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审查批捕标准的司法异化
内容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逮捕作了详细的规定，并赋予逮捕这一人身羁押程序严格的审查制度——审查批捕，旨在实现逮捕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保障人权的重要功能。在司法实践中，一个地区的发案情况，特殊刑事政策等案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逮捕条件的选择性适用，立法层面的三个逮捕要件在受重视程度上明显厚此薄彼，在司法操作中被割裂和分解。这一现象应当引起重视并加以规制，才能保障逮捕措施的正确适用，实现其正当功能。
关键词：逮捕制度 审查批捕 司法异化
逮捕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防止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进行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或者发生社会危险性，而依法剥夺其人身自由，予以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1]审查批捕是检察机关实现侦查监督，保障逮捕措施正确适用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要程序设计。刑事诉讼法的修订，细化了逮捕标准，完善了审查批捕程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具体案件的批捕标准仍处于一种模糊操作状态，审查批捕过程缺乏外在规制，检察官对逮捕标准的任意处理时有发生，导致审查批捕标准发生异化。笔者认为，在坚持完善逮捕制度这一诉讼法律发展方向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和研究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批捕标准异化现象，找到立法规定与司法操作之间的平衡点，以保证逮捕措施的正确适用，保障这一刑事诉讼中的重要程序设计真正地发挥其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
一、审查批捕标准的法律规范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了逮捕条件，即审查批捕的标准，第1款规定了逮捕的一般条件和五种社会危险性表现，第2款规定了“曾经故意犯罪”“身份不明”两项径行逮捕条款和“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重罪羁押条款，第3款规定了由其他强制措施转为逮捕的情形。第1款规定的一般逮捕条件具有总括性特点，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且具有五种社会危险性之一，应当采取逮捕措施，防止该危险;第2款规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身份不明，应当予以逮捕”是推定社会危险性大，其他强制措施不足以防止该危险的强制性推定逮捕理由;第3款规定的“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可以予以逮捕”表明其他强制措施可能不足以防止危险性的酌定性推定逮捕理由。
第79条第1款规定可以称为逮捕标准的一般规定，第2款规定有学者称之为径行逮捕，第3款规定称为转化型逮捕。学界一般也认为“适用逮捕的实质条件包括三个方面：证据条件(构罪条件)、罪责条件(罪行条件、刑罚条件)和社会危险性条件”，[2]因径行逮捕和转化型逮捕是在一般规定下衍生的，且有学者认为“第2款规定的重罪羁押的情形，无论被追诉人是否有危险性，只要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就一律逮捕，有违强制措施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目的，背离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理念”，[3]其规定的正当性存在争议;转化型逮捕具有特殊适用性，其本身已经超出了一般逮捕标准适用范围，故本文讨论批捕标准异化的研究对象仅针对一般规定下的逮捕，对径行逮捕和转化型逮捕不作讨论。
二、审查批捕标准的常态把握
(一)逮捕标准三要件
在逮捕标准的实践把握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刑诉规则》)第139条至第145条的相关规定，将逮捕标准分为三个要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和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的。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指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和情节，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即需要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情节、累犯、自首、立功等法定或酌定从重、从轻情节等能够影响量刑的因素，作出是否能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判断。
“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是指具有以下五种情形之一：(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二)批捕标准三要件的整体把握
从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批捕标准三要件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缺一不可。只要不满足逮捕三要件之一，就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反之，同时满足逮捕三要件的，则应当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从设置三个要件的诉讼法功能来看：构罪要件是前提，首先要保证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逮捕;刑罚要件是第一层“过滤器”，过滤掉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的轻刑犯罪嫌疑人，旨在限制逮捕适用范围;社会危险性要件是第二层“过滤器”，过滤掉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体现逮捕的必要性。三者的关系属于并立关系，不存在优劣、轻重之分。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刑诉规则》的规定，检察机关审查批捕流程的逻辑顺序应当是：首先审查是否满足构罪要件，如果满足构罪要件，再审查是否满足刑罚要件，如果构罪要件和刑罚要件均满足，最后再审查是否满足社会危险性要件。反之，如果构罪要件不满足，则不需再审查刑罚要件和社会危险性要件，应当直接作出不批捕的决定。该决定可细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报捕证据显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则作出不构成犯罪不批捕的决定，这被学界称为“绝对不捕”;二是证据显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涉嫌犯罪，但是不满足刑法规定的该罪名的四个构成要件即证明犯罪的证据不充分，则作出证据不足不批捕的决定，有学者称之为“存疑不捕”。如果构罪要件满足，而刑罚要件不满足，则不再审查社会危险性要件，同样应当作出不批捕的决定，这种情况被称之为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批捕，有学者称之为“相对不捕”。如果构罪要件和刑罚要件均满足，而社会危险性要件不满足，同样应当作出不批捕的决定，这种情况也被称为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批捕或“相对不捕”。
换言之，公安机关提请审查批捕的案件，如果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满足构罪要件就会出现“绝对不捕”或“存疑不捕”的法律后果;如果满足构罪要件，不满足刑罚要件或社会危险性要件就会出现“相对不捕”的法律后果。只有批捕的三要件同时满足才会出现批准逮捕的法律后果，笔者称之为“常态批捕标准”;如果一起案件只满足构罪要件，不满足刑罚要件或危险性要件能否被批捕呢?从法律规范和学理上讲，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司法实践中有没有这种非常态的情况出现?答案是肯定的。笔者称这种情况为“异化的批捕标准”，在下文中将对“异化的批捕标准”作详细阐释。
三、审查批捕标准的司法异化
(一)三要件并重异化为厚此薄彼
审查批捕标准三要件(逮捕三要件)应当受到同等的重视，但在司法实践中，不是所有批捕的案件均同时满足三要件，批捕标准常常会出现偏差，从“常态”走向“异化”，检察机关的批捕、起诉和法院的判决情况可以一个侧面折射该问题。笔者以W市S区人民检察院2013-2015年刑事案件办案情况为例，进行分析、阐释司法异化的情形。
1.因不满足构罪要件不批捕率畸高。从表一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处理情况中可以看出：2013-2015年S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提请批捕案件2790件3773人，批准逮捕2170件2817人，批捕率高达74.66%，不批捕620件956人，不批捕率25.36%。作出绝对不捕9件15人，占公安机关提捕总人数的0.4%，占不批捕总人数的1.57%;因证据不足作出存疑不捕案件共有268件442人，占提捕总人数的11.71%，占不批捕总人数的46.23%;捕后作存疑不起诉的案件13件24人，占捕后移送审查起诉总人数的0.85%。
不难看出，因不满足构罪要件，检察机关共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277件557人，占提捕总人数的14.76%，占不批捕总人数高达58.26%，超过50%的不批捕人数是因为不满足构罪要件而导致的，高于不满足刑罚要件不捕人数和不满足社会危险性要件不捕人数之和。
2.批捕人数中尚有大量被判处有期以下刑罚。根据表一、表二，因考虑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而作出相对不捕的案件共184件284人，占不批准逮捕总人数的29.71%，占相对不捕总人数的56.91%。法院共对批捕后1548件1951人作出判决，被判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共217件269人，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判决率为13.79%。从以上数据显示，S院对逮捕刑罚条件把握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在对近30%的提捕案件作出了相对不批捕决定的情况下，捕后起诉的案件中仍然有13.79%的人数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3.因不满足社会危险性要件不批捕率偏低。在审查逮捕案件中，认为无社会危险性，作出相对不捕案件共159件215人，占不捕总人数的22.49%，占相对不捕总人数的43.09%。从比率来看，因不满足构罪要件不批捕率为47.80%，因不满足刑罚要件不批捕率为29.71%，因不满足社会危险性要件不批捕率为22.49%，可见，通过把握社会危险性要件作出不批准逮捕案件总体情况最低。
综上所述：50%以上的不批捕人数是因为不满足构罪要件而导致的，超过不满足刑罚要件不捕人数和不满足社会危险性要件不捕人数之和;批捕后起诉至法院的案件无被判处无罪，说明检察机关对构罪要件的审查把关相当严格;然而，被批捕的犯罪嫌疑人中尚有大量被判处有期以下刑罚，除去检察机关与法院在部分案件量刑时的认识差异，至少说明检察机关对刑罚要件的审查把关存在偏差。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初步得出：检察机关在考量批捕三要件时，侧重于构罪条件的审查，忽视对刑罚要件和危险性要件的审查。
(二)审查批捕标准被分解割裂
立法层面的逮捕三要件是有机的整体，但在审查批捕时三个逮捕要件的整体性被司法层面的具体操作行为所割裂，作为一个整体的逮捕标准在具体案件中被分解，甚至出现刑罚要件和危险性要件标准的虚化。
1.社会危险性要件“松绑”刑罚要件。在审查批捕中，当构罪要件和社会危险性要件均满足的情况下，如果出现刑罚要件欠缺的情况，从理论上应当作出不批捕的决定，但是，笔者对相关办案人员的心证过程进行调查，发现办案人员会不自觉地陷入用社会危险性要件“松绑”刑罚要件的怪圈，降低和忽视刑罚要件适用标准。例如，一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有前科劣迹、有吸毒史，但是，按照量刑标准，其可能不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办案人员在审查案件时，本应当认定该案不满足刑罚条件作出不批捕的决定，但基于对其前科劣迹、吸毒史等情况的考量，办案人员在内心会不自觉地忽略刑罚要件，在不满足刑罚要件的情况下依然作出批捕的决定。笔者询问办案人员的心证过程，有80%受访者批捕的理由是：虽然不满足刑罚要件，但是不批捕这类人员将出现逃跑的可能，无法保障诉讼，同时可能再犯罪，这样带来的社会危害相当大，会大大增加办案成本和风险。例如，2014年W院在办理外来流动人员牛某某涉嫌盗窃电动自行车案时，涉案电动自行车价值1700余元，按照量刑标准可能被判处拘役等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但是牛某某在2009-2011年两次因吸毒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具有很强社会危险性，办案人员认为其可能逃跑或再犯罪，从而作出了批捕决定，但案件起诉后法院仅判处其拘役5个月。
2.特殊刑事政策割裂、分解审查批捕整体标准。出于对辖区社会治安形势的整体管控，当地党委和上级公安机关会不定期地开展针对某些领域的“专项打击”行动，诸如“严打黄赌毒”“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打击街面犯罪”等专项行动。据统计，2013年W市公安局就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历时一年的针对“老虎机”“鲨鱼机”等开设赌场的专项行动，2015年开展了针对盗窃机动车辆、盗窃车内物品、扒窃、抢劫、抢夺、电信诈骗的“三盗两抢一诈骗”专项行动。有上级还会给下级下达逮捕“人头数”的指标;有的要求检察机关在确保犯罪嫌疑人构罪等情况下，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尽量采取批捕的措施，以保障对该类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出于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需要，以及维护公、检两家长期关系的现实考虑，检察机关往往在“只要不抓错人”“只要判有罪”的指导思想下“够罪即捕”，忽视甚至直接放弃对刑罚要件和社会危险性要件的审查。可以说，司法层面上的特殊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立法层面上的审查批捕标准，割裂了批捕三要件的完整性，使得构罪要件成为唯一的标准，刑罚要件和社会危险要件可有可无，被忽视和虚置。
四、审查逮捕标准的司法异化原因
(一)现有非羁押措施难以充分发挥保障诉讼的功能
