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探究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公平性问题日益引起广泛关注。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众多，有微观层面利益分配机制不够完善的原因，也可能是宏观层面制度设计使然。现有文献主要从微观企业层面对上市公司分配制度展开研究。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梳理财政制度沿革历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地方财政分权程度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相关性展开分析。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地方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探究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地方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探究论文 篇1：

吉林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影响因素分析

DOI：10.16660/j.cnki.1674-098X.2106-5640-3119

摘 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要素，本文首先分析吉林省近年来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发展情况，再分析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哪些因素相关，并对吉林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相关因素建立基于Adaptive-LASSO回归分析模型，通过回归分析结果分析相关因素具体如何影响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最终从加大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优化资源配置和建立绩效考核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地方财政 科技投入 相关性 Adaptive-LASSO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of local finance in jilin province

SHAN Yi WANG Guihua

(Jili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Monitoring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Changchun， Jilin Province， 130000 China)

1 吉林省区域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现状分析

1.1 吉林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概况分析

2015—2019年来，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总体发展趋势不容乐观且不稳定。自2018年开始，增速为负增长且不断下滑。由图1可以看出，2019年吉林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为39.18亿元，同比上年减少4.67%，全国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共为5960.78亿元，吉林省在全国排名第25名。而2015—2019年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增幅总体波动性较大，2017年最大增长率为14.22%，而2018年出现“断崖式”下跌，较上年降低12.25个百分点，且5年平均增长率为-1.09%，这对于吉林省科技创新发展都有较大的影响。

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强度是指地财政科技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该指标主要反映地区科技投入方面努力的程度。由图2可以看出2015—2019年地方财政科技的投入与强度，这5年吉林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强度一直在1%左右，且呈现下降趋势，由2015年的1.29%到2019年的1%。

按地域分布如图3可知，中部地区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为13.28亿元，占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65%，为各地区科技投入最多的地区，西部地区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仅为1.59亿元，仅占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8%，仅为中部地区的1/10，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在地区间发展极为不平衡。

按支出类型划分(如图4)，2019年吉林省在基础研发方面投入较少，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共为12.62亿元，占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总额的32.2%，仅为总额的1/3。其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研究与开发分别占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总額的1.5%，8%和22.7%。其他科学技术支出达14.18亿元，而全省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为8.89亿元，表明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经费主要用于吉林省专项技术开发研究。值得关注的是，吉林省基础研究支出仅为0.6亿元，在专项基础科研方面的支出较为薄弱，因此在基础创新研究能力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财政科技支出中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科目主要是用于研究基本原理或获取新知识方面的支出，是科技活动中的初始性研究，也是整个社会科技创新的基础和源泉。由图5可知，2015—2019年，吉林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支出都处于较少的情况，且占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比例也较低，尤其在2017年地方财政科技投入高达46.84亿元，但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例却最低，仅为7.81%。由此可见，吉林省科技支出在基础和应用研究的支持力度还有待提高。

1.2 吉林省9市(州)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现状分析

由图6的2019年各地市(州)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可以看出，2019年吉林省9个地市(州)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共为20.24亿元，同比去年降低9.03个百分点。9个地市(州)大部分都比去年有所下降，松原市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增幅超过200%，主要来源于经开区扶持企业项目建设工作。吉林省9个地市(州)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发展不均衡，差异较为明显，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最多的为长春市，为11.29亿元，与投入最少的辽源市相差近50倍，这与省会城市推动地区科技发展有密切关系。

2019年吉林省9个地市(州)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强度如图7所示，除了通化市强度为1%，其他各市均低于1%。值得注意的是，白城市地处吉林省西部地区，其地方财政科技投入虽在全省排名较后位置，但较去年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有较大提高，并且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强度也接近1%，说明地方政府在科技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长春市虽然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在全省排名第一，但是其科技投入强度低于1%，排名第三，作为省会城市，科技资源方面在全省应较为突出，当地政府应考虑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

