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生育保险论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生育保险制度评估是保证生育保险健康有序运行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评估工具和评估方法的选择，则是有效评估的重中之重。如何确定生育保险评估工具和方法的选择标准，如何选择适合生育保险制度发展而又科学有效的评估方法，如何构建系统科学而又具备可操作性的评估理论模型，这些都是生育保险有效评估的关键因素，也是保证评估结果真实可靠的重要基础。
上海，生育保险经历 “小时代”
小崔是一名外来从业人员，在上海某单位任高级技师。自2011年7月，单位按照《社会保险法》为她办理了上海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2013年5月，小崔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公司同事告诉她，参保人员只要在工作期间生育，就可以就近到社保机构申领一笔可观的生育津贴。但在申请生育津贴时，小崔却被告知单位为其办理的是“三险”，不属于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象。上海市各种错综复杂的生育保险政策让小崔着实疑惑不解，殊不知沪上的生育保险制度也正经历着自己的“小时代”。
生育保险津贴的计发标准
就上海市近几年的情况而言，从业人员领取生育保险待遇的政策因人因时而异，随着生育时间的节点而发生变化。生育女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累计满一年的，分别按以下标准计算：
●2011年6月30日前
月生育生活津贴计发基数按本人生产当月的城镇养老保险费缴费基数计发。妊娠7个月(含7个月)以上生产或者妊娠不满7个月早产的，按3个月享受生育生活津贴;符合计划生育晚育条件的，增加1个月;难产的再增加0.5个月;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0.5个月。
●2011年7月1日至2012年4月27日
由于《社会保险法》开始正式实施，从业女性的月生育生活津贴基数标准发生了变化，由本人的缴费基数变为了本人生产或者流产当月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相较以往，待遇计算基数标准发生了改变，但计算时间标准不变。
●2012年4月28日至今
2012年4月28日，《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正式颁布实施，其中将生育妇女的基本产假调整为98天。生育生活津贴基数标准不变，但时间标准由“月”精确到了“日”，按照女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除以30，确定日待遇后，再乘以应享受的产假天数计发。
生育保险津贴的征收与计发对象
●2009年7月1日前
根据上海市2001年10月颁布的《上海市城镇生育保险办法》和2002年4月《引进人才实行<上海市居住证>制度暂行规定 》中的定义，原则上也涵盖了持有本市“引进人才类”《居住证》的外来人员可以参加本市的各类社会保险。因此，在2009年7月1日之前，沪上生育津贴的征收与计发对象包含两类：一是本市户籍的从业或失业女职工，二是持有“引进人才类(A类)”《居住证》的在职女职工。
●2009年7月1日至2011年7月1日
2009年7月1日，上海市正式实施《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沪人社养发(2009)22号)，其中规定了：“与属于参加本市城镇基本养老保
险范围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外省市非城镇户籍、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可以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1.具有专业技术职称。2.具有技师、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3.单位需要的其他专门技术人员等”、“按照本通知第一条、第二条规定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应当同时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
据此，自2009年7月后，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女职工扩大至用人单位按“2009年22号文件”参加上海市社会保险的外省市户籍技术岗位女职工。但是这个制度并非强制，也就是意味着参加了保险的，可以享受相关待遇;未参保的，仍应当由用人单位计发产假待遇。
●2011年7月1日至今
2011年7月，《社会保险法》正式实施。同时，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和郊区用人单位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政策问答》中指出：“凡与本市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外来从业人员，都应当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等社会保险。其中，非城镇户籍人员目前按规定参加养老、医疗、工伤三项社会保险。”
由此可见，2011年7月起外省市户籍的女职工，只要是城镇户籍的，就应当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而外省市非城镇户籍的女职工，按照相关规定缴纳“三险”，而不缴纳生育保险，因此在2015年底前生育的，不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相关待遇。生育保险计发生育津贴待遇的覆盖范围，不仅包含本市户籍的从业或失业妇女，也包含了外省市城镇户籍的从业女职工。
生育津贴支付中的用人单位责任
文叙至此，也许有读者提出，用人单位是不是从此以后就不用承担产假工资或生育津贴了呢?就上海市的具体规定而言，尚不能下此定论。在以下几种情况下，用人单位仍然对生育津贴的支付负有一定的责任。
●完全产假工资支付责任
当用人单位应当为女职工参保而实际未参保，或女职工本身不符合参保条件的(例如，外省市非城镇户籍)，用人单位此时负有完全的产假工资支付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女职工生育前的工资水平，支付其工资待遇。
●产假工资的补差责任
上海市在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的生育津贴之外，还对于用人单位规定了双重的补充责任标准：一是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调整本市现行有关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沪府发〔2011〕35号)中规定了，自2011年7月1日起：“从业妇女生产或者流产时所在用人单位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高于本市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00%以上的，高出部分由用人单位补差。”
二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调整本市女职工生育保险待遇有关规定的通知》(沪府发〔2013〕5号)中规定，自2012年4月28日起：“本市女职工享受的生育生活津贴低于本人产假前工资标准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执行。”
综上所述，对于薪资较高的女职工来说，用人单位在女职工领取生育津贴后，既要补足到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又要补足到女职工产假前工资标准。
开篇提到小崔的生育期间的待遇应当由谁支付，怎么计算呢?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应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
需要提醒用人单位，生育保险是一项由用人单位承担、并转嫁女职工生育期间工资待遇支付义务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创立和政策的实施，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来说都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从上面的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一是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为劳动者缴纳生育保险不仅是一项法定义务，也是减少企业用工成本的有效手段。及时了解政策信息，向劳动者告知个人信息与政策待遇的关联，是优化企业劳动管理、合理合法转移企业产假工资支付义务的重要途径。二是无论对于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来说，第一时间把握劳动法律变化的脉搏，及时了解当地相关法规和政策的更迭，都是大有益处的。 责编/寇斌
作者：张佶
摘要：文章分析我国生育保险运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运用SWOT分析法探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整合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提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合并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结果显示，我国生育保险运行中存在基金筹集及使用不合理、覆盖范围小、立法滞后等问题，SWOT分析结果显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整合存在必要性和可行性，建议制定合理的筹资模式、加快法制建设、加强监管力度。
关键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整合;统一管理
