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幼卫生成本测算论文

摘要：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是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和促进农民的健康权益，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促进社会公平，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实际，分析了河北省农村地区医疗卫生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妇幼卫生成本测算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妇幼卫生成本测算论文 篇1：

“试管婴儿”费用纳入医保，能缓解生育率走低吗?

日前，北京市医保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印发了《关于规范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引发的《通知》里将宫腔内人工授精术、胚胎移植术、精子优選处理等16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甲类报销范围。

记者注意到，尽管近几年业内时有关于辅助生殖医疗纳入医保的呼声，但始终未有明确落地举措。此次《通知》发布后，北京即成为国内首个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范畴的城市。

高额支出成隐形门槛

辅助生殖技术是不孕不育症治疗的重要手段。它通常包括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及其衍生技术两大类。其中最常见的治疗方法就是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技术。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结婚登记女性的年龄占比中，35岁及以上非最佳育龄妇女的占比正逐年增加。

2021年5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曾参与发布了一项妇幼卫生相关的报告——《柳叶刀中国妇幼健康特邀重大报告》(以下简《报告》)。接受媒体采访时，乔杰指出，中国2015年底实施“二孩”政策，但生育意愿未如预期有增长。

她介绍，2007—2020年间，我国不孕发病率已从12%升至18%。这意味着，每6对育龄夫妻中就有一对夫妇面临生育困扰，而这类群体中部分家庭生育意愿则需要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来实现。

上述《报告》中提及，截至2017年，中国辅助生殖技术总周期数已经超过100万，出生婴儿数超过30万。

然而要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来实现生育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不孕症治疗是个复杂的过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医学暨计划生育科主任医师鹿群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试管婴儿”单次胚胎移植成功率仅为40%到50%左右，部分患者需二次胚胎移植甚至更多次。

重复取卵，也意味着将有高额的花费产生。一位生殖医学相关的从业者告诉记者，正常情况下，包括辅助生殖技术治疗之前的全身检查、促排卵、胚胎培养及移植等项目，一次成功地孕育一个“试管婴儿”的价格为3万元左右。难以确保的成功率和居高不下的治疗费用成了人工辅助生殖的隐形门槛。

鹿群向记者介绍，北京市此次共规范调整了公立医疗机构开展的63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调整，其中对体外受精胚胎培养等53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进行统一定价，基本涵盖北京市公立医疗机构常用的辅助生殖的技术项目。

她表示，纳入医保的16项中有2项是宫腔人工授精的项目，1项是二代试管婴儿(卵细胞浆内单精子注射)的项目，3项是三代试管婴儿(植入前胚胎遗传学检测)的项目，其余则为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等项目。按照鹿群的估算，在这项政策正式实施后，大约能通过医保为不孕不育症患者节省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治疗费用。

医保能否负担

《中国报道》记者梳理发现，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的呼声从2014年就有提及，但这一呼吁直至2021年才有“回音”：2021年9月，国家医保局在答复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5581号建议“不孕不育症辅助治疗纳入国家医保提高人口增长的建议”时明确表示，诊疗方面，在科学测算，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逐步把医保能承担的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费用可控的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这期间“二孩”“三孩”政策相继出台，但出生率仍在持续走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人口出生率为7.52‰，创下近年来新低。

鹿群告诉《中国报道》记者，现阶段把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是扭转生育率走低趋势的积极举措之一。在她看来，纳入医保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完全自费到纳入医保报销，这体现了国家对生育支持的大力投入。医保的介入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患者的支出压力，能让更多的不孕夫妇积极尝试人工辅助生殖技术

记者查询发现，上海、浙江等地都曾有过提供辅助生殖经济支持的探索，但始终未有将这一“非基本医疗”纳入医保的动作。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北京率先将辅助生殖医疗的部分项目纳入医保不仅是个良性的探索，同时也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即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在保护育龄妇女生育权益上应当走在前列。

至于能对北京本地生育率带来多大程度的改善，陆杰华和鹿群均认为需要结合这项政策实施之后落地的情况进行精准评估。

虽然这一政策利好生育，但社会较关注“医保能否负担得起这笔开支”。记者注意到，《通知》中公布的16项辅助生殖技术价格区间在100元至5200元不等。

其中3项价格较高的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胚胎单基因病诊断、染色体疾病的植入前胚胎遗传学检测、囊胚/卵裂球/极体活检术也列入其中，三者合计10360元。甲类报销比例若按70%计算，则医保将为这3项担负7252元。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北京2020年医保基金累计结余1353.7亿元。这一数字在业内看来算得上“医保资金池较为宽裕”。上述不愿具名的生殖医学从业者告诉记者，从目前北京的医保结余来看，担负这笔开支“难度不大”。

