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新闻生态的破壁重建

内容摘要：数字时代，新闻业的旧有壁垒被打破，一个全新的新闻生态系统逐步形成。数字技术带来了多方面的“可供性”增强，也带来多种方向的融合，新闻业原有的边界不断消融。数字环境下新闻生产主体表现出万众皆媒、万物皆媒的可能，多元主体下的新闻生产也具有分布式、碎片化、进行时式的特点。在内容传播方面，以人为媒的社交分发和基于算法的智能分发两种模式逐渐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形成深层挑战。在全新的生产与传播模式下，“新闻”的含义及其价值坐标也在发生漂移。商业化平台逐渐成为用户获取新闻内容的重要渠道，重构了新闻的传播渠道。数字时代的新闻生态既包含由职业新闻生产者构成的作为社会守望者的新闻业，又包含由无数个体、组织乃至机器共同构成的泛新闻生态系统，这种系统是有序与无序的混杂、专业与业余的并存，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互动，也是媒介景观与社会景观的共融。

关键词：数字新闻学;数字新闻生态;数字新闻生产;社交分发;智能分发;平台化

数字时代，新闻生产这个原本封闭的体系在技术的冲击下一步步走向开放，原有的生产壁垒、渠道壁垒被削弱甚至消解，行业边界被打破，生产机制、传播模式等在重构，甚至传统媒体时代对新闻的定义都面临着挑战。传统的新闻业正在融入一个巨大、复杂、全新的新闻生态系统之中。

一、可供性增强、边界消融：数字技术下新闻生态的底层变革

技术并非决定数字新闻生态的唯一因素，但无疑，当“数字”成为一个重要标签时，也就意味着数字技术是影响媒体发展及新闻生态演变的一条底层线索。

数字技术对新闻生态的影响，首先体现为可供性的影响。对于媒体的“新”“旧”的界定可以从信息生产可供性(productionaffordances)、社交可供性(socialaffordances)和移动可供性(mobileaffordances)三方面来衡量，三种可供性水平越高的媒体，往往就是越“新”的媒体。而这三种可供性的不断提高，正是由于数字技术在内容产业中应用的不断演进及深化。

数字技术(包括光盘这样的数字出版技术、激光照排这样的数字生产技术等)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进入新闻生产领域，但对媒体来说，数字时代的真正到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大众层面的普及以及门户网站的兴起。网络的海量存储空间、全天候传播等特性，给传统媒体提供了传统渠道之外的传播空间，刺激了包括新闻在内的信息供给。但值得注意的是，新闻生产可供性的增强，并不只是体现在媒体这方面。相反，可供性增强更多缘于媒体外部力量的加入，因为技术发展降低了生产壁垒。

与此同时，各种数据处理技术不断进入新闻生产中，包括近十年日益发达的大数据技术应用，它们为新闻生产与表现带来了新的手段与新的思维。用客观数据来呈现社会现象与规律，利用数据分析进行新闻选题策划、效果评估，成为新闻生产的一个新方向，数据新闻、可视化新闻等也成为重要的新闻形态。虽然目前由于数据应用能力不足，中国媒体在数据新闻及其他数据应用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将数据作为新闻生产资源这一方向不会发生变化。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会进一步从数据维度影响新闻生产的可供性。

社会化媒体实践在提高社交可供性的同时，导致新闻生产主体的一次巨变，给信息生产的可供性带来深刻影响。用户从传统的信息消费者转变为产消一体的使用者。虽然从新闻产品的生产角度来说，用户并不具有相应资格，但用户的参与影响了媒体的新闻生产，也使新闻生产的过程变得开放。很多时候，这个过程比产品本身的影响更为突出。社会化媒体应用的发达，也使得社交网络成为重要的新闻传播渠道。社交可供性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信息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与信息生产可供性的交织，使得包括新闻在内的公共信息生产从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扩展。

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则使移动可供性不断提高。用户随时随地获取信息成为可能，这也意味着人们信息消费的时空变得个性化、碎片化，媒介使用不再受制于媒体制定的时间规程或空间情境。而面对处于移动时空的用户，媒体的新闻内容生产与分发，也需要越来越多地将“场景”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也就是考虑在时间、空间、行为模式、心理状态以及社交氛围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用户的特定需求，未来的移动可供性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场景可供性。

