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保险税（精选8篇）
政策预期趋强
继国务院日前召开的常务会议部署从五个方面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之后，各方面对保险业的政策预期更加强烈。而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酝酿多时的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政策。
事实上，我国的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天津市滨海金融创新园区酝酿了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方案，但最终并未成功;，海南省的这一方案结果也是中途作罢;以来，上海市开始部署并高调宣传，但仍旧迟迟未能正式实施。
“前两年已经把方案定下来了，但由于这个政策涉及到多个部门，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一些障碍，因此就被搁置了一段时间。”上海保监局一位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该局已经完成了推动该政策的主要工作，其他的推进情况并不十分了解。
而一位券商非银分析师则肯定地告诉记者，多部门协商等工作已经完成，各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就等发令枪响。受该利好政策影响以及沪港通政策的影响，近期保险股股价持续走强。
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政策是以个人收入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在一定额度内其应缴的个人所得税可延期至将来领取商业养老保险时再交税的政策。而迟缓缴税实际上起到个税“减负”作用，实质上也是国家在政策上给予购买养老保险产品个人的税收优惠。如果购买保险时保费可以税前列支，那么保险消费者当期缴纳个税的金额就会减少，这些保费将进入个人账户进行管理，而退休以后的一般人们的收入不会高于工作时的收入，因此退休后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也较低，再扣除缴纳保费期间的通胀因素，税收负担就更轻了。
险企蓄势待发
尽管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政策尚未正式公布，但险企的准备工作其实早已做好。
总部位于上海的海康人寿CEO马君硕去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高度关注该项政策，并且公司在产品设计等方面都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只等政策正式落地。
据了解，无论是太保、海康这类总部位于上海的寿险公司，还是平安、泰康、新华等险企，都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站到了“起跑线”上。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该政策的实施将大大激发人们购买养老保险的热情，给险企带来较大的机会。一家证券公司曾经对此进行过测算，结果显示，上海试点延税型养老保险，每年将带来108亿元保费收入，而一旦在全国试点，每年带来的保费收入可达2160亿元。“这个政策一旦实施，是可以惠及多家险企的重大利好，在个险竞争如此激烈的时期，险企对此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某寿险公司负责人表示。
还有业内人士指出，在我国养老“三支柱”中，基本养老保险虽然覆盖面广，但保障程度较低;企业年金税延政策已经正式实施，但目前其主要覆盖的是国有企业等大型公司，小企业员工和自由职业者难以享受该政策红利;而个人税延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则将惠及绝大部分保险消费者，直接推动目前最弱的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因此，该政策的实施对改变“三支柱”失衡的状态，建立起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来源：证券日报
一、社会保险费改税的重要意义
社会保险税是按薪金和工资所得对企业课征的一种税, 它是随着社会保险制度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得课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征税额的多少不仅与居民的收入水平密切关联, 收支情况还直接关系到政府财政预算的收支平衡。因此, 社会保险费改税须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
对于社会保险“费改税”, 我国经济学界、法学界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运用征税方法取代现行的社会保险费, 用社会保险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分析, 甚至还有很多具体方案, 政府决策部门也做过很多调研论证, 提出了很多独特的见解和实证分析。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方式无论是费也好, 税也好, 都具有收入再分配和筹集社保资金的双重作用, 必须有统一的制度和执法的刚性。它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实际上已具有“税”的性质。社会保险费是政府为行使社会管理职能, 通过国家立法强制征收的费用, 具有规范和稳定的收费来源渠道, 从学理上看, 符合费改税的条件。运用税收手段, 预提一部分资金, 以备用于劳动者退休后或失业期间的生活来源, 保障生活需求, 因此其更具有“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特点, 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对社会总产品分配进行必要扣除的原理。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 社会保险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 社会保险的责任主体是政府, 将社会保险统筹部分实行“费改税”, 符合我国税收的财政原则、经济原则和社会原则, 将有力地成为政府在宏观领域调控国民收入分配, 转移支付、实现社会公平, 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实践过程中, 民众也经历了由不认识到逐步认识的过程。初期曾被许多人视为新的负担, 持抵触态度。现在则不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社会成员的风险意识在普遍增强, 社会保障问题与每一个社会成员息息相关, 缴与不缴直接关系到个人切身利益, 必然引起绝大多数人对社会保险的关注, 以求用必要的付出换取将来的利益。由于社会保险资金是老百姓的养命钱, 国家、政府和社会各个方面都必然高度关注。要缴得顺心, 管得放心、用得舒心, 就需要更高层次地予以规范征收、管理和监督, 以税代替目前以费的形式筹集社会保险资金, 已是人心所向。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主要环节。党的十五大又强调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党的十七大要求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 提高统筹层次, 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社会保险费改税是深化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国务院已将税费改革列为本届政府的施政目标之一, 意在将政府为支持某些重要事业发展而设立的具有税收性质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费改为税收。同时, 实行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费改税, 让社会保险税成为公共财政体系下的主体税种, 可以促进加速实现社会保险全国统筹, 让政府承担起应负的责任, 使社会保险资金来源有法律保障, 使全国人民能够享受到比较公平的社会保险待遇, 使社会保险成为公共财政下老百姓享受到的国家最大的福祉。
必须看到费改税并不增加企业和个人的现有负担, 而是由收费向收税的制度转变。关注民生, 强调以人为本, 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实践, 我国社会保险体系的框架已经形成, 基本建立了涵盖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5个具体的项目, 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制度。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提高了政府、企业单位和职工个人承受能力, 为社会保险费改税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二、社会保险费改税的作用
(一) 实行费改税, 更能充分体现社会保险制度的本质, 化解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中面临的一系列障碍
社会保险不同于其他收费。社会保险税具有的偿还性并不是对称的。通常市场经济国家, 中央政府不收费, 而以税收为其主要收入来源, 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而社会保险是社会稳定、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 是政府出于公共财政职能需要承担的必要责任。因此, 以中央政府负责管理和实施作为显著特征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需要开征社会保险税。一经上升到“税”的层面, 就受法律的约束和保护, 与征收有关的征收主体、征收政策等方面问题就将全面得到统一和规范。
(二) 实行费改税, 有利于规范收入来源渠道, 化解财政风险
开征社会保险税, 可以提高社会保险的覆盖面, 促进规范、稳定的社保资金收入来源渠道和灵活的资金调剂机制形成, 从而有利于解除国民的后顾之忧, 缩小贫富差距, 促进社会的安定。当前普遍存在的滥用和挪用社会保险资金的, 若不进行改革必将失信于广大国民, 造成不平等、不公正。而以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险基金, 便于建立收支两条线式规范的预算管理, 增加专款专用的透明度, 从而赢得纳税人的广泛支持, 也有利于广大国民的监督。
(三) 实行费改税, 可以使社会保障制度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 加大筹集资金力度
社会保险税比社会保险费具有更强的强制性和统一性, “税”的立法层次明显高于“费”, 在执行过程中刚性强。实行社会保险税可以大大提高社保资金的征收力度和统筹层次, 有利于不同地区间企业的公平竞争, 也有利于增强公民的纳税意识, 从而为社会保险体系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四) 实行费改税既可降低社保基金的征收成本, 又能大大提高社保资金的筹资效率
由于将税务机关征收社保基金的征收主体地位明确下来, 有利于提高社保基金的征缴率。计税依据 (缴费基数) 更加准确。税务机关具有税收征管的基础设施、管理规范、征收经验等诸方面的优势, 还有着较为完善和征管手段、方式、方法, 便于规模化、集约化管理, 而这些软硬件资料与征收社会保险税的共享, 更有利于社保资金的筹集和量的增长。例如, 社会保险税税基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基互补, 纳税人为了少缴社会保险税有可能少报职工人数, 为了少缴企业所得税又必须多报职工人数以扩大扣除额, 如果利用社会保险税与企业所得税的钳制性, 把二者综合起来进行稽核监控, 必然会取得良好效果, 从而为社会的稳定提供重要的资金保障。
三、国外征收社会保险税的经验与借鉴
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方式筹措社会保险资金。社会保障税主要是对薪金和工资所得课征, 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所得课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税征收的税金, 直接构成政府的财政收入, 成为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主要包括美国、英国、荷兰、瑞典、挪威、俄罗斯等。
实行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国家, 主张政府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国罗斯福总统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就提出, 采取最基本保障由政府负担, 鼓励私人机构为公民提供多种形式补充保障的方式。政府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给予适当照顾, 有效降低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风险和财政负担。美国社会保障税率的综合水平约在20%左右。
实行社会保障税制的国家, 通常保险项目及其税率设置较为简单、明了, 税款缴纳和保险金支付都由政府部门直接管理, 分工明确, 管理集中。美国的社会保险项目包括老年退休、残疾、医疗、失业等, 税率全国统一, 各项保险分别由社会保障署、劳工部、铁路退休委等部门管理, 国内收入局负责税款征收, 财政部管理资金并按计划拨付款项, 达到了管钱与管事分开、行政管理与执行机构分设, 各部门相互协作、相互制约的目的。
实行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国家, 社会保障税收入直接构成政府财政收入, 成为政府财政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保障收支平衡状况直接影响政府财政的综合平衡。因此, 严格组织和管理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及其运营是财政部门的一项重要而经常性的工作。在这种模式下, 财政直接参与社会保障管理, 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和管理具有极强的预算约束。