有望全国推广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国家层面陆续为提高生育率推出了育儿假、产假、生育奖励等多项积极举措，推动作用尚不显著。

虽然“二孩”“三孩”政策相继出台，但出生率仍在持续走低。

据2017年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6至2016年我国育龄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006年的24.3岁上升到2016年的26.9岁。乔杰表示，年轻夫妇育龄意愿的下降也导致了高龄妊娠、不孕、流产、出生缺陷和其他不良妊娠风险的增加。

陆杰华告诉《中国报道》记者，要解决眼下育龄夫妇不愿生、不敢生的问题，首先要究其真正的痛点，如生育文化、生育成本等，要综合考虑，标本兼治。在他看来，将辅助生殖医疗纳入医保就是在成本问题上推出的积极举措，北京的积极探索是个信号，之后或许会有更多的地区对此响应。

记者注意到，此前河南省医疗保障局就曾对网友提出的“将辅助生殖医疗项目纳入医保问题”给出回应称：“在当前情况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主要还是立足于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着力满足基本医疗需求，还没有能力将支付范围扩大到辅助生殖类项目。”

“各地的财政情况不一，相关的措施细节也可能会有差异，因地制宜。”陆杰华说。

在长期与患者打交道的鹿群看来，若要在全国铺开，则需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方患者对辅助生殖技术需求的不同，制定更有针对性、更能凸显支持力度的医保政策。另外，“对于不同的地方而言，跨省就医的不孕症患者如何解决医保问题仍有待讨论。”鹿群提到，由于不同的地区辅助生殖医疗发展水平不平衡，跨地区就医现象仍将长期存在，这些都应被纳入统筹考量范畴。

作者：邱慧

妇幼卫生成本测算论文 篇2：

河北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摘　要：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是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和促进农民的健康权益，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促进社会公平，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实际，分析了河北省农村地区医疗卫生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河北省;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是中国医疗卫生工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工作的重点。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到2020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要求，关键就是要解决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当前，由于历史、经济、社会等原因，广大农民的医疗隆重需求尚不能得到有效满足，由政策支撑的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尚不能达到为广大农民提供病源预防、疾病控制、医疗救治、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优质服务的目标，着力解决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各级政府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河北省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河北省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事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农村医疗卫生经费投入不足，公共财政特征不突出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缓慢、水平低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经费投入不足。提高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水平，绝不是卫生部门一家之责，资金的投入应该以政府为主体。目前河北省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享受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差距较大，说明在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中，公共财政的“公共性”特征并不突出。河北省农村医疗卫生经费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入总量不足。相对于农村居民巨大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来讲，目前财政资金的投入只是杯水车薪，同时，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偏低。2007—2009年，全省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18%、6.39%、7.44%，全省平均水平尚且如此，那么分摊到农村的经费也就更少得可怜了。由于经费不足，造成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不健全，人员经费标准过低，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不得不依靠基本医疗服务的微薄利润补充人员经费的不足，“以药养医”的现状依然存在，从而造成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医师在看病用药上没有过多考虑农民的支付承受能力，尤其在县级医疗机构治病费用过大，在治疗过程中存在过度检查、过度用药情况，农民难以承担医疗费用，更住不起院。同时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不足，工作经费缺口较大，疾病控制、爱国卫生、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职能履行比较艰难。二是财政医疗卫生事业经费的投向结构不合理。第一，全省的医疗卫生事业经费投入主要是向城镇居民倾斜，据测算，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医疗卫生事业经费的比例大概在4∶1，卫生资源的分配极不合理，差距过大。第二，目前的经费支出主要是向县级大医院倾斜，而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严重不足，许多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负债经营，设备老化，危房长期无力改造，严重制约了基层医疗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弱化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在三级医疗服务体系中的作用。经费的短缺，一方面使得农民医疗负担加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在个别地区仍比较突出，另一方面使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转难以为继。由此也造成广大农村居民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的不满意。

(二)农村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自建国以来，中国卫生资源的配置一直是向城市地区倾斜的，城镇居民享受了医疗卫生资源的80%，而农村居民仅享受全部医疗卫生资源的20%，长期的资源不合理配置致使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极其薄弱。