在上述三种可供性之外，数字技术还带来了新闻体验的可供性的变化。门户时代flash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具有交互性的多媒体新闻叙事模式，这不是对电视的多媒体体验的复制，而是在多媒体基础上将用户参与变为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闻体验的一次飞跃。虽然由于技术的更迭，flash技术目前已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但移动平台中的H5等技术仍在延续这种交互性体验。

VR、AR等技术在未来也会带来超越今天多媒体呈现的全新体验。依托VR、AR技术，人们可以进入新闻现场获得感官上的刺激，同时也意味着“你所见即你所得”。也就是说，用户可以依据自己的主观视角，从现场发现个人兴趣点，而不再受到传统电视直播的摄像、导播视角的限制。他们对于新闻现场的理解与认知，也是基于现场观察中所获得的信息的，在一定意义上，这会对新闻的“客观性”判断造成一定冲击。VR、AR对新闻现场的模拟或还原，也会影响新闻真实性。如何在不对新闻业的“真实性”传统构成根本性颠覆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成熟叙事风格，将是VR新闻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同时，新闻业内对于“真实”的理解，以及“真实”和“虚拟”之间的界限，也将发生较大改变。

除了可供性的变化，数字技术对传媒业的另一个深刻影响是媒介边界的淡化，以及传媒业与其他产业的相互融合，而媒介融合是其中的主要线索。

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20世纪70年代末预言了广播和动画业、电脑业、印刷和出版业这几大产业之间的融合趋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浦尔教授在1983年出版的著作《自由的技术》中进一步提出了媒介融合的可能，浦尔指出，在技术的推动下，“一种单一的媒介，无论它是电话线、电缆还是无线电波，将承载过去需要多种媒介才能承载的服务。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过去只能通过单一媒介提供的服务，例如广播、报纸、电话，现在都可以由多种媒介来提供。由此，过去在媒介与它所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的一对一的关系正在被侵蚀”。目前对媒介融合的研究与实践，主要涉及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机构整合、产业融合等层面，虽然有人对媒介融合能不能实现表示怀疑，但从浦尔提出的媒介融合角度看，融合无疑已经发生，以技术融合为基础的市场融合以及产业融合都正在深刻改变传媒业，其中包括新闻的生产模式与机制。

一些人对媒介融合的疑虑主要针对目前的业务融合、机构融合的模式，而这两个层面的融合的确需要审慎进行。

从业务层面看，媒介融合将媒体推向了一个全媒体的业务环境，竞争对手更为多样，市场更为复杂，传播平台更为多元，这要求媒体在新的环境里寻求自己的新的定位与新的发展方向，也要求媒体针对不同平台有不同的产品策略。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媒体放弃或弱化原有业务形态而转向做全媒体、融媒体产品。不考虑市场需求和生产能力，不考虑内容与形式的适配，一味做“融媒体”产品，或过多强调内容的“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样分发”，反而可能导致新闻内容生产质量的下降。一个融合的市场恰恰要求媒体强化原有特色，这样才能通过差异化形成竞争力，当然这些特色形态也需要针对社交化、移动化等传播平台做出一定的调整。简单把全媒体、融媒体作为媒介融合的代名词，可能会产生方向上的错误。

与业务融合相关的融合是机构融合。虽然从理论上看，机构融合有助于业务融合，但如果机构融合不是由机构自身的利益驱动的，而只是外力强制下的机械捆绑，这样的融合恐怕是难以持续的，也是难有成效的。

无论是媒体机构间的融合，还是新老媒体间的融合，一个重要挑战甚至是障碍便是媒体间的文化差异。每一种媒体在发展过程中都在逐渐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与媒体相应的传播模式、主体、手段、思维等集合作用的结果，又结合着媒体运行的环境因素、体制因素和市场因素等。在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的过程中，文化性障碍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传统媒体总体上是一种庙堂式文化，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受众更多的是俯视的、教化的姿态，强调的是统合、引导。而新媒体的文化诞生于“草根”的江湖式文化，它表现出开放、分权、兼容、共享、戏谑、多元等特点。传统媒体在向新媒体转型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文化上的水土不服，而这个问题并非简单地通过语态变革可以解决的。

媒介融合也是媒体与用户融合的过程，用户成为数字新闻生产、传播的新要素，用户的新闻消费模式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影响也会向媒体系统渗透。因此，媒体的变革需要在重新思考媒体与用户关系的基础上进行。

浦尔提出的媒介融合概念还包含各种传播形态融合这重含义，即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之间的相互交融。媒介融合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更打破了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作为大众传播主要客体的新闻内容也不再只承载公共生活意义，还被加入了各种群体生活、私人生活的意义。