实行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国家, 体现出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和适应性。社会保障税模式不论收入高低, 不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只要参加社会保障的企业和个人都必须按统一的税率缴纳社会保障税, 否则将不能享受均等的社会保障待遇。政府利用集中的部分社会保障税款, 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保障基金的余缺调剂, 平衡地区差距。同时, 实施社会保障税优势在于不需要更多的苛刻条件, 只要税率适度, 社会保障法规比较完善, 利用已有的税收征管机构和国家预算执行系统就能做到顺利实施。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保险税已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险税收入占到税收总收入的1/3, 仅次于个人所得税, 已成为其国家的第二大税种。征收社会保险税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许多国家适应经济发展需要, 先后经历了由社会保险部门筹集社会保障资金, 待条件成熟时候改为征税的做法。这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借鉴。如以前英国的社会保障缴款由社会保障部门的代理机构负责征收, 但自1999年起, 为了更好地为国民提供服务和方便纳税, 英国政府调整部门职能将征收社会保险职能并入税务署。国家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障缴款政策都由税务署制定。2000年8月, 俄罗斯将养老保险基金以外的3项社会保险费改为统一社会税, 其征收机关也由原来的社会保障部门改为税务部门。他们认为, 由税务机关征收可以有效降低征收成本, 有助于减少偷漏行为, 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征收资源, 有利于扩大实际覆盖面, 并使社会制度更加规范。这些国家征收社会保障税的成功运行模式, 无论是他们征税的依据, 还是征税的尺度和征收与管理的办法都为我国实行社会保险费改税提供了大量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四、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全面推进, 目前的状况远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社会保险资金以费形式筹集的弊端日益凸显, 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改革的程度。
(一) 存在问题
1、参保范围不一, 参保率较低。
从各地情况看, 有大量的单位和人员尚未参加社会保险, 同一地区、同一类型企业的参保险种仍不相同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统一和参保率低的现状, 不仅损害了应保未保人员的合法权益, 制约了劳动力的正常合理流动, 而且也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 同时还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 只有对所有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 才能充分体现宪法赋予劳动者在社会保险方面的平等权利, 从而适应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和发展的客观要求。
2、缴费基数不一, 征收政策难以界定。
各地在实际操作中对企业养老保险费缴费基数有的按“工资总额”, 有的按“参保职工缴费工资之和”。就是按“工资总额”征收的地方, 有的是按企业“上年的工资总额”, 有的是按企业“上月的工资总额”, 有的按“实发工资总额”, 有的按“应发工资总额”, 不尽统一。工资总额的概念, 随着经济发展, 住房货币化、通讯货币化、公车货币化、福利货币化等一系列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深入, 其形式和内容都在随时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统计上的“工资总额”概念边界逐渐变得越来越模糊, 致使在实际工作中难于把握和界定, 且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已不能适应目前征收工作的需要。
3、费率不统一, 负担不公平。
费率不统一是造成负担不均的主要原因。由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缴费比例各地不一。从养老保险看, 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 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 (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 , 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但由于各地统筹层次不一, 地方政府在确定本地区的缴费比例上弹性过大, 造成全国各地费率相差悬殊。例如, 国家规定的综合费率为28% (统筹20%, 个人8%) , 厦门市政府规定综合费率为22% (其中统筹为14%) ;而广东省的中山市政府规定综合费率为18% (其中统筹为10%) , 辽宁则实行的是最高标准28%。就是在同一省区内, 有些地区的缴费比例也不统一,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有些地方从当前基金收支平衡角度出发, 时常调整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 影响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以上问题的出现, 归根结底还是以费的形式筹集社会保险资金缺乏法律支撑和体制保证。法律不健全、层级低, 使得社会保险费无法可依, 从而不能有效规范地调整各种法律主体关系;体制混乱、管理分散, 也使得有关部门不能科学行政, 从而无法建立高效协同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
(二) 原因分析
社会保险资金以费的形式筹集造成社会保险基金统筹层次低、跨地区转移难等问题, 既不规范, 也不公平。同时, 由于筹资能力弱, 我国人口老龄化和财政负担逐年加重的情况难以应对, 无法为解决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体系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
1、统筹层次低,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难以解决。
由于统筹层次低, 造成各地社保资金状况参差不齐, 苦乐不均。越是经济条件差的地区, 负担越重, 而且收不抵支;越是经济发达地区, 负担越轻, 而且还有大量节余, 形成恶性循环的态势, 并且有不断加剧的倾向。一方面, 各地之间不能做到总体平衡和以丰补欠, 国家每年还要拿出大量资金弥补缺口, 这种状况如不尽快得到解决, 势必将影响我国社会保险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另一方面, 统筹层次低是制约参保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的主要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 一些新兴经济热点区域不断涌现, 尤其是一些大企业大公司经常进行人员变动和轮换, 使我国劳务人员跨地区转移越来越频繁, 由于受各地社会保险政策的限制, 他们的参保关系很难转移接续, 一方面给征收缴费带来困难,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2、人口老龄化, 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难以支撑。
根据国际社会惯例, 65岁以上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10%则被称为老龄社会或老年人口国家。目前许多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以我国为例, 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 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0.88亿人, 已经达到人口比例的7%。2005年底,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近1.44亿, 占总人口的比例 (以下简称“比重”) 达11%;到2020年,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34亿人, 比重将提高到16.0%;预计21世纪40年代后期, 我国将形成老龄人口高峰平台。届时,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4.3亿人, 比重将达到30%, 即每3人-4人中就有1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 我国老年赡养比也在逐年提高, 2000年, 我国老年赡养比为15.4%, 预测2010年和2020年将分别提高到17.4%和24.7%。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未富先老”和老龄社会的过早到来, 必将增加社会保险资金支出, 从而加重劳动人口的负担, 影响到社会代际关系的和谐。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课题报告预测, 到2020年, 我国养老金支出总额将达到28145亿元, 相当于2000年的13倍多。
3、财政负担重,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难以维系。
几年来, 为保证社会保险基金按时足额发放, 尽管来自各级财政的当期补助日益增加, 尤其是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转移支付补助2000年338亿元, 2005年增加到545亿元, 2007年增加到894亿元, 2008年是1127亿元。但对于财政而言, 更大的压力在于规模庞大的个人账户空账和巨额的历史欠账。1997年以来, 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实个人账户, 无法割断统、账基金之间的联结, 锁定统筹基金的债务。一些地方为满足当期支付需要, 大量动用“中人”和“新人”积累的个人账户养老基金, 个人账户空账规模不断扩大, 全国各地合计空账已至少8000亿元。逐步做实个人账户, 弥补空账给各级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4、筹资能力弱, 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险制度资金难以保证。
我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将大多数的农民排除在社会保险体系之外, 没有体现以人为本和统筹兼顾, 没有体现社会公平正义, 既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也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更重要的是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及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阻碍, 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文化素质差距扩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要消除城乡差别, 纠正城乡失衡, 不仅要解决制度不公和失当的问题, 也要进行制度创新, 解决制度无力和失效问题, 只有公正而有效的制度才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根本性的保障, 就目前来看, 最有可能解决的就是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而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资金问题, 由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现实生活压力较大, 暂时不可能实行统一的缴费政策, 广覆盖、低水平无疑是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险制度的必然选择, 也就是说农村社会保险的资金需求最终还是要由城镇来承担。那么, 当务之急则是要完善筹资机制、健全管理体制, 切实增强社会保险资金筹集的强制性、规范性和统一性, 在确保及时足额筹集社会保险资金的基础上, 通过城市反哺农村, 实现城乡一体、人人享有社会保险的良好局面。
关键词：联邦社会保险税；税收负担；私有化
在美国，联邦社会保险税是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美国联邦社会保险税是对雇员、雇主以及自营者征收的工资税，由两部分组成：用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社会保障税（Social Security Tax）和用于救助和疾病的医疗保险税。在《联邦保险捐税法》（Feder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 Act，以下简称FICA）下，工资税被称为“保险捐税”（Insurance Contributions）。作为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财源，美国联邦社会保险税关系到美国数百万人的生活，从而也是美国国内最为引人注目，争议最大的税收计划之一。
一、 美国联邦社会保险税的税收归宿
根据美国《联邦保险捐税法》（Feder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Act，FICA），社会保障税占工资收入12.4%，雇员和雇主各负担6.2%。雇员的社会保险税的缴纳通常直接从工资中扣除，自营者则必须在申报所得税时缴纳。税金被置于“信托基金”之中，以支付老年人和孤寡人员保险津贴。医疗保险税占工资收入2.9%，也是雇员和雇主各负担1.45%。因此，社会保险税通常合计占雇员工资的7.65%。自营者则需全部由自己负担，即占收入的15.3%。《联邦保险捐税法》完成了纳税人的法定归宿。但税收政策不仅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学问题之一。自1935年罗斯福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法》以来，美国保险税税率一直处在不断变化中，从2%逐渐提高至12.4%，直到1990年以后才稳定下来。
