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共8篇）

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篇1

一、人身损害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和特征

二、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过程

三、对现行司法解释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一些问题的探讨

1、建议明确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2、建议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金明确和细化

论 文 摘 要

本文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概念出发，分析精神损害赔偿特征，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时，应将对受害人的补偿性、抚慰性与对侵权人的制裁性三种特征有机结合起来。笔者从司法实践出发并借鉴国外和我国历史上的先进经验，对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应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出阐述，高度评价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为此作出的有益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必将对我国将来民法典的立法工作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如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都规定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但两个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性质不同，前者是精神损害赔偿范畴，后者属财产损害赔偿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在两个司法解释中对不同的赔偿项目，使用同一名称表示显属不妥，应予修改。另外笔者认为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确定应制定更明确和细化的标准，笔者从司法实践和精神损害赔偿的特征出发，草拟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计算方法，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精神损害 精神损害赔偿 残疾赔偿金 死亡赔偿金

我国《民法通则》作为民事法律的基本法，第一次在法典中试探性地将精神损害赔偿合法化，但仅限于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对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是否存在精神损害赔偿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作出有益的尝试，对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判决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但存在各级法院适用法律不一，判决数额差异太大，严重影响了司法的严肃性、权威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公布施行，形成了我国比较健全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基本适应了当前司法实践的要求。但由于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设立时间较短，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争议，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就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些问题谈自己的观点，供大家参考。

一、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和特征

精神损害是指因侵权行为侵害自然人的人格法益，致使其精神活动出现障碍而产生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具有非财产性、存在的独立性和单一性等特征。精神损害是受害人生理、心理上的痛苦，精神损害与财产的增减无关，也不能等同于外部名誉之损害 [1]。精神损害不是人格法益自身的损害，而是侵权行为侵害人格利益所生的精神痛苦。精神损害是相对于财产损害而言。精神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权益和身份权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式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是特指人身权利中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受到不法侵害，受害人遭受精神痛苦，而要求侵权人给付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作为民事责任制度的一种形式，其实质是法律强制侵权人向受害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因民事违法行为侵害人身权所受到的精神损害和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因此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突出地表现了民事责任的补偿性和抚慰性。同时，由于精神损害赔偿金是由侵权人支付，因此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是法律对侵权人的财产制裁，体现了法律责任的惩罚性质。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具有补偿性、抚慰性和惩罚性。把对受害人的补偿、抚慰与对侵权人的制裁三种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因此，精神损害赔偿是保护民事主体人格权益，制裁侵权人违法行为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法律手段。

二、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过程

对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上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发展过程。立法上，该项权利的设立首推《德国民法典》。1900年《德国民法典》，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人格权的法律保护，实现了人身权与人格权的分离，提出了非财产损害的概念，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德国民法典》第847条第1款：“不法侵害他人身体或健康……被害人所受侵害虽非财产上的损失,亦得因受损害,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法国民法广泛承认精神损害赔偿。《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之“损害”兼指财产上之损害和精神上的损害。正如《法国民法典》的起草人所言：“这一条款包括了所有类型的损害，并要求对损害做出赔偿。”[2]《日本民法典》的规定较《德国民法典》有了较大进步,确认了受伤者与死者的近亲属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日本民法典》第710条规定：“身体受到伤害的受害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享有非财产损害的赔偿请求权”。

在我国历史上，人身损害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首先出现于《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之中，在正式通过的《中华民国民法》中，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该法借鉴了《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的先进经验，对侵害身体健康权、生命权，除可要求财产上的损害外，对被害人非财产上的损害也可请求给付一定的赔偿金额。如《中华民国民法》第194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195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身体、健康、名誉或自由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司法界对国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持否定观点。他们认为对于生命健康权受到不法侵害而给受害人及其亲属造成的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如给予金钱赔偿，则是将人类感情的商品化，是将人视同为商品，降低了人的价值。他们认为，人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人的生命健康不能用金钱估价。所以，对受伤害者精神上的损害不能用金钱衡量。在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实施的《民法通则》中，也仅明确了侵害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对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民法通则》没有涉及，这也导致了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的保护不力。但是立法规定的不完善，并未能阻止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出现。为此，民法学界对此进行大量的研究，各级地方法院也做出了一些有益尝试，制定了一些内部规定，将《民法通则》第119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中的“等”扩充理解，陆续出现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判决精神抚慰金的案例。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总结实践经验，制订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确认了自然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遭受非法侵害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对国内人身伤亡案件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第一个具有立法意义的司法解释。在2003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又一次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受害人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三、对现行司法解释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一些问题的探讨

1、建议明确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司法解释生效后，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对两个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理解不同，导致对同一类案件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不同。如某法院在审理李某因交通事故致残的赔偿案件中，李某既要求了残疾赔偿金，又要求了残疾精神赔偿金。对李某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应否支持，审判人员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应当支持李某残疾精神赔偿金的主张，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8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

（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

（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

（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5条、第29条规定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李某要求了残疾赔偿金，就不能再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所以李某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的要求不应支持。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支持李某对残疾精神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的请求。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这是两个不同的赔偿项目，都应予以支持。但最终法院判决不支持李某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的请求。笔者对该法院判决持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在处理本案前，首先要对《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加以确定。《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5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20年计算。但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做相应调整。”依据该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是以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和收入减少程度作为标准和参数，并以此评价受害人可得利益损失。《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9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对死亡赔偿金我国采取了继承丧失说，受害人死亡导致的财产损失，应当以家庭整体收入的减少为标准进行计算。其理由在于，受害人的个人收入并非全部用于个人消费，除个人消费部分（通常占全部收入的25%—30%）以外，其余的收入应当用于家庭共同消费或者家庭积累。受害人因人身损害死亡，家庭可以预期的其未来生存年限中的收入因此丧失，实际是家庭成员在财产上蒙受间接损失。依据损害赔偿法原理，可得利益损失同样应当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确定为收入损失的赔偿，而非精神损害赔偿金。”其次，《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将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规定在第17条，而将精神损害赔偿金规定在第18条，在逻辑上给人一种死亡赔偿金与残疾赔偿金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感觉。如果认为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是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话，就不会作此分立条文式的规定，否则就是逻辑上的矛盾。再次，《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31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31条以及本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确定第19条至第29条各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金额。前款确定的物质损害赔偿金与按照第18条第1款规定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应当一次性给付。”这一条文明确地将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认定为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认定其性质上是物质损害赔偿金，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金。

