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创造性发展论文

[摘要]在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中，科学合理的考评方法与行之有效的保障措施，对于推动该模式得以顺利实施，以及不断提升模式教学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鉴于此，文章从分析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的内涵与理论基础入手，对该模式的考评方法与保障措施进行了全面分析，为推动该教学模式的广泛应用奠定必要的理论研究基础。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国际法创造性发展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国际法创造性发展论文 篇1：

论微信支持下的国际法课程混合式学习模式

摘 要：国际法作为高校法学、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课堂教学一般以教师讲授、灌输知识为主，形式较为单一。在普及面广、操作便捷、功能多元的微信支持下，通过微信群聊、时时对讲、公众号等功能，可以搭建国际法课程的线上学习平台，实现传统课堂学习与移动学习、系统化学习与碎片化学习、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等的有效结合，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国际法混合式学习模式，对课堂教学方法的变革作出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微信;国际法课程;混合式学习

混合式学习把传统教与学方式的优势和网络化学习的优势相结合，既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的主导作用，又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认知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1]以混合式学习的方式开展的教学活动越来越普遍。

“今天的学生处于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生态之中”，[2]通过搭建适合学生基于微信的国际法课程混合式学习模式，可以改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等法学类专业国际法学课堂上教师讲授、学生听课的传统教学方式，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学习模式，为高校法学专业教学方法改革探索一条新路径。

一、微信与国际法课程学习的耦合

(一)微信对教学的技术支持

微信集文字输入、语音聊天、视频聊天、群聊、朋友圈、公众号、收藏夹等技术手段于一身，其普及面广、操作便捷、功能多元，具有信息沟通、内容发布、人际交往、媒体平台等多方面的强大功能，受到了教师与学生的广泛青睐。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利用微信，对于培养学生“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和习惯，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信息技术辅助和促进学习”，即“学会学习”的核心素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际法课程的基本特征

国际法课程是高校法学本科专业的必修课、思想政治教育等本科专业的选修课，课程目标是让学生掌握国际法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及原理，理解有关国际法理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主动性，以提高将所学国际法知识用于分析解决国际社会中现实问题的能力。

国际法课程理论性强，采用一般性讲授、灌输式教学方式，学生往往会感觉枯燥生涩乏味，对知识点难以理解和把握;如果开展案例教学或讨论式教学，因课时量少，课堂时间非常有限，也难以有效进行。开展混合式学习对于国际法课程十分必要，国际法又是非常适合开展混合式学习的课程。

(三)微信与国际法课程的结合

混合式学习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再以教师的讲授为主，而是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教师的讲授为辅，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3]国际法课程可利用微信的各种功能，如通讯、朋友圈、公众号等，实现“学习资源共享、国际新闻推送、小组协作交流、知识点智能查询”等多重目标。将微信应用到国际法教学过程中，有助于激发学生对国际新闻事件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与学生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对国际时事的深入交流，学生们可以在微信聊天发言过程中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势以及对课堂发言的恐惧心理，对国际实践中的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的主张;对学习国际法感兴趣、基础好的学生可以利用微信快速掌握学习内容并拓展学习，对重要知识点和难以把握的难点可以反复学习，还可以随时寻求教师和其他同学的帮助;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学生的发言次数、发言观点的深度等，了解学生的动态学习过程，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学生单独或集体的辅导，还可以发现和调整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微信与国际法课程的结合是信息资源的结合、教学方式的结合、学习环境的结合，是一种“强强结合”。

二、微信支持下的国际法学习模式的构建

(一)建立国际法知识资料库

国际法授课教师可以通过不断上网搜集积累主流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以及与国际法知识相关的各类资料信息，在微信的收藏功能中建立“国际法资料库”，并将各类资料按课程教学大纲的章节分门别类整理，例如可在“国际法基本原则”一章中，加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报道，以便于学生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断被赋予的新内涵，在“外交和领事关系法”中加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汤加王国联合新闻公报》等内容，在“海洋法”一章中“中国首次在东南太平洋发现大面积富稀土沉积”等新闻，以便于学生理解国际海底区域的“平行开发制度”。平时应注意关注国际新闻时事与评论，随时存储并更新与国际法相关的国际新闻报道。长期坚持积累，就能够构建出特色鲜明、形式丰富、符合自身学习需求的国际法课程学习资源库，并使这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二)組织国际法学习微信群聊