1.3 吉林省各县(区)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现状分析

2019年，吉林省地方财政纳入统计的共有69个区(县)，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共为14.96亿元，较上年增长39%。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强度仅为0.58%，基本与上年持平。如图8所示，吉林省有39个区(县)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在500万元以下，占全省总数近1/2。仅有5个区(县)地方财政科技投入超过5000万元。其中，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春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梅河口市和延吉市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均超过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长春二道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吉林经济开发区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强度均超过10%，分别为24.48%、10.09%和11.73%，其中主要包括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产业园及相机产业园注册资本的增加，使得该区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强度加大。而其他绝大部分县区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均低于1%，这也是导致吉林省各区(县)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强度低于1%的主要原因，因此应该引起当地财政和科技部门的重视。

2 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2.1 变量选择

本文以《吉林科技统计年鉴2020》和《吉林统计年鉴2020》数据为例，选取2010—2019年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国内专利授权量、教育支出、第二产业增加值和R&D经费支出作为变量。

2.2 相关性分析

应用皮尔森相关系数求解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国内专利授权量、教育支出、第二产业增加值和R&D经费支出5个指标的相关系数，如表1可以看出，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国内专利授权量、教育支出、第二产业增加值和R&D经费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分别为0.722、0.864、0.930和0.842，都呈现较强的相关性。

2.3 实证分析

2.3.1 Adaptive-LASSO方法变量选择

基于以上的研究分析，提出一种基于吉林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量化式优化方法。通过应用SPSS及R软件，应用基于Adaptive-LASSO[1]进行变量选择，得到吉林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回归方程，进一步来探究影响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相关因素。

如今，我国已有很多学者探究出对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产生影响的因素，普遍应用了最小二乘法来解决参数估计问题，将影响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诸多因素与其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但是应用此方法，往往对数据本身有依赖，可能会陷入局部最优解，由此会对相关结果产生一些偏差[2]。

多年来，随着统计的技术与方法不断更新迭代，对数据运用相关新的方法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更加准确的结果。本章运用基于Adaptive-LASSO[3-4]变量选择方法来研究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影响因素。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应用逐步回归法来选择剔除不相关变量，最后应用最小二乘法来对变量的参数进行估计。然而，两者的局限性在于得到的结果并不是全局最优。如果预测变量过多，在子集的选择上有着不可操作性。本文选用Adaptive-LASSO方法来探究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然后得到筛选出的变量建立回归方程。

LASSO[5]参数估计被定义如下：

(1)

LASSO方法虽然可以解决最小二乘法和逐步回归存在的局部最优解的不足之处，但也有其弊端。为此，Zou[6]提出了一种改进的LASSO方法，称为Adaptive-LASSO方法，定义如下[7]：

(2)

其中，权重，(γ>0)，j=1，2，...，p。

2.3.2 模型检验

利用R软件，应用Adaptive-LASSO方法进行变量选择[8]，结果如表2所示。由结果可以看出，国内专利授权量、教育支出和R&D经费系数为0，因此剔除了国内专利授权量、教育支出和R&D经费3个变量。下一步進行模型检验。

应用SPSS软件对变量选择结果进行检验，如表3和表4所示。

VIF为方差膨胀系数，若方差膨胀系数越大，一般规定超过10，则说明自变量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由表3可知，第二产业增加值VIF值为1，说明已消除多重共线性[9]。

R2为拟合优度，若R2越接近于1，则拟合效果越好。由表5可得，R2为0.864，所以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根据方差分析，F值也通过检验。由表6可知，检验残差的正态性，结果较好。

根据上节变量选择及模型结果，最后得到吉林省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回归方程为地方财政科技投入=0.017×第二产业增加值?24.658。说明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1个百分点，拉动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提高0.017%。

3 对策及建议

3.1 加大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努力实现地区均衡发展

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在整个科技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根据各地区产业发展优势，划分各地区功能类别，着重在重点产业制定相关策略，以此来提高各地区的科技投入力度，最终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3.2 基础研究领域较为薄弱，影响全省科技创新能力

