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损害赔偿标准

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精选8篇）

精神损害赔偿标准 篇1

《江苏省高院、公安厅关于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八条因交通事故遭受精神损害的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向主持调解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时，一般不宜超过5万元。

法律快车知识延伸：

赔偿项目及标准

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

人身损害是指交通事故中对受害人的人身造成的损害，需要就医治疗或休息而支付各种费用。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7条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

计算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根据各个类别的特性以及法律相关规定，单独计算。比如医疗费的计算标准，按照受害人的实际损害程度、恢复状况并参照治疗医院出具的证明或者法医鉴定等进行认定。

对于上述人身损害赔偿请求，赔偿义务人应予以赔偿，有异议的，有赔偿义务人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有赔偿义务人承担不利后果。

致残项目的赔偿标准

因交通事故致残的，根据伤残认定的等级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赔偿标准，但一般均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等。

比如，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当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因此，受害人在计算致残项目前应先进行伤残认定。并且应特别注意抓紧时间进行伤残鉴定，以免有些伤情复合速度快而导致伤残认定级别降低，影响受害人的赔偿权利。[4]

死亡赔偿项目和标准

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无疑应归为严重交通事故一类，虽然生命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但一条鲜活生命的逝去并不是人生的终结，随之而来还有殡葬、被抚养人生活等事宜亟待解决，因此，需要全面了解死亡赔偿项目与相关标准。

受害人死亡的，除了赔偿人身损害造成的各类费用之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特别注意被抚养人的年龄与劳动能力。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8条的规定。

精神损害赔偿标准 篇2

一、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立法现状

在笔者统计的19篇设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 行政法规1篇, 最高院司法解释1篇, 省级地方性法规8篇, 地方规范性文件1篇, 地方司法性文件8篇。涉及医疗侵权、交通事故纠纷、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侵权、人身伤害等多个民事侵权领域。 (2) 考察各个规范性法律文件对赔偿标准的设立方式, 可以归纳如下:

(一) 最低限额式

此种方式仅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最低限额, 只要在该限额之上, 具体赔偿数额依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确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的法律规范全部采用了此种赔偿标准设立方式。至于最低限额, 各地区设定的时间相隔大, 数额差距也大, 如在消费者权利保护领域, 浙江省于2001年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最低限额为5000元, 而广东省于2012年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最低限额则为50000。两地区设定时间相差11年, 后者设定的最低限额为前者的10倍。

(二) 最高限额式

此种方式仅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 具体赔偿数额依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确定。笔者搜集的规范性文件中, 只有重庆和四川两地适用此种赔偿标准设立方式, 且规定的最高限额均为10万。

(三) 数额范围式

此种方式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额的上限和下限, 将赔偿金额限定在特定的额度中, 此种方式对法官在个案中的自由裁量权加以最大程度的限制。目前有三份文件使用了此种赔偿标准的设定方式, 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所做规定。

(四) 分级规定式

所谓分级规定式是将精神损害的赔偿额分为数个级别, 每个级别规定不同的赔偿额度。具体可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五条之规定。

(五) 确定公式式

此种方式是为精神损害赔偿设定既定公式, 法官处理具体案件时, 根据案情确定公式中变量便可直接得到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额。这种方式最具操作性和可预期性。使用这种方式的只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意见》。

(六) 基数倍数式

该方式为精神损害的赔偿额预先设定一个基数, 倍率可以为确定的倍率也可以是倍率的上限。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意见中确定侵权行为致人死亡的, 精神损害抚慰金为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费计算20年。这种设定方式兼具刚性与灵活性, 同时与侵权行为发生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可以取得较好的匹配度。

(七) 多种因素综合确定式

这种方式仅规定了确定赔偿额时应当纳入考虑范围的因素, 如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下发《侵权纠纷办案要件指南》的通知第二十条规定, 人民法院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包括相对方意识状态的可归责程度, 侵害的具体情节, 侵害后果, 致害方的获利情况及其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以及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分析上述七种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设定方式可知, 依据是否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标准做出明确规定, 可以将其分为限定式与非限定式, 其中前六种为限定式, 最后一种为非限定式。在限定式的设定方式中, 依据是给定确定的数值还是给定基数, 可以分为数值式与基数式。其中前五种为数值式, 第六种为基数式。同时也可以发现, 上述设定方法并非相互排斥, 可以在不同情况下同时使用, 从而缩小特定设定方式自身具有的不足, 发挥不同设定方式具有的限定优势。

二、对上述精神损害赔偿标准设立方式的初步探讨

上述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设立方式各有利弊, 在现行规范性法律文本中, 既存在单独使用特定方式也存在数中方式合并使用的情况, 其目的不过是赋予纯主观的判断事项一定的实际操作性。当然, 这样的限定并不意味着将人们主观遭受的精神痛苦“明码标价”。以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钱来衡量精神痛苦的实质是借助可以实现的物质手段实现精神抚慰的目的, 同社会上存在的物质奖励是同样的道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对一些精神损害的恢复, 如因侵权而至精神病的受害人, 往往也要借助金钱以接受治疗, 进而回复到侵权行为发生前的生活状态。 (3)

(一) 对数值式与基数式的初探

数值式包括最小限额式, 最大限额式, 数额范围式, 相比于基数式其优点在于简单明确, 易于操作, 其中的数额范围式最大程度的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缩小了当事人预期赔偿金数额与法院判决赔偿金数额之间的差距。劣势则在于基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稳定性, 数值式具有稳定性强的特征。如上文所言, 浙江省的法官在处理目前消费者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时适用的赔偿标准依旧是2001年制定的, 5000元的赔偿起点已不足以实现精神损害赔偿立法期待的精神抚慰功能, 更谈不上落实惩罚与调整的初衷。并且, 法律文本中确定的数额无论是2000元, 5000元还是50000元, 100000元, 很难说出这些数据科学与否, 为什么就是这些数额而不能设定为其他数额, 也就是说设定的特定赔偿额度存在正当性质疑。

基数式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 其最大的难点与价值在于确定基数, 基数既可以是确定的数额, 也可以是某种国民经济指标, 在不同的侵权领域由于考虑的因素不同, 设定的经济指标也不同。笔者整理的19篇规范性法律文件中, 2篇适用基数倍数式来确定赔偿额度, 确定的基数分别为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均生活费和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费, 除此以外, 此类国民经济指标还可以是最低工资标准, 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数在特定案件发生后转化为具体数额, 基数式实质上转化为数值式, 会缺乏对受害人具体情况的关注, 弹性不足。但是基数设为国民经济指标具有客观科学性, 这种设立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精神损害赔偿额不确定的缺陷, 同时使设定的赔偿标准能够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 避免货币贬值的风险。此时, 设定前置系数对实现精神损害赔偿功能, 确保赔偿额的科学性就显得特别重要。

