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国企改革建议

地方国企改革建议（通用8篇）

地方国企改革建议 篇1

自2013年至今，本届政府开展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工作已有三年左右，各地深入推进，在审批流程再造、简化程序与要件、加强中介机构管理与事中事后监管、开展“互联网+”创新以及便民利民等方面开展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很大成效，值得研究借鉴。

与此同时，也存在审批制度不健全、部门职能转变不到位及审批效能不高、审批权限下放不彻底等问题。今后应牢牢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工作核心，进一步加强审批制度化与法制化建设，积极推进“互联网+”应用与创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并认真开展改革政策效果评估，推进地方审批改革不断深化。

一、各地的典型经验做法

（一）关于审批流程的系统性再造

再造与完善审批流程是深入推进审批制度改革的基础和关键环节，按照国家要求并借鉴一些成熟做法，将原来的“串联式”审批改为并联审批已成为普遍做法；同时各地在标准制定、机制构建、职能整合与审批权相对集中等方面也做了很多探索。标准制定方面，主要是将事项设定与联办机制相结合，依法编制并发布实施单个事项的行政审批标准，推动联合审批，使行政审批拥有共同的行为准则。机制构建方面，主要是建立行政审批部门之间的沟通衔接机制及定期跟踪督促并协调解决问题的跟踪服务机制等。职能整合与审批权相对集中方面，典型做法是成立专门的行政审批部门，将分散于各部门的审批权集中在该审批部门执行，有些地方则进一步整合审批部门与人员，将审批事项参照大行业类别设立社会类、经济类、建设类等相对集中的审批部门，按照“一岗多能、一人多专”的要求建立专业审批队伍，一个窗口办理多个事项。还有的地方开展区镇街两级事权划分，镇街便民服务中心以群众为中心，突出“便民利民”，贴近群众生产生活，让群众办事不出镇街；区行政服务中心则以企业为中心，突出“服务企业”，从而达到审批权集中行使、便民利企的目标。

（二）关于审批程序和要件的简化

审批程序和要件是否真正简化，是衡量简政放权工作效果最直接和最显现的标尺。各地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尝试，在审批程序方面主要是进行“归类简化”，如在特定区域针对同类事项开展“区域评估”，即对有关水土保持、地质灾害、地震安全、水资源论证、气象及交通影响评价等，由所在地政府或园区出资委托中介机构逐区域进行评估，在区内的企业都可无偿使用这一评估报告，单个项目不再办理上述事项对应的审批手续。有些地方则对是否能简化实行分类管理，如在环评方面，对无污染或轻污染的一般项目可由主管部门直接出具技术评估意见，不涉及重要环境敏感区的水利、道路、社会事业与服务业等项目采取专家技术函审方式，以上规定之外的项目则需专家技术会审。在要件简化方面，主要是“资料共享”，通过建设网上批文资料共享信息库，实现审批材料多部门共享，不再向办事群众重复收取资料，实现一个项目、一套材料、一次收取。

（三）关于审批事项的前置与后置

“前置改后置”是简化审批、激发创业创新活力的重要举措。各地按照国家要求对正在实施的前置审批事项积极清理，除少数重特大项目保留环评作为前置审批外，企业投资项目基本只对用地、选址两项事项保留前置审批。一些地方还对“前置审批”事项的审批工作灵活处理，如“模拟审批”的做法，即前置审批部门对项目单位报送资料进行实质性审查后，出具注有“模拟”字样的审批文件，后置部门将前置部门模拟审批文件作为要件，先期审查其他材料，在前置部门审批结束后，以正式审批文件替换模拟审批文件，同时完成审批工作。还有的地方采取“审批后置、开工优先”的做法，将部分与开工关联不大的审批事项（如初步设计批复、概算审批等）放在施工过程同步进行，从而加快项目建设进程。

（四）关于对中介机构等社会组织的管理与培育

中介机构是协助审批部门更科学有效开展审批工作的重要主体，是否有能力承接政府取消和下放的审批事项以及能否实现对其规范管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审批改革的成效。在培育和支持中介机构更好发展方面，一些地方通过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市场准入机制、创优中介服务业发展环境、积极稳妥推进中介机构脱钩改制等方式，着力培育中介服务市场。在规范管理中介机构方面，很多地方制定了管理办法，对中介机构更好地发挥服务职能进行规范和引导；有些地方则设立中介机构服务中心、“中介超市”等，将中介服务机构统一安排进驻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专门服务窗口，通过规范收费与服务等“统一标准”和备案、考核、淘汰落后等规范的管理体系对其加以管理。

（五）关于事中事后监管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是此次简政放权、审批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这项工作涉及部门多、领域范围广、事项冗杂，地方主要从审管分离、建立大部门体制、外部监督、建立承诺书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审管分离”是将职能部门承担的行政审批职能统一划转至单独的行政审批部门集中履行，由后者对审批行为及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前者即放权的职能部门主要承担日常监管和服务职能，而履职情况的监察职能由政府纪检、监察部门承担；有些地方则直接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主导行政审批改革工作，负责全面组织、协调与监督，使行政审批与监管在分工协作中相互制衡。“大部门”管理体制是有些地方参照“大部制”改革做法，整合工商、质监、食药监等市场监管职能，成立市场监管委，优化事前审批和事中事后监管职能。“外部监督”则是邀请专家学者组成专题研究组，对本地审批改革工作情况进行专题研究，从更高视角对审批改革问诊把脉。还有的地方制定了“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办法”，行政相对人在签订“告知承诺”格式文本后，当场可拿到行政审批证件，行政机关则在之后规定期限内对行政相对人的履行承诺情况进行检查。

（六）关于“互联网+”等创新

运用“互联网+”手段开展在线审批与监管，促进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实现“制度+技术”的有效监管。如通过建设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与中央平台进行桥接和相关项目联合审批办理，实现项目审批全程监管与互动。有些地方积极利用微信服务，开通全流程“政务微信办事”，实现“网上办事”向“掌上办事”的跨越，以多元化“微服务”，实现“点对点”政民互动服务。还有的地方实行“视频联审”，由牵头部门通过远程视频和审批系统，召开远程视频联审会议，通报项目情况、解答咨询并指导申请人填报资料，各联办部门则提出预审意见，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在本阶段所需申报材料、承诺办理时限等，申报材料齐全后由联办部门在承诺时限内办结。