发挥好地方政府为主导，中央政府为引导的作用，优化科技资源配置，要将有限的优化资源配置到高效率地区，且整合高校和企业的优势资源，在基础研究领域要充分开展科技研发，在应用研究领域要不断强化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从而提升吉林省在科技研发方面的能力。

3.3 优化资源配置比例，建立绩效评价体系

从地市层面上看，要考虑绝对资源按照适量比例增加以及地区资源配套协同发展，同时地方政府还应建立完善的科技投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考核各地区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从而进一步提高科技投入水平，最终提升地区科技创新发展水平。

4 结语

加大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对于提升吉林省科技创新能力起着关键的作用，国内专利授权量、教育支出、第二产业增加值和R&D经费对于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变化影响都较大，从而应用基于Adaptive-LASSO的变量选择的回归分析方法探索出影响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变量为第二产业增加值，因此为政府如何加大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做出相关建议，以促进吉林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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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艺 王桂华

地方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探究论文 篇2：

上市公司分配制度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公平性问题日益引起广泛关注。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众多，有微观层面利益分配机制不够完善的原因，也可能是宏观层面制度设计使然。现有文献主要从微观企业层面对上市公司分配制度展开研究。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梳理财政制度沿革历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地方财政分权程度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相关性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该地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越大;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薪酬设计受财政分权改革制度的影响更大;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宏观财政制度对微观企业薪酬分配的影响较低。

【关键词】 薪酬差距; 财政分权; 市场化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企业薪酬内部差距问题为社会热议，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领域薪酬高企现象引起广泛关注。为此，政府相继出台相关规定，限制部分公司高管薪金。本文认为，薪酬制度虽然属于企业内部利益分配与运营管理范畴，但仍将受到宏观经济制度的影响，财政分权制度便是重要因素之一。

1994年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以来，中央部分事权、财权逐步下放给地方政府，受制于同级政府间的竞争压力与政治晋升的主观动力，各级政府与辖区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官员与企业管理层积极寻求利益诉求共同点，比如通过积极干预地方企业经营提升财政收入，而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问题很可能采取“纵容”或“漠视”态度，导致地方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与辖区企业关系越密切，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就越大。此外，市场化程度是综合衡量政府与企业两权分离的指标，地方宏观环境市场化开放程度越高，薪酬制度的设计越公开透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越大。

本文对我国财政分权制度改革与地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地方财政分权程度越高，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某一地区市场化程度对薪酬差距存在一定的制约效应。本研究有助于决策制定部门从宏观视角客观评估财政分权改革的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财政分权领域的文献主要探究财政分权与宏观经济增长、引进外资、财政预算约束之间的关系。Francine和Lawrence(2003)[ 1 ]运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基于中国地域模式的联邦分权模型，以检验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政策同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关系。王文剑等(2007)[ 2 ]认为应使财政分权与放松市场管制形成“激励相容”。薪酬差距领域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Gabaix和Landier(2008)[ 3 ]以美国公司为样本构建了基于时间序列的高管薪酬均衡模型，以探讨个人才能、公司规模、财务因素等对高管薪酬增长的影响;George et al.(1990)[ 4 ]从公司特质、政府监管、激励机制等角度阐释了美国公司的薪酬溢价效应。吴联生等(2010)[ 5 ]结合公司股权性质和管理层薪酬强制披露的制度背景研究薪酬外部公平性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孙铮等(2005)[ 6 ]发现薪酬差距的扩大对个人和团队绩效均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现有文献集中从微观层面展开分析，而关注财政分权制度改革这一宏观因素对企业内部利益分配制度影响的文献并不多。本文从宏观视角切入，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地方财政分权程度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相关关系，同时考察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二者关系的制约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文献。

