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政治是民主、法治、宪政三位一体的政治。民主和宪政并非内在冲突而是相互契合的。民主政治发展的制度化趋势，成为民主与宪政的基本契合点。尽管宪政和民主在价值取向上各有侧重，但在现当代政治发展中，二者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宪政以民主为基础，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而得以有效运行。宪政必然实行法治，而法治的实施依赖于宪法权威和宪政体制的确立。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法治与宪政分析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浅论法治与宪政的关系
【摘要】本文从对法治与宪政的概念出发,探寻两者的诞生情况和内容,并从宪政的原则与价值角度进行探讨。最后,本文着重于法治与宪政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与比较,从而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法治和宪政。
【关键词】法治 宪政 价值秩序
1 法治与宪政的概念
法治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它强调社会治理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其核心内容是: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
宪政是一种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其基本精神是建立有限政府。
2 法治的诞生与意义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提出了“贤人政治”,他认为法治只能称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终究不如贤人政治好。而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则在批评柏拉图的人治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法治论。他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可以这样说,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正是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但是,由于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奴隶社会)不同,近代的法治与那个时代的法治还是有区别的,那个时代不可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而近代法治是在启蒙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法律具有超越并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第二,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
第三,权力必须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而不能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中。
由上可见,法制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阶段性。在法律产生之前,是不会有法治的。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尤其是国家出现之后,法律才得以产生。随之而来的法制才得以诞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法治也随法制诞生。随着法制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出现了法治意识。诚然,在法治社会里,法律的权威性源自于社会大众对法律的“合法性”的一致认可。而合法性则是指人们对法律或规则或制度的一种态度,一种认识。同时,它也是大众对有关规则的产生或有关规则制定者及其权威的自我判断。因此,在法治社会中,法治意识、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三者是紧密不可分的。
3 宪政的诞生
由于各国的具体社会条件不同,各国宪政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情况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总体上都是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受阻的不同历史条件下,由代表少数有产者民主和利益的资产阶级领导以获得作为少部分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为目的而开始的。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宪政制度最早出现的国家。
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政是与专制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宪政运动发起于1919年“五四”运动,即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时期。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掀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改组共产党,开始北伐,真正意义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政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可以说,当一个国家的民主革命打响时,这个国家的宪政就开始了。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革命,两者之间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即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目的指向的是建立代表少数有产者利益和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争取的是作为少数人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事实;而社会主义的宪政民主革命则以解放所有的广大贫苦人民群众最终建立真正人民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绝大多数群众的平等和民主为目的的,争取的是作为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民主事实。