以微信群聊功能为例，国际法课程授课教师在每学期的第一周，可要求学习委员设置并邀请学生加入“XX班国际法学习群”，或者向学生提供二维码，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加入微信群。群内学生设置为实名认证，并将群保存到通讯录。群创建后，群内的教师和学生就可以发起群聊进行某一主题的讨论，还可以共享视频、图片或网址等各种资源。在学习进行到一定阶段，再根据学生兴趣建立若干群聊，如对海洋法有兴趣的同学建立“海洋法学习群”，希望对“国际人权法”有深入学习的同学建立“人权法讨论群”等，学生可以参与相关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并协作完成学习任务。

(三)加强微信群内交流学习

根据国际法课程的授课进度，授课教师在课程上课之前的几天内创设学习情境和学习任务，发布与课程相关的国际新闻资料等学习信息，可以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先导性学习资料，并且布置思考题，引导学生在课前查看阅读并上网寻找相关资料，在微信里开展前期讨论。以学习“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一章为例：教师根据当前国际时事热点，在课前一周在学习群里发布了新闻《习近平：中国将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支持》、《解读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的主旨讲话》，并布置了思考题：“中国为什么要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发布后，学生们踊跃在群里发言，授课教师在充分听取学生群内发言后，继续发布思考题引导学生，通过不断鼓励和启发，使学生找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非命运共同体”等关键的知识点，为课堂讲授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及时解答学生提问

对于学生课后在微信里提出的问题，授课教师通过微信的实时对讲功能予以解答，师生间实现自然对话拉进了彼此的距离，简化了短时沟通的方式，这一功能高效便捷，比使用文字输入功能更加具有亲和力，加强了师生、生生间的协作性学习，起到了巩固国际法知识的作用。视频语音、实时对讲、发送信息等通讯形式，可应用于一对一学习、协作学习等多种国际法课程的学习情境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非常便利，丰富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答疑解惑的表达方式。

三、微信支持下的国际法课程混合式学习的特色

(一)提供课前课中课后的整体学习体验

1. 課前知识传递

课前在微信的国际法学习群中发布国际新闻及思考题，引领学生进入学习状态，实际也是将课堂进行了翻转，让学生在微信平台上自定步调进行微学习，用来掌握国际法基础知识，学生们可以在课前选择时间随时随地自主学习，并可借助网络查阅相关资料;还可以对不明白的知识点或者有兴趣的知识点在群里提出讨论。

2. 课中知识内化

在正式课堂上，教师根据学生在前期微信中学习的情况进行重点讲解和问题解决，并可开展基于问题的探究学习;课堂学习过程中，对于一些包涵文字图片视频、较为繁琐而不便于在讲台大屏幕展示的教学案例，教师也可利用微信群进行发布，学生利用手机进行现场学习，从而加深学生对认知内容的理解;在正式课堂深层次的探讨学习，将国际法理论知识内化，使微信学习成为课堂学习的基础和保障，课堂学习成为微信学习的巩固与提升。

3. 课后知识拓展

在正式课堂学习满足共性需求的基础上，微信学习可成为课后知识的巩固与延伸，让有能力、感兴趣的学生进行拓展和提升学习，从而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充分利用微信沟通便捷的优势，把课后学习重点放在学生之间的协作探究上，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实现学习过程的相互激励、相互监控、相互提升，学生可以丰富知识体系，拓展视野，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二)实现混合式学习的多个层次

1. 组合的混合式学习

利用微信，可以将传统教学与网络教学的优势相结合，能够统筹线上与线下学习，自定步调和实时协作学习、结构化与非结构化学习，不仅实现课堂学习与在线学习的混合，而且向“课堂学习与移动学习相混合”、“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相混合”、“系统性学习和碎片化学习相混合”、“自主性学习和协作式学习相混合”迈进，国际法学习是实现组合的混合式学习的最好例证。

2. 基于学习目标的混合

对于学生而言，利用微信可以突出共同的学习目标，即“构建基本的系统国际法框架、加深对国际法适用性的认识”，学习者处在一个共同的学习平台，为完成共同的学习目标而努力，在学习中实现各个要素及要素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整合，提高用所学的国际法理论分析国际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