一、引言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合并实施是指将这两个险种的基金收入、预算、支出等合并统一管理。“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这项建议引发了民众热议。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试行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整合实践。例如，2014年6月讨论通过的《江苏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要求，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实行统一经办管理，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设立统一的经办机构，建立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并统一进行征缴、报销和管理。此外，河南省人社厅则设立了医疗保险处，以统筹拟订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政策、规划和标准、基金管理办法、定点医疗机构、药店的医疗保险服务和生育保险服务管理、津贴标准、结算办法及支付范围为主要职责。
在现代社会，对妇女发展以及生育行为是否重视及其程度反映着这个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发展水平。当前绝大部分地区停留仅仅能够向生育女性提供最基本的生育护理、医疗服务及生育津贴这一层面，即使是这样，实施效果却不如预期的好。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运行现状，使用SWOT方法分析二者整合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提出对策和建议。
二、生育保险运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生育保险运行现状
截至2015年年末，全国范围内参加医疗保险人数为66570万人，比上一年末增加6769万人。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达11134.3亿元，支出共9303.9亿元。截至2015年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66582万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达28893万人，较上年末增加597万人。医疗保险享受医疗服务总人次达20.8亿人次，政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基金支付比例在86%左右。
截至2015年年末，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为17771万人，较上年末增加了732万人，可以说总人数很多，但比例不高。全年共有642万人次享受了生育保险待遇，比上年增加29万人次。全年生育保险基金收入502亿元，支出41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2.5%和11.8%，年末基金累计结存684亿元。
(二)生育保险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生育保险参保覆盖率已达到90%以上，但是我国生育保险在覆盖范围、保障待遇、管理水平等方面还不能与发达国家比肩，运行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首先，基金筹集及使用不合理。我国生育保险实行现收现付制，费率偏高，基金结余过多。大量的结余表明生育保险基金运用的不充分。企业为其职工缴纳较高的保险费率，造成了其支出的增加，为分摊自身经济损失提高产品的价格，降低了市场竞争力，影响企业可持续经营，进而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覆盖范围小。相比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覆盖面较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1994)》中规定“生育保险保障对象只有城镇企业的已婚女性职工”，并没有把非正规企业中就职的职工、个体及私营经营者以及人口数量巨大的城乡居民同时纳入生育保险的范围，使得这些人员无法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再次，立法比较滞后。生育保险缺乏统一的法律，且许多条款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政策权威性不强，执行力度相对较差，使之长期处于社会保险的末位，严重削弱了其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作用。《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1994)》规定，因生育引起的疾病，其医疗费用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其它疾病的医疗费则按照医疗保险待遇的规定办理。而哪些病种是由生育引起的，很难明确界定。同样的病症，有些地方规定由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有些则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整合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法是通过调查列举研究内容达成发展目标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遇(opportunities)和挑战(threats)，并用矩阵图的方式排列，通过系统的思想，把要素相互匹配进行比较和分析后得出结论，最后根据不同结果制定发展战略及对策(图1)。
(一)优势分析
首先，整合有利于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将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合并实施，相当于同时合并了两险的参保人员、基金和管理机构，使所有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可以同时享受到生育保险的待遇，从而扩大了生育保险的覆盖面;其次，地方医保中心有经办经验。生育保险与之合并后也将统一归由医疗保险中心或者类似的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参加生育医疗费用统筹的职工只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不领取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用的筹集和使用执行企业生育保险相关规定。两险执行相同的药品目录、诊疗目录和服务设施，两险整合的操作难度会大大减小。
(二)劣势分析
城镇部分企业规定生育保险不能转移和衔接。在当地在参保一年以上的职工，才具有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资格。而一些外地参保的职工，其参保年限不能同在当地参保年限累积计算，使參保人员无法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由于信息系统尚不能充分共享，也存在着报销困难的问题。
(三)机遇分析
首先，有利于解决费用交叉性问题。若女性职工在生育事件中同时患有其他疾病，就很难区分产生的费用是生育费用还是医疗费用，导致无法报销或重复报销。如果医疗保险与生育保险整合，只需按照比例正常结算、报销医疗费用即可;其次，基本医疗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生育保险费是用人单位为其员工缴纳，职工节约生育保险基金的意识薄弱，医疗资源浪费严重。医疗保险与生育保险合并实施，生育保险缴费也遵循三方共担原则;再次，资源整合使服务效率提高。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合并实施后，经办机构实现统一，就可以减少一个部门，在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降低管理成本的同时，为参保人员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服务。
(四)挑战分析
目前国内的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分属不同经办机构，管理分散、资源浪费、信息系统不能对接和共享等问题，浪费大量行政资源，增加了行政成本。二者合并实施后，上述问题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由于涉及范围过大，在管理上的难度将骤然增加。
总体来看，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整合的内部条件是优势大于劣势，整合具有可行性。异地报销和信息转接等问题可以借鉴部分地区医疗保险中心的经办经验加以调整，建立无缝信息对接，将劣势转化成优势;两险整合的外部条件中机遇明显大于挑战，整合存在必要性。相比合并实施及管理所增加的行政成本，整合确保了经办资源的统一，提高了服务效率的同时也改善费用交叉性的重要问题，并实现了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
四、对策建议
(一)制定合理的筹资模式
我国医疗保险基金具有同时支付生育保险基金的能力。但将两险整合势必会增加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易使医疗保险基金面临入不敷出的困境。应根据全国各地的基金结余情况适当调整医疗保险的单位及个人的缴费比例，贯彻落实三方共担原则。
(二)加快法制建设与监管
将保险工作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管理渠道，是整合两险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必须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使生育权力“有法可依”。在制度上进行合理调整，保留或适当延伸生育保险服务项目。
