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家庭救助论文

9月28日下午，江西省慈善总会联合省儿童医院、省电视台都市频道、信息日报，在省儿童医院举行贫困家庭婴幼儿罕见病慈善救助活动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由省慈善总会副会长杨运勇主持。省慈善总会副会长郭爱华、省卫生厅副厅长曾传美、省儿童医院院长张小康出席仪式并讲话。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局局长李小荣、省儿童医院相关科室领导及媒体记者等参加了启动仪式。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贫困家庭救助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贫困家庭救助论文 篇1：

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制度探究

摘 要：根据吉登斯的“社会风险理论”，核心家庭受到潜在的多元化风险的威胁，更易陷入贫困境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采用新维度、新理念的贫困测定模型应运而生。基于对贫困产生的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顶层制度设计、鼓励社会参与、形成良性帮扶机制、构建科学的评估体系等举措，从而强调救助目标的预防性、救助对象的家庭化。

关键词：支出型贫困;评估体系;救助机制

支出型贫困既是一种贫困测定的新标准，又是社会经济在发展到特定阶段和社会保障制度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因此，贫困测定维度的改变有利于改变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于贫困的根本认识，促进相关减贫政策措施的出台，以解决这一社会“夹心层”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贫困标准界定的变迁

(一)救助理念的转变

收入型社会救助模式是以家庭的收入为基准的，依据家庭收入的不同划分不同的最低保标准。也就是说，收入型社会救助制度是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是以解决贫困群众的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支出。而支出型社会救助模式是以家庭的支出为基准的，将家庭所必需的医疗、教育等刚性支出纳入救助范围。两者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注重的是解决“经济贫困”为特征的物质匮乏，仅仅保证公民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生活需要;后者更加关注“人文贫困”，如能力、机会缺失等，不仅要解决公民的基本生存需要，还要关注其正常社会生活的能力[1]。

(二)贫困测量标准的变迁

在贫困识别方面，目前国际上判定标准有市场菜篮子法、恩格尔系数法、生活形态法等。这些标准所得出的贫困线通常设定为满足最低生存消费所需花费的支出或得到的收入，区别不过是把贫困线定在什么水平上。虽然以收入作为计量手段和结果的贫困线标准具有简单、客观、稳定等优点，但最明显的弊端是，没有考虑到个体由于发生不可避免的大宗支出导致的贫困。社会救助由目前单一的收入型贫困向支出型贫困辐射，是我国社会救助政策的重大调整，表明政府甄别穷人的方式在发生改变[2]。

(三)社会救助制度架构的变迁

根据“功能贫困理论”、“贫困代际传递理论”等从微观视角来探究个体或家庭贫困发生的缘由，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的贫困救助实质是一种“被动行为”，即贫困的出现才会致使救助;而支出型贫困救助则是一种“主动防御”，防患于未然。正是这种内在机理的差异，使得两种制度在架构方面大相径庭。

收入型的社会救助制度是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标准的，采用的是依据家庭收入的多少进行补贴即“缺多少，补多少”。而支出型社会救助制度是以家庭刚性支出为核算标准，采取的是根据家庭的支出状况进行补贴即“缺什么，补什么”。在制度架构上，传统贫困救助的理念是“差额补助”的形式计发;而支出型贫困救助则强调以满足家庭个性化需求为路径，构建多元化的“救助套餐”[3]。

二、支出型贫困产生的原因分析

学者杨志勇基于“鲍威尔非均衡增长模型的单位成本增长分析”和“公共支出宏观增长模型”从宏观角度分析出了支出型贫困家庭产生的社会原因。而本文是以微观视角为基础来探讨支出型贫困家庭。因此，笔者以微观视角为出发点、以家庭为单位，认为以下几点易导致支出型贫困家庭的出现。

(一)因病致贫

随着“新农合”、“大病救助”等相关医疗保险的逐步全覆盖，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相较于过去有了质的飞跃，但受制于有限的医疗资源，加之报销条件、报销比例等问题的客观存在，因病致贫现象仍较为普遍。