(二) 对限定式与非限定式的初探

在上文罗列出的七种精神损害赔偿标准设立方式中, 只有多种因素综合确定式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标准没有任何方式的限定。限定式的优点与不足在上文中均有所论述, 至于非限定式的优点, 在于明确法官在确定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的因素, 同时具有极强的弹性, 可以对某些极端案件作出与其自身程度相符的判决结果, 从而减少因对判决结果过于僵硬不满而引起的民意聚集。所谓极端案件, 或者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残忍、荒谬的不可思议, 或者受害人遭受到不可思议的精神创伤, 或者还有其他情形。但缺点也极其明显, 过于原则性的规定对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说, 或许会显得有些“想当然”, 解释权过大则意味着对裁量权的限制是“莫须有”, 设置赔偿标准的部分初衷便难以实现。

三、对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反思

通过上文对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七种赔偿标准设立方式的介绍与初探, 把握每种方式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额时潜在的优势与不足以后, 笔者试图提出在完善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方面的初步建议。

虽然数值式实现了赔偿标准设立时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方面的初衷, 但由于其过于僵硬, 以及对其数值设定正当性的拷问, 在经济社会文化高度发展、公民权利意识日渐完善的今天, 其制度优势已不能够压制暴露出的缺陷, 声讨大大超过认可。 (4) 如果还存在一种排除数值式全部或大部劣势, 同时也能够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赔偿标准, 保留数值式就更无必要性可言了。除此之外, 数值式可道出的另一优势是其简单明确, 易于操作, 能够缩小当事人预期赔偿金数额与法院判决赔偿金数额之间的差距, 降低判决引起的社会消极评价。

基数式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设立方式相比于数值式适应性较强, 能够体现出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精神损害赔偿额差异。虽然在具体案情确定后它又转化为“数值式”, 但是在具体“数值式”中以特定国民经济指标作为基数具有客观合理性, 不存在对数值正当性的拷问, 在前置系数设定的过程中, 必须充分考虑使受害人回复到侵害发生前的生活状态所需承受的一切经济负担, 以及具有抚慰功能的赔偿款应当占有的份额。 (5) 但是由于此种方式作为限定式的一个分支, 在赔偿额度上依然具有拘束, 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 遇到极端案件时它依然无法经受住考验。所以基数式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设立方式在处理国家赔偿精神损害的普遍案件时具有较好的适应性, 可以作为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基本设立方式。

各种因素综合确定式在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方面不具有普遍合理性, 它最大的合理性在于处理极端案件时饱有充足的弹性。因此可以说, 非限定式是上述限定方式的补充, 在促进司法裁量统一的基础上, 保留充足的弹性以应对数量少但并不排除其存在的极端案件。

综合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在确定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时, 应以基数式为一般方式, 从而应对绝大多数普通精神损害赔偿案件, 将各种因素综合确定式作为基数式的补充, 推动司法裁量的标准统一, 并在出现极端案件时作出弹性十足的、不会与普遍道德观相悖的合理补偿决定。

注释

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2册)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255.

2姜梅.精神损害赔偿的程序法适用[J].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 2005 (1) .

3杨秋林, 黄群.国家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5 (5) .

4费锦红.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缺陷和改进[J].嘉兴学院学报, 2001 (2) .

试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 篇3

在我国，对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的赔偿，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立法也无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之债的成立应具备以下要件：

1、精神损害的事实

合同债务人违反其合同义务，构成债务不履行。就是指由于利益的损失导致了精神损害的出现。损害存在与否应采用客观化的判断标准，只有在债权人人格权受到损害，或债权人系于合同适当履行之上的特殊精神利益目的因债务人违反义务不能实现时，方可推定债权人受到精神损害。这是解决理论界“否定说”提出的“证据问题”的较为有效的办法。这种精神损害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和既有精神利益的损失，这对债权人较为有利，也是债权人在责任竞合时不主张侵权责任而主张违约责任的主要原因。

2、违约行为。精神损害的发生主要由实际违约引起。只有实施了违反合同的行为，当事人才会产生不良的心理感受。

3、精神损害与违约行为有因果关系。精神损害系违约行为造成的，在同时存在合同财产利益损害的情况下，精神损害系同一违约行为造成的。换而言之，精神损害是因合同相对方违反合同义务造成的，损害与行为间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这是归责的客观基础。

二、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规则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的确定，与当事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实践中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时，应有切实有效的规则进行限制。

1、可预见性规则

并非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均不可预见，事实上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判予物质赔偿的诸多案例，均属于精神损害的发生是违约的确定的、可预见的结果的类型。我国的相关案例也是如此。因而学者们认为，在这些案件中需要确定的是，原告遭受的非金钱损失是否可合理预见为违约的可能结果。如果合同关系存在，且被告的违约导致原告的精神损害，而精神损害为订立合同时的可预见的可能后果，则损失可获赔偿。确立违约方对其可预见的因违约导致的对方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一方面可为极富价值的精神利益提供保护，另一方面也可促使违约方将对方的精神损失内化为其违约成本，一定程度上阻止违约的发生，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益。

可预见性规则为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的赔偿，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的规定，在我国，可预见性规则实际上是法律因果关系的规则，它表现的是一种价值判断，任务是判定违约方承担责任的程度。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是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重要规则，而且对精神损害的发生应要求更高的可能性，使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的发生达到一定的确定性。规则中预见的主体为违约方，预见的时间为合同订立时，预见的标准采用理性人标准。可预见性规则是限制债务人责任范围的最主要手段，具有最大的价值。

2、最低限制规则

毫无限制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确不利于交易的进行，也无法避免理论界“否定说”提出的“各种真的假的、大的小的精神损害未经审查一拥而上，法院会出现‘诉讼爆炸’，当事人亦会不堪诉累”的情况发生，导致法学权威们要毅然决然地关上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这扇门”。在适用可预见性规则的前提下，精神损害还应具有严重性。轻微的精神损害即使可以预见，也可以忽略不计。即使损害本身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以确定性和严重性的双层要求来进行限制，可以有效地将轻微的精神损害排除在外，防止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泛滥，减少随意性，使获得赔偿的精神损害均是可以肯定的实在的损害。

3、过失相抵规则

我国合同法归责原则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过失相抵规则在合同法上仍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0条就规定了过失相抵：“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之所以适用过失相抵，是因为考虑到受害人的过失也是其精神损害的来源之一，受害人应自负其责，就其过失部分应减少违约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

三、立法建议

我国《民法通则》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正式建立。2001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隐私权、其他人格利益，以及亲权、亲属权、特定的物而导致精神损害的，应予赔偿。此外，《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37条规定的死亡补偿费、《产品质量法》第32条规定的抚恤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1、42条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国家赔偿法》第27条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在性质上均视为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的精神损害赔侩范围不断扩大，但不难看出，上述规定均属于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则，对于违约行为是否适用，现行立法并未作出规定。在人格精神利益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漠视权利主体的精神损害而不为其提供司法救济，决非砌代法治国家所为。我国在“人权入宪”后，“人权不可侵犯”的宪法精神应该以立法上的进步予以贯彻，以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和世界民法发展的趋势，为公民的精神权益提供更趋全面和有力的法律保护。我们不能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艰巨任务全压到严格依法办案，忠实于法律条文的法官们身上，应充分认识到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工作的重要性，勇于变革，不断创新，大胆借鉴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先进法学理论和立法经验，使我国的法律不过分滞后，以充分保护国内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此，笔者认为应可在我国现有的立法基础上，将精神损失纳入《合同法》113条规定的违约导致的损失之中，适用可预见性规则来规制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的赔偿，同时确立精神损害发生的确定性和损害的严重性的前提要求。这一方面符合我国对立法文件中的“损失”的解释传统，有先例可循；另一方面也可免去重新立法的成本，使法官判案有据，避免司法实践的不统一。

