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法律与伦理

工程法律与伦理（精选8篇）

工程法律与伦理 篇1

法官与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两个主角。由于法律职业的原因，两者必然发生接触，形成一定的相互关系。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两者的关系本应是一种彼此尊重、平等合作、相对独立与互相监督的关系。然而，另人担忧的是有些律师为了寻求有利于自己一方当事人的裁判结果，对法官进行拉拢、贿赂；也有一些法官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这种现象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形象，弱化了民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本文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角度上，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就法官与律师的相互关系、法官与律师的法律职业道德与伦理以及法官与律师的非正常关系的成因与规制等问题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官 律师 职业道德

随着依法治国的逐步推进，司法改革的深入进行，法律人的作用日益彰显，法律职业共同体逐渐形成。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法官与律师已被社会广泛认知。法律职业有别于其他的社会职业，它是基于公平、公正的立场将法律运用到具体的人和事。1尽管法官与律师均属法律职业共同体，但他们的法律职业的社会角色是不同。律师，具有民间性，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兼有法律人和经济人双重身份，一方面律师要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解决法律纠纷，维护社会正义；另一方面，律师以法律服务为谋生手段，通过提供法律服务获取经济利益，具有逐利性。法官，则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职务行为中不能谋取任何经济利益，其惟一的目的是正确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实现社会正义。因此，律师与法官作为法律共同体的成员，其特殊性表现在：律师的执业活动基于当事人的委托，其职业活动的种类与范围应当在当事人的委托范围之内；法官则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律人，审判权的行使实质上是国家权利的行使，这是法官与律师法律职业的根本区别。另外，律师与其委托人之间是契约关系，双方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律师向委托人提供的产品是“法律服务”；法官则不同，其履行职务是在行使权力，权力的行使是基于特定法律事实的发生，并非基于当事人的委托，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因此，法官审判活动不具有服务性，也就不具有有偿性。

然而，法官与律师毕竟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两个主角。因此，由于法律职业的原因，两者必然发生接触，形成一定的相互关系。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两者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彼此尊重、平等合作、相对独立与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关系。但是，从我国司法界的现状来看，有些法官与律师间却难以实现规范、有序的业务沟通；少数案件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为了寻求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裁判结果，违法对法官进行拉拢、贿赂；也有极少数法官利用手中的审判权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社会对司法公正、司法权威产生怀疑。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个别法官和律师串通，违反职业道德和纪律，损害了当事人利益，影响了司法公正，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形象，弱化了民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近年来发生的法官违纪、违法审判乃至犯罪，大部分都是在与律师的关系上出了问题，法官与律师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影响司法公正和权威的一个关键问题。

为了加强对法官和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职业纪律约束，规范法官和律师的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200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下称：<若干规定>）。《若干规定》共十七条，但全文一共用了25个“不得”，13个“应当”来详细规定律师和法官的行为，最具有眼球效果的条款有：第三条：“律师不得违反规定单方面会见法官”；第七条：“当事人委托的律师不得借法官或者近亲属婚丧喜庆事宜以赠礼品、金钱、有价证券等，不得向法官请客送礼、行贿或者指示诱导当事人送礼、行贿”；第八条：“法官不得要求或者暗示律师向当事人索取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等。那么，这一具有“高压线性”性质的《若干规定》能否被我们的法官和律师自觉地遵守与执行，全社会都在拭目以待。本文拟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角度上，就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法官与律师的法律职业道德与伦理，以及法官与律师不正当关系的成因与规制等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一、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法官与律师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在西方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历程，而这一历程又是与三个因素相联系、相适应的。其一是与社会进步相关联。人类社会从神权统治、君权统治到民主政治的发展，从统治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推动了法律职业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其二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关联。首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社会化大生产，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分工与协作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并将此广泛运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社会的高度专业化分工与更加密切的社会化协作的社会发展规律必然促使法律职业走上专业化的道路（从组织生产的角度看，实行专业化可提高效率，降低消耗，保证质量，大大提高规模效益），促进法律从业人员形成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独立职业。其三是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完善与应用相关联。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尤其是现代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的理论，对包括法律职业在内的社会各行各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其结果是法律职业愈加合理完善，法律职业共同体愈加健全，逐步形成一整套独特的法律职业标志、法律职业意识、法律职业语言、法律职业知识、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思维方式、法律职业共同的发

展背景、法律职业的行业组织以及法律职业在社会中形成独立的阶层。在这个阶层中存在着三类法律人，第一类为应用类法律人，主要是法律实践者，由法官、律师、检察官以及立法人员等组成；第二类为学术类法律人，主要是法律研究者，如法学教授、法学研究人员等；第三类为辅助类技术应用型法律人，如书记官、法律助理、司法秘书、司法执行人员、司法警察等人员。

本文所称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法律人，专指法官与律师。首先，律师与法官是法律的实践者，他们有着职业的共性。律师和法官大都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法学教育背景，应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律师和法官都以法律工作为职业，都在具体地运用法律，有着相对共同的法律的认知和法律思维习惯；法官与律师的最终职业目标，应该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其次，律师是法官与当事人交流的桥梁。基于职业特性，律师必须深入到社会生活中，与社会公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法官则需要与世俗社会保持适当距离，以实现独立、公正判案。律师就成为法官与当事人交流的媒介和桥梁。再次，法官与律师事实上具有依赖性。法官是在双方律师为各自当事人追求法律的最大利益过程中，了解法律事实，正确适用法律，进而实现法律规定的正义内涵。因此，法官与律师具有依赖性，实质上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

在以上法官与律师的三大关系中，“利益”是法官与律师关系中的核心要素。何谓利益？所谓利益，应该是一个人应该享有的和可以享有的有利于、有益于自己的物质的或精神的事物。这其中又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应该享有”是从应然的、道德的角度，也即人权的角度而言的；而“可以享有”是从实然的、法律的角度，也即可以实现的法定权利的角度而言的。2 因此，法官与律师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当与否，评判的标准只有两条——道德与法律。道德是规范法官与律师之间正当利益关系的支撑，法律是规范法官与律师之间正当利益的保障。当法官与律师“利益关系”超越法律职业的道德规范时，法律一定要让他们失去成本。

二、法官与律师的法律职业道德与伦理

人们大都认为，道德与伦理是一个东西。从两者在西方的词源涵义来说，确实如此。“道德”源于拉丁文“mos”,涵义为品性与习风；“伦理”则来源于希腊语“ethos”,涵义为品性与气凛以及风俗与习惯。所以道德与伦理在西方的词源含义相同，都是指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然而，我国的道德与伦理则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道德是部分，其涵义就是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伦理是整体，其涵义除指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还包括人际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

3（一）法官的伦理与道德规范评价

恩格斯讲过:“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4法官的职业道德是适应国家审判工作的实践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是特定化而且升华了的社会道德与伦理。法院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法官是法律的守护者、实现者，因而法官职业道德标准应高于社会道德标准。由于法官的权力、职业以及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官必须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法官权力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权的“三性”，即权威性、重大性和导向性上。权威性，是因为司法审判权是调节社会各种矛盾的最终裁判权。不论个人或单位，对生效的判决必须执行；重大性，是因为法官审判权的行使，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影响或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组织的命运；导向性，是因为法官审判权行使得的结果，是要体现社会的正义、导向和价值标准。职业的特殊性，表现在审判的独立性、中立性、公开性和程序性上。独立性，不仅审判活动要独立，而且要求法官独立思考，自主判断，不受任何个人或上司的非法干预；中立性，法官是处于居中裁判的位置，必须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不能偏袒一方，歧视另一方；公开性，是法院基本的诉讼原则，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以公开促公正；程序性，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法官不能在“法律事实”以外寻求裁判的依据，而只有通过合法的法律程序所认定的事实才成其为“法律事实”。事实上，法官的护法使命意味着法官只有通过程序公正实现实体正义。5 群体的特殊性，是因为法官是法律的化身和代言人，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他们必须是社会的精英，应具有高于一般人的特殊资质。法官一方面要以娴熟的法律水平裁判案件，另一方面要以崇高的职业道德行使裁判职能。法官职业道德的崇高性，起码应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法官自身应信仰法律和坚守法律。伯尔曼说过：“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6这里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如果作为裁决者的法官自己都不信仰法律，任何要求公众信仰法律的想法都是荒谬的。19世纪美国著名的米勒法官曾经说过在西方法治社会中人们所熟知的一句话，“任何人都不得凌架于法律之上，所有政府官员都是法律的仆人，都有义务服从法律。”那么，对于法官来说，法官应该是法律最忠实的仆人，除了公平、善良地运用法律进行裁决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如果连作为“法律最忠实的仆人”的法官都不遵守法律，那么，我们的法律就犹如白纸一张。对此，培根曾说过：“世上的一切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无过于枉法”，因为“一次不公正的裁决，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7 因此，法官在法官职业的岗位上使法律得到遵从和捍卫，这是法官首先应具备的品质。

