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政策

中国生育政策（精选8篇）

中国生育政策篇1

内容介绍

生育政策事关国计民生，深入的学理探讨，可为国家的政策坚持或调整提供思想学术支持，这也是《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发展》意义和价值之一方面。

作者介绍

曾毅，现任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医学院老年医学部教授, 杜克大学中华人口与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以及德国马普研究院(Max Planck Institute)杰出研究学者和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

3作品目录编辑序经济发展战略与现行生育政策调整林毅夫

前言――历史回顾、主要议题及背景概述曾毅顾宝昌梁建章郭志刚

第一部分人口形势与对策

第一章重新认识中国的人口形势郭志刚

第二章人口政策与应对老龄化策略郭重庆

第三章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加里?贝克尔

第四章建议尽快实行“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曾毅

特邀评论尽快实施普遍允许生二孩政策左学金

自由讨论

第二部分生态环境、经济活力与基层干部呼声

第五章人口城镇化有可能减轻生态环境压力李秀彬辛良杰谈明洪赵宇鸾

第六章现行生育政策负面影响中国经济活力梁建章

第七章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对现行生育政策的认识江浙沪粤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调查课题组

特邀评论尽快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姚洋

自由讨论

第三部分经济社会均衡发展与现行生育政策调整

第八章高房价与低生育意愿潘莉徐建国

第九章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与迫切性陆杰华

第十章人口抚养比提高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李建民

第十一章建议加快调整一胎政策卢锋

第十二章我国中长期人口发展趋势与现行生育政策调整分析余乐安汪寿阳

第十三章中国“用工荒”的分省研究……………………………苏杨尹德挺

特邀评论调整生育政策的人口与发展战略意义胡鞍钢

自由讨论

第四部分 “以人为本”与国际比较视野

第十四章中国人口法制的变迁与反思湛中乐

第十五章人口转型与经济兴衰李宏彬谢洁玉李蕾

第十六章人口变迁替代规律与大国兴衰李建新

第十七章世界人口新形势下中国的生育政策抉择王丰蔡泳沈可

特邀评论生育政策调整的多维审视陈友华

自由讨论

新时期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论坛结束语

术语表

中国生育政策篇2

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背景

新中国的成立后社会趋于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中国人口的生存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我国人口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总死亡率由1949年的20‰降低到1957年的10.8‰;而这一时期出生率较高,1949-1957年期间基本保持在35‰以上,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6左右;年出生人口在1700-2200万之间。这种出生率的稳定和上升相对于死亡率的大幅度降低,二者的巨大差异导致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迅速上升,这一时期成为建国以来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期。

1962-1970人口增长迎来第二次高峰,1971-1975年是这次高峰的延续期。1963-1965年中国人口处于一个补偿性生育的出生高峰,1963年出生率高达43‰,其他年份也高达37‰以上,人口出生规模1963年更是高达3000万左右,其后两年也高达2700万左右。1966-1971年期间人口年平均出生规模高达2650万。这一时期,我国婴儿死亡率降低到51‰,平均预期寿命达到64岁。从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和增长高峰。1971年至1975年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口盲目增长没有得到有力控制。5年间出生1.02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018万人,形成了一个小高峰,是第二次高峰延续。

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公开信》,提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1982年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国家推行计划生育被纳入《宪法》。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人口自发增长阶段;计划生育思想形成阶段;开始全面推行并严格控制阶段;政策调整阶段;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阶段。然而,在我国由于传统生育文化根深蒂固,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中困难重重。

二、我国生育文化转变的特点

1、转变过程滞后性

我国生育文化由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转变。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中,人口是生产力的象征,人们倾向于多生孩子,并具有强烈的男孩偏好,人们不仅认为男孩是劳动力,而且男孩是香火的继承人。“养儿防老”也是人们生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在“男婚娶、女出嫁”的婚姻方式下,能够尽孝养老的只能是儿子。养育儿子有着养老保险的重要作用。同时儿子作为家中生产力的重要代表,父辈为获得更多的财富以满足整个家庭和自身养老的需要,势必追求生育儿子和多生多育。“男孩传宗接代”、“早生多生”、“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这样的生育文化的形成,归根结底,还是社会发展水平低的原因,再加上统治阶级的压榨,人们生活水平较低,战争,疾病导致死亡率较低,人们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固。

1949年新中国成立,随之进行土地革命、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不再是传统的小农经济,而转变为走工业化生产道路。人口再生产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出于不断的建设与发展之中,为现代生育观念创造了一定的现实基础,但是由于具有封建帝王统治的两千多年的特有国情,以及经济发展出于起步阶段,建国初期,传统生育文化仍旧占主流,人口发展迎来两次增长高峰,生育文化转变呈现滞后性。

2、城乡差异性

建国以后,城市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教育的普及,养老制度的完善,男女平等观念认识的提高等,都为生育文化转变提供良好的基础,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加速了城市之中生育文化转变的步伐。计划生育一孩政策执行的同时也加大了现代生育文化的宣传。在城市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较为顺利。

在农村,传统生育文化仍旧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无论是土地革命,人民公社,合作化等大生产运动还是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没能摆脱传统家庭生产的特征,简单劳动力生产,家庭劳动里的多寡与家庭劳动成果收入成正比,人们没有控制生育的意愿。再加上教育,医疗,养老制度不完善,水平发展不高,现代生育文化没有存在的土壤,计划生育工作很有难度。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不得强制执行,计划生育在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强有力的动力作用,这为实现农村地区生育文化转变的实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三、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文化转变的作用

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生育文化的转变起到促进作用。由于我国特有的国情,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具有必要性,并且在城乡生育文化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客观上,计划生育政策找到“生育率高-人口增多-家庭抚养负担重-社会负担加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的突破口,倡导现代生育文化,促进生育文化的转变。无论是对经济发展还是人口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促进作用。在城市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在农村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积极的动力性作用。计划生育政策客观上使人们开始认真思考生育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真正意义。然而,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继续发展经济,为现代生育文化提供现实基础,才能真正保持生育文化转变的成果。