刑事强制措施的功能是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保证国家对刑事犯罪进行追诉能够有效实现。[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外来流动人口迅猛增长给城市管理和社会治安带来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传统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措施难以到达对外来流动人员犯罪嫌疑人的有效监控。虽然《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但是从诉讼的经济性和制度运行的可行性来分析，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物力成本跟专门的羁押场所相比更是成倍增加。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一些地区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警力、财力等根本就难以维持高昂的执行成本，公安机关难以通过非羁押措施对流动人口犯罪实施有效监管。如果不采取羁押的措施，大量犯罪嫌疑人将游离于监管之外，没有固定的住所和固定的生活来源，有的甚至难以交纳保证金或没有保证人，根本就没有适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条件，串供、逃跑或再次违法犯罪的情况难以避免，故不得不对那些不满足刑罚要件或社会危险性要件的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羁押的措施，成为解决司法困境的无奈之举。
(二)传统的检察职权定位的影响导致中立性丧失
首先，检察官承担着天然的追诉职能。在刑事诉讼中，既担负着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能，又将打击犯罪作为其现实的重要任务之一，因而出现价值取向迷失之困惑;其次，检察官既是法律人也是社会人，辖区社会治安状况与其生活息息相关，无形之中会对其心证的形成带来影响;再次，从功能上来讲，审查批捕权兼具打击犯罪和法律监督的权力运行目标，而检察官的心证历程则决定着这两种重要价值目标的实现可能，传统的检警关系更为这一历程增添了不理性的现实压力，从而使得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出现松动;最后，侦查监督模式的中国特点在于监督主体一元化，即只有检察院机关一个监督主体。这一模式对于监督侦查活动、保障基本人权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缺陷。作为监督主体的检察机关同时承担着侦查、公诉组成的追诉职能，其所进行的侦查监督属于追诉主体内部的监督，具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检察院身为控诉机关，其和侦查机关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所以很难期待其完全客观中立地审查并作出绝对的公正裁决。
(三)社会危险性要件法律语言模糊，为主观臆断留下了空间
从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可以看出，对逮捕的社会危险性规定很难准确把握：第一，“可能”两字的标准无法准确把握，如何认知“可能”的现实表现与判断标准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二，对于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社会危害防控性能的科学评判，是采取逮捕措施的重要考量依据，是强制措施升级的必要性前提。然而，这种强制措施的危害防控指标尚未有明确的合理评断。而“不足以防止”“现实危险”的标准又极其模糊，无法提供明确的尺度以供参考，致使公安机关难以取证，检察机关难以评判，从而使得社会危险性判断存在较大随意性，为批捕标准异化留下了空间。
五、审查批捕标准司法异化的矫正与回归
(一)确立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规范检察官自由心证
德国法学家汉斯·普维庭曾指出：“如果说证明评价仅仅限于检测证明是否成功，即法官可以否定个案中的某个事实已经被证明，那么证明尺度则是一把尺子，衡量什么时候证明成功了。”[5]确立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关键就在于对检察官自由心证的限制，检察官不能随心所欲的认可侦查机关提请批捕文书中所载明的提请逮捕理由。但是，对于某一个案是否达到我们所确定的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判断，仍是由检察官自由心证机制来承担，这就出现了现实的理论尴尬。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建立社会危险性预评机制，将审查批捕权分为多个步骤来完成。首先，由专门的犯罪活动或犯罪心理研究人员对社会危害性进行科学的理性评估，出具是否达到相关社会危险性标准的评估意见;继而，应当将该评估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由其予以认可或者提出批驳;最后，由检察官综合全部社会危险评价资料做出合理判断。
(二)正确处理刑事政策与法律规则的冲突
刑事政策与刑事诉讼立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的目的均在通过惩罚、预防和抑制犯罪，维持社会秩序。二者之间就像是硬币的两面，有时也存在着冲突，体现为政策与立法基本原则的冲突与矛盾。在审查批捕时应当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避免政策代替立法，破坏法律的权威性。第一，牢固树立“刑事政策绝对不能违背刑事法律”的司法观。当某些政策或专项打击行动出于短期效果考虑而违背了逮捕制度基本原则时，应当受到司法机关的抵制。第二，找准刑事政策与立法的平衡点，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刑事政策对司法进行指导无可厚非，但当特殊的刑事政策或专项打击行动可能影响审查批捕标准的正确适用时，既要综合考虑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又要探索刑事政策与法律规则的平衡点，从“以捕代侦”“构罪即捕”向“灵活保障”转变，着力提升司法办案社会效果。例如，完善轻罪非羁押快速处理机制，建立公检法外部协调联动的非羁押快速处理机制一一快速直诉程序，在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同时有效地控制捕后轻刑率。第三，伴随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推进，检察机关应当以员额制、办案责任制等司法改革举措的建立为契机，通过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推进，逐步实现审查程序去行政化，强化审查批捕程序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保障程序公正性。
(三)建立“控、辩、裁”三方机制，实现审查批捕程序的司法化
通过建立“控、辩、裁”三方共同参与的机制，实现审查批捕程序由行政化的单一行为向诉讼化的多方行为转变，防止审查批捕标准的司法异化。现行的审查逮捕模式是以书面审理为主，辅之以必要情况下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尚未形成审查逮捕的三方共同参与模式。在一些争议较大的案件中，现行审查方式不足以防止错捕、滥捕的发生：一是提请批捕的侦查机关往往没有提供充分必要的证据材料，如只用概括的语言指出犯罪嫌疑人有逃跑、串供的可能“够罪即捕”的现象较为普遍，侦查权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二是辩方不能当面质疑侦查机关的漏洞及错误，亦无法直接提供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材料和意见，程序性辩护不能有效展开，难以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三是检察官难以做到兼听则明，进而形成确定的心证结论。检察官无法面对面地听取控辩双方的质证和辩论，澄清内心的疑惑，以致于使裁判流于形式，对于应否逮捕未能形成实质的内心确信，不利于阻却主观臆断，减少不当逮捕。
注释：
[1]参见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页。
[2]同[1]，第238页。
[3]参见藩红梅、褚亚男：《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逮捕制度探析》，载《北航法律评论》2014年第1辑。
[4]参见陈卫东、刘计划：《谁有权力逮捕你—试论我国逮捕制度的改革(上)》，载《中国律师》2000年第9期。
[5]转引自封利强：《论刑事证明标准的人权保障功能》，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作者：温建军
2015年以来，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检察院为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积极悔罪、回归社会，积极探索建立“专人专审、权益保障、品行调查、监督考察、法制宣传”五项机制，扎实做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批捕工作，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据悉，该院侦查监督科已连续4年保持省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荣誉称号。
专人专审机制。该院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指派经验丰富、熟知心理学的女干警专门负责。充分发挥女干警心思細腻、耐心稳重的优势，注重从未成年人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出发，对症施教，因势利导，既讲解法律知识，分析犯罪危害，又实施心理沟通和疏导，帮助其从思想根源上走出误区。
权益保障机制。该院建立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绿色通道和快速介入机制，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坚持做到第一时间介入案件、第一时间掌握案情、第一时间实施监督。审查案件时，重点审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是否提供法律援助、是否核查出生日期等关键事项，严格执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和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切实权益保障落实到每个过程、每个细节。
品行调查机制。该院坚持案件审查与品行调查相结合，深入家庭、社区、学校，注重调查分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道德品行和惯常表现，通过对家庭状况、性格特点、在校表现和社会活动等情况的研究剖析，进一步了解其成长经历、犯罪成因和动机、目的等因素，为准确审查案件提供依据。
监督考察机制。该院对于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及时跟进了解案件办理情况，督促落实变更强制措施。未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公安机关立即变更，已变更的，及时登记造册。对未羁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会同辖区派出所、保证人等成立考察小组，定期找其谈话，了解思想状况和日常表现，通过常规矫正，开展教育挽救。
法制宣传机制。该院针对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和未成年犯罪时有发生的现状，为最大限度减少未成年犯罪，积极开展送法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活动。通过上法制课、组织模拟法庭、举行法律知识竞赛等形式，广泛开展法制宣传，积极培育未成年人知法、懂法、守法意识，从根本上遏制催生未成年犯罪的环境和土壤。2015年以来，该院共办理未成年犯罪批捕案件18件22人，通过审查，对15人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切实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作者：武兴才 吕夫民
2015年，全国检察机关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活动，共批捕涉嫌电信网络犯罪案件嫌疑人334名，起诉329名。
2015年，最高检作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高度重视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活动。2015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涉嫌电信网络犯罪案件嫌疑人334名，起诉329名，有力打击网络犯罪。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加强对新型网络犯罪研究，及时作出司法解释。监督纠正对此类犯罪打击不力的现象，通过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监督公安机关立案涉嫌犯罪案件，切实防止和纠正有案不移、有案不立、有罪不究，确保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准确有力地打击相关犯罪活动。
提请逮捕书格式
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
主要简历
犯罪事实
触犯刑法条文
此致
xx检察院
日期：
卷宗文书格式
文书卷：
提请逮捕书：
犯罪嫌疑人：
主要简历：
案情：
受案登记表：
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般要附在后面
证据卷：
犯罪嫌疑人供述：
受害人陈述：
证人证言：
物证、书证：
勘验、检查笔录：
现场指认笔录：
鉴定文书：
判决书(与本案有牵连的判决)：
公安机关扣押物品、文件清单：
人民检察院基本机构架设
院领导 政治处 纪检监察科 办公室 侦查监督科 控告申诉科 公诉科 职务犯罪侦察局 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科 技术科 监所监察科 司法警察队 研究室
其中侦监科、职侦局、公诉科是直接办理案件的科室。
侦查监督科提讯流程
1、进入看守所
进门登记→取得临时出入证→二次登记进入提讯室
2、提讯犯罪嫌疑人
询问犯罪嫌疑人姓名→给予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书→根据犯罪嫌疑人口供记录表流程进行→要求犯罪嫌疑人供述基本犯罪事实→签字捺手印(页码、日期、姓
名)
审查批捕方式的反思与重构
张兆松
【摘要】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现行的审查批捕程序完全是一种检察机关单方的职权行为，是一种行政化的审批程序。这种书面化、审批化、信息来源单一化的行政式的审批程序，其后果必然是程序神秘化、控辩失衡化、责任分散化。规范审查批捕行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健全审查逮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推进审查批捕方式的诉讼化改造，形成控(侦查部门，包括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和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辩(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审(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三方组合的诉讼格局，以确保行使审查逮捕权的检察官保持中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这项司法审查权。