（七）关于便民利民等其他辅助措施

是否能真正体现便民利民是衡量审批改革工作效果的焦点，各地对此提出不少举措。为推进项目尽快开工建设，有些地方实行“桩基先行”政策，对一些建设面积或建筑高度达到一定程度的工程，在土地使用权证、规划部门确认的建筑定位图、桩基施工图设计文件等审查合格后，可先办理施工许可手续。为最大限度减少“扰民”，有些地方实行全部相关部门在内的一次性踏勘的“一车办”联合踏勘制度，无特殊原因各单位不得多头或分散踏勘，并规定时限出具审批意见。有些地方则实施“企业代办制”，在行政审批中心设立服务平台，免费为需要办理行政审批的企业单位提供代办业务咨询服务，指导协助准备相关申报材料，并反馈项目审批进展情况，受理各类投诉。有的地方开展“一个号码管服务”工作，整合本地政府热线号码和服务资源，建立统一的便民服务专线，集政府服务、公共服务、社会服务于一体，用一个号码集中办理群众咨询、求助及投诉事项，实现政府服务创新与提升。其他便利化措施还有将审批权力全面覆盖到基层的“农民办事不出村”、促进民营企业二次创业的“直通直达窗口”、压缩审批时限的“超时默认”、“零地技改”不再审批等。

二、地方审批改革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各地开展的审批改革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亟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审批体制机制及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我国法治建设整体相对滞后，法治能力和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要求不太相称，在一些地方的审批工作方面表现尤为明显。一些领域存在立法空白，如环保方面的土壤环境保护、核安全、环境监测、区域限批等方面缺乏法律法规。有关法律对公民在地区建设中涉及切身利益方面的知情权等规定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使公民在行使参与权时缺乏法律依据。社会自治和市场经济不够完善，直接影响“大部制”的改革效果。改革措施上下不配套，部分地区尝试实施“大部门”体制，但上级部门尚未进行相应的部门整合，导致上下衔接不顺畅。

二是相关部门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部门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比较固化，习惯于将审批作为日常行政方式，为民服务意识欠缺，自由裁量权过大的“权力任性”现象较普遍，且此次转变职能工作目前未纳入工作绩效考核，部分工作开展得不到足够重视。有效监管尚未破题，监管转型滞后于审批改革进程，监管体系建设、社会参与监管等均严重滞后，“大部门”管理体制下的工作机制并未改变，“只有物理反应没有化学反应”。将资质要求等同于监管、以考试培训代监管、把监管简单理解为取消下放事项的衔接落实等误区不同程度存在，会批不会管、监管能力与硬件建设不足等问题在基层监管方面尤为突出，微观管得太多、宏观管得不够。很多社会组织承接政府下放事项及自我规制能力不足，行政化、垄断化色彩较重，有些成为政府变相控制或利益输送的工具，甚至通过垄断服务增加企业负担。

三是审批程序的实际效能不高。“互联网+”等创新手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审批部门及审批信息的联通共享，但一些部门业务系统与审批系统并未全面互联互通，“信息孤岛”“二次录入”现象较普遍，办件与进件“两张皮”问题始终存在。审查环节重形式轻实质、专家评审环节不规范、中介服务把关不严等问题较突出。有的事项涉及多个部门，存在重复审批问题，有的虽减少印章但审批内容无实质改变，部分事项只是由盖章改成签字，审批时间不遵守、实际审批时间未真正压缩。有些地方“一个窗口办结”“一次取件”貌似节省企业取件频次和时间，实际前提是全部证件办齐了才能一次取走，在多个证件一起办理的情况下，必然存在取件的“短板现象”，影响企业办理其他事项。审批与监管环节未充分分离，互相衔接的互动机制不健全。

四是审批权限与事项取消或下放不彻底、不合理。对本部门有利的审批事项，采取直接保留，或将审批之名改为“服务”“内部事项”等名称而间接保留，或取消事项但将审批环节合并到其他审批事项，或仅下放初审权但保留终审权或发证环节等方式，继续行使实际上的审批权；而所下放权限则往往集中在比较偏僻或业务量极少的专业领域，与经济运行关联度不大，对激发市场、企业和社会活力作用不明显，甚至有些权力改头换面后不消反涨、企业负担不减反增。放权过程中的观望等待、不同步不协调或你放我不放、先放后不放等“最后一公里”与“最先一公里”问题并存；有些时候则走向盲目下放的误区，只要上级部门下放或要求下放的，不管下级部门是否具备承接条件都一概下放，导致承接部门不能批、不敢批、不规范地批、不及时地批，实际上不是提高而是拖慢了效率。取消和下放事项标准、数量口径不一，单个大项拆成若干小项计为取消项或若干小项打捆成一个大项计为保留项等数字游戏，部门之间审批事项交叉保留等，增大了审批管理的难度。

三、进一步做好地方审批改革工作的建议

要进一步做好地方审批改革工作，必须从制度建设、加强创新、加强监管与政策评价等方面入手，深入推进转变职能，不断优化服务。

第一，加强审批制度化法制化建设。加强审批改革顶层设计，为在地方及基层开展的改革实践从体制上加以理顺，做好衔接。全面推进审批制度改革与法制建设，制定实施地方行政许可实施条例、行政服务体系建设意见等法规制度，按照国家《行政审批标准指引》要求制定审批工作具体可操作的标准，推进标准化审批服务，“倒逼”部门克服利益思维。借鉴一些国家“标杆化施压”的“准市场机制”手段，让民众对承接权限的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进行自主选择，“用脚投票”。制定实施必须遵守的审批“硬政策”，如参照有些地方“备案项目自收到申请后两天内必须办结”的“时间硬杠”做法将“限期办理”制度化。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实现审批信息共享。

第二，牢牢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工作核心。转变固化的“计划管理”思维，树立“全程规范”“持续服务”理念，对审批权取消、下放、横放等工作，坚持合法、必要、合理的原则，真正以便民利民为中心，而不是考虑含金量高低或“留权放责”，全面清理和依法取缔各地涌现的“奇葩证明”。加快政社分开，积极培育各类社会组织，确定审批事项转移的范围与进程，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推广审批权相对集中的“一岗多能、一人多专”做法，先期可辅以AB岗制度。对于审批权下放或取消而赋予下级政府和市场主体更大自由度，而可能带来地方经济盲目发展、地方利益扩张、保护主义抬头、生态破坏甚至影响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发挥等问题，要提前研究预案，提升地方政府监管、服务能力及市场和社会的自治能力。