设立专门的机构监督整合后两险的运行过程，制定惩罚措施，加大对未按照规定合法执行的用人单位及个人的惩罚力度，实现对生育妇女权益的保护;设立专门的经办机构管理整合后两险的日常事务，增强管理人员培训的方向性，注重培养和吸收有医学背景的专业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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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20308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5T 80520);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第十一批高层次人才项目(2014-JY-004);江苏大学2014年度“国际化专业英语授课精品课程”项目。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管理学院)
作者：李子惠 代宝珍
摘 要：生育保险制度评估是保证生育保险健康有序运行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评估工具和评估方法的选择，则是有效评估的重中之重。如何确定生育保险评估工具和方法的选择标准，如何选择适合生育保险制度发展而又科学有效的评估方法，如何构建系统科学而又具备可操作性的评估理论模型，这些都是生育保险有效评估的关键因素，也是保证评估结果真实可靠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生育保险;评估工具;评估方法
一、生育保险评估工具和方法选择的重要性
生育保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基本要求，而且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它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保护女性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女性劳动力的恢复和再生产。如何准确地对中国生育保险运行现状进行有效的测量、评估，发现问题并深入剖析问题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与之相应的解决方案，是推动生育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著作仅限于对中国生育保险制度概况和现状的简单描述，缺乏深入分析，也就难以找到制度有效或无效的深层次原因所在。因此生育保险评估体系和模型的构建是生育保险制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而评估工具和评估方法是否科学有效，则是整个评估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生育保险评估工具和方法的选择标准
(一)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生育保险评估中定量分析非常重要，但仅仅依据定量分析数据进行结果衡量或决策同样有失偏颇。一般来说，评估中的定性方法是定量分析的基础与前提，对生育保险进行评估的定性分析方法主要有行为分析、价值分析、可行性分析、规范分析、利益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模糊评价法、灰色关联度法等。因此在生育保险评估过程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单独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完整的，必须是二者的有机结合。
(二)适合中国生育保险的特点
中国生育保险实施的时间不长，虽然已大致形成统一的制度模式，但各个地方仍有差别。另外，鉴于中国生育保险本身尚未成熟和完善，各地还没有建立起专门的生育保险信息管理系统，缺乏完备准确的生育保险信息统计数据和相关资料，也没有专门的关于生育保险的统计年鉴。因此，在生育保险评估指标体系的选取过程中，尽量规避那些不宜获取或不存在统计数据的指标，选用所需数据较完备或者可以通过实地调研或其他方法获取的指标。在生育保险评估工具和方法的选择方面应尽量考虑到其可操作性和适用性，保证评估结果在现有条件下的科学有效性。
三、生育保险评估工具和方法的选择
结合生育保险评估的要求和各类评估方法的特点，在生育保险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的建构方面，主要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在对各指标值实际测量的过程中，还要用到各种调查抽样方法，并需要对调查结果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这样可以使对生育保险评估的结果更加科学有效。
(一)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即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简称PCA)是多元统计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英国著名心理学家、统计学家斯皮尔曼(Chales Spearman)于1904年发明。主成分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方法利用降维思想，将多个变量通过线性变换以选出较少个数重要变量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又称主分量分析。该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了变量或指标间信息重叠问题，又大大简化了原变量或指标体系的指标结构，保证新指标之间相互无关。通过主成分分析，使分散而复杂的各影响因素趋向整体和简单化，因而在社会经济统计或绩效评估中，是应用较多、效果较好的一种方法。
(二)模糊综合评价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标方法，该评价法以模糊数学为基础，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将一些边界不清、不易定量的因素定量化从而进行综合评价的一种方法。其基本原理是：首先确定被评判对象的因素(指标)集和评价(等级)集;再分别确定各个因素的权重及他们的隶属度向量，获得模糊评判矩阵;最后把模糊评判矩阵与因素的权向量进行模糊运算并进行归一化，得到模糊评价综合结果。
(三)德尔菲法(Delphi Technique)
德尔菲法，又名专家意见法，是依据系统的程序，采用匿名发表意见的方式，通过反复填写问卷，以集结问卷填写人的共识及搜集各方意见，经过多次反复，最后汇总得出一个比较一致的、可靠的预测结果。德尔菲法避免了专家易于屈从权威和随大流以及产生敌对情绪等弊端，有助于更充分地发表己见以及彼此交流和信息反馈。但德尔菲法的受试者或专家样本，通常涵盖不同领域，其价值认知会有所不同，可能发生意见背离的情况。因此在运用该方法对生育保险评估过程中，要适当调整：首先，在德尔菲专家选择上，排除一般随机取样且非本领域的受访者;其次，加强受访专家的意见整合和统一，针对德尔菲法问卷过程中偏离全体平均的项目，调查人员电话或直接与受访者沟通交流，找出产生意见偏离的原因，尽量获得整体意见上的统一;最后，运用层次分析法(AHP)进行定量分析，增强决策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四)层次分析法(AHP)
层次分析法是由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萨蒂(Saaty T.L.)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将人的主观判断用数量形式表达和处理的系统分析方法。它的基本思想就是将组成复杂问题的多个元素权重的整体判断转变为对这些元素进行“两两比较”，然后再转为对这些元素的整体权重进行排序判断。因此，采用AHP法，将生育保险评估指标体系分成三个层次，即目标层、准则层和要素层，每一个层级都对隶属于其的因素起支配作用。层次分析法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建立层级结构;第二阶段，求取各层级的权重。当权重评估结果不具一致性时，须对填写该问卷的专家重新访谈，或是检讨问卷设计的问题，层级结构是否须重新修订等。
依据上述方法，在建构生育保险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的过程中，首先根据相关理论分析并综合运用德尔菲法、社会调查法、模糊数学、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构造一个预选指标集，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隶属度分析法确立生育保险评估的主要指标;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从而建构一个逻辑结构合理、代表性较强、具有可操作性的生育保险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依据上述原则和标准，中国生育保险的评估指标体系可区分为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为分目标层面，包涵保障生活、就业促进和权益维护三大分目标;第二个层级为评估准则，包涵业绩、财务、管理三方面标准;第三个层级为具体评估指标。
四、生育保险评估体系理论模型的处理方法
依据上述方法确立了生育保险评估指标体系以及各指标的权重之后，还需对评估指标体系理论模型进行一系列的处理，以获得生育保险评估所需的综合评价值，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综合评价方法在生育保险评估中的运用过程。
(一)获取生育保险各个具体指标值
这个过程是对数据进行采集和处理的过程，即将评估指标体系中的每个具体指标进行赋值。具体指标可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大类，其中定量指标的数据值一般可通过统计年鉴和各部门的年报直接获得，也有的需要经过一定计算后求得;定性指标的数据值的获得相对困难，一般采用“格栅获取法”或“李克特量表法”量化定性指标变量，设计出一套调查问卷，之后深入实际通过发放问卷及访谈的形式进行数据调查。