对于媒介融合的进一步影响，黄旦等学者指出，在产业层面的融合外，另一种媒介融合是社会形态的变化，即以数字技术为元技术平台，将不同维度上的媒介重新整合于一体，形成一个全球化的、涌动的“网络社会”，而媒介组织就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研究媒介融合，需要把产业层面的经验“意识结晶”融入“网络社会”的理论把握，重塑传播观念和范式。媒介融合带来的不仅是传播的变革，更是传播与社会的新关系，对新闻及新闻生产的认识也需要基于对这些新关系的理解。

孙玮认为，技术会嵌入人的身体而成为主体的一部分。这种由技术与人的融合创造出的新型主体，正在成为一个终极的媒介。她将为技术所穿透、数据所浸润的身体命名为“赛博人”，并认为所有的社会连接都会汇聚到赛博人这个界面上。赛博人这样的新主体，会形成更多样的需求、更复杂的行为模式，以及与信息的多元关系。人与信息、人与物、人与机器的新关系也会酝酿出新的传播。当传播被改写时，新闻与新闻生产也会随之发生一定变化。

无论是哪个方向、哪个层面的融合，都意味着媒体旧有边界被侵蚀甚至消融。传统时代，媒体依靠专业壁垒形成了自我保护，当然这种壁垒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生产的专业性形成了保护。但当专业壁垒被破除后，这两种保护层消失，媒体资质不再是新闻生产的唯一通行证，新闻生产也不总是能获得专业性的保障。

二、万众皆媒、万物皆媒：数字环境中新闻生产主体的“破壁”

数字技术带来的新闻生产门槛的降低，以及社会化媒体构建的生产平台，使得各种主体跨越了原有的专业壁垒而进入新闻生产领地，形成了全民参与、万众皆媒的景观。

全民参与新闻生产有两种典型情境：一是偶然的、非制度化的参与，二是以自媒体形式进行的较为持续的参与。用户偶然的参与往往与新闻事件或话题的接近度相关，例如碰巧在新闻现场，或者某些新闻话题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而引发他们的评论。而以自媒体的形式进行的持续性参与在今天也变得更为普遍。自媒体也不完全是业余的代名词，越来越多的自媒体的生产者是拥有媒体或新闻传播专业背景或其他专业、行业知识背景的用户。用户的参与方式一方面是新闻事实的提供，另一方面是与新闻相关的评论。虽然用户评论大多不涉及事实性报道，但一些时候，评论汇聚形成的公共意见会推动事件的发展，或导致媒体对事实关注度的变化，有些评论里也有进一步挖掘新闻事实的线索。无论是偶然的还是持续性的，无论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用户参与都会带来信息环境的复杂化。

除了公众外，政府机构、企业及其他各类组织，也开始通过自己的渠道来进行信息发布、与公众沟通，在出现危机的时刻，这些渠道也成为其公关渠道。虽然这些组织的内容生产目的主要是公关、营销，但在很多时候，其生产的内容也会成为具有公共价值或公共关注度的新闻或新闻素材。但是组织本身的利益诉求、立场等又会干扰其发布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而公众未必总是能识别其中的干扰。作为一种新的新闻生产力量的非媒体组织，对于新闻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无论公众和非媒体组织的新闻生产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今天的新闻生产已经不再是媒体的专利，而变成了一种全民的传播实践。因此，新闻传播学新的学科体系应以“公共传播”为核心概念，以社会交往、沟通、传播为基本范畴，以“技术”“思想”“表达”为关键词重构教学与学术研究体系。也有学者提出了从专业新闻学向用户新闻学转型的主张。

黄旦指出：“新闻学科的基础要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到整个人类的传播实践，就像人类被纳入了传播平台的范畴，新闻学必须自觉地转换视角，从人类传播实践的平台范畴来观照新闻业及其实践，把新闻实践与其他的传播并置，从而讨论其可能具有的特殊性及其实践规范。”

在多元的新闻生产者格局下，对新闻内容质量具有重要影响的生产者素养，也需要扩展为一种全民的素养。要让所有人都具备职业新闻生产者的素养与能力并不现实，但提高人们的信息辨识力是必要的，这种辨识力不仅包含作为信息消费者的分辨力，还包含作为生产者与传播者的判断力。此外，对公众来说，新闻生产是公共交流的一种方式，今天新闻生产中很多困境与公共交流理性的缺失有关。因此，在面对“不思”的大众时，新闻专业主义更应该将理论视角转移到交往理性关于言语行为的有效性的维度，比如提倡参与新闻生产与传播的主体都坚守“真实、真诚与正确”。虽然这仍是一种理想目标，但也应是数字时代全民素养的重要努力方向。