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篇2

关键词：雇佣；承揽；人身损害；归责原则

由于我国现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用工关系十分灵活。现实中普遍存在不签订明确书面合同的用工，其中以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最为典型，也正是这类用工关系使得被雇者在用工关系期间发生人身损害赔偿时得不到赔偿以及雇佣者推卸责任的纠纷屡屡发生。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临时用工关系，为了简便交易，往往这类用工关系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来规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也正因此，用工关系仅限于口头陈述，难以举证证明双方之间的关系，明确彼此间的权利义务，所以一旦发生纠纷，用工者拼命推卸责任，受雇者则经常处于权利得不到救济的困境。虽然我国法律对于用工关系中的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都有所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用工关系的灵活多变，对于一些案件中当事人间的用工关系还是难以判断。然而，在这类案件中，对于原被告之间用工关系的认定对当事人的利益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当事人之间的身份认定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对于当事人不同的身份认定意味着承担不同的责任。

一、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认定

许多国家对于雇佣关系的表现形式即雇佣合同规定了不同的内涵，由我国的司法审判活动所依据的法理来看，雇佣关系具有几个特点。首先是雇佣关系的主体即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从属关系，其次是雇佣合同调整的对象是非职业领域的劳动关系，再次是雇佣合同的订立具有私法上的自由性，双方当事人即雇主和雇员之间对于合同的内容在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决定合同的内容条款。

承揽关系的表现形式即承揽合同是受我国的合同法调整的，我国合同法对承揽合同的调整是继承和发展了大陆法系对承揽合同的规定，从其规定就可以看到承揽合同的几个法律特征。首先承揽关系的目的是完成定作人交给的工作成果，其次定作人不干预承揽人的工作过程，双方之间是平等的法律地位，承揽人自己承担在完成定作人交给的工作时所遭受的风险。

二、雇佣关系的归责原则

“雇主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古老的特殊侵权责任。其中,雇主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外的与雇工即劳动者之间形成了劳动关系或者事实劳动关系的个体和私营用工者,所谓雇主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就是指雇员在执行雇员活动中,由于执行雇佣活动致人损害,其雇主应当承担替代赔偿责任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以及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时雇主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雇主向雇员提供工具和条件，雇员的行为实际是雇主的行为的延伸，因而雇主在雇佣关系中承担的是严格无过错责任，雇佣关系引发的纠纷适用无过错原则，也就是说只要雇员在完成雇主交代的工作过程中雇员受伤，雇主理应负责赔偿，严格无过错责任也就意味着雇主是没有免责事由的。我国法律对雇佣关系并没有明确而直接地作出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九条、第十一条有关于雇佣关系中发生纠纷时当事人的责任承担问题，《解释》是目前我国司法实务中处理涉及雇佣关系引发的纠纷最常用的法律依据。在雇佣关系中雇主有时还要承担替代责任即雇主与雇员对受害人负连带赔偿责任,雇主赔偿后对受雇人有求偿权。雇主和雇员之间连带责任的追偿机制,对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遏制雇员的严重侵权行为具有很大的意义。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使自己受伤或者造成第三人受伤和损害第三人权益时，雇主所要承担的是替代责任，这是因为雇员行为属于雇主行为的延伸，雇员在雇主的支配下完成雇主交给的工作，属于职务上的范畴，即便雇员超出雇主交代的范围，这是雇员为实现雇主交给的工作而进行的，在客观上与职务行为时相关的，故雇主应承担替代责任，包括受害人的人身赔偿、财产损失和其他损失。雇主责任不仅是替代责任，而且是严格责任。

三、承揽关系的归责原则

雇佣关系适用民法的调整，而承揽关系在合同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因此适用合同法的调整。承揽关系与雇佣关系不同，雇佣关系引发的纠纷属于侵权纠纷，而承揽关系主要是涉及到的承揽合同关系而不是侵权关系。在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在完成承揽工作的过程中受伤或造成他人受伤并不是合同法的调整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从中可以看出，对定作人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在承揽关系中，定作人与承揽人之间双方是平等的民事法律主体，定作人和承揽人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即双方没有支配与被支配的从属关系，承揽关系中定作人关心的是承揽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因此，合同法中针对在履行承揽合同不当时造成物的损失的情况下作出了一般性的归责规定即属于过错责任，与雇佣合同中的替代责任是有很大区别的。

四、结语

法院在审判实务中，对于当事人不同的身份认定所承担的责任是有很大差别的，适用的归责原则也是不同的，只有在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时才能正确适用归责原则。

参考文献：

[1]孙志远.《承揽合同在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山东审判,2005(3)

[2]陈现杰.《关于审理人事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04,(2)

[3]鲁胜.《雇主转承责任探析》.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2)

作者简介：

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篇3

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现代交通工具也逐渐增多，交通事业日益发达，道路交通事频频出现，对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如何有效防止事故的发生及事故发生后合理转移损失、分散损失，给予受害人及时、合理、充分的救济，最大限度的保障受害人的利益，就需要法律从实体和程序上作出明确规定，保障受害者的利益得以实现得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已于2004年5月1日实施，其立法思想体现了从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到保护行人的显着变化。2006年7月1日施行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对于交强险进行细化，在保护受害人利益、分担肇事者责任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鉴于立法上存在的缺陷及其相关配套措施的滞后，以及法官对于法条解释中出现的不同，审判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办案法官难以适从，举步维艰。本文现就一些常见的问题作以分析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交通事故认定书的问题

交通事故认定书实质上只是法院案件审理中的一个证据，人民法院可以依据事实和法律作采纳与不采纳的决定。

（一）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事故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应当区别对待。

《交管法》中的“事故认定书”是从已废止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发展变化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掉了“责任”二字，事故认定与民事损害赔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侧重于对交通故的行行政评价，是交管部门依据行政规范及相关专业知识认定的交通事故成因，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内的因果关系评价；后者侧重的是民事赔偿，依照侵权行为法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确定的损害赔偿责任，重心在于当事人有无侵权行为及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会是多种法律关系导致的结果。两者在归责原则上、法律性质上均质上均有不同，交通事故主要功能体现在维护交通管理秩序及其交警部门的调解处理程序上，有很强的行政色彩；民法上责任的划分侧重于导致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和当事人过错责任的大小，考虑得更为周全功能在于衡平保护交通秩序、人身安全、社会财产、维护公序良俗的原则等多个方面，即国家公共职能与民间保障职能。此二者的选择有时虽然在处理案件上会出职能与民间保障职能。但二者并非绝对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不能仅凭处理结果的相同而认为交通事故责任，善意乘坐人没有事故责任，但善意相对人却因为过错得不到百分之百赔偿金。

