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管制与环境监测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形势日益严峻,而环境管制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取得了一定成就,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基于此现状,本文主要从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环境管制机构设置以及相关的管制政策三个方面来研究我国的环境管制现状,并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分析我国环境管制存在的问题。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环境管制与环境监测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环境管制与环境监测论文 篇1：

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反思及规则建构

摘 要： 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条文多与健康间接相关，直接相关的较少。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在体系和内容上都存在缺陷。体系缺陷是根本法依据较弱，分散立法，主要渊源为政策性文件，内容缺陷是偏事后性和行政性，条文关联性差，制度内容不完整。必须坚持风险管理与损害赔偿相结合，构建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并完善环境健康损害赔偿机制。

关键词： 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损害赔偿

由于快速工业化进程所导致的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我国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正逐步加强。与环境污染相关的一些疾病，如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和出生缺陷等问题凸显，环境污染导致的人体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加强环境与健康管理已迫在眉睫。环境与健康立法是实施环境与健康管理的重要依据，然而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还存在较大缺陷，不能有效推进环境与健康管理。笔者对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进行梳理，分析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的建议。

一、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现状

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的规定散见于环境保护相关法规之中。笔者通过法律检索工具，收集了环境与健康相关法律政策文件30部，其中与环境和健康相关的内容共135条。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是探索式前进的，奉行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思路。伴随着实践中问题的凸显和理论研究的深入，环境与健康立法也在逐步制定，这可从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时间表中看出。这种立法思路，是我国国情决定的。由于我国进行环境保护工作的经验不是很丰富，环境与健康工作更是处于起步阶段，只能逐步开展环境与健康立法。哪些部分的立法条件成熟了，就先进行此部分的立法，对于尚未成熟的，不匆忙立法。

（一）法律位阶

如图1所示，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位阶分布按数量依次为根本法1件、基本法律2件、行政法规4件、普通法律11件以及行政规章12件。单纯从数量可以看出法律（包括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最多，行政规章次之，除根本法外，行政法规数量相对较少。

（二）立法主体

环境与健康的立法部门分布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环境与健康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我国环境与健康的立法主体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卫生部、涉及环境与健康管理工作的多部门联合。如图2所示，其中全国人大占比10%，全国人大常委会占比37%，国务院占比14%，各部委（包括原国家环保总局、卫生部以及多部门制定）占比39%。

（三）内容范围

环境与健康相关政策的内容范围及对应条款数量如图3所示，依次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23条）、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理（22条）、环境重点区域保护（17条）、环境标准制定（13条）、立法目的（13条）、环境影响评价（12条）、环境监测（12条）、主要环境污染物控制（10条）、环境管理机制（8条）、清洁生产（4条）以及原则性规定（1条）、环境犯罪（2条）。可以看出环境损害赔偿和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在环境与健康相关政策法规中涉及内容较多，环境重点区域保护次之，清洁生产和原则性规定内容涉及较少。

目前环境与健康立法内容基本上可以形成了事前、事中、事后三大部分。如下图所示：

（四）相关性

在以上立法中，内容与健康的相关性分为直接相关与间接相关。135条相关条款中，与健康直接相关的条款为50条，占37%；与健康间接相关的条款为85条，占63%（如图4所示）。其中根本法（1条）与健康间接相关；法律13条（包括2条基本法律和11条普通法律）中直接相关为1条，间接相关为12条；行政法规（4条）中直接相关2条，间接相关2条；行政规章（12条），直接相关5条，间接相关7条（如图5所示）。可见，环境与健康立法中，多数是与健康间接相关，而直接相关的条款数量相对较少。

从环境与健康立法相关性上看，直接相关的政策法规位阶分布情况如下：根本法1，普通法律1，行政法规2，部门规章5。

因此，笔者以为，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基本状况是：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工作已经开展，形成了一些条文；立法主体分散，主要的主体是国家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境保护局）；立法内容庞杂，包括损害赔偿、突发环境事故应急处理、环境重点区域保护、环境标准、立法目的、环评、环境监测、主要环境污染物控制、管理体制、清洁生产以及原则性规定、环境犯罪等，并分散于《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多部文件中。上述内容中，多数与环境健康间接相关，少数直接相关。

二、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存在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已经为数不少，在主要的制度领域或多或少形成了一些规定，对于开展环境与健康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应当看到，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整体上仍显滞后，在体系和内容上均存在一些问题。

（一）法律体系缺陷

由于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秉持成熟一部、制定一部的思路，虽可逐步推进环境与健康法制建设，但是却带来立法的不同步、分散和冲突，需要进行统合和整理。

1.根本法依据较弱

宪法第26条第1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对环境与健康管理、环境与健康政策法规体系的形成未给予明确规定。环境与健康相关政策法规缺乏直接相关的根本依据，未来的环境与健康政策法规的立法依据在宪法中并不明确。

2.分散立法

围绕环境与健康制定的法律规范，分散在若干的文件中，尚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法规、规章对环境与健康作出系统的规定。环境与健康分散立法易于产生规范的重叠或冲突。规范重叠会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规范冲突则会造成法律体系的混乱和法律适用的困难。例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与《环境保护法》第41条、《侵权责任法》第65条在环境健康侵权的构成要件上就有所不同，以致实践中会有达标排污而不承担责任的案例出现。