摘要：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文化转变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城市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在农村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起到动力作用,客观上推动生育文化转变的步伐。了解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生育文化转变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利于我们正确的评判计划生育政策的意义,为政策的调整也带来参考价值。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的成效篇3

关键词：现行生育政策；成效评估；调整

现行生育政策最初是在1982年中央11号文件中提出来的。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发[1982]1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要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具体要求是：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这段文字的表述，即概括了中国现行生育政策的主要内容。

一、现行生育政策成效的评估

由于全国范围大规模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控制的效果十分明显，但由于长期实施从严从紧的生育政策，也因此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偏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等负面效应。

(一)生育政策的积极作用

虽然多年来国内外对我国从紧的生育政策存在不同看法，批评之声也时有响起。但毋庸置疑，在过去执行计划生育的30余年中，我国迅速增长的人口得到了有效控制，人口数量过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大大减少，生育政策的成效十分显著。从学者的研究成果分析，我国生育政策的成效既体现在对人口数量控制的直接作用，也突出表现在因为少生而节约抚养成本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陈卫等1的研究结果表明，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转变时间缩短，人口乘数降低；稳定低生育率有利于减低人口的增长惯性，削减人口的峰值高度。因此，中国的人口控制不仅对我国的生存与发展会产生深远影响，而且有着重大而现实的国际意义。

此外，杨魁孚2等采用假设推断的方式，分析了中国在过去的27年实施计划生育所取得的成就。他认为，在27年中，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少增长了3.38亿人，年均约1200万人；期内中国城市一个0~16岁的少年儿童的抚养费用最低为9.5万元，农村为3.6万元，可推算出因计划生育少增长的人口使国家和家庭节省的少年儿童抚养费约为7.4万亿元，计划生育的投入产出比高达1：80。

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尝试量化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贡献，王金营3的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28年间中国累计少出生人口在2.64亿~3.20亿之间，总人口累计少增加2.31亿~2.99亿；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最小贡献为57.88%，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贡献了61.21%。

(二)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

关于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的争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出生性别比失衡。近几十年来，中国伴随生育率的下降出现了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升高现象。2003年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已经达到120以上。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不正常的性别比偏高与我国生育政策存在一定联系。

第二，人口老龄化加剧。学界的研究结果表明，现行生育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张车伟指出，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的主要困境是，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相比，我国是在大力控制人口增长政策驱动下，出生率长期持续下降而引起的“未富先老”。

第三，劳动力供给短缺。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老龄和少儿被抚养人口所占比例低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或曰“人口红利”期。但伴随“人口红利”的“利率”下降和整个“黄金时代”的结束，在生育水平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下，劳动年龄人口会比总人口更快地进入低增长和负增长的阶段，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降，而老年人口比重和绝对数量都将迅速上升。

第四，家庭规模迅速缩小，家庭承担风险骤然升高。近年来关于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的研究也成为一个热点。穆光宗4认为，独生子女家庭存在五大风险：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第二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一个孩子天然地缺乏同伴教育的良好环境；第三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如果前两个风险发生，养老风险必然发生；即使避免了前面的风险，养老风险依然存在；第四是社会的发展风险，如果发生前面的风险必将波及整个社会的发展；第五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者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国防的风险也是多少存在的。

二、生育政策的未来调整方向

要想实现国家整体政策的平衡和协调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以下三方面可以作为计划生育政策未来调整考虑的方向：

(一)从限制向鼓励型政策转型

在未来的阶段里，考虑如何以引导和鼓励的方式对个体的生育行为进行理性约束，是计划生育决策部门需要继续重点思考并细化的问题。在本研究看来，独生子女政策在人口压力大的地区并非一定要废除，但可以鼓励性政策的方式作为二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补充存在，这样可以在尊重个体权利的基础上有效引导生育意愿。

(二)从单一人口政策向宏观社会经济政策引导转化

未来计划生育政策还应该思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宏观层面政策去影响生育动机和原因。如利用养老政策、教育政策、社保和福利政策等配套措施去引导个体内在的控制生育愿望。

(三)着重建立强调保障与福利的利益导向性机制

实现惠民政策与计划生育优先优惠政策的衔接和配套，加快建立和健全政府為主、社会补充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是目前计生工作的重点。

参考文献：

[1]陈卫,孟向京.中国生育率下降与计划生育政策效果评估[J].人口学刊,1999,(3).

[2]杨魁孚.我国计划生育效益研究[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0,(5).

[3]王金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评估[J].中国人口科学,2006,(5).

中国生育保险政策与女性就业公平篇4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女性就业问题一直都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女性在就业中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女性的自然附着成本———生育成本。而生育保险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随着1978年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就业机制也逐渐由国家行政计划向市场机制转变,实行国家促进就业、市场调节就业和劳动者自主择业的市场就业新机制,市场成为人力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同时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拥有更大的用人自主权,在追求效率和利润的经济目标驱使下,企业对劳动力衡量的标准逐渐由政治-伦理型转向合理功利型。由此产生了劳动力之间包括男女劳动力之间的就业竞争,中国女性的就业也开始受到市场经济的考验。虽然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女性就业的领域不断扩大,就业途径也不断拓宽,但是由于女性的自然附着成本“生育成本”,再加上国家对女性劳动保护方面的要求(例如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支付女性孕期、产期基本工资和福利,给与女职工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必要的劳动保护等),使得企业雇用女性的成本高于雇用男性的成本。因此,出于趋利的本性,企业拒绝录用女性或提高女性录入标准的现象越来越多,现在甚至还出现了女研究生就业难的问题女性的生育功能使女性在就业中处于弱势地位,不能得到平等的劳动就业权。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妇女作为社会的一个群体,当然享有劳动就业权利。同时,国家也有责任创造条件来保障公民实现劳动就业权。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3条规定“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然而,我国生育保险制度在改革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与国际生育保险制度改革的趋势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第一,生育保险的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目前不少国家将生育保险的范围扩大到一切符合条件的妇女,包括非工资劳动妇女在内,有的国家还覆盖了其全体公民。由于国情和社