第三，深入推进“互联网+”应用与创新。网络互通、信息共享是进行大数据管理的基础，要推进行政许可服务系统与部门业务系统互联互通，打破数据信息壁垒，推进“一张网”工程，实现系统之间实时信息共享、数据交换和业务协同。借助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加大基层服务平台整合力度，推行“多证合一”和“一证多用”，营造审批事项少、行政效率高、行政成本低、行政过程公正透明的政务环境，解决群众多头跑路、异地审批难题。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探索目录化、编码化管理，全面推行网上办理，完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设，实施在线监测并向社会公开。同时要提防“过度创新”问题，如有些地方“提前介入”的审批方式一旦前期手续不能获得则其他审批完成后依然不合法，易致“无用审批”和资源浪费。

第四，着力抓好事中事后监管。地方政府职能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要重点抓好“接、放、管”，加强统筹协调，明确“放”与“管”的领域和边界，比如环保部门“垂直管理”的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需明确界定，监管到位，避免重复“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老路。提高违法成本，依法追究“未评先批”“未批先建”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创新监管方式和理念，提升监管软硬件条件，提高人员能力和水平，试行“主体监管+行为监管”相结合的方式，日常工作可借助“双随机”方式监管企业主体，使专业检查人员与检查项目对应，提高精确度；重点区域或敏感问题、民生问题则以行为监管为主。制定企业主体责任清单，加强对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监督检查；对在审批环节签订“企业承诺书”并据此监管等做法，要遵循合法、必要、合理的原则，不能为“监管”而“监管”。

第五，积极开展审批改革政策与效果评估。国务院对简政放权改革实施效果十分重视，专门委托国家行政学院、全国工商联等进行评估，地方应参照此做法认真开展本地审批改革工作评估，尤其要将审批改革工作列入政府工作绩效考核，加大工作开展的约束力和执行效果。应结合本地审批改革工作的目标与任务，加强人大监督，尤其要组织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由中立机构对工作决策、执行、监管的实施及成本收益情况进行全面和客观评估。可借鉴一些地区“持续改进型评估机制”等成熟做法，科学合理选用指标，不专门考评监管者的行政绩效，而是重点衡量为企业减负的实际效果。

地方国企改革建议 篇2

一、明确地方政府间的财权和事权划分

(一)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事权

一方面,可以适当采用立法的形式来划分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和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由法律明确规定后,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各级政府之间可能存在的职能重复、职责履行的费用无人负担或者支出责任相互转嫁的问题。另一方面,明确界定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政府间的事权划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尽量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间职能的配置要以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为前提,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要尽量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市场难以发挥作用或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要承担调控作用。另外,遵循受益范围的原则。凡是与国家利益相关,受益范围惠及全国或者多个区域的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如果受益范围仅限于某个地方或某个区域,则可以由相关地方政府来承担。

(二)科学合理划分省以下政府间的事权财权

深化市县财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理顺市县的事权划分。对于市县而言,市级政府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财权,而县级政府却承担着更多的事权,造成县级财政困难,严重影响了县级政府职能的发挥。为此,作为深化市县财税体制改革,首先要明确并且合理地划分省以下政府间的事权财权划分,特别是市县之间的划分。其次,要给予地方政府相应的财权,必要时要加大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力度,避免地方政府因财力不足而影响事权的发挥。

二、进一步完善市县转移支付制度

(一)优化市县转移支付结构

(1)明确转移支付目标,突出重点。从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和做法来看,其转移支付目标非常明确,转移支付的用途也重点突出,有的国家甚至以法律的形式来明确规定转移支付的用途。在我国,特别是市县等一些基层政府存在转移支付目标模糊,重点不突出的现象,因此,我们要明确转移支付目标,甚至可以用法律的形式来进行明确规定。(2)加大转移支付规模,保证转移支付资金来源稳定。许多发达国家还制定某些税种专门用于地方的转移支付,使其具有稳定的资金来源。(3)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资金主要集中在中央和省级政府,这为进一步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创造了良好条件。除此,还要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适当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同时要对上级对下级的专项转移支付进行严格审查,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保证专项转移资金合理分配和利用。

(二)加强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和使用管理

(1)加强省级政府对区域财政平衡的责任。我国自分税制改革以后,省级财政的财力集中程度不断提高,基层政府要想摆脱财政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近几年,省以下转移支付的目标是加大省级政府对县乡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是要保证基层政府职能的发挥和解决基层政府财政困难。随着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县乡两级政府将面临更多的人民群众对公共事业的需求,县乡财政将承担更多的社会支出责任。因此,省级政府要发挥对区域财政平衡的责任,加大对县乡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从而避免基层政府因资金不足而难以满足地方政府基本支出需求的情况。(2)加大省、市两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为了扭转我国的“事权下移,财权上移”的现象,要加大市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不能一味地把事情推给县级政府。市级政府要加大对县级政府的财政扶持力度,特别是基层政府面临的义务教育、农村医疗和农村就业保障等问题,使基层政府有能力解决面临的问题。

三、完善市县收入体系和管理职权

(一)推进地方税费改革

要理顺好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的研究。综合考虑地方政府承担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实际情况,既要有利于保证中央履行职能和实施重大决策,又要有利于保障地方既得利益,培育地方主体税种,调动地方积极性。

1. 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

可以适度地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这样一方面可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可以根据一定的规定和程序,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对一些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有关系的地方税种,在地方政府管理权限不违背宪法和国家税法规定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地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税率等。

2. 尽快建立地方税体系。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拿走了税收的大部分,造成了地方税收不足,进而导致地方财政困难。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地方承担的事权越来越多,税种本身也应进行一些调整,根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各自承担的职责,一些税种需要重新进行划分,进一步调整各级政府间的收入划分范围,加快地方税体系的建设。按照适当集中、合理分权的原则,适当扩大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进一步将地方性较强、不影响全局经济发展的地方税种管理权限下放到地方,给予地方一些开征新税种和适当调整税率的权力。

(二)加强税收征管管理

一方面,要提高办税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技能,规范地税的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大对逃税、漏税等行为的查处和处罚力度;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对税收征管部门的监管力度,使税收能够公正、公开。

四、优化政府财税层级,提高行政效率

(一)简化地方行政层级

可以适当地推进合乡并镇改革,把一些临近的、面积相差不大的乡合并成镇,这样就可以大大精简了政府机构,提高了行政效率,压缩了政府财政支出。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乡一级政府,把乡一级政府改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或者实行自治制度。

(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市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管理和约束