1.抽样方法。在生育保险各指标数据采集过程中，满足足够的样本量是必需的，由于普查的成本过高，一般应选择抽样调查方法，为防止偏颇，宜选用随机抽样方法。常用的随机抽样包括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等距抽样等。由于中国地区差异大，可按照个体特征，分为若干群(如东部、中部与西部城市等)，适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分层抽样中各层中样本量分布的确定大体包括等数分配、等比分配和最优分配法。
2.样本量的选取。生育保险评估实证研究中，样本数量应适中，样本量太小则代表性不足，太大则过分耗费成本。由于不同数据处理方法对样本量要求是不同的，研究涉及的范围也有差异，因此样本量的选择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认为，样本数量n最少大于100，大于200更好，如果样本数量小于100，相关矩阵会不够稳定。如果将样本数量n与指标数p或自由度t结合起来，一般认为n/p或n/t大于10比较好。也有专家建议被试样本为观测变量数p的10倍，如包含10个具体指标的评估指标体系，至少需要100个样本最合适。
3.效度检验。针对生育保险评估要收集的样本是不同类型数据的集合体，其效度检验通常包括内容效度和构建效度两个方面。检验内容效度就是检验由概念到指标的经验推演是否符合逻辑，是否有效。通常是请数位绩效评估领域的专家对调查内容进行逐一分析，因此内容效度又称为专家效度。要使生育保险绩效评价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理论模型的建立必须依据国内外知名的成熟理论，经反复思考做出初选，并请相关专家学者进行反复分析。建构效度指一个模型所测量的基本属性是不是适当地代表了所要研究探讨的概念。要保证生育保险评估理论模型构建效度，必须对评估指标体系的结构、测量的总体安排进行精心策划，至于模型构建效度的验证一般安排在运用具体方法计算之后进行。
4.样本数据的信度检验。检验效度的方法大体有三种：再测信度、复本信度和内在一致性信度。在生育保险评估中最为重要的信度是内在一致性信度，其检测的常用方法是α系数法。克朗巴赫(L.J.Cronbach)在1951年发表的《α系数和测验的内在结构中》一文中提出了α系数公式。α系数是分布于0～1之间的数，一般情况下，α系数介于0.80～0.90之间被认为非常好，介于0.70～0.80之间比较好，介于0.65～0.70之间可以接受，0.60～0.65之间不能接受。对于尚未验证过的变量尺度，允许其α系数只要大于0.60即可接受。在生育保险评估的客观赋权方法运用中，应注意α系数的适用限制。当一个维度的相关指标很多时，α系数自然较高，从而不能与指标量少的维度的α系数进行比较。同时，在庞大的指标体系中，较大的α系数也是不能反映问卷题目是一致的，或说是可信的。此情况下应该分不同维度计算α系数。若某一维度α系数过低，则应修改该维度指标或增加整体样本量。
(二)对各个具体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采用具体的综合评价方法前，应对根据评估指标体系理论模型所获得的样本数据，即各个具体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标准化数据，以排除不同指标中单位差异的影响。该步骤不仅能简化后续计算，还能降低相关主观判断的难度。
(三)加权汇总，获得综合评价值
通过选用结构方程模型或其他评价方法取得各个具体指标的权重系数后，将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各个具体指标值加权汇总，即可获得综合评价值。在生育保险评估中，所获得的综合评价值或具体指标值，即评估结果的使用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评价方式是横向比较。指对若干个评价单位的绩效状况在同一时间进行横向评价(横截面比较评估)，从而比较出不同评价单位之间的绩效差异。第二种评价方式是纵向比较。指站在不同的时期，对某一个地区进行纵向评价(时间序列比较评估)，即同历史数据相比，通过评估了解其在过去基础上的进步与发展的幅度。同样也包括两种比较策略：一是综合值的历史比较;另一种是某一个具体指标的历史比较。当然，根据生育保险评估中的具体需要，还可以演化出其他比较方式。
作者：卢敏 罗莉
中圖分类号 R-1;R95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6039/j.issn.1001-0408.2018.09.01
摘 要 目的：为我国医疗保险药品相关政策和目录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比较2009年版和2017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目录项目、药品分类(包括分类代码、分级与名称)、药品品种(包括新增品种、剔除品种)、药品剂型(包括新增剂型分类、调整剂型)以及支付和使用限制等变化，探讨其发展变化趋势及存在问题。结果：2017年版目录比2009年版增加“药品分类代码”项，减少“英文名称”项。药品分类代码中新设置“药品分类代码”项，分级由六级精简为四级，四级分类的编码和名称与解剖学-治疗学-化学(ATC)分类系统的前四级分类规律一致。2017年版收录药品品种2 535个，较2009年版实际新增362个(化学药151个、中成药211个)，此外，化学药剔除15个品种、转至中成药目录4个品种，中成药剔除11个品种、转至化学药目录1个品种。2017年版目录实际比2009年版多20个剂型、涉及31个品种，调整剂型的有231个(化学药143个、中成药88个)。支付和使用限制的化学药从239个增加到302个、中成药从72个增加到115个。结论：2017年版目录增加了收载药品数量，扩大了临床用药范围，调整完善了目录分类结构，医保控费品种数呈增长趋势。
关键词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09年版;2017年版;对比;发展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related policy and list about medical insurance medicines in China. METHODS：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compare 2017 and 2009 edition of Medicine List for National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Employment Injury Insurance and Maternity Insurance in respects of item， medicine classification (including classification code， grading and name)， medicine types (including new type， removed type)， dosage (including new dosage classification， adjusted dosage form)， the limit of payment and use. The trend of its development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were discuss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2009 edition， 2017 edition of medicine list added the item of “drug classification code” and removed the item of “English name”. The grading of drug classification code was reduced from six grades to four grades. The code and name of four grades classification we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rst four grades classification rules of the anatomical- therapeutic-chemistry (ATC). A total of 2 535 types were included in 2017 edition， increasing by 362 types compared to 2009 edition (151 chemical medicines， 211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15 types of chemical medicines were removed， and 4 types were transferred to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list; 11 type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were removed， and one type was transferred to chemical medicine list. 2017 edition was actually 20 more dosage forms than 2009 edition， involving 31 types; dosage forms of 231 types were adjusted (143 chemical medicines， 88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Chemical medicines of usage and payment restriction increased from 239 to 302， and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increased from 72 to 11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2017 edition of list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medicine， expands the scope of clinical medication and improves the classification structure of the list. The number of medical insurance cost control type shows a growing trend.