第二，法官应格守职业操守，做到公正、平等地对待案件的每一方当事人。在审判活动中，法官应排除任何偏见，始终保持中立、超然的姿态，做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真正使公正裁判所形成的价值判断逐渐融入社会价值体系。要实现司法公正，首先法官必须是公正的。如果只有公正的法律，没有公正的法官，司法公正就成了一句空话。公正是对法官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法官最高的精神境界。如果法官对恶意的一方当事人心怀偏私，那么对善意的另一方当事人来说，只能求助于上帝

重要的品德。当事人委托律师为自己提供法律服务，表明他在某一方面或某一事项存在困难，需要得到法律服务。当事人按照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法律服务合同，所付出的不仅是金钱，更多是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信任。在市场经济的进行中，法律服务也是一种贸易，也必须是以等价交换和诚实信用为前提。对一名律师来讲，信用就是一种向当事人信守承诺的责任感；信用就是对自己提供的法律服务之后果负责的道德感。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人们会把律师视作一种神圣的职业，赋予律师维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的职责。如日本《律师道德》第二条规定：“律师应注重名誉、维护信用，努力培养高尚的品德和精深的修养”。我国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五条规定：“律师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尽职尽责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事实上，无论是律师本人还是律师事务所，要生存，要发展，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诚实守信，信用是律师最重要的资本。1

2三、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成因与规制

尽管法官与律师的非正常关系是个别现象，但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笔者认为两者非正常关系形成的主要原因有：

1、体制上的问题。中国司法不能独立。有些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活动，习惯打招呼、批条子；律师为赢官司，也与当事人一起找领导打招呼，批条子。另外，一些法官认为：法官投入的劳动远远超出律师投入的劳动，但得到的却远远低于律师的收入，“同工”没有达到“同酬”，难免心态失衡。为此，用自己的权与律师或当事人的钱进行交易，来弥补失衡的心态。个别法官“下海”作律师，与法官“同事”立定“合作协议”实施“共同致富”等。

2、立法上的漏洞。由于立法上的缺陷，法律的保底性条款太多，使得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因此律师为了打赢官司特别有兴趣用自己或当事人的钱与法官的权进行交易。律师明白，用钱与法官的权去交易，成本很低，收益却极大；法官也明白，用自己的权换取律师或当事人钱，风险极小。另外，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中的回避制度，没有规定法官与律师的相互关系，它处在依法回避的盲区和边缘地带；我国没有陪审团制和三审终审制的制衡，法官行使权力受律师不当影响的风险相对大。

3、惩罚制度操作性差。在律师与法官的权钱交易中，律师行贿，法官受贿，大都被认为是道德的范畴；就好似医生收受病人的“红包”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道德”的范畴。笔者认为这是对法律与道德的严重曲解。每一个法律人都明白，法是具有明确的表现形式，规定在一定条件下人们的权利与义务以及违反这种规定的制裁或补救措施。道德往往缺乏准确的、正式的表现形式，通常指人们应该做出或不应做出行为的一般原则。13显然，法官与律师的多数权钱交易关系主要是法律调整的范畴，而非道德调整的范畴。正是由于这种误导使得法官受贿与律师行贿，竟然成了家常便饭；即使犯了事，内部只要作一处理即了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有关惩戒制度的若干规定”（下称<若干规定>），法官违反《若干规定》由法院的政治部门与监察部门办理。尽管我国《法官法》第32条列举了13种应受惩戒的行为，法官只要实施其中一种行为，就应当受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由于法院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惩罚机制，也没有使这种惩罚机制贯彻下去的渠道，致使法官违法行为不能得到及时的预防与及制裁。

至于律师违法与法官建立不正当关系，《律师法》也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与惩罚措施。按照《律师法》第44条规定的内容，律师“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或者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以及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请客送礼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但是，不知该条中的“规定”指的是什么，缺乏可操作性。《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下称 <惩罚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律师向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或者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的，由司法行政机关给予吊销执业证书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该《惩罚办法》第15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在查处律师、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过程中，认为其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关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按照该条的说法，律师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先由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认定。如果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不认为律师的行为是构成犯罪，就可以不移交司法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由于《法官法》与《律师法》规定的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加上没有专门的惩戒程序，特别是没有建立起一套对律师与法官不正当关系的认定与惩戒机制，导致对法官与律师关系中的违法与违纪的惩戒不规范，具有较多的“人治”色彩。

为规制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切实维护司法公正，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建立一套“法官与律师相互关系的道德伦理体系”以及“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认定与惩罚机制。”

律师与法官的相互关系，尽管要靠市场经济下的律师与法官的法律职业道德规范来维持，但是在职业道德规范不足以调整律师与法官的非正常关系行为时，就要依靠一定的制度去约束律师与法官的非正常关系行为。笔者认为，建立一种“律师与法官非正常关系的惩罚制度”是不够的，关键是要形成一套使“惩罚制度”能执行下去的有效机制。对于那些违法进行交易的法官与律师，要加大其“建立非正常关系”的成本，使其不敢形成两者的非正常关系；在建立律师与法官惩罚制度的同时，也应考虑建立“律师与法官良性关系的激励机制”，使那些公正、诚信、博学、正义的律师和法官，因此而获得更大的利益。

2、法院应进行体制创新，律师事务所要完善产权制度。

法院的体制创新的重点是，法官制度的改革；法官制度的改革重点在于八个字：“选人用人、能上能下”，一定要在着八个字上进性创新。其中，前四个字的重点是“用人”，后四个字的重点是“能下。”同时，要建立法官与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执业禁止”制度，通常情况应禁止法官转行从事律师职业。“不提倡法

官转行当律师，或者在背后做中介，因为这对司法公正将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也将对其他律师形成不公平的竞争，不符合司法的运行规律。”1

4律师事务所要完善产权制度。没有完善产权的经济是一个不讲信用的经济。因为产权制度就是使人们有一个稳定的、长期的、预期的制度。我国很多的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并没有把其他非合伙人视为是一个团队的伙伴，仅仅把他们看作是一种聘用关系。这就使得聘用律师的预期极不稳定，结果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奇怪的积极性去追求短期利益，今天他违法向法官行贿，他并不担心明天会失去“饭碗”。反而，行贿法官可能赢得案子，赢得案子就有“收益”。有的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人手一本发票，在分摊了房租、水电费后全部装入个人腰包。所以，律师事务所一定要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使律师在一个稳定的、长期的、预期的利益驱动下执业。

3、建立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公示制度。

有关部门能否考虑利用“中国律师网”与“人民法院网”现有的技术平台，建立一个技术先进、功能完善、运用灵活的“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公示网”。凡是涉及律师在执业中贿赂法官、法官私自单方面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师，以及法官为当事人推荐、介绍律师作为其代理人、辩护人等行为的数据都可按照有关规定纳入“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公示网”数据库，逐步建立“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公示制度”。当然，建立此类公示制度，一定要研究界定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数据公开的范围、程序和时限等；同时还要认真研究界定法官与律师的个人隐私等，在公布这类数据的时候不能侵犯法官与律师的正当、合法权益。除此之外，还应设置有关制度，严惩提供虚假信息和数据的行为人。1

5期望以上建议能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并能够予以采纳。我可以肯定地讲：这是来自社会的呼声，人们都在期待着，让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永远在阳光下生存与发展。

注释：张文显 《法理学》305页 高等教出版社 2003年。刘作翔 《利益冲突的几个伦理问题》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二期。王海明 《伦理学原理》66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陈兴良 《法官的护法使命》 人民法院报 2000年04月15日。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三联1990年。培根《论法律》，见何新译《培根人生论》216页、220页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参见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则》5•4律师的职业独立。转引自青锋著:《美国律师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69页。(法)色何勒———皮埃尔•拉格特、(英)帕特里克、拉登著、陈庚生等译:《西欧国家的律师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参见日本《律师法》。张绍明 《律师为何要行贿法官》 载《律师与法制》杂志2004年第8期。王春晖 《中国律师应打造信用品牌》载 《中国律师》杂志 2002年 第10期。沈宗灵 《法理学》 237页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