完善我国地方税收体系的建议 篇3

【摘 要】本文提出了地方税收体系完善的方案，认为将增值税全部归为中央所有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赋予地方发债权、建立完善单行税法、赋予地方政府税收立法权和税政管理权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地方税； “营改增”； 转移支付

一、将增值税全部归为中央所有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增值税收入按照中央政府分享75%，地方政府分享25%的比例分成。在营改增背景下，怎么样充实地方财政收入，是否应该重新划分增值税在中央和地方的比例分成。有学者认为还是按75：25的比例分配，但是要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或者加大中央政府的事权，有学者认为应该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保证地方财力。新的中央和地方分享比例可以是70∶30或60∶40。本文认为应该将增值税划归为中央独享，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1.取消增值税共享并将增值税全部归为中央所有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各国通常会保证中央税收收入的主体地位，中央税收占总体收入比重大，以强化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从税制模式上说，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设共享税。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德国设置共享税。

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税权相对集中的税收管理体制，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主要税种收入必须由中央政府所有，保持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相对稳定。而且根据我国地方税税基不应具有流动性特点，提高增值税分给地方的比例不利于政府职能转变。如果提高地方政府的增值税分成比例，增值税的纳税人主要是企业，增值税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作用将会进一步放大，地方政府为保持GDP 和税收收入增长地方政府将更加依赖于作为增值税重要税基的工业规模扩张，而不是为地方政府的辖区居民谋福利，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2.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营改增”改革和地方税体系的不健全导致部分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承担相应的事权，这迫切要求我国加快完善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步伐。

由于我国的转移支付中超过一半为专项转移支付，不仅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往往还要求地方政府配套相应的财政投入，这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政府财力的紧张。中央向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没有形成规范的制度，支出不透明，监督力度差，并且导致地方政府进京跑部钱进，地方转移支付已经成为贪污财政收入的腐败温床。

今后，应该逐步减少专项转移支付，提高一般转移支付的比例，明确各自事务、一级税源一级政权、减少转移支付体制成本、提高及保持税收效率。并通过立法规范转移支付，健全监督机制。

在营改增和地方收入困难情况下，加大转移支付系数，并在其分配公式中更多地考虑人口规模、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

二、赋予地方发债权

由于地方财权事权不匹配造成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引发了土地财政、非税收入增加、地方债务危机等问题。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阶段，并且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拉动投资和经济发展，公共部门的建设和完善可以为广大人民提供便利的生活，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并且公共设施的建设一般具有投资金额大、建设时间长、投资回报周期长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发行地方债或市政债是解决地方资金困难的最好方式。所以，对于地方政府资本性的支出应该赋予发债权。这不仅对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有帮助也是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

三、建立完善单行税法

我们要在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房产税的试点范围，争取在“营改增”改革结束后能够全面开征房产税，既能发挥其组织财政收入的作用，更有利于合理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

将资源税计价方式从从量定额征税改为从价计征。可以实现弥补财政缺口的目标，地方财力与资源价值同比例增长，有助于增强西部地区财力，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财力差距。

征收环境保护税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企业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用税收手段来促进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择机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调节社会成员的财富分配与占有，防止遗产的不合理转移，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积累社会公益事业资金。

四、赋予地方政府税收立法权和税政管理权

赋予地方政府税收立法权和管理权是大势所趋。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发展程度和所需财力，在国家财政法规政策的大框架下，适当调整区域内的地方税体系，确保通过税收收入筹集到足够的财力。

我国可以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赋予地方政府税收的立法权和税政管理权，并对地方政府的税收行为进行监督，政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决定一些地方性税种的开征和停征。在一定范围内对税率进行调整等，这样既可以保持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在大局上调控税收发展。

完善地方税体系不仅需要税制改革，也需要调整政府级次、解决地方债问题、明确地方政府的事权、改善转移支付制度等等问题的解决。所以地方税体系是关乎很多方面的整体，要想建立成熟完善的地方税收体系需要改革的方面还很多，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也需要重新考虑。关于地方税收体系还可以针对我国对地方财政实行的省直管县、乡财县管和乡镇综合改革，需要关注基层的财政收入，以及地方财政收入如何在各个基层的行政级次划分问题。

参考文献：

[1]王辉、黄玮.增值税扩围改革研究文献评述[J].地方财政研究.2012.

[2]李铁.构建财产税为我国地方主体税种的文献述评[J].理论探讨.2010.6.

[3]郭庆旺、吕冰洋.地方税系建设论纲：兼论零售税的开征[J].税务研究.2013.11.

[4]高培勇.“营改增”的功能定位及前行脉络[J].税务研究.2013.7.

[5]吕冰洋.零售税的开征与分税制的改革[J].财贸经济.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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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意见和建议 篇4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必须坚持“从严控制、规模适度、防范风险、注重效益”的原则，一方面，负债是政府主动经济行为，要限制举债行为，控制负债规模，防范债务风险；另一方面，负债是客观存在和现实需要，要加强资金调度．重视资金效益．提升偿债能力。简单地说，就是严控新债，用好旧债，滚动发展，良性循环．使负债既不能压垮政府，影响政府职能的发挥和有效运作．同时也不能让地方政府因为资金短缺而束缚当地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因此，地方性政府债务的管理重点，就是控制和运作。

(一)控制

主要是控规模、控风险，措施有：

1．建立政府性债务举债审批制度。整体把握政府性债务总额，分类控制债务规模。要着重把握项目的有效性．选择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有效促进民生经济、有效帮扶企业生产的政府主导性项目．坚决防止低水平重复投资，讲求项目投资效率与资金使用效益。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整体把握债务的总体规模。新增项目举债应遵循“举债适度，讲求效益，加强管理，规避风险”的原则．对举债规模、还款期限、偿债资金来源与债务偿还能力进行事前评审论证。

2．建立政府性债务风险防范机制。一是要明确举债原则、举债范围、债务资金的使用与监管．规范举债行为；二是定期地对债务分类结构实行动态分析，建立债务动态监测评估机制；三是根据经济发展、财政收支及政府债务的总额及分类结构．设定多项风险控制指标，确定还债能力与可用财力相适应的政府举债规模。

3．建立举债成本效益理念。要对融资成本进行核算，综合项目建设资金需要的具体情况．确定融资结构及期限．拓展融资品种，降低财务费用。

4．建立政府性债务责任追究机制。防止和杜绝举债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树立债务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强对项目及其资金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监督与审计；对未按规定程序举债、违规担保、截留挪用债务资金以及造成项目资金严重浪费的行为，要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或法律责任。