在这样的环境里，专业的新闻生产者的专业目标及实现路径也会发生一定变化，除了新闻生产的专业性的坚守与提升外，还要“致力于促进‘新闻场’(journalisticfield)的进一步开放，重构适应新的媒介生态环境的新闻专业主义，传递、讲述以公共性为核心的‘元传播’模式所应有的核心要素和规范理念，成为真实、理性、开放、多元等公共交往理念的维护者、阐释者和示范者”。

除了“万众皆媒”外，另一种可以预期的前景是，在未来新闻生产系统的各个环节，参与主体将不仅是人，“万物皆媒”将带来数据采集与加工的自动化。在物联网等技术的支持下，各种智能物体可以自动从其监测对象那里采集信息，这既包括自然与社会环境信息，也包括人的动态行为数据。与以往仅靠人进行的信息采集相比，智能化物体进行的信息采集可以到达人不能到达的领域，延伸到过去人的感官不能触及的信息维度，也可以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监测。智能物体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结合，也可以完成信息的智能化加工与分发。因此，万物皆媒也会扩展人的认知边界，人与物、人与环境的信息互动会带来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新模式。

万物皆媒的前景下，新闻生产会面临更多新挑战。物的数据是否准确、全面，如何评估数据质量，物的数据被谁掌控、这种掌控权力有多大，数据是否可以对公众开放或对媒体开放，新闻生产者如何将物的数据与人的观察、分析结合，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将成为新闻生产中的新问题，我们也需要提前做好理论与实践的准备。

三、分布式、碎片化、进行时式：数字新闻生产的开放性机制

在接受新闻生产的主体边界被打破这一事实的前提下，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相较于传统的新闻生产，多元主体参与的新闻生产在机制、模式上有何差异。

与集中于媒体内部的传统新闻生产模式不同，多元主体参与的新闻生产往往是分布式的。分布式的内容生产很多时候是去中心的，即使是专业媒体，也并不必然成为生产权力的中心。多元生产者更多依照其自主意愿、用不同方式参与新闻生产，虽然多数参与者以非持续的、边缘性的方式参与内容生产，他们生产的内容不足以构成完整的新闻作品，但这些参与也是分布式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没有中心控制或引导的分布式的新闻生产中，主要驱动机制是任务导向。一个新闻事件、一个新闻话题就是一个任务，所有的生产者都根据自己的条件完成任务中的一个部分。这些主体间的协同过程属于自组织方式。多数情况下，自组织方式能集成多元主体的力量，形成“群氓的智慧”，虽然每个参与主体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贡献是有限的，甚至某些参与者提供的信息是错误的，但参与主体之间会形成一种相互协作、相互验证、相互纠正的关系，并由此不断调整目标，校正新闻生产中的偏差，优化新闻生产。但自组织方式未必总是高效的，其协同、校正、优化需要一定过程，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偏差也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对于一个特定的新闻生产过程来说，完全无中心的分布式生产往往并非理想模式。更理想的分布式生产需要以这样一种社会网络为基础结构：它连接尽可能多的生产者，且同时存在多个中心节点。连接尽可能多的生产者，可以实现生产力量与资源的广泛整合，并存的多个中心可以完成核心内容的生产，或者承担起引导、协同等任务，多中心的模式也可以避免单一中心出现失误时带来的风险，防止单一中心所带来的信息遮蔽或误导。这里的中心应是具有高信誉度、专业度的生产者。虽然这样一种模式有时也可以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实现，但更多时候需要通过明确机制来引导、推动，这种机制也需要依托于平台。但今天的平台，无论是新闻客户端，还是社交平台或算法分发平台，都缺乏相应的机制，这也是平台在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的方向。在分布式内容生产中，传统媒体虽然不再是控制着全部生产权力的绝对中心，但它们应该努力成为多中心分布式生产中的中心。