3. 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混合

利用零散的碎片时间网上学习已经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短小精悍”的微型教学内容更符合学生的学习习惯。围绕重点的知识点让学生进行课堂展示，包括模拟访谈、情景剧、国际新闻播报等，并录制成微课，利用微信播出，这样才能适应学生的学习需求，让非正式学习成为正式学习的有益补充，学生通过阅读各种电子资源及在线及线下查找学习参考资料，都可作为传统课堂的补充在适当的时间和情境中嵌入到对课堂的学习之中。

4. 理论与实践的混合

教师可以利用微信备课、授课、布置作业、答疑、监控学生学习进程，学生可以自主控制学习的时间、地点、路径或进度，既可以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可以满足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培养学生自主探究与合作学习的能力、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可成为提升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

四、微信支持下的国际法课程混合式学习效果调查及评价

(一)利用问卷星进行网上调查

通过设计《关于高校大学生利用微信进行国际法课学习的现状问卷调查》，利用问卷星对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学生进行了网上调查。问卷有效填写人数为345人(其中2014级学生110人，2015级学生110人，2016级学生112人)，参与调查的男女生比例分别为2.68%及97.32%;使用微信的人数占填写问卷人数的100%，晚上使用微信的人数最多，占82.14%;查看国际法学习群中发送的资料的比例分别是：“一更新便会认真阅读”的占9.82%，“每天都会查看，但是只会认真阅读标题能引起我兴趣的”占51.79%，“很少查看，闲余有兴致才会看看”的占33.93%，“只是看看标题”的占4.46%;51.79%的学生更倾向于在微信上看图文，28.57%的学生更愿意看视频，16.07%的学生更愿意参与论坛讨论;近80%的学生认为2-7分钟的微信课程内容是合适的;90%以上的学生认为利用微信推送信息在零碎的时间学习非常好或很好;影响微信学习的因素主要有形式单一、缺乏多元化，占38.39%，以及网速慢、影响视频类慕课的流畅性，占33.93%;如果对话题感兴趣，对信息有观点、看法、建议时，近90%的学生会主动用微信互动;“如果有与本专业学习内容有关的微信公众号，想关注”的比例占到了97.32%。

(二)效果分析及评价

微信具有集文字、图片、表情、语音、视频、收藏等于一体的多样化功能，学生课前的预习、课中的学习、课后的复习均可借助微信这一辅助手段，既能节省学习时间又能提高学习效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明显高于传统课堂。

虽然主要以微信群聊功能作为支持的国际法混合式学习模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但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参与，因此有必要对微信学习平台进行更深入的开发，更进一步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例如，微信公众平台的订阅推送功能和自动回复响应功能，可以为学生提供国际法學习内容的发布和检索，教师上传到微信公众平台的有关国际法的学习资料，以及以往学生们演出的情景剧、模拟现场访谈、讨论会等制作的视频等微课程，可以储存到国际法素材库中，在学生需要的时候直接发送即可;学生也可以通过回复关键词观看素材管理中的国际法微课程，并且对不清楚的知识点可以反复观看，直到学懂为止;通过微信公众号，学生还可以通过课前课后练习自测学习情况。此外，也可以利用朋友圈，师生或生生之间的评论一旦发布即可在对方的主页中提示，交互便捷，既可以公开评论，也可以发私信交流，可让各学习小组把学习研讨的国际法学习成果分享到微信朋友圈，通过互相点赞的方式获取支持，获得认同感。

总之，“混合式学习绝不仅仅是把科技置于传统课堂之上这样简单，而是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深度设计”。[4]微信支持下的国际法混合式学习模式实现了课堂教学与移动学习、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结合，在各种教学理论与技术支持下，在遵循学习目标的一致性、学习内容的完整性以及学习方式的多元性的整体性原则的基础上，将各种方式有机混合和融合，并发挥各自的优点，从而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1]何克抗.从Blending Learning看教育技术理论的新发展[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9)：27-48.

[2][美]迈克尔·霍恩.希瑟斯·特克.混合式学习：21世纪学习的革命[M].混合式学习翻译小组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9.

[3]杨维东，贾楠.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述评[J].理论导刊，2011(5)：77-80.

[4][美]迈克尔·霍恩.希瑟斯·特克.混合式学习：用颠覆式创新推动教育革命[M].聂风华，徐铁英，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161.