税率不断提高、赤字不断增加，高税额、低给付的美国社保体系，谁在真正为其买单？一直以来，联邦保险税的税收归宿（Tax Incidence，又译“税务负担”）问题都是美国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税负归宿可以分为法定归宿和经济归宿。法定归宿是指根据税法应该负有纳税义务的承担者。经济归宿是指税收负担的最后承担者。税收归宿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税收归宿并非只取决于纳税人一方”。根据税收责任等效原理，税收的法定归宿与其经济归宿并不相干。税收法定归宿和经济归宿实际就是纳税人和负税人，两者之间的差异说明的就是税负转嫁的程度。供给学派也对税制对劳动力供给进行了重点分析，认为税率的提高意味着纳税后净报酬的减少，从而影响了劳动力的工作的积极性，进而劳动供给减少。
实际情况到底如何？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价格能否提高或压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品供求弹性的大小。美国社会保险税的税收归宿最终取决于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相对弹性。劳动力作为商品，供给弹性越大，雇主越容易将税负转嫁给雇员。反之，劳动力需求弹性越小，其价格最终取决于雇员，税负转嫁给雇员的难度就越大。在完善的局部均衡的竞争框架内，如果劳动力的供给弹性等于需求弹性，税收的经济归宿不受市场的影响，税负通常由雇员和雇主共同负担，而这种假设在中实现的可能性较小。因此，税收可能对那些未实际上纳税的人产生更大的影响，经济负担将最终落在市场弹性小的一方。例如，1998年美国个人收入的中间值为29 007美元，比1997年的26 939美元增加了2 068美元；1998年的就业率为95.5%，比1997年的95.06%提高了0.44个百分点。根据?浊=（△E%）/（△W%），我们可以推算出劳动力需求的弹性约为5.71。这表明在短期内，劳动力需求的弹性是比较大的。虽然不同的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雇主试图通过降低工资转嫁税负是十分困难的。因而，美国社会保障税的经济负担最终是以提高物价的形式最终落到了消费者的头上。
但社会保障税与其他类税不同。作为一种受益税，社会保障税归宿还受到雇员未来社会保障给付价值的影响。纳税人，特别是工人，对社会保险给付的依赖性最强，期望值较高。因此，社会保障给付成为劳动供给方做出就业决定的考虑因素。如果雇员重视社会保障给付，那么他们将愿意以社会保障给付为交换条件，接受相对低的工资收入。因此，劳动需求的曲线由于社会保障税而发生了改变，劳动力供给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供给量相对增加。这使劳动力需求与供给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大约社会保障税每增加100亿美元就直接导致商品价格上涨0.2%。大约美国社会保障税提高的3/4是通过提高物价转嫁到消费者身上，1/4是通过降低工人的工资来实现。
二、 联邦社会保险税的性质——累进还是累退
几十年来，美国社会保险体系虽不断的调整，但总的原则基本不变：（1）给付假定需要原则（Presumptive Need）；（2）最低收入保障；（3）社会公平与个人权益的平衡；（4）财务自给自足（Financing Self—supporting），大体与现今世界各国普遍的社会保障原则相同。但有一点重要的不同：大多数国家的给付与所得无直接关系，而美国强调社会保险的个人责任，给付与所得紧密联系。这就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社会保险性质的争论，累进还是累退？是否对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有利？
美国联邦社会保险的两税种之间差别甚大，对社会保障税的应税额收入设定了最高限，超过该限额的收入不再征税。这一限额随经济发展的变化而不断的调整。医疗保险税则是根据全部收入进行固定税率的缴纳。以2002年为例，社会保障税的限额为年收入84 900美元，也就是说，2002年社会保障税的最高额度是从工资中扣除5264美元（84 900美元×0.062）。普通美国工人的收入为30 000美元，高收入工人为300 000美元，社会保险税对他们将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普通美国工人须缴的联邦社会保险税为所有收入的7.65%，大约2 295美元。高收入的美国工人缴纳的社保税为9 614美元，包括5 264美元的社会保障基金和4 350美元（1.45%×300 000美元）的医疗保险。因此，美国医疗保险税实行的是单一税制，而社会保障则是累退税，即税额在纳税人收入中所占比重，随着纳税人收入的增加而降低。
但是，美国社会保险体系的给付条件十分严格。例如，有资格领取社会保险给付金的完全被保险人必须年满65岁，缴纳40个季度的保险费；1950年或者是21岁以后直至去世、致残或年满62岁，平均每年缴纳一个保险季的供款……。因此，社会保障的给付实际上是累进的结果。就整个体系而言，美国社保基金给付有利于低收入者；医疗保险税是按固定税率缴纳，收入多的上缴的多，但给付是统一的，没有收入水平的差别。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如果将给付考虑在内，美国的社会保险税是累进的。而如果将社会保障税用于投资将获得几倍于社会保障给付的收益。
美国社会保险税的高付出与低给付常常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抨击美国现行社会保障计划的要害。社会保险不同于商业保险，社会保险的经济保障通常以最基本的收入为原则，依假定需要（Presumed Needs）来制订其最低标准。经济弱势群体如低收入者、退休者的给付实际价值往往超过其保费的实际价值。个人若想提高保障水平，只能通过个人储蓄、投资或购买商业保险等其他理财方式来实现。社会保险的本质是税收转移支付的社会再分配政策。为了使一个国家经济保持正常的状态，个人基本需要必须得到满足，这是经济安全的需要，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同时，由于美国的联邦保险带有普遍的性质，所有人都纳税并受惠，但付出和回报率之间并非一定成正比，这既是由社会保障的本质决定的，也有美国社会各种族、阶层间内在的平衡。例如，按照美国的给付条件，假设一个45岁的成年男子的收入是全国平均收入的两倍，他缴纳了大约243 700美元的社会保险，按当前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他获得的给付将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如果他恰巧是非裔美国人，那么直到去逝也无法领取养老金，因为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简称CDC）的数据显示：1962年出生的非裔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4.2岁，男性只有61.6岁。这就意味着在美国，这名男子在整个生命存续期间，虽然按法律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税，却没有真正从这个保险计划中受益。但2002年美国总的社会保险给付中，占美国人口12%的非裔美国人领取的养老金给付占全体的8%，遗属保险给付占13%，伤残人士保险占18%，说明非裔美国人对遗属和伤残保险更加依赖。而白人则从养老保险给付中获益最多。
三、 美国政府的价值取向与社保税改革
美国社保基金是增加还是减少了个人储蓄？这是美国社会政策的制订者和经济学家都十分关心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形成问题。显然，美国社保计划不是一个强制性的储蓄制度，而是现收现付（Pay As You Go）的税收计划。通过征收在职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障税直接支付目前已退休人员的给付，以收定支。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强烈抨击社会保障计划是美国经济的绊脚石。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社会保险税的征收，美国的生产能力被严重削弱了。他估计，社会保险税是个人储蓄减少了50%，而这些钱本应该是用于经济发展的。也有经济学家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美国的社保基金根本没有减少私人储蓄。政策制订者同样对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密切关注。2008年，二战后婴儿潮出生的第一批人美国公民将62岁，领取养老保险给付金的人数将会大大的增加，美国社会保障计划将不堪重负。2032年，美国社会保障信托基金（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将面临枯竭。美国的社会保障计划改革已迫在眉睫，它不仅是经济学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也成为美国总统大选中两党争论的焦点。如何对美国自由派经济学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实行社会保障计划私有化。自由派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认为：个人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政府不应建立强制性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社保项目妨碍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是不可取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保障计划至少在20年内会保持收支平衡……，如果它没有垮掉，不要乱折腾。”
对社会保障制度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政府的价值取向。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通货膨胀和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的高失业率，美国经济衰退，社保储备金已难以为继。1978年~1982年，社会保障年金领取者的生活费提高了50%，而工人工资税的增涨则只有37%。里根政府采纳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曼德尔和拉发的供应学派理论，实施“小政府、低税收、少干预。”的政策，大幅削减边际税率，刺激了经济增长。但社会保险税率却不断提高，在美国总的联邦收入中的比重上升。1980年~1989年，前1%的纳税人缴纳的工资税从12.9%上升到15.4%，前20%的纳税人缴纳的工资税从27.3%上升到30.4%。除了提高社保税率这一最直接的办法外，美国社保税的改革也拉开了序幕。美国“国内没有比重新整合社会保障计划，而又不会使依赖这一计划的人们蒙受损失更为重要的问题了。”1981年12月，经国会批准，里根总统发布命令成立两党联合的“社会保障改革国家委员会”（又称“格林斯潘委员会”），研究美国社会保障计划面临的短期财政危机和解决办法。1983年1月，该委员会发布了研究报告。该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美国社会保障计划无论是短期（1983年~1989年）还是长期（1983年~2056年）都面临财政问题，因此应强化社保计划的财务状况。该委员会认为，美国社会保障计划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原则无需改变；但为了解决社保计划的财政问题，提出了几项建议供选择：改社保强制性为自愿参保，或将社保计划现行的“现收现付”制改为基金制、或者根据财政需要决定给付；报告认为，未来75年内美国社保基金精算逆差（Actuarial Imbalance）的平均值为工资税的1.8%；建议将社保的覆盖面扩大到联邦政府新雇员和非盈利组织的雇员……，这样可以增加税收，并对工资税的调整提出了具体建议，如表1示。
格林斯潘委员会报告对美国社会保障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是1983年《社会福利修正法》（Social Security Amendments）的基础，使美国社会保险税的税率得以稳定下来，更为重要的是为以后历届政府的社保改革提供了蓝本。根据格林斯潘委员会的建议，里根政府开始鼓励劳动者参加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以及鼓励个人储蓄养老，以减轻政府压力。里根之后的历届政府都致力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直到布什政府提出社会保障私有化方案出台，社会保障私营化、年金制成为探索的主要方向。可以说，这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胜利。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家一直批评的社保税阻碍了个人储蓄、私人投资进而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极力鼓吹社会保障计划私有化。他们认为将美国社保体系转变成储蓄系统后将大大地加快美国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转向高储蓄和投资的经济政策可以使未来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3%或者更高。”因此，自由主义经济家主张用401（K）计划和个人退休账户（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IRA）代替美国现有的社会保障系统。401K计划是根据美国1978年《国内税收法案》（Internal Revenue Code）新增的第401条K项条款的规定，由雇员、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个人退休账户制度建立于1974年，是一项为没有被退休计划覆盖的个人提供税收优惠的储蓄计划。账户内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共同基金等有价证券，雇员工作变动或退休，可将原来缴纳的社会保障税转入个人退休账户。