（二）《道交法》明确了公安机关制定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由法院认定，不再受理过程中对于事故认定书由当事人进行质证，对于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审查，如果法院认为责任认定书的事实根据、法律适用、伤残认定等确属有误，就可以直接作出不予认定的决定，通过庭审认定的事实进行事故责任划分。司法实践中事故认定书与法院认定的民事赔偿责任出现差别是很下常的现象，并不需要取得交警部门的同意。这一点上，很多当事人都很难理解，原因在于以前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具有预决力的，法院不能否定其效力；《道交法》出来以后，事故责任认定书只是案件之中的一个证据而以，应当解释清楚。

二、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问题

2006年7月1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实施以后，基于机动车不参加交强险就不能上路的强制性规定，绝大多数车辆都已经参加了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并自愿买购第三者责任险。所以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中参与诉讼的就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明确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直接关系到受害人的损失赔偿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目前的司法实战中各地法院在操作上五花八门，有的法院将保险公司为被告，有的列为第三人、有的干脆不列为当事人在此有必要澄清。

（一）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与机运车所有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在交强险赔偿范围内承担诉讼费用。

交强险的设置功能在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分解机动车肇事者的风险。《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于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该条明确了受害人直接向保险公司可为不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限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予赔偿”。进一步明确了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生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由此，确认保险公司作为被告的诉讼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仅仅在交强险的范围内直接承担责任。

（二）但若受害人同时起诉交强险与三责险，则保险公司应当作为被告身份参加诉讼。《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是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从实际情况看来受害人与机动车辆所有人之间的保险合同有着处理结果上的必然联系，即使机动车所赔偿责任，只有时间上先后顺序不同而已。基于此若同时起诉交强险与三责险，交强险部分作为被告出现前面已经明确，所以这种情况下机动车所有人可以直接作为被告直接予以列明。法院对于三责险部分应当按照责任比例及保险合同的约定处理，但是保险合约定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否则合同条款无效，法院采取这种诉讼程序是有因可循的：机动车所有人已经完成投保，保险公司也已收取保险费用而受益，对于保险公司一方，向谁履行都不损害自己的利益；直接缶受害人进行赔偿也能及时、安全、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也防止机动车所有人怠于理赔或者获得赔偿金后挪你他用。因为现代第三者责任作保险的法律制度，体现的是风险的社会化，使得受害人得到保险金的赔偿。赋予受害人向保险公司的直接赔偿请求权，也是符合《道交法》的立法本意的。有人认为三责险是机动车所有人自愿与保险公司订立的，属于经济合同范畴，合同相对性并未不能被擅自突破，在这一部分保险公司不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但是结果上是徒增诉累，无法充分、安全、有效的保证受害人的利益，不符合立法本意，也无法达到相应的社会效果。

三、关于车主与挂靠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挂靠经营目前是运输行业中一个普遍现象，个体的运输者购买车辆后，因为没有营运资格，挂靠于有营运资质的公司，挂靠公司收取管理费用，形成规模经营。那么实际车主与法定车主就出现不一致，真正的车主不是挂靠公司而是机动车辆所有人，但是旦挂靠成功，运输公司就是经营登记上的所有人，也是名义上的所有人，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强以看到许多机动车驾驶者持有的车辆行驶证上车辆所有人登记的是挂靠公司，其必然应当与机动车所有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到诉讼中来。因为我国实行机动车登记公示制度，按物权法理论登记车主就是车辆所有权人，因此当车辆违法时，登记的车主应依法承担责任，此时的登记车主就是挂靠公司，应当由挂靠公司承担责任，此时的登记车主就是挂靠公司，应当由挂靠公司承担责任。但是挂靠单位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各有其利弊。笔者认为：挂靠公司已经获取利益，对于机动车辆进行控制，应当承担车辆运行中的责任。另处，从规范机动车管理、保护受害者的角度，挂靠单位承担连带责任还是很必要的。挂靠公司车辆所有人的约定根据合同约定只能约束合同双方，内部有效，于受害人毫无关系。其在履行义务完毕之后，完全可以根据约定向车辆所有人追偿。有人认为挂靠公司应该在其所得利益范围内承担责任，作以限额赔偿，这样可能会使受害人求偿不能，生命权必须应当被优先考虑。另外，如果只是依照挂靠合同，可能会出现“黑白合同”的问题，挂靠公司隐藏真实合同，法院将难以查明。依照那么也容易引起挂靠单位疏于管理的弊病，也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再者挂靠公司与机动车辆所有人均不出庭，就无法查明挂靠公司收取的费用数额。

四、当事人达成的协议效力问题

交通事故发生后，很多肇事人会主动找受害者或其家属进行协商，达成赔偿协议。对于这种赔偿的效力，因为牵扯到人身性质的原因，不能等同于普通意义的合同效力，只能认定为案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事实证明而已。因为很多时候，受害者并不懂得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或者为抢救生命仓促与受害人达成协议，显失公平，如果视为民事合同，显然不利于保护当事的利益，也违背立法宗旨，应当允许受害人可以另行起诉，当然赔偿一方也可起诉。但对于在交警部门或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协议，应当认为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双方都应履行，否则视为违约。

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篇4

一是被告难寻找。农村地区发生常进的损害赔偿纠纷后，受害人一方往往势单力薄，处于

相对较弱的一方，被告人则往往势力强，人头、拳头壮，在心理上占有优势。被告在致伤他人后，为了逃避法制制裁，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往往一事了之，对外不公布自己的先遣，这样即使原告依法主张权利，提起赔偿诉讼，往往造成被告难以找寻，起诉书和开庭传票送不出去。即使法庭依法公告送达了上述手续，只是从法律层面上履行了告知被告人的义务，被告并不一定知道原告起诉了自己或者不清楚起诉的具体诉讼，人为后增加了审理期限，给原告等另手人增加了诉累。同时由于被告没有到庭，庭审中质证不能正常进行，法院单方面审查原告方提供的证据，致使有些伪证不，影响了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二是法院调查取证难。虽然农村也是经过“三五”普法工作，农民的法治思想有了提高，总体状况还不尽与人意，由于农民居住的固定性、交往人员的狭窄性，往往举行着“手不关忆，高高举起，时知不对，少说为佳”的明确，不煮火上身的思想，表现在知道案件事实的村民不愿作证，不如实作证，不愿作证表现在村民与案件当事人双方无矛盾，无利害关系时，以不在现场，不知案件或只知道无是轻重的细节，对案件定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环节避而不谈。不如实作证表现在证人写案件当事人有自家人或其他亲朋关系时，夸大或缩小案件事实，故意为一方当事人说偏话，给法院查明案件事实设置障碍，以达到袒护一方当事人的目的。目前在民事诉讼中，为确保社会和谐，保持一方稳定　有如实作证，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证人，没有依法查处，不了了之，也从另一方面加剧了法院取证难的现象。

