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共涵盖5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贸易结构论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成为经济领域的两个热点问题，并各自形成比较成熟的体系，但将二者联系起来研究二者关系的并不多。本文选取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与现状，并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中美贸易结构看中美贸易摩擦
摘要：通过对比研究中美贸易结构可以准确理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理论逻辑。研究表明，第一，中美贸易结构由产业结构决定，且具有互补性。美国服务业高度发展，技术转让、金融等服务贸易比重较大;中国制造业比重较大，核心技术依赖进口。第二，美国对外贸易呈现逆差是长期现象，并非仅由中国引起。美国在中美贸易中货物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贸易失衡并不代表利益受损。第三，美国挑起中美贸易争端的经济学理论逻辑是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遏制和对工业中间品货物贸易顺差的打压。为更好地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内我国应根据美国贸易结构，制定针对性强的贸易反制措施，降低美国贸易政策预期。长期来看，我国则应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提升核心技术的独立性，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优化贸易空间结构，发展替代贸易;完善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机制，协调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新经济业态提振内需，构建内生性长期增长模式。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贸易结构;产业升级;贸易不平衡;政策选择
一、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呈现多极化发展，以中国、巴西、印度等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兴起，有力影响了世界经贸格局。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积极融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通过参与国际加工贸易，不断提升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力保障了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持续发展。
在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历程中，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后，中美贸易争端此起彼伏，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态势。2017年以来，美国以“美国优先”战略一方面对内大幅度减税，降低美国生产成本，推行“再制造业化”，提升美国传统制造业比重;另一方面，对外则通过增加报复性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试图转变美国对外贸易的失衡。2017年8月，美国对我国实行“301调查”，并在近期密集出台对华产品加征关税措施，主动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同时不断发动对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以及欧盟国家的贸易战，引发全球经济、金融市场短期波动。美国这种全面开打的贸易政策的逻辑到底是什么，真的符合美国的贸易比较优势吗?美国对外贸易结构并非单一逆差，其中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是逆差，但服务贸易却一直为顺差。截至2018年5月，美国贸易赤字为430.53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入超657.87亿美元，服务贸易出超227.35亿美元①，而贸易结构中细分产业层面的贸易顺差和逆差的差异性则更为明显。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占整体经济的比重大于美国，对GDP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2017年底，我国进口和出口对GDP贡献均超过15%，因此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现有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认识主要围绕在技术创新与输出限制[ 1 ]、中美贸易逆差[ 2 ]、产业价值链分工[ 3 ]等方面，相关研究也揭示了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主要包括美国技术出口限制[ 1，4-5 ]，中美经济结构差异[ 6 ]，统计口径差异和统计方法、概念差异，加工贸易报关和中间商加工后转贸易引起的价格差异[ 7-9 ]等，由此造成对中美贸易摩擦原因各执一端。美国认为，由于中国升级国内技术产业的措施，侵犯了美国知识产权，相关技术转让损害了美国企业技术产权，剥夺了美国企业创新收益权，并将美国就业岗位转移给了中国工人，这是美中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重要原因②。我国则认为，由于统计口径差异[ 9 ]和全球分工体系[ 10-11 ]，现有统计口径过高估计了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应采用贸易增加值来衡量中美贸易利润收益，同时考虑美国在华企业销售额后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并不大，中美双方基本实现了共赢。实际数据分析表明，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也日益扩大，在美国放开对华技术转让等服务贸易限制后，贸易结构失衡局面是可以避免的。
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已经上升到战略层面，但中美贸易失衡的表现仍然是贸易问题，或者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仍是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借口，這需要从贸易本身入手来寻找原因。但已有相关研究集中探讨中美贸易结构的并不多，没有系统区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细分产业贸易水平对中美经济增长的影响;另外，数据统计口径争议由来已久，如何在现有贸易数据统计口径下更客观地认识中美经济与贸易关系变得十分必要。因此有必要厘清中美贸易发展格局、现状，研究中美贸易结构差异对自身贸易发展的作用，以此回应美国在贸易失衡方面的指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从贸易结构理解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较多，既有美国面对中国发展高技术制造业的复杂情绪，也有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层面等因素③，美国政府的理论逻辑是通过提高关税额度、对外商投资进行限制等贸易壁垒措施，提高美国国际贸易份额，扭转中美贸易失衡，促进美国经济发展④[ 4，12 ]。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关税是单向实施的，即只有美国能对他国征收高额关税;第二，提高贸易壁垒可以有效扭转贸易失衡结构，扩大本国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第三，扭转贸易结构失衡可以促进美国经济长期增长。当前世界多极化发展下的自由贸易规则逐步明晰，第一个条件显然是不成立的。贸易结构是由本国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结构失衡恰恰反映了美国产业结构和要素结构的不均衡性。因此，要准确回答第二和第三个条件是否成立，还需要从贸易结构入手分析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基本面。
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当不同经济体生产具有比较优势产品时，自由贸易可以提高参与贸易国的整体福利，即贸易结构依赖于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和产业。不论是具有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优势，还是不同国家技术水平相对差异引起比较成本差异，贸易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都揭示了贸易依赖于不均衡要素、产业的集聚。由于不同国家要素充裕程度不同，且商品生产要素密集程度也不同，遵循比较优势理论，每个国家都可以选取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制造优势的国家提供商品参与贸易，具有知识技术水平优势的国家提供服务贸易，在没有要素跨国流通的条件下，自由贸易可以实现世界范围内生产能力的有效配置。当要素存在跨国流通时，要素也会通过自由贸易带动世界要素均衡分配，并进一步提高参与贸易国的福利。资本输出可为资本富裕国家的闲置资本迎来长期可供回报的利息，人才流动可进一步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提高出口产业产品质量，也为发达地区知识技术转移提供服务贸易收入和可供消费的高质量商品，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发达地区知识累积和创新投入。可以看出，贸易推动商品、服务互补性发展，有利于参与贸易国家整体福利水平提升。
伴随全球化进程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世界贸易量迅速增长，同类产品差异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原有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克鲁格曼[ 13 ]提出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规模经济是引起专业化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即使在各国的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都一致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会产生差异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14 ]。实证贸易经济学进一步研究表明[ 15 ]，贸易不再仅仅是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还可以是扩大市场和获取规模经济的途径;市场消费需求引发贸易结构变化，也可以创造比较优势，消费者需求促使垄断企业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推动国家间进口差异性产品。可以看出，贸易发展及贸易结构演化不仅与国家、地区要素结构、产业基础相关，而且还受到经济外部性的影响。因此，提高贸易壁垒会降低自由贸易趋势，进而弱化比较优势和削弱规模效应，美国提高贸易壁垒无助于扭转美国的贸易失衡。
贸易失衡与贸易结构优化并不等同，贸易结构依赖于本国产业比较优势，解决贸易失衡并不一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贸易发展伴随着贸易结构演化，贸易不仅直接带动经济增长，而且贸易结构变迁还带动相关国内产业结构变动，对贸易结构合理调整可以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16-17 ]。裴长洪[ 18 ]通过对59个经济体贸易数据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进口贸易结构变化存在着明确的正向关联性，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是改善经济供给面的重要内容，经济增长与资本品进口比重显著正相关，与初级品进口比重负相关。苏庆义[ 19 ]对30个经济体与24个产业的经验分析表明，现有全球贸易结构主要还是由要素禀赋和绝对技术差异决定的，相对技术差异贡献份额较小。根据本国比较优势来优化进口贸易结构仍是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的有效措施，片面扭转贸易失衡并不能优化贸易结构，反而可能削弱原有产业结构优势，拉低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从中美加收关税的产业类别看，截至2018年8月底，美国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产品主要是高技术产业领域，属于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较大的产业，具体涉及航空航天、机械、医药、通信、电器等产业领域。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并未对贸易逆差比重较大的纺织衣物加收关税，可见美国的贸易限制对象主要瞄准了中国高技术产业。作为回击，中国对原产于美国顺差较大的大豆、汽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中国采取回应的贸易政策还仅局限于部分进口美国的货物贸易，产业面较广，主要有从美国进口的肉类、海鲜、浆果、咖啡和茶，生活用品如折叠伞、鞋靴、帽子、厨房用品，生产资料如玻璃、不锈钢材等，并未涉及进口美国的服务贸易。
由此可见，美国挑起中美贸易冲突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后发经济体技术进步可能引起的美国产业比较优势丧失，其逻辑仍然是基于中美贸易结构，力图通过贸易关税来降低货物贸易逆差。但贸易结构反映了产业结构，提高贸易壁垒无助于扭转贸易结构失衡，反而可能削弱原有产业比较优势，降低中美产业结构互补性，导致美国自身产业竞争力下滑。美国应该立足优化贸易的进出口结构，促进中美自由贸易，进而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相匹配，强化高技术产业的服务贸易输出，才有可能实现中美贸易均衡发展。
三、世界经济发展与中美贸易全球格局
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毋庸置疑，国家与地区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活动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发展根本取决于全球化进程产生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选择不同产业链环节，形成产品供给和需求互补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美两国位于产业分工体系不同环节上，在理解中美贸易摩擦之前，有必要回顾并对比研究中美对外贸易的全球格局。