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我国目前生育保险的享受对象还主要是城镇正规部门以正规方式就业的女工,不包括非正规部门或以非正规方式就业的女工(个体户、家庭保姆等),特别是受传统体制的城乡分治政策影响,占生育妇女80%以上的农村妇女劳动者还未纳入生育保险的享受范围,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低生育水平下提高人口素质的客观需求是不相符的。在城镇,受%肥水不流外人田&思想影响,少数经济效益好的行业和企业,对基本保险实行了企业内部或系统内统筹和管理,明显不利于提高生育保险的统筹层次。截止2001年底,我国生育保险覆盖的职工为3455万人,约占生育保险制度内职工的30%。我国大多数省区仍停留在市、地、州、县范围内统筹,只有少数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实现了省、市级统筹。第二,生育保险费用的筹资渠道单一,仍未摆脱传统的企业保险模式。在改革中生育保险基金的筹集是根据以支定收、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筹资,由企业按照其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生育保险费,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这不仅导致职工费用意识淡薄,而且导致生育医疗费用超支现象,加重了企业的负担,这与市场经济所要求实现的生育保险费用筹资的多元化和社会化方向存在较大的差距。第三,生育保险待遇偏低。我国目前的生育保险待遇,基本上已与国际接轨,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中国生育政策篇5

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国家的巨大风险新疆7。5事件只是一个开端。今天同胞还沉醉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洗脑迷梦中，但我不能任由我们国家走向万劫不复与全社会的麻木不仁。

在昨天，历史已经见证了我的远见与爱国心；在今天我也全力以赴，反抗计划生育政策在今天的中国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的，但我无所畏惧。只因为我，陈天，高凉陈君并不想我的祖国一如苏联那样走向最终的崩溃解体；明天，历史必将会再次证明我陈天的人格与丹心！

主体民族的减少必将会导致到多民族国家的彻底崩溃解体，这个结局放于任何一个从事辽阔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的国家都合适。

不要笑话我了，只是因为我比你看得更远点也才更感到痛心疾首！

陈天的名作《帝国学与陆权战略》已经在中国互联网广为流传了，热心的读者早已经将其编成电子书供大家下载与阅读。可以预见的将来，如果中国历史最终能够长久“记住”陈天这个人，第一原因就是因为我写过一部叫《帝国学与陆权战略》的书。

那些高高在上自以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历史将会叫你最终食血。新疆的7。5事件只刚刚是个开始而已。

现在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就实际上等同于纳粹组织，但纳粹德国也有崩溃的一天，历史将会证明强制实施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国家已经造成了多么重大的伤害。

我长期研究苏联帝国崩溃解体的根源。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国内的声音几乎都是一片歌舞升平，以为从此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苏联内的民族冲突问题了，一个“真正的苏联人民”从此诞生于人类历史。

而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理想主义思想已彻底破产。

中国三十多年来持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巨大安全威胁，就表现于计划生育政策让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民族占中国国家总人口成份比例的“绝对优势地位”出现了动摇，这可是危害国本的真正大问题。

至于中国的“上层阶层”是否还铁板一块绝对支持计划生育政策，事实已经表明完全不是这样，如军方就已经对计划生育政策存在巨大的怨气，毕竟维护中国国家真正统一的核心力量是军方，是枪！

至于高凉陈君日后是否会移民新疆，如果国家有这个需要与请求，在下义不容辞，当为国赴汤蹈火！新疆作为帝国统治的“前沿地带”，需要的不仅仅是热血还要有真正一流的“政治运作与管理技巧”。

而本人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新疆驻屯军”设想的坚定支持者。一句话，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帝国，而帝国的恒久生存发展就必须要按“帝国的生存法则”来运行。

改革开放之初，邓公认为为了国家经济发展，军队的发展要“忍一忍”，结果大量军事装备研制工程下马为经济发展让路。但这一政策也是暂时的，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台湾独立风起云涌，军队装备研制大发展又重新上路。

同样，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计划生育政策也有其合适的一面，毕竟那时国家极穷，要控制“食口数量”，要将国家资源优势都投入于发展经济。

问题是世界都是变动的，时至今天中国国家的形势已经彻底改变。国家经济上来了，但国家安全形势却日益恶化了，新疆发生的7。5事件就是严重的警示。而在新疆平暴之类的“帝国统治控制事务”工作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我们的军队，是我们控制的枪。而决不是计划生育委员会。

人有三衰六旺，国有轻重缓急。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为今中国计，未来中国的安全形势将向何种方向发展，将完全取决于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否。而与军队的迫切需求相比，牺牲下计划生育委员会又算什么？！

在人类帝国的运行机制中，从来都是“枪”在发生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其它。在MSL极端势力全球爆炸性扩散的今天世界里，决定中国国家安危与汉民族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民军队的忠诚与强大”而不再是其它的一切虚幻的东西。

因此，与人民军队作对，你就是中国的敌人，汉民族的敌人。好自为知之。

当“国家安全”已经上升进而取代“国家发展”而成为国家政策的首要关注目标之时，国家的政策就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这是无法回避的重大决择问题。

发展是硬道理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当“国家安全”已经无法再为“国家发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环境之时，“国家发展”的政策就必须要为“国家安全”的政策而让路。象苏联帝国都样，国家都崩溃解体了，还发展什么？！

因此今天计划生育政策必须作出重大调整是必须要的事情，与趋势为敌你就是历史的罪人。

象中国这么一个从事着辽阔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国家，主体民族如果没有足够充沛的人口数量优势，国家军队将无法对“帝国统治的前沿地带”进行“足够密度与足够深度”的严密控制。

这样帝国国家社会就会日益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安定因素”与“地区无政府现象”。帝国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统治控制的日益剥弱，一旦“力量的真空地带”出现，其它各式各样的分裂势力与封建割据势力就会迅速沉渣泛起进而取而代之。

日后一旦帝国中央政府出现突发性危机与事件，诸地区间早就潜伏着的分裂主义势力与割据势力就会立即揭杆而起“分土裂国”。苏联帝国的彻底崩溃瓦解冰冻三尺决非一日之冷，因鉴不远中国当时时自警醒反省。