3.法律的主要渊源为政策性文件

环境与健康法律的主要渊源包括：《卫生部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健康工作协作机制》、《关于成立国家环境与健康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等。特别是《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涉及了环境与健康管理的主体、职责以及协调机制，提出了环境与健康宏观管理的主要内容和工作目标，因此可作为环境与健康法律的主要渊源。上述文件都属政策性文件，没有上升为法律。政策性文件作为主要环境与健康法律体系的主要渊源，存在着法律位阶较低、权威性不足、稳定性较差等问题，难以满足环境与健康法律关系调整的要求。

（二）立法内容缺失

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在内容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内容偏事后性和行政性，条文的相关性差，制度内容上有所缺失。

1.偏事后性和行政性

从条文数量上讲，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事后救济规范偏多，事前预防规范较少。环境损害赔偿与应急处理的条款为43条，环评、监测与标准制定的调控为37条，总体看，内容偏重于事后的应急和救济，与环境和健康管理所要求的事前预防原则不相符合。在调整方法上，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具有行政性，多采取强制性手段。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的内容主要是行政性条款，调整方法上采用行政管制措施，对于民事方法比较忽视，特别在环境污染致人体健康损害方面没有足够重视，对于公民权利保护不够。

2.条文关联性较差

条文的关联性较差是指环境与健康立法条文或者属于原则性条款，或者属于一般性条款，与环境与健康法律关系调整的关联性差。

第一，一些条文属于环境与健康立法的原则性条款，如宪法的依据性条款、立法目的条款等。这类条款没有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因而其指导性和宣示性意义大于操作性和实际性意义。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类条文属于环境与健康立法，但是对环境与健康法律关系的调整意义不大。

第二，多数条文都不是专门规定环境与健康的，而是从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制度，特别是污染防治的制度中引申出来，如环境标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环境预警、环境应急等。之所以将其纳入环境与健康立法范畴，原因在于上述规范的实施也能起到保护人体健康的作用。但此类条文在性质上更多属于一般性的环境污染治理条文，而非专门规范环境与健康的。这类条文从表面上难以看出是否属于环境与健康立法，在法律适用上经常被忽视。

3.制度内容不完整

从实证法来看，环境与健康立法内容主要在管理体制、应急管理、损害赔偿、立法目的等几个方面，环境与健康很多重要的制度缺失，导致环境与健康立法体系运行不畅。环境与健康立法制度内容还缺乏健康风险管理制度、健康准入制度等重要制度，制度体系上有重大缺口，制度运行上有阻塞。同时，已有制度，如环境与健康管理体制、环境健康标准、环境健康监测、环境健康事故应急、环境健康损害赔偿等也比较粗糙，内容上很不完备。

三、完善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的对策建议

为了推进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必须将风险管理与损害赔偿相结合，重点从健康风险管理入手，完善现有立法。

（一）风险管理与损害赔偿相结合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指出：“立足风险管理是环境与健康工作的核心任务。环境风险管理是基于科学决策的管理模式，体现了防患于未然的管理理念。”[1]从环境与健康立法的国际经验来看，主要有两种管理立法模式：一是风险管理导向的立法体系，一是损害赔偿为核心的立法体系，二者在不同的国家分别得以体现和运用。美国是典型的风险管理模式，[2]而日本则是典型的损害赔偿模式，[3]但无论是哪种模式，都没有将风险管理和损害赔偿割裂，而是相互结合。特别是在日本，其环境与健康立法起初走的是末端损害赔偿之路，但是也逐渐发展出环境风险管理制度，与传统的健康损害赔偿制度相结合，摸索出了一套损害赔偿与风险管理相结合的模式。风险管理和损害赔偿相结合是指环境与健康立法既要注意事前预防性质的风险管理，又要在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之后，充分保护相对人的权利，构建完善的损害赔偿制度。

风险防范原则是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环境健康领域亦是如此。一旦发生了污染事故，将可能对人体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这种危害后果可能是无法挽回的，也无法用金钱完全弥补，因此，做好事前风险防范是最佳选择。同时，风险管理有利于环保部门进行管理，是环境与健康管理的有力抓手。另一方面，环境损害赔偿也是必不可少的。环境损害赔偿可以从经济上遏制排污者的排污冲动，维护受害者的权益。环境健康风险管理做得再好，也不能避免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环境与健康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依赖于环境健康损害赔偿机制。

基于上述理由，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应当秉持健康风险管理与健康损害赔偿相结合的思路，着力加强健康风险管理，构建环境与健康事故的防火墙。

（二）构建环境健康风险管理的立法

依照上述思路，必须重视环境健康风险管理立法，推进环境健康风险评价、人体健康准入等支柱性制度的建设。

1.革新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首先，应当将“降低环境风险，保障人体健康”作为环境立法目的的重要部分，在修改《环境保护法》和污染防治单行法时予以落实。

其次，确立人体健康保障的优先地位。《环境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制定本法。”可见，这部法律从根本上还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应该在立法目的上明确规定，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这样才能确保环境保护工作的优先地位，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再次，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变为风险防范原则。[4]防治结合的原则看似合理，但其中却包含了允许一定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存在，这实际上在人们的心理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即如果没能得到预防，还是可以治理的。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环境污染形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做法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不可行的，风险防范原则必须要得到重视。风险防范原则要求人们及时评估风险，及时发现事故苗头，控制风险转化为事故，是彻底的预防思路。

2.确立环境健康管理体制

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和环境保护部门的健康保护职责和环境健康风险防控责任。应当确定环境保护部门为环境与健康事务的主管部门、卫生部门等相关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领域内负责的管理体制。