4 宪政的原则与价值
宪政是民主与法治相结合的政治存在。秩序作为宪政最基本的价值之一,是表征一系列事物在空间上的第次、顺序、稳定、连贯等关系状态的范畴。法治作为秩序的象征,同时也是建立和维护秩序的最有效的手段。宪政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和维护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建立了一种新的秩序。只有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宪政,才能更好的维护和巩固秩序。
由此,宪政的秩序价值主要体现在:
第一,宪政维护和巩固了国家权力体系及运行秩序。宪政对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与限制建立起了权力运行的秩序。同时维护了各种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有序进行,巩固了由它们保障的社会秩序。
第二,宪政建立和维护了阶级统治秩序。在一个阶级社会中,阶级冲突是不避免的,它对社会的存在和稳定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而宪政将这种冲突控制在了宪法允许的范围内。
第三,宪政为日常生活秩序确立了一种基本准则。宪政所确立的这一准则,为社会的生活、生产、交换秩序的法定化划定了一个大的框架。在这一个框架之下,我们制定各种法律法规予以具体化,但始终不能超出宪法所给定的框架。
5 法治與宪政的关系
法治与宪政相互作用,法治是宪政的必要基础,维护着宪政体制的稳定存在;反过来,宪政又保证了法律内容与形式的公正,使法治与人治达到平衡。两者的具体表现如此:
第一,宪政体制提供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制度框架,更好地维护了社会法治秩序。宪政制度使得公民个人和社会整体的不同要求可以在其中进行和解、妥协和释放。宪政对个人、社会利益的合法性进行的预先设定避免了未解决的利益冲突的积累,从而避免出现大的动乱,有利于国家法治的长期稳定与和谐。
第二,宪政体制提高了政府决策的理性程度。其中分权制衡、言论自由等法治理念,都有利于防止公共决策冲动感情行事。正是在这种理性下的公共决策,也更易于民众的接受,更能取信于民。同时也就更好地树立了政府的公信力与权威性。
第三,宪政民主保证了法治社会中法律的公正性。宪政民主为法律内容和形式的公正都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宪政民主确保了法律内容的基本公正性。同时,宪政启动了社会整体的控制功能和监督功能,对法治的维护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由此保证了法律的公正实施。
第四,法治充分体现了宪政的有限政府和保障公民权利的精神。宪政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制度设定来约束和规范政府的权力,保护个人基本权利,从而达到对政府权力限制和个人获得充分自由的平衡状态。而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对人的行为以及对政府权力加以严格限制和规范,从而成为宪政框架下规范政府行为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宪政和法治两者互相制衡、互相补充。
第五,法治社会是保持宪政框架稳定的重要基础。法治是建立在公开的、明确的和稳定的法律体系之上的,而宪法是一个国家法律统一和稳定的基础。而法官的宪法解释权、宪法司法、独立的司法审查等原则,一起保证了对宪法解释的相对稳定,也促进了宪政框架的相对稳定。
第六,法治社会中法律形式或程序正义必须由宪政予以保障。程序正义要求各种具体程序必须在法律规章或者在法官的判例中予以明确。在宪法规定和保护个人权利的宪政制度下,建立和执行公正透明的程序都是十分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权益。
总之,法治与宪政两者紧密联系,缺一不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的今天,我们更应积极加强法治建设,加快宪政体制的构建过程,妥善协调法治与宪政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殷啸虎.宪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 殷啸虎.宪法学要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3](英)戴雪.英宪精义.中国法制出版社.
[4](英)詹宁斯.法与宪法.三联书店.
作者：陈皆喜
现代政治中的民主、法治与宪政
[摘要]现代政治是民主、法治、宪政三位一体的政治。民主和宪政并非内在冲突而是相互契合的。民主政治发展的制度化趋势，成为民主与宪政的基本契合点。尽管宪政和民主在价值取向上各有侧重，但在现当代政治发展中，二者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宪政以民主为基础，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而得以有效运行。宪政必然实行法治，而法治的实施依赖于宪法权威和宪政体制的确立。在宪政体制条件下，宪法以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使法治得以真正实现，进而为民主政治的运行提供保障。
[关键词]现代政治;民主;法治;宪政
[文献标识码]A
民主、法治和宪政作为现代政治中的三大核心要素在当今被普遍承认。然而，三者之间尤其是民主与宪政的关系如何，人们的认识则存在较大分歧。当下中国的政治发展以民主和法治为基本取向，在这一背景下，厘清民主、法治与宪政的关系，明确宪政对民主和法治有何意义，无疑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关照性的理论课题。本文主要就“三要素”在现代政治中的内在关联性作一初步分析。
一、制度化——民主与宪政的契合
民主与宪政的关系历来存在争议。分歧的焦点在于：宪政是促进民主还是限制民主?肯定者认为，民主与宪政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宪政并非排斥民主，相反却能巩固和加强民主体制。反对者则声称，民主与宪政互不相容，宪政是死者统治活人的工具，在本质上是非民主的。孰是孰非?关键在于民主与宪政之间是否存在契合点。以笔者的分析，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就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制度化趋势。
民主是什么?最简单也最没有争议的回答是：民主是指人民的权力或多数人的统治。正如萨托利所说：“民主的词源学定义很简单，民主即人民的统治或权力。”然而，人民何指?人民的权力表现为什么?多数人的统治又是何种状态?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衍生出不同的有关民主的思想和理论。
在各种民主理论和主张中，从民主的本义出发追求理想化的纯粹民主思想，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一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纯粹民主理论强调人民享有主权的完整性、行使权力的直接性、人民对政治的广泛参与和自治，以及多数统治和权力的绝对性。不同的纯粹民主论者或各有侧重，但对民主的追求始终不会放弃这些基本主张。