作者：蒋冬梅

国际法创造性发展论文 篇2：

国际法模块化培养模式考评方法与保障措施

[摘 要]在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中，科学合理的考评方法与行之有效的保障措施，对于推动该模式得以顺利实施，以及不断提升模式教学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鉴于此，文章从分析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的内涵与理论基础入手，对该模式的考评方法与保障措施进行了全面分析，为推动该教学模式的广泛应用奠定必要的理论研究基础。

[关键词]“一带一路”;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考评方法;保障措施

[基金项目]2018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重点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法》应用型人才的模块化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2018JGZ113)

[作者简介]杨海涛(1979—)，男，法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從事法学教育研究;李远龙(1966—)，男(土家族)，法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学教育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急需大批高素质的涉外法律应用型人才。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的考评方法与保障措施，对于创新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培育高素质的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模式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是一种以国际法律知识、能力和素养为模块教学单元，以实践性教学为主要方式，以培养学生法治素养与法律实务能力为核心教育目标的应用型教学模式。从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来看，其自创设之初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念的影响。该理念认为，教育是社会共同生活的基础，只有使教育和社会生活实践联系起来，教育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此理念指导下，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注重采用实践教学手段，着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该模式在引入我国之后，受到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教育观的理论指导。马克思在对传统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教育理念进行深刻反思后指出，教育不能仅与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相结合，将教育仅仅视为人类获取物质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人的精神生活、个性特长与道德信仰都会受到漠视乃至践踏。教育还应当与社会精神生产实践相结合，注重用人类先进的文化成果培育人的道德修养，陶冶人的情操，利用教育的力量推动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1](P153)在这一教育理念指导下，我国的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能够避免陷入功利主义教育的泥沼，注重同社会物质生产实践与精神生产实践全面结合，在此基础上科学设定人才培养目标与教学模块，对学生的国际法律知识、实务能力与法治素养进行全方位的培养，以此培养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急需的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

二、模式的考评方法

为了科学考评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下教师的教学水平与学生的学习水平，促进教师不断提升教学水平，督促学生扎实掌握必备的国际法律知识与实务能力，并形成坚定的社会主义法治信仰与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笔者建议采取如下模式考评方法：

第一，全面考评法与重点考评法综合运用。全面考评法是根据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的教学目标与要求，对师生在教学中的表现及其结果做出全方位的考评。具体来说，评价的考查基准点包括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学参与程度、学习效果如何;教师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教学效果、教学态度与教学基本功如何。全面评价法因其评价范围广泛、视角多元，通常需要较长的教学评价周期，并需要借助建立相关教学评价的操作平台、数据库与档案等技术手段予以长期实施。

重点考评法是根据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中各教学模块的特点，选取其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考查基点进行阶段性的考评，以此发现和改进相关教学模块中存在的不足。例如在“法治素养模块”中可重点测评学生的道德品质、学习的愿望和能力、交流与合作、个性与情感以及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等方面的素质，并对考评结果进行及时分析、说明与建议，形成激励性的改进意见或建议，促进学生及时纠正其行为表现、情绪体验、过程参与、知识获得以及交流合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教师的相关教学则重点测评其教学环节(尤其是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与师生互动的教学过程，帮助指导教师及时发现和弥补其在模块化教学实践性与创新性方面的不足[2]，从而更好地推动实现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的教学目标。笔者认为，将上述两种考评方法综合运用，既可以发挥全面考评法的系统性优势与重点考评法的针对性优势，又可以避免二者在效率性与客观性方面的各自不足，从而取长补短，更好地发挥其考评功能。

第二，定性考评法与定量考评法综合运用。定性考评法是对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中被考评者的表现做出价值判断。定量考评法是借助数学方法对模式中被考评者的表现做出定量性的考核与判断。将这两种考评方法综合运用，既有助于发挥定性考评法的人本优势与定量考评法的精准优势，又有助于克服二者在客观性与人性化方面的各自不足。例如，在对国际法模块化教学进行评价时，既可以采取定性评价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学生是否积极主动，能否独立思考或和其他同学开展良好的探究合作等)、学生的学习方式(学生是否切实担当了课堂策划者、实践者等主体性的角色，是否能与教师开展良好的互动与合作等)、学生的学习效果(学生是否能够获从国际法模块化教学中获取了应有的知识、技能、实践能力、法律思维、法治意识与创新意识等)、教师的教学目标(是否符合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的教育目标，是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国际法律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及国际法律职业素养等)、教学内容(是否向学生传递新技能、新成就、新思维，教学重难点是否突出，是否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是否与国际法律实务部门的工作实践紧密联系等)、教学方法(是否具有灵活性、多样性与实践性，是否能够切实培养学生的国际法律思维能力与应用能力等)、教学素养与教学基本功(教师是否能充分认可和尊重学生，是否具有扎实的教学功底与良好的教风，在教学中是否具有创新性与启发性等)各方面提出明确的定性评价标准，同时通过设定合理的定量测评公式与分值，对前述定性评价标准予以科学、客观的量化测评，从而对国际法模块化教学中的“教”与“学”做出科学、客观、翔实与合理的评测，进而不断发现和克服相关教学不足，促进教学相长。