刑事诉讼中的逮捕是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或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的，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逮捕作为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犹如一把“双刃剑”，准确适用逮捕可以有力地打击犯罪，对防止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确保诉讼顺利进行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不当适用则直接涉及到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可能侵犯人权。
逮捕权是检察权的重要内容之一。九十年代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审查批捕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998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内部制约机制的若干规定》，实行侦查工作与审查决定逮捕工作相分离，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在侦查中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一律由审查逮捕部门审查。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侦监厅对审查逮捕工作方式进行改革，将《逮捕案件审查报告》和《逮捕案件审批表》整合为《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进一步简化了内部工作程序。2006年8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又颁布了《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等。但总体而言，审查批捕制度改革迟缓，进展不大。伴随着司法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审查批捕制度改革应当引起高层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足够关注。
一、现行审查批捕方式的缺陷
现行的审查批捕程序完全是一种检察机关单方的职权行为，是一种行政化的审批程序。这种行政化的审批程序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审查方式的书面化。199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92条规定：“审查逮捕部门办理审查逮捕的案件，应当指定办案人员进行审查。办案人员应当审阅案卷材料，制作阅卷笔录，提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不批准或者不予逮捕的意见„„。”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逮捕案件，审查批捕人员唯一需要做的是审阅侦查机关的案卷材料。
(二)犯罪嫌疑人不能充分介入审查批捕程序。在审查逮捕阶段，犯罪嫌疑人作为诉讼主体不仅不能主动地介入审查批捕程序，而且即便是被动地接受检察机关的讯问都成为问题。实务界对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阶段能否讯问犯罪嫌疑人一直存有争议。有的认为，199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颁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应当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对报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不另行侦查。”而讯问犯罪嫌疑人属于侦查行为，因此，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期间不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规则》第97条规定：“审查逮捕部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不另行侦查。在审查批捕中如果认为报请批准逮捕的证据存有疑问的，可以复核有关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但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前应当征求公安机关或者本院侦查部门的意见。”上述规定尽管肯定在审查批捕环节检察机关有权讯问犯罪嫌疑人，但这种讯问程序仍有不少缺陷，表现在：第一，在审查批捕中，只有在办案人员认为报请批准逮捕的证据存有疑问时，才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而且审查逮捕中的讯问限于核实案件的事实与证据，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必须去了解掌握与“逮捕必要性”的相关信息。这显然不利于检察机关全面评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第二，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要求除部分案件规定是“应当”外，其他的案件只是“可以”。第三，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讯问前应当征求侦查机关的意见。也就是说，如果侦查机关不同意讯问，审查逮捕部门则不能讯问。由于存在以上
缺陷，当前审查逮捕工作中，检察办案人员对绝大多数案件不提讯犯罪嫌疑人，即便是提审犯罪嫌疑人，其目的也是为了复核有关证据，而不是为了听取犯罪嫌疑人对逮捕的意见。
(三)辩护律师不能充分介入审查批捕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在审查批捕阶段，律师基本上不能介入审查批捕程序。律师既无阅卷权，也无调查取证权，难以从检察机关或通过自身的调查了解掌握有关案件及嫌疑人应否逮捕的任何信息。
(四)被害人不能介入审查批捕程序。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2条虽然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但在进行具体权利分配时，并未赋予被害人享有与其当事人身份相应的权利保障。在审查批捕阶段，被害人连基本的知情权都没有。如现行法律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决定应当告知被害人。侦查阶段被害人知情权的缺失，导致其无法通过法定途径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以及犯罪嫌疑人是否被采取逮捕强制措施。
(五)审查批捕检察官地位不中立，追诉色彩浓厚。《规则》第10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发现应当逮捕而公安机关未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如果公安机关不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不能成立的，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直接作出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根据这一规定，各级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中都可以直接自行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而且都把它作为侦查监督部门考核加分的主要内容。在2003年至2007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对应当逮捕而未提请逮捕，直接决定追加逮捕的达63500人，[1]2008年这一数字达到20703人。[2]这种规定和做法混淆了检察官和警察的角色，使检察机关集申请权、决定权于一身，丧失了其应有的中立性，也不符合权力监督原理。《规则》第92条甚至还强调规定：“审查逮捕部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不能直接提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意见。”该解释的出发点实质上是为了限制不批捕的适用。
(六)审查决定的审批化。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长决定。重大案件应当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规则》第92条规定，审查批捕案件由办案人提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不批准或者不予逮捕的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请检察长批准或者决定;重大案件应当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这种由办案人承办、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决定的审查逮捕办案程序，完全是一种内部行政式的审批程序，而不是诉讼程序。其后果是定审分离，审者不定，定者不审，办案责任难以分清。
由此可见，现行的审查批捕程序还不具有“诉讼”的形态，而完全是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行政化的单方面追诉活动。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逮捕一般只是进行书面审查，并不是必须听取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更不用听取被害人的意见。梅利曼教授指出，“诉讼权利的不平等以及书面程序的秘密性，往往容易形成专制暴虐制度的危险”。[3]这种书面化、审批化、信息来源单一化的行政式的审批程序，其后果必然是程序神秘化、控辩失衡化、责任分散化。
鉴于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权存在种种弊端，不少学者认为，应将逮捕权交由审判机关行使。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从上述规定看，人民检察院具有逮捕的批准权和决定权，而人民法院只享有逮捕决定权。因此，将逮捕决定权改由法院行使，违背宪法规定。司法改革必须遵守合法性原则。合法性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改革的各项措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认真总结过去十年司法改革的经验教训，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制度的改革是难以一步到位的。从长远看，人民法院对逮捕案件享有司法审查权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但在我国现行条件下，把批捕权全部归属于法院，既不合法，也不符合渐进性改革的思路。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法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公约在提及“司法权力”时采用了“judicial
power”的用语。从逻辑上看，“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显然是排除法官的，这就意味着在法官之外还有其他人可以行使司法权。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第9条规定：“逮捕、拘留某人或调查该案的当局只应行使法律授予他们的权力，此项权力的行使应受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的复核。”《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3款规定：“依照本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而被逮捕或拘留的任何人，应立即送交法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的官员，并应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或在审判前释放。”《美洲人权公约》第7条第5款规定：“应将被拘留的任何人迅速提交法官或其他经法律认可的行使司法权的官员，该人有权在一段合理时间内受到审判或予以释放而不妨碍诉讼的继续。对该人可予以保释以保证该人出庭受审。”从上述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看，“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都有权行使逮捕权。因为这些官员是独立于实施逮捕和拘禁的机构，他们可以用不偏不倚的态度审查决定的合法性，以及以客观的态度审查是否有充足的理由继续进行拘禁。我国的法院和检察院都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在目前的宪政体制下，逮捕权仍由检察机关行使，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如果检察机关对批捕权的行使仍墨守现状，采用行政化的审批程序，既不符合权力制约原则，也不符合司法改革的精神，还会遭致社会各界和学者更多的诟病。笔者建议，检察机关应当加快推进审查批捕程序的诉讼化改造，这既是实现批捕程序科学化的需要，也是回应质疑，确保拥有批捕权正当性的应对之策。
二、构建审查批捕程序诉讼化的基本途径
基于检察机关对逮捕的审查应属于司法审查的本质特点，通过诉讼程序是实现司法审查的基本途径。诉讼的构成必须具备控方(原告)、承控方(被告)、听讼方(审理)等三个基本条件，检察机关只有在听取诉讼双方的意见后，才能对逮捕的合法性作出判断和决定。司法程序具有被动性、公开透明性、多方参与性和亲历性等基本特征。而在我国现行审查批捕程序中，只有控方(侦查机关)和承控方(犯罪嫌疑人)，审查批捕部门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听讼方还没有形成。这种缺乏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因此，审查批捕程序的改革必须从权力制约入手，通过司法权的介入以形成对控诉权的限制。