然而，在当代，对民主的探索更多的是把民主定义为制度的类型，专注于基于一定价值理念——例如人权、自由、平等之上的制度安排和设计，着力解决民主制度如何才能既是合理的又是有效的问题。西方的民主理论大家如熊彼特、达尔、萨托利等人，都对民主的制度化和制度设计倾注了很大热情。例如，熊彼特就指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进而他提出了一种竞争性的民主设计。罗伯特·达尔从多元主义立场出发，阐述了实行多头政体(相对于霸权政体或寡头政体)的民主思想。达尔认为，“当一种制度变得更有竞争性或包容性时，政治家们就要寻求那些现在比较容易参与政治生活的集团的支持。”理想的民主状态——政治制度“能完全地或几乎是完全地响应所有公民的要求”——在现实中很难达到，而多头政体是民主化程度较高的政体。萨托利则从民主的现实性上提出了“被统治的民主”的著名观点。他认为，在大规模范围内，直接民主——人民自治的民主，是很难实现的。“真正自治的直接民主，可以说只有在较小的团体一例如议会规模的团体——中才能存在。”因此，现代民主只能是“被统治的民主”，即统治的少数统治被统治的多数这一既定事实下的民主。其关键并不在于被统治的多数亲自掌握和行使权力，而在于有效制约统治的少数，这样才能防止个人独裁。基于这一观点，萨托利从与独裁相对的意义上对民主作了如下定义：“民主是这样一种制度，其中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进行统治，谁也不能授权自己进行统治，因此，谁也不能自我僭越无条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而这样的民主是以个人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为前提的。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者持有类似的观点，只是更强调自由、平等的目的价值。哈耶克就认为，作为一种方法的民主须以自由原则为基础，服从自由的价值目的。他指出：“如果民主是一种维护自由的手段，那么个人自由便无异于民主运行的一项基础性条件。”罗尔斯则在传统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把自由的基本价值同平等、公正的理念联系起来，并把重心从前者转向后者，以此为出发点来构筑他的民主大厦。正如罗尔斯在他的《政治自由主义》导论中所指，出的，正义——“公平正义”——“构成了民主社会制度最恰当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民主首先也是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出现的。马克思曾经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君主制则只是国家制度的一种，并且是不好的一种。”列宁也说，“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揭示了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的阶级本质，说明任何民主都是一定阶级的政治统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民主对被统治者即意味着专政;同时深刻阐明了民主的历史性、条件性和暂时性，指出民主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会经历不同阶段，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当人类在新的条件(共产主义)下真正实现“完全的”民主时，作为国家形态的政治民主本身亦归于消亡。当下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发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着眼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条件。把制度建设视为根本，强调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个显性特征。
从制度的角度认识民主，即已在民主和宪政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宪政是什么?这可以从价值和形式两个方面进行简单的考察。就价值层面而言，宪政的核心在于限制和制约政治(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对此，宪政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不存在实质性分歧。在形式上，宪政则可以从法、法的规范内容和法的实施三个层面去考察。从法的层面看，宪政以宪法的存在为前提。并且，不管是以成文法为主还是以习惯法为主，宪法都是整个国家法制体系的核心，处于最高地位，具有至上权威。宪政就是立宪的政治，无宪法也就无所谓宪政。从法的规范内容层面看，宪政是宪法对国家和社会活动约束性的根本制度规范。国家的基本活动和制度都纳入宪法规范之内，宪法对各类政治主体及其权力(权利)、责任(义务)都有确定的规范，为政治和社会运行提供总体构架，无论政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有宪法所确定的基本行为和活动规范。在这个意义上。宪政又是规范的政治，一旦有任何权力主体脱离宪法规范，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宪政。从法
的实施层面看，宪政以宪法在实际生活中的“真实”实施为实现标志。实际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在根本上与宪法保持一致，而不脱离宪法所确定的轨道。概言之，宪政在形式上就是以宪法为核心的制度规范及其实施。这恰恰契合了民主发展的制度化趋势，从而也为宪政和民主在现代政治中的互动提供了基本前提。也正因为如此，在现实政治中，民主和宪政的分歧正在逐步弥合，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和支持。
二、互为依归：民主与宪政的交互影响
制度化趋势为民主和宪政的相互契合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但二者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民主和宪政在现代政治中实际上形成了不能分离的互为条件和归依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分别从民主立场看宪政和宪政立场看民主这两个不同的视角来考察。