随着人口老龄化压力的日益加剧，美国的社保计划面临不断扩大的资金缺口，社会保障税的再次提高如在弦之箭，2015年之前还要提高50%才能应付，这对普通民众来说已不堪重负，因此，回报率较高的商业年金形式必将会在美国的到更加充分的发展，社会保险私有化、储蓄化成为美国社会保障的总趋势。非裔、拉美裔美国人是美国联邦保险计划的主要受惠群体，无论是提高社保税还是商业年金制度都会使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社会保险重视社会适当性。美国市场经济发育完全，股市稳健，有着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但股市仍是风险领域，经济弱势群体的利益如何保障？美国政府在提高税率与扩大个人保险社会账户方面已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选择社会保障私有化，是“为全体美国人民创造个人福祉”还是在逃避政府责任？社会保障系统不仅涉及数百万人的生活，更关乎美国的经济安全，因此，即使是市场经济已相当完善的美国，社会保障私有化也要慎之又慎的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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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艳，南京大学欧盟研究所博士生，浙江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纵观国外农业保险模式及对我国农业保险的问题看法和应对策略
农经10-1 郭涛
摘要：农业保险如同种子、化肥等一样, 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要。应借鉴国外成熟的农业保险模式, 并根据自己的实际, 发现我国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更好的促进农业保险发展, 以便服务三农。
【关键字】 农业保险模式问题策略
农业是典型的高风险低收益行业, 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建立了农业保险制度。农业保险始于二百多年前的西欧市场经济国家, 已经有比较成熟的保险模式和运营经验。中国于2004年启动新一轮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 虽然已有数年的发展历程, 但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力求通过世界上典型国家农业保险的保险模式分析,发现我国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农业保险的特性及分类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
由于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与其他财产相比，农业保险具有以下特点：
（1）地域性。各种有生命的动植物的生长和发育都要具备严格的自然条件，然而由于各地区的地形、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不同，再加上社会经济、生产条件、技术水平的不同，形成了动植物地域性的不同，从而决定了农业保险只能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承保条件，而不应该强求全国统一。（2）季节性。由于动植物生长受自然因素制约，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这就要求农业保险在整个业务操作过程中，必须对动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和自然生态环境有正确的认识，掌握农业保险各种保险标的的特点。（3）连续性。动植物在成长过程中，是紧密相连不能中断的，并且是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的，因而，农业保险具有连续性。因此，农业保险的经营者要考虑动植物生长的连续性，要有全面和长期的观点，使农业保险业务稳步发展。（4）政策性。由于农业保险具有上述特点，加之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被保险人交费能力普遍有限。为了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许多国家都把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保险业务。
农业保险按农业种类不同分为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按危险性质分为自然灾害损失保险、病虫害损失保险、疾病死亡保险、意外事故损失保险；按保险责任范围不同，可分为基本责任险、综合责任险和一切险；按赔付办法可分为种植业损失险和收获险。农业保险与农村保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是以地域命名，是指在农村范围内举办的各种保险的总称，除含农业保险外，还包括乡镇企业、农业生产者的其他各种财产、人身保险。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包括农作物栽培(农业)、营造森林(林业)、畜禽饲养(畜牧业)、水产养殖、捕捞(渔业)以农村中附属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副业。
二、国外主要的农业保险模式
2.1 政府主导下的私营公司经营为主的模式
1939年美国开始试营农业保险, 在《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约束和指导下, 开展小麦、棉花、玉米、烟叶等农作物的保险。1980年开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和私营公司混营, 这一
1时期主要开展农作物全面保险, 也增加了农畜中毒、疾病等牲畜保险。1996年之后政府退出农作物保险的直接业务, 鼓励私营保险公司全面参与农业保险。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以国家专门保险机构主导, 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只负责规则制定、履行监督等职能, 并提供再保险, 政府对农业保险保费、经营管理费用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农作物保险的直接业务全部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或代理。它有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托, 利用优惠政策诱导商业性组织介入其中, 最终实现政府淡出、市场主导农业保险的局面。[ 1 ]从制度上说, 美国农业保险首先是政府主导强制安排, 成熟后再由市场私营保险公司跟进成为业务主体, 采取自愿保险与相对强制性保险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参保率。
2.2 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支持下的农业共济组合模式
1947年12月日本政府重新颁布了《农业灾害补偿法》, 开辟了依法强制参加农业保险和以合作组织为基本形式的农业保险制度的先河。日本的农业保险采取区域性农业共济体制, 建立了三级层次的严密组织机构系统。这三级组织是市、町、村级农业共济组合的基层保险组织;都、道、府、县级的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和中央政府一级的农业共济再保险特殊帐户。
[ 2 ]日本采取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以强制保险为主, 政府对包括稻谷、小麦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的保险都是强制性的。农户参加保险仅承担很小部分的保费, 大部分由政府进行补贴, 还对农业保险实行再保险政策。
2.3.政府政策支持下的民办公助模式
此类模式也可以称作西欧模式, 包括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等国采用这一模式。1900 年法国政府颁布了《农业互助保险法》, 确立了农业互助型保险社的法律地位和相应权益。这种方式主要是设立私营的小型自助合作保险机构, 政府对各种形式的互助保险从法律和财政上给予大力支持, 没有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政府一般不经营农业保险, 但对互助合作保险以发放补贴、提供再保险以及提供特大灾害补偿、优惠税收和免税政策等方式予以扶持。开办的农业保险险种有限, 一般只办理雹灾、火灾和其他特定灾害保险。农民自愿投保, 保费全由自己支付。[ 3 ]
2.4.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植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是在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使用,包括印度、泰国、菲律宾、孟加拉国等。该种模式由政府专门农业保险机构选择几种本国最主要的粮食、经济作物进行承保, 一般进行强制保险并提供财政资助。这种保险与农业生产的贷款挂钩, 只是各国建立的挂钩联系方式有区别。
三、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1.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
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农业生产和经营风险的客观存在,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形成对农业保险的巨大需求,但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主要原因有:
1、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客观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狭小的经营规模使农民产生较低的预期收益,因而也不愿付出现实的保险成本。
2、保险价格即保险费率因素。我国目前的农业保险还主要是由人保公司以商业形式经营，国家支持和补贴较少，相对农民收益而言,保险费率较高，抑制了农民对保险的需求。
3、受传统农业的影响，农民的保险意识还较差。在CIEN记者采访北京周边农村的村民时，大部分村民表示本来种地就不挣钱，何必花这些冤枉钱；小部分表示并不了解农业保险，或者说是知之甚少。
4、农业保险供给不足，品种单
一。目前，除人保和中华联合两家综合性保险公司外，2003年以来，在上海、吉林、黑龙江分别成立了安信、安华、阳光等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农险业务，但是总的来看，这些保
险公司的业务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而且这些公司的业务往往只在农业主产区开展，而在一些非主产区，如广西、贵州等地区，农业保险业务发展还处在半开发状态。即使在农业主产区，农业保险的品种还是很单一，如中国财产保险公司目前也只有一个农业保险的品种，即收获期农作物火灾保险，即使是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其农险品种与商险品种相比也少得多，如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其农险品种才15个，而其商险品种却高达32个。
3.2.现行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不适应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
我国农业保险严重萎缩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把农业保险放到解决“三农”的全局中加以考虑，没有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农业保险的路子，走的是商业性保险公司承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路子。从世界范围看，农业保险发展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农业保险的市场化经营，即使是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主要依靠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农业保险。我国农业保险出现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的状况，关键在于缺乏一套合理的制度安排，在于缺乏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在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
3.3.农业保险的发展面临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薄弱的矛盾
农业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特别是在资金方面的资助，但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政府的支持是有限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业保险将面临资金不足的矛盾。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复杂性决定了农业保险经营技术的特殊要求。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在理论研究上相对滞后,在实践中发展缓慢，农业保险方面的统计资料不详。技术是保险经营的重要要素,而发展保险技术的关键又是人才。长期以来，我国保险业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发展呈现多次起落，保险人才断层，而农业保险经营上的复杂性、艰苦性，导致人才更是奇缺。[4]
四、对中国农业保险中存在问题的策略
4.1.提高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
要想大幅度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首先要改变目前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模式，进行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生产，有利于降低保险成本。其次政府要加大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降低农民保险的支出，同时对于参加保险的农户，可优先给予信贷支持。第三要加大宣传力度。同过电视媒体、广播、报纸等宣传方式，在农村大力宣传农业保险，改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识，让农业保险的观念深入人心。第四要优化农业保险的品种，推出农民需要的保险产品。我国辽源广阔，各地的产业有所不同，对保险品种的需求也有所不同，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在开发新品种的时候要结合当地的产业情况。如在北方大多地方种植棉花玉米，而在南方则种植水稻甘蔗的较多，保险公司就可以在北方推出针对棉花玉米的保险产品，在南方推出针对水稻甘蔗的保险产品。