第三，形成性考评法与总结性考评法综合运用。形成性考评法注重对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的教学过程进行考核与评价。总结性考评法注重对模式教学结果进行考核与评价。为了对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的教学效果做出科学准确的评价，我们应当将形成性考评法与总结性考评法综合运用，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知识技能、法治观念、职业道德进行综合考查，及时掌握教师的教学动态与学生的学习动态，及时发现师生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具有针对性与实效性的改进建议。此外，还要努力改变仅以学生书面考试成绩作为评价教师成果的传统考评方法，改为以学生全面发展的状况来评价教师的教学成果，以此不断促进教师改进教学效果，从而更好地推动实现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的教学目标。

三、模式的保障措施

为保障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得以有效实施，笔者建议从创新教学管理制度、师资培育、教材编撰、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采取以下几项措施推动该模式的实施。

(一)创新教学管理制度

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是一项系统性的教学工程，它为法学教育带来了从教学理念到教学方式的全面创新，这也对教学管理制度提出了创新要求。为了保障该模式得以有效实施，笔者建议从下述几方面对相关教学管理制度予以改革创新。

第一，科学转变教学管理制度的指导理念，由“重管理”转为“重服务”，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师生”的崭新理念，充分尊重和保护师生权利[3]，支持包括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在内的教学改革创新工作，激发和鼓励师生参与教改工作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认真听取和接受师生关于教学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努力让学校的教学管理制度切实成为服务师生、服务教改的重要保障。第二，积极配合教学改革创新工作，制定和完善相应的管理细则。例如关于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的实践教学问题，应当针对校内实训、校外实习与见习等实践教学活动制定明确合理的管理细则，在切实保障师生安全的前提下，充分给予和保护师生的实践教学权利，激发实践教学的优势，促进学生的国际法律思维、实务能力与法治素养得到充分培养。第三，改革和创新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科学转变评价标准，由以往注重“知识评价”与“考试结果评价”，转变为注重“能力素养评价”与“学习过程评价”，重点考查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教学活动是否符合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信仰、职业道德与实践能力。同时创新和优化教学质量考评方式，摈弃传统“一张考卷定成绩”的单一考评方式，改为全面考评与重点考评相结合、定性考评与定量考评相结合、形成性考评与总结性考评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式，对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的教学质量做出更为科学、全面与客观的评价。

(二)师资培育

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的有效实施离不开高水平的师资保障。尤其是模式的实践性教学特点决定了该模式急需“双师型”教师，即兼通国际法理论知识与实务能力的优秀师资。但这类师资目前还较为短缺，亟待大力培育。我国以往的师资培育手段主要是岗前培训、国内外访学、中短期进修班、在职攻读学位等。这些培育手段对于提高教师理论知识水平的作用显著，但对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作用不足。对此，笔者建议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创新法律“双师型”师资的培育方式。

第一，采取“走出去”的培育模式，有计划地组织和安排国际法教师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到法院、检察院、司法局、律所及外资企业中的法务部等实务部门挂职锻炼，以此提升教师的国际法律实践能力及相关教学水平。第二，采取“引进来”的培育模式，通过柔性人才引进的方式，积极引进国际法律实务部門的专家担任兼职教师。这些兼职教师可以为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带来丰富的实务经验与创新意识，同时促进校内专职教师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在教学改革创新中向“双师型”教师转变。第三，实施“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组织教师与国际法律实务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横向课题合作，有效提升教师的实践创新能力与法律服务能力，同时促进模块化教学与国际法律职业实务有效衔接，有效实现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的社会服务功能。第四，创设奖励机制，鼓励教师争做“双师型”教师[4]。学校可通过为“双师型”教师提供专项岗位津贴、评奖晋升优先、科研资助优先等待遇，激发教师争做“双师型”教师的积极性，不断优化学校的师资结构，努力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勇于创新、德才兼备的“双师型”队伍，为有效实施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提供优质的师资保障。