以民主的立场看宪政，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的认识。首先，民主是宪政的前提。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形态、一种政治制度。这是当代多数主流民主理论所一致认同的。民主作为政治制度是与人民主权、多数决定和普遍参与等因素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专制政体和独裁制度相对的一种政治制度。这正是宪政得以确立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作为国家根本法对权力进行规制的宪法，更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宪政。专制权力不需要也不允许受到宪法和宪政的规制。从历史上看，近代宪法和宪政也正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产生和完善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和发展民主政治，为制定宪法和确立宪政提供了必要前提和基础。同时，从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出发，资产阶级民主也需要采取宪政形式。社会主义宪法和宪政同样是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通过革命斗争实现了人民民主后得以产生和确立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在这方面，西方民主理论的缺陷主要在于避开了民主及其相关因素的阶级本质而从一般的抽象角度讨论和设计民主，用民主的形式掩盖了制度的本质。其次，宪政在本质上是民主政治。民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近代以来，宪政逐渐成为民主所采取的一种普遍形式。作为民主发展的现代形态，宪政即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是对民主政治的一整套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化、制度化设计和安排。尽管一些民主论者认为“宪政是非民主的”，但实际上宪政和民主只存在形式差异而没有实质冲突。例如，在“多数决定”这一民主主义和宪政自由主义争论的焦点问题上，就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诚如哈耶克所说，民主传统和自由传统都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在要求采取国家行动的时候，尤其在不得不制定强制性规则的时候，相关决策应当由多数作出”。只不过宪政主义者强调多数决定应当在范围上有明确的限制，多数的权力不能凌驾于那些为人们共同接受的原则(如自由原则)之上。宪政论者和民主论者现在越来越多地在以下观点上达成了共识：宪政在本质上应该或者必须是民主的。抽调了民主的本质和内容，宪政也就不复存在。从宪政的基本原则、制度设计和近代以来的宪政实践来看，宪政实际上也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和实质。人民的权力、基本人权、自由、平等、公正、多数决定和大众参与，这些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在宪政中以不同的形式被制度化、法律化。从而可以说，“宪政是以法治为条件或环境，以宪法实施为依据的民主政治形态及其运行过程”。宪政对国家权力的规范、限制和制约，对公民权利的保障，都在于防止专制，消除暴政，维护民主。
以宪政的立场看民主，民主政治离不开宪政，现代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尽管对宪政是限制民主还是能够促进民主这个问题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但是，如果不是从理想主义出发而是从现实性上考虑问题，那么，宪政对实现民主的巨大作用就是不容置疑的。首先，宪政使现代民主真正成为“有组织”的现实的民主。就其终极意义而言，民主是指人民的统治，即人民当家作主，其理想状态是人民直接行使权力实现自我管理或治理。然而，就现代社会所能达到的条件而言，直接自治的民主，正如萨托利所说，只能在小规模范围内才是可能的。在大规模——国家——范围内，民主只能是间接的。这就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程序把自然状态的民主“组织”起来，保证人民虽不直接行使但却最终拥有国家权力。这正是宪法的首要功能，也是宪政制度的主要着力方向。宪法和宪政通过对普选权和其他公民权利的确认，通过投票、选举、代表等一系列制度和程序，通过对国家机关责任的设定及对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一方面使公民参与政治过程，使国家权力归属于人民，另一方面又使社会得到有效治理，从而使民主成为现实的民主。因此，在现实性上，民主就是以民主的方式进行统治的政权。“民主的核心要素是‘代表’、‘责任’和‘公民参与’。”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民主就是宪政民主。其次，宪政以法的权威为民主提供可靠保障。现实的民主必须是有保障的民主。全面地看，民主的实现需要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条件和保障。而就政治领域而言，宪法和宪政体制对民主的保障最具有可靠性和根本性。哈耶克指出：“一般性的思考及当下的经验都表明，只有当政府将它采取的强制性行动严格限于那些能以民主的方式实施的任务时，民主才能有效运行。”实施宪政，民主获得法治条件和环境，宪法和法律以其超越任何政治权力的权威性，能够对专制进行有效限制，并运用国家的强制力量对任何破坏民主的行为进行惩罚性打击，从而使民主得到可靠保障。最后，宪政为民主政治提供必要的秩序。随着社会结构、功能、利益群体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秩序越来越成为现代民主政治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冲突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缺乏秩序和稳定的条件下，民主政治就无法运行。因此，“在现代社会，为了满足积极自由的需要，有‘必要’发展一种民主的秩序”。而对秩序的维护和控制，正是宪政和法治的突出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宪政即意味着规范和秩序，宪法就是“规范和保障民主政治秩序的法律”。宪政和法治使民主对秩序的需要从两个方面得到满足：一是对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进行规范，为民主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二是通过确定政治参与和权力运行的一整套规范秩序，对政治运行本身进行规范，为民主提供必要的政治秩序。达尔认为，宪法会有助于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的稳定，“它不仅搭起了一个民主政府的框架，而且，也为基本政治制度提供了一切必须的权利和保证”。正是有了宪政秩序的确立，现代民主政治才得以有效运行。
三、秩序的实现：宪政如何决定法治
较之宪政和民主的复杂关系。宪政和法治的关系是相对明晰的。如果说宪政与一般民主有何重大差异，那就是宪政在承认民主的基本价值和原则的基础上，着重强调规范和秩序。宪政民主是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民主。这意味着宪
政在内容和本质上是民主的，在形式和手段上则是法治的。法治是近代宪法确立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宪政实施的一个突出特征。作为宪政民主的实现形式和手段，现代法治以宪法和宪政为核心，宪政决定法治，无宪政就无法治。简言之，宪政必然施行法治，而法治的核心就是宪政。那么，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宪政在法治中的核心地位呢?
