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的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

摘要:城市和民族国家既是实体性的，也是观念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研究，需要超越只有一个城市和只有一个乡村的观念模式，对现代性和文化视角的阐释限度有所认识，重视发掘城市形象的多义性和流动性。城市与民族国家构成了一个“问题场域”，看待、想象城市的方式常常带有民族国家隐喻的性质。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能够相互照亮。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对城市有着自己的偏好和选择，那些处于内忧外患中心地带的城市，那些被域外文明强势嵌入的城市，或被寄予民族国家崛起厚望的城市，是民族国家话语的聚集地与争讼场。其中，国都、租界城市的文学想象尤其受到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青睐。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需要抓住两个身份，即城市的身份和作者的身份，并引入城市互观的思路和跨国、跨文化的视野，由此拓展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研究的空间。

关键词:城市想象;民族国家;现代文学;问题场域

一、作为问题场域的城市想象

斯宾格勒断言:“世界的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83)，“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

[……]民族、国家、政治、宗教，所有的艺术以及所有的科学，全都有赖于一种原初的人类现象，那就是城镇”(79)。在近世的文明进程中，城市确实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谈论现代国家、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文学，几乎都不能脱离“城市”这一特定的场域。城市，生产并传播一切现代观念和现代之物，提供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所需的物质技术条件和思想文化土壤。

然而，当我们试图描述一座城市时，总感觉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入手。这是因为“城市现象是一个很难下定义的现实;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潘什梅尔183)。关于城市的言说，不仅指向城市自身，更重要的是，城市构成了一个松散的“问题场域”(汪民安1)。任何关于城市的表述，都被拖入现实问题之中，映现着城市人的当下体验或未来愿景。

作为“问题场域”的城市向各个领域和各种意愿敞开。这也意味着阐释城市的路径必然是丰富多样的。实际上存在两个城市，一个是看得见的城市，一个是看不见的城市。看得见的城市是物质的、实体的，看不见的城市是心理的、精神的。卡洛•罗特拉提出了“事实城市”(cityoffact)与“感觉城市”(cityoffeeling)两个相对的概念，“事实城市形成于资本、材料和人的流动”，而超越城市“实在体”的“感觉城市”则“成型于语言、图像和概念的流动;文学作品通过感觉城市的塑造使得自己想象的城市在读者的头脑中形成意象”(成砚64—66)。看不见的城市在人们认知城市和民族国家时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实在体的城市。

诸多学者都重视城市心灵、城市感觉、城市印象的伟大作用。涂尔干相信，“每一种城市都创造一种心灵状态”(利罕8)。袁昌英也认为，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心灵”，巴黎、柏林、纽约、莫斯科、北京，哪一个城市不是有着它“特别的精神与气质”?换言之，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城格”，“正如人之各有其人格一般”(袁昌英241)。城市的心灵或城格，使得每座城市可以辨认，也使得城市与乡村截然区别开来。正如斯宾格勒所言，“区分城镇与乡村的东西，不是大小，而是一种心灵的存在”，“城镇的心灵的诞生”是一个奇迹(斯宾格勒79)。斯宾格勒应该是在观察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现代城市的基础上得出了这一结论。

有别于乡村心灵的城市心灵，近代以降才在中国系统出现。在这之前，由乡土文明主导的传统中国，城市与乡村共享一套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里的地主与乡下的地主并无本质不同，在城里做官与解职返乡的士绅在精神生活上也无二致。即便北京这样的大城，在林语堂的记忆中，它的魅力仍在于“同时含蓄着城市生活及乡村生活的协调”(林语堂507)，师陀对北京的深情，也源于它是一个“半农村性质，令人难忘的老城”(师陀279)。不过，西风东渐后，城乡的协调性已在许多城市被逐渐打破。西洋的现代器物、街道建筑、消费娱乐、价值观念甚至城市制度不断扩散到中国的城市，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城市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背叛乡土文明作为代价的。城市的心灵，是近代中国在半殖民语境下追求现代化的产物。城市出现了新的机构和职业(学校与教师、报刊与编辑、现代工厂与资产阶级、银行与银行家、教堂与传教士，以及自由作家、医生、律师等)，新的城市空间(公园、电影院、咖啡馆、跳舞场、运动场、博物馆、百货公司、摩天大楼等)，管控城市的权力机构除了中国地方政府，还有领事馆、工部局等外国机构。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城市，都存在多元权力格局，华洋杂居，多个权力主体控制着城市不同的区域。城市的空间、人群、物质、生活、权力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使得城市心灵在现代与殖民之间挣扎，民族国家观念参与并影响了关于城市的表述:治外法权、炮舰外交、种族歧视、文化身份、劳资矛盾、经济竞争、崇洋媚外、国家主权、反帝反资、提倡国货、民族本位文化等现实和观念进入城市想象中。城市心灵的出现，使得城市既有看得见的一面，又有看不见的一面。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市的研究，需要顾及它的两面。