搞国家战略级别的预测从来就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但这些事一个大国，帝国中总得有人做才行。这也是华夏文明为什么能够历经那么长久的历史风霜吹袭数千年来不断绝于人类历史的核心根源。

我的影响力在中国互联网极为广泛，如果我的理论是书呆子理论那么我也无法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拥有这么巨大的影响力。我这个人是无所畏惧的，早年我就直接向国务院写过信表达过我的观点与看法，最高层是完全知道我是谁，并且是个什么人的。我的网名叫高凉陈君，实名叫陈天，我的身份证号码最高层都知道的，有话就说，就事论事就是我的风格。

我从上互联网之始就开始网络实名，我的重要评论从来都是直书真名的，因为我必须要向历史负担，并自认为自已的东西能够最终经受得起历史的考验。

我现在坚决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首要就是中国国家目前的安全形势已经不容中国政府在人口政策上再作“驼鸟政策”了。如果中国国家最终如苏联帝国那样崩溃解体，经济发展的成果最终不能够为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民族所用，我们今天还有必要要拼着老命发展经济吗？！我们绝对不能够容忍我们努力发展经济却最终为了别人做了嫁妆。

在我心目中“保住劳动成果”与“创造劳动成果”同等重要。

毛泽东主席说过，只要有了人，人间的一切奇迹都能够创造。我当然不认同人越多越好的想法。但在中国今天高度城市化的现实背景下，只使完全开放人口政策，中国也断然不会再现人口爆炸性增长的可能。

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高能量消耗密度”社会，人口的再增长潜力早就被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生存压力所彻底抑制住了。这也是今天的日本，韩国与欧洲国家为何只使从来不曾实施过计划生育政策却人口反而出现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核心根源。

如果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宣传专家与高官能够胆敢同我开展电视讨论直播会，我能够奉陪到底。

现在中国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已经由“国家发展”渐步转向“国家安全”领域了。如何在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与MSL极端势力急速全球扩张化的历史大背景下重新定位中国国家的内外方针大政，持续保持中国国家的主体民族在全球一体化时代的根本利益与“可持续发展”已经是摆在中国政治领导人面前必须立即着手解决的核心大问题。

由其是MSL极端主义全球化将会对地球上今天占据“主导”地位的各国政府将会带来何种程度的冲击与深远影响，这对于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主席胡锦涛，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们而言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棘手大问题。

当年丘吉尔在评论张伯伦时，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和平爱好者，但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所面对的飓风有多么的巨大！

同样的道理放置于今天的中国，美国与俄罗斯诸主流大国面前也一样。

MSL极端主义借助全球一体化浪潮正急速地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泛滥成灾，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主流大国的政治领导人也在“摸着石头过河”，毕竟这可是全无古人的大问题。

极端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必将持续弱化中国国家的主体民族汉民族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绝对控制能力，这一点可是明确无误的现实问题，相信这道理主席，总理们比我们都深有体会。

连美国本土的胡德堡都会发生恐怖袭击，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可以预见吗？！他日地球上世俗的文明社会我们能够相信谁，依赖谁“一点即明”！

高凉陈君

生育政策宣传篇6

鼓励公民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山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公民，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具有下列特殊情形之一，经夫妻双方申请、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

（二）经设区的市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确诊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三）曾患不育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四）夫妻双方均为少数民族的；

（五）夫妻一方从事矿工井下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只生育一个女孩的；

（六）夫妻一方从事外海、远洋捕捞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只生育一个女孩的；

（七）夫妻一方为烈士的独生子女或者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的；

（八）夫妻一方为非遗传性残疾失去劳动能力的，只生育一个女孩的；

（九）再婚夫妻一方只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的。

夫妻双方均为农村居民且以农林牧渔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具有下列特殊情形之一的，经夫妻双方申请、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男方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的，与女方父母共同生活并履行赡养义务的（女家姐妹数人，只照顾一人）；

（二）兄弟两人以上，只有一个有生育条件的，且只生育一个子女，其他兄弟均已丧失生育条件并未收养子女的；

（三）在与内陆不连接的海岛定居的。

只生育一个女孩，母女均为农村居民且母亲居住在农村连续五年以上，农林牧渔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经夫妻双方申请、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夫妻双方再婚前各有一个子女，均随前婚配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经夫妻双方申请、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女方为初育的须年满二十五周岁，女方为再育的须年满三十周岁。

惠民政策

一、晚婚晚育奖励

男年满二十五周岁，女年满二十三周岁初婚的为晚婚，已婚妇女年满二十三周岁妊娠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实行晚婚的职工，除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14日。女方为晚育的，除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假60日，并给予男方7日护理假。增加的婚假、产假应当与国家规定的婚假、产假连续使用，护理假应当在女方产假期间使用。增加的婚假、产假、护理假，视为出勤，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二、独生子女奖励

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凭证享受以下优惠待遇和奖励：

（一）从申请《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当月起至子女年满14周岁止,每月给予不少于13元的奖励费。奖励费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发50%。城镇无业人员和农民的奖励费

由户籍所在地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兑现。

（二）独生子女父母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后加发本人标准工资5%的退休金,加发后超过100%的部分不予计发。独生子女父母为企业职工的,退休时由所在单位按本市上一职工年平均工资的30%发给一次性养老补助。

（三）独生子女父母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后加发本人标准工资5%的退休金,加发后超过100%的部分不予计发,其经费从原工资渠道列支。独生子女父母为企业职工的,退休时由所在单位按本市上一职工年平均工资的30%发给一次性养老补助。

三、人口和计划生育公益金救助

公益金资金救助的范围和标准是：

（一）夫妻一方户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且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独生子女家庭，其未成年独生子女死亡、重大伤残或患有重大疾病（尿毒症、癌症、重症肝炎及并发症等）的，给予其家庭一次性救助。

（二）村（居）计生主任任职期间因公发生重大意外伤残的，给予一次性救助。

（三）经市公益金办公室研究确定的其他特殊情况。

四、生育一个女孩，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条件，自愿不再生育奖励对于只生育一个女孩，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条件,有生育能力,自愿不再生育,且已办理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由夫妻双方单位分别发给不低于500元的一次性奖励。城镇无业人员和农民的奖励费由户籍所在区市人民政府或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兑现。