宪政在法治中的核心地位首先可从法的等级关系上得到说明。有一整套规范体系即法律的存在是法治的前提。在现实中，法律作为规范体系“不是一个相互对等的、如同在同一平面上并立的诸规范的体系，而是一个不同级的诸规范的等级体系”。法律的等级秩序即法律秩序主要表现为：较高的规范决定较低的规范，“以一个最高的规范即基础规范为终点”。这个最高的规范或基础规范是什么呢?它就是宪法规范。因此，正如凯尔森所指出的，“由于预定了基础规范，宪法是国内法中的最高一级”。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法制体系是以宪法为中心构建起来的。如果说法治以法律的存在为前提，那么，法制体系的确立则以宪法——形式上和实质上的——为根据。
宪政在法治中的核心地位还体现在宪法对国家法制的统一上。法治以有法可依为前提，同时要求法律必须是能够有效实施的。法律何以才是有效的?这既决定于制定的法律必须是良法，即符合人民的利益和社会需要，同时决定于法制的统一，即法律的规范体系必须内在统一、协调，等级不同的各规范之间和同级的各规范之间不应相互冲突和不一致。如果法制不统一，法律自身的秩序存在冲突和混乱，法律的实施就不可能产生应有的效果。那么，依靠什么才能实现法制的统一?这就是宪法。法律作为规范等级体系在根本上是指法律的效力等级体系。宪法因其作为基础规范和最高法而具有最高的效力，“其他任何法律、法规不得与之相抵触，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之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凡是与宪法规范相违背或抵触的法律法规或行为，都没有合法的根据，从而也不具有实施的理由。宪法正是以其作为“最高的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最高效力，使法制的统一、协调得到维护。宪法规范“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效力的最高理由，就构成了这一法律秩序的统一体”。这是任何其他的法律规范所做不到的。
宪政在法治中的核心地位最根本的在于它决定法治的实现。法治的真义是法律之治，或法律的统治。这意味着法治不仅要有法，而且法律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其他任何权威，即使是立法者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所有的法律权力都是有限的，任何人(人们)都不可能处于属于主权者的不受法律限制的地位。”尤其是，“法治只有在立法者认为受其约束时才是有效的”。有法而无权威，一旦有任何权力凌驾其上，无论法律有多优良，法律体系有多完善，也只是徒具形式而不能真正实现法治——法律的统治。而法律的权威是通过宪法和宪政确立的。宪法以其作为国家最高法的地位对所有的国家权力进行根本的规范和限制并将其置于自身的权威之下，使法治原则得以确立，规定任何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而不能享有超越其外的特权。如哈耶克所言，“宪法性规定(conatitutional provisions)可以使侵犯法治变得更加困难”。所以，法律权威源自并从属于宪法权威，法律至上首先是宪法至上，法律之治核心是宪法之治，法治的根本是宪政。
宪政保障并促进民主;宪政是法治的根本。当代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宪政建设。
责任编辑：石本惠
作者：付建明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研究综述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国内学者从宪政、法治与依法治国、法治政府与法治国家及法治与政治文明四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国外学者主要从中国法制、法治国家和政治发展等角度进行了研究。国内研究认为，中国在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还不够完善，必须通过制度化、规则化和文明化，通过政治文化祛魅推动法治进步与政治发展。国外研究认为，中国在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在于引入了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和法治理念，在培育中国公民社会上下了工夫。然而，他们对中国法治建设和民主化发展方向的解读是不科学、不正确的。了解国内外研究动态，对于我们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法制建设;法治国家;政治发展
建国以后，中国的宪法与法制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转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随着中国民主化、法制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的研究也不断地深入，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作一综述。
一、国内学者对中国法制建设、
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的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从宪政、法治与依法治国、法治政府与法治国家、法治与政治文明四个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现将其观点作如下综述：
(一)关于宪政方面的观点
建国初期的学者非常重视宪法和法律的重要性，并强调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确定下来。如沈钧儒非常重视宪法和法律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关于宪政的几件事》中指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律，与全国民众的生活有密切关系，宪法在某一时期，可以反映人民的生活状态。此外，他对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见解，沈钧儒先生提出：我们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现，是国家政策的具体化、条文化。离开政治来谈法律是不对的。法律形成之后，也就有它的独立作用，否认这种作用，也是不对的。此外，谢觉哉提出，新中国的法律应为进步的新民主主义法律，它不是继承旧的法律，而是对旧法律的革命。应把旧法律推翻，在旧法律废墟上建立起新法律来。1949年初，他就指出：“现在革命快要在全国胜利，新的法制与司法制度以及新的法律理论，必须更明确地有系统地建立起来，以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新民主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宪法，可以写了。……把新民主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实践，用最高法律巩固起来，作为全体人民解放奋斗的旗帜，同时也是全体人民扫荡反动残余的旗帜。