一方面，由于乡镇卫生院、村医务室的数量、分布、诊疗条件不足等原因而无法满足广大农民看病吃药的基本需求，群众对这些医疗机构的满意度越来越低。另一方面，出于对乡镇卫生院、村医务室的不信任，村民会比较倾向于选择去县级或以上的医院就诊，这又造成了基层医疗卫生资源的闲置。这种严重循环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求矛盾。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尚有缺陷

河北省自2003年选取部分县(市)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的试点地区，到2011年第一季度，新农合参合人数5 020万，参合率达到95%。从2003年开始试点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保障农民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减轻农民医疗负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日益暴露出一些问题。

1.报销比例偏低，保障水平低。在起付线、封顶线的设计上，新农合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根据河北省卫生厅公布的2011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统筹补偿方案基本框架的要求，一般门诊补偿不设起付线，每参合农村居民年门诊统筹补偿封顶线可设定为60元～100元。到不同级别医院住院治疗的参合农民，其住院补偿起付线乡级为100元～150元，县级为300元～400元，市级为800元～1 200元，省级为1 500元，省外三级及以上医院为3 000元～4 000元。很多农民表示，平时遇到大病的情况比较少，到乡镇卫生院基本上以输液治疗为主，一次输液的费用大概在100元左右，刚刚达到起付线标准，能够报销的费用非常低，受益水平有限。而对于那些重特大疾病的患者而言，报销额度的最高限制可能也会使其并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

2.报销程序烦琐。按照目前河北省有关规定，农村居民在本地区定点医疗机构门诊、住院治病可实行即时报销，程序较简单。但对于特殊病种医疗费和在外当地医保定点医疗机构门诊、住院治疗的费用在报销时需由本人或代理人凭有关资料回户籍所在乡镇申报。有时因为凭证不完整、不合格，报销人员可能需要在医院和报销机构间往返数次，大大增加了报销成本。

3.新农合弄虚作假现象时有发生。由于农村居民数量众多，而专门从事合作医疗的工作人员数量明显不足，监管工作量过大，同时由于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分布较分散，部门乡镇卫生并未实行电脑管理，使得在日常工作中出现差错、疏忽也就在所难免，这也就给制造假发票、假资料甚至冒名顶替提供了可乘之机。此类事件会使参合农民对新农合的认识出现偏差，既然不参合也可以拿到医疗基金，那以后就干脆不用继续参合了。使新农合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和信誉受到了影响。

二、完善河北省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思路

从经济属性上分析，农村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属于公共服务的范围，尤其是农村公共卫生更可划入到纯公共物品的范畴。而公共财政的目的正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河北省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当前存在的问题，就必须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财政职能定位，逐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和财政职能，构建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解决政府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中存在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

(一)强化政府在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责任，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属于公益事业的范畴，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建设覆盖全体农村居民的医疗卫生体系中，应首先明确政府是组织者、领导者和监管者，应以公共财政理论为基础，在公共财政框架内合理分配财政资金。政府应将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作为重要的民生工作来抓，制订并完善农村医疗卫生管理制度。第一，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编制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并纳入到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明确政府责任，订立发展目标，充分利用投资、财政、物价、金融等政策手段，加强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宏观调控与监管。要注重规划的可操作性，通过调查研究，对农村医疗卫生资源进行合理布局，加强城市医院与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可考虑将城市医院过剩或闲置的设备调剂到农村医疗机构，形成医疗资源共享，提高设备使用率。第二，加大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总量，按照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的要求，要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逐年增加卫生投入，增长幅度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的增长幅度。可考虑通过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并将其主要用于农村医疗卫生建设，也可考虑将河北省每年发行的地方政府公债中的一部分拿出来支持农村的疾病防治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为城市医院闲置医疗设备的使用效率，可以将其提供给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使用，可让医疗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推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第三，优化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支出结构。在政府财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结合当前实际，应主要增加对农村疾病预防与控制、农村妇幼卫生事业、农村医疗卫生救助等专项经费的投入，同时加强预算管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合理配置农村卫生资源，加大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基础建设

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无法满足广大农民的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缺乏。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整合农村医疗卫生资源，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要求尽快完成农村三级医疗服务机构的标准化建设，尤其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