五、立农村独女户大病统筹保险制度

对于农村独女户家庭母女大病统筹制度的基本条件：

（一）母女均为农村居民或界定为农村居民的；

（二）符合二孩生育政策自愿报名终生只要一个女孩的独女户家庭；

（三）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

（四）签订协议不再生育也不再收养的。

对于符合上述条件的家庭，免除独女户家庭母女两人承担的农村居民大病医疗保险个人承担部分的保险金。由镇予以缴纳。

六、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

（一）奖励扶助对象。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奖励扶助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本人及配偶均为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

2、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1973年至2001年期间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

3、现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

4、年满60周岁。

（二）奖励扶助标准。符合上述条件的奖励扶助对象，按照每人每年600元的标准发放奖励扶助金，直到亡故为止。已经超过60周岁的，以该政策开始执行时的实际年龄为起点发放。发放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金不计入奖励对象的家庭收入，不影响其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五保户”待遇。

七、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

（一）特别扶助对象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扶助的对象是：全市城镇和农村独生子女死亡或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家庭的夫妻。扶助对象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夫妻双方均应在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女方年满49周岁；

3、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

4、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伤病残达到三级以上）。

符合上述条件的对象，由政府发放特别扶助金。因丧偶或离婚的单亲家庭，男方或女方须年满49周岁开始领取特别扶助金。特别扶助对象再生育、再收养子女或伤病残的子女康复后，中止领取特别扶助金。

对于独生子女伤、病残或死亡而女方尚未达到49周岁的家庭，由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为其提供精神抚慰、经济救助和医学咨询指导等服务，帮助有再生育意愿的家庭实现再生育。

（二）扶助标准

独生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的夫妻，由政府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10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为止；独生子女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由政府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8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或子女康复为止。

对目前已享受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的独生子女伤病残或死亡家庭，按照本方案规定相应调整扶助标准。对年龄不满60周岁享受特别扶助制度的农村对象，年龄达到60周岁以后，仍继续执行本方案规定，不再重复执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

八、育龄妇女住院分娩补助制度

（一）补助对象的条件：

1.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生育；

2.在具有资质助产机构分娩；

3.2012年1月1日以后分娩；

4.具有我市户籍的育龄妇女或婚嫁到我市但尚未落户的育龄妇女及在我市连续居住并接受现居住地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一年以上、具有稳定的职业和住所的流入育龄妇女。

（二）补贴标准

每名妇女补助500元。该项补助不计入补助对象的家庭收入，不影响其享受其他待遇。

九、落实长效节育措施奖励

鼓励已生育子女的夫妻选择长效措施,有条件的区市对落实长效避孕措施的育龄夫妻可给予100元以上的一次性奖励。对于放置宫内节育器又怀孕的育龄妇女，在落实节育措施后给予100元的补助。

十、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服务项目(1)孕情、环情监测；(2)放置、取出宫内节育器及技术常规所规定的各项医学检查；(3)人工流产术、引产术及技术常规所规定的各项医学检查；(4)输卵管结扎术、输精管结扎术及技术常规规定的各项医学检查；(5)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诊治

违法生育法律责任

1、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由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以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上一统计公报公布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基数，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按照男女双方各自的子女数分别计征社会抚养费。

2、对符合条件，未提出生育申请而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责令其限期补办生育证，并按照第基数的二分之一征收社会抚养费。

3、对符合基本条件、女方未达到规定年龄，未经批准而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照基数的二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4、对不符合条件而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照基数的三至四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5、符合法定结婚条件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应当自生育之日起六十日内补办结婚登记；逾期未补办的，按照基数的二分之一征收社会抚养费。

6、对不符合法定结婚条件而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按照基数征收社会抚养费，并不再批准其生育第二个子女。

7、有配偶者与他人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按照基数的四倍征收社会抚养费；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照基数的五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有配偶而重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按照基数的五倍征收社会抚养费；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照基数的六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当事人年实际收入高于基数的，以年实际收入为基数计征社会抚养费。

8、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第三个以上子女的，按照基数的六倍以上十倍以下征收社会抚养费。当事人年实际收入高于基数的，根据情节轻重，按照其年实际收入的六倍以上十倍以下征收社会抚养费。

9、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流动人口征收社会抚养费，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四川资中:调整生育保险政策篇7

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近日决定调整生育保险政策。

参加城镇职工生育保险的女职工, 生育医疗费定额结算标准上调为, 三级医院剖宫产5000元, 顺产3000元。二级医院剖宫产3800元, 顺产2200元, 未达到定额结算标准的按实际支付结算。参保男职工未参加生育保险的配偶, 一次性生育医疗费补助按参保女职工待遇标准结算。将财政全额支付工资的参保单位女职工生育补助由1000元/人, 调整到按照企业参保女职工待遇标准支付, 即按参保人员缴费基数的日平均数乘以法定产假天数计发。新增产前检查费用, 按800元/人的标准, 支付给参加生育保险的育龄妇女包干使用。增加护理假津贴。凡随用人单位参加城镇职工生育保险的男职工, 可享受护理假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按职工所在单位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计发。

中国生育政策篇8

[摘要]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断随时局的变化而更迭，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酝酿与艰难起步时期、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基本国策及强硬实施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与二孩新政时期。20世纪90年代之前，计划生育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将中国的出生率在短期内强制性地压了下来，遏制了人口激增的趋势，同时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然而，这种迅速的人口转变也导致了人口政策老龄化、家庭结构不稳定、家庭功能式微、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各个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社会效应是不一样的，制定符合国情的计划生育政策和营造政策实施的社会环境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演变；人口问题；社会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3-0100-06