一些学者借鉴了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对中国宪法与宪政提出了许多金玉良言。如杨兆龙认为，宪政不是宪法，宪政是实际政治受宪法抽象原则支配的结果，或宪法的抽象原则在实际政治上的具体化，是在实际政治上已经发生作用的宪法;宪法仅是书本上的宪法，前者是活宪法，后者是死宪法。宪政的重心不是制宪，而是宪法生命素的培养。此外，杨兆龙还分析了法治与宪政的关系，并认为实行宪政首先应该实行法治，宪政是一种改良的，即具有民主精神或较富于民主精神的法治，所以宪政比法治更重要。实施宪政要靠大家知法、重法。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学者更加强调宪政的重要性，并把宪政作为国家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条件。如周叶中认为宪法至上是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他指出：“法律支配权力是法治的根本，但离开了宪法至上，权力绝不会服从于法律;民主和人权是法治最核心的价值追求，但离开了宪法至上，法治就丧失了生命和活力;法治有赖于不同层次的法律规范，但离开了宪法至上，法治没有了存在的前提。”此外，许崇德也十分强调宪法对于宪政的重要性，他认为：“宪政即民主的政治。这个民主的政治当然不是无序的随心所欲的政治，它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了的政治。宪政，政治而带有“宪”字，表明了它是依照宪法的规定而运行的政治。所以，宪政和宪法在实质上乃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和依据，宪政是宪法的运行和实施。如果没有宪法，也就谈不上宪政;同样，如果没有宪政，宪法也不过是写了文字的纸张而已。宪政的民主性质与程度如何，在于它所依据的宪法及其内容如何。”
(二)关于法治、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的观点
建国初期的学者十分强调法治与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并把社会主义法治与资产阶级法治区别开来。如谢觉哉明确指出：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法治，我们却要我们的法治;消除人民意志中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落后的和污浊的影响，代之以新民主主义的法治观念和道德观念。他认为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体是民主是宪政的基础，法治是宪政的重要条件，法治的社会环境对新民主主义宪政建设是非常重要的。法治的社会环境的实现，依法办事是关键，依法办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守法，如果法律颁布后，大家都不遵守，法律就失去了其社会价值。
此外，杨兆龙强调人权的重要性，并认为法学思想的核心是人权神圣。他还强调以法治国，淡化法的阶级性，强调法的可继承性，反对割断法律发展的错误做法。另外，他还强调弘扬法治反对人治，并敦促政府积极立法。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学者普遍强调把法治与法制区别开来，并把法治建设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目标。如李步云教授早在1982年就论证了法治概念的内涵并列出法治与法制的区别。他认为，法治就是运用法律行为准则并严格依照它的规定来治理国家;法治与法制在内涵与外延上均不相同，二者有自己的特定的科学含义，也各有自己特殊的社会作用。在1996年以后，鉴于法治已得到党和国家纲领性文件的确认，李教授集中精力正面直接探讨中国实行依法治国的历史起点、邓小平的法治理论、现代法治概念的基本内涵等，为全面诠释法治和论证法治做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工作。徐明显教授认为：“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面，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此外，为了强调依法行政，一些学者对其重要性与要求进行了阐释，如许崇德教授认为：“依法执政是执政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依照宪法与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确保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由于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最
根本的利益，所以，依法执政体现了以人为本，就是执行人民的意志，也就是依照人民的利益执政。依法执政是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有力保证。由于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在实质上都是民主的法律化、条文化，而且它们都经过民主的程序制定产生，所以依法执政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和落实。”另外，马怀德教授提出了依法行政六个方面的要求，即：依法行政首先要求政府机关合法行政;依法行政还要求政府机关合理行政;依法行政的第三个要求是程序正当;高效便民是依法行政的第四个要求。依法行政的第五个要求是诚实守信;权责一致是依法行政的第六个要求。