(三)教材编撰

在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中，教材既是指引教师有效开展模块化教学活动的重要工具，也是学生据以获取知识、培养能力与提升素养的重要载体，因而应当重视相关教材的编撰工作。目前我国的国际法教材多以国际法学知识体系为导向，不能适应以法治素养与实务能力为导向的模块化教学要求，因此编撰与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相配套的新型教材迫在眉睫。对此，笔者建议组织优秀的国际法学教育专家与实务专家合作编写这类教材。教材的编撰要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需求出发，遵循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规律，突出体现模块化教学的基本理念与教学特色，合理借鉴国内外同类教材的编撰经验。教材内容上要注重以法治素养和能力培养为本位，将国际法律理论知识与实践案例有机结合。教材体系上要合理创新，建议采用模块化教学体系编撰教材，设置“专业知识”“实务能力”与“法治素养”教学模块，并注意各模块之间既要保持相对独立，又要相互融合、有机统一，以此形成能够切实满足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需要的新型教材，为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的有效实施提供高质量的教材保障。

(四)实训基地建设

实践教学是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必不可少的重要教学环节，亦是该模式培养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的重要途径。实践教学的有效开展离不开高水平的实训基地保障。为此，除了加强对校内模拟法庭、法务实训室等实践教学场地的建设之外，还需要在各类法律实务部门中大力建设校外实训基地，给予学生广泛参与社会实践、充分接受国际法律实务培训的机会。对此，笔者建议学校应当与法院、检察院、司法局、律所及外资企业的法务部门等单位开展合作，协力共建“实践教学与社会服务一体化”的校外实训基地，联合开展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施工作，合作培养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在此过程中，国际法律实务部门可以为学生提供见习与实习岗位，并安排拥有丰富实务经验的人员等担任指导教师，悉心指导学生培养相应的法律职业道德，熟悉国际法律实务部门的工作流程与方法，逐步掌握处理涉外法律业务的工作能力。与此同时，学校还可以安排“双师型”教师协助指导实践教学活动，并为国际法律实务部门提供各种形式的法律服务。这既有助于实现国际法应用型人才模块化培养模式的人才培养目标，又能满足国际法律实务部门的人才需求，由此达到教学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孟宪平.马克思主义文化动力思想及其实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53.

[2]王雄文.实践教学理念下应用型法律人才核心能力培养的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2018(34)：166-168.

[3]刘海宏.教师专业化理论视角下的应用型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J].教育与职业，2019(2)：70-72.

[4]于艳美，蒋亚南，郭琰.基于模块化教学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研究[J].教育现代化，2017，4(39)：18-19+28.

作者：杨海涛 李远龙

国际法创造性发展论文 篇3：

战争之后的正义

自其产生之日起，武装冲突法就在“国家拥有诉诸战争权”与“武装冲突法力求为战争受难者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之间，或者说在“军事必要原则”与“人道原则”之间狭小的缝隙中艰难生存。虽然从理论上讲，国际法废弃了战争，但是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战争或武装冲突并非《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两种合法使用武力的情况。在国家正式放弃诉诸战争权之前，战争仍然是国家的一项权利，而战争的终极目标就是尽力消灭敌人保全自己，然而武装冲突法的理念却要求限制战争的残酷性，对交战各方的战争受难者提供一视同仁的最低限度的保护。如果说有人将国际法称为“弱法”(weak law)，那么，武装冲突法在这一弱法体系中的地位更为微妙。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严重违反国际法规范的行为(如侵略)时，国家只能通过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方式调整，而不是由“国际警察”或“世界军队”来纠正。与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规范结构不同，在武装冲突法中仅有“假定”(指适用规范的必要条件)和“处理”(指行为规范本身的基本要求)，没有“制裁”(指对违反法律规范将导致的法律后果的规定)，它将违反武装冲突法禁止性规范所导致的法律后果留给了“国际刑法”来处理。例如，“一八九九年和一九○七年的各项《海牙公约》以及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关于改善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均无关于对违反条约行为的个人进行制裁的规定。只有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关于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第三十条对此做了简要的规定”。应当看到，作为国际社会有拘束力的行为规范，国际法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在结构方面与国内社会很不相同，不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而是由平权主体组成的松散的平行社会关系。国际法的基本主体是主权国家，国家既是国际法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国际法的效力来源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的意志，而是来源于国际社会各个成员意志之间的协调。与国内法相比，国际法的强制力比较弱，甚至有人认为国际法更像是“国际道德”。从本质上看，国际法受国际政治的影响相当大，通过政治，国际法的发展被划定了狭隘的界限。但实际上，现在很少有人会否定国际法的法律性质，违法现象的存在并不能作为否认法律存在的证据。在国际法效力问题上，任何“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律工具主义”的观点都失之偏颇。