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探析 篇4

福建一心律师事务所

王宏伟律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确立了我国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笔者试从《婚姻法》保护配偶权的本质出发，对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赔偿义务主体、赔偿范围等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配偶权与精神损害赔偿

配偶权在我国是一项有争议的权利，理论界对配偶权是什么，还没有最终的定论，但是随着《婚姻法》和《解释(一)》的出台，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离婚案件中基于配偶权由过错方对无过错方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越来越多。由此笔者认为，配偶权这种因男女结婚而形成的客观权利，与离婚精神损害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要完善我国的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就必须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配偶权。

（一）、配偶权概念

配偶权是由英美法系国家提出的概念，我国民法专家认为，配偶权是指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他任何人均负不得侵犯的义务。通常认为，配偶权的主体是法律认可的夫妻双方，范围有限并且双方平等享有；其次，配偶权的客体是配偶之间的基于夫妻关系形成的身份利益，不包括夫妻之间的财产权、继承权以及离婚自由权；再次，配偶权作为一种平等的身份利益支配权，支配的是配偶的共同身份利益；最后，配偶权是绝对权，任何人侵害配偶权，都应当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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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偶权与离婚精神损害之间的关系

结合《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给离婚精神损害下个定义，即离婚精神损害是指合法夫妻因一方重大过错离婚时，无过错方因对方过错行为而受到的非财产上损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精神损害”。这种非财产上损害其实质就是过错方的侵权行为对另一方配偶权的侵害，并因配偶权的侵害给无过错方造成了较严重的精神痛苦。由此，笔者认为配偶权与离婚精神损害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具体表现为：

其一，法律上明确配偶权和完善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两者目的相同。我国《婚姻法》确认了配偶、血亲、姻亲为亲属的三大种类，但对三种亲属关系权利、义务的规定却是零散和不完整的。配偶关系作为血亲和姻亲关系赖以发生的基础，配偶权理所当然的成为婚姻家庭关系中各种权利得以产生的源权利，并反映着婚姻家庭关系的实质，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核心权利，保护配偶权就是保护婚姻家庭关系不受非法侵害。因此，笔者认为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配偶权，目的就是通过对配偶权的保护，更好地发挥《婚姻法》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稳定的作用。同时，精神损害赔偿兼具补偿、抚慰和惩罚三种功能(5)，对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不仅仅是对婚姻关系中弱者一方进行补偿和抚慰，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过错方的惩罚体现出法律的警示和教育作用，维护以配偶权为核心的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可以说，在法律上明确规定配偶权和完善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二者是殊途同归。其二，配偶权的确立是产生离婚精神损害的前提。配偶权反映了婚姻关系的实质，是直接标志和象征婚姻关系的法律范畴。恋爱或订婚的男女之间并不享有配偶权，他（她）们只有到婚姻登记机关领取结婚证书后，形成了合法的夫妻关系才具有法律确认和保障的配偶身份权，因此，当事人按法定程序结婚的目的就是获得法律对配偶权的确认。反过来说，当事人按法定程序

２ 离婚的目的就是在法律上解除夫妻双方的配偶权。可见，配偶权因合法婚姻关系成立而产生，因合法婚姻关系的解除而终止，当事人因配偶权的丧失产生了非财产上损害，法律上称为离婚精神损害。现实生活中男女解除同居关系也会产生非财产上损害，但是法律不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加以保护，原因在于法律承认配偶权合法而认为同居关系是非法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没有配偶权的确立就不会产生法律意义上的非财产上损害。

其三，适用离婚精神损害赔偿要以配偶权为依据。配偶权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中发挥着其他民事权利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得以建立的法律基础。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提出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四种情形，即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作为配偶权的派生身份权在《婚姻法》第三条第二款有着相应的规定。这说明我国法律确认适用的离婚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以《婚姻法》明确规定的配偶权派生身份权为依据。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因第三者插足、通奸而引起的离婚纠纷，判处过错方对无过错方的离婚精神损害赔偿，作为审判机关对《婚姻法》第四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类推适用，法条中规定的配偶间的忠实义务成了审判机关类推适用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依据。由此可见，在法律上规定配偶权对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适用具有指导意义。

（三）、《婚姻法》应对配偶权做出具体规定

1、配偶权所派生身份权的范围。应当明确规定，男女双方结为合法夫妻后即享有配偶权。配偶权的范围包括：夫妻姓名决定权、住所决定权、同居的权利义务、生育的权利义务、监护子女的权利义务、夫妻感情联络的权利义务、忠实的权利义务、扶养扶助的权利义务、选择职业和社会活动自由权、日常事务代理 ３ 权等。笔者认为，上述十项权利，基本上涵盖了婚姻家庭关系中配偶权的主要内容。

2、配偶权是绝对权且受民法保护。应当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犯配偶权，故意或过失侵害配偶权的，应当按民法的规定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配偶一方与第三者共同实施侵犯另一方配偶的配偶权利的行为，应当承担共同的侵权责任，另一方配偶可选择追究配偶一方与第三者的共同责任或仅追究配偶一方或第三者的民事责任。配偶权作为一种身份利益，当事人受到侵害时造成的是非财产上损害，法律应规定侵权人侵犯配偶权承担责任的主要方式是精神损害赔偿。

二、拓宽请求权主体和赔偿义务主体范围

按照《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和《解释(一)》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我国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显然是将提起赔偿的请求权主体和赔偿义务主体分别限定为无过错方配偶和有过错方配偶。在赔偿请求权主体上，排斥了与婚姻当事人双方共同生活的、受离婚过错方暴力侵害或虐待、遗弃的其他家庭成员；在赔偿义务主体上，排斥了婚姻当事人以外的、破坏合法婚姻关系的第三者。这种规定明显违背了《婚姻法》的立法意图，不仅影响了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功能和作用的发挥，而且显失公平正义，并与社会公德相悖。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婚姻法》做新的司法解释时，应进一步拓宽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和赔偿义务主体，以保护婚姻家庭中权利被侵害或利益受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拓宽请求权主体范围

４ 受到离婚过错损害的家庭成员都可以成为提起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从立法上看，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赔偿请求权人被限定为夫妻一方，但该条