(三)关于法治政府、法治国家的观点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民主法制建设在经历艰难曲折的长期探索后，逐渐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特别是在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与此同时，学界关于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方面研究也可谓硕果累累。如李步云教授提出了法治国家应具备十大标准，即法制完备、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党要守法。此外，马怀德教授认为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最重要的环节，只有法治政府立起来，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他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四大特征：①法治政府是有限有为的政府。②法治政府是透明廉洁的政府。③法治政府应该是诚信负责的政府。④法治政府是便民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另外，学者孙笑侠认为，法治国家其政治统治模式是民主政体;其国家权力结构应该是分工制约的关系;其社会控制原则应该是服从“正义之法”的治理;其经济条件应该是市场经济机制;其文化条件应该是理性文化基础。
(四)关于法治与政治文明的观点
政治文明是法治国家的必然指向，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建设法治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政治文明确定了法治建设的核心内涵，作为文明建设的更高层次，建设文明的政治理念、文明的政治制度、文明的政治行为，是法治国家的要求。一些学者对政治文明以及宪政与政治文明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如虞崇胜教授认为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和重要载体，是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政治文明是宪政的前提条件和支撑力量，是宪政发展的动力和归宿。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宪政就没有现代政治文明;反之，没有政治文明，所谓宪政也是一句空话。周叶中教授认为：“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宪政是一种制度体系，也是一种价值体系;它以政治权力的宪法化为逻辑前提，以政治过程的法治化为核心任务，以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为基本内核，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充分自由为终极关怀。其中的每一项都可以成为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但是只有其中的每一项都得到实现才构成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
此外，一些学者还对法治与政治文明的关系进行论述，如学者何士青认为：“一方面，现代政治文明离不开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是呼唤法治，因为权力具有双重性，人性有其弱点，中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腐败现象严重;另一方面，法治对政治文明具有重要价值，它是政治文明的产物，又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是政治文明的基石和根本保障。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法治为根本，必须转换党的执政方式、进行制度创新、加强法治建设、创造理性政治文化。”学者姜伟也认为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显著标志;法治是政治文明的重要保障;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建设途径。
也就是说，对中国传统法律和法律文化要经过祛魅的方法，加以批判性继承和发展。
二、国外学者对中国法制建设、
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一些国家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敌视，国外的学者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政治发展是比较陌生的，例如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主要用“极权主义”或“全能政治”等观察中国的政治体制结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西方学者转而用“利益集团”来研究中国的政治。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际合作的展开，以及相互交往和了解的加深，国外学者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法治国家和政治发展等方面有了更多深入的研究。
(一)关于法制建设的观点
国外学者对中国法制建设给与了诸多关注，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制建设多持肯定态度。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见证了中国法制改革的惊人成就，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法制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如果法制改革可作为政府体制改革的一部分，那么，政治改革已经在中国开始了。”学者苏三·V·罗伦斯(Susan V Law.rence)认为：“江泽民主席开创了法治的新局面。在他的领导下，人大、媒体和广大公众开始对政治实行监督。在江泽民主席的领导下，政府正在争取更大的透明度并制定了许多法律草案，以供公民发表意见。司法部门已经开放并由中央电视台播放特定的法院审判过程。”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进行经济现代化的同时，政治体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中国的法律体制改革。总体来说，中国已经取得了在建设现代法制方面的重大进步，实现了产权与公民权利的有效保护。如中国在过去25年间通过了近400条法律，并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有学者总结了中国法制建设的巨大成就，并认为：“中国法制实现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转变。新的法制必须公平地对待和保护都它的经济成分。它将强调市场调节，建立的一个法律秩序与平等机会，允许其参与者进行公平竞争。另外，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新的法制会不得不坚持国际标准，尤其在民法与商法等方面，体现了中国法制建设的巨大进步”。