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虽然规定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让证人进行对质，该规定的目的在于强化证人出庭作证，便于人民法院及时查明案件事实，但在农村基层法庭，在一审理庭中，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证人出庭佐证的现象并不普及，要求证人出庭佐证，严格按证据规则执行有难度，更多的当事人提交的证人证言，一方面内容过于简单，不符合规范的格式，二是不能反映案件的全，证人往往按照一方当事人的要求书写证言材料，其他内容不写或少写。三是法院为了公正、及时、高效审理案件，还需要对证人材料进行质核和筛选，从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增大了诉讼成本。目前证人出庭有两大，一是证人说实话怕得罪人，怕遭打未板，不愿出庭作证，二是证人出庭作证缺乏必要的补偿机制，证人出庭的差旅费、误工费、伙食费没有一套补偿机制保障，妨碍作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四、目前在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出现了农民工群体，他们在外打工虽然苦些、累些、干活的危险性程度大些，但实际收入远高于在家种田的收入。农村青壮年劳动一旦因损害性赔偿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在处理涉及死亡赔偿残疾赔偿金时，依据受害人户口的不同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标准。城镇户口的受害人因同一伤害事故得到的赔偿款往往几倍于农村户口的受害人，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

五、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证据取舍难。如某一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原告及其丈夫杨某、二女儿杨红在自家稻场杨麦子时，发现有实行的鸡子在稻中，就撵打鸡子，被告及后制止，为此双方发生争吵，继而发生厮打，其中原告参与了厮打，后因村民将他们劝开，随后原告认为受伤了，便打120，到罗山中医院就诊，诊断为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脑外伤综合症。该伤鉴定为轻微伤。原告受伤后，一纸诉状指控被告李某将其致伤，要求将赔偿相关费用3000元，被告辩称，原告一家不讲道理，对我又打又骂，经村民劝架才得以脱身，我是受害者，没有打原告，不同意赔偿。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在双方厮打前没有与他人发生冲突，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虽然没有人证实被告殴打了原告，并不排除在发生厮打时与原告有过身体接触，推定原告伤情是与被告发生厮打时所致，因而判决被告接过错原则承担民事责任。判决后，本案引起多方关注。焦点就是法院判决时证据的取舍另认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本案是原告另多被告一人发生厮打，原告受伤后仅凭身体有伤而无其证据不能认定该伤系被告所为，可以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请求。

针对上述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力解决。

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篇5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调? 解? 书

张民初字第1421号

原告王某，男， 1980年8月3日出生，汉族，淄博张店旭磊钙粉厂职工，住张店区沣水镇某某村3组**号。

委托代理人某某某，山东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马某某，女， 1970年8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现住桓台唐山镇唐四村某某街**号。

委托代理人刘传仓，山东正义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由：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12月24日19时20分许，原告驾驶摩托车顺南田路由东向西行驶，行至南定交警中队以东，与由北向南驶上南田路的被告马某某驾驶的`鲁C-G****号轿车相撞，原告受伤，造成交通事故。经张店区交警大队认定被告马某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为此，原告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清障费、停车费等共计50000元。

本案在审理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被告马某某于 4月28日前赔偿原告王某8000元（不含被告已支付的8700元）。

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原、被告双方不再因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互相追究民事责任。

案件受理费元、保全费570元，均由原告王某负担。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自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审? 判? 长：某某某

审? 判? 员：某某某

代理审判员：某某某

二00七年四月二十三

书? 记? 员：某某某

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篇6

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442.62元 /年;56.01元/天

2、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3732.96元/年;37.62元/天

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524.94元/年;20.62元/天

4、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5032.14元/年；13.79元/天

5、河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4203元（2011年）

二、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

1、农、林、牧、渔业20732 元56.8元/天

2、采矿业52784 元144.5元/天

3、制造业30215 元

4、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41297 元

5、建筑业29054 元79.6元/天

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37817 元

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39420 元

8、批发和零售业27230 元

9、住宿和餐饮业24809 元

10、金融业55160 元

11、房地产业34485 元

1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8682 元

13、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39656 元

1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28542 元

15、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25379 元

16、教育36275 元

17、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35780 元

18、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闻出版业 31719 元

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篇7

● 林远程

随着福清市城乡经济的飞速发展，广大农村村民的收入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对居住条件和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相应地，农村村民建房活动较以往也明显增加，不但建房户越来越多，而且有高层化的趋势。同时，农村房屋建设中的混乱程度却日益凸显，除了部分村民自己动手建房和极少部分人承包给正规的建筑企业承建外，绝大部分的村民则是找本村或者邻近村庄的农村建筑包工队来为自己建造。而这些包工队基本上是村民自行招募组织起来的，既没有申请工商企业登记，也没有取得建筑施工资格证书，不但建筑质量无法保证，而且松散的管理、薄弱的安全意识及粗糙的劳动工具也极易导致人身伤亡事故的发生，从而产生大量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而在包工队建房过程中发生人身伤亡事故而引发的纠纷案件中，由于建筑包工队本身的组织形式多样，房主和包工队达成的建房协议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别，由此引发对包工队的法律性质定位、对建房合同的性质和效力、包工队的资质要求、对建房人的责任确定等都存在较大争议，法律关系相对复杂，双方的矛盾较为激化，处理的难度也较大。

就以福清市来说，每年都会发生多起因建房造成的人身伤亡事故，除去小部分在村一级或者乡镇司法所调解解决外，剩余的无法调解解决的案件都进入诉讼活动中。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以来福清法院受理该类案件有52件。

一、在农村建房中经常出现务工人员遭遇人身损害的情况，此类案件的产生呈现出以下主要的特点：

1、建房者、承包人（包工队的负责人）及受害人三方当事人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群体地位。在受理该类案件中，有90%以上的建房者、承包人、受害人，文化层次低，法律知识缺乏。建房者用于修建房屋的钱财物一般来源于其多年的劳动积累或靠一些小本经营产生的积蓄，都希望花较少的钱，办较大的事，因此聘请的承包人一般是一些没有经过专门培训的承包价格低廉的农村或城镇居民，这些人只是凭借自己多年来从事该项工种的经验、信誉和一定的组织能力挣钱养家，而受害人则主要是依靠出卖自身劳动力挣钱养家糊口的农村居民。

2、房屋修建工程的承包大部分属单包工程，少数是由建房者自行购臵材料，依靠亲朋好友的互帮互助自行建设。在承包给他人修建的工程中，均由建房者自行准备材料，承包人负责房屋修建中的技术，未按国家定额标准计算承包费用，承包费用只是按照面积多少、工程量的大小及长时间以来的结算习惯进行结算，承包费用相当低，受害人往往是按照劳动日计算工程或义务帮工人员。