三、研究设计

(一)提出假设

财政分权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区分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地方政府对财政资源的控制力有所加强。地方政府官员出于考核压力，具有强烈的政绩需求动机，地方政府容易加大对当地主要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地方政府会通过财政拨款、资金扶持等手段支持地方企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内部利益分配政策。无论是哪条路径，财政分权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薪酬激励的传导机制，导致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断扩大。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该地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间的薪酬差距越大。

众所周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薪酬契约安排存在很大差异，分析薪酬契约问题，不能忽视产权性质对结论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国有企业同各级政府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一些国有企业高管原本就曾担任政府职务;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获取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支持方面更有优势，国有企业涉及利益分配决策更容易突破“制度条框”。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相比较而言，财政分权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内部更显著。

改革开放是一个双重分权的过程，即市场化进程导致资源配置决策分权和政府体系内部的不完全分权。市场化指数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的综合指标，因此在进一步研究中引入了市场化指数变量，对不同市场化程度下财政分权对企业薪酬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程度越低，假设2得出的财政分权对地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正向影响就会减弱;此外，市场化程度提高了公民对政府履职的监督，企业内部普通员工对薪酬差距扩大的容忍度更低，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默许”管理层高额薪酬有抑制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财政分权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越小。

(二)主要变量

本文因变量为“企业内部薪酬差距”(Paygap)，为提高实证检验结果的可信度，夯实研究结论，通过三种方法对因变量进行衡量：(1)借鉴广为研究者采用的Core、Holthausen和Larcker(1999)的残差回归模型[ 7 ]，取残差项衡量(Paygap1);(2)采用上市公司CEO薪酬与普通员工人均薪酬的比值进行衡量(Paygap2);(3)采用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人均薪酬与普通员工人均薪酬的比值进行衡量(Paygap3)。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为“财政分权程度”(Fd)，借鉴Zhang和Zou(1998)等人的研究，采用两种衡量方法，一种方法是将地方财政收入与中央财政收入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Fdin);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地方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值进行衡量(Fdout)。

本文的主要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性质(Ownership)变量，1为国有企业，0为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变量(Market)，一般而言，地方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市场化指数往往越高，但目前国内相关领域还鲜有文章研究地方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此外，模型还包括企业规模(Size)、偿债风险(Lev)、盈利状况(Roa)等(见表1)。

(三)实证模型

为检验上述假设，本文首先构建回归模型1进行全样本分析，交互项(Fdin*Ownership)系数反映了地方财政分权程度对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增量影响。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统计

本文样本选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研究期间为1999—2009年，始于1999年是为了获取完整的股权数据。样本处理过程如下：(1)剔除数据缺失样本;(2)剔除金融行业公司;(3)对存在明显异常值的指标进行缩尾处理(1%以下及99%以上的观测值)。最终得到14 348个观测值，其中国有企业观测值9 968个，非国有企业观测值4 380个。由于我国从2005年开始正式披露企业CEO个人薪酬数据，采用该指标进行回归分析时观测值减少至8 183个。财政分权程度数据、财务数据与公司治理数据取自国泰经安经济金融数据库(CSMAR);市场化指数数据取自樊刚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

表2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知公司高管薪酬同普通员工人均薪酬比值(Paygap2)平均为2.4467，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9.4930、0.0067。公司前三位高管人均薪酬同普通员工人均薪酬比值(Paygap3)的最大值为10.2749，最小值为0.0843，平均值和中位数非常接近，分别为3.6245、2.8307，表明公司内部薪酬存在一定横向差异。衡量地方财政分权程度的自变量Fdin和Fdout均值分别为0.5125、0.6471，标准差很小，样本数据近似服从正态分布。

本文测度了各变量间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二者的结果基本一致。变量Paygap1、Paygap2、Paygap3与变量Fdin呈显著正相关性，可以推断地方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辖区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越大。此外，各解释变量间的相关性不太大，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限于篇幅，表格省略)。