分布式的生产，很多时候也是碎片式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用户生产的新闻碎片可能成为专业媒体内容的补充。当那些关键的碎片拼贴在一起时，当它们与专业媒体的报道组合在一起时，最终呈现出来的图景会比仅仅由专业媒体所描绘的景象更为丰富、立体。但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拼贴未必总会实现，很多时候，碎片也可能成为噪音与干扰。对于个体来说，如果接触的都是碎片就容易被误导，对新闻事件或环境的认识也是片段、片面的。我们既需要接受基础性新闻生产中的碎片，又需要克服碎片化带来的问题，媒体的新闻生产也需要面对一个开放的、碎片化的环境，探寻提升碎片化内容价值的路径。

分布式的新闻生产的过程往往也是进行时式的，对新闻事实的呈现是渐进的。以往媒体的报道，大多会在新闻进展告一段落、对事实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后再进行。虽然也有直播、追踪式报道，但它们多针对重大主题，是非常态的。而全民参与的分布式报道使得进行时式的生产成为常态，即使是专业媒体，在环境的压力下也会越来越多地采用进行时式报道。这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在渐进过程的某些阶段，对新闻事实的呈现不完整，有时甚至失实，这也是近年来新闻反转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新闻反转可以推动新闻生产者对事实和真相的探寻，但如果以“让子弹飞一会儿”为由，对反转事件总是持观望态度，而不是努力去接近、挖掘事实真相，那么多次反转的结果也未必是真相。

分布式、进行时式生产也使得新闻文本在某种意义上变得开放。随着对事实认识的深入而不断修改文本变得方便，这种修改可能也会使生产者的失误被掩盖。

此外，除了核心文本外，新闻后的评论也可以看作文本的一部分，评论的生长性也意味着文本的生长性。这种文本的生长性，也是数字新闻开放性生产机制的一个表现。

四、以人为媒的社交分发+基于算法的智能分发：数字新闻传播模式的重构

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直接受到其传播模式的影响。数字媒体在不断演进过程中，也重构了公共信息的传播模式，这种模式是对传统大众传播模式的颠覆。

早期的数字媒体(包括web1.0时代的互联网)还只是传统大众传播模式的延续，但当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后，各种新兴的社会化媒体应用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模式，用户的关系网络构成了信息传播的新基础设施，每个个体都成为信息传播网络中的节点，这个节点兼具信息生产、传播与消费的三重角色。

这个新的信息传播网络不仅承载着私人性信息，也承载着包括新闻在内的公共信息。个体节点不仅是新闻生产的媒体，也是新闻传播的媒介。私人性信息与公共性信息通过同一传播网络流动、扩散，意味着私人性信息与公共性信息的界限不再明晰。用户在信息选择、传播与消费的过程中，既有社会环境认知等公共性的信息使用需求，也有自我形象塑造、社交关系维护等私人性的信息使用需求。很多时候，公共性信息也会用于私人化的目的。新闻传播也不再只是大众传播视角下的内容传播，而是多种传播活动与思维的混融。

这样一种传播网络也使得用户的新闻内容消费变成了群体性消费，除了个人动机外，社会化环境也成为影响用户信息消费的重要因素。

面对这样的信息传播网络，有学者指出，网络化、关系化思维应当成为我们思考新闻活动的出发点，新闻活动理当被放置在网络化、关系化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即使在传统时代处于传播权力中心的媒体，也需要重新适应这样的传播模式。在新的信息传播网络中，它们也变成了一个个节点，甚至很多时候，这样的节点并没有绝对优势。在微博这样的平台，媒体的账号也需要像一般用户的账号一样进行关系的建立与维护，才能吸引足够多的粉丝，形成传播力;在微信这样的平台，媒体只能通过公众号这样的方式来发布信息。相比普通用户的账号，公众号没有自己的社交网络，因此更为被动，与普通用户互动的方式也有限，如果内容缺乏社交传播动力，公众号很容易成为一座孤岛。虽然媒体人总会将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视作自己在数字时代的传播优势，但在“以人为媒”的传播机制下，媒体的这些优势并不总是能被凸显出来。

为寻求社交传播动力，获得更多“人媒”的呼应，“语态变革”也成为媒体在数字时代变革中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但这样的变革也很容易滑向娱乐化轨道。简单追求“网言网语”，或者用各种“震惊体”“惊吓体”来吸引眼球，虽然获得了“人媒”这样的即时报偿，但长远来看却可能损失专业声誉。

对于用户来说，社交化传播也是海量信息的过滤机制，但受人们社会网络的同质性、选择性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交化传播很多时候难以实现信息的充分、全面、均衡传递，个体、群体都会面临信息窄化的问题，这也为公共交流、对话带来障碍。