3.构建环境健康风险管理制度

风险管理是安全管理的重要方法，在内容上至少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三个环节。第一，国家进行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制定环境健康风险物质清单，对纳入清单的物质进行重点和优先控制，实行总量控制和风险预防，清单由国务院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第二，从源头上识别健康损害风险，即识别人类活动带来的人体健康损害风险源。必须实施全天候监测和监控，建立环境健康标准，特别是特征污染物的环境健康标准。根据环境健康标准，识别健康风险。第三，建立健康风险评价制度。我国环境法体系有环境影响评价，却无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是环境与健康管理的前提，通过风险评估确定重点控制污染物和确立风险等级。建议在修改《环境影响评价法》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时，将建设项目和规划的健康影响评价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的范畴，对建设项目和规划的环境健康影响进行评价。第四，完善环境健康突发事件应急制度，减少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三）完善环境健康损害救济制度

我国的环境健康损害附属于《侵权责任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文件中，没有考虑到环境健康损害的特殊性。笔者以为，应当建立环境污染健康损害与环境污染财产损害二元归责机制，并在环境健康损害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1.环境健康损害与环境财产损失的二元归责

环境健康损害和环境财产损害的二元归责是指在坚持环境污染致人体健康损害无过错责任时，确立环境污染致财产损害的过错责任。

我国现行法将环境侵权统一确定为无过错责任。笔者以为，应当将环境污染导致财产损害的规则从统一的环境侵权规则中分离出来，即环境健康侵权仍然坚持无过错责任，但环境污染导致财产损害应当为过错责任。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如果环境侵权采取一刀切的一元规则，是没有认识到人身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本质区别的结果，这种做法忽视了人身健康之于物质财富的价值优位，在赔偿能力一定的情形下，很可能使得环境健康侵权得不到充分的赔偿。同时，一元模式加重了排污者的负担，排污者的责任过重，这对排污者是不公平的，也可能会遏制社会经济的发展。

2.惩罚性赔偿

根据《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文件的规定，我国环境健康损害赔偿以补偿为原则。如果被告因为其侵权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大于其应当支付的赔偿费用，那么损害赔偿便不足以阻止加害行为的发生。人们常说，我国环境健康侵权领域是“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5]。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在于赔偿责任对排污者没有足够的威慑性。故需要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6]加大赔偿的额度，从而改善上述局面。但也应当注意，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应当加以限定。笔者认为，环境健康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适用于两种情形：未进行排污申报登记而偷排的和故意超标排污的。两种行为的行为者主观恶性较大，符合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机理。排污者有上述两种情形之一的，应当双倍赔偿受害者的损失。

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工作虽然已经开展，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远远跟不上实践的需求，其突出问题是立法分散，和环境与健康法律关系的调整关联性不大。为了推进我国环境与健康立法，必须坚持健康风险管理和损害赔偿相结合的立法思路，着重从风险管理入手，构建健康损害评估等制度。当然，环境健康损害赔偿领域的革新也需跟进。例如，构建环境健康损害与环境财产损失的二元规则，在环境健康损害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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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灿发.论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修改[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32.

[5]吴晓锋.必须矫正环评“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反常现象———访环境法专家曹明德教授[N].法制日 报，2008-07-20.

[6]高丽红，余耀军.环境民事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之探究[J].法学， 2003，（3）：111.

作者：代杰　郝荣

环境管制与环境监测论文 篇2：

中国环境管制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形势日益严峻,而环境管制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取得了一定成就,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基于此现状,本文主要从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环境管制机构设置以及相关的管制政策三个方面来研究我国的环境管制现状,并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分析我国环境管制存在的问题。我国需进一步完善环境管制的法律体系,相应调整管制机构体系,以限制地方政府对环境管制的不正当干预,从而保证环境管制政策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 环境管制 法律法规 管制机构 管制政策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环境污染事故时有发生,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国家统计局,2009)。《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2004》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5%,而当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在环境管制方面,国家虽然重视环境法制建设,采取加强环境管制的策略。但是,环境保护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环境违法处罚力度不足以及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等问题还很严重,有些地方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温家宝,2006;国家审计局,2009)。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中国目前的环境问题是现行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果,而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又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及其带来的财政收入所推动的,由此转向更加注重增长的可持续性,是一个与激励相关的政治经济学行为(蔡昉等,2008;齐晔,2008)。因此,环境管制是否与地方政府动机激励相容,是所有环境管制政策能否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

基于以上现状,本文主要分析我国环境管制的法律法规体系、环境管制机构设置以及相关的管制政策三个方面,从地方政府治理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目前环境管制体系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我国环境管制的法律体系的现状及其问题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环境立法有了很大发展,现已初具规模,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其主要包括: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各部门、委员会制定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还有一些单行条例和自治条例对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定等。由此,从规模上和层次上可以看出,我国环境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环境保护事业快速发展。尽管我国环境立法取得了一定成果,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环境管制法律体系,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缺少对于地方政府对环境管制进行不正当干预的限制,即缺乏针对管制缺位或者“政府失灵”情况的制度安排(王曦,2008)。首先,缺乏上级政府环保部门直接制约下级政府环保不作为或不当作为的制度安排。其次,缺乏防止地方政府对本级环保部门不当干预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在以晋升激励和财政分权为特征的中国式治理模式下,地方政府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来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这进一步恶化了我国环境状况,同时也不利于环境管制政策的有效实施。另外,法律对地方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权责规定过于宽泛,而且缺乏程序性立法,不利于具体操作和实施。因此,我国环境立法还需进一步完善,以限制地方政府对于本级环境执法的不正当干预,防止环境管制中的“政府失灵”。