从世界银行发展指数(WDI)的数据看⑤，贸易与世界经济显著正相关，且对经济贡献份额逐年上升，其中货物贸易对经济拉动力大于服务贸易。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贸易市场需求逐步下滑，使2010年后贸易对全球经济贡献总体份额下降，2017年货物贸易占全球GDP比重约为56%，服务贸易仅占GDP的12.78%，其中货物贸易下降幅度较大，而服务贸易增长较为稳定。中美两国经济深度参与全球貿易，首先体现在出口份额中，中国出口贸易占全球比重增长迅速，并在2005年首次超过美国。2017年两国出口贸易占全球份额约21%，美国出口占全球比重2008年以来一直稳定在8%上下;2000年中国出口贸易比重仅为5%，美国约10%，2017年中国出口全球占比高达12.7%，美国则下降至8.2%。其次，从全球进口贸易占比来看，中国进口比重迅速增加，与美国差距逐步缩小。美国进口占比呈现短期波动，2000年美国进口全球比重约为18.8%，此后逐步下滑，2008—2013年进口全球占比稳定在12%，2013年后有短期增长，但在2015年后又开始回落。2017年中国进口的全球比重约为10%，美国为13%。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全球格局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者需求不断增加，使得进出口比重持续攀升，尤其是初级进口品和对美货物贸易;另外一方面，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我国深度介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但仍位于全球分工的中下游，处于最终产品的加工和组装环节。随着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程度的加深，我国出口全球占比虽然有所提高，但产品实际利润较低[ 4，11 ]。
从中美贸易占各自国家对外进出口比重来看，对中国来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出口国。2014年以来美国占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约在16% ～19%区间波动，欧盟、中国香港分别以16.37%、11.75%位居其次;对中国的货物进口比重而言，中国从欧盟(12.68%)和韩国(9.53%)的货物进口比重较大，美国(8.14%)并非中国最大货物进口国，其中，中国对亚洲进出口占比将近50%，欧洲、东南亚占比都超过10%，非洲的货物进口占比也较大，2018年上半年约为7.17%，增速尤为明显。对美国而言，欧洲是美国的主要贸易地区，但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服务贸易顺差国。具体来看，中国是美国第四货物出口国(2017年比重为8.39%)，美国对欧盟⑥(18.33%)、加拿大(18.21)和墨西哥(15.7%)货物出口比重都较高;中国还是美国的第一货物贸易进口国，美国对欧盟(18.53%)、加拿大(12.94%)和墨西哥(13.55%)的货物进口比重都较高;中国是美国第三服务贸易出口国(2017年比重为7.22%)，次于英国(8.73%)和加拿大(7.33%)，欧盟地区则总计高达30.51%;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进口比重不高，2017年中国占比仅为3.21%，欧盟仍然是美国服务贸易最大进口地区，其中美国对英国服务产品进口最多，2017年约为10.49%，德国(6.52%)和亚洲地区的日本(6.09%)也较高，具体数据参见表1和表2。
四、从产业与贸易结构看中美整体经贸水平
伴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原有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增长模式已经发生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培育更加注重创新驱动，使得对智能制造等高技术产业自主研发投入不断增加，这也不断推升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对外贸易结构的不断调整，并逐步与欧美占据传统优势的高端精密制造业、创新研发等高附加值产业形成竞争关系，因此理解中美贸易摩擦还需从两国产业和贸易结构入手。
(一)中美经济增长均受惠于贸易发展
中美两国经济增长都受惠于贸易发展，但中国对贸易依赖性更强。第一，中国进出口贸易拉动经济效应明显。2005年出口贸易占GDP比重约37.5%，进口约28%，进出口贸易比重占GDP比重高于美国，且长期以来呈现贸易顺差;2005年后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比重逐步下降，2017年末出口和进口占GDP比重分别为20%、17%。而美国进出口贸易对经济拉动力在2008年短暂波动，2013年后呈现短期下降态势，但长期来看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大于中国。第二，美国对外贸易呈现逆差是长期现象。对美国而言，尽管服务贸易顺差稳步增长，但美国对外贸易总体呈现长期逆差，货物贸易逆差2017年约8 000亿美元。1980年之前美国进出口占GDP比重基本持平，从1983年后美国进口对经济拉动效应逐步显著，并长期高于出口对经济拉动效率，到2017年底，进口对经济拉动为15%，远高于出口拉动近 2.5%。第三，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与服务贸易逆差同步加大。从中国净出口结构看，1990年后中国对外贸易一直顺差，2008年和2015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转折点，其中对外货物贸易一直增长，但服务贸易2008年后逆差越来越明显，2017年中国对外服务贸易逆差约2 300亿美元。第四，商品的货物贸易是中美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持。中美商品贸易对本国经济拉动力明显，中国2005年货物贸易经济拉动率达到峰值(64%)，美国商品贸易对经济拉动力稳定上升，但近期下降趋势明显，由2010年的21%下降至2017年的不足19%。两国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比重都较低，美国为7%，略高于中国。
(二)中美产业结构差异决定了贸易结构
相对而言，中国产业结构较为均衡，农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都较高。2017年，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占43.5%，工业就业比重约为30%;服务业增加值比重51.63%，高于制造业增加值比重29.34%。中国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呈现长期下降趋势，而工业、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均处于上升趋势，其中一般制造业就业比重仍较高，1993年后中国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型，无论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还是增加值比重，二者总体上升趋势明显。在对外贸易上，中国的电力机械、电气零件、电信与录音设备、通用工业机械零部件占出口比重较大，尤其是电气零部件和电力机械占比都超过13%，服装和纺织物制成品的比重也都较大(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约6%);中国主要进口电力机械的高端成品、精密零部件和石油产品，分别占进口比重的20%和13%(参见表3)。中国服务贸易主要是进口，2017年服务贸易进口约7 000亿美元，主要是运输服务业、电信与计算机服务业、知识产权服务业、专业管理和咨询服务业。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贸易结构与本國产业结构优势息息相关，从中美产业结构的对比看，美国产业结构呈现高度服务业化，2017年服务业就业比重近84%，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6%，传统工业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工业就业比重占全国的15%，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12%。美国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但对外贸易一直长期处于逆差，其中服务贸易为顺差，货物贸易规模较大(货物出口比重占66.07%，货物进口占81.31%)，但长期都为逆差。具体而言，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货物贸易出口主要是能源产品，分别占全国总货物出口的11.41%，其中石油及石油加工品占9.74%;非药物化工品占7.15%，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出口也较高，约7.60%;汽车零部件及发动机的比重约10.26%。对外货物进口比重较高的仍为能源产品(占总进口比重约9.77%，其中主要是原油与石油产品);家用和厨房等家居用品进口比重为8.12%，服装鞋类等用品进口比重5.59%，计算机、电气设备、民用飞机、电信设备等零部件比重也较高(2.0% ～3.5%)(参见表4)。美国对外服务贸易出口占33.93%，服务贸易进口占18.68%，长期处于顺差。具体而言，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业，旅游(含求学)和维修保养服务业一直是顺差，其中知识产权和金融服务业出口比较大，分别占当前全美出口总额的16.09%和13.64%。
从中美两国海关数据来看，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及零部件主要依赖于进口，例如航空器、航天器零部件，铁道机车零部件，光学医疗设备，机械机床等;而美国贸易结构主要依赖于技术转让、金融业等服务贸易出口，国内商品消费主要依赖于进口，其高端制造业如飞机、汽车和石油产品出口量较大，进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比较优势高度一致。
五、中美两国间贸易失衡的现状
中美对外贸易有力促进了全球贸易发展，中美两国间也存在双边贸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服务贸易顺差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货物出口国。要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需从具体产业深入考察中美两国间贸易结构以及中美双方相互投资结构。
(一)中美间货物与服务贸易相互补充
根据美国商务部和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计算表明，中美间贸易体现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并且均长期存在。199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一直存在，货物贸易规模较大，主要源于进口中国商品。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较大的产品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不含汽车)和一般消费品(不含食品、汽车)。2017年前者逆差为1 428.78亿美元，后者逆差为2 286.04亿美元，二者占对华商品购买逆差的98%，资本密集型产品(非汽车)具体有机械装备品、电气设备、航空飞行器及零部件、工程机械等，非食品和汽车消费品主要有服装鞋类和家居用品、医药牙科和医药产品、家用和厨房用具及其他家居用品、玩具和体育用品(含自行车)。其余的汽车及其零部件、发动机(2017年逆差为 61.49亿美元)和原材料逆差较小(2017年逆差不到60亿美元)，食品、种子和饮料出口是顺差，但占比不高，2017年顺差为121.64亿美元(参见图1)。
中美间服务贸易在2008年前基本持平，2008年后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增长迅速，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幅明显，而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值增幅较少。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主要是旅游(个人教育和商务旅游占比大，其中商务旅游是在2000年后开始的，2017年美国对中国旅游的顺差为282.18亿美元，其他如维修贸易(11.81亿美元)、知识产权(78.40亿美元)、金融服务(31.86亿美元)、保险业(1.93亿美元)也是重要的顺差来源(参见图2)，计算机等知识产权(含视觉电子产品、电影和电视产品)、信息技术、管理、法律和商务咨询、建筑工程设计服务、工业技术、租赁业务、政府服务也为顺差，但规模不大。以顺差最大的旅游业为例，2008年后美国对华旅游服务贸易顺差增加迅速，其中教育比重较高，且增长稳定，2016年教育服务贸易顺差为125亿美元，但2013年后中国赴美商务会谈与旅游比重逐步提高，2016年顺差已近140亿美元。美国对华服务贸易主要逆差为货物运输(含海洋、码头、航空)、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研究和发展服务、会计业务、广告业务、工程建设。其中货物运输总体(含海洋、码头、航空)是逆差，但港口和航空运输贸易一直是顺差，对华海洋货物运输长期为逆差。具体如表5所示。
(二)中美非均衡的双向投资结构与规模
中美在推动全球贸易格局发展的同时，还积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贸易发展。总体来看，第一，美国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规模都高于中国。无论是从投资存量还是增量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都小于美国，但差距正在缩小。以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例(参见表6)，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仅为美国的1/15，到2017年上升至美国的近1/5。第二，欧洲是美国对外投资和吸纳投资的主要地区。2017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4 273亿美元，其中对欧洲地区直接投资约占59%，亚洲地区约占16%，主要是针对制造业投资，其中美国电气设备、电器和部件制造对外投资中欧洲占94%;同时欧洲也是对美投资的重要地区，主要为爱尔兰、瑞士和荷兰等国，2017年美国的外国直接流入投资增加了2 604亿美元，增幅近49%来自欧洲，它们在美国也投资制造业和零售业。第三，中国吸纳外资和对外投资基本持平。除金融业投资外，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 200.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9.4%，主要是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信息软件技术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尽管建筑业比重不高，但增幅较快。2017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约1 310亿美元，保持7.9%增长，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幅较快。吸纳外商投资的主要是制造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前者2017年吸纳外资338.22亿美元，后者实际使用外资近208亿美元，增幅为157%;房地产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比重也较高。
中美两国双向投资的相对规模不大。第一，中国对美投资占美国吸纳外商投资比重不高。尽管中国对美投资占中国对外总体投资比重是上升的，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流量为169.81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但从美国吸纳外资结构来看，中国投资的比重并不高，且逐年下降。数据分析表明，美国吸纳外资主要来自于欧洲国家。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395.18亿美元，不足美国吸收外资总额的1%，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具体产业主要是交通基础设施(18亿美元)、房地产(35.72亿美元)、一般制造业(16.92亿美元)和批发业(8.09亿美元)，存量最大的仍是制造业，占对美存量的比重超过25%。第二，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相对比重逐步下降。2017年美国对中国投资1 075.56亿美元，占美国对外投资总额不足1.78%;从中国吸纳外资的结构来看，吸纳美国对华投资比重也是下降的，由2000年的10%下降至2017年的不足1.8%。美对华投资产业主要是运输装备制造业、计算和电子制造业、零售业、食品制造业等产业。其中，美国对中国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的投资比重上升较快，2017年末已达15%;食品制造业下降明显，计算机、电子制造业和零售业近年来比重上升。