长期以来关于惩治战争犯罪的国际法规范的发展十分欠缺。二战之后，国际刑法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武装冲突法的效力。一般说来，国际刑法是指调整国际刑事关系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总称，主要包括国际社会预防和惩治国际犯罪以及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与合作的原则、规则和制度。但是近年来在西方法学界，一个逐渐形成的共同认识是将国际犯罪的类别主要集中在“战争罪”、“反人道罪”、“灭绝种族罪”等最为严重的罪行上(参见《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五条)，而把其他各种国际犯罪留给国内刑法来调整。在把进行战争当作国家固有权利的情况下，战争犯罪仅指违反公认的战争法规与惯例的行为。这类行为不但破坏国际法，通常也违反犯罪者本国的刑法，比如杀害和劫掠因伤、因病而失去作战能力或已经放下武器的士兵等。二战以前，有关违反战争法规应负法律责任的规定散见于各项条约中。一九○七年《海牙公约》附件第五十六条提及：凡故意毁坏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古迹者应依法追究;一九二九年改善伤病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第二十八条至三十条规定了惩治滥用红十字标志和违反该公约的任何行为。一九二二年《华盛顿公约》第三条规定：服务于任何国家的任何人，如违反关于对商船进行攻击、拿捕和破坏的现行法的人道规则，不论他是否奉有上级命令，一概认为是对战争法规的破坏，将按照海盗罪进行审判和惩罚，且该违法者在哪一个国家法律管辖的区域内被发现，即受那个国家的民事或军事法庭审判。

在历史上，违反武装冲突法(战争法规和惯例)的现象屡见不鲜，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国际社会却始终无法将被告人绳之以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提出审判和惩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及其他战犯。战争结束后缔结的《凡尔赛和约》中也规定了把威廉二世及德军中严重破坏战争法规者交付国际法庭或混合法庭审判(见《凡尔赛和约》第二二七至二二九条)。但是，由于协约国不愿创造这样的先例，借口荷兰政府拒绝引渡威廉二世而不了了之，同时德国也以“国家尊严”为由而拒绝交出其他战犯。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执行一九四四年《莫斯科宣言》的规定，在伦敦签订了《关于起诉和惩处欧洲各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议》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决定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并对国际军事法庭的管辖权、组织和任务，以及的组织、审判和判决程序做了规定。宪章的第六条列举了战争罪行的类别：(甲)危害和平罪，即计划、准备、发动或实施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条约、协议或承诺之战争，或参与为实现上述任何战争之一种共同计划或同谋。(乙)战争罪，即违反战争法规与惯例，此种违反应包括，但不限于对在所占领土或占领地的平民之谋杀、虐待，为奴隶劳役的，或者其他目的的放逐，对战俘或海上人员之谋杀或虐待，杀害人质，劫掠公私财产，任意破坏城市、集镇或乡村，或从事并不根据军事需要之蹂躏。(丙)反人道罪，即在战争发生前或战争进行中，对任何平民之谋杀、灭绝、奴化、放逐及其他非人道行为，或因任何政治、种族或信仰关系，为执行或关涉本法庭管辖范围内之任何罪行而为之迫害，不问其是否违反所在国之国内法。根据《伦敦协议》和《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在德国的纽伦堡组织了对法西斯德国主要战犯的国际审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开始到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结束，共判处十二人绞刑，七人徒刑，并宣布纳粹党领导机构、秘密警察和党卫军为犯罪组织。经同盟国授权，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了内容基本上与《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相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根据该宪章，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十一个国家的代表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该法庭自一九四六年四月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日本东京审判日本主要战犯，判处七人绞刑，十八人徒刑。