三、我国环境管制机构体系的现状及其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建立了多方位、多层次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从立法层面上保证了我国的环境管制有法可依,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仍需要结构合理的环境管制机构来具体执行各项法律法规。我们将分别从权力(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三个维度来研究我国目前环境管制组织机构的设置状况与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

从环境保护的实践可以看出,我国的环境管制机构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环境管制组织机构体系缺乏对行政机关执行环境管制政策的有效制约。我国环境管制机构体系的特点是庞大的行政机关与力量相对弱小的权力机关和司法审查机关平行共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政府环境管制政策的监督往往力不从心。同时,为了防止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分干涉,我国的司法机关对行政案件的审查往往处于一种被动地位,对环境案件的审查亦是如此,由此容易形成地方保护主义。第二,我国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地位缺乏独立性。我国的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仅在纵向上受到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更重要的是在横向上受到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其财政权和人事任免权由相应的地方人民政府掌握,因此其地位的不独立性可能导致其行为受地方政府意志的支配,不能有效地行使环境行政权。更为重要的是,在晋升激励和财政分税制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往往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而忽视环境管制,倾向于做出违背公共目的的行为。

四、我国环境管制政策现状及其问题

根据环境政策工具的特征及其演变历程,环境政策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代工具,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管制;第二代工具,市场化工具或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第三代工具,自愿环境管制(郭朝先,2007;金碚,2008)。“命令—控制”型管制政策能够实现较高的管制效果,管制成本也较低,但总体缺乏效率,因为其没有考虑被管制者的成本差异,会造成社会福利损失,且不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由于“命令—控制”型管制政策易于实施,其在我国的应用较为广泛,主要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许可证等。基于市场的环境管制政策工具主要包括排污费(Baumol and Oates,1988)和排污权交易(Tietenberg,1980)。目前,我国主要有征收排污费、超标后罚款和部分地区的排放权交易等。自愿性环境政策包括由各类国际组织(如UNEP、ISO、国际商会)、工业协会发起的,在法规要求之外,旨在推动排污企业改进环境行为的各种自愿性环境保护宪章、环境行为准则和环境管理标准(马小明、赵月炜,2005)。

从理论上来看,各种管制政策都能有效控制污染,然而政府管制也是具有局限性的。因为,要保证政府管制的充分有效,就必须首先满足十分严格的条件,而实现这些条件可能比实现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更困难(金碚,2009)。我国环境管制政策的执行者主要是地方政府及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然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主要受地方政府领导,而地方政府是否有动力进行环境管制就成为环境管制能否有效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以晋升激励和财政分权为特征的治理模式下,地方政府本身缺乏环境管制的内在动力,同时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完善使其缺乏环境管制的外在压力,由此造成的环境管制不到位的情况十分严重。如《“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绩效审计调查结果》显示,淮河和巢湖等5个流域1199个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和环保验收工作不够规范;海河和巢湖等5个流域的7个省(直辖市)部分地区环境统计数据不够准确;海河、淮河2个流域的4个省(直辖市)部分地区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联网率低,少数单位甚至违规干扰自动监控设备的正常运行,以逃避处罚。

五、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基于我国严峻的环境状况以及环境管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从长期来看,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仍然是调整生产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就目前来看,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环境保护的实际,环境管制仍是我国环境保护最有利和最有效的政策工具,同时也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技术进步的有力保证。由上文通过对我国环境管制法律体系、管制组织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以及环境管制政策实施等三个方面的分析,我国的环境管制存在着许多问题仍需进一步完善。

1、完善我国的环境管制法律体系

环境管制政策的实施,会牵涉到多方的利益,而法律是管制的基础和依据,所以完善我国环境管制体系我们要做到立法先行。由上文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环境法律体系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尤其缺少对于地方政府对环境管制进行不正当干预的限制,即缺乏针对管制缺位或者“政府失灵”情况的制度安排。因此,我国应加强环境管制立法,从法律层面调整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从制度上限制其不正当干预行为。为此,我国已相应地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用来制约地方政府产生违背公共利益的不正当动机,如《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然而这并没有克服地方政府对环境管制的不正当干预,仍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地方保护主义。因此,我们要将环境问责制度纳入法律体系,从法律的高度保障地方各级政府行为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

2、完善环境管制组织机构体系

环境法律体系的完善是重要的,同时还需要相应的管制组织机构来有效执行相关管制政策,具有相对独立地位和统一行政职权的环境管制机构对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管制过程涉及各利益集团的博弈与冲突,意图保持中立地位的管制机构必须被授予巨大而广泛的权力,具备相当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才可能实现管制的政策目标(王俊豪,2008)。我国需要加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地位。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代理层级越多,政府偏离公共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晋升激励和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随着行政机关中自上而下代理层级的不断增多,为制约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我们应当从国务院自上而下层层加强对各级地方政府的垂直监督。同时,从环境保护部至地方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断加强各级环境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地位,从而保证环境主管组织机构的行政执法效力。

3、加强我国环境管制政策建设

我国现行环境管制政策主要是“命令—控制”型以及最常用的排污收费政策。但我国企业污染排放乃至超标排和违法排放的成本过低,再加上我国环境监测和督察设备、人员配置不足,以及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谋”时有发生,现有的环境管制制度不足以对企业的排污行为产生震慑作用,企业排污成本远低于污染控制与治理成本(王俊豪、李云雁,2009)。长期以来,我国对环境污染的处罚力度较轻,即使2008年对《水污染防治法》进行了修订,但该法对环境处罚中的罚款规定对企业的排污行为仍然不具有很强的威慑力。因此,我们要加大环境违法成本,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惩处力度。同时,完备的环境管制政策是环境污染治理的前提,但更为重要的是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这需要从法律层面杜绝一些利益主体对管制政策的不正当干预,并保证管制机构的相对独立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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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碚:资源环境管制与工业竞争力关系的理论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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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俊豪、李云雁:民营企业应对环境管制的战略导向与创新行为——基于浙江纺织行业调查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9(9).