（三）、（四）两项即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行为的对象是家庭成员，从《婚姻法》第三章家庭关系的有关规定来看，家庭成员不仅包括夫妻双方，还应包括配偶的父母、子女或其他直系亲属在内。虽然，遭受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行为的其他家庭成员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赔偿之诉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是，这样做在诉讼上是不经济的，不仅增加了诉讼成本，也会使部分受害者因不愿诉讼得不到法律保护。事实上，夫妻一方因另一方对其他家庭成员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行为提起的离婚诉讼，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其他家庭成员，因此，法律应允许受害者作为第三人参加到离婚诉讼中，并有权独立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从婚姻家庭的社会功能来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细胞仍担负看育幼养老的社会功能，因一方重大过错导致婚姻解体家庭破裂，受害者不仅是无过错的配偶一方，与其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同样会受到非财产上的损害。例如，父母共同对未成年子女人身方面的照顾、教育、管束等亲权保护，因父母离婚由父或母一方行使，使未成年子女失去了正常的父爱或母爱（亲权保护），加上社会的歧视和偏见，会使孩子的成长付出更大的代价，甚至发生人生轨迹的变化，走向歧途。又如，与离婚配偶共同生活的配偶一方父母，即使配偶离婚的过错原因不是对配偶一方父母进行家庭暴力或有虐待、遗弃的行为，他（她）们因子女离婚同样会产生一定的精神痛苦，并使生活受到影响甚至失去生活来源，离婚配偶的过错方如不给予赔偿，婚姻家庭中老人的权益将难以保障。综上所述，笔者同意有学者提出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中的“无过错方”改为“受害方”的观点，但笔者认为应将“受害方”的范围加以限制，以另一方配偶、子女和与配偶共同生活的任一方配偶父母为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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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赔偿义务主体应包括第三者侵害配偶权的第三者应成为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义务主体。

现行法律把离婚精神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为有过错的配偶一方，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免除了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责任。在理论上，配偶权的绝对权性质决定了配偶以外的任何人都是配偶权的义务主体，都负有不得侵害配偶权的义务，若第三者侵害了合法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配偶权，受害人应有权向其主张损害赔偿。杨立新教授认为，“在重婚和与他人同居的侵害配偶权的损害赔偿关系中，是完全可以向重婚和同居的对方请求损害赔偿的，因为他们是这一侵权行为的共同加害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有责任赔偿受害人的损失(8)。”但是，《解释

（一）》对法律规定不明的条文作出了不恰当的限制性解释，制约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功效的发挥，导致了我国婚姻法缺乏对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对第三者参与破坏他人家庭的行为明显处罚不力。因此，把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同居、通奸等故意侵害合法婚姻关系的第三者纳入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范围之内，对通过立法保护正常、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不受非法干涉，并使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赔偿主体上趋以完备具有重大意义。在立法上将故意侵害合法婚姻关系的第三者纳入离婚精神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要注意二点，一是在离婚案件中第三者作为共同侵权者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是第三者对这种侵权行为是否“明知”，若为“明知”则当然成为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义务主体；二是受害方即可在离婚案件中对过错方配偶和第三者提出共同赔偿请求，在原谅过错方配偶并愿意保持婚姻关系的前提下，也可单独对第三者提出侵害配偶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三、明确提起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

６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实际上规定了离因损害，司法实践中对因离婚对弱者造成的损害，因法律无明文规定，一般采取分割财产时对弱者适当照顾的原则进行救济。笔者认为，为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保护婚姻家庭中弱者的权益，将来修改《婚姻法》或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对提起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进行明确时，都应从离因损害和离婚损害两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

1、婚外性行为。配偶不为婚外性生活，是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本质要求，是夫妻忠实义务的具体体现，夫妻性生活的排他性决定了婚外性行为是影响婚姻关系稳定的首要因素。《婚姻法》规定的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婚外性行为的表现，现实中婚外性行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因各种婚外性行为导致婚姻解体的案例也是举不胜举。随着国门打开西风东进，西方性解放思想使婚外性行为愈演愈烈，对婚姻家庭和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破坏也日益严重。笔者认为，应当提起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婚外性行为有下例6种：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包养情人、卖淫嫖娼、通奸、第三者插足等。

2、危害家庭的不良行为。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是《婚姻法》规定的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法定情形，笔者将其归入危害家庭的不良行为中。赌博、吸毒两大恶习不仅是违法行为，如长期为之，并不亚于实施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给另一方造成的伤害，《婚姻法》规定为离婚的理由，却没有规定可以提出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其他危害家庭不良行为是指四种行为以外危害家庭生活造成婚姻关系破裂的行为，如“网络婚姻”，当网络的普及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成了人们婚外情感交流的工具，有人在网上养“情人”、有人在网上“结 ７ 婚生子”，因网恋引起的离婚诉讼从无到有日趋多见，作为“精神外遇”的网恋，影响了配偶之间感情的交流，已经成为婚姻解体的新杀手。

3、侵害配偶生育权。生育权在配偶间互为权利和义务，他人也负有不得侵害配偶生育权的义务。将侵害配偶生育权作为提起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之一，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侵害配偶生育权的行为在现实中客观存在，如一离婚案件中，丈夫代某因妻子唐某擅自堕胎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元，理由是妻子唐某无正当理由，未经丈夫代某同意擅自将符合法律规定的胎儿引产的行为，侵害了代某作为丈夫的生育权；第二，侵害配偶生育权具有潜在的危害性，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一对夫妇终生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故意侵害配偶生育权，当配偶已不能生育或离婚后不能再婚时，就会导致侵权后果的产生；第三，第三人也能对配偶生育权造成侵害，如妻子因与他人通奸而怀孕生子，第三人的通奸行为不仅侵害了丈夫对妻子的性权利也侵害了丈夫合法的生育权。

4、不承担家庭义务。婚姻当事人，不履行法律规定或社会习惯认可的婚姻家庭义务，经亲友或有关单位说服教育，仍不履行，对家庭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承担家庭义务。配偶权中的大部分即是权利也是义务，一方不承担同居义务、生育义务、监护子女义务、扶养扶助义务，实质上是以不作为的方式侵害了对方的配偶权，违背了婚姻家庭的本意，因上述原因产生严重后果当事人要求离婚，受害方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应明确加以保护。

从法人到法人精神损害赔偿 篇5

精神损害赔偿一直是近年来侵权行为法中的热点问题。但主要是探讨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而对法人精神损害赔偿论及较少，甚至有学者还从不同方面来论证法人并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此说法有待商榷，如果我们从法人的定义、法人制度的形成以及法人的本质和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问题入手，我们就会发现法人不仅有物质财产的损害，还有精神损害的赔偿。

一、法人和法人制度

法人并不是自然出现的产物，它是社会发展到某一特定阶段，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产生在最初是自发的。后来，政府或国家为了规范社会有序运行，便采用了文明的方式—―法律，来约束和规范法人。

原始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缺少法人产生的物质基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有了飞速发展，但由于阶级特权的存在使得法人的出现缺少阶级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生产的扩大化使得个人之间必须联合，这样可以减少风险，增强投资与交易的信心，而这种联合的方式便是法人。因此，法人制度的确立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法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法人概念的出现。法人的雏形是非法人性质的团体，如古罗马出现了一些商业性团体和慈善性团体和中国古代的多人合作的“钱庄”、“商号”、“当铺”等团体。但罗马法中并没有出现“法人”概念。