5．设立政府性债务偿债机制。一是建立项目建设硬平衡制度，针对建设项目，确定用土地资产或其他资产平衡建设资金，确保偿债资金来源；二是建立项目收益归集制度．坚持“收入一个笼子、预算一个盘子、支出一个口子”的原则．将政府性项目收益归集到偿债专户，作为偿债资金的来源保障；三是建立偿债准备金管理制度，以有效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规范政府偿债资金的筹集使用管理，增强政府对债务的承受能力。确保财政平稳运行。

(二)运作 就是确保现有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益，确保此收益用于相应债务的还本付息。地方政府性负债既然已是客观存在．就必须考虑逐步偿还的问题。因此．债务资金的运作．首先要稳字当头，务求保值，在这个前提下，要注重效益，灵活运作，确保能够到期如约还本付息。

1．注重项目选择。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需要拓展发展空间和基础性项目的带动，要尽快调研全县必须建设的项目资金需求、用资概算，确定项目的举债规模、举债期限与方式、偿债资金来源和项目平衡点分析．确保政府性债务资金的效益。举债资金投入效益高、收益有保证的项目。

2．拓展融资渠道，寻求长期合作平台。借助金融部门在“适度宽松”的金融政策下放宽政府性项目融资门槛的机遇。拓展融资渠道．降低举债成本。

3．创新融资品种，降低资金成本。国有投融资平台应尽力拓展融资品种，改善融资方式和筹资途径．降低资金成本。

国企改革：地方债一箭双雕 篇5

2014年3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全国“两会”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李克强称，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

国有资本的投资运营其实一直是地方政府的魔法棒，最典型者莫过于千奇百怪的地方投融资平台，现在已经演变成了地方政府最大的包袱。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把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推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防止和化解债务风险。

其实，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明确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还要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2014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把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做好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各项工作。

而在“两会”期间，有些地市级主政官员被问及地方债务的问题时，往往脸色瞬变，甚至有的没聊完就匆匆离开。2014年地方政府如何解决庞大的地方债务，同时又进一步加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在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别把国有资产改革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更是让人备受关注。地方政府的热情

“两会”开启前，国资混合所有制改革号角也早已吹响。

从2013年末开始，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选项之一。而上海在国资国企改革方面率先打响了“第一枪”。被业界称为“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涉及了国企分类监管、国资流动平台、市场化选人用人和管理机制等内容，并呼应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强调了混合所有制。

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上海地方国有企业营业收入超过1.8万亿元，体量位列地方国资系统首位，是不折不扣的国资重地。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动员大会上特

别强调，要从过去以管国企为主，向真正以出资人的角色管理国有资本为主，这就是以国资深化改革来带动国企改革的核心。

2014年2月19日晚，中国石化（SH.600028）发布关于其董事会同意将公司油品销售业务板块进行重组，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的公告，中国石化的这份公告在社会上引起巨大波澜。

公告所发议案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之后，真正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国企改革案例。根据议案，该公司董事会同意在对中国石化油品销售业务板块现有资产、负债进行审计、评估的基础上进行重组，同时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社会和民营资本持股比例将根据市场情况厘定。

3月11日，同属南京国资委旗下的南京化纤（SH.600889）、金陵药业（SZ.000919）双双发布公告，宣布各自的大股东南京轻纺产业集团、南京金陵制药集团将对应所持的上市公司股权，划转至其共同的上级股东——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而新工集团由南京市国资委直接全资持有。随着上述股权划转，上市公司亦直接成为新工集团控制的子公司，同南京市国资委之间的层级被大大缩减。消息发布后，南京化纤股价当日涨停。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称，混合所有制关键问题不在持股主体的多少，而是资本是否能够发挥现代企业的作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要靠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混合所有制建立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把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完善。

虽然在实践当中已经有所探索，但混合所有制经济只是近期才出现在重要文件中。实际上，对于如何理解混合所有制经济，目前尚无共识。比如，有一种声音就认为，混合所有制就是“国资退、民资进”，有人甚至认为是变卖国有资产。

民营企业家的躁动

因为经营效率问题，国有企业一直备受诟病。但是，经营效率不高，企业管理者最多承担经营不善的责任，但如果在推行混合所有制中出现差池，则会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这也是众多国有企业管理者最为头疼的问题。

有些民营企业家提到，发展混合所有制最担心的是牵扯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对于民营企业的谨慎态度，全国政协委员、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认为，国企本身的确有缺点，改革的目的就是把劣势去掉，把市场机制、把民营企业好的机制学过来。

关于如何看待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资与民资的关系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明忠称，民营资本进入不意味着混合所有制影响国有经济，相反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还将进一步放大国有资本影响力。他认为，资本多了，企业可以在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上走出一条路子，真正发挥国有、民营各方面的优势，尽快推向国际，真正成为国

际化企业。

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就表示，看待混合所有制问题，首先需要有理性思维和积极心态。他说，很多民营企业感觉国有企业要吃掉自己的企业，所以民营企业要求控股，因为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不灵活。但理性地想，国有企业此时也想整合资源，民营企业的优势就是可以整合资源。南存辉表示，国企和民企优势可以互补、资源可以共享，国民共进的时候是可以共赢的。

在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看来，民营企业在混合所有制中的主导地位还是比较重要的。他说，复星参与国企改制已有20年时间，基本上都比较成功，但也有一些教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在改制中，如果民营企业不能主导经营权，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改革肯定是不成功的，所以外界对混合所有制有这样一种担心是客观存在的。

郭广昌说，民企的资本毕竟没有那么雄厚，国企又不愿意放弃控股权，如果实行混合所有制后，在经营权上没有以市场为导向和以民营企业为主，改革的效果可能不会很好。

沉重的地方债务

地方政府为何突然热衷于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考察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几乎都和财政困难有关。

从商鞅到王安石，再到张居正，莫不如此。同时历史经验也显示，基层政府的债务问题往往最为危险，所谓“郡县治，天下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比较充裕，只要愿意出售一些地方国有资产，债务问题即可解决。

2013年12月30日，审计署公布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近18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9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7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万亿元。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称，要客观评价地方债务，地方借债资金对于促进发展、支持民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弊病也不可回避，不透明带来了风险不可控制。

“两会”期间，财政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戴柏华也提到四项严控地方债务风险的工作，包括严控债务规模，管住新增债务，同时研究赋予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融资权限，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是“两会”上的热门人物，他频繁地被问到，地方政府背着的18万亿元债务怎么还、哪些地方政府会破产。