一、绪论

20世纪50年代，人口学家根据大量实地调查，得出无节制的生育会引发严重社会问题的结论，并开始倡导有计划地进行生育。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步步收紧计划生育政策，并将早期的“最多生两个孩子”的政策转变为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即独生子女政策。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快速地降低了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及增长率，缓解了社会资源不足可能产生的矛盾。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转变，原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已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的基本国情，逐渐成为制约人口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老龄化提前到来的国情下，人民过低的生育意愿及我国的核心家庭结构状况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于是放松一胎化的政策建议在近几年逐步酝酿，“一孩半”政策、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开放二孩新政策相继出台。生育政策的转变旨在改变现今脆弱的家庭结构模式以及一胎政策带来的老龄少子化问题。本文试图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演变做一系统的社会学分析。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酝酿与艰难起步时期

（一）计划生育政策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曲折实施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百废待兴的环境下，人民的生育意愿随中央的号召而持续高涨，直到1953年人口出生率高达37.00‰[1]才引起人口学家们的重视。次年，经过实地调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的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计划生育的重要性。1955年计划生育的理论性政策雏形初定，政策提倡节制生育、合理避孕，对生育人数并没有严格的控制，但因技术限制、思想传统及宣传不到位等条件制约，直至1956年后政策才缓慢展开实施。伴随着大量相关社论和学术专论的发表、人口研究室的成立，我国的计生政策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人口出生率也由1954年的37.97‰下降到1956年的31.90‰[1]。然而好事多磨，1957年的“反右派”（主张计划生育的人口学家被视为“右派”）加之1958年的“大跃进”将初见成效的计生政策扼杀在了摇篮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政策以城市为突破口，倡导基层领导的带头作用，加强宣传力度并推广避孕药的使用（由政府免费提供），同时扩大避孕用品的供应网点，重视避孕手段的技术性，出现了大量正规高效的节育部门，这些措施又一次将出生率从1963年的高点43.60‰下降到1965年的38.06‰[1]。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下，尽管政府没有放弃控制人口的方针，但受到“文革委员会”打击的计划生育机构名存实亡，计生政策被迫停滞。“文革”期间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国家领导人还是克服重重困难，明确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战略任务。1971—1978年，计生机构逐步恢复，国家也加强了对计生药具的生产和管理，计生政策逐步走上正轨[2]。

（二）早期人口政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人口是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3]284。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发表《历史唯心观的破产》，极力强调人的创造性并批判了马尔萨斯的悲观人口论[4]。于是在鼓励甚至表彰多生的大环境下，一系列限制节育的社会政策（如严禁堕胎、限制绝育手术等）也随之开始实行，养儿防老的历史观念受到政策的保护，导致人民的生育欲望高涨。高生育率在为未来经济发展创造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埋下了人口膨胀的隐患。持续的高生育率产生的大量新增人口提高了社会的抚养比，并对社会公共设施（医院、学校等）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因此，通过计生手段来控制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产生矛盾后的一种选择。在马克思的社会变迁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导致变迁的根本动力。中国社会初期没有严格的人口统计制度，由于人口激增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使政策制定者发现了问题，并开始有计划地设计和推动社会的发展，将社会发展的走向置于可控的范围内。社会的变迁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所以相应的，如果人口政策固定不变就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

（三）社会学角度的早期计划生育政策分析

社会政策的产生基于社会需要，当人口激增阻碍了社会发展，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产生不平衡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就成为社会政治制度的一种选择，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因其特有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强制性在解决人口激增问题上迅速见效，且因其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并集中社会力量去解决问题的特点而满足了社会发展平衡的秩序需要。计划生育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在宏观上有广泛展开节育措施的大政方针，在技术手段设计上有人口及社会学专家提供建议，在运行方案设计上有政策制定人员的基本方案、实施细则。这一社会政策的决策模式，由最初带有精英色彩的决策模式，即毛泽东主席主导的鼓励生育，变为代议制民主决策模式，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经各方讨论，制定出了修正后的计划生育方针。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各机构发挥了自己的功能，并通过合作完成了控制人口这个共同的社会目标。

从价值分析的角度来说，早期计划生育政策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群众多生多育的行为无疑是外部刺激下的集群行为[5]122，这种无组织的大规模行为往往容易失控，而计生政策顺应了社会对人口数量控制的要求，缓解了人口激增对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压力；从价值中立的观点也可以看出，计生政策在顾全大局的同时不可能顾及每个人的生育意愿。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说，虽然政府在准备期间投入较大（如免费提供避孕药、对绝育手术进行技术革新、增加宣传范围及力度等），但后期成效是显著的，计生政策的有序进行，不但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也促进了社会整合，从而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正向作用。从政治分析的角度来说，国家通过计生政策一方面实现了稳定发展社会的政治目标，另一方面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这一动态平衡的过程也可以用帕森斯功能主义的社会均衡论AGIL模型来解释：因为突然的人口激增导致了适应子系统（如初级社会群体和经济体等）无法正常进行经济活动，从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与问题需要整合子系统（如法院及政府机构）进行调和，制定硬性的法规政策，最终形成计划生育的基本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即为维持模式子系统）。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相对安定，所以社会系统可以自动进行协调平衡，但当“文化大革命”作为一种社会冲突打破了这种平衡状态时，政策便无法实施。

三、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基本国策及强硬实施时期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规范化与制度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计划生育政策愈发严苛，我国在1984年提出“晚生、晚育、少生、优生”的口号，并提倡一对夫妻一个孩。一孩政策在城市的实施效果明显好于农村，因为价值观念与生活生产方式的差别，政府并没有教条地严禁农村的超生行为，只声明“农村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实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进行安排，任何情况都不能生三胎”[6]。随着国家计生委等组织机构日趋健全、政策宣传工作全面展开，群众自觉产生了节育意识且配合度有所提高，被写入宪法的计划生育政策终于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走向制度化与规范化。计生政策的有效实施使中国当时的人口数量维持在社会可容纳的范围内，“据1988年千分之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样本已婚育龄妇女节育率为71.21%，全国有2800万对夫妇领有独生子女证，占已婚育龄夫妇的13.79%”“计划生育的深入展开，使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控制在15‰以下”[2]91，社会资源生产与人口数量增长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和谐发展。