最早的法人概念是在18世纪德国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出现的。在立法方面，一直到1896年，《德国民法典》才对法人制度有了专门章节的规定。此后，日本、瑞士、前苏联、旧中国等国家的民法典，都明确规定了法人制度。现今，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或民法中都不同程度地确立了法人制度。

关于法人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流行观点。第一，团体人说。这是台湾学者郑玉波提出的法人乃“法律赋予权利能力（人格）之一种团体人也。”①第二，独立财产说。此说是由大陆学者张俊浩提出的“法人是民法赋予权利能力的自然人以及设有章程和管理机构的独立财产。”②《法学辞海》的解释与张俊浩持相似观点。“法人，依法定程序设立，有一定地组织机构和独立的（或独立支配的）财产，并能以自己名义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③第三，两合组织说。其代表是梁慧星先生，“所谓法人，是指由法律规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人合组织和财产组织体。”④第四，社会组织体说。台湾法学家史尚宽在其《民法总论》中对法人的论述是这样的。法人是“非自然人而得为权利、义务之主体者。”⑤除了上述的四种学说观点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观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法人是相对于自然人的另一类民事主体。这在立法上也体现了这一点，但是都没有对法人下一个定义。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和中国在民法典或民法中有法人定义。苏俄1922年民法第13条，“凡人，机关或团体之结合，其自体，能取得财产权利，承担义务，并在法院起诉及应诉者，认为法人。”这部民法典经完善之后，苏联在1964年民法典第23条又规定，“凡拥有独立的财产，能够以自己名义取得财产权利和人身非权利并承担义务，可以在法院、仲裁署或公断法院起诉和应诉的组织，都是法人。”我国《民法通则》第36条也给出了法人的定义。

诚然，法人无论从学理还是其在立法上，都是相对于自然人的另一类民事主体。但依笔者之见，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联系，从法人的设立、活动、意志自由、终止和消灭等环节来看，无不是自然人的因素在其中起了决定的作用。法人出现，是由近现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而民法规范法人的重点，是营利性的商事公司及其他企业组织。但我们不能否认，法人带有自然人的痕迹。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觉得法人的定义为：法人是与自然人紧密联系并反映其权利义务在法律上延伸的民事法律主体。法人首先是民事主体，民事主体必然要有权利义务，而这种权利义务是自然人在法律上的延伸。

法人有无人格，这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也可以说是赞成与否认法人精神赔偿主张的一个分水岭。法人肯定有人格，因为从前面法人的定义来看，法人是与自然人紧密联系并反映其权利义务在法律上延伸的民事法律主体。法人的人格是以自然人的人格为基础的，它的人格也就是自然人人格在法律上的延伸。

什么是人格？“人格脱离了人，自然就是一个抽象。”①人格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阐述其意义。

1、从社会学来看，人格是“人的特质与品格也”、“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的总和。”法人

人格的社会学意义在于法人只有人格尊严和社会价值。

2、从心理学来看，人格是“以先天禀性赋予后天习惯，为个人之人格基本，而以人格之特质，包括智慧、动性、气质及自表和社会性五大范畴之下，其品格高下，即依其对社会之行为而许是之。”“在心理学上，即个性。”

3、从哲学来分析，人格是指“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即具有感觉、情感、意志等机能的个体，它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的基础。”

4、从法学来看，人格“指能够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独立的资格。”“个人的一般名誉，在有关诽谤的诉讼中，一个原告的普遍的坏名声可减少损害赔偿金所反驳。”人格在法律层面上是法律所规定和保护的利益。法人人格的法律意义在于法人人格具有利益，而这种利益，是无形的精神利益。

“人格权以人格利益为客体，并不是以人的人身为客体。”②法人人格权，指法人作为民事主体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必须享有的民事权利与民事利益。法人人格权的最终确立，不仅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法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越来越大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内在表现。“与自然人人格权相比，它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法人作一种社会团体，不具有与生命密切相关的人格权，如生命权、健康权、婚姻自主权；其次，法人人格权一般来说与利益有为密切的联系，尤其是企业法人，更多的时候是无形财产；最后，由于法人的某些人格权只是财产权，因而法人某些人格权可依法转让，如商业秘密可依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转让。

法人有哪些具体的人格权，这是确定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的前提。依笔者之见，法人人格权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法人的名称权。所谓法人名称权，指法人对其依法定程序取得的名称享有使用并排斥他人非法侵害的民事权利。它具有专有性、法定性和双重权利性。

第二，法人的名誉权。是指法人所享有的有关自己的社会评价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

第三，法人的荣誉权。指法人所享有的有关自己的社会赞誉并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受侵犯的权利。法人

论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及其完善 篇6

[内容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文明不断进步，法律制度日臻完善，人民群众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人们对精神价值的高度重视。在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不断增多。精神损害赔偿对人们来说，经历了一个从陌生到认可再到接受的过程。但是，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比较滞后，立法不完善存在着种种缺乏与不足，造成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特别是赔偿原则、范围和数额的标准，缺乏统一的，明确的规定。因此，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势在必行。

[关键词]： 精神损害赔偿 特征 缺陷 立法完善

近年来，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愈来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成为司法实践的难点，这除了社会因素外，关键是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依据不健全。在即将颁布《民法典》中定会为其注入新的内容。笔者仅对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及历史发展

1、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要想了解此概念，首先要准确把握什么是精神损害。一提到精神损害，常被人们直观地理解为因加害而导致的精神痛苦，即主观感受上的痛苦。这种痛苦又直接与医学上或心理学上的精神感受中的愤怒，恐惧、焦虑、沮丧、悲伤、抑郁、绝望等不良情感相结合①。在司法实践中，也往往从精神痛苦的有无与程度作为判断是否发生精神损害的直接证据。根据现代民法精神，笔者认为不能仅以某人精神状况，感受能力为唯一依据，还应与人的利益，即精神权益法权化（人身权）加以保护。如果仅以精神痛苦作为是否为精神损害，必将会把无感知能力或感知不敏感的特殊主体的精神利 益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障之外。人们又怎能否认植物人或死者所享有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世界大多数国家采用双重标准。首先适用概括或列举人身权侵权标准，再辅之以精神痛苦标准。

《德国民法典》也没有使用精神损害的概念，而使用了“非物质损害”这一概念②。我国在民事立法中也没有直接使用精神损害的概念，仅在一些司法解释中提起。早有学者提出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尽管在称谓上并非严密科学，但无论法学界还是司法界对此已约定成俗，并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精神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犯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③。