(二)因残致贫

由于自身身體机能的缺失，加之家庭过度的怜悯，使得残疾人群体很少选择就业。此外，残疾人有时需要定期的康复护理，两相收支对冲，易使得家庭收入入不敷出，陷入贫困。

(三)制度变迁和体制改革效应拉动客观消费的增长

由于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为了使社会制度和体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要相应地改革制度和体制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制度的变迁和体制的改革将会拉动医疗和教育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4]。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受到养老保险顶层设计历史遗留问题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在不同时期的养老金主体和权责关系大相径庭，也会导致社会成员在养老方面的支出存在较大差异。此外，计划经济时代的公费医疗和教育受到国家宏观政策影响转变为个人自费的医疗和教育，之间带来的家庭支出负担，也有可能导致支出型贫困。

(四)社会救助体系覆盖面较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

正如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言“人类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而家庭作为一个微小的社会单位，其个体抵御风险的能力正日渐势微。由于突发事件的潜在性和不可预知性，易导致家庭入不敷出。对于家庭收入略高于低保标准的家庭而言，边缘群体无法享受到低保补贴，往往难以应对突发事件，造成刚性支出剧增，从而陷入贫困陷阱。

三、构建支出型贫困家庭社会救助模式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顶层设计，强化救助体系内外部联动

正如明朝首辅张居正所言：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因此，支出型贫困救助制度应以立法规范为前提，明确政策各方权责、政策界限等，否则政策难以落到实处。民政部门牵头，提出健全关于支出型贫困救助的草案，提交人大审议，从而弥补法制层面的不足，从而保证政策实行中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与此同时，社会救助作为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应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实现保障体系的完美对接。因此，各地民政部门应建立以低保制度为基础，有效整合其他配套救助资源，实现救助制度的一体化和全覆盖。另一方面，现行的救助体系应同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体系相结合，形成无缝帮扶机制，在制度保障体系外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

(二)鼓励社会参与，形成联动帮扶机制

社会救助既系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同时也是政府职责所在。因此，民政部门应积极牵头，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救助资源，形成“政府主导、民政主管、社会参与”的联动救助格局。

通过借鉴社会灾害保险的经验，由政府财政出资，民政部门作为政府委托的投保人，为居民家庭投保。当居民家庭发生支出型贫困问题时，由金融机构贷款或商业保险公司给予赔付，通过机构杠杆的放大作用获得较高额度的保障。此外，应积极借鉴上海的科学经验，探索社区综合帮扶举措。该制度在政府的推动下，应充分调动社会因素，有效整合帮扶资源，根据贫困家庭实际，在确保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以不同形式、不同途径，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

(三)构建科学、量化的评估指标体系

任何一项社会政策的落实均要以量化为基础，否则政策将停于纸面，本末倒置。相较于传统的收入贫困法，由于更多的影响因素的存在，“支出法则”很难完全量化，但笔者认为应尽可能细化评定标准和救助细节，根据不同的贫困类型来因地制宜地选择救助路径，从而保证救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支出型贫困家庭困难程度评估指标体系可分为三大类：(1)根据实际收入与支出计算得到的直接衡量家庭困难度的数量指标。(2)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困难程度的质量指标。(3)减少或不给予救助的否定性指标。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支出法则”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在评估体系中应包含质量和数量两个变量来综合分析：

1.数量指标体系

数量评估指标体系分为按照标准化计算的基本支出指标和按照实际支出计算的特殊支出指标。其中数量评估因子是一个家庭陷入贫困等级的直接量化，因此它是支出型贫困救助制度的关键所在。

数量评估指标体系应包含维持家庭运转的日常生活支出和特殊性突发支出两个部分。首先，基本支出是不关乎贫困与否的客观存在的项目，主要包含：食物支出、家装费用、医疗支出、日常用品支取、交通费等，这是作为社会人维持生计的“救命稻草”，因此应首先保障救助家庭的这部分支出。其次，特殊性支出是家庭实际收入和上述基本支出的差额缺口，即支出型贫困救助的核心和主要支出类型，主要表现为：医疗费用、教育支出、突发事件损耗以及老年人特殊护理等。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基本支出是人类生存的“安全阀”，是必须得到保障的，而特殊性支出根据其风险等级对其进行评估来进行权重加成，从而保证救助资金的分配实现“帕累托最优”。