14肖扬 选自“中国法院网” 2004年6月3日。王春晖 《建立“信用中国律师”的几点建议》载2002年《律师与法制》第9期。

作者简介：王春晖 教授，法学博士、营销学博士；中国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访问学者

工程法律与伦理 篇2

1 隐性采访的法律界限

在我国,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电视节目秉持“舆论监督,群众喉舌”的宗旨,利用深度新闻报道的手段来对我国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违法事实予以揭露,也正是由于揭露行为的敏感性,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会采取隐性采访的方式,并通过这样的方式向电视观众提供了大量具有社会意义的新闻报道。这一方面促进了我国舆论监督水平的提升,而另一方面,从中央记者到地方电视频道记者,对于采取乔装打扮、暗访录像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方式趋之若鹜,其中一部分新闻工作者由于自身或客观各种原因的操作不当,导致隐性采访侵权事件屡有发生,给新闻媒体造成恶劣影响甚至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对这种现象必须加以重视。隐性采访中常涉及道德法律界限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1 国家安全问题

媒体是展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渠道,同时也存在着更高的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欧美多国的情报机构均从新闻媒体发布的信息当中了解一个国家的情报机密。泄露国家秘密的原因主要有业务部门审核不严格、拟定的新闻稿没有保护国际秘密、秘密文件被改变并公开发表。在世界新闻史上,记者通过隐性采访方式获取国家机密并造成泄露的案件并不多见,但一旦发生后果严重,作为新闻记者,必须要坚守国家秘密安全,避免隐性采访不当造成国家安全机密的泄露。

1.2 法人的商业安全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机密的在商业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是我国法律保护的客体。目前,新闻记者涉及的法人商业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商业贪污受贿、权钱交易、非法经营等违法行为,这种站在公众角度上对公司的舆论监督是合法的,大多数情况不存在泄漏商业机密的法律纠纷,但这种隐性采访也会与商业机密出现某种情况下的冲突,一些记者在对企业进行隐性采访时,可能将公司档案、文件以及人力资源情况等本属于企业合法的机密与非法行为一起曝光,造成社会不良影响。

1.3 公民的名誉权和隐私权

由于记者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伪装成另一个身份,至少是部分地隐藏了自身真实身份,使受访对象放松警惕,进而更容易获得公民的个人隐私,擅自披露这些以非真实身份而获取的公民隐私会侵犯公民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干扰他人私生活的同时也违反了我国法律。

1.4 未成年人权益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四章第三十条中规定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个人隐私。第五章第四十二条当中也有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公开出版物、影视节目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姓名、照片、住所以及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资料。根据以上法律条款的规定,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严令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隐性采访并公开播放。

2 隐性采访涉及的伦理原则

2.1 违反诚信原则

单纯从道德角度而言,记者由于采访的需要而将自身原有身份隐藏起来,伪装成其他身份进入采访的领域,受访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记者建立起一种伪装的人际关系从而得到采访内容,对于受采访者而言从道德上是一种伤害。

2.2 非正常诱导行为

记者在隐形采访的过程当中,往往会根据采访需求点而对受访者进行一定程度的诱导,个别记者为了得到更有卖点的独家新闻而对于受访者进行非正常诱导,并且在后期对采访视频进行不合理剪辑,这一行为是有违道德伦理的。

2.3 非正常策划新闻

新闻机构的本职工作是真实地报道新闻,而有些新闻机构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会采取非正常的手段“策划”新闻而不是“报道”新闻,其中产生的社会舆论和轰动效应表明非正常策划新闻也是一种触犯伦理道德的行为。

3 隐性采访中应遵循的原则

3.1 严格守法

作为我国的公民,所有活动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在隐性采访中的记者更应当严守法律红线,不能以非法手段获取不发新闻或泄露国家机密,否则会受到法律相应的制裁。

3.2 坚持公共利益

采访的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的公众利益,同时也是新闻媒体与记者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一旦采访的内容站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角度上,并且非隐性采访不能获取,则可选择采用;相反,采访内容违反公共利益就没有必要进行隐性采访。

3.3 坚持客观原则

隐性采访当中,记者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大多是为了披露社会上的违法违纪行为,隐形采访过程中阻碍和困难固然存在,要深入事件进行调查的难度更大。

摘要：隐性采访是一种特殊的采访方式,目的是完成公开采访难以或无法完成的任务,但也由于采访的特殊性,其中往往涉及到法律界限与伦理原则问题,成为社会中热点问题。本文从隐性采访的法律界限与伦理原则两方面入手,分析隐性采访应遵循的法律底线和伦理原则,要求新闻记者在采访中必须坚守法律和职业道德底线。

工程法律与伦理 篇3

在器官移植方面，我国是世界上管理最严格的国家之一。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指出，“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让人记忆犹新的是，2007年底《广州日报》等媒体曾经报道过湖南常德市的两名尿毒症患者，急需移植肾脏挽救生命，但各自亲人都未能与其配型成功。一次偶然机会让两家意外发现，两家各自肾源提供者恰恰能与对方进行匹配。但是，按规定，非血缘和家庭关系的活体器官供应，不能进行。2007年12月27日，手术被广州医学院附二医院伦理委员会以8：1的票数否决。

2008年1月7日，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却为两名患者实施了交叉换肾手术并取得圆满成功。然而这场救命手术却引起了卫生界、法律界的广泛争议，众多媒体纷纷关注、争相报道……

6月18日清晨，海口市白水塘，一场小雨刚刚下过，空气异常清新。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大楼被透过云层的阳光暖暖地包围着。

5个月前的一场两个家庭之间的交叉换肾手术让这家医院成为了国内议论的焦点。而近日卫生部做出的“两个患者家庭之间交叉供肾是合法的”决定，则为这场争议画上了句号，让需要进行肾移植手术的病人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这是一次生命权利的进步，更是一次社会的进步!”作为那场手术的主刀医生，海南农垦总局医院院长肖劲逐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对记者说起了当时的情景。

缘起：

一场手术引发争议

1月6日上午9时许，海口火车站，来自湖南常德的何志刚夫妇和表哥史道红，面容憔悴地从由广州直达海口的K407次旅客列车上走下，身后是同样来自常德的17岁女孩何一文及其父母。

何一文与39岁的何志刚都是尿毒症患者，2007年底，在急需进行肾脏移植手术挽救生命时，却不得不面对亲人们能够提供的肾源都未能配型成功的无奈。但是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却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受捐者何一文的血型是O型，其父亲何大兵(捐献者)的血型是A型；受捐者何志刚的血型是A型，其表哥史道红(捐献者)的血型是O型，如果能交叉互换一下，这是两个“绝配”。两个家庭欣喜若狂，就等医院实施手术了。但是，由9名专家组成的广医二医院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却以8：1的投票认为，交叉捐肾违法，应暂缓手术。

正在何一文和何志刚的生命被无情的病魔进一步吞噬的时候，2008年1月4日，他们接到了曾求助过的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的回复。肖劲逐院长在电话里说：“我看了有关资料，认为交叉捐肾并没有违反法律，你们不妨来海南。”

1月6日下午4时，农垦总局医院召开医学伦理委员会会议，包括医学伦理专家、海南医学院教授黄元华以及资深律师贾雯在内的13名委员一致认为交叉换肾手术可行。医院遂于1月7日实施了手术，并取得圆满成功。

但此后，随着广东省卫生厅一位领导的质疑和众多媒体的报道，这场救命手术引起了卫生界、法律界的广泛争议。而争议最大的则是这一手术的供捐对象是否符合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章第十条的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甚至有专家指出，交叉换肾手术建立在交换的前提下，一旦失败，将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一方索赔；二是收回向对方提供的肾脏；三是找医生算账。

让农垦总局医院感到欣慰的是，不仅手术成功了，而且还有许多专家表示支持，并认为交叉换肾是亲人间接的自愿无偿捐献，并不违背《移植条例》。

但是事态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海南交叉换肾手术是否合法，卫生行政部门将进行专题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进行处理。