KEYWORDS Medicine List for National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Employment Injury Insurance and Maternity Insurance; 2009 edition; 2017 edition; Comparison; Development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以下简称《医保药品目录》)是我国实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基础，是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药品费用的标准。《医保药品目录》自2000年发布以来，一直以满足民众的基本医疗需求为核心目标，其选择药品的标准在于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市场能够保证供应[1]，后经调整正式实施的为2004年版和2009年版《医保药品目录》，2017年2月21日，现行最新版《医保药品目录》正式公布。
本文主要通过对2009年版和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的对比分析，研究《医保药品目录》的特点和发展变化，讨论其适用性、存在问题及合理化建议，为我国医保药品相关政策和目录的不断完善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國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09 年版)》[2](以下简称“2009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3](以下简称“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
《医保药品目录》分为化学药、中成药、中药饮片三部分，因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中的中药饮片部分未作调整，仍沿用2009年版的规定，所以本文仅研究化学药部分和中成药部分。
1.2 方法
本文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主要比较2009年版和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的项目、分类、品种、剂型以及支付和使用限制等变化，探讨其发展变化趋势及存在问题。
2 结果
《医保药品目录》从2000年发布到2017年，收载药品数呈平稳增长趋势，中成药和化学药并行增加，化学药品种数由725个增加到1 297个，中成药品种数由415个增加到1 238个，变化趋势见图1。
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共纳入药品2 535个(化学药1 297个、中成药1 238个)，数量比2009年版的2 196个(化学药1 164个、中成药1 032个)增加了339个，增幅为15.4%;其中化学药总数增加133个，增幅为11.4%;中成药总数增加206个，增幅为20.0%。从总体上看，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扩大了临床用药范围，收载药品数量增加，中成药数量增加尤其明显。
2.1 目录项目
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的表头项目，化学药部分为“药品分类代码” “药品分类”“编号”“药品名称”“剂型”“备注”6项;中成药部分为5项，比化学药部分少“剂型”一项，同一品种多个剂型的情况在药品名称后用括号标注，如九味羌活丸(颗粒)、葛根汤片(颗粒、合剂)。 2009年版《医保药品目录》的表头项目，化学药部分也是6项，中成药部分是4项，2017年新增了“药品分类代码”一项，而2009年版的“英文名称”项在新版目录中未保留，可能因实际用药过程中药品英文名称的普及性和实用性并不强。
2.2 药品分类
2.2.1 分类代码 2009年版《医保药品目录》没有分类代码，只在药品分类名称前以“1、1.1、1.1.1……”各位数字顺编的方式来编码每一级分类，化学药最多设6级分类，中成药最多设4级分类;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在第一列增加了“药品分类代码”项，专门编码了每一级分类，化学药和中成药最多都为4级分类。化学药的分类代码，第一级以“‘X’+一位大写英文字母”表示，该字母与药品的解剖学-治疗学-化学分类(Anatomical Therapeutic Chemical，ATC)系统中一级分类相对应的代码(详见后文“2.2.2”所述);二级分类在一级分类代码后加两位阿拉伯数字，以“01、02、03……”顺编;三级分类在二级分类代码后加一位大写英文字母，以“A、B、C……”顺编;四级分类在三级分类代码后再加一位大写英文字母，以“A、B、C……”顺编。中成药的一级分类以“‘Z’+一位大写英文字母”表示，该字母为 “A、B、C……”顺编，二、三、四级分类的代码与化学药相应分类级的编码方式一致。
2.2.2 分级与名称 因2009年版和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的中成药都按照功能主治分类，笔者在本文中仅比较化学药。2009年版《医保药品目录》的化学药部分，分类级最多的有6级，而2017年版的化学药精简为最多4级分类，各级分类下属类别的数量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2017年版化学药类别总数482个，比2009年版的323个明显增加，所以2017年版药品分类级虽然简化，没有了五级、六级分类，但总分类更完整，使目录的整体结构更清晰、合理。从一级分类来看，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化学药的14个类别比2009年版的23个类别精简了9个类别，而且这14个类别与ATC分类系统的14个一级分类相一致，见表2。
由表2可见，2009年版《医保药品目录》无分类代码，从分类名称上看，多采用药品结构或药理作用机制分类。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化学药一级分类代码“X”后的一位大写英文字母与ATC系统的一级分类代码完全一样，其对应的分类名称也基本一致。ATC系统是世界卫生组织对药品的官方分类系统，多采用疾病或者作用靶位为分类名称，第一级为一位字母，表示解剖学上的分类，共14个组别;第二级为两位数字，表示治疗学上的分类;第三级为一位字母，表示药理学上的分类;第四级为一位字母，表示化学上的分类;第五级为两位数字，表示化合物上的分类[4-5]。从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化学药四级分类的编码和名称来看，与ATC系统的前四级分类规律一致，可见其分类标准跟药品的国际分类标准基本相同。
2.3 药品品种
从《医保药品目录》不重复编号的品种总数来看，2017年版有2 535个品种，比2009年版2 196个品种增加了339个，其中化学药总数增加133个、中成药总数增加206个。通过具体品种的比对，化学药和中成药均存在同品种因在2009年版和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中编排变化而导致品种数的增加或减少情况，这些情况的增减品种不列入以下的新增或剔除品种中分析。