3、房屋建设工程未经专业人士设计，施工过程中也未雇请专业人员进行施工。房屋的设计主要是建房者和承包人依照地形地貌，参照他人房屋样式，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想象进行设计，没有施工图纸，靠建房者和承包人自己施工。

4、房屋建设过程中发生伤亡事故后，处理难度大。房建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有的是造成受害人轻微伤害，有的造成受害人伤残，有的造成受害人死亡。在受害人伤残或死亡的情况下，面对高额的赔偿费用，建房者、承包人和受害方因不敢承担或者均无力承担而互相推卸责任，当事人之间对立情绪较大，不易协商调解，既使由人民法院判决处理，执行起来难度也比较大，以至于有的案件多年不能执行终结。

二、探究此类案件的发生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建房的数量急剧增加，发生事故的数量也随之上升。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尤其是福清农村出国务工人员不断增多，给农村家庭的收入带来大幅度的增长，而在农村又存在着有钱就建房、建高层楼房，互相攀比的风气，导致近年来农村私房建设数量不断增加，且呈高层化发展趋势。

2、缺乏规范的施工队伍。农村大多没有规范的建筑施工队，农村建房依然沿用原来的请帮工的做法或者承包给缺乏相应资质的施工队进行施工。这样的施工队伍安全意识非常差，安全防范装备也比较落后，有些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的安全防范装备，尤其是那些帮工村民甚至没有高空作业经验，极易造成人身伤害事故。而农民建房因受成本的制约，宁愿找一些个体泥瓦工匠或者没有资质的施工队进行施工，而不会请专业的建筑公司，由此导致无资质、无图纸、无专业技术、无完整安全设备的施工队在农村比比皆是，甚至不会配备安全帽等基本安全保障设施。

3、安全意识不强。房主、承包人、务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差，有些甚至在雇用帮工时签订所谓的死伤事故免责书，即因施工造成的伤亡事故后房主、承包人不承担任何责任而由帮工自己承担，许多房主、承包人以为有了这样的免责协议就高枕无忧，而忽视了安全监管义务，甚至有些房主或承包人为了减少建筑造价、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故意减少安全施工方面的开支。此外，工人自我保护能力差，部分工人不按规范施工，对于安全隐患疏忽大意，轻信能够避免，客观上增加了事故发生可能性。

4、监督管理缺乏。政府职能部门对农民建房的管理，主要在于对房屋建造的合法性审批，而对房屋设计的安全性、施工队的资质、施工过程中的操作等缺乏监管。

三、该类案件引发的相关法律问题。

1、对于此类案件中房主、承包人、受害者所形成的法律关系问题，根据几种情况分析如下：一是以民间“请工”。即召集人与其他施工人员实行同工同酬，且报酬由建房人直接支付的情形。在此，建房人作为雇主，而承揽建房工程的施工人员则成为其雇员，雇主和雇员对外反映的是雇佣法律关系，而施工人员相互之间对内又构成法律上的合伙关系。二是以民间“包工”，即由一人承包工程，承包人与建房人达成承包协议，价款由承包人与建房人结算，承包人则支付被其雇佣的雇工工资形式而构成的承揽关系。三是在“请工”关系中，作为召集人的包工头与包工队的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在整个包工队的对外关系上，虽然房主主要是找包工头协商建房事项，但包工头只是包工队成员公推出来的代表，是利用自己的经验、技术和组织能力为大家服务的，包工头除了与其他成员一样按日计算报酬外别无利益。在内部关系上，所有成员（包括包工头）之间的权利义务基本相同，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决定重要事务，报酬也主要是按工作种类（技术工、辅助工）和出工多少平分，因此，从包工头与包工队其他成员的关系上看，更符合合伙关系的特征，是一种合伙关系。当然农村房屋的建造主要是由家中年轻人出资，但是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年轻人缺乏时间管理，一般都是由家中老人进行管理，因此双方之间也存在一种代理法律关系。因此，此类案件三者之间有可能形成的法律关系有：（1）雇佣法律关系；（2）合伙法律关系；（3）承揽法律关系；（4）代理法律关系。弄清当事人之间究竞为何种法律关系，对案件的判决十分重要，便于作出充分的判决理由，以避免自相矛盾而不能自圆其说的现象。

2、对于建房中包工队或者承包人的资质问题。根据《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不适用建筑法，所以农民自建二层及二层以下房屋及设施的建筑活动不需要具有专门资质的建筑法人进行承建，可以由个体建筑工匠承建。目前农村建筑队基本上是处于无序的状态，有关部门也没有给农村工匠发过有关的资质证书。没有单位对农村工匠的资质进行过认定和管理，对农村工匠的管理仍然是一个空白。在此情况下，如果无视现实中绝大多数的农村村民建房都是由没有取得资格证书的建筑包工队和个体工匠承建的事实，而要求农村建筑队和建筑工匠必须取得建筑资格证书，等于将有关政府部门未履行职责所造成的后果由农村建筑包工队和个体工匠承担，明显有悖于公平。而且对于一些简单的房屋装饰类的建造活动比如房屋外墙贴瓷砖、浇灌水泥柱等活动是否需要相应的资质是很值得怀疑的，因此对于包工队（承包人）的资质我认为应当从严审查，没有相关规定明确需要资质的房屋建造行为不应要求承包人具有相应的资质。

3、对于发生人身伤害事件中责任承担问题。在农村建房中通过厘清各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可能出现以下几种责任承担方式。（1）对于房主作为雇主的案件，由房主在直接承担相应的雇主责任是毫无疑问的，在实践中也是没有什么争议的。（2）对于房主与包工头定性为承揽关系，这是整个包工队对外关系；对内，包工队中如果包工头与受害者定性为雇佣关系，则由包工头作为雇主承担赔偿责任也是没有疑问的，如果包工头及其他成员与受害者定性为合伙关系的案件，则由包工队的其他成员共同承担责任这也是没有争议的。而房主在承揽关系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或者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在一些案件中为了平衡社会关系或者为了使受害者能够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以房主将房屋承建工程承揽给缺乏相应的资质的包工队（包工头）存在选任过失，判由房主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这种判决是值得商榷的。除非有相应的法规明确规定在某项建房活动中需要相应的资质，或者房主在房屋建造、装饰中对于安全问题存在重大的疏忽，否则不应以缺乏资质为由要求房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在现实的建房中很多安全问题是房主自身没有办法解决的，只能靠务工人员尽到自身谨慎义务来防备相应的风险，一概要求房主承担赔偿责任是很不公平的。（3）此外，笔者认为作为建房这种相对而言的危险工种，每个务工人员在务工中都应当怀有谨慎的注意义务，在已经审结的许多此类案件中，事故的发生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于务工者存有侥幸心理，疏忽大意，导致不该发生的事故发生，对此受害者自身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4）对于房主内部的代理关系，作为代理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这点也是比较明确的。