六、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摩擦的政策思考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伴随着中国技术研发投入比重逐步提升，中美在前沿技术创新领域的竞争可能进一步削弱中美经济结构互补性，未来中美贸易摩擦可能面临常态化。为进一步系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需要在认清中美贸易摩擦实质的基础上，继续保持战略定力，短期内制定反制贸易措施坚决反击，根据美国贸易结构，制定针对性强的贸易措施，增加美国高技术中间品成本和消费品价格，降低美国政策预期。从长期来看，中国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出清过剩产能;加大技术创新研发与应用力度，提升核心技术独立性，培育创新型经济体;进一步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制;在深化全面開放新格局、促进对外开放的基础上，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开放市场，提升中美贸易互补性，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构建内生性长期增长模式。
(一)认清中美贸易摩擦实质
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中美贸易摩擦实质和中美经济的客观现实。首先，要认清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正如前述，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学逻辑是对后发经济体技术进一步削弱美国产业比较优势的战略遏制。尽管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较大，但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限制却是由来已久;美国对外贸易逆差长期存在，并非仅由中国引起。2008年以来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扩大使得近期美国对进口中国的工业中间品开始加征关税，但有选择地忽视了纺织、鞋类等影响日常生活的商品贸易，其目的是出于对中国技术进步的限制，这是理解中美贸易结构失衡的关键。第二，尽管美国引发贸易摩擦后使美国传统制造业复苏效果明显，但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获益甚微。从经济数据来看，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确提高了美国传统制造业的经济活力，2018年第二季度美国GDP增幅达到4.1%，为2008年以来增幅最高时期，同时失业率大幅下降⑦，2018年7月底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3.9%，主要是采矿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增多，服务业失业率比重变化不大。这表明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并未显著受益于贸易摩擦，长期贸易摩擦会压抑美国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美国经济结构服务业化的趋势表明，中美贸易摩擦还可能会因此发生变动。第三，中美经济规模尚存较大差距，美国经济增长内生性较强。2017年中国GDP为101 610.13亿美元，仅为美国GDP的59%，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3%(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这是中国需要认清的客观事实。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居民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对GDP贡献，对进出口贸易依赖较小，2016年以来国际贸易持续下降，2018年第二季度净出口拉低GDP8 499亿美元(以2012年不变价计算)。
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无疑增加了中国加快经济转型的紧迫性。美国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增加关税确实会对中国钢铁、化工等行业出口有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将倒逼中国产能过剩的行业进一步去产能、去库存。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性大于美国，为应对美国贸易挑衅，合理维护中国企业海外权益，在短期内中国需要通过合理的贸易政策降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目前中国采取对进口美国农产品、飞机、汽车等优势产品加征关税的政策是合理的⑧，通过全面拉高进口美国产品价格，压制美国优势产业出口。但同时还需提高对欧盟等发达经济体货物与服务贸易比重，发展替代贸易。由于中国对美出口工业零部件、纺织服装、鞋类与医药等消费品和赴美商务、教育、旅游带来的服务贸易比重都较高，后续还可采取以下短期贸易措施：减少对美关键工业中间品出口，抬高国际相关商品价格;转移中国的一般消费品出口，提高美国相关进口品价格;降低美国对华旅游、教育出口、保险和咨询、信息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比重。另外，进一步扩大对美开放，提高中美贸易合作预期收益，“以打促和”，稳定中美双边贸易。扩大美国商品进口，缩小中美货物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的开放力度，促进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
(二)强化创新驱动机制
尽管中国国内市场巨大，具有多元化经济体系，但目前中国产业技术密集程度还不高，重大关键技术领域仍然依赖国外进口，而美国等其他国家政策已经发生变化，使得中国以市场、海外并购、技术转让等措施获取核心技术愈发困难。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是技术之争。伴随着从国外获取技术难度的加大，突破美国等技术封锁的唯一途径是自主创新，中国必须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发展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继续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1.培育创新环境。建立具有包容力的社会环境，鼓励试错就是鼓励创新活动，培育崇尚和鼓励科学家、企业家自由探索的风气。(1)强化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基础创新。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和人才教育的支持力度，改革高校人才考评机制，鼓励理论原始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和核心技术研发，克服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2)推动校企产学研一体化合作。围绕市场需求和国家发展战略，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研究，提高研究成员收益比重，推动基础研究的产业化进程，实现科研成果的生产力转化。(3)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但由于初始投入大、投资风险高，国家对自主创新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可以且应该通过适度的补贴、减税、信贷优惠、事后奖励、行政便利、基础设施提供等方式，对企业和个人的自主创新予以支持。
2.完善创新制度。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人口红利降低，需要提升人才资本累积，激发创新的新动能。加快构建完善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体系，通过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和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提升，健全知识产权机制，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完善自主可控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核心技术研发和国产化替代，以市场带动产业发展。提高创新者收益，提升专利转让率和转让收入，激发原始知识创新，调动技术人员创新积极性，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注重技术人才培育，强化工匠精神，加大面向先进制造发展要求的人才培养和培训，夯实产业基础。
3.升级创新理念。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基础创新意识，促进我国由商业模式创新到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转变。提高政府对企业原始创新兜底政策保障水平，合理引导资本市场参与企业风险投资，严控企业负债，减小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出口退税，完善企业退出市场机制，倒逼中国企业从成本依赖转向创新驱动。
(三)用好宏观经济政策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经济与政治的全面博弈，需要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来整体应对，降低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提升经济增长内生性。
1.提高产业政策有效性，明确产业政策内涵。无论在发达国家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产业政策都是促进创新产业发展的通行做法⑨。目前中国面临中低端产能过剩与前沿核心技术不足的问题，单纯依靠纯粹市场机制可能导致中国错失有效供给形成的窗口期，因此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产业政策应当注重对基础研发能力的资金和制度扶持，重点构建政府监督、高校研发、企业生产的技术创新与转化制度。(1)提升产业政策促进市场竞争的效率。合理的促进竞争性产业政策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1 ]，发挥产业政策导向与促进竞争功能，以激励更多企业参与竞争，引导企业实现差别化发展。企业具有创新路径依赖性，倾向于在自身已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内创新，缺乏利益驱动去关注其他产业领域，需要产业政策合理引导，提升政策的正外部性。(2)提高产业政策对象的精准性。对于新兴技术产业和战略性产业，产业政策可以构建有益于技术创新、科技研发的制度环境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引导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机制能够更加灵敏地捕捉供求信号，产业政策更应注重制度性的建构作用。(3)完善政策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企业等微观市场客体通常能够对市场信息及时反应，产业政策的制定受到市场信息滞后、政策周期滞后、多重政策执行层级等因素影响，需要构建政府、市场、企业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机制，提高产业政策在制度合理框架下的干预有效性。第四，明确产业升级内涵。中国产业体系健全，发展服務业要跳出产业结构“空心化”的误区;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并非单纯追求产业结构高端化，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推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地位。
2.协调好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缓冲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企业对美进出口，对中国经济短期会产生不利影响，需要协调税收、补贴等财政政策与汇率等金融政策，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降低贸易摩擦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1)推进积极财政政策。维持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力度，促进投资带动优化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减税政策与科技政策相结合，降低中国企业税负，尤其要降低涉及对外贸易的中小企业税负。通过减税降费、有针对性的补贴维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降低中国企业发展成本。对于申请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企业，可以提供相关的政策优惠和专项资金鼓励创新。鼓励推动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对有较多科技贡献、较高专利数量、科技水平较先进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降低其负担和政策性成本;对于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可以给予较低险率的出口保险，以免除其后顾之忧。(2)坚持稳健、独立的货币政策。稳定货币供给，保障市场流动性。稳定国内储蓄利率，防止人民币过度升值;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防止房地产等价格过快上涨引发的资产泡沫。(3)优化贸易结构与汇率政策相配合。实施自由双向贸易。调整进出口空间布局，使出口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较为均衡，规避单一国贸易摩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周边成熟贸易区推广人民币结算业务。稳定汇率政策。中美企业贸易规模较大，贸易摩擦将引导市场不利预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逐步降低，尽管短期内有助于缓解外贸压力，但中国需要稳定汇率，避免大幅度波动，为后续中美贸易关系改善提供基础。发展对欧盟、墨西哥、东南亚等多边贸易。提高中国对非洲、东南亚及欧盟的市场份额，顺应市场需求调整对欧盟区等其他经济体的汇率，鼓励发展替代贸易。