谁更有能力呈现城市的内外两面，抵达城市的精神深处?显然不是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历史学的相关著述，这些领域的学者不大关心城市的气氛和灵魂。唯有作家和艺术家才会一边穿越城市的空间，一边捕捉城市的气息，思绪翻飞，为城市描形绘神。城市心灵、城市性格、城市感觉属于心理、精神的层面，难以“看见”，不可量化。而文学恰恰在感觉、精神城市的捕捉和书写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在1998年所著的《文学中的城市》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概念，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的构形方式，认为城市与文学相互生成，城市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城市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阅读文本“成为阅读城市的方式之一”(利罕9)。作家通过文字构设的城市形象，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艺术之宫”(贾振勇60)，文学中的城市将影响人们对于现实城市的理解与评价，进而介入现实城市的文化定位与形象重塑的工程。例如，时光流转，新时期的上海人却“一定要以‘海派’作城徽”(李天纲348)，这就与文学中渲染的旧上海形象有一定关系。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城市看作是文学想象的产物”(利罕383)，尤其是当城市被当作民族国家观念的隐喻时，如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上海作为“地狱”或“天堂”，抗战大后方文学中的成都“像北平”或“像江南”，都可以被视为民族国家观念参与城市形象建构的结果。迈克•克朗认为:“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40)文学创造城市的方式就是城市想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南京、重庆、上海等城市，就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像的混合物”(陈平原5)。想象城市的过程，也就是为城市编码赋义的过程，混合着体验、感觉与虚构，并常常带有民族国家隐喻的特征。

讨论城市想象，我们习惯于从城乡二元格局来思考。“由于城市将它的对立面竖立为乡村，那么，城市之间的差异，甚至是城市内部的差异———无论是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异，还是一个城市自身的历史差异———就可以忽略不计，城市在这里获得了自己的共同属性。似乎只有一个城市，也只有一个乡村。在此，城市通常被看做是现代性的一个载体，甚至有时候，它就是现代性本身。”(汪民安5)城乡对照的审视方式，固然有利于检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转型，辨析文明观念的生发方向，指陈都市病的症状所在，也足以彰显城市的整体形象，但是难以真正揭示“这一个”城市的形象特质。

“现代性”观念把城市与乡村区别开来的同时，也遮蔽了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异。在探究城市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时，我们常常把“现代性”当作似乎可以被量化的标准，以此考察现代传媒(报纸、杂志)，现代场所(学校、电影院、公园、百货公司、跳舞场、咖啡馆等)，现代交通和通讯(电车、汽车、电话、电报等)，现代物品(电灯、洋装、高跟鞋、留声机等)，现代观念(个性解放、民主科学、男女社交、消费主义等)在中国各个城市出现的时间、存在的规模以及引发的冲突。无论是民国首都、内地城市还是通商口岸城市的文学想象，无一不是为了印证该城市“现代性”的程度和比重。“现代性”既被看作论述的起点，也是论述的终点。以同一“现代性”来审视各个城市，所造成的印象就是“近代中国似乎只有一个城市”，或者只有两个城市———传统城市与现代城市。以“现代性”的标准考察城市，既揭开了城市现代化的神秘面纱，也模糊了各个城市之间的区别。因此，需要引入地方性视野和民族国家观念以打破城市形象趋同的分析模式。30年前，黄万华针对沦陷区文学的研究状况，就提出应重视文化环境的考察，辨析相异的地区性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黄万华168—170)。同样，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只有充分考虑到城市的身份(如:国都、租界、大后方城市)，进入具体的城市布局、权力结构、阶层关系、社会心理、个体记忆，把人与城的对话语境落到实处，并以“他城”作为参照，才能避免“现代性”的阐释陷阱，揭示每个城市文学想象的特定风貌和精神追求。