董大胜通常会说，我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他也表达过担忧：一些干部政绩观扭曲，为了单纯追求GDP或城市大变样，盲目举债，借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还。

为规范地方举债，审计署曾建议中央，要把债务风险纳入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提出，要把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推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

外界寄望政府突破的背景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地方政府适度、阳光化发债有助于摸清家底。

地方官员慎谈地方债，背后并非都是债务规模使然。他们同样在希望找到“适度举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点，其实地方官员也在尝试着走好举债和发展之间的平衡木。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说，过去地方政府债务飞速膨胀既有片面政绩观的驱动，也有缺乏有效监管的放纵，在某种程度上，地方债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的“经济鸦片”，欲罢不能。为了帮助地方政府“戒毒”，有必要加强人大在地方政府举债过程中的监督审核作用，通过地方政府财政金融动态分析系统和信用评级体系，科学评估借债的合理性，在事后审计基础上，加上事前审核，有效遏制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蔡洪滨说，这一体系如果能够在全国得到推行，把城市信用评级的变化纳入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可以有效地改变地方领导干部“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观。

地方债的一箭双雕

国企改革大门渐开，各种背景的资金都将侧立守候，准备亮剑江湖。

“三中全会后，很明显感觉省里领导对国企改革的态度变了，是一种方向性的变化，„尺度‟也大了很多。”有地方政府官员曾对媒体称，其中，国有上市公司选择引入战略投资者，慢慢磨合、共同进步，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首选方案。

据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此操作模式近几个月来已开始出现在资本市场，实为本轮国企改革的“主战场”。例如，弘毅投资以总价近18亿元受让城投控股大股东上海城投总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29875.24万股股份已获批。此外，再以河南省大型矿业国企洛阳钼业的控股权易主历程为例，期间充满了精妙的资本安排与隐晦的语言体系，仿佛一步步试探着国企改革的政策底线与舆论态度。

借道国企改革，进行债务重组。政府“有形之手”过长，国企比重过大，导致经济效率低

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时，布置新一轮市场化改革，地方国企改革应当属于“方向明、见效快的改革，属于地方和部门可以授权操作的改革”，“明年和近期就可以加快推进”。

地方国企改革，正好可以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相结合，这不单单是说，卖国有资产还债这么简单，更好的办法是进行债务重组，通过混合所有制，引进民营资金，盘活不良资产。虽说地方债有相当一部分去向不明，但总的来说，还是投资，最终还是以资产的方式存在。将这些资产盘活，仍可解决地方债务的相当一部分，毕竟不是所有的地方债都是坏账。

确实有些地方债，已经形成坏账，特别是中西部省份，随着2015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过去几年通过政府举债的大规模投资难以为继，三线城市房地产面临不景气，很多以土地质押的借款，可能永远也还不上了。对于这部分坏账，需要成立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剥离。当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运作四大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已有成例，解决地方债坏账问题，势必还得沿袭此种办法。

强调出售地方国有资产的重要性在于，地方政府长期大量低效甚至无效配置财政货币资源，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低下的重要根源。地方政府以10%以上的成本举债，其所投向的项目不足以产生覆盖债务成本的收益。即所谓政府公司化、利益部门化、债务子孙化。

至于外界担心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郭广昌认为，应该从过程的透明和规范上下工夫，世界各国的国企改革，都应该坚持一样的原则，就是要规范、透明、公平，这是非常重要的。国企改革不是价格高低的问题，而是应该通过规范、透明的程序化，通过程序的公平来保证结果的公平。

地方国企改革建议 篇6

漳州支队历来高度重视地方大学生干部的管理和培养工作，在地方大学生干部培养和使用上，支队围绕消防部队工作任务需要，紧密结合漳州实际，通过积极摸索和总结，形成了“一线任职保转变、一个师傅传帮带、一副重担磨利剑”的“三个一”培养模式。漳州支队目前共有干部143人，地方大学生干部有44人，目前在基层中队一线的有24人，其中5人已走上大队领导岗位，10余人成为岗位能手。可以说，在大学生干部的培养和管理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面，笔者着重围绕“三个一”，浅谈对如何培养和使用地方大学生干部的几点思考。

（一）一线任职－－抓思想，重教育，强引导，确保大学生完成角色的完全转变

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夯实地方大学生干部在消防部队建功立业的思想基础。针对地方大学生干部献身部队的热情比较高，但对部队的现实情况缺乏了解，思想基础较薄弱等实际，认真抓好地方大学生干部的入伍教育，端正入伍动机，坚持把抓好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基础抓紧抓实，增强他们对部队生活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不断帮助他们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他们汲取优良传统的丰富影响，激励他们尽快从追求个人价值的“自我设计”中走出来，使他们感到携笔从戎是高尚事业，真正把人生追求融入到部队建设事业中；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学历与水平、资历与能力的关系，立足本职岗位，认真履行职责，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消防部队建设和消防工作中去，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彻底完成从地方大学生到消防警官的转变。

另一方面要强化引导，使地方大学生干部转变身份迅速适应本职岗位需要。为使新入警大学生尽快适应基层生活，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消防警官，根据新入警大学生自身能力和岗位胜任现状，应把做好实习干部的培养工作纳入重要议程，从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加强对入警大学生进行引导，着力提高新入警大学生组织指挥、部队管理和实际工作能力，以树立和增强他们的信心，解决好个人定位不准的问题，逐步适应本职岗位需要。在管理教育中，除了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肯定他们的成绩外，更要引导他们定好自己的坐标，找准自己的位置，使他们把自己放在普通一兵的位置，先兵后官，先当兵当班长，再当指挥员，帮助他们熟悉基层环境，了解基层干部开展工作的方法，让他们边学边干，增强感性认识，从而为他们尽快进入角色、胜任第一任职打下坚实基础，并以良好的形象赢得官兵的尊重和赞赏，尽快把自己融入到火热的警营生活中去。

（二）一个师傅――多关心，常施教，作表率，拓宽培养渠道扎实做好传帮带。

目前，在实际工作中，对地方大学生干部往往是指责的多，帮助的少，交工作的多，教方法的少，认为干部应该顺理成章做好工作而缺乏具体指导，导致新干部工作入不了门。在管理中给予否定或不予支持，对新任职干部的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置之不理，打击了他们工作中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使缺乏经验的大学生无所适从，有的大学生下基层2年多仍然没有充分适应，很大的原因是在成长过程中盲目前进，走很多弯路，适应期、转变期相对过长，对今后的发展产生影响。