一时间，手术成功的喜悦被笼上了一抹愁云。

手术：

惊心动魄中的平安

“面对患者绝望中的求助，我们一致认为生命是第一位的！”同样主刀了那场手术的张国庆医生自豪地对记者说，汶川大地震中，国家领导人发出“救人是第一要务”的命令，更让他们坚信当时做出的“生命第一”的选择没错。

张国庆，海南农垦总局医院泌尿外科、男性病专科、肾移植专科主任。回忆起1月7日的那场手术，他感慨万千。

“从1月6日医院召开的医学伦理委员会会议讲起吧。”张国庆仿佛又回到了那次紧张的讨论会上，“尽管最后是全票通过，但其间的争论也非常激烈。”他说，大家主要围绕两大方面进行了讨论。一是手术效果，这场两个家庭之间的换肾手术，实际上由四台手术构成，即何大兵和史道红的肾脏摘除术，和何一文与何志刚的肾脏移植术，一旦哪个环节出现纰漏，后果都不堪设想。再就是法律上的问题，即这起手术是否符合“有证据证明活体器官的接受人与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这一规定。

“但后来我们统一了思想。一致认为只要符合‘病人利益最大化、对公共利益无伤害、捐受双方充分知情并自愿捐受’等要求就完全合法。”张国庆眉宇间流露出一种自信。他说，在肖劲逐院长和黄元华教授以及贾雯律师的分析下，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们一致认为，此项手术更准确地讲，是“交叉用肾”，而非广东媒体最开始宣传的“交叉换肾”。即第一家的捐肾者捐肾给第一家的受捐者，第二家的捐肾者捐肾给第二家的受捐者，医院只是将使用者进行了交换。同时，依照《移植条例》与《宪法》、《民法》等“大法”相碰撞时“大法优先”原则，医院最终做出病人生存权优先的决定。

“当然，手术中的平等原则也是关键。”肖院长补充道，为了尽可能地实现医学伦理上的绝对公平，他们在安排手术时都是同步进行，即在进行何大兵和史道红的肾脏摘除术时，都是同步消毒、麻醉、取肾、洗肾，以防有一方突然反悔，导致手术的不公平。并均衡配备医护力量，使两个家庭享受平等的医疗服务。

“其实，压力最大的是肖院长。”医院肾移植专科护士长傅小莉说，如果手术失败，或是卫生部最终没有认可海南对《移植条例》的理解，那么肖劲逐无疑将被作为第一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我们国家的肾脏移植手术水平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水平，面对患者和家属无助的眼神，我只想尽可能地把最好的技术用在患者身上。”肖劲逐在医院办公楼二楼会议室里淡淡地对记者说。

调查：

卫生部出台文件认可

“卫生部调查组来后，当天就给我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肖院长回忆道，虽经院方多次挽留，但因经济紧张不愿再给医院添麻烦的何一文、何志刚一行还是在患者初步康复后，于1月14日出院返湘了。就在他们回湖南的第二天，由卫生部医政司领导、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专家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组成的卫生部调查组来医院进行了专项调查。

“调查组审查了所有的手术资料后，当晚就表态，虽然我们在公证等细节上还有所不足，但是我们在大原则、大方向上没有失误。”笑容再次不经意间浮上了肖劲逐的脸庞。

“不过，在卫生部没有最终出台文件肯定之前，我们也不敢再贸然行事了，甚至还把肾移植手术停了一段时间。”

“那一段，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医院外联部的王志刚告诉记者，手术后的一个月内，除了本地媒体，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香港大公报等也纷纷派出记者，对此次手术进行报道。不少职工也感到了压力。但是此时，社会舆论开始向海南农垦总局医院倾斜了。

“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表示关心。”肖院长说，包括来自我国最早的器官移植机构——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的曾凡军教授、曾拒绝此次手术的广医二医院的器官移植专家老陈，还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领导，都明确表示支持这次手术。而一项网络调查也显示：支持交叉换肾的占到95.25%，反对者仅占2.89%。

“最高兴的当然是听到卫生部的明确表态！”肖院长开始有些激动了。他介绍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6月13日在上海出席第三届中国移植运动会暨第二届中国器官捐献纪念日时，明确表示，5月份举行的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已作出决定，“两个患者家庭之间交叉供肾是合法的”，这个决定已成文下发给164家获准开展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

人性的进步 法律的进步

连日来，卫生部下文允许交叉换肾的消息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响，盛赞法规解释的人性化。但是这一切，似乎都不如已回到常德的何一文和何志刚的话来得直接。何一文说：“由于尿毒症的影响，我的左眼几乎失明，右眼也只有一点微光。如果换肾手术早点做，不拖那么久，我的眼睛可能也不会成这个样子。”而已能正常工作的何志刚则表示：“我觉得我们吃的苦还是蛮值得。想不到我们惊动了国家的法律，为后面的病人清除了障碍。”

当然，也有专家不无担心，怕如果随意许可交叉换肾，有可能给器官买卖提供可乘之机。对此，肖劲逐表示：“社会在进步，只要我们自己心中有杆秤，正确理解法律法规，将最好的技术给病人，就一定能做出最好的选择。”

对于网民盛赞海南交叉换肾是“人性的进步、法律的进步”的说法，肖劲逐有些动情地说：“只要是公正评价，我们都接受！当时我们只是站在患者第一、生命第一的立场上罢了。”他说，能借这个机遇促使国家相关部门对《移植条例》中不完善的地方、描述不准确的地方进行解释、修改，推进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那是求之不得的。

“其实我们肖院长也有点傻。”在将要结束采访的时候，肾移植专科的一位护士突然对记者说，“这次交叉换肾，相当于四台手术，不仅风险大，按正常来说至少要收15万元的医疗费，可是我们医院免这免那，只收了人家三万六，还倒贴一大笔！”

关于这个说法，记者在农垦总局医院的住院部结算单上找到了印证。

“生命远比金钱重要！我更关注的还是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肖劲逐转移了话题：“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难就难在供体严重匮乏。”

肖院长曾在国外进修，他说，在新加坡，法律规定，没有公开声明死后不愿捐献器官者，就自动被视为是捐献者，其遗体器官就会成为捐献器官。因此，新加坡的器官移植事业相当发达。而我国百姓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器官供体远远不能满足患者需求。

“在海南，仅等待肾脏供体的病人就达几百人，我们医院就有40名肾病患者在等。”肖院长说，在国外发达国家，由于人们的器官捐献意识较强，等待供体的患者往往在半年内就可配型成功，而在我国，等待时间基本在两年以上，而这期间，不仅患者的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还经常留下生命遗憾。

“捐献器官就是延续自己生命！”肖院长呼吁全社会都来支持器官移植事业。

（据《海南日报》）

法律职业伦理心得 篇4

如果没有了《交通法》，交通将会瘫痪，道路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无法出行;如果没有了《刑法》，人们的生命财产无法得到保障，社会治安混乱一片;如果没有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社会上将有很多残疾孩子被遗弃，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如果没有了《环境保护法》，地球上到处都是废弃物品，地球将变成一个大垃圾场，人类无法生存......可见法律是多么的重要，它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规范着我们的行为，保护着我们的生命、幸福生活和所有的一切。

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6岁的小男孩在被犯罪分子绑架后，机智地成功逃离后，及时拨打了110报警，危急时刻警车赶到，抓住了犯罪分子。他成功地用法律的武器保护了自己，使犯罪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是在我们身边也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而随意闯红灯，或者因酒后驾驶而将人撞死撞伤。这种知法而不守法的行为，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还有一些不良行为，比如同学之间因为一些小事而挥舞拳头，动用暴力;明明看到“请勿践踏草坪”的牌子，却视而不见仍旧走在上面;高年级的同学向低年级的同学索要财物…….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些坏习惯，古人曾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些不良行为如果不改正，就很可能会触犯法律。

克隆人的伦理、社会和法律的思考 篇5

摘要：克隆人技术及其应用问题引起了人类的无限遐想，也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激烈论争，这种论争又不仅仅是关于克隆人技术这一现代生命技术的具体论争，它有着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容，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存在的关系以及人类实践方式与人类存在的关系。本文就克隆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伦理问题和社会影响以及法律解决途径进行思考和探索。