规范审查批捕行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健全审查逮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推进审查批捕方式的诉讼化改造，形成控(侦查部门，包括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和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辩(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审(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三方组合的诉讼格局，以确保行使审查逮捕权的检察官保持中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这项司法审查权。改革逮捕制度，必须建立抗辩式的审查批捕模式，要让逮捕的决定者获取更多的、更全面的信息，以便更好地判断是否具有逮捕的必要性，是否有必要羁押，可否可以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措施，做到兼听则明、居中裁决。
(一)取消审查批捕检察官直接追捕犯罪嫌疑人的权力
《规则》第103条赋予了审查批捕检察官直接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权力。这一规定混淆了检察官和警察的角色，不符合权力监督原理，应予修改。审查批捕人员要遵循告诉受理原则，对逮捕的司法审查程序仍由侦查机关提请而启动。侦查机关认为需要逮捕被控人的，应提出申请连同侦查收集的证据材料，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对于公安机关应当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而没有提请逮捕的，或逮捕后没有及时执行的，检察机关应当通过“说明不报捕(执行)理由通知书”等形式，进行程序上的监督，而不能自行决定逮捕后直接通知公安机关执行。
(二)明确审查批捕阶段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
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第11条规定：“任何人如未及时得到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审问的有效机会，不应予以拘留。被拘留人应有权为自己辩护或依法由律师协助辩护。”赋予犯罪嫌疑人申辩权有利于改变审查结构上的单向性，有利于形成犯罪嫌疑人与检察机关之间的诉讼制衡关系，从而增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目的，一是为了核实证据;二是为了听取犯罪嫌疑人的申辩意见，并进而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是否可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三是为了审查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行为。为此，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应当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时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同时，在《规则》中应增加规定：公安机关在提请批捕或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在移送审查逮捕意见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向
审查逮捕部门提出不予逮捕的意见;犯罪嫌疑人有权在审查决定、批准逮捕中口头陈述不受逮捕的理由，检察机关应当记录或者保存在卷。
(三)赋予受委托的律师在审查批捕阶段的介入权
2008年6月1日新的《律师法》开始实施。这部曾被视为着力解决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痼疾，充分体现人权保护等先进司法理念的新法，由于与《刑事诉讼法》规定不一，导致司法机关和律师在实际工作中认识不一，难以执行，律师们所期盼的会见、阅卷、调查取证三大权力，仍然行使艰难。笔者认为，保障律师审查批捕阶段的介入权必须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1、切实落实律师的会见交流权。新《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根据这一规定，受聘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只要凭“三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无需经过侦查机关批准;而且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派人在场、使用监听设备等)进行监听。显然，这一规定是对《刑事诉讼法》“批准”及“在场”制度的突破，它意味着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不再受侦查机关的任何限制，也不受时间、次数的限制。这对于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及时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进行会见交流，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2、赋予律师享有申请收集、调取、保全证据的权利。新《律师法》第35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这一规定取消了《刑事诉讼法》第37条关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要经过检察院、法院“许可”以及被害人、证人“同意”的规定。据此，不少同志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取得了调查取证权。[4]笔者认为，从本条前后两款的关系来看，并没有明确授权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甚至没有授权律师申请侦查机关调查取证权，就此而言，它与刑事诉讼法第37条并没有本质区别。为了保证受委托的律师在审查批捕阶段的介入权，笔者建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申请收集、调取、保全证据的权利。同时，基于代理申诉、控告
的需要，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的事实及遭受刑讯逼供的事实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并代理申诉、控告。既然代理申诉、控告，就须有一定的事实和法律根据。因此，在代理申诉、控告过程中，律师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的理由(诸如不在犯罪现场、不够刑事责任年龄、患有精神病或等属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进行调查取证。
3、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阅卷权。新《律师法》在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这是法律赋予律师案件知情权的一个重要突破。这一规定基本上使公诉人和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有了同等的阅卷权。但新《律师法》仍没有规定在审查批捕阶段享有阅卷权。为了较好地发挥律师在审查批捕阶段的应有作用，建议赋予律师享有一定的阅卷权，即受委托的律师享有查阅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笔录、诉讼文书和鉴定意见的权利。
(四)赋予被害人参与审查逮捕程序的权利
检察机关的不批准逮捕决定与被害人的权益保护息息相关。在被害人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一旦检察机关认定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或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构成犯罪，不仅不能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而且被害人也难以获得民事赔偿。而在无逮捕必要的案件中，作出无逮捕必要的决定也会对被害人权益产生影响。因此，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时，应当给予被害人以充分的发达意见的程序参与权。笔者建议：
1、被害人在审查批捕阶段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立案侦查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即将现行的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时间由审查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
2、赋予被害人在审查批捕阶段有陈述和发表意见的权利。
(五)建立审查批捕公开听证程序
当前对批捕阶段设置听证程序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建立批捕听证程序，是保障人权的需要。[5]另一种观点认为，听证式审查逮捕方式在当下不具有可行性，理由是：
1、资源的限制，尤其是警察资源的限制。按照听证式审查的制度设计，提请逮捕的一方必须出席由审查方主持的听证会，阐述逮捕的理由与证据条件，这在目前的司法资源状况下将遇到极大的困境，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2、我国法定逮
捕条件不适合听证式审查短时间内作出决定的制度惯例。
3、从现阶段犯罪嫌疑人的素质、接受律师帮助状况以及公安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实际掌握的案件信息量来看，我国并不具备听证式审查逮捕的实质性条件。[6]笔者认为，增设批捕听证程序能给予各方充分表达意志的机会，形成各方对逮捕过程的更为有效的参与和监督，实现对检察机关逮捕决定权的监督和公民权利的保护，有利于维护司法机关公正、民主的形象。其意义表现在：
1、有利于检察机关听取各方意见，保证逮捕决定的合理性。听证制度中的公开、辩论原则有助于帮助检察人员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对证据材料进行详细地甄别，可以帮助检察机关做出合理的决定，防止少数司法人员因个人主观上的原因和自身对案件理解上的偏差而出现做出错误决定的情况。
2、有利于对检察机关逮捕决定权进行有效监督，防止权力滥用。在听证的基础上做出决定，是听证制度的重要内涵。通过公开听证的形式，让决定机关公开自己的事实认定、决定理由和根据，让当事人进行“面对面”的质证和辩论，这是一种有效的监督制约形式。
根据批捕程序应当具有诉讼形态的程序要求，批捕听证程序应当体现诉讼中的三方主体参与，即控辩双方加上居中裁决的中立机构。控方是提请批捕的侦查人员，辩方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中立的裁决者是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人员。被害人及其委托的代理人可以参与批捕听证程序。笔者把批捕听证程序具体设计如下：
1、逮捕听证程序的主体。逮捕听证程序应当体现诉讼中的三方构造，即控辩双方加上居中裁判的中立机构。控方是提请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的侦查人员或检察人员;辩方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中立的裁判方由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人员担任。在必要时双方还可以传唤证人、鉴定人到场。对于有被害人的，允许被害人及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参加。
2、逮捕听证程序的阶段设计。公开听证程序举行时，由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主持召开，听证双方当事人到场参加。首先是由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控方陈述其作出决定的理由;其次，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提交证据证明采取逮捕措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然后，由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就控方提出的证据同控方展开质证，双方可以就逮捕措施的适用及相关证据发表意见，并可以相互辩论;再次，由中立的裁判方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有关证据进行评议;最后，根据评议的结果作出适用逮捕程序是否合法与必要的决定。对于控方证据足以证明有必要采取逮捕措施的予以支持，对于不足以证明其必要性的作出解除拘留或逮捕的决定。
(六)建立逮捕理由书面说明制度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对被逮捕和羁押的人必须告知逮捕、羁押的理由以及不利于他的任何控告。”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被告知逮捕、羁押理由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对于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立即执行，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不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说明理由，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同时通知公安机关。”上述规定强调对于不批准逮捕的，检察机关要说明理由。近年不少检察机关推行“法律监督说理”机制探索。其中不捕说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如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检察院从2004年就开展了以不捕说理为重要内容的侦查监督工作机制改革。从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该院审查作出不予逮捕决定共111件143人，其中无罪不批准逮捕的30人，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的74人，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的39人。对于该院作出的不予逮捕决定，公安机关提请复议、复核仅1件(该件经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复核维持了原不予逮捕决定)。[7]这说明不捕说理制度有效保证了案件质量。既然不捕要向公安机关说明理由，那么相应地建立逮捕理由书面说明制度更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七)赋予被捕人申请复议、复核的权利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项规定“被羁押者，无论是因受到刑事指控被拘禁，或者是受到行政性拘留，皆有权启动法律程序，即向司法机关对羁押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如果该羁押被认为非法，则被羁押者应被释放”。《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第32条规定“被羁押者随时都可以提起对拘禁的异议的权利，还应允许律师或家庭成员代表被拘禁者启动这一程序，司法机关不仅应审查羁押程序的合法性，尤应审查拘禁的原因及必要性，这一程序应尽可能简单并迅速地进行，应只需极少的花费或者根本不须任何费用来启动这一程序”。对羁押提出异议有利于防止不必要的羁押。我国刑事讼诉法第70条规定，公安机关认为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有错误的，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该条确认了不批准逮捕决定存在错误的可能，那么，