2、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沿革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又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说其古老，是因为古之就有；说其新鲜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精神权益保护的核心并未改变，发生变化的是这一制度保护主体范围以及采取的手段和方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来源于西方古代公法对“有身份”的公民的个人尊严保护。经过罗马私法逐渐融入平等主体间利益赔偿形式，使之私法化④。在近代普遍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中得以完善，形成一种世界通行的民事权利救济制度。无论是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都有关于人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体例。1896年制定的《德国民法典》首先确认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随后《日本民法》也有立法规定，近代英美判例也大量涉及到非物质损害赔偿。国民党时期的《民国民法》第195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身体、健康、名誉或自由者，被在人员非财产之损害，变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⑤。由于我国长期受原苏联民法理论的影响，直到1987年《民法通则》才正式确立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制度。

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价值特征（作用性）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不同的时代显示出不同的价值特征。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 合我国国情和大量司法实践。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具有三大作用。

1、精神的抚慰性

同受害人遭受精神损害后所承受的痛苦是难以用等价的物质来补偿的。加害人的赔偿数额可能大大小于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失，但是正是这一点物质补偿，使受害人在精神上得到安慰，内心的创伤得以平复，从而能使其重振精神，愉快地生活和工作。从获取物质利益的主观愉悦满足感来抵消或减轻所遭受的精神痛苦便是顺理成章。这也正体现了这一立法目的和归宿。

2、经济的补偿性

由于遭受精神损害，精神是痛苦的，受害人要从损害中恢复身心健康，消除压抑和痛苦，既要借助各种医疗手段，辅以营养及心理治疗，所有这些都须支付一定的费用。及于人们对物质利益重要意义的认识。人们发现，以一定金钱作为补偿会比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非物质措施更有效。其数额虽不能与实际损害相比，但它足以起到一种补偿作用，足以抚慰受害者的心灵创伤。

3、惩戒预防性

侵权人在承担精神上，礼仪上的补偿以后，还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负担。这种经济负担对侵权者来说，加大了此类侵权的实际成本，这比不需要任何成本的赔礼道歉手段更能起到惩戒和防范用作。

三、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现状

由于我国民法理论长期受原苏联民法理论影响，始终认为精神损害造成非财产损失不能以财产方式加以补偿，而是强调人格非商品化，人格无价，人的尊严是不能用金钱的尺度来衡量⑥。长期以来，在立法中一直未规定关于精神损害制度。直到1987年《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要求赔偿损失”。这一规定首次确认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直到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审理名誉 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首次使用了“精神损害赔偿”一词⑦。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更值得称赞的是在我国修改后的《婚姻法》中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其他法律、法规以死亡赔偿金、抚恤金、残疾赔偿金形式体现。虽然我国关于精神损害立法起步较晚，但我们应看到我国在立法领域不断发展和完善。

四、现阶段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

1、我国现有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保护客体范围过窄

精神损害赔偿应当确立一个赔偿范围，而这个范围是指哪些权利受到侵犯可请求精神赔偿，哪些不能请求精神赔偿。从国外立法来看：一种规定是对所有精神损害均可请求赔偿即非限制性规定；另一种规定仅仅及于某几种侵权可请求赔偿，即限制性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了四种侵权，显然是限制性原则。而对侵犯公民隐私权、自由权、贞操权等侵权造成精神损害却未列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空间和生产领域不断扩大，精神损害逐年上升。关于精神损害的大量案例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增多，为精神损害赔偿立法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无论是一般违法行为，还是严重的犯罪行为，都有可能对人身权、生命权、人格权造成精神损害。非法搜查公民身体的报道不断出现，如某超市因怀疑女顾客偷东西，保安强迫其脱衣搜身以示清白。这种行为对公民的身体组织未受到伤害，但这种行为足以使受害人产生痛苦、愤懑、委屈、恐惧感等⑧。适应形式的发展，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解释》进一步扩大了精神损害的适用范围。它规定了（1）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2）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3）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及隐私权。尽管《解释》扩大了适用范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还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要求，因此，笔者依据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的情况，建议还应适用以下权利：

第一受教育权：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一权利是神圣不可侵 犯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受教育权因各种因素而被侵犯。闻名全国的滕州荠玉玲（化名）——被冒名顶替上学一案，最后法院以侵犯了宪法中的受教育权而给予赔偿，从而引出了宪法司法化的大讨论⑨。笔者认为如果将受教育权列入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是十分恰当而又有法可依的。在现实生活中每年由于高考录取通知书因各种原因耽误，致使受害者无法升入大学的事件更是举不胜举。上述情况侵犯了受害人的受教育权，其危害是巨大的，或许受害人一生的命运将被改变。这种精神权利的侵害往往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给受害人的一生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在司法实践中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法院常以无法可依不予受理。显然这种侵犯受害者权益的行为是存在的，然后受害者得不到任何精神权益的保护，这对受害者是显失公正的。因此笔者认为在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中加入受教育权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弱势群体）的利益。

第二身份权：关于身份权，在我国法学界存在较大争议，主要包括配偶权、亲权、监护权等。在国外一些立法中，精神损害赔偿是包括上述权利的。笔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也应将配偶权列入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之列。在司法实践中有这样一宗案例：因好友与丈夫通奸，妻子怒讨配偶权。蔡丽与丈夫周祥婚后感情很好并育有一子，且蔡丽为了孩子和丈夫事业，宁愿牺牲自己的事业，做了全职太太，蔡丽发现第三者与丈夫通奸后，第三者不但未有悔意，还公开表示与蔡丽抢老公。从而造成美满家庭的破裂。蔡丽以第三者侵犯她的配偶权为由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第三者立即中断与丈夫的关系，并适当赔偿其精神损失费，南京市栖霞区法院受理并判决了此案。对精神损失费诉讼请示不予支持，原因是《婚姻法》中并未规定配偶权[5]。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类似这样美满幸福家庭因第三者的介入而破裂，导致夫离子散的悲剧。尽管在修改《婚姻法》时对“第三者”、“二奶”的声讨很强烈，也仅仅是道义上的谴责，在民事责任立法上仍是空白。也正是对无过错方保护力度不够，从而助长了第三者和夫妻过错方的行为，从而形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无过错方为了家庭而牺牲自己的 青春和事业可到头来换回的只是一张离婚书和人们无耐的同情。笔者认为无过错方对合法婚姻，依法享有作为配偶在精神上的安宁与自由这一人格权利。受到伤害后，有权向第三者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无过错方在物质上得不到补偿，在精神损害方面得不到慰籍，这也有失法律的公正。