作者：刘志阔 刘承毅

环境管制与环境监测论文 篇3：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中的诸方博弈研究

摘要 绿色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模式。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多方博弈过程。本文通过建立“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模型、精炼贝叶斯博弈模型和一般博弈模型，分析了绿色经济体系构建中的诸方利益博弈关系。不同的博弈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央政府以公共利益长期化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诉求、地方政府政绩导向诉求、企业围绕利润最大化原则和消费者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诸方利益诉求的交集在于实现社会经济的绿色化，减少污染。研究结果表明，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目标和责任目标与政策执行人员自身利益相挂钩的制度安排是制约污染者的有效路径，制度实施机制对制度实施程度及效率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建议通过建立监管者的奖励机制、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评价、提高执法者的综合素质，强化企业治理污染的约束机制和提高对消费者绿色消费的补贴机制才能妥善处理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顺利实现绿色经济发展。

关键词 绿色经济；环境管制；博弈分析；制度实施

当生态包袱日益沉重并逐渐不堪承受人类的经济活动时，环境将成为每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绿色经济发展变革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引发的外部性问题尤为严重，企业超标排放或偷排严重污染了环境。现阶段，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企业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将内部成本外部化，逃避社会责任以将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转嫁给他人或社会。这种人为地割裂经济与社会、经济与资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很难实现自身行为的绿色化、生态化，更谈不上实现社会经济的绿色化。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绿色技术，培育绿色新产业，发展绿色新经济，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如何让企业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至于将成本部分甚至完全外部化，进而保证环境成本内部化就成为一个首要问题？因此，控制企业污染成为政府的合法行为^［1］。但仅仅由政府制定出政策法规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还需要在政策制定及实施中考虑各方的利益诉求，寻求有效的制衡路径。而制度法规在监管机构的监督实施中，还牵涉到有效的执行规范以及实施人员的行为规范问题。因为我们制定法律法规及相应的制度安排，目的是为了限制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可选择范围的边界，使内部成本外部化的代价极其高昂而成为其不愿选择的活动。这里又引出第二个问题，如何保证制度的有效性、实施人员在个人理性支配下依法行政？应看到，判断一个规章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否完善以外，更主要的是看奖惩机制是否健全，以使这些约束或激励得以顺利实施^［2］。对于一个社会或组织系统来讲，尽管有规则（制度）比没有规则（制度）好，但有规则而不实施，即“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往往会更糟。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依照规则，由监管者、绿色经济消费者（居民）和遵从者（企业）互动的博弈过程。为此，本文通过对绿色经济政策的推出及执行者-政府、排污企业（绿色经济的可能破坏者）及消费者的主体（居民）之间博弈关系的研究，寻求绿色经济发展中诸方利益诉求交集，探究对污染者形成最大制约的有效路径。

1 中国绿色经济实施中的一般博弈分析

一场博弈是由参与者、目标函数、可能的战略以及博弈规则来界定的，从博弈分析角度看，绿色经济可以看作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依照规则，由监管者、绿色经济消费者（居民）和遵从者（企业）互动的博弈行为。为简化分析，首先以绿色经济推行及维护者（中央政府）和企业（经营者）作为排污博弈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展开分析。假设企业和中央政府都只有两种可供选择的行为，即企业选择高排污和低排污，中央政府选择维护和不维护。企业选择高排污时可获取较高的收益R，以及在相关政策及标准被严格执行情况下支付较高的排污费F，则其净收益为R-F，相反，在选择低排污时只获取较低的收益r，以及在监管的情况下支付较低的排污费f，则其净收益为r-f；中央政府选择维护时的监管成本为c，不监管时成本为0，且c < f。如果相关信息公开透明，两个当事人进行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见表1）。



表1 绿色经济运行中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分析

Tab.1 The game analysi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in the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在政府征收的排污费过低条件下，即R-F> r-f，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高排污，监管），当政府对排污企业征收较高的排污费，使得R-F≤ r-f，则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必须考虑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设政府以p的概率选择监管，1-p的概率选择不监管，企业以q的概率选择低排污，以1-q的概率选择高排污，且0≤p，q≤1（见表1）。

x=q1-q

y = p1-p

在纳什均衡中，政府所采取的混合策略y必须使得企业在高排污或低排污之间的选择因为平均得益相等而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即企业高排污时的期望得益（pay off）要等于低排污时的期望得益。企业低排污时的期望得益为u1(L,y) = p（r-f）+(1-p)r，高排污时的期望得益为u1(H, y) = p（R-F）+(1-p)R。则有：

p（r-f）+(1-p)r ＝ p（R-F）+(1-p)R

解得：p=[SX(]R-r[]F-f[SX)]