批准逮捕决定同样存在错误的可能，且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更应当予以有效保护。因此，要求复议、复核的权利不应成为公安机关的特权。笔者建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检察机关采取的逮捕决定不服时，有权向作出决定的机关申请复议，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可考虑在其接到复议申请的5日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书面答复申请人;如对复议决定仍不服，有权向作出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检察机关提请复核，上一级检察机关应当立即复核，并及时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复核决定为终局决定。
(八)增设被害人对不逮捕决定的知情权和申诉权
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知情权，检察机关应当将不批准逮捕决定通知被害人，同时，应明确赋予被害人对不批准逮捕决定的申诉权。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一方，与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法律虽然规定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决定后，公安机关可依法复议和复核，但在司法实务中，公检两部门多为内部相互协调处理，复议和复核案件的比率极低。如果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应告知被害人不批准逮捕理由，作为关心案件处理结果的被害人，认为案件不批捕不符合法律规定，就会行使自己的申诉权来启动监督程序，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不仅使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置于被害人的监督之下，而且也有利于提高办案的社会效果，维护社会稳定。
逮捕是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从本质上看，审查逮捕是具有裁断性质的事项，应当由司法人员在认真审查侦查机关的逮捕请求后作出。通过审查批捕程序的诉讼化改造，实现批捕程序的法治化，有利于防止暗箱操作，减少司法腐败，督促办案人员正确行使职权，有效地防止逮捕措施的不当适用，保证司法公正。根据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环节履行着司法审查职能。审查批捕程序的诉讼化，可以在审查批捕阶段形成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为两翼，检察机关居中裁判的“等腰三角结构”，这种诉讼结构可以克服目前的“强职权主义”色彩，保证审查批捕检察官地位的中立性和独立性。
8月5日下午，记者到涞源县检察院批捕科询问该案是否报批，以及为何未批捕等情况，该院批捕科一相关负责人了解情况后回复称，其未见有该案移送至批捕科，“案件会先在登记处登记，然后会递交到我们这儿，如能批捕，我们就会向公安发函，若证据不足，也会下不予批捕或需要其补充侦查等文书。截至目前，我们没有接到该案的批捕申请。”
随后，记者来到涞源县检察院登记处，一值班工作人员在查阅了电脑，并向相关人员进行了具体询问后，明确答复称没有收到该案的相关批捕申请，“如果申请了，无论是否立案，都应有文书，没有文书，就说明没有递交。”
针对涞源县检察院所称没有收到相关报捕材料等情况，涞源县公安局另一相关负责人称，“也有可能是公安局同检察院私下沟通的结果，检察院认为是条件不够批捕，所以公安就没有报批”。
但该种说法被涞源县检察院回应称，“不可能”。 夫妇俩曾经因上访被拘留
记者在案件相关材料中看到，2014年9月4日上午，涞源县公安局带领冀鹏前往涞源县与灵丘县交界处驿马岭山上及南关村小树林辨认现场时，冀鹏曾作出有罪供述。冀鹏在供述中称，自2014年7月份以来，其在这两处先后3次以威胁、恐吓等方式，强行与曾秀发生性关系。
由涞源县公安局制作于2014年12月22日的《起诉意见书》显示，该局已认定冀鹏涉嫌强奸。这份致涞源县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显示，冀鹏涉嫌强奸一案，经依法侦查查明，其以威胁恐吓的方式与曾秀强行发生关系，且“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然而，毕志新夫妇对该份《起诉意见书》并不知情，“我们数不清多少次到公安局问情况了，他们总说没证据，”曾秀称，如果其知道自己被强奸一事有进展，她和毕志新便不会到处上访喊冤了。
据了解，毕志新、曾秀夫妇还曾因上访被拘留。由涞源县公安局向两人所开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涞源县公安局在2015年1月13日对两人作出为期10天的行政拘留，原因是其曾在2015年1月2日、1月11日、1月12日到北京非信访接待场所扰乱社会秩序。
回访：两家人均已搬走 8月5日傍晚，曾秀自2015年2月5日事发至今第一次回自己的家，她家住在张家村的西北角。院子没有安大门，用半张木板、几根棍棒挡着，院外已杂草丛生。房门锁着，曾秀没有钥匙。
记者透过窗玻璃看到，北房共有4间，房内散乱地扔着一张沙发、几把凳子，布满了灰尘，“日常用的东西都拉走了”，曾秀称，事发后因担心安全问题，现在其全家都搬到别的地方租房住了。
据曾秀介绍，毕志新的父亲今年63岁，而自己的两个女儿都还小，老大7岁，小的才3岁，毕志新被羁押后，家里便断了经济来源，“目前是租住在别的村子里，靠哥哥和毕志新的妹妹一家接济。”
冀鹏的家住在村东头，红色的大门上挂着一把锁。一邻居反映称冀鹏出事后，其全家人就搬走了，“至今没见其家人回来过。”
直至昨日下午，记者一直试图和冀鹏家人取得联系。冀鹏妻子称，其带着孩子住在山里，不方便接受采访，有事再和记者联系。冀鹏妹妹在征求了母亲的意见后回复称，其家人正等着法律的公正判决。目前全家人都不敢在老家居住了，“因为感觉不安全。”
不捕重刑疑犯 警方涉嫌渎职
昨天下午，著名刑诉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分析称，若公安机关称其已经报检察院批捕，那么，不论检察院是否批捕，其一定会有关于是否批捕的回执。
洪道德称，“公安机关不能凭嘴说，得拿出客观的证据，如果拿不出回执，就是将责任往检察院身上推。”
洪道德表示，报批捕是第一个法律行为，而制作起诉意见书，应是第二个法律行为。公安机关既然称其已向检察院报了批捕，在没有得到检察院回音的情况下，为何公安机关还制作了起诉意见书?公安机关的这种行为是自我矛盾的，“这实际上是公安自说自话。但鉴于检察院什么材料都没有，所以也不可能为其说话。”
洪道德称，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在不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将某些案子直接起诉，即直诉。
洪道德解释称，公安也许会称，其起诉意见书还没来得及向检察院送。但就该案而言，公安既然已通过侦查，认定犯罪嫌疑人为强奸，而且按照相关规定，强奸3次以上，便是量刑10年以上的重刑罪，情节比较恶劣，公安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须逮捕嫌疑人。
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 (2010年8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
为了进一步规范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提高办案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审查逮捕工作实际，制定本标准。
第一章 逮捕的条件
第一条 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应当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的逮捕条件，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对于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批准逮捕：
(一)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二)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三)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
第二条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情形：
(一) 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该犯罪事实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
(二) 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三) 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明已有查证属实的。
第三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属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一) 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构成犯罪的;
(二) 仅有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无其他证据印证的;
(三) 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和无罪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重大矛盾且难以排除的;
(四) 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的供述存在重大矛盾，且无其他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的;
(五) 没有直接证据，而间接证据不能相互印证的;
(六) 证明犯罪的证据中，对于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依法予以排除后，其余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犯罪事实的;
(七) 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主观方面要件的;
(八) 虽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但无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该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九) 其他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情形。
第四条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指根据已经查明的犯罪事实和情节，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第五条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是指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一) 可能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危害社会的;
(二) 可能毁灭、伪造、转移、隐匿证据的，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三) 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
(四) 可能实施打击报复行为的;
(五) 可能有碍本案或者其他案件侦查党的;
(六) 犯罪嫌疑人居无定所、流窜作案、异地作案，不具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
(七) 对犯罪嫌疑人不羁押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为没有逮捕必要：
(一) 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者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
(二) 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确有悔罪表现的;
(三) 过失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现，有效控制损失或者积极赔偿损失的;
(四) 因邻里、亲友纠纷引发的伤害等案件，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的;
(五) 犯罪嫌疑人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以及居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
(六) 犯罪嫌疑人系老年人或者残疾人，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
(七) 不予羁押不致危害社会或者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其他无逮捕必要的情形。
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七条 对属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并建议侦查机关撤销案件。
第八条 犯罪嫌疑人在被取保候审期间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原适用取保候审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根据其违反规定的情节决定是否批准逮捕，情节一般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非逮捕措施;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批准逮捕：
(一) 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
(二) 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
(三) 实施毁灭、伪造、转移、隐匿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
(四) 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