每个城市的形象，自有其标示性的特征，这些标示性的特征使得它的面孔具有辨识度。“可识别性是城市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可识别的城市就是它的区域、道路、标志易于识别并又组成整体图形的一种城市”(林奇2)。正因为此，无论是作为实体性的城市还是想象性的城市，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上海、北京、南京、重庆、天津形象，在言说中都不会被混淆。不过，这多少属于本质主义的城市观和写实主义的文学观，这种观点认为存在一个个固定的、特殊的城市形象，有待作家摹写和表现，也有待评论家解读和提炼。确实，从人文传统、地方性格、自然环境和区域格局等因素构成的文化视野来考察各个城市的文学想象，比较容易达成共识———城市文化视角是一种求同的视角，它确证而不是偏离多数人关于某个城市的经验和印象。因此，文化视角应当作为城市想象研究的重要视角，但也应警惕以“整体”的城市文化眼光来裁定风貌各异的城市书写。

实际上，在文学想象中，城市形象的整体一致性并不是作家追求的目标，“城市繁复而多样，个人只能摸索到城市的片段，只能摸索到自己的城市”(汪民安2)。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夏衍《上海屋檐下》、茅盾《子夜》都触摸到了上海的城市面影，但又如此不同。以“整体”的城市文化眼光来打量所有创作，显然缩减了城市形象的丰富性。而且，民族国家事件会不断重塑城市文化。中外条约、革命、战争、迁都等民族国家事件会修改城市风貌，给城市文化添加新的内涵。在文本内外，首都的兴废，战略中心的转移，城市设立外国租界，或划入租借地，或割让为殖民地，或成为大后方重镇，会迅速改变城市的文化性质和空间面貌。例如，首都北京和废都北平，租界城市与其他城市，在文化精神上就有较大的区别。在通俗小说《人间地狱》(1924年)中，妇人管上海公共租界叫“大英地界”(娑婆生包天笑3)，就连郭沫若初到上海，也感觉像“初到了外国的一样”(郭沫若112)，外侨走进租界，反而感觉像走进“自己的城镇”(郑曦原编62)。这是租界、殖民地城市才会造成的民族国家归属的错觉和主权意识的僭越。同为租界或租借地区域，也因租占国不同带来城市文化的差异，号称“九国租界”的天津，其城市文化就夹杂着英、法、日、德、俄、意等国的异国情调。因此，从城市文化视角来研究城市想象，我们需要厘清城市的民族国家占位所带来的文化差异。

从城市文化的角度解读城市想象，我们能够

把握到城市相对固定的印象，但是在把握各个作家与城市对话的特殊方式上，却有点力不从心。凯文•林奇认为:“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一种公众印象。它是许多个人印象的迭合。或者有一系列的公众印象，每个印象都是某些一定数量的市民所共同拥有的。”(41)但是，如果仅仅把城市想象看作是为了印证“公众印象”，显然低估了文学创造城市的效用。

固然，每个城市皆有其特殊的形象，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文学城市的面孔是固定不变的。城市想象的魅力，恰恰在于它具有解释甚至发明“一个城市”的话语力量。正如科林•麦克阿瑟所言:“城市(亦即所有都市空间，甚至是‘自然’景观)总是关乎社会心态与意识形态，它深受叙事的影响，不断在定义与重新定义乌托邦或反乌托邦(dystopias)的游戏中，调整自己的定位。因此，城市在不同的言说中摆荡，它不具绝对、固定的意义，而是暂时的定位之一而已。”(24—25)在不同言说中摆荡，不断对城市形象进行定位，体现了城市想象的多义性和城市形象的流动性;不同主体与城市对话所生发的民族国家观念，也处于变动之中，北京、南京、重庆等城市的想象莫不如此。