3.完善区域政策体系，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美国对中国工业中间品征收关税既会影响中国的东部地区，也会影响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短期内贸易依存度更高的城市和地区将受到更大冲击，需要完善对受影响地区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重点推进以下三方面工作：(1)根據不同地区比较优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要素非均衡分布、产业异质性决定了不同地区依赖于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东部地区创新经济体提高研发比重，实现创新驱动;利用中部地区人口规模优势，继续扩大标准化制造业发展;东北和西部地区需要加快产业升级，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吸引高端人才集聚。(2)促进城市群建设，协调中国城市发展。城市群中心城市通常集聚较多人口，知识外溢效应明显，适宜发展产业多样性的城市化经济，研发创新更具优势;对于中小城市，不宜追求产业结构高端化，而应培育因地制宜的地方化经济。发展城市群内交通设施，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动。(3)推进生态经济发展，优化工业供给结构。建立生态资源确权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区域利益共享;提升创新、循环经济比重，优化原有工业体系，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降低过剩产能。(4)推进“三个支撑带”发展，整合国际、国内市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整体优化对外开放格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协调大城市病治理和落后地区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拉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降低国内市场壁垒。
(四)协调好“两个市场”
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同等重要，需要通过优化贸易结构，扩展国外贸易市场，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1.继续推进对外开放。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拓宽对外贸易渠道。提高对中亚、欧洲和东南亚贸易比重，继续推动自由贸易区、贸易港建设，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贸易规模。参与WTO等多边贸易规则制定，通过法律手段保护中国企业海外利益。降低外资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深化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开放外资投资领域，提升中国企业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倒逼技术研发，提高资本利用效率。鼓励外商在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事业、教育等领域投资。
2.加强对内开放。中国目前经济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存在较大潜力，在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的同时，更需要注重培育国内市场，构建国内生产与消费的规模经济，进一步塑造内需导向性经济模式。对内扩大民营企业准入范围，改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在国内投资;调整国内产品结构，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培育中高端消费，拉动高品质内需形成。培育新经济增长动能。伴随着我国人口劳动力结构转变，养老、健康产业需求增大，通过打造高质量健康产品供给体系，促进消费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内生性经济模式形成。
注释：
①除特殊标注外，本文与美国有关的数据均来自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和美国商务部。
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STR)，是白宫内阁级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协调和管理美国国际贸易、投资及贸易谈判等事务，具体原文详见其新闻发布“USTR Announces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of China”。
③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还有战略遏制、制度等政治与文化原因，属于“醉翁之意不在酒”，已经超出本文的讨论内容，故不予讨论。
④萨缪尔森在研究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发经济体技术进步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观点，其立论基础是“后发经济体在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大幅提高了生产率”，会挑战美国原有产业比较优势，与美国争夺全球产业价值链份额，并导致美国退回不贸易的状态，这似乎是当今美国政策推行贸易壁垒、对对华出口高科技技术品进行限制的经济学理论依据。但其忽视了中美产业结构互补性及发展高技术产业互补性。一方面，美国优先发展生物技术，而中国主要将信息技术作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目标，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是美国对对华出口高科技技术品进行限制，进而降低服务贸易收益，加剧贸易失衡;另一方面，欧美具有绝对技术优势的产业还很多，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迅速发展缺乏现实基础。
⑤作者根据WDI(2018)数据分析。
⑥这里将欧盟看作统一市场国家。
⑦2018年7月底美国失业率已经降至3.9%，主要受益于采矿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增多，而非服务业。采矿业失业率由2016年的8%下降至2017年的4.1%，其下降幅度约为48.75%;制造业整体失业率2017年为3.6%，下降幅度为16.28%，其中耐用品制造业失业率由4.2%下降至3.7%，电子装备制造业下降17.5%(2017为2.8%)，木产品失业率由6.9%下降到4.3%，下降幅度为37.48%，家具制造业下降22.22%。在非耐用品制造业中，食品制造业、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纺织业、纸张制造业、石油与煤制品业、化工制造业、塑料与橡胶制造业的失业率分别下降9.25%、19.44%、18.18%、40.54%、17.5%、18.18%和43.58%。除广播电视、电信产业、房地产业下降明显外，其余服务业各细分产业的失业率下降不明显。上述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研究局(BEA)。
⑧中国商务部、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约16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8〕7号)，2018年8月23日。
⑨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曲解中国对信息技术、航天航空装备、新能源、智能机器人等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规划，却无视自身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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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ew of China-U.S Trade Confli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U.S Trade Structure
DENG Zhong-liang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28，China)
Key words：China-US trade conflict;trade structure;industrial upgrading;trade imbalance;policy choice
作者：邓仲良
摘 要：中国在贸易中面临“寡头”地位确立与定价权缺失共存的困境，通过提出一个引入贸易媒介环节的三分法贸易商品定价框架对此进行解释。贸易商品定价受到“寡头”国家/政府政策作用于贸易媒介市场结构程度的影响，还依赖于出口国/进口国的微观市场结构状况。贸易媒介通过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定价博弈选择使其利润最大化的买卖价格，政府政策/私人保护通过影响贸易媒介市场结构间接影响贸易商品定价。利用典型的英美棉花贸易“双寡头”案例，通过价格变动的相对弹性、转嫁系数和Granger因果检验三种方法定量分析了英美棉花贸易的定价博弈，计量结果与三分法分析结果完全符合，为论文提出的分析框架提供了例证支持。
关键词：“寡头”市场结构;贸易媒介;贸易商品定价;棉花贸易
一、 引言
按照国家中心主义出口国—进口国的二分法分析范式，以国家为分析单元的高集中度“寡头”市场结构将带来不确定的定价结果，经济租金在寡头间的分割状况可能是不平衡的。但该分析范式及其预测结果与微观经济理论及现实均存在明显差距。在理论层面，寡头定价权的实现需要有效的产量(消费量)控制能力，但国家总量上的寡头结构与微观市场结构之间可能存在明显的背离，“寡头”地位不会自动转化为定价权优势。国家/政府作为影响产业市场结构的最大行政单元，其贸易/产业政策直接影响其主权界限内的微观市场结构及成本结构，进而间接影响贸易商品定价。但华尔兹(2003)强调了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特征和国家的单元行为体角色，国际市场中国家的角色在本源上是个人主义的，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企业居于同一层级①。斯特兰奇(2005)强调除政府外，还存在跨国公司和各种形式的由公司、国家等主体组成的国际联盟(或卡特尔)，通过种种手段形成垄断或“私人保护”，同样影响贸易商品定价。贸易商品定价分析既要考虑到微观市场结构，还要考虑到世界经济中国家/政府的单元行为体角色。以国家为分析单元的理论范式既缺乏微观基础，也无法涵盖各种各样的“私人保护”，难以为贸易商品定价分析提供统一的分析框架。
现实的国际贸易中存在大量“寡头”地位与定价权缺失并存的现象。以资源性商品为例，中国焦炭产量占世界50%，出口占60%，中国稀土产量和出口量长期保持世界第一，但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稀土出口量增长近10倍，价格却下降了36%，焦炭价格也长期大幅波动;2005年中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和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依存度分别达到50%和47%，但国际市场上石油、铁矿石价格持续大幅上涨，铁矿石在2005年和2006年分别上涨71.5%和19%的基础上，2007年又上涨9.5%，国际石油价格已突破100美元。显然，中国在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上的“寡头”地位都未转化为定价权优势和贸易利得。
本文的解释是，出口国—进口国分析范式的误导性源于对市场微观结构的忽视，如果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外加入贸易媒介，将国家/政府的贸易/产业政策视为影响贸易媒介市场结构的外生变量，则“寡头”定价能力依赖于贸易媒介市场结构，而非生产者/消费者市场结构。这是因为：(1)微观市场交易中的定价必须满足自激励要求，不能是强迫贸易，因而政府政策/私人保护的作用点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消费者，而在于沟通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2)经典贸易理论中生产者直接越境将商品销售给消费者的假说与现实的国际贸易存在严重的不一致性，现实中不存在瓦尔拉斯式的拍卖者，而存在广泛的贸易中介形式，贸易商品定价分析必须与这一事实相一致(Schrder，et al，2005);(3)现实中的大量贸易活动都通过贸易中介得以实现(Winkler，1989)，跨国公司、卡特尔或政府垄断下的直接贸易实际上是经由一个由其控制的虚拟贸易中介以获取更多的经济租金。
既有对中介的研究多见于金融中介理论及营销渠道理论。但Winkler(1989)认为，在金融市场外的其他市场中，市场中介是普遍存在的，因而可建立一个一般的中介理论。Hackett(1992)将市场中介区分为两类：一是为买卖双方服务并赚取佣金的合同中介(contract intermediation)，不拥有商品的所有权;二是在一定时期内拥有商品并承担相关交易风险，以获取买卖价差为目标的贸易中介(trade intermediation)。Spulber(1996)构建了基于中介定价的买卖价差及供需模型，但未考虑国际市场微观结构和贸易商品定价问题。本文将有形贸易中介与虚拟贸易中介统称为贸易媒介(trade media),并构建一个统一的三分法分析框架研究贸易商品定价的实现，以及政府政策/私人保护对贸易商品定价的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提出基本分析框架，将贸易商品定价博弈分解为生产者—贸易媒介和贸易媒介—消费者两个环节，并分析不同市场结构组合对贸易商品定价的影响;第三部分阐述英美棉花贸易案例、数据以及定价权的计量方法;第四部分对棉花定价进行定量分析;第五部分运用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对实证结果进行解释;最后是结论性评述。
二、 分析框架
国内市场结构与国际市场结构的最大差异在于国家内部的管理等级制与国际无政府状态，国际市场结构中的国家/政府作为单元行为体而存在，要求贸易定价理论与此现实相对应。在生产者—贸易媒介—消费者的三分法分析框架中，国家/政府干预和私人保护均是促成贸易媒介市场结构变化的外生变量，其促进实现贸易利得的机理是：首先影响贸易媒介的市场结构，而后影响定价，再由定价决定贸易利得的分配格局。由于贸易媒介的引入，贸易商品定价可分解为生产者—贸易媒介和贸易媒介—消费者两个环节，贸易媒介与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定价博弈来确定买卖价差(bidask spread)并作为其收益，该买卖价差即是贸易定价结果。
在以上三个主体之外，贸易商品定价的实现还依赖于多因素的共同作用。Porter(1980)在行业结构分析五力模型中已考虑到潜在进入者、替代品生产者等因素对微观企业产品定价和竞争能力的影响。Baumol等图1 贸易商品定价的分析框架(1982)强调了潜在竞争者对在位厂商定价的影响。营销学理论将厂商与消费者联系起来考察，强调如何通过影响在位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的偏好以细分市场并主动创造需求，以最终增强或削弱在位厂商的定价能力(Mccarthy，1960;Schultz，2000)。本文借鉴以上分析思路，把潜在新进入者竞争、替代品竞争、新消费者竞争、消费的转移和转变因素、新媒介竞争因素引入贸易商品定价的三分法分析框架中，形成一个完整的贸易商品定价分析框架(图1)。
1.生产者—贸易媒介环节定价
生产者—贸易媒介环节定价取决于五个因素：现有生产者、现有贸易媒介、潜在新进入者、替代品生产者、新贸易媒介。生产者—贸易媒介的定价状况首先取决于现行市场上的供(生产者)需(贸易媒介)状况及其市场结构。生产者的完全竞争和贸易媒介的垄断会形成贸易商品的垄断低价，这一低价抑制了新生产者的进入和替代品的生产与使用，但同时，高利润刺激贸易媒介方面的潜在进入者进入。这一定价状况的改变取决于新贸易媒介进入市场的速度和规模，而新贸易媒介可能来源于生产者的联合或对原有贸易媒介垄断的破除，前者取决于其产量控制能力及其对定价的影响，后者则由需方的竞争提高贸易商品定价，贸易媒介垄断的破除既可能是因为政府干预，也可能是新贸易媒介迅速进入市场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种植咖啡的农民抛开原有的贸易媒介(中间商)直接将咖啡豆卖给消费者(加工厂和零售商)，以此提高咖啡价格和收入的所谓“公平交易运动”。详细讨论参见凯伯(2005)。。
第二种情况是生产者的垄断和贸易媒介的完全竞争，此时会形成贸易商品的垄断高价，这一高价抑制了新贸易媒介进入市场的可能性，但同时刺激了新生产者进入市场以及替代品生产的扩大。这一定价状况的改变将取决于新生产者进入市场或培育新生产者的难易程度，以及替代品获得的状况。