在智能化技术被应用到新闻领域后，算法分发成为一种重要的内容分发方式。算法分发与社交传播两者的结合，共同影响着新闻内容的流动。目前的算法分发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完成针对个体的内容推荐，二是实现平台整体的内容推荐与调节。前者主要是分析用户的个性化兴趣与行为进而向其推荐相应内容，后者则是基于平台整体的考虑，通过一定的规则，用算法来调节各种内容的流向与流量。但无论是哪种目标，目前的分发算法在设计时都往往不是基于对内容本身质量的评价，而是考虑内容与用户需求的匹配。

社交分发和算法分发也会产生互动：一方面，有些算法会将用户的社交关系作为推荐算法中的变量，也就是参照社交关系来推荐内容;另一方面，当人们将算法推荐的内容分享到社交平台时，算法分发也会影响到社交分发的内容。

近年来关于算法分发也存在很多讨论，一个最大的忧虑是它可能导致“信息茧房”效应，这是出于对算法的“过滤”机制特别是以个体兴趣为导向的过滤机制的担忧。当然，算法设计并非只有满足个性化需求这一种可能，在意识到算法可能导致个人视野狭窄时，对算法做出调整以使其在公共性新闻推送方面发挥作用，也并非不可能。

五、“新闻”的重定义：数字环境中新闻含义与价值坐标的漂移

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是公共传播活动与私人传播(包括群体和个人)活动的混合，这也给新闻生产最基本层面的问题—什么是新闻、新闻价值如何判断—带来挑战。

虽然在对新闻的定义中，陆定一所说的“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在国内仍广为人知，但在今天，除了“新近发生”这样一个要素外，在多元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的眼里，什么样的事实值得被报道与传播，或者说，今天人们更关注什么样的事实，成为一个需要再思考的问题。

今天“新闻”概念已经泛化成为媒体上所承载着的、与公共生活有关的信息载体，其最主要的形态是我们狭义上所讲的“新闻”，以及一些半娱乐化的媒介文本和信息产品。可以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外，今天新媒体中的大量信息都蕴含着新闻的价值，只是有时它们可能是沉睡的，有时可能被唤醒，而什么样的价值会在什么时候被什么样的人唤醒，决定了新闻的影响力。这种唤醒，很多时候不是由专业媒体人独立完成的，而是由用户参与完成的。因此，用户的价值坐标对于新闻判断而言变得更为重要。

用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闻的唤醒，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闻的传播。在以人为媒的传播机制中，每一个个体都会成为内容的导体，但对不同内容的传导性不尽相同，有时是充分的“导体”，有时是“半导体”，有时是“绝缘体”，这种传导性与内容对个体的价值(特别是社交情境下的价值)密切相关。社交平台分享的内容，更多地具有表演的道具、关系的润滑剂、流通的社交货币、强化自己立场观点的论据等功用，因此，内容是否具有社交谈资价值，是否有助于体现用户的存在感、提升社交形象、支持立场，或帮助他们维系、扩张自己的社交网络，融入他们希望加入的群体，都影响着用户对它们的传导性。对于新闻内容而言同样如此。

新闻不仅是对事实世界最新变动情况的呈现，更是连接主体(包括个体与群体)与外部世界的特殊环节、纽带或“中介”，也是人的一种社会存在方式。虽然“连接”未必是新闻对用户唯一的作用，但在今天这方面的作用无疑需要得到足够重视。

以往媒体在做新闻及其价值要素判断时，主要考虑的是公共生活与公共视角，也就是考虑对社会环境的认知以及社会公共交流与整合来说，人们应该知道哪些信息。而今天的新闻传播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交织，对新闻及其价值的判断需要更多基于私人生活情境下的群体或个人视角。

传统理论中所提到的新闻的重要性、显著性、新鲜性、接近性等价值要素并没有失效，但对这些要素的衡量不再仅是基于专业新闻生产者角度的判断，更是参与新闻传播的人共同做的评估，是多元视角的集成。但无数的私人视角集成在一起并不等于公共视角，而是变成了复合的私人视角，这些私人视角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冲突甚至对抗。