就当前地方大学生干部培养来看，刚从警的地方大学生无论从事任何岗位，需要为其指定一名或几名“师傅”，特别是领导干部也要主动充当“师傅”“领路人”角色，拓宽培养渠道，多帮扶，少批评，在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手把手教，逐步提高地方大学生干部在消防部队建功立业的综合素质。

一是抓好入警第一步，帮助地方大学生了解部队、熟悉工作岗位。对刚接收的地方大学生干部，可由一名或多名工作多年的干部悉心指导，帮助他们了解基层生活，熟悉工作岗位，解决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完成好从地方大学生到消防部队干部的转变。并且在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研究新问题，“师傅们”有助于把好的经验、传统、作风第一时间传给他们，使他们走好“警营第一步”。

二是主动关心爱护，激发地方大学生干部在消防部队建功立业的工作干劲。客观公正地看待地方大学生干部的优点和缺点，正确评估地方大学生干部的能力和水平，允许地方大学生干部有一个逐步适应、逐步提高的过程，帮助他们增强立足警营建功立业的信心；对大学生干部遇到的家庭困难、恋爱婚姻、环境不适等，都要尽力帮助解决，真正想其所想，急其所需，设身处地的为他们解难题、办实事，让大学生干部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使他们能安心军营、扎根军营，积极为部队建设贡献聪明才智；努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对成绩突出、贡献较大的大胆提拔使用；大力培养和宣传地方大学生干部中的先进典型，广泛开展自学成才、岗位练兵等活动，形成尊知重才、求贤若渴的良好风气，为他们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去。

三是分层次耐心施教，努力提高地方大学生干部实际工作能力。工作中要区别不同类型的新任职地方大学生干部，实行手把手式的教育培养，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宽容。大学生干部最大的优势在于科学文化水平和写作水平，尤其在外语、中文写作、计算机、法律等方面优势更为明显。在具体的培养中，应安排业务工作经验丰富的骨干力量，对他们采取定人定责分专业分层次实时帮带，帮助他们掌握基层工作的基本技能和工作方法，把知识优势转化为开展工作的业务素质，把高学历变为高素质，适应本职工作需要。

四是以身作则做表率，发挥示范效应激发地方大学生干部工作干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新干部成长环境中各种积极和健康向上的的因素，能激励他们奋发向上。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对新干部的影响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往往能激励他们的情感，启发他们的心灵，坚定他们的信念，产生量变和质变，取得“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基层大队领导、中队主官要在各方面当好地方大学生干部的表率，树立部队干部的良好的形象，同时也可以组织入伍时间较长的大学生干部和新入伍的大学生干部进行交流或请优秀地方大学生干部介绍成长经历和成功经验，充分发挥示范效应，激发大学生干部工作干劲。

（三）一副重担――定目标、用专长、压重担，把大学生干部锤炼成部队建设的骨干力量

一是量身定做，明确新任职干部培养教育目标。目前来看，新任职干部一般都是先到基层任职，所以一些单位对新任职干部的要求也就偏重于灭火救援、部队管理这个方面，其他方面则涉及较少。而在基层任职中，没有结合个人特点为他们制定短期、中期和远期目标，仅仅满足于有什么工作就要求他们完成什么工作，这些都不利于新任职干部的全面发展，也制约了部队的长远发展。对新任职干部应根据他们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兴趣爱好，遵循干部成长规律，结合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要求，从适合个人长远发展方向出发，为其制定发展目标，为其提供必要的教育培养机会，让新任职干部能力和素质更好地得到提高。

二是用其所长，促使大学生干部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完成本职工作的优势。政治上的关心是对干部最大的关心，而在为不同专业、不同特长的地方大学生定制不同的培养目标基础上，工作上的关心是政治关心最直接的体现。大学生干部来到部队，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自己所学的专业能否“派上用场”，有无用武之地。从大学生干部所学专业来看，计算机专业、外语专业、法律专业相对较多，这些都是部队建设所急需的专业。在安排使用大学生干部时，要尽量做到专业对口，在满足部队建设岗位需求的前提下，尊重大学生干部的个人选择，用其所长，慎重对其进行“定位”。同时要及时进行跟踪调查，按照实事求是的方针，根据其任职表现和特长，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为其提供施展才能的平台，确保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促进地方金融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篇7

关键词：地方金融,地方政府,策略,政策

地方金融是相对于国家金融整体而言, 为地方经济发展并为地方居民或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体系。对于地方金融主体的一般性界定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从经营地域的角度进行界定, 包括地方性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国有金融机构在地区的分支、其他地区跨域经营的地方分支机构等;第二类则是从机构组成角度进行界定, 根据地方金融机构的形成与发展, 主要针对本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等相关地方性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的发展主要为地方经济提供服务, 地方金融的界定需要从国家整体金融体系、金融资源配置出发, 综合思考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服务性功能与整体金融体系的作用, 因此, 地方金融不仅包括起源于本地区的地方性金融机构, 也应包括服务于地区经济的各种各类金融机构。

一、地方金融对于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

地方金融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支持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力量。近年来,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与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入, 地方金融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地方金融机构的种类与规模不断增加, 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地方金融的发展不仅对于完善我国金融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而且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殷德生 (2000) 基于区域金融的一般理论分析, 对于我国不同区域金融主体的行为特征进行研究, 认为地区金融因素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金融结构、区域货币资金流动以及区域资源配置等存在重要影响;周好文、钟永红 (2004) 利用我国1988-200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运用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 对地区间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及因果关系进行研究, 认为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与经济增长在各地区间的因果关系并不一致, 其原因主要在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刘桂荣 (2006) 以1978-2004年的人均GDP和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为样本, 对江浙沪三地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 认为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高度正相关, 并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王学信 (2007) 以河南为例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和地方金融的关系, 并认为地方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 结合辽宁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 地方金融的发展对于地区经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对地方金融提出更高的要求, 地方金融的发展, 不仅反映地方经济发展的阶段与水平, 也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作用。

二、地方金融发展的策略思考

1. 内部与外部金融资源。

为了地区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在充分利用区域内金融资源的基础上, 通常采用相关的财税政策, 吸引区域外的金融资源进入, 这必然形成地方政府充分利用本地区金融资源与有效利用外来金融资源的策略选择。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 对于地方金融发展、我国金融市场整体发展, 以及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的作用。