第三种情况是在生产者和贸易媒介上出现双寡头博弈的情形，此时的定价结果是不确定的。生产者受到激励去努力获得或培育新贸易媒介，或者通过影响政府政策来破除贸易媒介的垄断，而现有的贸易媒介则受到激励去寻找或培育新生产者、替代品生产者。最终定价状况的变化取决于以上两种努力的实现程度。当两种努力均难以在短期内奏效时，一种可能的稳定利润的战略是生产者和贸易媒介的联合或纵向一体化，借以分享稳定的利润。但如果生产者在产量控制上存在困难或沉淀成本较大，则相对生产者而言，贸易媒介可能具有一定优势，定价结果也将反映这种优势。
2.贸易媒介—消费者环节定价
贸易媒介—消费者环节定价也取决于五个因素：现有消费者、潜在新消费者、现有消费者的转移和转变、现有贸易媒介、潜在的新贸易媒介。现有贸易媒介的垄断和消费者的完全竞争会形成垄断高价，这一垄断高价的自然结果是影响到现有消费者群体的稳定，部分消费者可能会转向消费替代品或停止消费，同时抑制了新消费者的进入，消费者数量的下降会推动垄断者权衡价格与利润二者的互动影响。同时，高价格刺激消费者努力破除贸易媒介的垄断，也鼓励潜在的新贸易媒介加入竞争。贸易媒介市场结构改变的源泉包括：(1)通过政治过程破除既有贸易媒介垄断;(2)消费者联合以推动新贸易媒介形成或进入市场。
第二种情况是现有贸易媒介的完全竞争和消费者的垄断会形成垄断低价。这一低价格的必然结果是鼓励新消费者进入，扩大消费者规模，这就对现有的垄断者构成实在的威胁;另一方面，低价格虽然抑制了潜在的贸易媒介进入市场的可能性，但推动了现有的贸易媒介努力寻找、培育新的消费者群体，这一培育过程也可能是通过政治经济过程来实现的。定价状况的变化取决于新消费者群体进入市场的速度和规模。
第三种情况是双边垄断，此时的定价仍然是不确定的。但价格的变化状况将取决于贸易媒介寻找、培育新消费者群体的速度，以及现有消费者克服贸易媒介垄断、新媒介可进入市场竞争的速度的互动博弈。与前面对生产者—贸易媒介定价的分析类似，在两种努力均短期难以奏效时，稳定利润、减小风险的渴望会推动双方采取某种联合或一体化的战略。但如考虑到需求(产量)控制、沉淀成本投入等因素，贸易媒介和消费者在这样的双边垄断博弈中，定价地位可能是不对等的。
3.均衡定价结果
贸易商品定价结果取决于以上两个分解的定价环节。在图2的贸易媒介定价模型中，需求曲线D(p)代表剩余需求，供给曲线S(w)代表生产者在不同要素价格w下的剩余供给，贸易媒介通过与生产者及消费者的定价博弈选择使其利润最大化的买入价格w*和卖出价格p*，最大化利润为(p*[KG-*3]- w*)Q*，此时出清市场 贸易媒介可能会持有或调整存货量，因而一个时期内其买卖数量可能并不相等，但必须实现跨期出清，因而存货条件下以上分析仍然成立。，[JP+1]出清数量显然低于瓦尔拉斯均衡产出Qw。买卖价格依赖于生产者—贸易媒介和贸易媒介—消费者两个环节的定价博弈，生产者—贸易媒介环节定价博弈的结果是影响到剩余供给曲线S(w)的性状，贸易媒介—消费者环节定价博弈的结果是影响剩余需求曲线D(p)的性状。尤其是，生产者或消费者创建新贸易媒介的可能性会形成一个竞争界(competitive fringe)，限制了在位贸易媒介所能获得的买卖价差和期望利润(Fingleton，1997)。在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下，模型中的供需曲线会发生转化，在此基础上形成局部均衡的买卖价差。
[SX(B]图2 贸易媒介定位模型[]资料来源：Spulber(1996)。[SX)]
在这一模型中，国家/政府政策被视为作用于贸易媒介市场结构上的外生变量，其作用既可以通过政府人为创造/破除贸易媒介垄断，也可以通过数量控制/价格控制来强化/弱化现有贸易媒介的市场力量得以实现。关税等价格控制政策本身即是构建了一个虚拟的贸易媒介，其买卖价差就是关税率;而数量控制对贸易媒介的影响则依其实现方式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拍卖方式的结果类似于关税。总之，在国家中心主义的“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商品定价不仅受出口国/进口国微观市场结构影响，还受到国家/政府政策作用于贸易媒介市场结构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微观上的竞争性市场结构及其在产量/消费量控制上的困难会形成定价上的明显劣势，贸易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有助于通过影响贸易媒介市场结构而间接影响定价结果。
三、 案例、数据与方法
1.案例
棉花在工业革命及随后很长时期内，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甚至被称为“棉花王(King Cotton)”。更重要的是，19世纪英美棉花贸易具有非常突出的“双寡头”市场结构：英国作为先进工业国，是最大的棉花进口国，也是美国棉花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作为早期的农业国和后起的工业国，长期保持世界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出口国地位，其向英国的棉花出口占英国棉花进口的最大比重，并远远领先于其他棉花出口国。英美之间的棉花贸易伴随着双方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博弈，以及棉花生产和消费格局的重大变化，这样的案例对“寡头”市场结构下的贸易商品定价问题研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英美棉花贸易的“双寡头”市场结构在整个19世纪都极为明显(表1)。美国所产棉花的大部分用于出口，在整个19世纪，出口占其总产量比重稳定保持在60%以上;同时，作为世界最大的产棉国，美棉出口占世界出口比重也远远领先于其他出口国;虽然美棉在19世纪初已实现了出口市场多元化，向英国出口的比重逐渐下降，但对英国市场的依赖一直非常明显。英国的棉花消费量远超过其他国家，1890年前甚至远超过欧洲大陆整体的棉花消费量;1820年英国进口美棉占其棉花进口的74.7%，1880年为72.36%，美国一直是其最主要的棉花进口来源地，即使美国内战使得美棉供给数量突然衰减，价格巨幅攀升，并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形成影响巨大的“棉花饥荒”，但美国内战结束后，英国自美国的进口迅速恢复，1870年占48.06%，1880年恢复到72.36%，基本达到美国内战前水平;英国一直谋求实现棉花进口的多元化，并通过殖民地政策大力推进棉花种植和出口，但对美国棉花的依赖仍是最强的。
2.数据
本文利用Hammond(1897)提供的1797—1896年的英国利物浦棉花进口价格数据和美国纽约棉花出口价格数据来作为英国和美国棉花价格数据的替代，并用米切尔(2002)提供的英美两国批发价格指数(1880年=100)对其进行消胀处理，与棉花贸易相关的运费率数据则选取North(1958)提供的大西洋海运费率指数(1830年=100)作为替代。为尽量减少数据的波动，并体现变量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对以上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图3)。
图3 英国利物浦与美国纽约的棉花价格及运费率指数：1797—1896
3.方法
传统用来分析贸易定价的主要方法是净贸易条件分析，它是通过进出口价格指数的比值来反映贸易价格的变化，虽然通过引入商品劳动生产率指数把技术进步考虑进来，可更好地反映贸易定价的变化。但这一方法不能准确地反映寡头市场结构下各国政治经济政策对定价影响的因果关系，难以定量考察各方在定价博弈中的定价权大小。同时由于数据的局限，无法获得贸易媒介的价格数据，因而可通过以下三种方法来间接计量贸易商品的定价博弈结果。
一是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这是通过将英国(或美国)棉花价格的滞后值加入模型中，看其是否可导致美国(或英国)棉花定价模型的解释程度提高，如果是，则称英国(或美国)棉花价格是美国(或英国)棉花价格变动的Granger原因，二者之间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
二是价格变动的跨期相对弹性。以cij,t表示t期寡头j对寡头i(i,j=1,2)的价格弹性，以δ表示相对弹性，δ=cij,tcij,t′ (t,t′=0,-1且t≥t′)。当期价格变动的相对弹性为正，仅表明短期内供需价格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定价能力尚需其他方法来进一步判断。通过价格变动的跨期相对弹性，可以度量贸易定价中由于技术垄断、自然垄断、生产时滞以及国家贸易垄断等因素对贸易商品定价的影响。如果跨期相对弹性为负，则说明定价博弈结果不利于生产者，原因在于生产者价格的增加反而导致消费者价格的下降，贸易利得向消费者转移，其机理可能在于买方通过引入新竞争者或使用替代品反而有效降低了其所获得的贸易商品价格;如果为正，则说明定价博弈结果有利于生产者或卖方，原因可能在于技术垄断、自然垄断或其它形式的贸易限制政策。
三是转嫁系数。在贸易双方均具有一定市场力量的假设下，设计引入贸易商品价格之外的变量——海运费率在一般的贸易商品定价分析中，还可采用关税、消费税、原材料成本等变量。，来考察当期价格存在正相关性时贸易双方定价能力的强弱，即海运费率价格增加一单位导致这一成本在寡头之间的分配状况，以此来间接衡量经济租金在英美两国间的分配状况。以Ci表示转嫁给寡头i的成本值，以β表示转嫁系数，则βij=Ci/Cj。βij >1说明寡头i在定价博弈中相对于寡头j居于劣势，反之，在βij <1时则居于优势。
四、 计量分析
1.OLS模型
由于英美棉花贸易的“双寡头”市场结构，并考虑到预期对棉花价格的滞后影响，选择滞后一期变量进入模型 实证结果证实，将滞后两阶及以上变量置入模型是不显著的，因而本文仅选择滞后一期变量进入模型。，用LNFRT表示运费率指数，LNPLVP表示英国利物浦的棉花价格，LNPNY表示美国纽约的棉花价格。在Abreu等(2006)的实证模型基础上，引入“寡头”国内市场价格的滞后期变量，两国棉花价格关系可表述为以下两个模型：
其中，LNPLVP(-1)和LNPNY(-1)分别表示英国和美国棉花价格的一阶滞后的对数值，系数c1、c2、c3、c4表示价格弹性。以上模型的OLS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还使用ADF检验法检验残差项是否存在单位根。总体而言，模型的估计结果表现良好，拟合优度分别为0.79和0.88，不存在一阶、二阶自相关和异方差，残差项也不存在单位根。
表2 英美棉花定价模型回归结果
美国价格一阶滞后英国价格英国价格一阶滞后美国价格运费率常数
的数值为t值，*表示显著性水平为5%，**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其余为1%。英国价格一阶滞后对美国价格的影响不显著，因而在模型(1)中排除了这一变量。
以寡头1表示英国，寡头2表示美国，模型回归结果表明：(1)当期的英美棉花价格间的相对弹性均为正值，δ值分别为0.48和0.59;(2)英国价格的一阶滞后对美国价格的影响是不显著的，但美国价格的一阶滞后与英国价格之间的相对弹性为负值，δ=-0.38，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关系;(3)运费率与英国价格正相关，而与美国价格负相关，运费率上涨1%，带来英国价格上涨0.15%和美国价格下降0.20%，运费率变化对美国价格的影响相对更大，转嫁系数β12=0.75。综合来看，英美之间的相互依赖非常明显，但英国具有明显的定价权优势。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OLS模型给出了相对弹性和转嫁系数的计量结果，以下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来做进一步的推断。由于Granger因果检验必须基于平稳的数据序列，所以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其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美国价格和英国价格的对数值是平稳的I(0)时间序列，运费率指数数据的一阶差分才是平稳的，即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I(1)序列后文将该一阶差分与英美棉花贸易数据一起进行计量，因而Granger 检验仍是基于平稳数据，同时一阶差分的经济含义是变量变化的速度，仍具有经济含义，不明显影响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的可信性。(表3)。
统计量VAR(1)VAR(4)AIC统计量-0.061872-0.196026SC统计量0.0449760.157993LR统计量6.96986522.11522注：检验形式(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选择以检验式的随机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为标准。带*号的表示5%的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Δ表示一阶差分。
其次，根据无约束(unrestricted)水平VAR模型来确定最优滞后期。根据AIC和SC最小的准则来选择最优滞后期，由于二者最小时对应的滞后期分别为1和4，而对数似然估计值在p=4时最大，可选取最优滞后期为4(表4)。对VAR模型的稳定性检验也证明，没有根在单位圆之外，满足稳定性要求。
表5 英美棉花定价博弈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零假设F统计值结论英国价格不是运费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1.10817不拒绝运费率变化不是英国价格的Granger原因1.28581不拒绝美国价格不是运费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3.80697拒绝运费率变化不是美国价格的Granger原因2.70310*拒绝美国价格不是英国价格的Granger原因1.26473不拒绝英国价格不是美国价格的Granger原因4.82969拒绝 注：*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其余均为1%的显著性水平。
运费率数据取一阶差分，设定最优滞后期为p=4，利用多变量模型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验证棉花定价的Granger因果关系，结果如表5所示。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显示：(1)英国棉花价格变化是美国棉花价格变化的Granger原因，但美国棉花价格变化不是英国棉花价格变化的Granger原因，两者之间存在从英国棉花价格到美国棉花价格的单向因果关系,这表明英国棉花价格变化引导美国棉花价格变化;(2)运费率与英国棉花价格的因果关系并不显著;(3)美国棉花价格是运费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但同时运费率变化也是美国棉花价格变化的Granger原因，运费率变化与美国棉花价格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五、对实证结果的解释
英美棉花贸易的“双寡头”市场结构中，美国棉花种植园主和英国棉纺业者之间都具有较强的竞争性，缺乏明显的市场势力。但两国对贸易媒介市场结构的影响却明显不同：英国早期由西印度公司等持有棉花等商品的贸易垄断权，而后英国私商取代了东印度公司进行棉花贸易，英国政府对其与印度、埃及等英属殖民地的棉花贸易有很强的贸易限制政策。这是分析英美棉花贸易定价的基本背景。
1.生产者—贸易媒介环节定价
Wright(1971)的计量研究表明，19世纪英国的棉花需求弹性非常低，其含义是如果美国能控制其棉花产出和出口量，美棉在世界市场上就拥有实在的垄断定价能力。但美国内战前的西部拓荒和棉花的大规模种植，特别是美国的农业国地位，使其很难依靠产业/贸易政策实现对棉花的产量控制，从而约束了美国潜在市场力量的运用。美国对棉花的产量控制有两个时期：一是美国内战期间，战争导致了美棉供给下降、价格上涨;二是1929年开始的种植面积控制和价格支持政策，使1929—1939年英国利物浦的美棉进口价格大大超过了印度棉花的进口价格，美棉价格平均是印度棉花价格的1.31倍(Brandis，1951)。但在19世纪大部分时期内，美棉生产者都难以通过生产者联合或政府政策来影响贸易媒介的市场结构。
另一方面，英国在贸易媒介上的垄断非常明显。英国利用其政治经济霸权诱导和强制埃及等新棉花生产者进入市场，以实现殖民地的单一出口型经济，这是英国获得棉花定价权的主要政策。它还表现在英国对爱尔兰亚麻、印度黄麻、澳大利亚羊毛等替代品生产者的政治经济强制和激励。这一政策与宗主国的政治控制相结合，通过将殖民地出口贸易的垄断权主要由英国贸易公司拥有，形成了贸易媒介的强制性垄断和相应的垄断低价，也带来了稳定而低价的供给来源如在印度，英属东印度公司即利用自己的统治权垄断棉花等重要商品的贸易，并通过差别税率诱导印度成为棉花等资源性商品的产地和出口国。在埃及，英国大力推行“农业经济专业化”政策，推动埃及经济加速走向单一出口经济，成为英国棉花的原料供应基地和棉纺织品的出口市场。。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新棉花消费者进入市场的速度和规模。在19世纪前半期，与美国棉花产量的迅速上升相比较，除英国外，其他国家的新棉花消费者(棉纺业者)市场进入较慢，英国棉花消费量长期远大于整个欧洲大陆的棉花消费量总和，美国、德国等国棉花消费量的迅速增长主要发生在1870年以后美国在其工业化初期曾广泛运用贸易保护政策促进国内产业发展，通过新消费者的培育也有助于改善棉花生产者—贸易媒介环节的定价。有关19世纪棉花消费量数据，参见Hammond(1897)。。因而，贸易媒介市场结构就主要受到英国棉花需求的影响，而英国的贸易媒介垄断虽主要作用于其殖民地，但与美国产量控制上的困难及英国之外棉花需求的缓慢增长相结合，就推动了美棉价格的长期下降。