关键词：两类克隆人技术，伦理问题，社会影响，法律途径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克隆”的概念。“克隆”是英语clone或cloning的音译。英文clone起源于希腊文klone,原意是用“嫩枝”或“插条”繁殖。“克隆”一词于1903年被引入园艺学，以后逐渐应用于植物学、动物学和医学等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3月关于克隆人的非正式声明中把cloning定义为遗传上同一的机体或细胞系的无性生殖。我国学术界通常将其译为无性生殖或无性繁殖。“克隆又称无性生殖细胞系或无性繁殖系，是一个细胞或个体以无性生殖方式重复分裂或繁殖所生的一群细胞或一群个体，在不发生突变的情况下，具有完全相同的遗传结构。”1

1997年2月24日在英国罗斯林研究所宣布克隆羊“多利”培育成功，随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震动，因为“多利”是人类首次利用体细胞成功克隆出的动物，它翻开了生物克隆史上崭新的一页，突破了利用胚胎细胞进行核移植的传统方式，使克隆技术进展实现了一次飞跃。从理论上讲，运用克隆技术生殖人的技术过程，与克隆“多利”羊的技术过程基本相同。不过，如果将这个克隆人技术过程进一步细分，则会进一步区分为生殖性克隆和非生殖性克隆（又称之为治疗性克隆）两类。这两种技术类型的区别在于：是否以婴儿出生为目的的技术，它们引起的伦理问题事实上完全不同。国际社会对可能出现的克隆人表现出空前的谨慎态度，从联合国到各国政府都针对这一问题表明了严肃而又鲜明的立场——禁止克隆人。然而，随着几位“克隆狂人”关于正在或已经实施了生殖性克隆人实验的言论出台，人们又一次陷入了空前的恐慌与激烈的争论。伦理学界关于 1杜治政主编：《中国医学伦理学大词典》词条“克隆”，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克隆人问题的论争也一直非常激烈：“在今天的伦理学领域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像克隆人问题那样引发了如此强烈的社会震撼、如此巨大的观念分歧、如此激烈的学术论战。”2引克隆人问题所引发的种种伦理论争与焦虑，既有微观方面的，也有宏观方面的。

克隆人问题的实质是人类将按照自己的意愿“制造”人，克隆人将彻底成为人类自已的对象物，人(Human)将不再是人(Person)。未来某一天如果克隆人“出生”，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人是什么”的难题——人到底是有着与生俱来的尊严的自然生命体，还是一堆由人工“设计生产”的有特殊基因标签的碳水化合物?在人类现有的理性思维限度内，克隆人就像人类理性与反理性的一个“临界点”。“临界点”的一边是人类理性的全部内容与价值，因为人类理性是人之存在的终极根据，它守护着人类的绝对价值——“人是目的”；如果越过这个临界点，人类的终极价值将顿时消解，人类的理性也将彻底走向它的反面甚至崩解。在克隆人问题上，人类理性的空前困局集中表现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尖锐对峙。一方面，克隆技术集中体现了人类工具理性的最新最高成果之一；另一方面，人们对克隆人必将引发的种种道义问题的关切则主要体现了对人类价值理性的坚持。以往人类工具理性所涉及的都是在“人是目的”这一人类绝对价值命令统摄下的领域，并没有危及到人类的终极存在；而克隆人技术的实质就是要突破这一人类价值底线——以人工方式“制造人”!人类的价值理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人类到底能对自身做什么”的问题第一次拷问着人类的理性。

目前有关克隆人的伦理论争，集中反映了人们在价值立场上的功利与道义辩难。人们主张克隆人的绝大部分理由都是功利主义的，或者说至少具有功利主义底色的，如主张克隆人是要孩子的唯一偏好的选择，克隆人是要避免产生出一个患有严重遗传病的孩子，克隆人是为了提供器官用作移植等，这些主张大肆宣扬克隆人可能产生的医学和科学功能、社会效用和经济效益，无不渗透着功利主义的魔力。诚然，如果纯粹出于功利性的考量，这些主张并不是不可接受的，甚至是有着广阔的前景的，但是，我们再深入考察这主张背后的动机就会发现。它们从根本上指向同一个问题——把“人”(如果克隆人也是人的话)彻底地工具化。2如2001年8月19日，美国科学家扎沃斯和意大利医生安蒂诺里宣布将在一两年内克隆出人类胚胎并将为200名妇女植入克隆胚胎；同年11月25日，美国先进细胞技术公司(ACT)宣布已经用克隆技术培育出人类早期胚胎，其被视为复制人类的第一步。相对应的，人们反对克隆人的理由除了功利性的考量外，更主要地集中于道义方面的忧虑，当然国外还有出于宗教立场的强烈反对意见从目前的争论看，真正构成反对克隆人牢固防线的是深层次的道义理由——人们倍感忧虑的是克隆人可能给人类造成人的尊严、自由、平等、人权等方面的人道灾难。在对克隆人问题的道义反思中，人们首先聚焦的是人的尊严问题。

尊严是不可替代的，只有人才具有尊严。康德指出，人的尊严来自于人作为“自在目的”的存在。克隆人是作为科学家、医生或其他人为实现某些目的的手段而被“制造”出来的具有人的一切生理构造与特征的生命体，不是作为“自在目的”的存在，其尊严必将受到严重的伤害甚至无情的践踏，同时克隆人的存在也将给人类的尊严带来不可避免的损害。一方面，克隆人损害的是克隆人个体的尊严，人的尊严有一个最基本的道义要求，那就是不受他人操纵，任何一个克隆人首先就是被人操纵的“产物”，因此其尊严必将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克隆人损害的也是整个人类的尊严——即人类尊严的完整性，在自然生育的人面前，克隆人在一定意义上成了“非我族类”，难免受到前者的歧视甚至敌视，人类的尊严将面临分裂的威胁。尊严问题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容不得半点含糊。此外，人们关于克隆人的道义反思还涉及人类平等、自由等权利的考量。人们担心，克隆人技术如果与“优生”思潮相结合，必将导致基因歧视泛滥，人类会因为基因的先天差异而分裂为三六九等，这将从根本上颠覆人人生而平等的人类价值观；人们还认识到，克隆人是背负着某些外在的使命“出生”的，其自由的基础在其“出生”前就已经被侵蚀，其自由权将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诚然，在克隆人问题上，功利主张(为了人们的幸福生活)也不是完全不正当的，但是功利不是自足的，不能忽略甚至无视道义的考量；道义反思是必要的，在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的尊严面前，再审慎的态度也是合理的。毫无疑问，对人道底线的持守是人类的当然之责。

人们关于克隆人问题的伦理争论，还集中反映在科学自由与人道责任的相容性问题上。自从科学成为人类活动的一个同定领域以来，科学自由与人道责任就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原则范畴。诚然，科学研究是需要自由的，自由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并不是科学研究的全部条件。从人类的科学发展历程观之，科学自由的主要对立面是政治专制、宗教迫害和思想霸权。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为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迷恋与对人道责任的淡忘而敲响了警钟。著名的科学史专家萨顿(G．Sarton)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德国一些科技专家二战期间行为的考察，提出了一个尖锐而深刻的问题：“人性的这样一种完全堕落怎么会发生在这个最文明时代里一个最文明的国家里呢?”他分析后指出：“这些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技术迷恋症’的受害者。”3乱人类的历史多次验证了一个基本的道理——“技术既是人类自身的力量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4在克隆人问题上，科学自由与人道责任似乎到了水火不能容的地步。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放纵科学的自由，可能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因此必须以人道责任来引导、规约科学研究。纵使有个别科学家和医生执意抛却人道责任，欲打着科学自由的大旗偏执地进行生殖性克隆人实验，然而绝大多数负责任的政府和科学家都是坚持人道责任高于科学自由的原则，谨慎地对待克隆人的研究。