2.3.1 新增品种 结合剔除品种以及中成药、化学药目录的转换情况，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实际新增品种362个，其中化学药151个、中成药211个。按一级分类来看，各类别下均有新增，具体新增品种数见表3、表4。
由表3、表4结果可见，化学药新增品种数量最多的是消化道和代谢方面的药物、心血管系统药物、血液和造血器官药物、神经系统药物和抗肿瘤药及免疫调节剂;中成药增加品种数量最多的为内科用药，其次为民族药、骨伤科用药、妇科用药等。其中，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共新增了91个儿童药品品种，明确适用于儿童的药品或剂型达到540个，这与“重点考虑调入现有药品目录没有覆盖的治疗领域、作用机制以及重大疾病、精神疾病、儿科妇科等药品”[6]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创新药和重大疾病药方面，入围的“盐酸埃克替尼”是中国第一个自主研发的小分子靶向抗癌药。另外，化学药部分“杂类”下新增了一个二级分类，即“诊断用放射性药物”，有10个品种纳入，这表示原来一直列入医用耗材管理的诊断用放射性药物将面临一个新的使用管理模式。
2.3.2 剔除品种 不同于2009年及之前目录调整的只增不减，2017年目录调整在《201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表示，根据目录内原有的新药，如已被国家食药监管部门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应被调出目录;存在其他不符合医疗保险用药要求和条件的，经相应评审程序后被调出目录[6]。2009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化学药部分“土霉素、转化糖、西咪替丁”等15个品种在2017年版中被剔除，4个品种从化学药目录转至中成药目录;中成药剔除11个品种，1个品种从中成药目录转至化学药目录。这些剔除的品种包括临床不再使用、自然淘汰的老药，原目录中的重复品种以及临床疗效不明显而不合理使用率较高的品种等。
2.4 药品剂型
2.4.1 新增剂型分类 因中成药的剂型相对稳定，本文仅比较化学药的剂型变化。从剂型分类总数来看，2009年版《医保药品目录》收录43个剂型，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收录61个剂型，在剂型总数上比2009年版多了18个，其中，2009年版有2个剂型未出现在2017年版，即“含漱液”和“糖浆剂”，通过具体品种的比较，2009年版中剂型为“含漱液”和“糖浆剂”的品种在2017年版中分别归类在“外用液体剂”和“口服液体剂”，因这两个剂型为2009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已有剂型，所以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实际比2009年版多20个剂型，这20个新增剂型涉及31个品种，其中有新增品种的新剂型，也有老品种增加的新剂型，还有剂型的规范化和细分，见表5。
由表5可见，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新增剂型所涉及的31个药品中，有8个为2009年版中没有纳入的新品种，其中因为诊断用放射性药品“碘[125I]密封籽源”的纳入而新增了一个特殊的剂型为“放射密封籽源”。
2.4.2 调整剂型 2009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内品种在2017年版目录中剂型调整的有231个，其中化学药143个、中成药88个，增加了目录的临床适用性。
2.5 支付和使用限制
《医保药品目录》备注栏中有限制该药品支付和使用的情况，如“多潘立酮，口服液体剂，限儿童或吞咽困难患者”“重组人凝血因子Ⅷ，注射剂，限儿童甲型血友病;成人甲型血友病限出血时使用”“唑来膦酸注射剂，限重度骨质疏松或癌症骨转移”等。2009年版和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备注”栏中有支付和使用限制标注的品种，按限制的次数计，2009年版化学药为239个，占化学药总数的16.2%(这里总数包括重复品种，按次计，下同)，中成药为72个，占中成药总数的6.6%;2017年版化学药为302个，占化学药总数的18.1%，中成药为115个，占中成药总数的8.6%。从限制品种所占的百分比来看，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对使用的限制更多，体现了目前使用医保控费手段来节约医疗资源，规范用药的趋势。
3 讨论
3.1 中成药占比增长幅度与其发展相符性问题
从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品种增加的幅度来看，中成药占据了很大优势，这与近几年来国家对中药企业的扶持政策相一致，增加中成药的比例，这在之前我国另一个重要的药品目录——2012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时就可见端倪，这对于国内制药企业来说无疑是发展的契机。但从目前中成药的临床使用情况来看，其疗效需要进一步综合评价，过分地提高《医保药品目录》里中成药的比例是否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和制药企业的无序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考量。
3.2 药品目录分类调整日趋完善
一级分类对整个目录编排起着决定性作用，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与2009年版一级分类名称完全相同的仅2个，即神经系统药物和呼吸系统药物。从下级分类和其中的具体药物来看，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中“神经系统药物”覆盖面更广，还包括了2009年版“解热镇痛及非甾体抗炎药物”“镇痛药物”“麻醉用药物”和“治疗精神障碍药物”中的相关药物，其中“解热镇痛及非甾体抗炎药物”里的“非甾体类抗炎抗风湿药”在2017年版中则归到“肌肉-骨骼系统药物”类下，该分类下还包括了2009年版“激素及调节内分泌功能药物”类下的“钙代谢调节药物”;2009年版“激素及调节内分泌功能药物”类下的“糖尿病用药”“消化系统药物”和“维生素及矿物质缺乏症用药物”在2017年版中归至“消化道和代謝方面的药物”类，“性激素”和“泌尿系统药物”在2017年版中归至“泌尿生殖系统药和性激素”类，该类别下其他项则成为2017年版中“除性激素和胰岛素外的全身激素制剂”一类;2009年版“抗变态反应药物”“呼吸系统药物”归至2017年版的“呼吸系统”一类，“营养治疗药物”“血液系统药物”“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药物”归至2017年版“血液和造血器官药”一类;2009年版中的“抗肿瘤药物”和“调节免疫功能药物”在2017年版中合并为“抗肿瘤药及免疫调节剂”一类，“解毒用药物”“诊断用药”在2017年版中合并为“杂类”;2009年版中“专科特殊用药物”在2017年版中分列为“感觉器官药物”“皮肤病用药”两个一级分类，“生物制品”在2017年版则根据不同的药理作用和治疗用途分别归于其他几类;2009年版的“循环系统药物”在2017年版中分类名称为“心血管系统药物”;“抗微生物药物”在2017年版中分类名称为“全身用抗感染药”;“抗寄生虫病药物”在2017年版中分类名称为“抗寄生虫药，杀虫药和驱虫药”。