4.2.建立多渠道农业保险体系
我国地域广大，根据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农业风险差异性大的特点，现阶段，设立一家全国性农业保险公司统一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在市场条件、管理水平、风险分
散机制等方面条件尚不成熟。我国应建立经营主体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主要形式应包括商业保险公司代办、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等。具体采用哪种形式，应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应走经营主体组织形式多元化的道路。要鼓励现有的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农村和农业保险业务，同时引进在农业保险方面有专长的外资保险公司，形成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保险体系。
4.3.加大对农业保险支持力度
（1）加大资金支持的力度。建议有关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对农业保险的投入。对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出现流动性资金不足的融资需求，允许其申请一定额度的无息或低息贷款。保险公司可利用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销售保险产品。
（2）加大法律支持的力度。农业保险是政策性保险，要使农业保险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对农业保险给予法律的支持。目前我国的保险法规不健全,特别是缺少农业保险立法,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已于1995年10月1日起执行,但这部法律主要是规范和保障商业性保险公司的经营引为,对于农业保险都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的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目前
仍未出台。因此我国应尽快出台《农业保险法》及有关法规制度保证农业保险的健康运行。
（3）加大人才支持的力度。目前在我国精通保险的专业人才很少，而熟悉农业又精通农业保险的人才更加少。保险公司可与一些高校的农业专业合作，培养出既熟悉农业又精通农业保险的高素质人才，毕业后到保险公司专门从事农业保险的相关工作，从而有效解决我国农业保险人才匮乏的局面。[5]
五、结论
综上所述国外农业保险模式在实践探索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 系统总结和推广这些
经验, 将有助于我国农业保险的日益成熟。我国的农业保险起步较晚, 仍处于试办阶段,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农业保险模式还不成熟, 农业保险的发展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要符合我国的农业产业政策, 适合我国农业风险的特点、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民的保险需求。农业保险模式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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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红军 “组织创新是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前提--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访谈录”《金
学 生 姓 名： 汪莹 学 号： 22014110828 学 院（系）： 金融学院 专业（方向）： 保险学 成 绩：
2015年1月
摘要 ······························· 1
一、保险标的的特殊性 ······················· 1
（一）保险价值难以确定 ···················· 1
（二）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及生长规律 ·············· 1
（三）在一定的生长期内受到损害后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 ····· 1
（四）种类繁多 ························ 1
（五）受自然再生产过程的约束 ················· 2
（六）农产品的鲜活性特点使农业保险的受损现场容易灭失 ····· 2
二、农业风险的特殊性 ······················· 2
（一）可保性差 ························ 2
（二）风险单位大 ······················· 2
（三）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 2
（四）更为严重的逆选择与道德风险 ··············· 3
三、农业保险商品的特殊性 ····················· 3
（一）农业保险虽然在直接消费上具有排他性 ··········· 3
（二）农业保险的主要商品不具有竞争性 ············· 3
（三）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利益具有显著的外在性 ·········· 4
（四）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进行规模经营 ····· 4
四、农业保险经营方式的特殊性 ··················· 4
五、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的特殊性 ··················· 5
（一）为政府代办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 ············ 5
（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 5
（四）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 6
（五）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 ················· 6 参考文献 ····················· 错误！未定义书签。
【摘要】农业保险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但又有区别于其他财产保险的显著特点。本文从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风险性质、商品性质、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等五个方面研究了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及其对农业保险经营的影响。【关键字】农业保险；农业风险；保险经营
农业保险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但又有区别于其他财产保险的显著特点。目前我国农业保险正处于新一轮的试验阶段，深入研究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对于加快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保险标的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大多是有生命的植物或动物，受生物学特性的强烈制约，具有以下不同于一般财产保险的非生命标的的特点：
一是保险价值难以确定。一般财产保险的标的是无生命物，保险价值相对稳定，容易确定；农业保险的标的在保险期间一般都处在生长期，其价值始终处于变化中，只有当它成熟或收获时才能最终确定，在此之前，保险标的处于价值的孕育阶段，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形态，因此，投保时的保险价值难以确定。实务中，农业保险的保险金额多采用变动保额，而一般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是固定的。
二是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及生长规律，保险期限需要细致而又严格地按照农作物生长期特性来确定，长则数年，短则数日；普通财产保险的保险期限一般为一年。
三是在一定的生长期内受到损害后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从而使农业保险的定损变得更为复杂，定损时间与方法都与一般财产保险不同，尤其是农作物保险，往往需要收获时二次定损。
四是种类繁多，生命规律各异，抵御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能力各不相同，因而难以制定统一的费率标准和赔偿标准，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难度；普通财产保险的费率标准和赔偿标准相对容易确定。
五是受自然再生产过程的约束，对市场信息反应滞后，市场风险高，农业保险的承保、理赔等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普通财产保险则相对简单。
六是农产品的鲜活性特点使农业保险的受损现场容易灭失，对农业保险查勘时机和索赔时效产生约束，如果被保险人在出险后不及时报案，则会失去查勘定损的机会。这也是农业保险更容易引发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因此，农业保险合同对理赔时效的约定比普通财产保险严格得多。
二、农业风险的特殊性
农业的主要活动是在露天下进行的，农业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自然风险，农业风险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可保性差。可保风险的条件是：大量的独立的同质风险；损失是意外的、偶然的、不可控的；风险损失必须是可以测量的、确定的；发生巨灾损失的概率非常小。一般财产保险的风险大都符合这些条件，而农业风险与可保条件多有不符。首先，农业风险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农业风险大多来源于人类难以驾驭的大自然，如洪灾、旱灾、雹灾、虫灾等，在灾害事故及灾害损失中常常表现为高度的时间与空间的相关性。其次，由于农业灾害的覆盖面广、影响面大，农业风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难以度量。再次，农业风险发生巨灾损失的概率相对较大。我国几乎每年必发的洪水灾害都造成高达几百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对于保险基金来说都属于巨灾损失。
二是风险单位大。风险单位是指发生一次灾害事故可能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范围。对于普通财产保险，一个保险单位通常就是一个风险单位，只要承保标的充分多，就能在空间上有效分散风险。在农业保险中，一个风险单位往往包含成千上万个保险单位，风险单位巨大。一旦灾害发生，同一风险单位下的保险单位同时受损，使农业风险难以在空间上有效分散，保险赖以存在的风险分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
三是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也是农业风险所特有的。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发生频率、强度各异，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首先是风险种类分布的区域性，即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灾害种类，如我国南方地区水灾较为频繁，北方地区则旱灾较为严重，而台风主要侵害沿海地区等等；其次是同一生产对象的灾害种类和受损程度的地区差异性，即由于地理、气候、品种
不同，同一生产对象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类型的灾害，而且对同一灾害的抵抗能力不同，如同样是水稻，在我国南方和北方就有着不同的自然灾害，而且即使是遭受同样灾害，南方、北方不同水稻品种的抗御能力也不同。农业风险的区域性使得农业保险经营必须进行风险区划与费率分区，这是一项科技含量高、成本高的工作，大大增加了农业保险经营的难度和成本。
四是更为严重的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保险业务中普遍存在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但是，由于农业保险的标的大都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其生长、饲养都离不开人的行为作用，农民购买了保险之后，难免通过其行为增加预期索赔；又由于农村广阔，业务分散，交通不便，管理难度大，有效监管成本高。因此，农业保险业务中存在更为严重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
农业风险的特殊性，造成农业保险经营极不稳定，经营难度大，赔付率高。根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有关资料，从1985年到2004年的20年里，我国农业保险业务除了2年微利以外，其余18年都处于亏损状态，综合赔付率高达120%。
三、农业保险商品的特殊性
商品按市场性质可以区分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一般财产保险商品属于私人物品，而农业保险商品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私人物品，也不是典型的公共物品，而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主要表现在：