(五) 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经两次传讯不到案的。
第九条 犯罪嫌疑人在被监视居住期间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原适用监视居住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符合监视居住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违反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批准逮捕：
(一) 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
(二) 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
(三) 实施毁灭、伪造、转移、隐匿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
(四) 未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的;
(五) 未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的;
(六) 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经两次传讯不到案党的。
第二章 审查逮捕程序要求
第十条 办理审查逮捕案件，认为证据存有疑问的，可以复核有关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必要时，可以派人参加侦查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 审查下列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事实、是否有逮捕必要等关键问题有疑点的，主要包括：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需要确认的，有无逮捕必要难以把握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前后矛盾或者违背常理的，据以定罪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重大矛盾的;
(二)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主要包括：涉嫌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故意杀人案、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以及其他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在罪与非罪认定上存在重大争议的;
(三)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的;
(四)有线索或者证据表明侦查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 对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不予讯问的，应当送达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书，由犯罪嫌疑人填写后，及时收回审查并附卷。犯罪嫌疑人要求讯问的，一般应当讯问。
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依法告知其诉讼权利和义务，认真听取其供述和辩解。 讯问未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讯问前应当征求侦查机关的意见。
第十一条 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书面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材料的，应当认真审查，并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说明是否采纳的情况和理由。必要时，可以当面听取受委托律师的意见。
第十二条 审查逮捕过程中，应当依照法律和相关规定严格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的根据。 对未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收集的其他证据，应当要求侦查机关依法重新收集或者予以补正，保证证据的合法性。
第十三条 现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经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收集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批准逮捕后，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一)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明的事实和需要补充收集、核实的证据，并及时了解补充取证情况;
(二)批准逮捕后三日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三)侦查机关在逮捕后二个月的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能收集到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证据的，应当撤销批准逮捕决定。
第十四条 审查逮捕工作应当严格遵循法定办案时限。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应当在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未被拘留的，应当在接到上述文书后的十五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不得超过二十日。
第十五条 批准逮捕担任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事前报请许可。未经依法许可或者罢免，不得批准逮捕。
第十六条 批准逮捕担任政协委员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事前向其所属的政协组织通报情况;情况紧急的，可以在批准逮捕的同事或者事后及时通报。
第十七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涉嫌犯罪需要逮捕的，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查批准逮捕外国人犯罪嫌疑人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应当严格审查案件的管辖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对于不符合管理规定的案件，应当建议侦查机关向有管辖权的机关移送。上级指定管辖的除外。 第十九条 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发现应当逮捕而侦查机关未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如果侦查机关不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不能成立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作出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 第二十条 对于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应当说明理由。
对于不批准逮捕但需要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同时通知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并附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清的事实和需要收集、核实的证据。
对于批准逮捕的案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向侦查机关发出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
第三章 逮捕质量问题的认定
第二十一条 逮捕质量问题包括错捕、错不捕和办案质量有缺陷。
第二十二条 审查逮捕时，案件证据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批准逮捕的，为错捕。错捕可以依据以下处理结果确认：
(一)因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撤销案件的;
(二)因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起诉的;
(三)因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被判决无罪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对涉嫌犯罪的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未依法报经许可或者罢免而批准逮捕的，以错捕论。
第二十三条 对于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依法批准逮捕后，因证据不能达到提起公诉或者作出有罪判决的标准，或者出现不应当追求刑事责任的新的事实、证据，或者法律、司法解释有新规定而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因犯罪嫌疑人有立功表现、真诚认罪悔罪并积极赔偿损失而取得被害人谅解，被依法从宽处理，而撤销案件、决定不起诉或者判决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属于错捕。
第二十四条 批准逮捕后，因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求刑事责任而依法进行国家赔偿的案件，是否存在错捕情形，依照本标准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认定。
第二十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错不捕：
(一)对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不批准逮捕，致使犯罪嫌疑人实施新的犯罪或者严重影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
(二)对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复核，在案件事实、证据无变化的情况下改为批准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三)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违反刑事诉讼法和本标准的有关规定，改为批准逮捕，经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第二十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办案质量有缺陷：
(一)批准逮捕后，犯罪嫌疑人被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决定不起诉或者被判处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但符合本标准第五条第六项以及第二十三条有关依法从宽处理规定的情形除外;
(二)对不适宜羁押且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的;
(三)审查逮捕超办案期限的;
(四)对不符合管辖规定的案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
(五)根据本标准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应当撤销批准逮捕决定而不撤销;
(六)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犯罪嫌疑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未依法排除而予以批准逮捕，但尚未造成错捕的;
(七)批准逮捕政协委员而未按规定向其所属政协组织通报的;
(八)不批准逮捕而没有说明理由的，或者需要补充侦查而没有向侦查机关送达补充侦查提纲的;
(九)违反法律和本标准第二章关于逮捕工作程序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逮捕质量责任
第二十七条 对于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捕或者错不捕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和《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等有关规定，追究主要责任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纪律责任或者法律责任。
对于符合本标准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情形的，不追究错捕责任。
第二十八条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捕或者错不捕，承办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负主要责任：
(一)对案件事实、证据存在的关系罪与非罪、捕与不捕的重大问题应当发现而未能发现，或者虽已发现但未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提出，并且建议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
(二)办理复议、复核案件，对原错误不批准逮捕决定未提出纠正意见的;
(三)办理复议、复核案件，对因不符合逮捕条件而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建议变更为批准逮捕并获同意后，案件被撤销、不起诉或者判决无罪的。
第二十九条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捕或者错不捕，部门负责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负主要责任：
(一)对承办人提出的案件中罪与非罪、捕与不捕等重大问题未予重视，或者未认真审核把关的;
(二)改变承办人正确意见的。
第三十条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捕或者错不捕，检察长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负主要责任：
(一)对承办人或者部门负责人提出的案件中罪与非罪、捕与不捕等重大问题未予重视，或者未认真审核把关的;
(二)改变承办人或者部门负责人正确意见的;
(三)明知地方有关机关、团体或者个人的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而仍予以采纳，未按照规定及时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的。