以上一级分类的调整，为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的总体分类结构奠定了基础，由我国药品目录习惯采用药品结构或药理作用机制的分类方法[4]向ATC分类系统转变，与世界卫生组织对药品的官方分类系统接轨，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3.3 相同品种因目录编排变化而导致增加或减少品种的问题
本文“2.3.1”和“2.3.2”讨论的剔除品种和新增品种不包括相同品种因目录编排变化而导致品种的减少或增加情况，具体说明如下。
导致品种数量增加的情况：化学药部分涉及2009年版中9个品种，在2017年版中编排扩充为24个品种，导致化学药增加了15个品种，如2009年版“抗蛇毒血清注射制剂”在2017年版中分列为“抗蝮蛇毒血清”“抗蝰蛇毒血清”“抗五步蛇毒血清”“抗眼镜蛇毒血清”“抗银环蛇毒血清”5个品种等;中成药部分涉及2009年版中8个品种，在2017年版中编排扩充为16个品种，导致中成药增加了8个品种，如2009年版“四逆汤、四逆散”编排为1个品种，而2017年版有“四逆汤”和“四逆散(颗粒)”2个品种等。
导致品种数量减少的情况：化学药部分涉及2009年版中27个品种，在2017年版中编排减少为12个品种，导致化学药减少了15个品种，如2009年版“氨基酸型肠内营养剂”“短肽型肠内营养剂”“疾病特异型肠内营养剂”“整蛋白型肠内营养剂”4个品种在2017年版合并为“肠内营养剂”1个品种等;中成药部分2009年版“狗皮膏”“狗皮膏(改进型)”2个品种在2017年版合并为“狗皮膏制剂”1个品种而导致中成药减少了1个品种。上述情况的增减品种并没有使品种真正的剔除或新增，所以未将其列入文中新增和剔除品种分析。
3.4 目录的修订存在滞后效应
随着人类疾病谱的改变，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及其他慢性疾病发病率的上升，使患者对于疗效更加显著的新药需求大大增加[7]，而《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始终存在滞后性，2009年版《医保药品目录》发布至今，已有近8年时间，这期间未进行目录的更新，在这段时间里上市的创新药由于受到医保目录调整周期的限制，需要等待很多年才有机会纳入医保目录。而发达国家的创新药从上市到进入相关报销目录的等待时间一般不超过1年，例如美国、法国的新药从上市到进入报销目录的时间是6个月，日本是3个月，而德国、英国只需1个月[8-9]。另外，创新药因需补偿巨额研发成本往往定价较高，医保基金无力支付而使其无法进入医保目录。为了满足临床需求、鼓励医药创新，应缩短创新药进入《医保药品目录》的时间，或寻求适当的动态调整机制。
3.5 目录内药品剂型过多、规格缺失
《医保药品目录》的更新调整都涉及很多药品剂型的补充，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表述的61个剂型中已经有很多进行了合并归类处理，如口服常释剂型、缓控释剂型等，实际包含的剂型分类更多，这样笼统的合并剂型并不利于药品剂型的合理规范化，而应该从根本上精简纳入目录的剂型，留下真正适合临床使用的剂型[10]。至今为止，《医保药品目录》始终没有对规格进行限定，而对于药品来说，规格和剂型同样重要，都是根据药动学、药效学、机体因素及方便用药等综合因素确立的，同品种同剂型药品市场上往往有过多不必要的规格，导致生产资源浪费，也不利于药品市场管理及招标定价，因此有必要考虑明确纳入药品的规格，以完善目录的整体内容。
综上，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已经逐步走向成熟，研究其变化发展，探究其存在问题，使其内容不断适应当前疾病谱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保障水平相一致，能够更加适合我国国情，对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完善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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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8-23 修回日期：2017-12-18)
(编辑：刘明伟)
作者：沈怡雯 王永庆 张海涛 吴德芹 陈安九 孟玲
摘 要：上海市生育保险政策的实施对完善社会保险体系，保障生育妇女的权益，体现妇女生育的社会价值，促进妇女就业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上海市建立的生育保险制度在覆盖范围、社会化程度、待遇标准等方面展示了良好的特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社会问题随之凸显。鉴于此，可以通过扩展生育保险的内容，并将生育保险和人口政策、社会政策挂钩，或者与医疗保险合并等方式进一步完善上海市的生育保险制度。
关键词：生育保险;医疗保险;人口政策;社会政策
一、上海市生育政策的现状及问题
1.在生育保险制度方面，2001年11月1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原劳动部发布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的基本框架，同时兼顾上海市经济发展、就业形式变化及用人单位、职工实际需求，上海市政府以109号令发布《上海市城镇生育保险办法》正式实施。上海市的生育保险制度对女职工的权益保障、对均衡用人单位的负担、对体现妇女生育的社会价值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所有的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改进，不断适应时代的潮流。所以之后，上海市的生育保险政策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分别在2004年、2009年、2010年、2012年在缴费率、待遇水平等方面进行了修改，使生育保险更好地保障生育妇女的权益。
2.我国相继推出了“单独二孩”以及“全面二孩”政策，但是均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当今社会大众的生育理念发生转变，并且抚育孩子需要极其高昂的教育成本;另一方面，上海市现在的生育保险制度只是在妇女生育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无法激励“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行。
二、上海市生育政策的问题
“二孩政策”只是放开了二孩生育的合法人群，但是并不能促进“二孩政策”使其落到实处。从生育保险的角度来看，如今的生育保险只是保障生育妇女的基本权益，并不能激励人们生育“二孩”。因此，我们可以针对生育二孩家庭的实际需求，增加激励性，从而减少二孩生育合法家庭的生育顾虑，全面调动这些家庭二孩生育的积极性，使“全面二孩”政策有效实行。较高的生育费用同样影响着“二孩政策”的实行。首先，现在上海市生育妇女享受的的生育生活津贴以及生育医疗费补助远远低于其支出的生育医疗费。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二孩生育妇女的平均年龄慢慢升高，这也就意味着妇女生育时的风险也随之提升，需要支付更多的医疗费。考虑到生育以及抚养二孩的经济成本，许多家庭虽然有生育二孩的意愿，但却陷入“不敢生”的境地，因此需要提升生育保险待遇水平来保证“二孩政策”的顺利实施。
