损害赔偿的前提，并合理分配了原被告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适用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规则，没有认识到装修污染致邻居损害与普通环境污染损害的区别，因此判决有违公平。

基于上述分析，装修污染致邻居损害基本上应当按照环境污染损害来追究赔偿责任，但应当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在具体规则上进行调整。

总之，环境法已经发展出比较成熟的针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规则，但环境污染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这些规则适用于典型的环境污染案件，但在处理非典型环境污染案件时难免捉襟见肘。因此，有必要分析各种具体的环境污染案件，并确定其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规则。这不仅是完善环境法理论所必须的，也是正确处理污染纠纷的前提。

作者：刘长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