(二)全样本回归分析

表3报告了全样本回归结果，因变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分别用Paygap1、Paygap2、Paygap3衡量，考虑到Paygap1残差符号，按是否大于0进行分组回归。由表可知，主要解释变量“地方财政分权程度”(Fdin)系数当因变量Paygap1>0时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外，其余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地方财政分权程度越高，企业内部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越大，假设1得到验证;交互项(Fdin*Ownership)系数除了Paygap1<0的情况下也都显著为正，表明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受地方财政分权程度的影响更大，假设2也得到验证。各个控制变量系数基本符合预期：ROA、Prorate的系数显著为正，Lev系数为负，表明公司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越强，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越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会越大(年度、行业变量已控制)。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解释变量“财政分权程度”采用“地方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值”(Fdout)衡量，可以发现，回归结果同采用“地方财政收入与中央财政收入的比值”(Fdin)时基本一致。四个回归中，解释变量的系数在1%的统计重要性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表明全样本情况下，财政分权程度越高，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越大;交互项(Fdout*Ownership)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地方财政分权程度对国有企业薪酬差距的影响更显著，假设1和假设2得到检验;其余各控制变量系数基本符合预期。

(三)市场化指数检验

为探讨市场化程度对地方财政分权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相关性结论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将市场化指数与地方财政分权程度变量进行交互，表4报告了根据产权性质进行样本分组回归的结果，Panel(A)为国有企业样本组，Panel(B)为非国有企业样本组。

国有企业样本组中，解释变量(Fdin)的系数除变量为Paygap1>0时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外，其余均在1%的重要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地方财政分权程度同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正相关;回归模型中交互项(Fdin*Market)系数均显著为负，具体分别为-0.4557(-2.06**)、-1.581(-3.35***)，表明某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地方财政分权程度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越小，即市场化程度对二者间的正相关关系存在抑制作用，假设3得到验证。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Size)、偿债能力(Lev)、盈利能力(Prorate)、管理层持股比例(Con)均显著，“兼任”指标(Dual)在5%的重要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董事会规模(Sod)的系数仅在采用“前三名高管人均薪酬与普通员工人均薪酬比值”衡量企业薪酬内部差距时显著为负。非国有企业样本组回归结果并无重大差异，交互项(Fdin*Market)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地方财政分权程度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影响越弱。

考虑到篇幅限制，paygap1≤0及paygap3回归结果及控制变量汇报省略。

五、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地方财政分权程度作为宏观制度因素，会对该地企业内部高层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产生影响;其次，地区经济市场化水平提高，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财政分权程度对地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实践活动中，政策制定部门要统筹考虑，追本溯源，完善执行监督机制，控制制度对微观企业管理活动和分配活动可能带来的负面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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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阳 李有华 王学亮

地方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探究论文 篇3：

新常态下深化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探究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且已经步入新常态，过往地方财政那种收入高增长、支出宽松、管理松弛的“舒服日子”将会一去不复返。新常态下地方财政收入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保持中低速增长，基层民生刚性支出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地方财政支出的压力会与日俱增。如何科学分析新常态下地方财政领域的新趋势和新变化，把握好新常态下地方财政运行的新特点，从基础和根本上谋篇布局，释放地方财政新红利，寻求在经济发展中有所作为，实现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深化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已势在必行。

[关键词]新常态;地方;财政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5085

1构建可持续增长的财政收入机制

(1)围绕新常态财政收入增长特征，综合考虑人均财力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等各项因素，在现行财税体制框架下，进一步完善地方财政收入分配体制，实现财政收入科学分类，按类调整地方财政共享收入的分成比例，进一步完善税收分配和政策激励机制，完善财政政策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地方财政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做大财政蛋糕。

(2)完善地方财政收入管理体系，健全完善综合治税管理体系，提升依法治税水平，促进经济加快发展，加大税源培植力度，加大对重点行业及重点税源的跟踪监控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积极做好营业税改增值税、房产税试点改革工作，稳定地方收入来源，大力培育独具地方自主特色的产业集群税源，确保新常态下地方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3)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积极做好“营改增”试点扩面工作，争取全面完成“营改增”试点改革，同时做好“营改增”试点对企业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影响的分析评估，进一步完善税制，逐步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做好相关政策调整或取消的应对和衔接工作。减少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促进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培育新兴战略性产业，推动新常态下经济健康发展。