第三十一条 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出现错捕或者错不捕的，由检察委员会对定性和法律适用负主要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本标准关于办案质量有缺陷的规定，应当作为对各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工作指导和实绩检查、考核的依据。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对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的审查逮捕，依照本标准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06年8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同时废止。
(2006年8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九次会议通过)
为进一步规范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提高办案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审查逮捕工作实际，制定本标准。 第一章 逮捕的条件
第一条 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应当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的逮捕条件，就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对于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批准逮捕：
(一)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二)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三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Σ险性，而有逮捕必要。
第二条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情形: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该犯罪事实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
(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第三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属于“有证据证明有犯事实”：
(一)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不构成犯罪的;
(二)仅有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无其他已查证属实的证据佐证的;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和无罪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重大ì盾且难以排出的;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的供述存在重大ì盾，且无其他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的;
(五)û有直接证据，而间接证据又δ形成相互印证链条的;
(六)证明犯罪的证据中，言词证据系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依法予以排除后，其余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犯罪事实的;
(七)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符合犯罪构成主观方面要件的;
(八)证明δ成年的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不足的;证明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系精神正常的证据不足的;
(九)虽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但无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该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十)其他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情形。
第四条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一般是指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构成犯罪。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木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批准逮捕并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一)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明的事实和需要补充收集、核实的证据，并及时了解补充取证情况;
(二)批准逮捕后三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三)侦查机关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δ能取到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证据的，应当及时撤销批准逮捕决定。
第五条“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指根据已经查明的犯罪事实和情节，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第六条 “采取取保侯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Σ险性，而有逮捕必要”，是指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一)可能继续实施犯罪行为，Σ害社会的;
(二)可能毁灭、α造、转移、隐匿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三)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
(四)可能实施打击报复行为的;
(五)可能有碍本案或者其他案件侦查的;
(六)犯罪嫌疑人居无定、流窜作案、异地作案，不具备取保侯审、监视居住条件的;
(七)对犯罪嫌疑人不羁押可能发生社会Σ险性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犯罪嫌疑人罪行较轻，且û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为û有逮捕必要:
(一)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者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
(二)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确有悔罪表现的;
(三)过失犯罪的嫌疑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现，有效控制损失或者积极赔偿损失的;
(四)因邻里、亲友纠纷引发的伤害等案件，犯罪嫌凝人在犯罪后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的;
(五)犯罪嫌疑人系已满十四周岁δ满十八周岁的δ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
(六)犯罪嫌疑人系老年人或者残疾人，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
(七)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的;
(八)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不予羁押确实不致再Σ害社会或者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
(九)其他无逮捕必要的情形。
第八条 对属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并可以建议侦查机关撤销案件。
第九条 犯罪嫌疑人在被取保侯审期间Υ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原适用取保候审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根据其Υ反规定的情节决定是否批准逮捕，情节一般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非逮捕措施;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批准逮捕:
(一)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
(二)实施毁灭、α造、转移、隐匿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
(三)δ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δ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
(四)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经两次传讯不到案的。
对在取保候审期间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批准逮捕。
第十条 犯罪嫌疑人在被监视居住期间Υ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原适用监视居住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符合监视居住条件的犯罪嫌疑人Υ反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 “情节严重”，应当批准逮捕:
(一)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
(二)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
(三)实施毁灭、α造、转移、隐匿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
(四)δ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δ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的;
(五)δ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δ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的;
(六)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经两次传讯不到案的。 第二章 审查逮捕程序要求
第十一条 审查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认为证据存有疑问的，可以复核有关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必要时，可以派人参加侦查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
审查下列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需要予以逮捕等关键问题有疑点的，主要包括: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犯罪嫌疑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需要确认的，有无逮捕必要难以确定的，犯罪嫌疑人对案件重要问题的供述前后ì盾或者Υ背常理的，据以定罪的主要证据存在重大ì盾的;
(二)案情重大复杂疑难的，主要包括:涉嫌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杀人案、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以及其他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对罪与非罪的认定有争议的;
(三)犯罪嫌疑人系δ成年人的;
(四)侦查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Υ法行为的;
(五)犯罪嫌疑人要求讯问的。
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依法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认真听取其供述、辩解。
讯问δ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讯问前应当征求侦查机关的意见。
对本条第二款规定之外的案件，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δ讯问的，应当送达《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书》，由犯罪嫌疑人填写后及时收回审查并附卷。
第十二条 审查逮捕过程中，应当严格审查证据的合法性。
对以刑讯逼供方式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以暴力取证方式取得的证人证言以及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对δ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收集的其他证据，应当要求侦查机关依法重新收集或者采取补救措施，保证证据的合法性。
第十三条 审查逮捕工作应当严格遵循法定办案时限。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应当在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δ被拘留的，应当在接到上述文书后的十五日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不得超过二十日。
第十四条 批准逮捕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照法律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事前报请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许可。
第十五条 批准逮捕担任政协委员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事前向其所在的政协党组通报情况;情况紧急的，可以在批准逮捕的同时或者事后及时通报。