我国政府虽明确表明不赞成、不允许、不支持、不接受生殖性克隆人试验，但支持治疗性克隆研究。2005年3月8日第59届联合国大会批准《联合国关于人的克隆宣言》时，中国投反对票。在法律委员会表决中中国代表苏伟在解释中国投反对票的原因时表示：生殖性克隆人违反人类繁衍的自然法则，损害人类作为自然的人的尊严，引起严重的道德、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中国政府积极支持制定一项国际公约，禁止生殖性克隆人。但是，治疗性克隆研究与生殖性克隆有着本质的不同，治疗性克隆对于挽救人类生命，增进人类身体健康有着广阔前景和深厚潜力，如把握得当，可以造福人类。中方反对将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我们认为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是可以区分的，而在这次通过的联大宣言中却没有将这两种克隆区分开，表述非常含糊不清，提到的禁止范围可能会被误解为也涵盖治疗性克隆研究，这是中方所不能接受的。”5美国在联合国的立场认为，如果允许治疗性克隆，可能会导致滑坡效应，从而助长生殖性克隆的实现。这种担忧不无道理。正如德国教育和科研部部长布尔曼女士在德国柏林举行的以“生物医学研究和生殖中的克隆技术”为题的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所说：目前对克隆技术不同的科研方法和目标的定义还不是很明确，生殖性克隆研究与 34沈铭贤，科技伦理与两种文化【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M】，裴程，译。5马宁《联大通过关于人的克隆宣言，中国代表解释投反对票原因》 医疗性克隆研究之间的暖昧关系难以界定，恐怕才是专家们最为头疼的问题。以医治疾患为目的而对人类胚胎进行克隆和以生殖为目的而使克隆胚胎最终成为一个降临人世的生命，两者之间隔着的不过是一张薄薄的纸而已。6因此，我国以“禁止生殖性克隆人、支持治疗性克隆”的立法指导思想必然面临着如何有效管制治疗性克隆研究的挑战，而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所出台的现行克隆人立法的合宪性也面临严重问题，有违法律保留原则和有悖比例原则。而完善克隆人的相关立法，以实现克隆人立法的宪法规制便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工程法律与伦理 篇6

一、选择题（共10题，每题3分）

1.依据《担保法》，只能由合同当事人本人提供担保的担保方式是（D）。

A.保证

B.抵押

C.质押

D.定金

2.某建筑工程，业主投保了建筑工程一切险。工程竣工移交后，在合同约定保险期限内发生地震，造成部分建筑物损坏，业主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则应由（B）。

A.保险公司承担全部损失 B.保险公司承担除外责任以外的全部损失C.业主自行承担全部损失 D.业主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担损失

3.合同公证与鉴证的相同点是（C）。

A.目的、法律效力、原则 B.范围、性质、目的 C.目的、原则、内容 D.法律效力、目的、性质

4.经发包人同意后，承包人可以将部分工程的施工分包给分包人完成。该条款所依据的法律基础是《合同法》中有关（C）的规定。

A.债权转让

B.债务承担

C.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

D.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 5.合同解除后，合同中的（A）条款仍然有效。

A.结算和清理

B.仲裁和诉讼

C.结算、清理、违约

D.结算、仲裁、违约 6.依据FIDIC施工合同条件，工程师颁发的工程接收证书表明（A）。

A.工程照管责任移交 B.承包合同的全部义务已完成

C.缺陷通知期开始 D.可以办理竣工结算

7.某施工项目保修期内，发现存在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则修复方案应当由（B）提出。

A.发包人 B.设计单位

C.承包人 D.监理单位

8.按照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规定，施工合同终止的条件是（C）。

A.工程验收通过 B.承包人送交了竣工验收报告

C.办理完移交工程手续 D.发包人支付了竣工结算款

9.合同当事人之间出现合同纠纷，要求仲裁机构仲裁，仲裁机构受理仲裁的前提是当事人提交（B）。

A.合同公证书 B.仲裁协议书

C.履约保函 D.合同担保书

10.某建设项目的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为1000万元人民币，在施工中需要采用专有技术，该施工项目（D）方式发包。

A.应该采用公开招标 B.应该采用邀请招标

C.应该采用议标 D.可以采用直接委托

二、多项选择题（共5题，每题5分）

1.合同无效的法律责任形式有（ABCD）

A.返还财产

B.赔偿损失 C.收归国家所有

D.返还第三人2.合同全面履行包括（ABCD）

A.履行的主体要正确

B.履行的地点要正确 C.履行的方式要正确

D.履行的期限要正确 3.合同担保的方式有（ABCD）

A.保证

B.抵押 C.质押

D.留置 4.JCT合同系列包括（ABCD）

A.单价合同

B.小型工程合同 C.固定总价合同

D.总包标准合同

5.国际工程施工合同争议解决方法有（ABCD）

A.协商

B.仲裁 C.诉讼

D.调解 6.合同的形式有（ABCD）

A.书面

B.口头 C.电报

D.传真 7.合同终止的原因包括（ABCD）

A.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

B.债务相互抵消

C.债权人免除债务

D.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 8.保证合同的特点（ABC）

A.诺成合同 B.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不对等

C.具有从属性 D.保证人和主合同的当事人可以是同一人 9.工程设计资质分为（ACD）

A.工程设计综合资质 B.工程勘察专业资质 C.工程设计行业资质 D.工程设计专项资质 10.工程合同文件一般包括（BCD）

A.合同书及其附件 B.中标通知书 C.合同专用条款 D.图纸

三、简答题（共2题，每题10分）

1有效的合同是否一定能够取得工程款？

答：有效的合同不一定能够取得工程款，这取决于工程的质量，合同有效但工程质量不合格的，工程能够修复的进行修复，修复后符合质量要求的，发包方应支付工程款，工程不能修复的不能取得工程价款。以上两个问题反映建设工程合同的效力服从于质量要求即质量至上原则

2、建设工程合同的哪些情况会导致合同无效 ？

答：合同法 第 52 条规定了无效合同的五种情形，(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建设工程的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对建设工程施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作了特别规定：

（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

（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四)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的

3、工程未经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承包人是否可对质量一概不负责任？

答：最高院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承包人应在合理的使用寿命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及主体结构存在的质量问题承担责任。合理的使用期限根据设计规范确定。大型建筑为一百年以上，普通的民用建筑五十年，次要的一般建筑为二十五年

4、哪些情况下工期可以顺延？

答：

1、发包人未按专用条款约定提供图纸及开工条件；

2、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进度款、工程款致使施工不能正常进行；

3、工程师未按合同约定办理批准手续等致使工程不能正常进行的；

4、因设计变更而工程量增加；

5、一周内因非承包人原因造成工程停工，停工待机时间超过八小时的；

6、不可抗力；

7、其他情况

四、案例分析（25分）

1.甲公司与乙工厂洽商成立一个新公司，双方草签了合同，甲公司要将合同带回本部加盖公章，临行前，甲公司法定代表人提出，乙工厂须先征用土地并培训工人后甲公司方能在合同上盖章，乙工厂出资1000万元征用土地培训工人，征地和培训工人将近完成时，甲公司提出因市场行情变化，无力出资设立新公司，要求终止与乙工厂的合作。乙工厂遂起诉到法院。请问：

(1)甲公司与乙工厂之间的合同是否成立，为什么?(2)甲公司应承担什么责任，为什么?(3)乙工厂能否要求甲公司赔偿1000万元的损失?为什么?

答案：(1)合同未成立。因甲公司未加盖公章。

(2)缔约过失责任。因为发生在合同订立过程中。

工程法律与伦理 篇7

在我国,关于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法律规制研究甚少,仅有相应的伦理指导准则,且存在较多不足,并不能有效解决该技术带来的伦理难题和该技术滥用的问题。必须完善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中的伦理准则,并在伦理准则的指导下制定相应的法律监管政策,以此来规范该项科学研究的发展和应用。

1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准则

1.1 应遵循的伦理准则

伦理准则对生命科学的发展起支撑和制约作用, 科学、 统一、 有利于医学和社会发展进步的伦理准则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健康、 规范的发展十分重要,现今社会评价与科学技术有关行为的伦理准则框架主要有:不伤害(Non-maleficence)、尊重(Respect)、有益(Beneficence)、公正(Justice)以及必需性(Necessity)等,这些基本原则体现了人类及其社会的本性、价值和尊严,对于人类胚胎肝细胞的研究也同样适用。目前,世界各国针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还没有统一、细化的伦理准则。总体上,它在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指导之下进行。

1.1.1 知情同意原则

尊重患者的个人权利是基本伦理原则之一,知情同意是尊重受试者个人权利的体现方式。目前,我国实行知情同意的过程存在问题较多,主要是受到我国特殊的国情、患者文化素质、医者与患者法律意识的影响。如:告知受试者的信息不够全面、真实,不规范的口头知情同意,缺乏补偿机制,研究人员的法律意识不强,临床试验技术人员在试验的过程中常常较注重试验的设计、方法、过程及其他技术性问题,而忽视对受试者的法律保护。[1]因此, 对于人类干细胞的研究与应用,知情同意是应遵守的重要原则。