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纽伦堡、东京国际审判实践，对武装冲突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联合国大会第九十五(I)号决议一致确认《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所包括的国际法原则。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一九五○年根据大会第一七七(II)号决议，编纂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判决所包含的原则：一、从事构成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人承担个人责任，并因此而受惩罚;二、不违反所在国的国内法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三、被告的地位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四、政府或上级命令不能作为免除国际法责任的理由;五、被控有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人有权得到公平审判;六、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危害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七、共谋上述罪行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对此，意大利学者评论道：“纽伦堡审判(以及影响相对较小的东京审判)做出了大量的判决，这些判决从判例法角度对国际法上的个人刑事责任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后，各国又在国内法院的层面上对战犯进行了审判，如苏联的“伯力审判”，中国的“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规定战争犯无权要求庇护，对他们不适用法定时效(即追诉时效)。

这些特设国际法庭的建立及其审判实践，一方面促进了武装冲突法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颇具争议的法律理论问题。例如，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告人提出了一系列辩护理由。主要有：依照当时的国际法，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并未违反国际法，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违反了“罪刑法定”这一法制基本原则，实质上是“事后立法”。他们还提出：法律不应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国际军事法庭的运作是为了实现所谓“战胜国的正义”;况且盟国军队的许多行为(例如英国空军对德国城市德累斯顿的轰炸)也是违法的。在东京审判中，国际军事法庭中的印度籍法官帕尔(Pal)也提出了异议，认为“给日本战犯定罪是不妥的，他们应当被无罪释放”。

上述理论问题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和现实意义。如果刻意回避而不是据理反驳，将对武装冲突法和国际刑法的发展造成十分消极的影响。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纽伦堡审判(对东京审判也同样适用)并未违反“罪刑法定”这一刑法基本原则，因为当时的国际法虽然缺乏明确的、具体的、成文的刑法规范，但是，诚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指出的那样:“有人主张对于违反条约和保证，没有发出警告就对邻国发起进攻的人加以惩处是不合理的，这种论点显然不正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本身一定知道他是无理的，因此对他惩处绝不是不公正的;反之，如果对他的罪行不做惩处，那才是不公正的。”判决书同时分析了《一九二八年巴黎非战公约》，认为包括德、意、日在内的公约缔约国均明确表示放弃战争，指出“任何国家利用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者，均属破坏公约而负有罪责”，“郑重地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必然包含着这类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凡策划并进行这样的战争，因而产生不可避免的和可怕的后果者，均属犯罪行为”。实际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列举了一系列国际条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法律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创造性地发展了国际刑法，而不是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纽伦堡审判及后来的东京审判的原则也已经被联合国大会及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所确认。针对纽伦堡审判中的“反人道罪”问题，权威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教授主张国际刑法中的罪名可以来自类推，这样做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国内有些学者主张国际刑法不适用(或并不完全适用)“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尚不清楚这些专家、学者的结论是如何得出来的。关于国际刑法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恐怕要从以下角度来理解才更加合理。首先，成文法的规定不可能将需要法律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完全穷尽，依照“一般法律原则”和各国的司法实践，通过审判和判决发展法律是可以的，如所谓“婚内强奸”、“强奸男子”等罪名就不是由刑法典规定，而是在西方国家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曾判定“将木棒插入妇女性器官的行为构成强奸罪”(“阿卡耶苏案”)，“行为人强迫被害人为其口交的行为构成强奸罪”(“富伦季加案”)，“强迫两名男子互相口淫的行为构成强奸罪”(“塞莱比齐案”)。这样做也并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其次，从抽象法律原则推导出具体规则来适用于具体案件在各国国内法中也是被允许的。第三，法律的存在形式呈现出多样性，除了成文法，还有习惯等。笔者认为，对所谓“罪名”和“刑罚”是否具备合法性进行的判断关键在于是否能在政治伦理的层面上满足“法统性”或称“正统性”的要求。事实上，关于二战结束时的国际审判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战后国际刑法的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点可以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找到佐证。该公约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任何人之行为或不行为，于发生时依国内法及国际法均不成罪者，不为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法律所规定。犯罪后之法律规定减刑者，从有利于行为人之法律。”但是该条第二款规定：“任何人之行为或不行为，于发生时依各国公认之一般法律原则为有罪者，其审判与刑罚不受本条规定之影响。”(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另一方面，“由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起草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典草案》对个人刑事责任概念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一九五一和一九五四年的草案中，第一条规定‘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的犯罪行为是国际法上的罪行，应对此负责的个人应受到惩治’。一九九六年的草案文本第一条规定‘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的犯罪行为是国际法上的罪行，是应当受到惩治的行为，而不论按国内法规定是否应受惩治’”。需要说明的是，该法典草案尚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刑事立法的趋势。

作者：盛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