村卫生所、诊所和硬件建设情况直接关系到其向群众提供的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也关系到其能否充分发挥疾病预防、健康知识传播和组织改善环境卫生活动等职能。对村级卫生室业务用房达不到规定要求的，可采用大力争取政府财政资金支持与鼓励社会资金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村级医疗卫生机构的改扩建工程，尽快实现基本设施的达标。同时还应对村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诊治设备进行调整，淘汰陈旧落后的设备，补充性能先进、操作简便的新式设备，提高其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三)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1.进一步加强对新农合制度的宣传。全省各地在提高农民参加新农合积极性方面都做了大量宣传工作，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展板、参观等各种方式进行了广泛动员，但效果不甚理想，主要原因是这些宣传大多只是表面文章的宣传，对于新农合制度的具体细节，如定点医疗机构有哪些，参合后农民需要履行哪些义务、哪些疾病不属于保障范围、结算程序、异地治疗本地报销的程序等方面做得并不到位，导致部分村民对该项制度认识不清，出現农民自己认为可以报销的医疗费用但得不到相应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新农合制度的积极效用，降低了农民参合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在今后的宣传中加强对新农合制度的细节宣传，对新农合制度产生的误解要做好解释工作，使更多的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2.规范农村医药市场的管理。规范农村医药品市场的运行，理顺农村医药品价格，既能有效减轻农民医疗救治费用，又能保证农村各项社会经济事业顺利发展。(1)完善基本药物制度。首先，扩大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由省级政府规范基本药品采购的程序、验收、结算等工作，建立全省统一的基本药物采购系统，选择合格、规范、服务好的配送企业，做到全省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定价。建立药物储备制度，加强药品、医疗器械的监管。其次，建立基本药物优先选择和合理使用制度。由政府举办的农村基层医疗机构要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允许患者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买药物，基本药物应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药品报销目录，并使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2)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采用政府打包采购的方式，压缩药品流通领域的中间环节，取消药品的批零差价，将药品价格降低，让利于百姓，这对于患者来讲无疑是重大利好。但于医疗卫生机构来讲，取消药品加价、提成，使药品利润为零，无疑会影响其正常经营发展，据统计，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收入中有60%是来自于药品收入的。要想从根本上扭转以药养医的局面，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即要由政府财政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给予足额补偿，否则肯定会影响零差率销售政策的效果。(3)适当提高医疗技术劳务价格。医务人员提供的医疗卫生技术服务得不到正确的价值表现，价格长期偏低是当前农村医药市场的另一问题。应按照医务人员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成本，综合农民的承受能力合理确定农村医疗卫生技术劳务的价格，回归其自身价值。对于乡村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价格，应低于县级医疗机构，以引导农民就近治疗。

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的最终目标，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及个人的共同努力。只有融合各种力量，积极探索，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就一定会实现。

参考文献：

[1] 张艳辉.北京农村医疗卫生现状调查报告[J].卫生职业教育，2010，(5):96-98.

[2] 段迎春，张乃方.财政支持与中国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发展[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26-28.

[3] 王秀丽.构建基于公共财政的新疆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J].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9，(1):22-25.

[责任编辑 吴高君]

作者：李素枝　于向辉

妇幼卫生成本测算论文 篇3：

借调困境与“编制”难题

我国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政府部门借调干部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有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的原因，也有官僚主义、工作作风方面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员编制管理不能适应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的需要

目前，我国许多政府部门存在大量借调事业单位人员和下级干部的现象。据估计，一些中央部委机关借调人员的数量大体在正式编制的10%～20%。我们要正视大量借调干部现象的存在，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解剖，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人员编制管理不能适应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的需要

我国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政府部门借调干部现象原因很多：有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的原因;也有官僚主义、工作作风方面的原因;有政府组织结构不合理、政府执行力不强、办事效率不高的原因;有事业单位的改革未跟上，社会中介组织发育不成熟，导致很多政府该转移的职能无法转移出去的原因;有干部素质能力不高，工作主观能动性不强的原因，等等。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员编制管理不能适应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的需要：

一是人员编制管理不能根据新情况、新任务进行适时调整，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导致政府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大幅增加的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导致人员编制现状与各项业务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我国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比较薄弱，出现了“缺位”或“不到位”的现象。

二是对中央政府机关的人员编制配备缺乏科学的测算和规范，导致人员编制管理不能适应政府履行职能的需要。如卫生部承担的重大疾病防控、医疗服务组织管理、公共卫生监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妇幼卫生和社区卫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繁重任务，但是卫生部机关行政编制只有370多名，与其工作职能极不相称，只能依靠机关工作人员加班和大量借凋部外工作人员进行工作。

三是人员编制不合理，存在工作量大的部门编制少、工作量少的部门编制多的问题，导致人浮于事的现象与大量“借调”干部的现象并存。人员编制按固定比例一刀切，没有按调整后的职能来配备相应的人员编制，造成一些部门清闲，而另一些部门人员紧张，疲于应付。