四、对策与建议。

1、加强安全指导、监督。政府部门，尤其是乡镇政府应会同村委会，进行安全施工的宣传教育，尤其是应对农村房屋建筑承包人、泥水匠等进行安全施工方面的学习教育，增强安全意识；对于一些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操作或者因人为因素造成的重大人身伤亡事故，要严厉追究责任人的责任，从经济和行政上加大处罚力度，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2、加强法制宣传。法院尤其是人民法庭应组织此类案件的巡回开庭审理，通过将一些典型案例的处理结果进行法制宣传，纠正签订帮工死伤事故责任协议雇主或承包人就可以免责的错误法律认识，分析此类案件中房主及承包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使广大建房者、承包人、工人从这些典型案例中吸取血的教训，提高农村建房村民的安全施工监督意识，进而达到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效果，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篇8

作者： 张伟

发布时间： 2003-10-23 11:38:03------------------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审判方面的四个问题：⒈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界定，包括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和非医疗事故赔偿纠纷。⒉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⒊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⑪主体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⑫主观上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有过失。⑬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有违规行为。⑭客观造成患者人身损害。⑮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与人身损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⒋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归责原则：过错推定原则。

目前，法院所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占民事案件的比例越来越高，医疗纠纷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这类纠纷大多数是患者认为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医疗行为不当，造成了自己身体上的伤害，要求赔偿因而与医疗机构发生的。本文拟就人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中，所遇到的有关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对该类案件审判工作有所作用。

一、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界定。

对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问题，医务界、司法界和民法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存有争议，并形成“事故论”和“过错论”两个不同的观点。事故论者强调患者必须先获得医疗事故鉴定，然后才能起诉医院请求赔偿，否则法院不应受理，把医疗事故鉴定作为启动司法赔偿程序的前置条件。过错论者认为，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衡量标准是行为人主观是否有过错，而不是事故，即诉讼中如果医院不能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和过错举证证明，就应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①国务院2002年4月14日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似乎采纳了“事故论”的观点，该《条例》第49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有些人，特别是医务界认为，只有构成医疗事故的，人民法院才能作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受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当然就不能作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受理。这种理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都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2003年3月26日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要正确理解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关系，要正确理解《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关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对于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审理能够认定医疗机构确实存在民事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等法律关于过错责任的规定，确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以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②在这里，最高司法机关，充分支持了“过错论”的观点。因此，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不仅仅限于医疗事故损害，还应包括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依照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的，非事故性医疗损害。

（一）医疗事故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这一概念，同原《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1 法》）规定的“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1、重新界定了医疗事故的主体。

《办法》规定的医疗事故主体为“医务人员”，《条例》规定的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确认医疗事故责任的基本性质是替代责任，而不是一般侵权责任。凡是医务人员受聘于医疗机构，在执行职务的时候过失造成医疗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应当是其所在的医疗机构，而不是医务人员个人。构成医疗事故，患者直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而不是向医务人员请求。只有个体行医的医生造成医疗事故，才不是这种替代责任。

2、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

原《办法》中将医疗事故界定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范围之内。新的《条例》将“诊疗护理过程中”改为“医疗活动中”，不再限于诊疗护理过程中。同时，医疗事故不限于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事故，而是扩大为给患者人身造成损害的所有情况。把原来的医疗差错纳入到了医疗事故的范围之内。就是说，凡是违法或者违章医疗行为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都属于医疗事故。

3、主张医疗行为的违法性，以违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范作为判断违法性的标准。

新《条例》在对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中，用了很多文字来规定医疗事故中医疗行为的违法性，这就是“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这一点，原《办法》是没有规定的。医疗行为的违法性，是客观衡量医疗行为的标准。医疗机构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就是有了构成医疗事故的可能性。这里规定的违法性，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法律；二是行政法规；三是部门规章和规范、常规。在这里应当强调的是，医疗行为违反了保护自然人合法权利的法律，是医疗行为违法性的主要之点。

（二）非事故性医疗损害

在医疗活动中对患者造成损害，但构不成医疗事故的，通常称之为非事故性医疗损害。从审判实践看，这种非事故性医疗损害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1、医疗过程中的故意行为。

根据《 条例》规定，医疗事故只能是过失行为，故意行为造成的患者人身损害不构成医疗事故。对于医务人员故意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从医务人员的角度来说，显然是一种违法行为，医务人员应当对其行为负责，构成刑事上的伤害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同时也应看到，患者到医疗机构就医，是与医疗机构形成的一种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务人员的行为应当是一种职务行为，故医疗机构应对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务过程中给患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医务人员故意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的，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疗机构并不能免责。

2、医疗机构中非法行医行为。

根据《 条例》第６１条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实践中，2 一些医疗机构为了经济利益，招收不具备执业医师资格的人从事执业医师工作，或者把一些科室承包给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经营，或者聘用一些不具备执业资格的所谓“名人”到医院坐诊，从而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３、对于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但不能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从而构不成医疗事故，但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属于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况，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

如在医疗过程中因医疗器械质量问题造成的人身损害、医疗机构与医疗器械生产厂家共同进行的手术过程中非因医务人员的原因给患者造成的损害等。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条例》中并未明确，在实践中这种认定也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患者的身体确定受到损害，根据《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应对此向患者承担责任。医疗机构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有关责任人追偿。

４、其他医疗损害行为。

根据《条例》的规定，医疗事故是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也就是说，对没有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规范、规章的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虽没违反上述规定，但医务人员明显存在过错的，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不等于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比如，医务人员已经认识到采取常规措施难以避免不良后果的出现，并且有能力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但医务人员未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从而导致不良后果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认定为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亦应承担责任。

二、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上一个问题中，所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2003年3月26日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会议上强调指出的：“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要正确理解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关系。”所指的就是如何解决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下面就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和非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分别作以探讨：

（一）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条例》是专门就医疗事故的认定、处理、鉴定和赔偿制定的行政法规，当然适用于医疗事故纠纷的处理。但是，该条例仅是一部行政法规，仅是人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的一个依据，而不是唯一依据，而且其内容不得与有关的法律规定相抵触。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是典型的侵权纠纷，这里所指的相关法律主要指的侵权行为法，包括《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司法解释。而这些侵权行为法是上位法，《条例》是下位法，前者的效力要高于后者的效力，两者发生冲突，当然要优先适用前者。在审判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问题上：

