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审查报告

行政执法审查报告（精选8篇）

行政执法审查报告 篇1

行政执法审查报告

县政府法制办:

根据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行政执法证件审核注册的通知》（沁政办函〔2009〕59号）要求，我局对审计执法情况认真进行了审查，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我单位共有行政执法主体1个，即沁县审计局；依法受委托行使行政执法权的单位1个，即沁县经济责任审计中心。单位编制数23名，实有22名，其中行政人员12名，工勤人员1名，事业人员9名。现持行政执法证件的人员有16名，持行政执法监督证的人员有4名，2名新进人员（局长、新录用公务员）还未办理执法证件。2009年，单位人员工作岗位没有变动，在职务方面，有1人由科员升任副主任科员。

2009年，我局审计人员按照《审计法》赋予的职责和权限，认真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坚持依法审计，加大执法力度，不断规范审计执法行为，努力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在人员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全年共完成审计项目29个，查出各种违纪违规金额1542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5865万元，应上缴财政57.4万元，已上缴财政52.9万元；共提交审计专题（综合性报告）和信息简报39篇；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案件线

索7起，涉案人员9人，涉案金额48万元，所移送的涉案人员均已受到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较好地完成了全年各项审计工作任务。

沁县审计局

行政执法审查报告 篇2

一、影响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深度的因素

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制度是和宪政体制、民主政治紧密相关的一项法律制度。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作为司法审查制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司法审查方面, 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司法机关与法人和法人的关系, 也反映了司法权与行政权两者的关系。然而, 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在存在是有着重要的法律意义和价值, 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深度受到很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种:

(一) 民主政治状况和宪政体制

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民主政治, 这也是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础, 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制度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最早产生于欧美及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在古希腊、古罗马也有过现近代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的萌芽, 经过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国家, 统治者有着独裁的权力, 统治阶级制定了法律, 但同时也是执行法律、监督法律的机关, 下层统治阶级只向上层统治阶级负责, 不需要向人民负责。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 不可能存在分权, 也不会有权利的监督制度, 所以也不会建立司法审查来对统治者制定的法律的合理性进行更正, 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深度也就不会存在。

(二) 历史文化和法律传统

回顾世界其它国家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深度, 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历史文化和传统和法律制度的影响。在我国, 现阶段的法律是历史文化及传统的法律制度的继承与超越, 适用审查深度比较有限, 较为慎重, 对于侵害公民权利等违法行为的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深度也没有明确的界限。

(三) 诉讼价值观念和现实条件

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的价值观念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内的起着直关重要的行政法诉讼的司法审查价值观念。每个国家的社会体制不一样, 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着不一样的状态, 导致形成的行政诉讼的价值观念也不同。在发达国家, 如美国和英国的行政诉讼价值观念是“制衡、控权”, 法国是以保障行政权免受普通法院干扰为行政诉讼的价值观念, 而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起步较晚, 行政诉讼司法审查价值观受国外行政诉讼法的影响, 我国的行政诉讼司法审查价值观也是多重的, 主要表现在行政诉讼法的第一条的规定中有人权保障、效率、保权和控权这几个方面。每个国家在衡量自己的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深度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其它国家的价值观及历史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除此之外, 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状况也同样会影响着本国的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深度。

二、对行政诉讼司法深度审查的必要性

在司法执行过程中, 行政司法审查机关超越自己的司法权力对案行政机关案情进行司法审查, 省去了有裁定权的行政行为, 这就难以让行政机关单位接受, 由于裁判是要以客观事实来做为裁决依据, 同样也会渗杂个人心理作用, 这就导致这样的越权裁决的情况也会持续一个阶段。在某程程度上来说, 司法审查是以行政行为为客观依据的浅表审查、深度审查作为司法权威的, 这在根本上没有起到内在的司法作用, 也不能满足弱势群体的和权益。司法机关的存在就是为了使社会实现真正的和谐、公平, 而不能仅仅是为了程序性浅表审查表面工作, 法院是需要以保证受害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公正, 不应冷漠。

例如, 被诉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法, 其关键在于原告的伤情是否构成轻伤以上的伤残等级。原告在被告已经作出法医鉴定但未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要求重新鉴定的情况下, 在案件审理期间是否有权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 法院对此依法应否予以同意, 其实质就是一个对事实的审查深度问题。