2.贸易媒介—消费者环节定价
随着英国棉纺业的发展，英国的棉纺业者要求有廉价充足的棉花供给，其政策目标首先是推动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等贸易媒介垄断者的特权，结果在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但由于英国在海运和金融服务业中的垄断地位，英印贸易从东印度公司转移到英国私商手中，但贸易媒介竞争无疑促使棉花进口价格下降。同时由于印度难以满足英国的棉花需求，英国棉纺业者还要求废止对美国的贸易禁令。为此，1794年英美之间签订了杰伊条约，不受原《航海法》限制，给予美国利用英国船只从事西印度贸易的权利，大量进口美国棉花。
英美棉花贸易中，英国棉花消费者的组织程度远高于美国的棉花生产者。英国棉花消费者在破除贸易媒介垄断后，又通过消费者联合形成新贸易媒介，并通过新贸易媒介垄断促进实现棉花生产者—贸易媒介环节的垄断低价，最终转化为英国廉价的棉花进口。如早在美国内战前的1857年英国就成立了英国棉花供给协会，1860年曼切斯特商会又组建了曼彻斯特棉花公司，其目标都是寻求更多的棉花供给来源，以避免对美国棉花的过度依赖该协会致力于收集不同棉花产区的信息，并为之提供优质的种子、工具和设备，甚至还把极富经验的美国棉农送到印度进行生产指导以增加棉花供给(Logan，1958)。。1902年又成立了英国棉花种植协会，与殖民地政府合作在英帝国内寻找适宜的棉花生产地并研究、试验和发展生产用棉的种植。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英国贸易委员会中专门成立了帝国棉花种植委员会，1920年还成立了帝国棉花种植公司以促进新棉花生产者进入市场。
英国自由贸易政策也对棉花定价有明显影响。英国可利用其在出口产品上具有的竞争优势，用取消贸易限制的办法来扩大国外市场，即通过取消他国产品输英的限制，来换取他国取消英货入口的限制。现实是，英国价廉物美的棉纺品打入他国市场，而他国能输英的则多为诸如棉花这样的原料等商品。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深层含义是抑制它国棉纺等产业的市场进入，“甚至于自由贸易者打的如意算盘是，一旦打入他国市场，就能阻止其工业发展，甚至冲垮它的工业以达到占领其市场的目的。更有甚者，‘国旗跟着贸易走’，最后把他国或其它地区沦为殖民地。”(蒋孟引，1988)
对新棉花消费者进入市场的制约是与激励新生产者进入市场的政策相结合的。如在印度，英属东印度公司既垄断棉花贸易，还通过差别税率诱导印度成为棉花产地和出口国。英印当局对印度纺织品采取禁止性保护关税政策，对英国纺织品则大幅降低进口关税，甚至于制订差别税率改善其定价能力如在英国布进入印度的早期，印度对英国布征收5%的过境税，对印度布的税率则为20%，此后随着英国布对印度市场的占领，又逐渐取消了过境税，英国在非洲也长期采取这种政策，因为殖民者只有对国内贸易征税，才能更好地保护免税进口的制成品，而没有歧视性税收的话，英国货就不能同当地货进行竞争(Johnson，1974)。。英国的“棉花帝国主义”政策不但可制约和减少他国棉花消费者的需求，还增加了棉花的生产和出口，二者都提升了英国的棉花定价能力(Himbury，1918;Johnson，1974)。
3.棉花定价博弈的结果
图4是贸易媒介定价模型的变形。折线Sf、Sa分别表示英国殖民地和美国的棉花剩余供给曲线，S是加总的剩余供给曲线，D是英国的总需求曲线。由于英国殖民地的棉花种植分散、技术落后，因而其供给曲线呈现先水平后向右上倾斜的形状，Qf之后的供给一方面源于高价格激励下殖民地棉花种植者减少其消费，另一方面也源于亚麻、黄麻等替代品;美国的棉花种植园面积更大，技术水平更先进，成本也较低英国棉纺业者更喜欢采购美国棉花而非殖民地棉花，原因在于美国棉花的单包重量更大、杂质更少、质量更高。可参见Hammond(1897)。，因而美国棉花的供给曲线在Qa左侧呈现较小的斜率，而在Qa右侧斜率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库存和对美国棉花消费的替代;英国棉花需求曲线的形状则主要受到资本存量的影响，因而呈现中间段缺乏需求弹性垂直于横轴，两侧弹性较大并向左上倾斜的形状。显然，均衡价格和数量为P*和Q*。
图4 英美棉花定价模型
英国在贸易媒介上的市场力量表现在它可以通过贸易媒介垄断控制其殖民地棉花生产和出口，可以边际成本获得殖民地棉花作为替代性供给，因而美棉价格就受到英国殖民地棉花价格的制约，加之美国无法实现产量控制，就形成了英国棉花价格单向引导美国棉花价格的结果。殖民地棉花的替代使其成为影响美国棉花价格的重要参照系(Logan，1958)和竞争界。由此，美棉价格与海运费率变动负相关，形成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可能与海运业较强的竞争有关。据统计，美国的出口贸易中由美国船舶运输的比例一直是相当高的，在1800—1860年间平均保持在80%以上。以上数据源于菲特和里斯(1981)，并经笔者计算。。
但这一定价格局的稳定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美国的剩余供给曲线不左移，即除英国之外的其他棉花消费者的消费量比较稳定;二是英国能维持其在殖民地的贸易媒介垄断，能持续以边际成本获得可靠的替代性棉花供给。但这两个条件从19世纪晚期开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随着德国、日本等新棉花消费者迅速进入市场，尤其是美国自身棉纺业的迅速扩张，到20世纪初，欧洲大陆和美国的棉花消费量都已大大超过英国，美棉的剩余供给曲线迅速左移，均衡数量超过Qa，棉花价格迅速上涨，英国在棉花定价上的优势迅速衰减 布哈林(1917)注意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德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使得“最近十年来生产力有了蓬勃的发展，在大洋彼岸的国家，其中首先是美国，已经发展了自己的工业，因而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其他农业国也发生了同样情况，……大大改变了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以致数量上的变化已达到即将发生质变的程度。因此，农产品的缺乏，各地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就成为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一种现象。”;(2)由于德国、美国的保护关税政策，英国只能一方面依靠高质量的棉纺织品去克服美国和西欧的高关税，另一方面用廉价货去占领快速发展的亚洲市场，这一政策更多地依赖于对殖民地的贸易媒介垄断，非常脆弱(Sandberg，1968)。随着殖民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迅速瓦解和英国棉纺业的衰落，英美棉花定价博弈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构建了一个贸易商品定价的三分法分析框架，利用价格变动的相对弹性、转嫁系数和Granger因果检验三种方法定量分析了英美棉花贸易的定价博弈结果，并阐释了生产者、贸易媒介和消费者之间复杂的定价博弈过程。在引入贸易媒介的三分法分析框架中，贸易商品定价可分解为生产者—贸易媒介、贸易媒介—消费者两个定价环节，每一环节的定价都是一个政治经济互动的多方博弈过程，贸易媒介通过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定价博弈选择使其利润最大化的买卖价差，从而实现市场出清。政府/私人保护通过影响贸易媒介市场结构，间接影响贸易定价和利得分配结果。利用以上分析框架，本文对英美棉花贸易“双寡头”案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英国依赖其在殖民地棉花贸易中的贸易媒介垄断获得了定价权优势，由于产量控制上的困难和新棉花消费者进入市场缓慢，美国在定价博弈中居于劣势，影响贸易媒介市场结构的政府/私人保护政策的差异导致了英美双方棉花定价能力的差异。
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逐步推进，有形的贸易媒介垄断逐步减少，但私人保护与政府政策相结合而形成的虚拟贸易媒介垄断——如与资源性商品有关的卡特尔、商品协定和贸易保护政策，全球性的资源公司的高度集中化，以及如沃尔玛这样的跨国公司直接贸易——日渐突出，各国对贸易媒介的争夺也更趋激烈。以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寡头”地位与定价权缺失共存的困境，一个推断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的中国的“寡头”市场结构未能反映国内的微观市场结构，中国国内的竞争性市场和产量/消费量控制上的困难相结合，就形成了中国在贸易媒介市场力量上的弱势，削弱了中国影响贸易商品定价的能力。因而，中国在贸易商品定价中优势的获得，还有赖于一个通过政府/私人保护政策相结合，努力谋求/破除贸易媒介垄断的政治经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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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gopoly Market Structure, Trade Media and Trade Commodity Pric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Case Study of Cotton Trade History
SUN Zesheng1,2 SONG Yuhua2
(1.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T, Hangzhou 310023;2.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孙泽生 宋玉华
摘 要：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成为经济领域的两个热点问题，并各自形成比较成熟的体系，但将二者联系起来研究二者关系的并不多。本文选取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与现状，并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贸易结构 产业结构 协整理论
1.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一国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是产业结构变动最主要的外部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垂直专业化为代表的新型国际分工开始出现并日趋成熟，这使得一国的竞争优势不再体现在最终产品和某个特定产业上，而是体现在该国在全球化产业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上。传统理论中对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规律性论断已经不足以解释现实情况。在新一轮产业国际转移下，产业结构成为贸易结构的基础，贸易结构则是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2.中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2.1 中国贸易结构的发展及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首先，中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和高速增长。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对外贸易额达到3.87万亿美元。
其次，中国对外贸易增速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加入WTO以前，对外贸易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 2-3%，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年均高出GDP增速18.9%。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不仅表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程度在提高，也说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速度的加快和加深。
2.2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2012年占比不到10%;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保持稳定，2012年占比47%左右，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接近第二产业比重。虽然中国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升级，但是还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在三大产业结构方面：2012年美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为75.7%，而中国仅为43.7%，远落后于美国。在产业质量方面：我国服务业的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比较滞后，普遍存在发展不充分、服务质量不稳定等现象。
第二，外向型经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主要从事加工装配环节，是价值链中附加值最低的环节。而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商品的运输、产品的营销以及终端的服务等环节缺乏竞争力。
第三，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品附加值偏低。中国的制造业总量规模占全球的6%，而研发投入仅占0.3%，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此外，中国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而发达国家平均在30%以下。有60%以上的技术设备靠进口，高端技术的装备基本上全依赖进口。
第四，资源能源消耗大。近十年间，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能源投入产出比较低。
3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实证关系研究
有学者认为，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二者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的关系如何、是否实现了良性互动?为此，本文将运用协整，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脉冲响应等计量方法，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3.1变量与数据
该模型选取1980年至2011年出口商品分类数据，分别用impstrchg、expstrchg和industrchg表示进口结构变化、出口结构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以1980年为基期，计算得到进出口结构变化的时间序列。以1978年为基期，得到1978-2008年的三次产业可比价格的生产总值，并计算得到产业结构变化的时间序列。
3.2 协整理论和因果关系检验
3.2.1单位根检验
根据协整理论，利用ADF方法对出口结构变化序列和产业结构变化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1。
由结果可知，在5%显著性水平下，产业结构变化的时间序列、出口结构变化时间序列和进口结构变化是平稳的序列，可以直接进行协整检验。
3.2.2 出口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相关性检验
3.2.2.1协整关系检验