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这些新闻生产最基本的问题，也由于多元主体、多元视角的出现变得更为复杂。虽然真实性、客观性作为新闻专业性的标准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如何判断真实、客观却变得困难。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后真相”概念，正体现了数字环境下新闻真实性遭遇的新困境。除了前文所说的分布式、碎片化、进行时式生产方式的影响外，社会化媒体传播中人们的立场、态度、情绪这些私人性因素对事实传播的干扰，也常常被视为导致后真相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后真相现象，研究者也有不同理解。虽然很多研究者将后真相视作真相的对立面，也呼吁通过对事实、真相、理性的追求来破解后真相问题，但也有研究者指出，后真相不是简单的“真相”对立面，而是“无数的人们的生活、情感、价值汇聚成的‘历史’”。对后真相的不同理解，也部分缘于人们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公共性面向与私人性面向的关注差异。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基恩认为，我们需要去想象一个“真相本身就是多面”的社会。他同时认为，最终关于真相的认同还是取决于人们的共识(agreement)和信任(trust)。即使真相具有多面性，共识和信任的建立也是重要的;但另一方面，社会化媒体等传播模式又容易造成不同群体的区隔甚至对抗，公共对话也变得困难，共识和信任的达成也更为艰难。促成公共对话的开展、共识的达成，也应成为以媒体为核心的专业新闻生产者的一个使命。

在一定程度上，新闻的含义与价值坐标不再像以往那样恒定，存在着漂移性，甚至人们对真相都有不同理解，但专业的新闻生产者仍然需要在漂移的坐标中坚守一些恒久的原则。如果仅从用户及流量角度来评价新闻内容的价值，甚至让流量成为生产的导向，会使新闻生产走向歧途。当然，如果完全没有从用户角度考量新闻价值，专业生产也会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今天的新闻价值判断，需要在公共、群体、私人等多重价值坐标中寻找交汇点。

六、平台化：数字新闻传播渠道的重构

在传统的大众传播时代，新闻传播渠道都控制在媒体手里;进入数字化时代以后，新闻传播的渠道不断扩张，每一次扩张都是对媒体自有渠道的冲击。

世纪之交兴起的门户网站，是对媒体垄断渠道的第一波大冲击。虽然媒体也可以自建网站，但在中国，因为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批以新闻信息集成平台面貌出现的商业性门户网站形成了比媒体网站更大的影响力。商业门户网站并不具备新闻生产的资质或能力，但它们通过对各类新闻信息的集散，促成了内容的多次传播，带来了新闻的增值。门户网站在泛新闻内容或专业资讯内容方面的生产，大大丰富了内容市场。商业网站的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到门户网站在移动时代的转型产品—客户端。

门户网站之后普及的搜索引擎应用，作为信息流量的调节枢纽，也在影响着新闻内容的传播，它促成了内容的“再传播”，在搜索引擎算法中获得更优地位的网站或内容，可以在再传播中获得更大优势，传播的次数也可能更多。

社会化媒体应用的持续发展，特别是web2.0应用的普及，使得社交渠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渠道的作用不断凸显，各类新闻内容的生产者都在向这些渠道汇聚。也如前文所述，社会化媒体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机制。

近年来开始流行的视频平台，在社交分发的基础上突出了视频这一表现手段，以及基于新媒体思维、移动思维的新视频文化。这样的视频平台同样是在传统媒体的渠道之外的。

而各种原本聚焦于商业服务的平台，如电商平台、导航应用等，也开始向内容平台延伸，虽然这些平台目前的新闻内容还不太丰富，但这些平台有特定场景作为依托，因此也具有吸纳与其场景(如消费场景、出行场景等)相关的新闻内容的能力，这些内容可能来源于普通用户，也可能来源于专业媒体。

随着智能化技术应用的深入，未来在智能家居、智能汽车等领域，或将出现新的新闻传播渠道。

在传播渠道日益丰富的同时，新媒体的新闻信息传播也出现了平台化的趋势。今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从业者采用“平台”这个概念，并非为了玩文字游戏。平台与传统时代的渠道是有显著差异的。传统的传播渠道是内容到达受众的单一通道，内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往往被渠道分隔。而平台是内容到达用户的多元路径、复合生态。内容的传播者与使用者在平台相遇，用户对于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影响能力增强。用户与用户也在平台上通过社交网络、社群等多种方式连接。平台不仅可以进行内容的分发，还可以完成对生产者的培养，同时还具有社交、服务等多重功能，满足用户的多重需求。

平台化一词的流行还反映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包括新闻在内的信息传播渠道在向少数几个巨型平台集中。商业性的平台分流了传统媒体的用户，并且用户已对平台形成了较强的黏性，媒体已经逐渐认识到平台化是内容传播的一个大趋势。但对传统媒体来说，要实现平台化又面临巨大的挑战，其中缺乏用户基础是一个核心障碍;另外，产品思维和运营能力的不足、产品结构的不完善、文化上的不适应等，都可能影响到其平台化。