同理，企业所采取的混合策略x必须使政府在监管或不监管之间的选择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即政府在监管时的期望得益要等于不监管时的期望得益。政府监管时的期望得益为u2(x,I) = q(f-c)+(1-q)(F-c)，在不监管时的期望得益等于u2(x,N)=q·0+(1-q)·0 。则有：

q(f-c)+(1-q)(F-c)＝q·0+(1-q)·0

解得：q=[SX(]F-c[]F-f[SX)]

综上所述，我们得到监管博弈的混合策略解，即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

(([SX(]F-c[]F-f[SX)],1-[SX(]F-c[]F-f[SX)]),([SX(]R-r[]F-f[SX)],1-[SX(]R-r[]F-f[SX)]))

此时企业的期望得益u1(x, y)为：

u1 (x, y)=q· u1(L,y) + (1-q)·u1(H, y)

=q［p（r-f）+(1-p)r］+(1-q)［p（R-F）+(1-p)R］

=q［r-R+P(F-f)］+R-pF

将p=[SX(]R-r[]F-f[SX)]，q=[SX(]F-c[]F-f[SX)] 代入上式得：

u1 (x, y)＝R-[SX(]F(R-r)[]F-f[SX)]

由假设前提R-F≤ r-f知，0≤[WTBX][SX(]R-r[]F-f[SX)]≤1，则[WTBX]R-F≤u1 (x, y)≤R。

同理，政府的期望得益u2(x, y)为：

u2(x, y)＝p·u2(x,I) + (1-p)·u2(x,N)

=p［q(f-c)+(1-q)(F-c)］+(1-p)·0

=p［q(f-c)+(1-q)(F-c)］

将[WTBX]p=[SX(]R-r[]F-f[SX)]，q=[SX(]F-c[]F-f[SX)] 代入上式得：

u2(x, y)＝0

高红贵：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中的诸方博弈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年 第4期

从绿色经济实施过程中的博弈模型中可以看出，政府加大监管力度，企业就会低排污，政府削弱监管力度，企业就会高排污。不同的行业在相同的技术条件下用相同的排污标准，有不同的结果和效率。不同的行业在给定其技术特性的情况下，污染的结果和效率也是不同的。因此，政府必须根据不同的污染源设置不同的排污标准，且标准要符合实际，否则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制度既然是一种博弈规则，那么博弈规则何时可以实施呢？实施者怎样才能被激励去实施其理应实施的博弈规则呢？如果实施者实施的博弈规则与他（她）的自身利益没有挂起钩来，他（她）们就不会去尽职守，出现缪尔达尔所说的“软政权”现象。在“软政权”中，制度、法律、规范、指令、条例等都是一种软约束，都可以讨价还价，政策推出及执行者凭借其手中的权力，对制度既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有好处时可以执行，没有好处时可以不执行；有“关系”时可以执行，没有关系时可以不执行。甚至规章执行者不遵从规章和指令，并且常常与被约束的排污企业串通一气。需要考虑建立“强政权”，通过对管制者的培训学习，改善管制者的福利待遇，硬化政权，强化道德，强化法律约束，减少政府官员寻租和腐败。严格按照有关标准，控制企业的污染排放。对超标排放的不仅要限期治理和整改，还要加倍征收排污费。对治理无望的则要实施退出管制，强令其退出市场^［3］。

2 绿色经济构建及发展中的各方博弈分析

然而，现实中的环境污染行为一般是“由绿色经济消费市场中的居民和企业，消费者偏好和企业技术，可利用的战略以及规则组合所界定的一种博弈”^［4］，参与者分别为：中央政府（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维护者）、地方政府（受中央政府委托执行相关政策者、但基于GDP导向的政绩考核压力更关注经济与短期利益）、企业（污染实施者）及消费者的主体（居民）四方，而不仅仅是中央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为进一步寻求绿色经济发展中博弈各方的利益结合点，探究制衡污染的有效路径，尚需要构建四参与者间的两两博弈。

2.1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

鉴于环境污染治理具有较强外部性特征，分权及政绩导向的调整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绿色经济的推行上存在不同考量。中央政府代表国家整体利益，力图实现以公共利益长期化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5］，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冀图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最终实现“两型社会”。而地方政府受限于区域及政绩导向限制，倾向于“搭便车”享受其他区域污染治理所带来的外部经济效益^［6］，从而实现本辖区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如果说这种整体与局部关注目标的不同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行为方向上产生差异提供了基础，则改革开放以来的权责关系演变就为地方执行有悖于整体利益的行为提供了现实的制度条件。其中的关键在于，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是地方政府考虑的核心，这导致其通常忽视中央政府调控，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从而追求地方政府效益的最大化。

考虑到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行动顺序为“中央政府制定并颁布政策-地方政府选择-中央政府回应-地方政府调整选择”，两方博弈为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故引入泽尔腾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模型展开分析（见图1）。在中央政府政策制定并颁布之后，地方政府会在学习文件精神后作出相应选择，在经济建设为核心这一指挥棒下，地方政府通常会将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当面临两难选择时，最优选择是有条件执行甚至抵制环境保护目标。此时，若中央政府选择宽容，则地方政府不调整政策甚至完全放弃环境保护目标；而如果中央政府选择严格执行政策，对违反政策行为严厉处罚，即使该地方政府经济有很大增长，也不放弃，而对执行环境保护政策给予相应奖励。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将调整原有选择，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间作出协调。而如果中央政府放弃经济增长这一唯一的核心考量指标，而选择社会经济和谐发展这一目标时，则地方政府将会选择绿色经济发展道路，严格执行中央政府制定的环境保护政策。