根据1981年—2011年进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效应数据，建立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对出口结构变化的回归方程，形式如下：
出口结构效应前面的系数为0.007518，这说明出口结构变化效应与产业结构变化效应的正向关系很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仅存在微弱相互促进关系。
3.2.2.2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出口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验证。检验结果显示，滞后1期显著性水平为1%情况下，中国产业结构变化不是出口结构变动的原因均被拒绝;而出口结构变化不是产业结构变动的原因均被接受。这说明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呈单向因果关系。
3.2.3 进口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相关性检验
3.2.3.1协整关系检验
下文将根据1981-2011年的进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效应数据，建立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对进口结构变化的回归方程，形式如下：
进口结构效应前面的系数为0.00693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仅存在微弱相互促进关系。
3.2.3.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滞后三期时，中国进口结构变化不是产业结构变化的Granger原因，假设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而中国产业结构变化不是进口结构的Granger原因则被接受。这说明，中国进口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之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
3.3 VAR模型检验
由于进出口贸易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三变量是平稳的，下文通过建立VAR模型来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
建立VAR模型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确定滞后期数，本文依据 AIC、SC 等准则，最终确定VAR模型的滞后期数为3。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
第一，进口结构和出口结构变化的冲击对产业结构变化影响的脉冲响应。
首先，当本期给出口结构一个正冲击后，产业结构在第一期无明显增加，从第二期开始逐渐增加，在第三期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减弱为零。说明出口结构变化的冲击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有滞后性，滞后期大概为一年。其次，当本期给进口结构一个正冲击后，产业结构在第二期明显增加，并维持到第三期达到最高点，随后开始回落，到第五期开始产业结构呈现小幅波动并最终趋于零。可见，进口结构变化的冲击在第二期就可以对产业结构产生正向冲击并维持到第5期。
第二，产业结构变化的冲击对进口结构和出口结构变化影响的脉冲响应。
当本期给产业结构一个正向冲击后，出口结构从第一期开始上升，在第二期末达到最高点，此后上下波动，并逐渐趋于零。当在本期给产业结构一个正向冲击后，进口结构在第一期无明显变化，从第二期开始下降，并于第二期末达到最低点，随后有小幅上升，这说明产业结构的冲击对进口结构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对出口结构有正面效果。
4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虽然存在一定的相互促进关系，但二者发展存在错位现象。在比较优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产业和贸易发展应该继续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同时，也要通过对外贸易提高产业规模收益和技术水平。另外，将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充分结合起来，使二者实现良性互动，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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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红洁(1988.7-)，女，河北省张家口市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2012级国际贸易学硕士研究生。
作者：赵红洁
近十年来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发展很快，进出口额由2001年的1,079,952万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2,691,058万美元，年均增速为31%，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例由2001年的2.12%增长至2010年的4.27%，十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其中中国对非洲出口额由2001年的600,657万美元增长至2010年的5,995,830万美元，年均增速为29%，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由2001年的2.26%增长至2010年的3.80%；中国从非洲进口额由2001年的479,295万美元增长至2010年的6,695,228万美元，年均增速为34%，占中国总进口额的比重由1.97%增长至4.80%。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非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高于中国货物贸易总量的增长速度，所占比重增长也较快，中非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研究中非货物贸易的产品结构现状，对进一步明确对非货物贸易对策就具有较现实的意义。
本文所采用的商品分类方法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订标准为基础。按1位数的标准国际货物贸易分类，包括10大部门商品：第0部门——食品和活动物；第1部门——饮料和烟草；第2部门——非食物原料（不包括燃料）；第3部门——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第4部门——动植物油脂和蜡；第5部门——未另列明的化学品和有关产品；第6部门——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第7部门——机械及运输设备；第8部门——杂项制品；第9部门——其他商品和交易。并依据各类商品占进出口的比重加以分析。
一、中国对非洲出口商品结构分析
10年间中国对非洲出口商品结构变化不大。各部门商品占中国对非洲出口总额的比重详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对非洲出口占比重较大的是第7、8和第6部门，此3部门产品出口所占比重的和占出口总额的80%以上，且呈现出上升趋势。以下将逐一分析此3部门产品出口所占比重的发展变化情况。
（一）第7部门产品出口所占比重的发展变化情况
第7部门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所占比重由前几年的第二位逐渐上升为第一位，至2010年达到37.6%。第7部门包括9类产品，其中第76类——电信、录音及重放装置和设备；第77类——电力机械、装置、器械及其电器零件；第75类——办公用机器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和第74类——通用工业机械、设备及其零件出口所占比重较大。2010年此4类产品出口额占第7部门产品出口总额的87%，其中第76类产品所占比重最大，达到32%。第7部门产品基本上属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所占份额逐步上升体现出中国对非货物出口结构的合理之处。
（二）第8部门产品出口所占比重的发展变化情况
第8部门产品——杂项制品出口所占比重由前几年的第一位逐渐下降为第二位，由2001年的33.16%下降至2010年的31.32%，所占比重虽略有下降但仍在30%以上。第8部门产品包括5类产品，分别为预制建筑物、卫生、水道、供暖、照明设备及配件；家具及其零件；旅行用具；服装和服饰用品；鞋类等。其中服装服饰用品和鞋类2010年的出口额占到第8部门产品出口总额的67.77%。第8部门产品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占比重较大有利吸纳劳动力就业。
（三）第6部门产品出口所占比重的发展变化情况
所占比重居第3位的是第6部门产品——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所占比重在20.25%与22.3%之间徘徊。第6部门包括9类产品，其中出口比重较大的主要是纺织纱（丝）、织物及有关产品；金属制品；非金属矿产品和橡胶产品等。此4类产品2010年出口额占第6部门产品出口总额的82%，其中纺织纱（丝）、织物及有关产品所占比重达到36.3%。此外，第63类——软木及木材制品（家具除外）和第64类——纸、纸板、纸浆和纸制品此两类产品2010年出口额占到第6部门产品出口总额的5.9%，比重不大但体现出出口产品结构的不合理之处。
由以上分析可知中国对非洲出口的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很小。工业制成品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较大且呈上升趋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也较大有利于吸纳劳动力就业，这都体现出对非货物出口结构的合理之处。占出口比重20%以上的第6部门产品主要为高资源消耗、低附加值产品，这一特点告诉我们对非出口产品结构仍有待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二、中国从非洲进口商品结构分析
10年间中国从非洲进口商品结构也表现出较为集中的特点，各部门商品所占比重详见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进口产品占比重较大的主要是第2、6和第9部门，此3部门产品所占比重的和达到83%以上。以下将对第2和第6部门进口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一）第2部门产品进口所占比重的发展变化情况
第2部门产品，即非食用原料（不包括燃料）进口所占比重最大，且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由2001年的29.72上升到2010年的43.25%，将近占进口总额的一半，10年间进口比重上升10多个百分点。此部门产品的进口可以较好地弥补我国的资源缺口，体现出我国从非洲进口产品结构的合理性。
（二）第6部门产品进口所占比重的发展变化情况
第6部门商品，即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所占比重有较大的波动，由2001年的25.54%较快上升至2003年的49.45%，后又逐渐下降至2010年的25.66%。第6部门产品包括9类产品，其中第68类——有色金属、第67类——钢铁和第66类——非金属矿产品此3类产品进口所占比重较大，2010年分别为51%、26%和21%，共占到第6部门产品进口总额的98%。其中，第67类产品2010年进口额中的93%为生铁和镜铁，第66类产品2010年进口额的99.6%为珍珠和宝石。由此可见，第6部门产品的进口主要为弥补我国的资源缺口且进口品中主要为初加工、低附加值产品。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国从非洲进口的主要是初级产品（占进口总额的40%以上）和一些工业制成品，工业制成品中主要为初加工、低附加值产品，说明我国从非洲进口的产品结构较为合理。
三、中国对非洲净出口商品结构分析
为进一步看清中国对非洲进出口商品结构，有必要对各部门商品出口净额的发展变化进行计算。近10年中国对非洲各部门商品净出口情况如表3所示：
（一）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净出口为顺差的商品
从表3可知，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净出口为顺差的主要有第0、5、7和第8部门商品。其中顺差额较大的商品为第7和第8部门。第7部门商品，即机械及运输设备顺差额在10年间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由2001年的215.7增加到2010年的3,985百万美元，10年间增长了17.5倍；第8部门商品，即杂项制品的净出口额也呈现出较快的上升趋势，净出口额由2001年时的344.3上升至2010年的3,375百万美元，10年间增长了8.8倍。此外，第5部门——未另列明的化学品和有关产品及第0部门——食品和活动物虽然顺差数值较小但增长迅速，分别由2001年的1.4和8.2上升到2010年的481.4和113.8百万美元，分别增长了342.9和12.9倍。由以上数据可知我国对非出口顺差商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
（二）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净出口为逆差的商品
由表3可知，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净出口为逆差的是第2、9、6、4、3和第1部门商品。其中逆差额较大的是第2、9和第6部门商品。第2部门商品——非食用原料（不包括燃料）逆差额最大且增长较快，由2001年的330.5增加到2010年的6355.8百万美元，10年间增长了18倍多。第9部门商品——其他商品和交易逆差额也较大，由2001年的324增加到2010年的3400.1百万美元，10年间增长了9倍多。第6部门商品——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逆差额居第三位但增长速度最快，由72.7增长到1603.7百万美元，增长了21倍多。第3、4和第1部门商品逆差额较小。其中第3部门商品——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由2001年的顺差26.2变化为2005年的逆差1.6，之后逆差额增长迅速，2007年逆差达到1004.3百万美元，之后又有所下降，2010年逆差额为600.7百万美元；第1部门商品由略有顺差变化为略有逆差；第4部门商品一直表现为较小的逆差，逆差额在0.1和3.6百万美元之间波动。由以上数据可知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逆差来源主要是原料等初级品和部分工业制成品。
四、结论及启示
第一，中国对非洲出口产品结构。出口占比重较大的是第7、8和第6部门。其中第7部门产品基本上属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所占份额逐步上升体现出中国对非货物出口结构的合理之处。第8部门产品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占比重较大符合我国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的国情。所占比重居第3位的第6部门产品主要为高资源消耗、低附加值产品，说明对非出口产品结构仍待进一步优化。第6部门中软木及木材制品和纸、纸浆及纸制品两类产品也有一定比例的出口，体现出对非出口产品结构的不合理之处。
第二，中国从非洲进口产品结构。进口占比重较大的主要是第2、6和第9部门。其中，第2部门产品进口所占比重最大；第6部门商品所占比重在20%以上。第6部门的进口品主要为未加工或初加工的矿产品。以上商品的进口有助于弥补我国的资源缺口，体现出我国从非洲进口产品结构的合理性。