2完善地方事权与责任相对应的财政支出体制

(1)在现有地方财政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全面清理各级政府间事权范围，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划分政府部门间事权关系，厘清政府、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按一级政府一级事权确定地方支出责任，制定上下级政府支出责任清单，明确地方财政分担的比例和标准，加强有关改革事项的衔接，逐步建立财力与事权责任相匹配的地方财政支出体制。

(2)建立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依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常住人口密度、土地利用规划以及区位特点等综合性要素功能指标定位，按促经济发展、保障社会民生、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对地方财政公共服务的标准水平和成本等进行测算，计算出财力和实际支出需要，加强地方政府履行事权和支出责任的保障和管理能力。

(3)进一步完善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规范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和使用监督管理，不断优化转移支付资金结构。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力争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不断上升，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逐步将转移支付测算过程和分配结果公开，提高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优化调整增量与存量结构，实现地方财政间的财力均衡配置。

(4)建立起财力增长和基本公共服务增长相协调的转移支付体系。在明确上下级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基础上，按照兼顾公平效率，协调发展，逐步提高地方财政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向平衡水平，根据“保民生、兜底线、促公平”的原则，将转移支付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挂钩，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对财力和基本公共服务不协调的地区，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倾斜力度。

3探索改进地方预算管理的新方法

(1)改进年度预算编制方式，研究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探索建立滚动式预算编制，研究编制推动财政各项事业发展的中长期预算规划。根据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规律，科学合理预期财政收入，科学合理编制支出预算，由重点审核财政时间节点收支平衡状态向支出政策效益拓展。

(2)逐步建立预算编制、执行和绩效管理相衔接的激励约束机制。按照新常态下深化改革的要求，清理规范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机制，避免部门肢解财政预算资金，专项固化支出的现象。坚持科学发展原则，倾斜基层民生保障支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加大对各项地方民生事业的正常投入。

(3)改革部门预算编制和支出管理机制，逐步推行“零基预算”管理。完善预算编制意见征询机制和重大支出项目评审机制，加强部门预算项目预审工作，强化部门预算审核，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计划项目申报工作，提高行政效能。试点建立共性项目支出定额标准，按照统一、科学的定额标准审核基本支出，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切实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高财政支出的公开透明度。

(4)加强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设，建立进度通报和预算执行监控约束机制，将绩效管理机制以制度的形式融入预算管理全过程。加快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探索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与下年度预算相挂钩办法，定期清理，加大统筹力度，压减存量资金规模。健全第三方、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绩效多元化评价体系，加大监察、审计和财政等部门的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力度，形成综合绩效管理体系。

4健全地方债务监督管理的新制度

(1)根据新《预算法》的相关内容，继续推进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地方债务风险预警制度。做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以一般债务率、专项债务率和逾期债务率三项指标进行预警测算的动态改革，及时调整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监控指标体系和分类标准，加强完善地方债务风险监控机制。

(2)逐步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的举债融资机制，严控地方担保隐性债务的产生，严格控制新增债务，切实落实化债方案提出的各项措施，做好化债资金筹措，有效降低债务率，使债务规模与地方经济财政发展水平相适应，推动新常态下地方财政运行健康发展。

(3)深化公共资源平台配置改革，积极探索权益性融资债务平台。对于大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设立投资基金，探索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合资合作、BOT(建设—经营—移交)、BOO(建设—拥有—经营)、PPP(公共—私营—合作)等公私合营融资债务模式，引导国内外各类投资基金投资于地方城建和公用事业项目，从而降低财政压力和债务负担，推进地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深化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付雪我国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13.

[2]刘清泉完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探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3.

作者：马乐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