图1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动态子博弈

Fig.1 The dynamic subgame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运用逆向归纳法求解纳什均衡解可以发现，若中央政府执行宽松政策，则有选择的执行甚至放弃或抵制执行就是地方政府的优选；而如果中央政府严格执行相关政策，并以社会经济的和谐均衡发展为考量的核心指标时，则严格执行绿色环保政策就成为地方政府的首选目标，因为我国的环境控制体制具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的特点，而地方政府偏重于经济效益，忽视生态环境效益，许多排污企业是地方的纳税大户，一旦排污企业出了问题，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保护排污企业。但如果继续以经济增长作为考核的核心指标，即使严格执行相关环保政策，放弃甚至抵制执行环保政策的期望收益都会大于严格执行政策的期望收益，此时放弃或抵制执行政策将成为地方政府的占优选择。当然，中央政府在此过程中是否兑现相关奖惩以及能否让地方政府相信中央政府确定给予相应的执行，也将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执行态度。总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采取“下有对策”的关键原因在于放弃执行甚至抵制政策将获得大于执行的期望收益^［7］，要实现有助于政策执行的博弈均衡，中央政府需通过整合双方间的利益、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以改变博弈参数，从而走出政策执行困境。

2.2 政府和企业间的博弈

“环境保护”较强的正外部经济特征决定了此类公共物品提供的效率较低，在完全交由市场决定其供求情况下易于出现市场失灵现象，“公地悲剧”常常由此产生。需要代表社会整体长期利益的政府出面干预，在制定各种政策、法规和环境标准之后，以此为依据督促企业采取措施以保护环境，为此，需分析双方间的博弈进程，以寻求最优均衡。相对来说，企业对政府制定并颁布的相关法规较为关注，但在利润最大化原则下倾向于对政府执行力度进行“试触”，采取更利于自身的行动，通常有保护和不保护环境两种。而政府对企业的生产成本、投入状况、经营效益、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推行状况了解相对较少，易于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由此，可以引入不完全信息博弈的精炼贝叶斯博弈模型展开分析。

围绕环境保护而展开的博弈双方可以设定为政府A，企业B，构成两个参与人的动态博弈。在此博弈中，如果u=0，那么博弈提前结束；如果政府选择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不严格，则企业B将会选择不保护环境甚至放弃保护。但由于企业对政府行为的回应尚不了解，还需要根据政府的回应而决定是否对首次选择进行有机调整。若政府能够严格执行政策并对照企业行为进行应有惩罚，并在绿色标志、税收减免等方面给予环境友好型企业以相应补偿^［8］，则会降低企业污染意愿并作用于企业下一轮回的行为上，反之则会鼓励企业放任环境污染的存在。由此可以看出，在博弈过程中，政府的奖惩机制对于厂商来说是一种威胁，若1-p > p，则它是可信的威胁，厂商在此阶段很可能选择“执行环境标准，履行环保义务”；若p>1-p，博弈继续展开，环境趋于恶化。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环保法规及相对应的惩罚力度过低，尚不能与企业排污所造成的外部损失相抵，即使上交罚金之后仍有高额暴利。这种情况下的政府干预行为将是不可信的“威胁”，鼓励企业明目张胆排污、破坏环境（见图2）。

一般认为，绿色经济的推行及维护者（为简化分析，这里以政府作为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及执行的主要代表）和企业（制度的遵从者）在环境保护上的利益是根本对立 

图2 绿色经济政策推出及执行者与企业间的动态子博弈

Fig.2 The dynamic subgame between the subject of

introduc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green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enterprises

注：u、1-u、p、1-p 代表博弈双方采取某种行动的概率， (W，G) 代表博弈双方采取互动情况下的得益。

的。一方面，政府依据法律法规以及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原则下制定的制度、规则控制企业的排污行为以实现自身管理净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作为制度遵从者的企业依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设法规避政府控制，根据对手的不同行动确立自己相应的最优反应。这是绿色经济运行中博弈双方互相作用和理性决策的过程。这种过程往往不是一次性完结，而是双方在各自的策略集中来选择策略不断进行的博弈。企业为了自身的最大利益，只要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他们就尽量地去排污或是打“插边球”，在法律制度操作性不强的情况下尽力为之；而环境管制机构是在有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对污染企业进行管制。也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

政府（管制机构）和企业（制度的遵从者）的目标函数则是绿色经济中的博弈收益。政府和企业作为博弈当事人，各自为了自身利益行动。由于在实际博弈行为过程中，相关政策的执行人员关心的是升迁、福利。只有在政策目标和责任目标与政策执行人员自身利益相挂钩条件下，才能让他们尽力管制污染企业，否则，政策执行人员将会利用手中权力寻求经济租金。排污企业则抓住政策执行者的这一需求，通过与环境监测官员建立所谓的“礼尚往来”关系，获取有利于自己的监测结果，逃避应缴纳的排污费。政府管制的根本目标与管制人员的具体目标不一致，这是政策实施中难以达到最优解的另一关键因素。