1、医疗事故由谁最终认定。

根据《条例》第20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但是，如何界定鉴定书的性质？它是不是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法院是否必须作为判决的最终依据，法院是否有权进行实质性的评判？它还是仅作为证据的一种，其认定，是否由法院来作决定？这些问题都是审判实践 3 中要解决的问题。

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就为医疗纠纷的处理规定了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医疗事故的诸多司法解释也并不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出台而失效。从法理上，最高人民法院对处理医疗纠纷的司法解释是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其效力显然要比行政法规高。因此，医疗事故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③法官有权对鉴定结论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可依据审判实践经验审查医疗事故鉴定人员、组织、程序及结论的合法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不合法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对确需进行重新鉴定的，法院可按《条例》，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组进行鉴定。同时，如果受害人证明了医疗行为违法和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如果医疗机构不举证否定因果关系和过错，法院经审理认为这一推定并不违背客观规律，即使没有鉴定法论也可直接认定侵权责任成立。

２、事故鉴定是否是诉讼的前置程序。

《条例》第61条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不是包含有属于医疗事故范畴的，必须先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并进行事故鉴定而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呢？

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和事故鉴定均是行政处理方式，而不具有司法性质，是由行政部门解决还是寻求司法救济，是当事人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当事人都有权不经行政处理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如果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为由提起民事诉讼，无论当事人是否持有医疗事故鉴定，也无论当事人是否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存有异议，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均可直接按民事案件受理。并且，人民法院也完全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作出裁判，而没有必要以行政处理和事故鉴定结论作为前提。

3、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是否承担责任。

对于这一问题，在谈“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界定”时，已作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关键一点就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2款规定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不是医疗机构的免责条款，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只要符合其他法律责任要件，医疗机构仍应承担责任。

4、医疗损害的赔偿标准问题。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所规定的赔偿标准比其他人身损害标准低，与法院办理侵权案件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相差较多。如：《条例》第五十条就患者的误工费规定为：“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而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三条则规定，误工赔偿费用的标准，可以按照受害人的工资标准或者实际收入的数额计算。而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还规定，赔偿因误工减少收入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 4 资的5倍。再比如：《条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按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废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八）项规定“死亡补偿费按照当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20年。对七十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少计一年，但补偿年限最低不少于十年。”国家赔偿法规定“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总额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20倍。残废赔偿金、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平均工资的10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平均工资的20倍。”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究竟是按《条例》的赔偿标准，还是执行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民事赔偿标准。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认为：“2001年最高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十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残废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据此，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应执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样的原则不应仅适用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而是应适用于医疗事故的全部赔偿。”④ 我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医疗行为有一定的特殊性，《条例》中对医疗机构民事责任的确定已经考虑到了这些特殊性。因而，在赔偿标准上作了一些限定。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应适用《条例》的较低赔偿标准，是可以理解的。

（二）非事故性医疗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

对非事故性医疗侵权损害，在法律处理上是不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只能根据相关侵权行为法律来处理。对于涉及医疗机构是否有过错、行为与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则要根据相关医疗法规规章的规定、医疗行为的特点等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认定。

三、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按照中国民法学界的通常理论，一般侵权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为：

1、损害事实的存在。

2、行为具有违法性。

3、因果关系。

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⑤医疗损害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当然应符合以上四个要件。但是，由于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又不完全同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具有其特殊性，有必要作以详细的探讨。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其中主要是因医疗事故所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并且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在该类案件中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因此，主要讨论一下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根据《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根据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如下：

（一）主体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这是对医疗损害主体的特殊要求，即其行为人必须具有特殊身份，那就是必须是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医务人员。如果是非医疗机构或非医务人员致人损害，虽可能构成损害赔偿，但并非医疗损害赔偿。

将医疗机构作为医疗事故的主体体现了事故主体与责任主体一致的原则。从审判实践看，医疗机构承担责任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情况：⑪医疗机构所属的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⑫到某医疗机构临时坐诊的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不得以医护人员不是本单位人员推脱责任；⑬ 5 医疗机构临时聘请的外单位专家或其他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⑭医疗机构因医疗设备故障等原因给患者造成损害的，医疗机构不能免责。

（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有过失。

从民法理论上，过失包括疏忽和懈怠。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应当预见或者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为疏忽；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虽然预见了却轻信可以避免，为懈怠。疏忽和懈怠，都是过失，就是行为人对应负的注意义务的违反。因此，民法上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受害人应负注意义务的疏忽和懈怠。⑥在这里，过失，就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应负注意义务的疏忽和懈怠。对于行为人应负的注意义务，在民法理论上确立了如下三个不同标准：⑪普通人的注意。⑫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⑬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这样，从程度上分为三个层次，以普通人的注意为最低，以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为中，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为最高，与此相适应，违反这三种注意业务，构成三种过失：⑪重大过失。违反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为重大过失。如果行为人仅用一般人的注意，即可预见之，而竟怠于注意不为相当准备，就存在重大过失。⑫具体轻过失。是指违反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的义务。如果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在主观上已尽该种注意，即存在具体轻过失。⑬抽象轻过失。是指违反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这种过失是抽象的，不依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为标准，而以客观上应不应当做到为标准。因而，这种注意的义务最高，其未尽注意义务的过失则为抽象过失。

对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所负的注意义务，显然应是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因为在医疗活动中他们是专家。因此，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判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失，应采用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标准，亦称专家过失标准。

从审判实践看，医疗活动中的过失主要表现如下：

1、医疗机构的过失表现。

一般认为，过失是自然人的一种心理表现，单位不具有人所具有的心理活动，因而难以认定主观过失。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医疗事故都是由于具体的医务人员的行为导致的，但也有例外情况。一般地说，医疗机构的过失有以下表现：

⑪医院管理混乱、规章制度不健全； ⑫医疗设备陈旧、缺乏维护； ⑬缺乏基本医疗护理条件；

⑭对疑难病症未认真组织会诊，草率结论等。

2、医务人员的过失表现。

⑪误诊。误诊可能因疏忽导致，也可因懈怠所致，某些情况下，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不高，也是导致误诊的因素。但是，由于医务工作与患者生命健康密切相关，以医务人员技术水平来确定过失是不适当的，因而上述情况下的误诊均应认定为有过失。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医疗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技术性极强的工作，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我们也不能把所有误诊一律归为过失。如因特殊的个体差异、现有技术条件难以发现或缺乏检查治疗手段的新型病症等原因导致的误诊就不应认定为有过失。