2.质量指标体系

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主要用于衡量家庭的实际脱贫能力。我国学者高颖采用美国运筹学家Satty所提出的AhP(即层次分析法)理念，量化了质量评估的名称赋值以及权重系数[5]。依据这种理念，笔者认为应从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个角度来进行探讨。首先，定量指标应包含家庭实际收入、支出占收入的权重、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劳动力的社会保险收入等，这些因素最能反映一个家庭依靠自身的力量摆脱贫困的预期;其次，定性指标主要以家庭基本状况等非量化的指标为主，如：家庭成员中是否包含残疾人、婴幼儿、失能老人等。“支出型法则”更多的是关注潜在的相对贫困的家庭，因此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1)救助资金的整合使用。(2)救助管理体制建设，保证管理机制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整合救助项目，实现信息网络化管理等。(3)救助效果的监督与反馈。

(四)增加“第一供给”，提升边缘人员的脱贫能力

对支出型贫困家庭来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实物和服務救助只能缓解一时的贫困局面，并不能持续造血。要想真正地使他们摆脱生活困境，国家应该不断扩大劳动力市场，努力增加“第一供给”，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营造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和家庭公平地进入就业市场，参与就业，使他们通过自身努力摆脱生活困难的窘境，实现自力更生。

参考文献：

[1]段培新.支出型贫困救助[J].救助与福利，2013(2).

[2]杨帆.支出型贫困救助模式探究[J].人资社科，2013(12).

[3]都芦花.关于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的相关思考[J].现代妇女，2014(4).

[4]杨威.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研究[J].企业研究，2014(16).

[5]路锦非，曹艳春.支出型贫困家庭致贫因素的微观视角分析和救助机制研究[J].财贸研究，2011(2).

作者：杨天

贫困家庭救助论文 篇2：

江西贫困家庭婴幼儿罕见病慈善救助启动

9月28日下午，江西省慈善总会联合省儿童医院、省电视台都市频道、信息日报，在省儿童医院举行贫困家庭婴幼儿罕见病慈善救助活动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由省慈善总会副会长杨运勇主持。省慈善总会副会长郭爱华、省卫生厅副厅长曾传美、省儿童医院院长张小康出席仪式并讲话。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局局长李小荣、省儿童医院相关科室领导及媒体记者等参加了启动仪式。有5名来自农村的贫困家庭患儿现场每人获得1万元资助。

据悉，江西省慈善总会在2009年6月1日开始实施了“青苗关爱工程”——救助困难家庭大病儿童慈善项目，对患白血病、尿毒症、血友病、脑瘫等重大疾病的贫困家庭儿童进行慈善救助。至目前为止，全省各级慈善组织先后救助大病儿童780名，资助医疗救助金近2000万元。为了进一步深化儿童大病医疗慈善救助工作，将“青苗关爱工程”根据实际需要向一些特殊病患群体拓展，江西省慈善总会决定拿出专项资金100万元，联合省儿童医院，开展贫困家庭婴幼儿罕见病慈善救助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是：给生命一次机会给孩子一个未来。对全省100名贫困家庭患闭塞性支气管炎、食道闭锁、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先天性巨结肠等罕见病的婴幼儿实施慈善救助，每个家庭根据病情救助5000至2万元。改变以往儿童大病慈善救助由直接向患儿家庭发放救助金改为定点医院治疗，确保救助资金全部落实到患儿治病上。

作者：赣慈

贫困家庭救助论文 篇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努力开创民政事业发展新局面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审议通过的十九大报告，为我们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提供了不竭动力。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一以贯之地坚持用党的十九大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动发展。

持续做好民生领域三项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政工作是菩萨事业，做菩萨事业就得怀着菩萨之心，怀着大爱之心、爱民之心”。民政部门是困难群众的“娘家”，我们要抓住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要有“上为党和政府分忧，下为人民群众解难”的担当，“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一滴济苍生”的情怀，“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的觉悟，把人民群众的“小事情”放在心上，把在党兴党的“大责任”扛在肩上，扎扎实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获得感中，在困难群众、高龄老人、孤残人员、困境儿童的笑脸上体现民政工作的价值、体现民政人的担当。