（一）农业保险虽然在直接消费上具有排他性的主要特征，即购买了保险的农户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能得到直接的经济补偿，没有购买保险的农户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但在其整个消费过程中即保险经营的一定环节上并不具有排他性。例如，防灾防损是农业保险经营的重要环节，是减少风险损失、降低保险经营成本的主要措施，但在实施防灾防损措施时，不买保险的农产常常可以搭“便车”。
（二）农业保险的主要商品不具有竞争性。一方面，农业保险的高风险与高成本决定了农业保险的高费率；另一方面，农业本身的预期收益不高，农民可任意支配的收入很低，支付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在市场条件下，难以形成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我国自1982年恢复开办农业保险以来，除了新近成立的几家农业保险公司以外，一直只有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原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业务日趋萎缩。
（三）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利益具有显著的外在性。虽然在短期内农业保险产品的供需双方可以确切计算利益，但从长期看，由于农产品(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农产品)的需求扩张受到人的生理条件的限制，其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很小，引进农业保险后，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增加，价格下降，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使全社会受益。保险公司和农户并没有得到全部甚至是主要的利益。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其边际社会收益，农业保险公司提供农业保险的边际私人成本大于其边际社会成本，即农业保险的成本和利益是外溢的。
（四）农业风险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必须进行规模经营，才能在大范围内分散风险，保持经营的相对稳定。
农业保险商品的准公共物品性决定了农业保险采用纯商业性经营方式难以成功，国内外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都证明了这一点。
四、农业保险经营方式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商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经营方式的特殊性。普通财产保险商品属于竞争性私人物品，一般采用商业性经营方式；农业保险商品是准公共物品，其“公共部分”应该由政府来提供。因此，农业保险必须采用政策性保险经营方式。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质就是国家财政对农业保险的净投入并辅之以必要的法律与行政支持。美国、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农业保险发达国家，政府对农民所交保费的补贴比例大都在50%以上，并承担保险公司的部分或全部管理费用。以美国为例，按照2000年通过的《农业风险保护法》，政府每年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超过30亿美元，国家对农业的保护主要通过农业保险来实现。我国长期实行以直接的农业补贴和价格补贴为主的农业保护政策，发生自然灾害时由中央财政直接拨款救济灾民，对农业保险的投入很少。我国目前除对农业保险免缴营业税外，没有其他扶持政策，几乎是纯商业性经营。我国农业保险要健康发展，必须增加政府投入。一是对农业保险实行补贴投保农户、补贴保险公司、补贴农业再保险的“三补贴”等政策，即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产投保按品种、按比例给予保费补贴，对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适当给予管理费用补贴，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同时，对农业保险经营实行税收减免、优惠贷款等扶持政策。二是尽快研究制定《农业保险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从各方面对农业保险予以规范和规定，保证农业保险体系的健康运行。三是对农业保险发展予以行政支持，包括保险宣传、协调各方关系等。但是，对农业保险的补贴要依据本国国情，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实力有限，在目前情况下，第一，逐步减少农产品收购价格补贴和出口补贴(这也是“WTO”《农业协议》所要求的)，转用于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和费用补贴，逐步实行以支持农业保险为主的农业保护政策；第二，农业保险实施必然使政府财政用于灾害补偿和救济的支出减少，可将节省的部分投入到支持农业保险发展中；第三，在农业保险发展初期，国家应着眼长远，适当增加巨灾风险基金的积累。国家增加对农业保险的投入，有利于调整我国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完善我国农业保护制度体系。
五、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的特殊性
农业保险商品的准公共物品性以及农业保险经营的政策性决定了其组织形式有别于普通财产保险。我国《保险法》第七十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组织形式。鉴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2004年中国保监会提出，在现有发展水平下，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应走经营主体组织形式多元化道路。主要包括：
（一）为政府代办农业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分别在四川、江苏等地实行的奶牛、水稻等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势在于，上述两家公司经历了长时间和大范围的农业保险实践，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业务较易开展。
（二）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即专门或者主要经营农业保险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如2004年相继成立的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吉林安华农业保险公司。这种组织形式较适合于农业较发达地区，但要解决好股份公司的商业性与农险业务的政策性之间的矛盾。
（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这种公司采用相互保险的形式但又吸收了公司制的运作方式和法人治理结构，日本、美国、欧洲国家等多采用此形式，我国2005年也成立了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这种形式产权清晰、交易成本低，有利于相互监督防范道德风险，有利于协调政府、公司、农户间的关系，比较适合
于农业生产经营比较集中，组织性较好的地区，如黑龙江农垦区、新疆建设兵团等。
（四）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上海市原来由市农委主导的“农业保险促进委员会”即为此种组织形式。“兜底”虽可解保险公司的后顾之忧，但容易使其放松管理，滋生心理风险；并且，对于巨灾风险损失，地方政府也难以“兜底”。
（五）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如2004年10月成立的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设立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有利于引进先进经营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专业人才。由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地方财政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实践中具体采用那种组织形式，则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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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全市农业保险发展水平
（2014年5月 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此召开全市农业保险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认真回顾近年来农业保险工作，分析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形势和任务，部署2014年工作，进一步协统一思想认识，凝聚力量，推动全市农业保险更好更快发展，为全市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作出贡献。
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2013年农业保险工作回顾
2013年，全市各级农业保险工作部门和农业保险机构认真谋划，加大力度，周密组织，采取各种措施推动农业保险惠农政策有效落实，全市农业保险工作发展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全市共完成玉米、水稻2种农作物投保面积 万亩，比上年增加 万亩，投保率达到 %，投保农户达到 万户，大田作物保险保费总额达到 万元，比上年增加 万元。与以往相比，2013年全市农业保险有以下主要特点：
——领导重视、政府支持是农业保险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有
效满足了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农业保险的迫切要求，为我市农业保险事业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专业经办、部门代理是农业保险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农业保险经办机构与广大基层农业保险业务人员的相互配合，有效解决了农村耕地面积大、农户分散的问题。
——农民参与、协同推进是农业保险工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实践表明，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保积极性和基层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经办机构的协同推进直接关系到农业保险事业的持续发展。目前，全市已经形成了农民积极主动参与，各部门协同推进的良好氛围。
在看到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市农业保险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存在着不到位问题。有的地方没有把农业保险作为一项重要的惠农政策来落实，对农业保险工作不重视，视这项工作可做可不做，甚至把它当作商业行为来对待，存在侥幸心理，所以农业保险开展不力，惠农政策落实不到位。二是农业保险运行存在不规范问题。尽管全市农业保险工作体系已基本建立，相关制度也基本配套，但在投保、理赔等基本环节还存在着不规范问题，甚至存在着违法违纪问题，给农业保险事业造成很不利的负面影响。三是政府决策落实上存在不到位、执行力不强的问题，对这项工作安排
和部署是根据我市农业保险发展的客观要求，经过统筹考虑研究决定的。但执行过程中，有的地方和农业保险机构为谋求自身利益，不按划分区域开展业务，不良竞争现象有所抬头，破坏了我市农业保险整体工作布局。
分析存在以上问题，我认为有主要以下几点原因：一是不良竞争，违规私下协议承保是问题发生的根本。二是宣传不力,认知度不高，农户投保理赔信息不对称是问题发生的关键。三是经营不规范，“五公开、三到户”的要求不落实是问题发生的必然。请各有关单位认清形势，树立全局观念、强化执行意识，将市政府的有关要求落实到位。
二、认清形势，不断提高农业保险规范化水平
（一）农业保险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惠农政策之一 我市于 年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开展了农业保险试点，随着工作开展得逐年深入，全市逐步构建了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在灾后损失补偿、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稳定器”和“助推器”的作用。为促进农业保险健康稳步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形成了积极参保的氛围。可以说，农业保险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项重要惠农政策。我们经常可以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报纸看到对农业保险的报道。这一说明农业保险工作成效明显，逐渐形成了社会关注农业保险的，对我们制定政策，落实各
项工作措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因农业保险仍处于起步阶段，配套措施不够完善，各方的认识和看法不同的等原因，使农业保险的发展问题从热点变为焦点，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基础工作，进一步规范工作措施，使每一项工作经得起社会的监督。