四是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事务缺乏中央专有事务与地方专有事务的划分，这是造成大量借调干部现象的深层体制原因。我国公务员缺乏中央公务员与地方公务员的划分，中央公务员偏少，而地方特别是市、县、乡三级公务员数量偏多。按国际惯例，中央、省级、地方公务员之间的数量结构应呈现一个“梯形”结构，中央公务员占公务员总数的比重大概在20%左右。但是我国中央公务员的行政编制仅有1.8万名左右，在整个公务员总数中的比重不到0.4%，各层级公务员之问的比例呈现一个顶端极小的金字塔结构。

大量借调干部的负面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大量借调干部，已经对我国政府行政管理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一是影响了中央政府对全国社会经济事务的宏观管理能力与控制能力。如国家发改委与工信部管理煤炭行业的仅有几名同志，管理一个拥有2万多处煤矿、550多万从业人员、20多亿吨产量且有很高危险性的庞大产业，管理难度很大。再如，国内贸易市场运行监测方面，市场监管力量不足。在我国近几年出现的“监管失灵”现象，大量的毒奶粉、假药的出现，也与我们的中央政府市场监管力世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是影响了依法行政。由于定编不科学，政府部门定了职能履行不了或干不过来，就大量从地方或基层借人，甚至由借调人员代替决策、行政，这就不符合依法行政要求。目前，政府职能交给事业单位行使的现象还有继续加大的趋势，

三是影响了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有的政府部门人员偏少，一般只能忙于日常工作，对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了解得不够及时，对一些深层次问题研究得不够深入。

四足影响了政府与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加剧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的现象。一些地方将事业单位作为机构改革的缓冲地带，或将行政机关变通为事业单位，或将本应由机关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转移给下属事业单位;行政机关人员是减少了，但行政支持类事业单位却大量增加，加剧了政事不分的状况。

五是影响了行政成本。由于机关上班的人不堪重负，不得已借调人或返聘，造成行政成本不减反增;一些事业单化进入较行政单位容易，不是那么严格，反而造成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六是影响了公共部门人才资源的管理与开发。被借调干部工资、职务等都在原单位，在现单位根本谈不上工资晋级、职务晋升、考核获奖，长期下去，将影响这些干部的职业生涯发展和工作积极性。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人员编制管理的科学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将进一步影响政府职能的正常行使，影响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的全面履行，并将进一步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管理能力和执行能力。

在不增加编制总额的情况下适度调整公务员结构

解决大量借调干部现象的根本途径，是在不增加现有公务员编制总额的前提下，本着人员编制管理科学化的原则，对公务员的层次结构、种类结构、职能结构进行适度调整。總的方向是：在科学划分中央事务与地方事务的基础上，充分调增中央公务员的数量，适度调增省级公务员的数量，调减市、县、乡镇公务员的数量，相应地调减事业单位编制;对政府部门从事职能履行、内部管理、辅助事务的人员数量进行调整，调增从事职能履行的公务员数量，调减从事内部管理、辅助事务的公务员数量;对不同部门的公务员数量，应宜增则增，宜减则减，而不能固守原有的人员编制结构，应调增从事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的公务员数量，适度调减从事政府内部事务的公务员数量。

一是现有公务员编制总量不能突破。效率效能原则是人员编制管理的首要原则。政府管理的关键在于提高行政效率，尽量用最少的人员，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因而，首先要建立机构编制总量控制机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目前公务员总的数量是较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因而，全国公务员的编制总量要维持不变，不管怎样进行人员编制结构调整，公务员编制总量规模都不应突破。

二是要实现人员编制管理的科学化。我国政府人员编制配备应与职能相适应，编制应向行使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机构和部门倾斜，而不应与行使政府内部事务管理职能的部门一概而论。应根据部门工作任务的繁重程度和社会责任的大小程度、区分政府内部事务部门和社会事务部门重新核定编制，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倾斜。对公共服务部门的编制管理，可以借鉴国外编制管理办法，对于直接服务于公众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根据服务对象的多少来确定编制数量。编制分配不能一成不变，应根据定编因素的变化，每隔一定时间进行一次调整，建议每五年调整一次。

三是要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基础上，划分中央公务员与地方公务员，适当增加中央公务员数量;适当调减地方公务员数量与事业单位人员数量。从长远看，中央事务应由中央部门驻全国各大区办事处与地方办事处的中央公务员执行，而不是交南地方公务员执行。(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作者：李军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