2. 金融规模数量与结构效率。

地方金融发展中存在不断扩大金融规模数量的趋势, 缺乏对于金融体系结构与金融资源有效利用的相关思考。地方政府在地方金融发展中, 也会存在金融规模数量与结构效率的策略选择。对于地方金融体系与整体发展的规划, 不仅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而且对于地方金融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

地方金融的发展在我国起步较晚, 一直以地区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等为主体, 间接融资是地方金融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的主要模式。而通过证券市场发行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的形式在不同地区所占比重普遍较小。地方政府存在重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发展的策略选择, 虽然间接融资具有良好的基础, 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 对于地区经济与地方金融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4. 金融机构的竞争与合作。

随着各种地方性金融机构不断涌现, 尤其是地方商业银行的发展, 在立足本地区的基础上, 跨区域经营较为普遍。同时, 地方金融机构之间在金融产品、业务往来等方面存在普遍的竞争与合作。如何有效协调区域内、外的金融机构, 以及不同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与合作, 也是地方政府在地方金融发展中重要的策略选择。这对于地方金融市场的发展, 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

5. 金融发展与风险监管。

地方金融的发展对于地区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也会带来各类金融风险。地方性金融机构在金融规模、管理体制、内部监管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 伴随地方金融种类、数量的增加, 发展中潜在的风险也会累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会面临地方金融发展、金融规模扩张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 与地方金融发展可能存在潜在风险的发展与监管的策略选择, 这也是地方金融发展长期的任务。

三、地方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1. 支持地方金融机构发展, 合理配置区域内外的金融资源。

地方金融主要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地方政府在促进地方金融发展的策略与财税政策选择中, 应基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注重培养和发展本地的金融机构, 充分利用本地区金融资源。同时, 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 协调内外部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 利用金融市场自有机制, 吸引外部资金的流入, 为地方金融的发展, 以及我国金融市场的建设与完善提供重要的基础。

2. 合理规划地方金融体系, 提高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

地方金融发展中, 地方政府应避免单纯追求金融规模的扩张与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加, 需要重视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 对于区域内金融资源使用效率较高的产业或行业, 以及相关联的金融市场和机构, 应运用财税政策予以支持和奖励, 进而促进地方金融业的发展。同时, 还应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与产业特点, 合理规划地方金融发展的目标, 使地方金融体系的发展具有前瞻性。

3. 促进地方金融市场发展, 增加直接融资比重。

纵观国外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 地方金融的发展也经历了较为长期的过程。我国地方金融的发展, 主要以间接融资为主, 缺乏直接融资的渠道与方式。地方政府应在地方金融发展过程中, 适度引导基层的金融机构与合作组织, 提供直接融资的工具与服务, 在规范与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增加直接融资比重, 完善地方金融市场与服务体系。

4. 激励地方金融机构创新, 协调机构间的竞争与合作。

地方金融的不断发展, 地方金融机构种类的不断增加、规模的扩大与金融资源的不断流动, 带动了地方金融机构的跨区域经营, 也出现了不同地区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与合作等问题。金融机构间的有效竞争与合作, 可以提升本地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和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与水平。因此, 地方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利用财税政策, 激励地方金融机构创新, 鼓励机构间的竞争与合作。

5. 改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 优化地方金融监管。

对于处理地方债的几点建议 篇8

尽管中国不会发生像美国底特律政府破产的现象，中国政府作为整体政府而言，财力基础雄厚，不存在偿债的风险，但是对于个别地方政府无视法纪的行为，必须要用特殊的办法严肃处理，以防后患。

夏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誉所长、国务院参事

文|夏斌

关于地方债务问题，之前国家审计署对36个地区的债务问题进行了审计，目前又在布置对全国地方债务进行新一轮全面彻底的审计。

所谓全面就是审计的范围除了省地县之外，延伸到了乡一级政府。所谓彻底，就是审计政府各类融资活动，包括BOT、租赁等等各种业务方式。在我看来，10月底的审计结果肯定比以前多。市场上有的说10万亿，有的说是22万亿，我相信肯定比过去的9万多亿多得多。同时我也相信，其中有部分已经成为了呆坏账。

因此，我认为，面对这种状况，对地方政府的债务，目前总体上应该坚决执行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一系列严加控制的规定。

在我看来，要控制好地方债务的进一步增长，从眼前看要做三件事：

一是中央政府应该放话，对于继续违反规定，弄虚作假，做假账进行融资活动的地方政府负责人和当事人一定要秋后算账，绝对不能明知故犯。

二是要防止监管套利。一行三会几个金融部门要切实负起共同的责任。过去，我们在考虑一个企业主体债务发放规模、杠杆率的时候，一行三会都是各考虑各的，这个单位监管部门是40%，另外一个监管部门也是40%，几个监管部门下来到底多少？企业明白，地方政府明白，这就是中国的监管套利，大家都在钻监管套利的空子。

三是要杜绝各个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要对各个金融机构上课，重温1995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该法第八条款规定，政府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也就是说政府机关不能做担保。什么这个函那个函都不作数，谁出的函都不作数，到时候赖账到法院打官司照样没用，没有法律效力。第九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作为担保人，有些已经作为公益事业的房产等项目作为担保，发行理财产品，做影子银行的工具，这都是违法的。

所以要给各个金融机构上课，对于仍然不顾风险，钻政策空子，造成严重损失的，最后也应该追究责任。

整个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化解，只有等到10月底全国审计结束后才能拿出方案。根据以往经验，我相信会有一揽子的方案，我也相信这个一揽子的方案肯定是分类处置的方案。

除去大部分可以偿还的债务之外，对于已经确定不能偿还的债务，我们要区分有效率的资产和无效率的资产，并且根据以上不同的情况，采取地方政府发债、资产证券化。当然这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可以发债，资产证券化；没有条件的，有债务企业的股权，或者冲销银行的坏账，改变冲销银行利润，或者银行再次再转股，或者成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或者最后中央财政再买一点点单。可以通过出售地方政府所持有的优质股权和房产等各种办法来偿债。如此一来，我相信在政府还债问题上，一定会严格执法，绝不会再搞下不为例。

中国这么大，情况复杂，一定要实事求是，分类处置，对个别大搞楼堂馆所，铺张浪费，大搞烂尾投资项目的，地方政府要让其搬出豪华办公楼，要让地方政府卖楼还债，卖他的好資产还债。要抓典型，警示天下。尽管中国不会发生像美国底特律政府破产的现象，因为中国政府作为整体政府而言，财力基础是雄厚的，不会存在偿债的风险，但是对于个别地方政府无视法纪的行为，必须要用特殊的办法来严肃处理，以防后患。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