（二）农业保险发展当中不规范问题不容乐观 虽然我市农业保险有着良好的工作基础，但必须清醒的看到，在一些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农业保险深层次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去年省市两级纪委、审计和监管部门在检查、审计过程中，发现各地农业保险承保、理赔、资金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违规违纪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突出。在农业保险经营上，普遍存在农业保险机构基层服务网络不健全、服务水平不高、能力不足问题。存在不按划定区域开展业务、虚假投保、虚增保险标的、保险凭证不到户、农民不知情问题。存在虚假理赔、协议或平均赔付、惜赔拒赔问题；在协办业务开展环节上，存在部分协办人员不按合同约定和有关规定开展业务，违规谋取不正当利益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农业保险的进一步发展，影响了财政资金的安全，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还造成了社会各界对农业保险制度、政策设计的不理解和不认同，如果不及时、坚决地予以纠正，必然影响整个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
（三）农业保险规范化建设刻不容缓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给“三农”工作带来了新机遇，农业保险也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考验，我们要认清形势、经受考验。2014年是农业保险联席会议确定的农业保险规范年。我们要按照《农业保险条例》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强化执行能力，进一步规范农业保险工作，推动全市农业保险顺利发展。重点要在四个方面进行规范：
一是规范农业保险机构的选择确定。2014年，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我市确定了人保、、4家公司在我市开展业务。为确保全市农业保险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保险机构和承保区域在一定时期内要保持相对稳定。同时，我们要建立农业保险机构考核评价机制，对服务能力不足、理赔不及时、管理不规范的，要取消下在本地区的承保资格。近几年，随着农业保险工作的开展，农业保险机构参与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但也出现了不按确定区域开展业务的现象，今年各农业保险机构必须按确定的区域开办农业保险业务，否则，取消当年市级以上财政补贴。
二是规范农业保险承保工作。各地、各保险机构务必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农户自主自愿参与投保，禁止以各种方式欺瞒、误导或强迫农户投保，严禁抵扣补贴、抵扣赔款。要确保投保农户对投保情况知情，农业保险单要由保险机构负责人和投保农户签字确认。在农业保险违规经营中，投保数
据的真实与否至关重要，因此，要确保农户投保数据信息真实，严禁虚构、虚增保险标的等虚假承保行为。要严格执行公示、见费出单和单证发放到户制度。严禁以违规支付或允诺支付高额手续费等方式开展恶性竞争。
三是规范农业保险理赔工作。理赔是农业保险重要作用的真实体现，理赔是否及时、是否规范关系到受灾农民的切身利益。各级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督促保险机构准确及时理赔。农业保险机构要从接报案管理、现场查勘、确定理赔标准、保证结案时限、严格赔款支付等方面建章立制，要确保赔案处理规范，赔款及时、足额支付给被保险人。要着力提高理赔工作透明度，理赔明细单除要在村委会、合作社等场所公示之外，还应通过宣传车逐村进行宣传，并随机发放10份以上该村理赔明细单。要严格执行理赔款转账方式支付规定，要将理赔款按投保人明细直接打到受灾农户粮食直补存折（卡）中，严禁以现金方式发放。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挪用、截留、侵占保险机构应当赔偿受灾农户的保险金。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农业保险理赔投诉处理机制，确保投保人的投诉得到及时解决；要建立健全农业保险理赔回访制度，对一定比例的被保险人实际收到赔款的情况进行回访。
四是规范农业保险协办业务。基层的农技、农经部门和村委会，按照《农业保险条例》规定，可以受农业保险机构应的委托，协助办理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机构根据协办工作量，可以约定支付为超过全年保费收入的5%的协办经
费，其中80%以上的协办费用于乡镇、村的保险业务支出。在协办过程中，协办机构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的义务，依法例规开展农业保险协办业务。从已查处的农业保险案件中看，协办人员在投保、理赔等环节问题不少，对协办机构违规开展业务的，要依据相关规定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
努力实现农业保险再上新台阶 2014年，全省农业保险政策总体保持稳定，包括财政补贴政策、补贴品种、资金拨付等均按上年规定执行。做好今年工作的关键要在落实上下功夫，努力实现农业保险再上新台阶。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做好农业保险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农业保险作为“三农”的重要扶持政策，事关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发展农业保险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和重大的社会问题。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好 “快”与“好”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认清形势，勇担社会责任，把握政策机遇，在巩固已有发展成果的基础上，要充分调动各方参与农业保险工作的积极性，实现量的跨越，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和渗透力；另一方面，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农业保险现有的发展方式，要转变农业保险发展方式，在量的跨越基础上实现质的转变，不但要“扩面”还要“提质”，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即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农业保险有关工作，完善承保、理赔等
关键环节的业务流程，提升服务能力，强化风险防范，确保农业保险健康发展。要进一步完善工作举措，创新工作方式，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有序开展。要克服消极思想，克服畏难情绪，进一步强化大局观念。要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更要突出市场主体的主导作用。
（二）明确职责，进一步强化农业保险协调推进机制 各地、各部门要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按照工作分工，密切配合，协同推进，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合力推进农业保险。农业部门要切实做好各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总体协调工作，做好包括制定政策措施、数据统计、农技服务、防灾减灾等工作；要协助农业保险机构做好政策宣传、业务开展、查勘定损及矛盾协调处理等。财政部门要做好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落实和对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等工作。保监部门要做好农业保险机构经营的监管、查处等工作。农业保险机构作为农业保险经营主体，要做好基层服务网络建设、承保展业、查勘定损理赔等业务工作，进一步提升农业保险服务水平。
（三）采取措施，加大农业保险政策宣传力度 各地要进一步加大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省市各部门都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通过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等媒体，着重宣传《农业保险条例》、农业保险政策、农业保险业务内容、承保理赔规程及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重要意义等。要采取标语宣传、街头集中宣传、开展咨询活动、印发宣传资料等形式对农业保险业务内容、投保理赔规程等进行广泛的社
会宣传。要组织基层技术人员进村入户，面对面向农民宣传。今后每年3月第一周为全市农业保险宣传周，各地都要开展各种行之有效的宣传活动，确保宣传活动既轰轰烈烈，又扎实有效。
（四）严肃纪律，加大监督管理力度
各地、各有关职能部门都要加强对农业保险机构的检查指导，督促农业保险机构严格落实《农业保险条例》及有关政策规定，依法合规经营。要加大对农业保险机构违规经营的查处，对农业保险机构违反《农业保险条例》和有关政策规定虚假投保、虚增保险标的、不按划定区域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以及其他违规经营骗取财政补贴资金、侵占农民利益的，要停拨、追缴财政补贴资金，情节严重的，取消该机构在当地或全省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资格。对违反规定的农业保险机构直接负责人要给予相应处分。
农业保险因为逆行选择、道德风险和系统风险等原因导致农业保险的成本很高, 而农户的需求不足, 私人部门无法经营, 因此农业保险市场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干预。政府的干预方法有两种:保险费用补贴和强制保险, 或者二者的结合采用。补贴作为一种政府政策常用的手段, 一方面有比较高的经济成本, 受到政府预算的约束;另一方面, 补贴是否会提高农民的参与率、提高保险的运行效率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强制保险似乎可以降低经济成本, 提高参与率, 但这种政策的实行也是需要成本和条件的。所谓强制保险就是要求一个统保单位内的达到保险要求的单位都要组织参与农业保险。我国很多保险公司采取的“统保”模式, 就带有强制保险的含义, 但统保还要求保险的赔偿是按照地区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不是农户个体的损失情况。强制保险可以避免逆向选择, 降低保险成本, 有利于保险风险的空间分散, 降低系统风险, 降低保险的交易成本、提高保险的覆盖面积, 而且关键是政府的经济成本较低, 被很多国家采用, 但强制保险的实行也不是解决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万能钥匙。对于农业保险应该实施强制保险还是自愿保险, 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刘京生认为, [1]不应该实行强制保险, 其反对的理由有两点, 一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我国现行的《保险法》明确规定自愿投保的原则, 强制保险违反了该原则, 没有法律的支持;二是从可实现的角度来分析, 因为农业保险的监督手段不完善, 强制保险无法实施。而庹国柱则认为[2]我国应该实行强制保险, 首先是担心自愿保险参与率过低, 只有强制才能保证参与率。其次认为《保险法》是不构成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约束的;第三认为强制保险有诸多的“好处”:避免逆向选择、有效防止道德风险、解决收保费的交易费用过高等。而冯文丽认为[3]应该实施“诱导型”强制, 即有条件的强制, 把强制保险和我国当前的一些惠农政策相挂钩, 例如直接补贴、农业贷款和农业技术服务。这三家之言的一个焦点问题在于强制性农业保险的实现方式是什么?如何能够既不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 又不增加政府的行政负担、交易费用的情况下, 实现强制性的农业保险呢?本文将借助于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实施方式和实现方式, 来探讨我国农业保险参与方式及其实现的途径。
二、国外的农业保险参与方式
我们把国外的农业保险方式可以分为三种:完全自愿参与、完全强制参与和有条件的强制参与。
1.完全自愿参与, 代表的国家有加拿大以及西欧、北欧的大多数国家
加拿大虽然一开始制定了五条经营农业保险的原则, 首要一条就是普遍参与, 但选择自愿参与的方式。而加拿大农业保险的参保率从保险计划实施原来基本上是稳步上升的趋势。参与率会一直上升, 其原因可归结为新地区的加入和补贴的刺激以及开拓新作物。90年代, 保险的参与率达到可保面积的58%。
2.完全强制参与, 代表的国家是瑞典
瑞典实现强制保险的方式就是向销售农产品时征收保险税。同时瑞典政府对于农业保险的补贴也是高额的, 补贴率达到66%。而通过征税的方式相对于直接从农民手中收取保费, 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行政成本, 还可以降低农民的抱怨程度。
3.有条件的强制保险, 例如日本、亚洲的大多数国家, 现在都是有条件的强制保险
日本的水稻、小麦等作物投保, 1957年以前, 日本政府规定如果农民种植可保农作物的面积超过0.1公顷, 就必须购买农业保险, 1957年为了减少农民的抱怨, 《农业损失补偿法》修订了这一规定, 只有种植面积超过0.3公顷的农民才被强制购买保险。这一调整允许了许多种植农作物面积较小的兼业农民不参加农业保险。亚洲的大多数国家, 例如盐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家, 都是将投保与生产贷款相联系, 只要接受贷款的农户都必须参加农业保险。生产贷款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些资金不足的农户来说非常重要, 因此这项措施能够有效的刺激农户参与农业保险, 而且获得贷款的农户参与农业保险, 可以避免农户因自然灾害等因素带来的破产, 提高农户的还款能力。美国在1994年~1996年实行了两年的强制保险, 其强制也是有条件的, 与农民获得的福利相挂钩。美国在《1994年农作物保险改革法》中建立了巨灾风险保障计划, 为了提高覆盖面积、分散巨灾风险, 美国政府将干旱、雨涝、洪水、雹灾、风灾、火灾、病虫害等保险与价格支付与生产调节计划、农民家庭紧急贷款计划、互助储备计划等一些福利性农业计划相挂钩, 只有参加保险, 才能获得这些福利。虽然这项政策使得农作物的参保率从前一年的38%一下子提高到了85%, 但农民的意见很大, 认为巨灾风险保障太低, 连他们的管理费都抵偿不了。因此, 两年后修订的《1996年农场法》取消了保险与各项福利挂钩的要求, 1997年、1998你那购买巨灾风险保障计划参保率自然也就分别下降了10%、20%左右。
三、我国农业保险参与方式的现状
到目前为止, 国内有90%的省份都开展了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 现在大部分存在的农业保险都带有事实上的强制性, 称为“统保”。那我国的强制性农业保险是如何实现的呢?下面从我国目前存在的农业保险地区及模式来看农业保险的参与方式与实现措施。