(二)关于宪政与法治国家的观点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问题专家兰德尔·帕伦勃(Randall Peerenboom)认为：“尽管中国还不是一个以自由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国家，但中国现在在紧跟其他东亚国家的步伐并取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建立了法治国家的道路，并建立了以宪法或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德国学者孟文理(u.Manthe)在其发表的《20世纪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发展》一文中，对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后，指出：中国已选择了建设“法治”的基本路线。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建立了现代化的法律制度，不仅能够满足高度发展的经济的要求，也达到了现代社会的法制标准。改革法律制度的动机更多是由于国民经济的因素，而不是因为人权。根据经济发展规划，中国正逐步建立富足的小康社会，根据历史经验，这正是民主法治社会的最佳条件。美国学者詹妮·霍斯利(Jamie Horsley)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的进步：制定的规则增多，与市民的意见沟通也增多，媒体更加直率和独立并掌握政府掌握的信息，更加独立和强大的商业
协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及其他利益团体……。”这些论据足以说明，中国在宪政与法治国家建设方面成绩是显著的。
(三)关于政治发展的观点
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取得较大的成就。如在涉及人大建设方面，欧博文(Kevin O’Brien)认为，从1978年到198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经过一系列改革后，全国人大代表开始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同党和政府官员讨论国家政策，对国家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们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并不一定能够扮演关键的角色。因此，从1978年到1989年这十年的发展来看，全国人大开始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占据新的位置，尽管并不是走向一种自由多元主义的发展——西方的议会制度，但也不是没有变化。默里·斯科特·坦纳(Murray Scot Tanner)认为，党、国务院及其各个部委和全国人大是中国立法的主要机构和主体，但是在立法过程中这三个立法行动者的权力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全国人大对立法过程的影响和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加。另外，在公民社会发展成就方面，西方学者也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反映了公民自由的增加”，能够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因为它们在社区内扮演着重要的教育者角色，为提高公民的参与程度提供了重要的激励，能够充当反腐败的壁垒，为引进国际民主思想和实践提供了渠道。
这说明，一些西方学者既看到了中国在法治和民主道路上的长足进步，又误以为中国会走向西方式自由民主国家。
三、结语
从上述关于中国法制建设、法治国家与政治发展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学者的研究较为系统，主要从宪政、法治与依法治国、法治政府与法治国家及法治与政治文明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自建国以来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法治政府与法治国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国内学者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缺陷，特别是在处理新法与旧法、社会主义的法律与资本主义的法律的关系的认识上有失偏颇。比如，谢觉哉认为：“新中国的法律应为进步的新民主主义法律，它不是继承旧的法律，而是对旧法律的革命。应把旧法律推翻，在旧法律废墟上建立起新法律来”。虽然推翻旧法这于新民主义革命以及建立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宪法和法律有重要的意义。但只讲推翻而不讲继承是不合理的，事实证明，旧中国的法律尽管有其反动的一面，然而也不乏一些合理的因素。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一些法律法规有时也参考了旧中国的一些法律成果，因此，对旧中国的法律和法律文化应采取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国外学者主要侧重于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与法治国家以及政治发展方面进行研究。大多数国外学者认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正逐渐成为以宪法或自由平等权利为基础的法治国家，此外，随着公民参与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政治民主化程度也在不断提升。这说明，一些西方学者既看到了中国在法治和民主道路上的长足进步，又误以为中国会走向西方式自由民主国家。这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误读。事实证明，中国法治建设和民主化发展的方向不是西方式的以资本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国家，而是以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道路为基础的自由民主国家。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才是中国法治建设和民主化发展的真正方向。
作者：施雪华 刘耀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