第三妇女的贞操权（奸淫幼女）：无论是英美法系的大量判例，还是大陆法系的民法典，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都涉及到贞操权。而在我国立法仍是空白。尽管法学界、司法界对贞操权的讨论争议很大，然而司法实践中大量强奸案件的发生，将妇女贞操权纳入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已成大势所趋。提到妇女贞操权，不得不提起在2003年这一年中几条令人震惊的新闻：一向平静的中小学校却暴出了一幕幕教师性侵犯事件，强奸15名女生的小学教师周杰被执行抢决；吉林通化市猥亵和强奸19名女学生的小学教师栗锋被抢决；甘肃省酒泉市强奸13名女学生小学教师任大清被判死缓；黑龙江宾县一民办教师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摧残了班上仅有的7名女生中的5名；重庆市渝北区某代课老师王帮文多次对9岁至10岁的17名女学生实施猥亵和强奸被判十四年零六个月。人们气愤之余，拍手叫快，几个色魔终被绳子以法，这些花季少女受到性侵犯后，大都会精神有些恍惚，学习成绩下降，性格怪僻，无法坚持学习，精神受到刺激。可又有谁提出过精神损害赔偿呢？原因是无法可依，笔者认为对于强奸犯处以刑罚仅及于犯罪分子本人，而对于被害人心灵上和生理上的创伤，又拿什么去补偿呢？被害人失去贞操后，会有一种羞耻感、无助感，甚至会自杀。在心灵和精神上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直接影响其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被害人遭受强奸后自我社会评价下降、就业、求学受到影响。既使在性解放已唤起四五百年的西方国家被害人都明显感受到社会歧视，更何况在这个无比重视贞操，数千年来一直鼓励妇女向树贞洁牌坊者学习的中国呢？被害妇女的贞操权，为什么又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呢？

第四：近年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现代科技使人与人之间交际方式日趋多样化，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不少挑战，手机短信的人身诽谤和一个个电话骚扰事件的发生，使人产生精神利益的损害，必将成为今后研究的客体，当然，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也不是任意人为的扩大的，它将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保护的客体得到社会认可，上升到统治阶级的意志时，才能列入法律的保护范围，不可随意扩大范围，否则导致其权利的滥用。

2、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以后，面临的问题就是其数额的确定。现有立法均未系统具体规定。散见于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决及地方规定之中。这些远不能行之有效，适应司法审判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解释》中也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很不具体，可操作性差。在司法实践上，法官一般依据地方规定数额来解决。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要统一数额搞一刀切也是不现实的。各地方又由于缺少一个具体操作规则，规定可谓五花八门。在数额方面，广东省有关法规规定，精神损失费不低于5万元，而上海市则规定精神损失费不高于5万元⑩。如此差距让人费解。因为操作性不强，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过大，在审案时无论案件如何，法官先大打一折，然后再判。据载，福建一6岁女孩将子宫当作阑尾切除，女孩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费50万元，但一审判决支持5万元，二审法院改判15万元。无独有偶，大学生钱某在超市购物，被搜身而起诉上海“屈臣氏”精神损害赔偿案，原告诉请50万元，一审判决25万元；二审改判1万元。赔偿数额随意性和伸宿性，将有损法的威信和尊严。在司法实践中，受害人动辄提起精神赔偿几十万。特别是演艺圈名人，提出几百万、几千万精神损失费的请求，而普通人无法得到仅几千元的赔偿，如此之差距，人们似乎也易于接受。这种由于计算标准不统一造成法律上的不平等。其实是法官未将名人的减少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区别开来。无论名人还是普通百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和计算标准均是统一的。众所周知，二战期间中国慰安妇和残留化学武器至人损害的诉讼之艰难。很大原因是如依国际私法规 则，冲突规范导致适用我国法律，而我国关于精神损害数额难以计算。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标准是一个长期以来很难解决的问题，很难找到一个科学、合理的计算标准。笔者仅就此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将它概括为“三步曲”方法：

第一步：在全国组建一个由权威、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医学家、法学家等共同组成的委员会，借鉴伤残级别鉴定经验，根据精神损害的特征（一般人的感受）制定精神损害的几个不同级别，并与相应赔偿额度挂钩，使赔偿定型化，以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形式下发全国。

第二步：为避免一刀切造成不公正，在全国规定的额度范围内各地因地制宜地制定更为具体的赔偿额度即各省、市依本地区经济状况，在全国额度范围内制定本地区执行的较细的几个小档次，兼顾了原则性和灵活性。

第三步：依据确立精神赔偿原则，确定具体数额。当一个侵权行为卡在全国几级损害，即确立了大体的额度，再由第二步依法院地具体的小额度，最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十条考虑以下因素：（1）侵权人过错程度；（2）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具体情节；（3）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4）侵权人的获利情况。（5）侵权人承担责任经济能力；（6）受诉法院地平均生活水平。最后来较科学地确定具体的数额。

结束语：

笔者仅对我国当前有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了较为肤浅的回顾与分析，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尽管这一制度还不健全和完善，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也是再所难免的。我想，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法律意识提高及新民法典的颁布实施，这一制度定会得到完善，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新的、有力的保障。注释：

①杨立新著《人身权论》中国人民检察出版社, 1996年出版第249页；

②郑冲、贾红梅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1页；

③杨立新著《人身权论》中国人民检察出版社, 1996年出版第51页； ④参见古罗马《十二铜表法》八表“私犯”第1条规定； ⑤《民国民法》第195条规定，⑥张俊洁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221页；

⑦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⑧山东道路与法制栏目第2001年第351期； ⑨《法制日报》2000年第2期，论宪法司法化； ⑩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论文集。

主要参考书目：

1、《中国民法通则》

2、《德国民法典》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誉权案件若干问题解答》

4、《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解释一》

5、《山东法制报》2003年3124期第版

行政精神损害赔偿 篇7

一、对《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审视

《国家赔偿法》之所以规定精神损害赔偿, 目的是为了保障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社会公众基本的精神权利之实现。与行政机关相比, 行政相对人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 如果因行政机关的不法行为或者是不作为行为而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精神方面的伤害, 那么就有必要肯定受害者获得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现行《国家赔偿法》第35条是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集中规定, 对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类型及适用条件作出了明确界定, 按照法律的规定, 一般只有对公民造成了人身伤害或威胁, 对行政相对人的精神造成了损害, 才有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只有对受害者的精神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行政主体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 才能对受害者予以金钱形式的精神损害赔偿。具体的赔偿标准, 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 主要由法官结合案件的不同情况来做出判决。

二、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之不足

《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是值得肯定的, 体现了对公民权益的最大限度地维护, 但立法的不足也随着实践的展开而凸显。

首先, 在赔偿范围上, 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过窄, 仅限于一部分对公民人身权造成侵害的行政违法行为, 不涉及对公民财产权利、人格权利造成侵害的行政违法行为, 也不包括行政不作为行为。与民法上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相比, 仍过于狭窄, 说明立法者对行政精神损害赔偿并没有完全放开, 这对于彻底实现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也是不利的。

其次, 仍欠缺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标准, 这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中存在的问题是统一的。现行《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并未作出明确界定, 一般要在司法实践中结合具体案件由法官自主决定, 这样必然不利于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 也会造成实践中同类型的案件赔偿的数额差距巨大, 引发受害者不满。对受害者来说, 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因此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日益凸显。一方面, 现行法律没有结合行政侵权行为的不同类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进行界定, 规定的过于笼统, 不利于司法实践的展开;另一方面, 具体案件中应该如何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 现行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尤其是采取了“相应”这样模糊的立法语言, 使法官在具体案件判决中也陷入困惑。过于笼统的规定, 也使得司法实践中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或高或低, 没有一个统一的最低标准或最高标准。