做好困难群众兜底保障。按照十九大提出的“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着眼2020年全省52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不断健全完善城乡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积极推进农村低保与扶贫政策有效衔接，探索研究支出型贫困家庭救助支持政策。持续做好深度贫困地区救助脱贫兜底工作，进一步规范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动态管理，逐步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升级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信息化平台，稳步开展临时救助，完善救急难措施，打破政策“壁垒”，扩大基层“权限”，降低救助“门槛”。

做好养老综合服务保障。以服务需求为核心，倒逼养老服务业供给侧改革，努力实现发展规划、发展目标、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投入机制、经营方式“六个转变”。以全省养老服务“四个规划、一个规范”为依托，积极培育和发展养老服务市场，加快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做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医养结合服务等国家级试点工作。深入推进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加快推进养老服务评估、养老服务标准化和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营造尊老、孝老、敬老社会环境，持续提升高龄老人优待水平。

做好弱势群体救助保障。持续加大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建设和政策落实力度，实现特困供养对象城乡统筹。继续做好困难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工作，保障困难残疾人合法权益。完善孤儿和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补贴)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四级儿童福利服务和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体系。认真开展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等专项活动和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工作，持续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体系建设。

全力推进民政领域三大改革

民政部门是主管社会行政事务的政府组成部门，具有植根基层、贯通社会、联系群众的特点，在反映诉求、规范行为、化解矛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切实按照十九大的战略布局，持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指导各地依法有序、按时完成换届选举。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贯彻落实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社区服务实施办法，协调相关部门积极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服务。推进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持续做好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分类开展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完善社会组织扶持政策，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管理，促进强化内部治理、规范活动行为、提高服务能力。

加快推进减灾救灾体制改革。加快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制度建设，及时出台地方法规规章，制定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改革相关配套政策措施，进一步健全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工作机制，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认真落实救灾资金分级承担机制和受灾人员救助补助标准，巩固取消部分生活物资实物救助改革成果，扎实推进政策性农房保险试点，在多灾易灾县设立救灾志愿者服务站点，完善各级救灾物资储备布局，扎实做好灾害救助和应急保障工作。

加快落实双拥优抚改革举措。深入开展双拥创建和军民共建活动，扎实做好拥军支前和服务保障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退役士兵安置政策，推进符合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阳光安置。扎实开展优抚对象个人信息核查及身份认证，全面完成部队移交地方政府的军队离退休人员接收安置任务，全力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为支持国防军队建设，推动军民融合发展，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实现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提供坚强保障。

着力提升推进民政事业创新发展三种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我们要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根本动力，自觉将雷厉风行和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厚植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工作理念和能力本领，努力为全面开创青海民政事业发展新局面奠定坚实根基。

提升改造自我的能力。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夯实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根基，提升党组班子把方向、带队伍、谋创新、求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制度化常态化为抓手，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努力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提升真抓实干的能力。我们要以做广大群众的贴心人为行为导向，切实强化民政工作无小事的观念，持续提升驾驭风险、应对考验、处理矛盾、解决问题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实际，勇于革故鼎新，敢于攻坚克难，牢牢把握民政工作主动权。履行“为民”的核心职能和神圣使命，恪守“爱民”的素养要求和情怀操守，进一步改進作风、夯实基础、加强基层，主动接地气、察实情、解急忧，主动将十九大的安排部署转化为全省民政干部职工和各项民政业务工作的自觉行动、生动实践、务实举措，把民政“真善美”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里，把民政“打基础”的工作做到最基层。

提升服务大局的能力。自觉服从大局，用新发展理念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民生民心民力的结合点、生态生产生活的关键点，持续深化民政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进改革创新，勇于探索、敢于实践，确保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扎扎实实”总体部署在全省民政系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积极服务大局，切实担负起对国家生态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应尽的特殊责任，坚持“两个生态”一起抓、“两个责任”一起扛，着力强化城乡低保、福利彩票、工程项目等领域的监督执纪问责，着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依法创建平安边界，着力加强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生产和节能低碳，着力在民政基础建设项目上推进绿色发展，努力实现生态发展、安全稳定与民政事业双赢双丰收。

(作者系青海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

作者：诺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