中国现代文学中城市形象的流动，除了受“实体性”城市现实变迁的影响，亦是时代风云、书写立场、文化趣味和观察角度等差异性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城市形象与时代语境、作家旨趣之间有着相互发现的关系。时代语境和作家旨趣影响了文学城市的风貌和气质，从城市风貌和气质的描摹中，可以捕捉到时代的律动以及作家的态度。作为时代之子的作家与城市的相互发现，是一种动态关系。无论上海、天津，还是南京、重庆，其文学形象皆处于因时而变的状态，时代心理、文化变迁和政治动向的巨手操纵着作家想象城市的方式。在袁昌英先后写下的《游新都后的感想》和《再游新都的感想》中，首都南京呈现出从“新都”到“迷城”的形象蜕变。时势变迁，作家所聚焦的战时重庆的标志性空间，由“精神堡垒”转换为“曾家岩50号”(丁玲31—32)，从而完成了对重庆形象的清洗和重构。魔都上海更像一位百变女郎，从包天笑《上海春秋》、茅盾《子夜》、刘呐鸥《都市风景线》、张爱玲《金锁记》等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民国上海的多副面孔。与其说城市有多副面孔，不如说作家想象城市有多种眼光。与城市关系的远近和情感的深浅，也会影响所“看见”的城市样态:“在路过而不进城的人眼里，城市是一种模样;在困守于城里而不出来的人眼里，她又是另一种模样;人们初次抵达的时候，城市是一种模样，而永远离别的时候，她又是另一种模样。”(卡尔维诺126)人与城的关系，包含了我们对国家现实政治状况的态度。茅盾《腐蚀》(1941年)与老舍《陪都赞》(1942年)所构设的战时国都形象如此不同，以致我们会怀疑:两位作家书写的是同一座城市吗?显然，城市想象很多时候为作家立场与特定修辞所操纵。从未到过重庆的当代中国人，对抗战时期重庆的认知，大概摆脱不了由“白公馆”“渣滓洞”所编织的一套政治话语，而“战时国都”的形象则在语言、图像和概念的流动中大幅度折损。说到底，城市是一个问题场域，城市想象汇聚、释放了各种心理、观念和趣味。而民族国家观念更是经常渗透到城市想象之中。

现代城市的文学构形与民族国家观念的生成，都是国家和城市被“打开”的结果。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门被打开，城市亦被打开。传统中国城市有城墙和护城河，空间封闭，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等中国城市都曾如此。现代城市是敞开、流动的。在殖民入侵和中国主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城墙被拆除。最早拆除的是天津卫的城墙，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拆除了天津城墙，在原城墙的地址上修筑了四条马路。1906年，汉口城的城墙开始拆除，并修筑马路与毗邻的英租界相连。1912年，上海县城的城墙拆除，并在城墙的地址上修筑马路，电车可以由法租界直通华界，华界与租界在空间上相互敞开。拆除城墙，敞开城市，是民族国家在世界文明竞争的格局中所采取的城市空间调整策略，由此，城市成了中外交流、较量的场所和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空间。

梁启超感叹历朝历代的“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他认为国家思想体现在“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和“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梁启超24—35)。传统的忠孝观念使得中国人有家、有朝廷，而不知国家。在世界交通、“天下”转变为“万国”之前，华夏中心观阻碍了从“国家”层面对外族和世界的认知。国门、城门打开之后，在中国城市中才普遍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根据条约在中国城市内部设置领事馆，辟设租界，开公司，建工厂，办报，驻兵，传教，这一系列的举动，使得外族、外国进入中国之内，进入城市之中。城市的新现实教给了城市人“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和“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的观念。

“民族国家观念”是指对自我民族和国家的情感、立场和认识，并涉及对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要理解“民族国家观念”，首先得厘清“民族国家”概念。“民族国家”是由“民族”与“国家”两个词语组合而成的概念。二者的意指是有区别的，孙中山认为“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孙中山186—187)，西顿-沃森把“国家”看作“法律上的政治性组织”，把“民族”看作“某类人群的共同体，其成员依靠团结观念，共同文化和民族意识联结在一起”(1)。杨剑龙、陈海英对“民族”与“国家”概念作出了更清晰的区分:“从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可看出，民族更多偏重于地域、文化及心理认同，是一个文化学、人类学的概念”，“而国家更多偏重于地理、政治和军事，通常来说一个完整的国家必须包含主权、领土和人民三要素，是一个政治学上的概念”(杨剑龙陈海英1—11)。从词语结构来看，“民族国家”可以看作并列结构，也可以看作偏正结构。看作并列结构时，“民族”与“国家”各有其意义指向，二者在文化与政治实践中可分可合。看作偏正结构时，“民族”是“国家”的限定词，民族国家“特指国家形态中的一种，作为一种特定的国家形式，它是文化与政治的结合，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共同体”(1—11)。因而，“民族国家观念”既可理解为关于“民族”和“国家”的观念，也可理解为关于“民族的国家”的观念。

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从国家性质看，“国家”前面是否需要加上“民族”来限定，尚存在争议。张中良就认为，以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来框定中国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并不合适(张中良11—12)。但是，在现代思想与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知识分子和权力组织频繁地借用民族话语来反帝反殖，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凝聚国家向心力，确立政党权力的合法性。因此，讨论城市想象时，使用作为观念建构的“民族国家”概念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对“民族国家”的理解，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

中外学者在理论上对“民族”和“国家”概念的阐释，观点纷呈。对“民族”的定义，可以区分为强调客观因素(如语言、身体、习惯、宗教、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