三、行政精神损害赔偿之完善

在国家赔偿中,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到赔偿范围, 显然是有积极价值和意义的。不仅可以实行对行政公权力的约束, 而且能够切实保障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改变公民在行政活动中的弱势地位。但现有的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规定仍存在问题, 有必要对其进行丰富和完善。

(一) 扩大行政精神损害赔偿范围

现阶段我国行政精神损害赔偿仅限于对公民生命权、健康权等物质性的人格权利造成伤害的行政违法行为, 这一规定显然是过于狭窄的。要进一步扩大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将典型的不涉及物质层面的人格权利也纳入其中, 比如名誉权、肖像权等。这些层面的人格权利, 虽然并不直接具备物质属性, 但不容忽视的是, 这些权利与公民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 也是我国宪法所肯定的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如果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对公民的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造成了侵害, 给受害者的精神造成了损害, 受害者自然也是应该有权利获得金钱形式的精神损害赔偿的。

(二) 行政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有学者曾提出将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确定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确定统一起来, 但笔者认为毕竟民事司法与行政司法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完全的等同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但可以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借鉴参考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具体而言, 可以参考民事精神损害赔偿中确定赔偿数额的相关标准, 比如应该考虑到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对受害者所造成的损失等因素。此外, 还应该对行政精神损害赔偿设置最高限额与最低限额, 既可以防止受害者漫天要价, 也可以避免判处行政机关支付过低的赔偿数额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司法实践中, 对行政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更多的还是要由法官结合具体案件自由裁量。

参考文献

[1]马怀德.国家赔偿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2]毕可志.论行政救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侵权死亡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篇8

关键词：精神损害赔偿；死亡赔偿金

我国《侵权责任法》是为了保障民事主体的合法的权益而制定的。生命权是民事权益中最重要的、最应当全面保護的一项权利。但是，侵权死亡案件的赔偿，无论是在司法实务中还是在法学理论上都存在解决的问题，侵权死亡精神损害的赔偿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学术界，侵权死亡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和标准、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之间的关系存在争议。

一、《侵权责任法》关于侵权死亡赔偿的规定

《侵权责任法》对侵权死亡赔偿的规定，总共有五个条文，分别是第16条、第17条、第18条、第20条、第22条。第16条规定了侵权死亡案件中的两个赔偿项目：相关财产损失赔偿和死亡赔偿金；第22条的规定确定了侵权死亡案件中另一个赔偿项目精神损害赔偿。这两条规定和法释[2003]20号相一致，将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独立并列规定，使两者的性质不再混淆。其实这样的规定在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三次、第四次审议稿中就确定。第17条的规定确定了一个关于死亡赔偿金的特例，即以相同金额来赔偿死亡赔偿金。第18条则确定了请求侵权死亡赔偿的请求权人——近亲属，以及第三人对侵权人的直接请求权。

《侵权责任法》正式确立了侵权死亡的赔偿范围。本文将重点放在对侵权死亡精神损害赔偿的探讨、研究。

二、侵权死亡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

1.死亡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及赔偿对象

侵权死亡案件中，某人因侵权行为死亡，死者的近亲属会遭受很大的精神痛苦。死者的近亲属因亲人的死亡将要经受世间上最大的痛苦。侵权死亡精神损害赔偿的设立，其目的就是给予死者近亲属精神上的抚慰，其赔偿对象也就是死者的近亲属。近亲属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是他们自身受到伤害而应当享有的权利，并且受害者的近亲属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去行使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即死者的近亲属具有统一的请求权。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近亲属的概念是由司法解释确认的，这个法律概念的外延比较宽泛：配偶、父母、子女、外孙子女、孙子女、外祖父母和祖父母皆属于近亲属的范畴。对“近亲属”的概念和范围的理解似乎不宜过分的僵化，与受害者生前长期地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尽管不是受害者的配偶、父母、子女等，但只要在现实中形成了和受害者密切的共同生活关系和精神依赖关系，似也可将他们扩展解释为“近亲属”。

2.《侵权责任法》确立的死亡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侵权责任法》的第22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个条文是关于侵权死亡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概括条文，有的学者借此反对说不应该依照此条规定来确定侵权死亡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而应将《侵权责任法》第16条中的死亡赔偿金视为对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生命权属于人身权的一种，自然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规定。而且《侵权责任法》作为判定侵害民事权益行为责任的法律，无须对侵权致死这一特殊情况做出另行的、特别的规定。应当结合着《侵权责任法》第18条前段的规定，对该法第22条应做如下解释，侵害他人的生命权致他人死亡，从而对死者的近亲属的精神造成严重损害的，死者的近亲属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条款中的两个“他人”应做不一样的理解，但这可能有违大家平时对语句的理解的习惯，但对于法条，非一般的文章语句，在适用之前对其进行符合立法主旨和目的的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必经程序。并且从《侵权责任法》第二次审议稿中第23条和第24条规定可以看出，确定侵权死亡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是立法者开始立法时就肯定的，可能后来为了法条的精炼，而将其包含在了一般条款之中。所以在侵权致死的特别情况下，对该法第22条做如上解释是可取的。由此可以判定，侵权死亡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侵权责任法》中已经确立。

三、侵权死亡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

侵权死亡精神损害赔偿是对于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的赔偿，在赔偿的标准上应具有更多的统一性或则说赔偿数额的平等性。不能因死者的年龄、性别、生前的收入情况、受教育的程度、身份等的不同，而认为死者近亲属的精神上的损害程度不同。受害人的死亡事实给他的近亲属造成的精神痛苦一般不会相差多，近乎是一致的。所以，侵权死亡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应当大体相当。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的确定，以前一般以10万元作为赔偿的标准。笔者以为应该将10万元定为赔偿的最低标准，然后赔偿金额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做相应的提高。在遵守这个赔偿标准的前提下，赋予法官适量的自由裁量权，法官根据不同案件中的不同因素，可作出符合案件实际情况的判决。这些因素包括：侵权人的经济能力、侵权人主观过错、侵权场合、侵权手段、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侵权人的刑事责任承担等。

四、侵权死亡精神损害赔偿与死亡赔偿金的关系

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近亲属的逸失利益的赔偿，是财产性质的赔偿，受害人的死亡导致他将来可能获取的收入丧失，近亲属获得的遗产可能也减少了。死亡赔偿金的赔偿范围是因受害人死亡而丧失的未来可得利益，即其近亲属在未来可能得到的遗产。而精神损害赔偿赔偿的是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所以两者是可以并存的，《侵权责任法》也是这样规定的。在侵权死亡案件中，死者的近亲属既可以按照《侵权责任法》提出死亡赔偿金的请求，也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

五、结语

《侵权责任法》确立的侵权死亡赔偿项目分别为精神损害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相关财产的赔偿。侵权死亡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对死者近亲属精神损害的赔偿，应当采取统一的赔偿标准。死亡赔偿金和侵权死亡精神损害赔偿应该并列独立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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