上海市需要对现行的生育保险制度做出相应的改革，从生育家庭的实际需求出发，提高生育保险的待遇水平，降低这些家庭的生育压力，从而加强生育保险的激励性，打造“二孩政策”实施的友好环境，保证“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落实。
三、上海市生育保险制度的优化建议
上海市是全国一线城市，更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其发达的经济使得上海市的生育问题较之我国其他地方更为突出。因此，上海市更应该起到“领头羊”的作用，积极探索生育保险，敢于改革创新，解决当代生育保险的问题。对于解决上海市如今在生育政策上面临的问题，要将问题与现状、问题与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改善上海市的生育保险制度。
1.逐步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上海的城镇生育保险制度经过几次修改、完善，覆盖范围以及待遇水平方面有了明显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压力。但是，上海市的生育负担仍然严重，上海市现行的生育保险制度与当代高速的经济的发展无法完全匹配，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对上海市的生育保险进行更进一步的完善。首先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面，更为全面地覆盖上海市的生育人群;还需要提升生育保险待遇水平，使其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同步，例如上海市正在通过推行“二孩政策”来提高生育率，这也就需要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生育待遇水平，更大程度上从经济方面减轻生育家庭的压力，激励合法家庭生育二孩。随着生育妇女年龄的增长，生育风险的增加，还需要增加生育医疗补助，保障生育妇女以及孩子的权益。
2.扩展生育保险制度的内容。上海市城镇生育保险制度主要包括产假、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补助，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来保障生育妇女的权益。但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生育时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对于生育也不只是考虑当前，更多的是以后长期的顾虑，现今的生育保险只能对妇女在生育时以及前后的一段时间的权益进行保障，生育妇女的长远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如今妇女的生育顾虑主要是对孩子的照顾和后续抚养问题，因此可以延长对生育妇女的保障时间范围，增加生育保障的内容，例如增加育儿假的时长，给予孩子幼时的照顾假期以及相对的补贴;建立托幼、接送制度或者给予相对的补贴，从政府方面去解决孩子放学早、接送难等问题，解决生育妇女以及她们家庭的后顾之忧。
3.生育保险并入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两个基本险种，同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一起构成了我国的社会保险。生育保险对妇女公平就业以及人口的增长有促进作用;医疗保险保障了我国公民的基本健康权利。两种保险虽然分属两类，但在有些方面相互交叉，社会上将生育保险并入医疗保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生育保险并入医疗保险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使職工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同时也参加了生育保险，总的来说扩大了生育保险的参保范围;其次，生育保险由市级统筹向省级统筹转化，强化了生育保险基金的共济能力;生育保险并入医疗保险后，一切事物均由职工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减少了复杂的过程造成的过多损耗，使生育保险的基金利用率得到提高;最后，统一了社会保障基金的征缴和管理，提高了管理的工作效率，从而降低了运行成本。将生育保险并入医疗保险主要是通过探索两种保险的运行机制以及两种制度体系，再生育保险待遇不变的情况下将两种保险的基金和管理资源进行整合，降低整个的运行成本，从而在管理层面进行并入。
4.将生育保险与人口政策挂钩。生育保险制度与我国的人口息息相关，人口政策实施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生育保险制度对人口政策的支持力度。生育保险与人口政策挂钩，一方面是对国家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是对当代社会需要的及时满足。例如，目前上海市正在通过推行“二孩政策”来提高生育率，但是此时的生育保险制度只能保障妇女生育时的基本权益，对“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没有任何的激励作用，这也是“全面二孩”政策遇冷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在国家推行人口政策时，上海市应该响应国家号召，对生育保险政策进行相应的修改，对人口政策的运行进行支持，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从而使我国人口政策得到顺利的实施。
5.将医疗保险与社会政策挂钩。在很大一部分家庭中，沉重的经济负担是影响生育的一个主要因素，所以降低生育成本是提高生育率的首要问题。我们可以将医疗保险与社会政策挂钩，通过社会政策降低生育家庭的税收等，从而减轻家庭在生育时的经济负担。
另外，如今上海市推出“上海30分”等一系列方法来解决如今孩子放学早、家长下班晚的问题，想通过这些社会政策来减轻家庭的压力，但是结果并没有取得足够满意的效果。因此，我们在完善上海的社会保险制度时，可以考虑同当时的社会政策相挂钩，对这些社会政策提供一定的支持，更为全面地减少社会家庭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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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沙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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