商业性平台特别是巨型平台的所有者，则拥有极大的权力，除了控制新闻内容的分发外，还会通过内容分发的流量反过来影响内容的生产。但这些新话语权的拥有者的背景各不相同，很多没有内容运营经验，如何推动内容生态的良性发展，如何审慎对待自己的权力，对它们而言都是新考验。

总之，在数字新闻生态中，平台是一个关键，因为多元主体间的关系、人与新闻的关系、新闻与其衍生产品的关系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平台模式与机制决定的。数字新闻生态的优化需要建立在平台优化的基础之上。

七、结语：公共性与私人性交织、传播与社会景观共融的数字新闻生态

数字时代，传统新闻业的壁垒与模式被逐步打破，一个新的新闻生态已经形成，未来还将进一步变化。数字时代的新闻生态不再由传统的传播者、内容、渠道、受众等要素间的单线条关系构成，而是多元主体以多种关系编织的系统，也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传播形态交织的系统。不同主体基于不同动机、诉求参与新闻的生产与传播，新闻的生产、传播、消费加速了人、组织及社会的媒介化。

面对数字时代新闻生态的挑战，传统媒体需要努力转型，但这种转型并不只是技术性的修补或调适，而是在对全新的新闻生态以及相应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新模式有着完整认识的前提下，重新定义自己在这个新生态中的角色与位置，既需要从泛新闻生态系统中吸纳必要的能量，又需要有专业的定力与能力，排除环境的干扰，对抗外部的破坏。在不能完全依靠体制性的壁垒进行自我保护的时代，媒体更需要依靠专业水准与专业声誉再筑“专业之壁”。

数字时代的新闻生态不仅是新闻生产的生态系统，也是以传播活动及信息勾连起来的社会系统，是复杂的社会景观在传播、信息坐标上的投射。

数字时代的新闻生态，总体上分为两个不同层面：一个是以职业的新闻内容生产者(目前主要为专业媒体中的职业媒体人，但也涉及专门从事内容生产的自媒体)为主体的新闻业，它仍是一个重要的公共领域，其责任仍是传达公共信息、守望社会环境、促成公共交流与社会整合。因此，它需要提供比其他各类社会群体采用各种其他方式所能提供的更为充分、精确、可信、适用的信息，也即为不同视角下的意见阐发者提供他们共同倚赖的事实陈述，这样的新闻业仍需要专业精神与专业能力的支持。另一个是由各种个体、组织甚至机器共同建构的泛新闻生态系统，它是有序与无序的混杂、专业与业余的并存，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互动。这样的系统是所有人的自我表达、传播权利的实践场所，也构成了专业新闻生产者生存的环境，它既可能是对专业新闻生产的补充、延伸与校验，也可能是对专业新闻生产的干扰甚至破坏。这两个层面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线，而是相互渗透的，既可能产生能量互换，也可能产生冲突、对抗。

注释

①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1):2-19.

③黄旦,李暄.从业态转向社会形态:媒介融合再理解[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1):13-20.

④孙玮.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J].新闻记者,2018(6):4-11.

⑤李良荣.中国新闻学学科发展面临的挑战及重构路径[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6(6):2-5.

⑥刘鹏.用户新闻学:新传播格局下新闻学开启的另一扇门[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5-18+126.

⑦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5(1):75-88.

⑧吴飞,唐娟.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挑战、坚守与重构[J].新闻界,2018(8):18-29.

⑨⑪赵立兵,文琼瑶.超越危局:新闻业应立足于公共生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教授潘忠党学术专访[J].新闻记者,2017(12):14-21.

⑩⑫杨保军,李泓江.新闻学的范式转换:从职业性到社会性[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8):5-25+126.

⑬王维佳.什么是真相?谁的真相?—理解“后真相时代”的社会化媒体恐惧[J].新闻记者,2018(5):17-22.

⑭“后真相”在给民主制造麻烦?—专访约翰·基恩[EB/OL].(2018-01-19)[2021-05-05].http://mp.weixin.qq.com/s/kAgZuBARezctZ7z6IGaC1A.

⑮潘忠党.在“后真相”喧嚣下新闻业的坚持—一个以“副文本”为修辞的视角[J].新闻记者,2018(5):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