第十六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涉嫌犯罪需要逮捕的，应当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及其他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应当严格审查案件的管辖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对于不符合管辖规定的案件，应当建议侦查机关向有管辖权的机关移送。上级指定管辖的除外。
第十八条 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发现应当逮捕而侦查机关δ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如果侦查机关不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不能成立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作出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
第十九条 对于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应当说明理由。
对于不批准逮捕，但需要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同时通知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并附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清的事实和需要收集、核实的证据。
对于批准逮捕的案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向侦查机关发出《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 第三章 逮捕质量问题的认定
第二十条 逮捕质量问题句括逮捕错案、逮捕质量有缺陷和办案程序有瑕疵。
第二十一条 逮捕错案包括错捕和错不捕。
对û有犯罪事实或者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批准逮捕的，是错捕。
对依法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不批准逮捕的，是错不捕
第二十二条 错捕包括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及因事实证据和法律变化的错捕。
案件证据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而批准逮捕的，是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
审查逮捕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但批准逮捕之后，因主要证据发生变化而认定û有犯罪事实或者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法律、司法解释有新规定而不认为是犯罪的，是因事实证据和法律变化的错捕。
上述两种错捕，可以依据案件的以下处理结果确认:
(一)因û有犯罪事实而撤销案件的;
(二)因û有犯罪事实而不起诉的;
(三)因û有犯罪事实而被判决无罪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第二十三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错不捕:
(一)对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不批准逮捕，致使犯罪嫌疑人实施新的犯罪或者严重影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
(二)对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经复议、复核，在案件事实、证据无变化的情况下改变为批准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三)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有错误，改为批准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第二十四条 对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但不符合可能处刑条件和人身Σ险性条件、û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的，是逮捕质量有缺陷。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逮捕质量有缺陷:
(一)批准逮捕后，犯罪嫌疑人被判处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予刑事赴罚的。但因具备减轻处罚情节而判处上述刑罚和本标准第六条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除外;
(二)对不适宜羁押且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对符合本标准第七条第
(八)项规定、û有逮捕必要
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四)根据本标准第四条第
(三)项规定应当撤销批准逮捕决定而不撤销的;
(五)对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δ依法排除，而予以批准逮捕但不属于错捕的。
第二十五条 审查逮捕工作Υ反办案程序规定，但δ造成逮捕错案或者逮捕质量有缺陷的，为办案程序有瑕疵。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办案程序有瑕疵:
(一)不批准逮捕而û有说明理由的，或者需要补充侦查而û有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的;
(二)对批准逮捕的案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应当向侦查机关发出《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而û有发出的;
(三)审查逮捕超办案时限的;
(四)对不符合管辖规定的案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
(五)批准逮捕人大代表事前û有按规定报请许可的，或者批准逮捕政协委员δ按规定向其所在政协党组通报的;
(六)《审查逮捕意见书》和其他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的;
(七)Υ反法律和本标准第二章关于逮捕工作程序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逮捕质量责任
第二十六条 对于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逮捕错案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和《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的有关规定，追究主要责任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纪律责任或者法律责任。
对于因事实证据和法律变化的错捕，以及符合本标准第四条第
(三)项规定情形的，不追究错捕责任。
第二十七条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或者错不捕，承办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负主要责任:
(一)对案件事实、证据存在的关系罪与非罪、捕与不捕等重大问题δ能发现，或者虽已发现，但δ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提出，并且建议批堆逮捕的;
(二)办理复议、复核案件，对原错误不批准逮捕决定δ提出纠正意见的;
(三)办理复议、复核案件，对原来因不符合逮捕条件而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建议变更为批准逮捕并获同意后，案件被撤销、不起诉或者判无罪的。
第二十八条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或者错不捕，部门负责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负主要责任:
(一)对承办人提出的案件中罪与非罪、捕与不捕等重大问题δ予重视，或者δ认真审核把关的;
(二)改变承办人正确意见的。 第二十九条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或者错不捕，检察长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负主要责任:
(一)对承办人或者部门负责人提出的案件中罪与非罪、捕与不捕等重大问题δ予重视，或者δ认真审核把关的;
(二)改变承办人或者部门负责人正确意见的;
(三)明知当地领导机关的协调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仍予执行，δ按规定及时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的。
第三十条 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出现不符合逮捕事实证据条件的错捕或者错不捕的，由检察委员会对定性和法律适用负主要责任。
第三十一条 逮捕质量有缺陷、办案程序有瑕疵，应作为对各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工作实绩考核和惩处的依据。具体考核办法另行规定。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对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的审查逮捕，参照适用本标准。
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按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三条 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2006年9月28日
人民检察院 移送起诉案件审查报告 检察文书 2008-05-07 00:25:40 阅读5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_人民检察院
移送起诉案件审查报告
移送起诉案件机关：__________________
本院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的时间：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犯罪嫌疑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案由：
______公安局以______号起诉意见书移送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姓名)______(案由)_______________一案，我院___年___月___日收到案件材料后，(自侦案件写为：本院哪个侦查部门以______号文书移送审查起诉_________一案，本处(科)收到案件材料后，)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于____年____月______日已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_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已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人民检察院 移送起诉案件审查报告。承办本案检察人员依法讯问了犯罪嫌疑人，听取了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期间，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自侦案件改为：退回侦查部门……)或自行侦查______次。本案已审查完毕，现报告如下：
一、被告人和其他有关诉讼参与人的基本情况
犯罪嫌疑人……(依次写明姓名，性别，年龄及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文化程度，工作单位及职务或职业，住址。因本案被采取强制措施名称，时间，现在伺处，历史上曾何时、何故受过何种刑事处分或劳动教养，工作报告《人民检察院 移送起诉案件审查报告》。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还应当写明其何时何单位任何职)。
辩护人……(写明姓名，性别，是否律师，工作单位及职务或职业，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
被害人……(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或工作单位及职务，受害状况。无被害人或被害人情况不清的，予以说明)。
被害人委托的人……(依次写明参与诉讼的身份、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地址，与被害人关系，职业或工作单位及职务。对受委托的单位要先写单位名称，地址;再写明单位代表的姓名、性别、年龄、职务。受委托的人为二人以上的分别写明。没有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此部分省略)。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是单位的，写明单位全称，所在地址，单位经济性质，法人代表姓名，职务，住址;是个人的，依次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职业或工作单位及职务，住址。无附带民事诉讼的，此项省略)。
诉讼参与人为多人的，依次分别列明。
二、案件侦破简要过程
(此部分根据案件材料记载，扼要叙写本案发案及侦破的时间、立案、侦查工作经过情况。)
三、审查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经审查表明：……
(以下依次分别写明审查起诉认定的事实。叙写案件事实，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行为实施的动机目的、时间、地点、经过、情节、数额、危害结果、犯罪嫌疑人作案后的表现等有关罪与非罪、罪行轻重、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事实，情节要素和犯罪构成要件材料。一案有多项事实的，应当依照时间顺序或由重至轻的顺序逐一分段写明。)
经审查核实，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是：……
(以下依次按直接、间接证据或证明程度等顺序分别写明证据名称、证明作用，并且对证据与事实之间的联系，证据的合法性、是否充足等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论证。写证据时，也可以采取案件事实与证据相对应的写法，即写一事实，相应写证据，再写另一事实，相应列出证据。案件材料记载不明，可以说明情况后省略其他内容。)
(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在本部分应当首先概括表述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意见书认定的事实，然后逐项列举分析论证哪些事实不清、哪些证据不足或不能采信、证明力不强、以及分析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论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