（二）强硬的计生政策与低生育水平下的家庭结构特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独生子女政策一直在城市地区稳定高效地施行着，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观念转变，从起初对量的追求转变为对质的关注，更产生了无生育意愿的丁克家庭，“中国的意愿生育数逐步下降，大部分地区已经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不足2个）”[7]。低生育意愿直接导致了低生育水平，加之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的不断提高、家庭生命周期起始年龄后延，拉长了代际间隔并直接影响到社会家庭结构。我国的社会家庭结构由早期传统的“小家族”式联合家庭[8]变为“421”的倒金字塔结构，即双方父母、夫妻二人、一个孩子。伴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育年龄，这种不稳定的家庭模式呈现出主流倾向。低生育水平下的家庭结构特征还表现在易出现残缺家庭，如失独家庭等，而这种情况又会引发家庭空巢时间提前、空巢期延长等问题。

（三）独生子女政策产生的影响及其社会学分析

独生子女政策在减缓了中国人口激增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

1.“421”家庭结构的隐患—家庭功能的式微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9]。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初级社会群体，维护着社会现存结构并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而“421”家庭的结构脆弱不堪导致了家庭的功能式微，主要表现为赡养功能的弱化和对子女初始社会化功能的退化。独生子女成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代后，家庭给予他们的不再是保护与支持，而是无尽的负担，四个老人的赡养加上如今成本极高的一个孩子的抚养，普通的工薪阶级在高负荷的生活压力下还要面对老人要不要送养老院的道德考量，更糟糕的是，许多独生子女在看清现状后不愿意生育，这就威胁到了家庭最基本最核心的生育功能。

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如今我国老龄化问题十分严峻，没有福利国家完善的社会政策与社会组织支持，这种典型的“未富先老”状况，在养老院和养老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不堪重负的子女不愿赡养老人、老人无家可归的情况频频发生。虽然少部分发达地区已经采取应对措施，发展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但这些模式还有待推广。

家庭对儿童的社会化功能发生在生命的早期，其主要任务是向儿童传授认知本领，使其内化社会文化规范和价值标准，能够正确理解社会关于各种角色的期望和要求[5]78。中国的家庭在养育孩子的功能上显得尤为特殊，父母因为是双职工，很难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同时孩子也没有同胞兄弟姐妹的陪伴，只有祖父辈的亲人可以完成孩子的早期社会化，因而隔代教育的弊端显露无遗：一方面，老人对孩子的溺爱会造成孩子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另一方面，祖辈较落后的观念与一些不健康不科学的生活方式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行为。还有一种情况是家庭完全将社会化的任务转交给幼儿园（现代化家庭的许多功能都逐步被社会机构所承担），但如今中国幼师的水平不尽如人意，对孩子早期人格形成的影响效果可能还不如隔代教育。综上，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早期社会化环境堪忧。

2.性别比例失衡—社会失范现象的加剧

出生婴儿性别比反映的是婴儿出生时男婴与女婴数量上的比例关系，通常表示为平均每100个活产女婴所对应的活产男婴的数量[10]。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发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5.20，但仍有部分地区（如南方或农村地区）因为性别偏好而造成男婴数量远远超过女婴[11]。性别比例失衡的主要原因还是“养儿防老”的从众心理，尤其在农村地区，家庭的超生成本很低而生男孩的愿望高，所以基本上一家至少会生一个男孩；而对于严格限制超生却又有生育男孩愿望的城市家庭来说，通过科学的手段保留男孩将女婴堕胎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状况直接造成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失衡，而间接造成的社会隐患就是男女的婚配不当和拐卖妇女的社会失范现象。

默顿的手段-目标论可以解释这一失范现象。默顿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文化体系为每一个社会成员规定了目标，但社会结构的特征并不一定能为所有成员提供得到目标的合法手段[3]251。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结婚生子的目标，但在社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结构特征中，注定占比大的男性群体无法每一个人都达成目标，而这一群体往往源于生男偏好大的农村，最终导致许多农村婚龄男子在坚持结婚目标的同时，选择不合法的拐骗手段或买卖婚姻。

3.人口素质逆淘汰—高素质人口比重的减少

人口素质逆淘汰最早由英国优生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提出，他将查尔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进化论引用到社会学领域，认为现代社会中的科技、法律、伦理道德等因素会创造出一种环境，这种环境使一些该被社会所选择的强者遭到淘汰，而本应被淘汰的弱者却意外地生存了下来。这种对人口的逆向选择，其实就是一种高素质人口被低素质人口挤压所产生的有悖于优胜劣汰的现象。简单来讲，人口素质逆淘汰就是指高素质人口比重不断缩小，而低素质人口比重不断扩大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我国主要源于两种情况：一种是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生育率差异造成的人口素质逆淘汰，即我国城乡二元化导致农村对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严格执行的结果；另一种则是由计生政策直接造成的因患遗传病而放松生育标准导致的人口素质逆淘汰。政策对这种家庭的宽松政策表现为，如果生育的第一个孩子是非遗传性患者，通过相关医疗机构检测，允许其生二胎。许多隐性遗传病患者通过这种方式生下患病可能性更大的孩子，相对增加了残疾人口的比重，降低了我国的人口健康水平。目前在我国，严格执行计生政策的往往是各方面条件都较好的家庭，他们有能力为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成长环境，但却因为受过高等教育而更注重孩子成长的质量，只优生优育一个孩子，尽管有生育二胎的愿望，也因政策的束缚无法实现。

四、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与二孩新政时期

（一）从单独二孩政策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负功能越来越明显，在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终于提出了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同年12月，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开始实施。新政出台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29个省对已育有一孩的“单独”育龄妇女进行生育意愿摸底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单独”夫妇二孩生育意愿为60%左右，妇女年龄越小，二孩生育意愿越高[12]。在单独二孩政策出台之前，对是否直接全面放开二孩的争议一直很大，部分学者认为在如今低生育意愿的趋势下，应该尽快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北大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通过韩国1996年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却使生育率不升反降的实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只有在生育水平高于1.6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才有可能使总和生育率明显反弹。而我国的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2012年的1.499到2014年的1.579[13]，虽有缓慢提高却也一直低于国际给出的最理想生育水平2.1。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二孩新政会使中国再次迎来生育高峰，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教授认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会使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高达4.5，他认为在政策放开后我国将经历带有爆发式累积效应的二孩生育模式，所以单独二孩政策作为过渡，实现了二孩新政的软着陆[14]。于是在得到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的数据之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最终确定从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