1.1.2 避免浪费原则

供研究用的胚胎及干细胞都是通过采取复制技术取得的,剩余胚胎最终是被毁灭。而同时科学与医学又渴求取得干细胞,胚胎的来源是珍贵的,通过制定避免浪费原则,可以允许合法利用剩余胚胎,从中提取干细胞,不仅避免浪费,而且可以减少捐赠者及道德风险。

1.1.3 保护隐私原则

在人类干细胞的研究、临床应用中,保护隐私原则是指不论是配子或胚胎捐赠者的身份还是个人资料都应该完全保密。由于为了保障干细胞受赠病人的安全, 干细胞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必须具有身份上的可追溯性,导致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知晓有关病人的私人资料,这对捐赠者的隐私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此, 制定相关隐私保护原则时应协调好干细胞捐赠者、受赠者的隐私与人类干细胞研究、临床应用的需要之间的关系。

1.2 我国现有的伦理指导原则存在的问题

为规范干细胞研究中潜在的诸多伦理问题,2001年,我国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委员会以及法律、社会问题研究专家起草了《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规则》(建议稿),对我国科学家开展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这些伦理准则构成了评价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问题的框架。2003年12月,我国科技部和卫生部出台了《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原则》),但该《指导原则》缺乏实施细则,且未充分考虑到有关的伦理分歧,在具体的审查上没有建立科学、客观、合理的标准化操作规程,尚不能有效地按照国际规范的要求进行审查,因而操作性不强。此外, 《指导原则》中仅规定了用于研究的人胚胎干细胞的获得方式,关于胚胎干细胞来源合法性的规范等还缺乏更进一步的细化。

2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监管的必要性

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和应用主要在于探究胚胎干细胞全能分化性和自我繁殖性的生物原理,用于治疗疾病或损伤,不可避免涉及到胚胎干细胞来源、人类胚胎的地位、克隆等一系列的伦理问题。而且,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需要对人类胚胎进行操作,对生物系统的操作异于物理、化学实验 ,无法保证其绝对安全和达到理想的纠正效果。鉴于基因调控和表达的复杂性,某些方面也无法保证对实验客体或后代不造成伤害,如:(1)原来处于休眠状态的原癌基因被激活、肿瘤抑制基因失活、细胞DNA修复系统被干扰;(2)通过病毒等载体将外源基因携带入人体,干扰人体正常基因的活动;(3)外源基因使宿主细胞的基因发生有害突变,使肿瘤发生的危险性增大,并在患者身上引发难以预料的并发症等。[2]这种科学研究如不能尽量预防和降低风险,增强治疗的安全性,一旦给后代造成伤害,这种伤害将遗传下去,而且不可逆转,将对人类产生永久性的、大范围的影响。因此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和应用必须严格管理和采取审慎态度,以尽可能降低技术风险,用科学研究成果为人类造福。

3 法律监管政策研究

由于人类干细胞的研究涉及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大部分的西方国家都通过立法强制监管,并且设立相关的机关执行一套详尽与完善的监管程序。不同的国家、以及在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内(如中国、美国等)的不同群体, 由于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的差异,对胚胎干细胞研究和应用都会有不同的监管立场。国际对于人类胚胎干细胞管理的新发展,趋于“二元结构”,即公共管理主体的二元化:政府和社会自治型组织成为干细胞研究国家治理的主体,共同解决面临的生命伦理问题以及社会和法律问题。

3.1 制定严格的监管法规

美国在1981年颁布了联邦法律21CFR Part 56来规范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后经1999年和2001年两度修改。该法律明确规定了伦理审查委员会(IRB)的组织与成员要求、功能和审查程序,文件的保存,以及对违反法律规定的IRB采取的行政措施等,成为美国伦理审查委员会监管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据也奠定了监管机制的法治基础。除了21CFR Part 56以外,与伦理审查委员会相关的主要法律还包括: 21CFR Part 50 (人体受试者的保护),Part 312 (研究性新药申请)和Part 812 (研究性设备免除审查规定)等,从不同层面为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指导规范。[3]

澳大利亚也在2002年通过“涉及人类胚胎研究法”和“人类克隆法”;加拿大政府在2004通过Bill C-6“辅助人工生育与相关科技法”,同时政府还通过由三个联邦政府的机构共同参予成立一个暂时性的“干细胞监管委员会”(Stem Cell Oversight Committee)执行法律,因为Bill C-6在制定法律之余,还包括成立一个独立于联邦卫生局的法定联邦机构:“人类辅助生育局”(AHRAC)全权监管人类辅助生育,包括胚胎与干细胞研究。

我国应积极完善伦理原则,并在国际认可的伦理框架内制定相关法律。

首先: 应补充完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中 “胚胎干细胞来源”部分,不仅要求规范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还要求用于研究的胚胎干细胞来源合法。

2003年科学技术部和卫生部联合颁发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规定,用于研究的人胚胎干细胞只能通过下列方式获得:“(1)体外受精时多余的配子或囊胚;(2)自然或自愿选择流产的胎儿细胞;(3)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所获得的囊胚和单性分裂囊胚;(4)自愿捐献的生殖细胞。”并且规定,在研究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1)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2)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它动物的生殖系统;(3)不得将人的生殖细胞与其他物种的生殖细胞结合。”以上对胚胎干细胞来源作了初步的规定,缺少对进一步操作的规范细则。鉴于胚胎干细胞来源于人体,具有发展为生命的潜力,具有一定的内在价值,对其研究应遵循伦理原则中“不伤害人”和“尊严”原则,因此,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胚胎干细胞来源进行进一步规范: (1) “冷冻的多余胚胎”可以作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主要来源,但研究者不可过度依赖多余胚胎,更不可滥用此类胚胎。(2) 研究中不可因需要流产的胎儿,而让一个妇女怀孕且研究中涉及到“流产胎儿”时,应遵循基本的伦理准则并接受审查,要获得孕妇或家庭的知情同意。(3)对于“自愿捐献卵子”这种来源方式,需经伦理委员会的严格审查,保证干细胞株的质量,并应提醒捐卵者可能的并发症,确保其完全的知情同意,防止对捐卵者的胁迫、引诱和造成潜在的身心伤害。

其次,应当尽快制定统一的人体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规范,使伦理审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以WHO及其他国际组织的相关监查规范为指导,结合国内实际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伦理审查监管的基本指导规范,建立注册备案、全面定期审查、随机抽查、问题整改、违规惩处、教育培训等一系列制度,使整个伦理审查监管纳入规范化的管理体制。[4]

3.2 建立有效的责任监管机构

一些西方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欧洲联盟、澳大利亚,以及亚洲的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都为了人类干细胞的研究特别通过法案监管。例如,澳大利亚在2002年通过了《涉及人类胚胎研究法》和《人类克隆法》;加拿大政府通过三个联邦政府机构的共同参与成立了一个暂时性的“干细胞监管委员会”来执行相关法律。在管理及监督管方面经验较丰富、制度较完善的是英国,形成了一个中央统一、综合监管的机制,可以为我国所借鉴。

英国在监管使用人类胚胎干细胞,胚胎克隆技术等技术时,主要通过三重机构来运作,它们分别是“人类人工受精和胚胎管理局”(英文简称HFEA)、 “英国伦理委员会局”(UKECA) 、“英国国家干细胞库”(UKSCB)。在实际操作时,这三重机构是相互联系,重叠运作的。[5] HFEA是英国国会在1990年成立的一个法定机构,负责审核与批准全国所有胚胎的产生和应用。其职责主要包括:监管并审核研究胚胎发育成长、利用胚胎研究增进有关疾病知识的科研项目等,以及审核“体外受精与胚胎转殖”等辅助生育的申请,并包括审核利用“核转移”技术专门为分离干细胞而产生胚胎的研究项目等。UKECA则负责监督干细胞或干细胞衍生的医疗药品在病患者身上的研究与测试,监督进行临床测试的研究人员严格遵守并执行有关的法规等。UKSCB集中存放全国的干细胞株,确保所有干细胞株的来源符合伦理和法律标准及人类干细胞隐名捐献者与受赠者之间的可追溯性,保证捐赠双方的健康安全。