上海农业保险是由安信专业保险公司经营的, 在参保方式上采取的是“统保”方式, 组织动员一个县或者一个乡行政区域范围内, 组织动员所有的同单位都参加保险。上海的农业保险之所以能够靠行政“组织、动员”就可以实行, 源于政府较高的补贴和当地农民较低的保费费率, 因为上海地区农业生产风险较低、而政府财力比较雄厚, 可以提供有力的支持, 在较高的保费支持和本身小的较小风险下, 农户承担的保费费率就比较低, 而且上海的农民收入也相对较高, 因此统一保险, 缴纳一定的保费并没有引起农民的不满和抱怨, 使得该项政策得以实施。
新疆建设兵团已经有长达20年之久的农业保险历史, 从1996年开始实行强制性保险, 规定凡是农牧团场所属全民、集体、家庭农场、承包户所从事的种植业、养殖业都必须参加保险。对于不参加保险的企业、团场、承包户, 在保险范围内因灾害所遭受的损失, 均由自己承担, 上级部门一不拨款救济, 二不核销由灾害造成的损失。为了鼓励符合条件的集体和个人积极参加农业保险, 在保费的缴纳及财务处理上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保险费的缴纳也是通过挂帐 (集体、全民的农工直接计入账户成本) , 或者从利润中提取 (家庭农场和承包户在每年的纯利润中提取) , 亏损的农户还可以分次交付, 秋收后结账。而且团场的管理体制和对农工、承包户、家庭农场的约束力与地方不同, 生产管理严格, 统一管理、统一劳动, 而且农工达到一定年龄后可享受退休待遇, 领取退休工资来保障老年的生活, 这也是兵团对于农工有比较强的约束。黑龙江垦区的阳光互助保险与新疆情况类似, 垦区与兵团的差异只是垦区取消了国防的任务, 但是对于农民的生产管理及约束还是比地方政府高多了, 因此采取统保的方式阻力也并不高。
吉林安华保险和重庆的烟叶保险之所以可以实现强制保险, 是通过产业组织、龙头企业来作为保险的主体来进行的。也就是说, 农业保险公司和农户之间增加了一个中介组织——产业组织、经合组织、龙头企业等。这样的方式可以降低保险公司的交易费用, 而产业化组织相对于分散的农村基层组织, 具有更强的组织效力, 因此可以实现统一保险, 提高农业保险的覆盖率, 减少农民的抱怨和不满。
四、国内外的借鉴与启示
通过以上阐述, 我们可以看到国外、国内的大多农业保险都采取了强制保险的参保方式。但在具体的参保方式上, 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外的农业保险主要采取的是有条件的强制参与, 通常与信贷获取相挂钩。因为为农民提供信贷的风险取决于农民的经营状况, 因此银行只为那些参加保险的农户提供保险是考虑到信贷资金的安全, 这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 因此农民的反对也不是特别大, 使得这一措施能够在很多国家实施。而日本的强制保险是与作物的面积挂钩的, 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生产面积越大的农户, 其兼业的可能性就越小, 因此保险涉及作物的收入比重越高, 其产量的波动对农民的影响越大, 因此其本身的保险需求就越高。强制农业保险需求相对较高的农户参与保险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小。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 首先农民本身获得农业贷款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一方面因为农户的生产规模较小, 生产资金的需求不高;另一方面由于较小的规模使得银行等信贷机构的交易成本较高, 因此也不愿意为农户提供贷款。将农业保险与信贷挂钩未必能提高农业保险的覆盖率。而强制生产面积较大的农户参与保险, 是一条可供选择的保险方式, 但这一方式只能在新疆、黑龙江等生产规模较大的省份开展某粮食作物的主产区开展。
虽然国内农业保险也存在统保的参保方式, 但可以看到这种统保方式的存在是有特殊的条件的, 新疆建设兵团、黑龙江垦区的特殊体制和管理方式, 并不能在地方上复制。上海的统保, 又是基于当地政府较高的财政实力保障。吉林的试点也是因为中介组织的存在, 而且大部分保费是公司或者合作组织机构缴纳的。而且目前我国农村的政治环境也正在向更加民主、更加和谐的方向转变, 农民费税的减免、基层民主自治建设的完善, 使得地方政府对农民并无实质上的约束力, 而且最近两年来政府一直强调“减轻农民负担”, 强调对农民的补贴和农民收入问题的关注, 在目前的环境下, 依靠政治强权强制实施农业保险的可能性是很低的。2007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农业保险发展“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而且, 农业法规定“农民在自愿基础上参加保险, 任何组织不得强制”。这又成为强制性农业保险实施的法律障碍。
实施有条件的强制参与, 就必须找到一个福利项目使目前农民都惠及到的, 覆盖面最广的政策。无疑这项政策就是农业直接补贴。很多农业保险的试点政府也纷纷指出, 农业保险推行时行政成本很高, 需要挨家挨户的收取保费, 如果能将直补和保险实施的行政资源整合起来, 直接从直补中扣取保费, 会大大提高行政效率、降低交易费用。很多研究也指出, 农业直接补贴对农户来说相当于一次性的固定收入, 没有影响到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 因此对农户的生产行为的影响并无想象中那么大。如果直接补贴仅仅是收入补贴, 给农民直接发钱。农业保险相对于直接补贴来说, 愿意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的效用肯定是高于直接补贴的。因为固定的收入对于风险的分散作用仅仅是时间上的收入平滑作用, 而农业保险是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分散风险的作用。虽然中央政府对于直补的钱是专款专用, 防止中间的截流, 让农民直接得到最大的实惠。因此, 如果将农业保险与直接补贴挂钩, 也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以免引起农业保险没有需求的地区农民的强烈不满, 只能选择那些农业保险需求非常高的地区进行。而且必须透明化操作, 让农民了解和满意。当然这项措施的实施, 必须要有法律的保障和政策的支持, 否则地方政府是不敢也不能使用直补的款项。
同时, 实施强制性保险必须与保险的补贴政策相结合。较高的补贴水平可以降低农民因为强制带来的不满, 而且较低的保费水平可以减少农民的负担, 降低保费收取过程中的行政成本, 降低农民的反抗情绪。
摘要：由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 很多国家在开展农业保险时, 都选择强制性的或者有条件的强制参与方式, 这种参与方式可以提高参与率、降低逆向选择、较少交易费用, 解决了农业保险的很多难题。但强制保险的实现也是需要条件的,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否采取强制性保险呢?如果可以应该如何实现呢?从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实践中总结经验, 为我国农业保险参与方式的选择提供借鉴。
关键词：农业保险,强制,参与方式
参考文献
[1]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2]度国柱, 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2.
2007年3月,有关海南香蕉“蕉癌”的流言让香蕉的价钱一跌再跌,最后到了猪都不吃的地步;2010年6月,山东西唐王镇5000余亩西红柿滞销,几分钱一斤都无人购买……如此种种,导致农户损失惨重。此前,很多承包大户曾多次找保险部门打算参加农业保险,却投保无门。记者调查发现,农业保险自出台以来,一直处于尴尬的生存境地。
农民:投保无门损失重
农业被公认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极差的“弱质产业”。旱、涝、冷、热、雹、霜……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随着全国农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各地高效、高附加值农业发展势头迅猛,但同时,高效农业也承受着自然与市场的“双重风险”。农业的高投入、高产出,也同样伴随着高风险。因投保无门而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的事件并不鲜见。不少农民费尽周折从各种渠道弄到贷款搞种养,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往往几年不得翻身。
“俺养的种猪已上了保险,可育肥猪保险公司却不给上,说没有这个险种。”采访中,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的养殖户吴顺峰对记者说。农业保险项目的单一性远远满足不了农业生产的需求,记者在人保财险沧州分公司了解到,目前他们仅开展了5项农业保险项目,分别是:小麦、玉米、棉花、能繁种猪和奶牛。
冰雹雨雪灾害是农产品常见的受损原因之一。在山东潍坊下辖的诸城市枳沟镇大北杏村,记者看到,村民王玉勇的2亩菜地里,雹灾后嫩绿嫩绿的黄瓜秧撒满了一地。他说,减产至少1/3。在附近的葡萄园里,承包者也告诉记者,今年葡萄肯定大大减产。而他们此前都多次找过保险公司要求投保,却被告之没有这方面的险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评估,我国每年因各种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给农业生产造成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总量的2%~4%。
保险公司:农业保险难以为继
自然灾害,尤其是旱灾和蝗灾受损的主要是农业。我国目前主要的救灾措施除了国家财政支持外,就是发动社会支援。而在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最主要的农业减灾措施——农业保险目前在我国却处境尴尬,难以为继。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山东分公司负责农业保险的郭建强先生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农业保险业务基本上处于停滞甚至倒退期。农业保险市场挺大,但做了赔钱。”
目前,我国大量开展此项业务的只有人保和新疆兵团保险公司。记者从人保获悉,去年该公司农业保险收入为33亿元,仅占公司保费总收入的0.6%,比上年下降20%,为2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次。从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到2002年,人保的农业保险赔付率是88%,大大高于保险界公认的70%的临界点,严重亏损。加上理赔程序复杂、调查取证困难等因素,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积极性不高,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仅如此,农业保险的险种也不断减少。1982年我国开办农业保险,当时险种包含各种种植作物和养殖业的动物饲养以及水产养殖。1996年,人保正式商业化以后,削减了亏损严重的险种,农业保险由原来的60多个险种,降到现在的不到30个。以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的山东省为例,该省去年农业保险额仅有900余万元。开展较多的险种有农作物火灾、塑料大棚等,而该省农业支柱产业海产品、畜牧、家禽养殖业的相关险种几乎都未开展。在外向型农业发达的烟台市,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仅有微不足道的1.3万元。
人保农险部一位同志一脸无奈地说:单靠商业公司,农业保险搞不下去,现在已难以为继。目前国家对农业保险,除免交营业税外,尚无任何配套政策予以扶持。保险公司首先是企业,必须考虑自身效益。农业保险的赔付率非常高,很难有一家保险公司能靠自身力量开办这类业务。
专家:农业保险体系亟待健全
人保农险部王亚明先生认为,农业保险要获得成功,政府必须弥补纯粹商业运作的缺陷,建立利益诱导机制,给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使保险人(保险公司)至少能够维持经营,在政府的政策资金投入支持下,达到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也使被保险人能够承担所分担的价格份额。他建议,将农业保险业务剥离出来,建立合作保险制度,统筹政府、保险人及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尽快分层次、分险种恢复和发展农业保险业务,建起确保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村长期稳定的保障机制。
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对相关法律的依赖程度相当深。从这个角度讲,完善法律体系,迫在眉睫。南开大学保险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江生忠教授说,从一些农业保险比较成功的国家来看,一般适用于各种商业保险的《保险法》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于农业保险,而我国农业保险一直在无法可依的状态下开展。应该尽快用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业保险中所应发挥的职能和作用,避免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或因财政困难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对于农业保险的发展方式,江生忠教授认为,应因地制宜地发展适合本地的农业保险模式。农业保险既不同于纯粹意义的商业保险,也不同于政策性的出口信用保险,在欠发达和相对发达地区应开展互助型的“合作保险”,由各受益方按一定比例投资设立“农业风险基金”,调动农民投保的积极性。建立以广大农民积极参与为依托、以合作保险组织为基础、以再保险机制为支撑、以国家财政税收为支持的农业保险制度。而在发达地区可以建立成本高、效率高的商业性区域性农业保险公司。
链接
农业保险是指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全世界约有40多个国家推行或试验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早已成为政府保护和支持农业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外通常设立农业保险基金,用于补贴保险公司的超额赔偿及补贴农民投保费用。
编辑李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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