（二）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正向功能与负面影响

1.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正向功能

全面二孩政策的正向功能主要由家庭赡养功能和子女社会化功能的改善来体现。

从宏观角度分析，每家两个孩子是国际公认的最理想家庭结构模式，全面二孩可以改变中国“421”式的脆弱家庭结构，进而改善老龄化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首先，两个孩子的家庭使原先倒金字塔的结构变得相对稳定，而在老人赡养的问题上，两个孩子的负担小于独子许多，不仅体现在因病照料所花费的时间、金钱上，在心理上也能得到来自同辈人的家庭支持。其次，两个孩子可以减少失独家庭的悲剧，因病或事故而丧失独子的空巢家庭如今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问题，这些老人可能在年迈时丧失了独子，不能再生育却老无所依，大部分社会养老机构因不想承担责任而不接受没有监护人的老人，导致老人失去了家庭与社会机构的双重保障，种种原因使得失独老人晚景凄凉，在经济问题与心理上饱受煎熬。而两个孩子恰恰可以解决失独危机。

从微观角度分析，二孩政策有利于孩子的初始社会化。家庭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化场所，对人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儿童与青少年是心智尚不成熟又缺乏判断力的群体，在社会化的初始阶段如果没有受到良好环境的影响，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独生子女表现出的以自我为中心（自私且缺乏同情心）、心理承受能力差等问题正是在父母无暇顾及的同时又缺少同龄群体与之互动的结果，再加上老人的溺爱，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孩子的早期社会化。二孩政策增大了孩子健康成长的可能性，使我国的传统家庭结构得以择优传承。

2.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负面影响

全面二孩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对社会经济而言的。

从本质上讲，全面二孩是一项面向未来的政策，它的效益不仅不能在当下立即体现，反而会因为政府在支持新政的过程中加大支出而消耗社会资本；从社会安定的角度讲，第一批“二孩”成长为青壮年并带来“人口红利”的同时，也可能引发一些问题：即使生育意愿没有提高很多，过大的人口基数也会产生庞大的新增人口，社会的就业压力显现，同时因资源不足产生造成扰乱社会安定的问题；从医疗卫生的角度讲，人口的增加也意味着国民的就医条件会有所下降，民众对基础设施完善的要求也会更急迫。

从当下来看，生育两个孩子可能会加重家庭的负担。过高的养育成本使符合满足条件的育龄妇女对生育二孩态度消极，普通的工薪阶级对养育两个孩子的成本抱有消极预判，所以新政的“冷遇”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我国二孩新政的实施现状

1.二孩新政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自单独政策出台后，就屡现第一个孩子不接受的问题，事件发生频率之高足以引起各界的重视。究其原因，首先，许多育龄夫妇的第一胎正处在青春期，两胎之间的年龄差距大易发生过激行为（差一两岁或第一胎已经成年的情况比较不容易发生过激行为）；其次，独生子女的初始社会化没有得到良好的完成，其偏执的性格不但可能造成以自杀相威胁的行为，甚至可能伤害同胞弟妹。此类恶性事件可以通过环境的改变而有所改善。如多在公共娱乐场所设置适用于两个孩子一起玩的设施，在幼儿园的教育中通过游戏互动加入对新家庭成员友善的心理认知（学校作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也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父母在与孩子的互动中使用一些让孩子向往兄弟姐妹情节的动画片、绘本等，一孩对二孩的排斥心理就会大大减弱。

用米德的“角色扮演”理论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儿童作为可塑性较高的群体，其行为模式是可以根据周围环境的影响而改变的。在社会整体渲染出一种两个孩子和谐相处的氛围后，孩子对另一个与自己同样的小生命的接受度会大大提高，在这一社会化的过程中，父母与老师作为孩子的“重要他人”，将孩子友善接纳二胎的心态内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父母能用行动让孩子感受到有弟弟妹妹这件事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反而是多了一个人陪自己，那么孩子也就会慢慢认同并扮演好哥哥姐姐的角色。

2.民众对二孩新政选择行为的预测分析

对家庭而言，家长对养育两个孩子有着消极的预判。许多父母认为生育二孩的投入会大于产出，这种结论得出的原因可以用托马斯的互动论来解释。人们因为当今过高的生活成本（高房价、高育儿成本）而认为生养两个孩子是无法负担的，于是这种被认定的情景就会造成真实的影响，二孩新政遭冷遇也就难以避免。育龄夫妇对生育二孩的消极态度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实施，所以在二孩政策推进的同时，相关社会政策的完善显得尤为重要，如控制房价的不合理高涨及对生育二孩的家庭提供适当补助（如生产假期补助、孩子教育补助等），使家庭的生活负担缓解；社会各界人士也可以参与到支持政策的队伍中，如房地产商可以开发销售二孩户型，电视台也可以多制作一些与二孩相关的影视作品。

五、结语

自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由松渐紧的政策为民众的生育选择提供了范式，改变了人们对生育子女数与养老有保障成正比的刻板印象，作为一项社会政策，它在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发挥了文化子系统维持模式的作用，从而实现了整合社会人口、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并通过政府的执行达成了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但政策周期理论也让我们客观地认识到计划生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当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社会问题甚至影响到初级社会群体并使其功能式微时，民众就需要逐渐改变既定的生育观念、配合二孩新政。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跨时代的变迁，在不断地摸索中制定出了适应当下的全面二孩政策。但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却使得人们的生育意愿迅速下降，要想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民众对未来的预期及对生育政策的积极响应就十分关键。各级管理部门和整个社会应努力营造出一个适合普通百姓家庭养育二孩的社会环境，让育龄夫妇对生育政策产生积极态度，从而发挥计划生育新政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应有的社会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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