我国可以采用中央统一监管和各部门配合管理的监管模式,有效避免由于监查人员与研究机构存在各类利益联系而产生的监查结果的不公正性。应在中央设立由国务院授权中国科学院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和应用进行统一监督。由卫生厅、科技厅等专门的行政主管部门形成第二层的监管部门对技术的实施进行具体的监督。[6]由司法部和科研部召集医生、哲学家、生物学家、法学家、宗教代表组成研究性的“科研伦理委员会(局)”小组, 作为第三层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督临床研究,监督干细胞或干细胞衍生的医疗药品在病患者身上的研究与测试,监督研究人员严格遵守并执行有关的法规等。

3.3 完善我国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审查机制

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是把双刃剑,在支持该研究的同时,必须遵循严格的伦理规范,任何涉及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及成果的应用都要经过严格的伦理评估和监督。当前我国伦理审查工作尚处起步阶段,整体运行仍欠规范,且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外部监管和其自身审查能力的提高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我国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监管体制相对滞后,也影响了研究工作的进行。应同时完善伦理审查委员会相关审查机制和对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监管体制。

第一,成立并完善伦理审查委员会。

在伦理审查机制方面,从批准开始直到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应对研究项目的伦理学及科学性进行综合审查与监督,并对所有批准的研究项目进行跟踪审查。当研究机构计划提取干细胞、通过细胞核转移技术克隆新的胚胎时,都应首先将科研计划交伦理审查委员会审议通过,委员会要考虑捐赠者和接受者的利益,避免对捐赠者的胁迫和引诱;研究者应在试验前用准确、清晰、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受试者如实告知研究目的、预期的益处和潜在的风险,受试者在充分知情和自愿的情况下在知情同意书(或胚胎捐献同意书)上签字。委员会要严格把关,确保受试者的完全知情同意,确保对受试者隐私的保护、充分考虑对受试者潜在的身心伤害,提醒接受者可能的并发症,防止研究者对受试者的胁迫、引诱,并保证干细胞株的质量。

第二,建立伦理委员会认证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医学研究中有受试者没有得到知情同意、承担不必要的风险甚至致死等侵犯伦理准则的不端行为发生,一些国家筹备建立了伦理委员会认证体系以对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程序,受试者的保护等方面进行监管。通过认证评估,研究机构可为受试者提供系统、全面的保护,展示其研究项目优质程度。我国也可借鉴其相应的做法。如:美国医学与研究公共责任组织、美国医学院协会、美国大学联合会、国际实验生物学协会、社会科学协会联盟五家组织建立了伦理审查委员会(IRB)认证体系,对推动IRB高质量、高水准的伦理审查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节省了政府对IRB运作监管的成本。[7]我国应改进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运作机制, 促进对临床试验的监管, 在推进各医疗与生物医学科研行业内部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自行评估活动, 并互相合作开展同行评估的基础上, 探索认证标准, 逐步建构我国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认证体系, 促进伦理审查委员会监管体系的成熟。

参考文献

[1]汪楠.关于建立我国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监管体系的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5):131

[2]李琼.浅析人类生殖细胞基因治疗的伦理学问题及对策[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7(2):44

[3]胡林英.对伦理审查委员会(IRB)监管体制的分析与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6(4):17

[4]郑兴东,姜北,医学科研伦理审查监管问题的思考[J].第二军医大学学报,2007(6):667

[5]许志伟.人类干细胞之伦理原则与监管政策[J].医学与哲学,2006(3):20-21

[6]杜珍媛.责任伦理视角下人类胚胎干细胞的法律构建[J].医学与哲学,2010(7):23

护理伦理、情感和法律观念三冲突 篇8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2.30.314

护理伦理学是研究护理工作者职业道德的一门学问。即运用一般伦理学的原则和规则来解决护理实践和护理学发展中人们相互之间关系、护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门科学。

情感，是人们对周围人和事物、对自身活动态度的内心体验和自然流露。护理道德情感是建立在护士对人的生命价值，人格和权利尊重的基础上，表现出对患者，对护理事业的热爱，属于道德情感。

在护理实践中，护理情感表现在：①同情感，对患者遭遇痛苦和不幸内心能够产生理解，同时给予道义和行动上的支持和帮助，把患者当亲人，爱患者胜过爱自己。②责任感，把挽救患者的生命、促进患者的康复视为自己的崇高职责，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沉浸在关怀患者的情感之中忘我工作。③事业感，是高层次的道德情感，把本职工作与发展护理事业紧紧地联系起来，把护理事业视为生命般重要。法律需要道德的支持，道德需要法律的辅佐。

护理伦理学与法学，两者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二者互相渗透，彼此互融；又相互作用，彼此补充，即护理道德为某些卫生法律的实施鸣锣开道，而卫生法律是护理道德的靠山。从而共同调节护患之间的关系。但是，也不能忽视护理伦理、情感、法律之间也存在着冲突。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某大医院护士小张，聪明、热情、乐于助人。一天，邻居大妈一早来敲门说老伴病了，昨天去医院看病后，是支气管炎，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可是老伴不想住院，于是医生就开了3天的抗生素在门诊治疗，但是两个人的年纪都大了，来回跑医院腿脚不方便，想到小张是医院的护士，又是邻居，便来求小张给打针。小张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之后她来到大妈家看了一下门诊病历，是头孢类抗生素静脉输液，而且昨天在门诊已经做过试敏，并且注射了1次，今天是第2次，便按照常规给老人打了针。但万万没有想到灾难就此临头了，上午9：00，小张接到大妈的电话，大妈哭着说，大爷在小张走后不久，感到胸闷气短，不舒服，但是大妈并没在意。又过了1小时，大爷突然面色青紫，浑身抽搐，大妈吓坏了，急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救护车将他们送进了医院，但是已经回天乏术。小张听后非常震惊也十分悲痛，但是更让她意外地是大妈竟然为此一纸诉状将小张告上了法庭，最后小张败诉，不仅被开除了公职，还终身吊销护士执照。

至此，人们不禁要问事情怎么会演变到如此地步。首先从伦理方面分析：本案中的小张违背了护理伦理中的自主原则和不伤害原则。自主原则是尊重患者自己做决定的原则，其前提是知情同意，也就是指患者被告知，在知道事情真相后，自愿同意或者应允给予某些检查、治疗手术或实验。不伤害原则是指诊治，护理过程中不使患者的身心受到损伤。凡是在医疗、护理上是必须的或者属于适应证范围的，按照规范和法规要求所实施的治疗、护理手段是符合不伤害原则的。导致小张这样结果的原因是：静脉输液本身就是一项需要严密观察的过程，因为此过程会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小张作为护士应该清楚在输液过程中一旦发生输液反应或迟发型过敏反应，患者若未得到及时处理，将会危及生命。但是小张在操作之前并没有向两位老人解释清楚，他们只想在家输液方便，不知道存在的风险。因此，小张没有做到知情同意，也没有留在现场观察，在这一前提下她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注定对患者是一种伤害。其次，从法律方面：《护士条例》中规定护士都是在一定的医疗卫生机构中执业，护士义务的履行需要医疗卫生机构直接进行监督。小张的执业范围是医院内，或者医疗机构授权的家庭病房、社区护理。因此，她要为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最后，从情感方面：此案中，大家最同情的就是小张，明明是助人为乐，尽力去帮助一对老人，为什么结果却是导致其家破人亡。难道真的是好人没好报吗？其实不然，多年来，护理模式由“生物醫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使护患关系产生技术关系和非技术关系两个方面。护患技术关系是指护士与患者在技术活动中的行为关系，如发药、注射、生活护理等。护患非技术关系是指护士与患者双方在社会、经济、公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在护理活动中形成的道德、利益、价值、法律等多种内容的关系。二者之间相互影响。本案中，小张由于没有遵循法律规范，擅自在医疗机构外执业，才酿成了悲剧，也伤害了自己。当然，情理上可以理解也被同情，但毕竟触犯了法律，没有挽回的余地。

随着护理和医疗事业的发展，护士患者双方的思想也发生着变化，为了避免护理伦理、情感、法律三者之间的冲突，减少护患纠纷，护士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加强“慎独精神”的培养。

“慎独”是指一个人在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自觉坚持道德观念，谨慎遵守道德原则。在护理工作中，对病情观察，巡视病房了解病情变化等护理工作，都依赖于护士的自觉性和责任心。护理操作中，对危重患者做到全力抢救；昏迷患者翻身、吸痰、口腔护理要严格遵守无菌技术，严格查对。药物使用安全有效，如：静脉输液青霉素应现用现配；甘露醇30分钟内用完；口服铁剂用吸管避免腐蚀牙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