第三，中国对非洲净出口产品结构。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净出口为顺差的有第0、5、7和第8部门商品，其中顺差额较大的为第7和第8部门。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净出口为逆差的是第2、9、6、4、3和第1部门商品，其中逆差额较大的是第2、9和第6部门。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逆差来源主要是原料等初级品和部分工业制成品，出口顺差商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
通过上述对中非货物贸易的出口、进口、净出口产品结构及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非洲货物贸易进口产品结构较为合理，有助于弥补我国资源缺口及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出口产品结构基本合理，高技术含量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占比重较大，有利于我国高技术含量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开拓和劳动力的就业，但也显示出有待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及一些不合理之处。总的来说，通过对中非货物贸易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分析，显示出中非货物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主要是由双方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的，这也决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中非货物贸易仍然会以互补性为主。因此，对于中非货物贸易，我国应本着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原则进一步加大自由贸易的力度，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破除对非贸易的障碍，以更好地获得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潜在利益和有利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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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阳
摘要：新疆对外贸易水平相对于内地省份有一定的差距。我国加入WTO后，新疆出口商品不合理及出口产品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特点更为突出，导致新疆各大类出口产品屡遭发达国家技术贸易壁垒的冲击。所以，对新疆不合理的贸易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来提升新疆商品的竞争力是当前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新疆;贸易结构;优化
一、新疆贸易结构变动分析
(一)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变动情况
以新疆统计年鉴所提供的基本数据为基础，对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变化近2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从绝对量上看，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增长速度较快，从1985年的29 197万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794 189万美元。相比1985年，2005年的总增长率为2 620%。第二，从环比增长率来看，1990年到1994年为止增长率较高，最高年份达到80%左右，在1995年相对于1994年出现负增长，1996年后恢复，并保持快速增长。到2001年后新疆及出口增长势头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增长速度，总量上升速度也很快。第三，进出口总额绝对量增长曲线斜率在2003年后变得更陡，说明进出口总量增长正处于高速增长势头。
(二)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增长的深层原因分析
第一，从出口总量来看，新疆出口总额从1985年的18 020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504 024万美元。相对于1985年总增长率为2697%，平均年增长率为134.8%，同进出口总量相比，还要高出3个百分点。第二，从新疆进口和出口总量水平变动中可以看出，2002年后新疆的进口量明显增加，且上升速度快于进口总量。进口总量比较稳定，上升速度放缓。第三，进口总量自始至终保持着慢速增长势头。2002年后虽然有一定的增长势头，但是，相比于出口上升速度明显小于出口。总的来讲，新疆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量规模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在1998年和2002年进口总量超过出口总量之外，其他年份，新疆的净出口总是大于零，国际收支总是处于顺差状态。
(三)新疆一般贸易和边境贸易结构分析
根据2006年的统计资料，对出口的边境贸易和进口的边境贸易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第一，新疆对外出口当中，一般贸易所占的出口比重明显小于边境贸易，而且边境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一般贸易增长速度。一般贸易以1994年为期年，从29 106万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88 036万美元，增长率为202.4%，平均增长率为18.4%， 而边境出口贸易从1994年的23 932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386 237万美元，增长率为1 513.94%?熏 年平均增长率为137.6%。①说明新疆出口贸易中边境贸易占据绝对重要地位，对本地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率很大。第二，新疆进口贸易当中边境贸易所占的份额比一般贸易所占的比重大。但是，一般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分配格局并不像出口贸易那样明显有差异。一般进口贸易从1994年的16 036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8 894万美元，总增长率为579.3%，而边境进口贸易从1994年的27 335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67 648万美元，总增长率为513.3%，增长率水平上还不如一般贸易。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从中亚进口的原材料较多，而新疆本地加工能力弱而不便于直接作边境贸易，纳入到一般贸易。
(四)新疆出口产品结构分析
第一，根据历史数据所计算的出口产品历史变动说明，新疆对外出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较大，而初级产品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从相对指标来看，工业制成品出口量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81年的42%上升到2005年的90%。说明新疆外贸出口结构已经达到合理化水平。从初级产品出口数据来看，从1981年的58%左右下降到9%左右。这说明，新疆的贸易格局出现喜人的结果，出口贸易结构已处于向着高级化发展的台阶。第二，该趋势说明，初级产品出口量从1995年后一直在下滑，2000年初虽然有些上升，但是，到了2003年后开始大幅下滑。从绝对量来看，无论是初级产品还是工业制成品，其总量处于上升趋势。由于工业品的上升速度快于初级产品，因而初级产品在出口总量中比重下降。因此，不要把这种优化趋势认为是绝对优化，应该理解为相对优化。第三，工业制成品出口中不同制成品出口格局。以2005年为例，通过对工业制成品出口产品的四大分类进行了拼图分析，发现如下事实：
相对于1981年而言，化学制品出口比重明显下降，杂项制品出口量有所上升，而纺织品和农产品出口量明显上升，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量明显增加。说明出口结构向着进一步优化的方向发展。第四?熏初级产品出口结构的分析说明，食品和活动物的出口一直处在上升趋势。占比达到10%以上的其他两种初级产品，即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的出口趋势来看，非食用原料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处于下降之势，而矿物燃料的出口量反而处于上升态势。但是，我们从其动态来看，发现没有绝对上升和下降趋势。是一种动态的周期性变动，进一步论证了初级产品贸易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价格不稳定和贸易格局无法掌控等特点。
(五)新疆进口产品结构分析
第一，根据历史数据所计算的进口产品历史变动说明，新疆从外进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较大，但比重在逐年下降。从初级产品进口数据来看，从1981年的9%左右上升到40%左右。而工业制成品进口量在总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81年的91%下降到2005年的60%。这说明，新疆的贸易格局出现喜人的结果，进口贸易结构也处于向着高级化发展的台阶。第二，工业制成品进口中不同制成品进口格局。以2005年为例，通过对工业制成品进口产品的四大分类进行了拼图分析，发现如下事实：相对于1981年而言，化学制品进口比重有所上升，纺织品和农产品进口量明显上升，而杂项制品进口量明显下降，机械和运输设备进口量明显下降。第三，初级产品进口结构的分析说明，食品和活动物的进口一直处在下降趋势。占比达到10%以上的其他两种初级产品，即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的进口趋势来看，非食用原料的进口所占的比重处于上升之势，而矿物燃料的进口量反而处于下降态势。但是，我们从其动态来看，同样发现没有绝对上升和下降趋势，是一种动态的周期性变动。
二、新疆出口贸易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出口商品的要素禀赋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在新疆出口商品结构中，虽然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初级产品，但是，仍然以“杂项制品”和中低技术的“机械运输设备”为主。同我国其他地区相比，新疆的出口商品结构尚处于较低层次，基本上是“以量取胜”，即通过增加出口商品的数量来扩大出口。另外，初级产品出口的绝对数量的持续增长，一方面反映出产业结构低级化，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了初级产品的加工深度不够。
(二)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粗加工品占了较大的比重
在新疆出口商品结构中，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制成品比重偏低。就机电产品而言，内地均以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机械设备为主，机电产品中九成以上是机械设备。新疆机械设备在机电产品中所占比重虽然也上升到一定比例，但是，其中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都跟内地有较大的差距。高科技的缓慢发展严重阻碍了新疆贸易的发展进程。
(三)服务贸易发展滞后
由于没有充分利用国家鼓励服务贸易的相关政策，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不完善，不能合理有效引导外资投向通信、生物医药、软件等高技术产业;鼓励政策性银行开展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政策贷款，支持企业在电子通信、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等领域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等，致使新疆的服务业存在着供给不足，比重偏低，结构不当，竞争力差等问题。
三、优化新疆外贸结构的相关对策
(一)鼓励外贸企业、生产企业与科研机构结合
在授予有条件的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经贸权的同时，鼓励科研院所、生产企业同外贸企业组织联营公司。外贸企业可依靠科研机构、生产企业，并在科研、生产领域积极投资联营。科研机构可以科技成果或专业技术投资作为股份或投资，积极参与生产或外贸经营活动。外贸企业、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对研究与发展应予以重视并投入一定资金，通过人员交流、相互派人任职、相互投资、合办企业等多种方式加强贸工技结合。
(二)在外汇、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
对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所需外汇优先予以支持。为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而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按进料加工的有关规定办理。自营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享受与外贸企业同等的出口退税待遇。鼓励贸工技结合企业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对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单位可在工资总额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金，用于奖励从事出口的科技、外贸和其他有关业务人员。
(三)发展服务贸易
促进服务贸易发展。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扩大旅游、中文教育、医疗服务和电信服务、运输等服务贸易出口;加快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完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建立部际联合工作机制，形成对服务贸易统一的宏观管理;完善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开展服务贸易促进工作，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四)建立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国际贸易信息传递、交流的中介机构
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现有出口生产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技术含量和技术附加值，有必要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在外贸企业、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建立科技成果信息和国际经贸信息的传递与交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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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麦迪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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