⑫不负责任，违反规程；

⑬对病史采集、病员检查处理漫不经心，草率马虎； ⑭擅离职守，延误诊治或抢救；

⑮遇到不能胜任的技术操作，既无请示，也不请人帮助，一味蛮干； ⑯擅自做无指征有禁忌的手术和检查等。

（三）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有违规行为。

所谓违规行为是指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规范、常规的行为。在这里，法律泛指宪法、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的法律文件；诊疗规范、常规不仅包括法律法规以及规章中规定的规范，也包括医疗单位内部制定的具体操作规程。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技术要求等，即使造成了事实上的损害结果，也不能按医疗事故处理。

在这里还有一点必须注意，《条例》中规定违规行为必须是医疗活动中的违规行为，对是否限于职务行为没有提及。笔者认为，如果医务人员以个人名义、在医疗机构规定的职责范围以外从事医疗活动过程中因违规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不应认定为医疗事故。责任由该医务人员自己承担。

（四）必须有人身损害的后果发生。

这里所说的损害后果，是指因医方违反其注意义务的行为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后果。虽然医疗事故的后果往往不限于人身损害，如患者及其近亲属的财产权的损害；对病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对患者的名誉权、隐私权的损害等等，但这些都是在确定赔偿问题上才有意义，对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则不产生影响。

《条例》同原《办法》相比，对损害结果不再要求须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办法》规定，构成医疗事故必须是“导致功能障碍”，《条例》规定医疗事故是“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也就是说，凡是违法、违章医疗行为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都属于医疗事故。这里人身损害应包括下述内容：

1、死亡。

2、健康损害。

健康损害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组成人的身体的躯干、肢、组织及器官受到损害使其正常功能不能得到发挥的。二是虽然表面上并未使患者的肢体、器官受到损坏，但却致其功能出现障碍。如大脑受药物刺激造成的精神障碍。

3、身体损害。

一些虽未影响到患者肢体、组织和器官的功能，但确对身体器官、组织有一定损害，给患者造成身体痛苦或精神痛苦的。如刀伤及其留下的疤痕，虽对患者健康没造成太多影响，但身体毕竟造成损伤，使其遭受身体痛苦，留下的疤痕有损形象。应注意的是，身体损害不仅包括组织、器官等，人体的毛发、指、趾甲等也是人体的组成部分。对于诸如因过失致头发脱落等损害的，也应认定为造成人身损害。

（五）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必须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原本是一个哲学概念。引起某一现象的现象，称之为原因，而被某种现象所引起的现象，称之为结果。客观现象之间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就是事物的因果关系。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作为原因，损害事实作为结果，在它们之间存在的前者引起后者，后者被前者所引起的客观联系。在这里所探讨的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违规过失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由于因果关系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在理论上，如何确定因果关系，有多种学说。在我国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主要有如下两种：

一是，必然因果关系说。该学说认为，作为构成民事责任要件的因果关系，就是指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所存在的前因后果的联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它是各种自然现象和各种社会现象相互之间所存在的内在的合乎规律的客观联系。在客观现象中，作为原因的现象只是那种对结果发生起着决定作用，并与结果之间有着内在必然的本质联系的现象。⑦这种学说，表面符合唯物辩证法，实际上是形而上学。依唯物辩证法，客观事实的必然联系，即客观规律，是可以认知的。但这种认识有待于整个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要求法官处理每一个具体案件，均能准确掌握其必然性因果关系，恰恰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亦违背法律之本质。

二是，相当因果关系说（又称适当条件说）。该学说认为，某一事实仅于现实情形发生某种结果，尚不能就认为有因果关系，必须在一般情形，依社会的一般观察，亦认为能发生同一结果的时候，才能认为有因果关系。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要依行为时的一般社会经验和知识水平作为判断标准，认为该行为有引起该损害结果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上该行为又确实引起了该损害结果，则该行为与该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⑧这一学说不要求法官对每一个案件均脱离一般人的智识水平，在追求所谓“客观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只要求判明原因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在通常情形存在可能性。因此，梁慧星教授指出“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法律学说，相当因果关系说是科学的，而必然因果关系说是不科学的。”⑨

原《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疾、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事故。”特别强调“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中的“直接”二字。就是强调医护人员的医疗活动与导致患者功能障碍损害后果之间，必须具有直接必然因果关系。在这里，显然是采纳了“必然因果关系说”的观点。在《条例》的医疗事故概念中，删除了“直接”的表述，实际上是否定“必然因果关系学说”而为适用相当因果关系创造了基础条件。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根据“相当因果关系”的理论，判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同患者所受到的人身损害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可采用如下方法来认定因果关系：⑪根据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认定。作为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必然发生在结果出现之前，因此只有先于结果出现的现象才可能成为原因。凡是后于结果发生的现象，都不可能成为原因，因而应排除在因果关系认定范围之外。⑫根据事件的客观性来认定。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因此，加害人的心理状态或受害人的主观臆断等均不能成为原因。⑬根据必要条件规则来认定。所谓必要条件规则是指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是作为结果的现象的必要条件。⑭根据实质要素的补充检验来认定。如果一行为是违法行为，实际上也足以引起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它就是引起损害结果的原因。

其他非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可按照侵权法规定的人身侵权损害赔偿构成要件，予以认定。

四、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归责原则。

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标准和规则。它直接决定着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以及赔偿范围等诸多因素，是确定民事责任的根据之一。我国民事责任 8 的归责体系是由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所构成的。⑩所谓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行为人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要件的归责原则。所谓无过错责任原则，指的是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以过错的存在判断行为人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所谓公平责任原则，指在法律没有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而适用过错责任又显失公平时，依公平原则由当事人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当行为人的过错无法判明，或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可以实行过错推定。亦称为过错推定原则。它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方法。它是根据损害事实的发生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只有行为人证明自己确无过错时，才免除责任。过错推定原则与一般过错责任原则所不同就在于举证责任。一般的过错责任的举证责任在受害人，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即把举证责任加给致害人，致害人须证明自己无过错，否则推定其有过错。

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作为一种特殊民事责任，将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方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就明确规定了对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在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中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应特别注意的问题，就是举证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在举证责任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是所有的举证责任都要由医疗机构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的只是部分举证责任倒置，即医疗机构对是否有医疗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负有举证责任。患方与医疗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医患法律关系，患方是否存在损害事实、是否存在实际损失、损失多少等，举证责任均在患方，否则，患方将承担败诉后果。

注释：

①孙山《医疗过错别把包袱甩给患者》

中国法院网（）,《学者论坛》2002.6.17

⑤姚欢庆著《2003年司法考试教程民法》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4页。⑥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侵权行为篇》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⑦ 郑立、王作堂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535页。⑧ 前引⑥ 第52—53页

⑨梁慧星《雇主承包厂房拆除工程违章施工致雇工受伤感染死亡案评析》，《法学研究》1989年第4期，第47页。

⑩王利明主编《民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5版，第525—526页。（作者单位：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来源： 中国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