2.3 企业与消费者间的博弈

在发展绿色经济的博弈过程中，企业与消费者间也存在显著的互相制约关系。对于企业来说，消费者在一定消费观念指导下形成的购买决策将是拉动企业行为转变的市场需求，如果企业生产出的相关产品不符合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将采用“脚投票”实施制裁，反之将会促进企业销售额进而利润的大幅攀升。而对企业来说，遵循内部经济最大化和将不经济外部化原则，除了要考虑消费者“脚投票”对自身销售状况的影响，还需要考虑内部的生产成本及能否将内部不经济向外部转化。由此，企业与消费者间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关系可以利用博弈模型展开分析。在这个博弈模型中，企业从事生产活动时有污染和不污染环境两种战略选择。当其选择污染时，可以不考虑产量限制和治理成本等问题，收益为R；采取措施降低甚至不污染时，收益为N(R>N) 。居民的选择则为向有关部门投诉或以自身行为参与治污，抑或是不参与环境保护。现实分析发现，若对居民的制止企业污染或直接参与保护给予补偿，则会增加居民从环境保护中获得的净收益，即W/n-C>0，否则将导致不保护则成为居民的最优选择，此时，由于R>N，N≥N，企业的最优策略是放任环境污染（见表2）。

表2 绿色经济运行中企业与居民间的博弈分析

Tab.2 The game analysis between the enterprises and

residents in the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注：假定环境改善可以带来的总福利为W，所处区域内共有n个居民，单个居民获得利益为W /n， 参与保护需付出C单位成本。

尽管如此，但当公众对环境保护关注度大幅增加，上升为市场消费活动中的绿色行为中后，将会构成对企业的强大压力，最终将通过企业间的竞争关系体现出来。因为当消费者的“脚投票”影响力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企业行为将会受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严重制约，若符合需求则成长壮大，反之则竞争力衰弱。为此，企业为在行业竞争中保持优势，必然千方百计向消费者意愿靠拢，从而形成企业间的“囚徒困境”。设有甲、乙两个规模不大的企业，它们对已被污染的环境都有两种选择：投资保护和不保护。如果都不保护，甲、乙的收益分别为R1 、R2；当采取措施保护环境时，收益分别为N1和N2 。进行保护时，环境得到改善，由于消费者“脚投票”影响的制约，环境改善的长期性和正外部性考量下不保护环境的利益将被抵消，从环保投资中获得收益将易于超过投资成本，即N1>R1，N2>R2 。此时，无论甲企业选择哪种决策，乙企业的最优决策均为保护(N2>R2 )； 反之也是，由此（保护，保护）将成为纳什均衡解（见表3）。

表3 绿色经济运行中企业与企业间的博弈分析

Tab.3 The game analysis between the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3 结论与应对建议

3.1 结论

制度实施程度及效率与实施机制是密切联系的。在绿色经济结构调整与运行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就是实施机制的建立。我国并不是缺乏制度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能力，而是缺乏一种实施制度的环境和条件，缺乏有效的制度实施机制，制度不能有效实施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一种是制度设计不合理或者实施的成本太高；二是制度的实施会影响一些人的利益，导致制度实施的阻力较大。为此，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实施机制。

建立有效的实施机制应该考虑以下几点：制度应该注意可行性、可操作性及运行的成本；制度应该尽量减少实施人的可改变余地；保障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提高违约成本。

3.2 应对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在构建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体系过程中，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对执行者（政策推行者）：首先，建立制度执行者的奖励机制。一项合理的有效率的正式规则能不能实施，往往与对执行者缺乏有效的奖励机制（利益激励机制）有关。如果严格执法、秉公办事、坚持原则者得不到奖励，而贪赃枉法者却可以在私下中饱私囊，那么作为有自利倾向的执法者的行为取向就可想而知。在从人治向法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以及司法公正尚无有效机制得以实现的情况下，对合格执行者的奖励就是十分必要的，也会最终有助于依法办事的风气的形成。其次，建立正确的社会评价机制。一项具体的激励制度安排（评奖、晋职、升迁、收入分配等），还与社会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客观性、普适性、具体评价过程的公平性、公开性和公正性，评价主体的外生性（与被评价主体没有利益冲突或亲疏关系）、权威性（专业性），评价标准的相对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有关。再次，提高制度执行者的综合素质。制度安排执行者的素质包括技术性素质和非技术性素质等两个方面。制度是人创设的，也需要人来实施才能变成现实，离开了人这个制度创新和实施的主体，便不存在任何制度或游戏规则。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制度执行者的素质，就是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核心和关键。

对企业：必须强化企业治理污染的约束机制。政府监督和约束企业治理污染，使得企业破坏环境造成的个人成本不低于社会成本，从而使社会利益不受侵害，这是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纠正市场失灵原则的科学制度安排。目前，我们对企业治理污染的约束机制有弱化的倾向，原因除了上述监督部门的监督失效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政府监督部门制定各种环境标准、法规和政策，敦促其采取措施达到标准。企业对这种标准、法规和政策是比较清楚的，但监督部门面对的是大量的企业，有限的人力不可能或很难了解到企业执行环境标准的情况以及是否履行其它环境保护义务。这种信息不对称使企业难以受到充分监督。以上情况说明企业所受的监督约束极为有限，企业破坏环境的私人成本依然小于社会成本，政策对企业的约束机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环境恶化也就不可避免。

对居民：需要在加大宣传力度的同时，构建绿色经济参与补贴机制。根据前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消费者的“脚投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形成企业间的“囚徒困境”，并对政策执行者构成有力的监督、舆论氛围。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参与补贴机制，会使得居民参与后获得环境净收益较低，削弱居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同时必须建立监督机制，这是制度实施的保障。监督机制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措施使人们的行为按既定的目标运行的过程。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要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和教育的手段进行监督，防止人为因素对制度实施的干扰。

(编辑：李 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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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ltigame Research on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GAO Honggui

(The Economics Schoo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China)

Key words green economy; environmental control; game analysis; system implementation

作者：高红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