三、对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深度的评价

在我们国家, 司法审查和行政诉讼被看作是一样的制度, 与此同时, 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深度也会被视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严格地来说, 行政诉讼和司法审查在具体的适用过程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地方, 司法审查是以司法机关的角色来行使司法权力的监督和运行, 它的主体是法院, 而政诉讼的主体则是政机关相对人, 在很多情况之下是作为一种行政救济制度而服务的。所以从此角度上讲, 司法审查深度也能被视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司法审查中的直接审查和间接审查是在广义上讲的, 直接审查是以具体的行政行为为对象, 间接审查是以较为简单的抽象行政行为为主要对象。我国有很多行政案件中, 当事人两者之间形成的争议主要是低层次抽象的合法行政行为, 司法审查机关在认定行政行为有没有违法, 就需要对比该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和宪法的规定, 以及是否符合地方法规、行政法规, 这就是抽象行政行为间接的审查。

然而, 间接审查的客体不在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从司法审查范围的深度来讲, 司法审查范围应当包括审查的对象范围 (广度) 即通常所说的受案范围和审查的程度、强度 (深度) 即通常所说的审查标准两方面, 但在一般情况下我国:学者所定义的审查范围仅指审查的对象范围, 而且是直接审查的对象范围。

摘要：在现代民主国家的法律制度中, 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是一项被广泛应用重要法律制度, 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制度是司法机关应受到行政行为不法侵害或不利影响的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请求, 来审查本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否正当、对相对人违法行政行为而导致财产、生命安全及精神损失进行补救及其撤销违法不当的行政诉讼的法律制度。本文是从对影响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深度的因素、深度审查的必要性, 以及对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的深度进行评价, 进一步剖析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来衡量其深度。

关键词：行政行为,诉讼,司法审查,深度

参考文献

[1]郑萍.行政公益诉讼中公民诉权之探析[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2004 (04) .

审查逮捕环节的执法说理研析 篇3

一、审查逮捕环节执法说理的分类及特性

审查逮捕环节的执法说理有两种：一是针对批捕说理；二是针对不捕说理。两种说理的侧重点不同。批捕说理侧重于向侦查机关说理，旨在引导侦查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据。不捕说理侧重于向被害人说理，旨在避免与被害人在不捕案件上的意见分歧，减少复议、复核，化解社会矛盾，防止涉检上访。

执法说理应把握好说理的几个特性：一是公正性：说理时，要是非分明，观点正确。二是关联性：在撰写说理文书时，要把握好案件事实和证据与说理的内在联系，把两者结合起来，给人以顺理成章的感觉，力戒案件事实与证据论证、说理论证相脱节，使说理缺乏事实、证据铺垫，成为无本之木。三是系统性：说理是对案件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证。通过对认定事实的定性分析，

确认案件的性质。在正确定性的前提下，结合案件的情节，阐明应适用哪些法律处理案件。在法律法规的适用上要准确、规范，不能漏引、错引。四是透彻性：详尽透彻地说理，能够反映检察人员判断是非责任的法律思维过程，通过运用法律、法理，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讲明是否支持当事人的诉讼主张，支持多少，为什么。五是针对性：说理必须抓住重点和症结点，围绕案件争议焦点展开说理，解决主要矛盾。讲求透彻性，说理并非要面面俱到，不分主次。

二、从创建机制入手开展审查逮捕环节执法说理

（一）深化审查逮捕说理制度

一是建立批捕说理工作机制。针对批捕案件取证的特殊性、必要性，为更好地体现在审查逮捕环节引导侦查向后延伸的效果，建立批捕说理工作机制。即对已批准逮捕但证据尚欠缺或涉嫌其他犯罪线索的案件，从引导侦查入手，制作《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向侦查机关充分说明现有证据的有效性与充分性所存在的欠缺和不足；作出批准逮捕的理由和依据；需要补查证据材料的必要性、及时性以及与其他证据材料的关联性、矛盾性，以及待补查证据的重要性与现有证据的关联性，目的是与侦查机关统一证据认识，明确侦查取证方向。引导公安机关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据，以保证侦查工作顺利进行，有效避免公诉部门在公安机关移送审查案件时再进行退回补充侦查，即节约了诉讼成本，也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并对此跟踪监督，防止以捕代侦情况的发生。

二是实行捕后跟踪监督机制。对于应当逮捕的案件，侦查监督部门的案件承办人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了解案件侦查的进展情况，时时监控案件质量。双方共同商议继续补查的工作方案，并制作《逮捕案件补查证据跟踪表》，区别案件不同情况，有重点地列明所要补查的相关证据。对批准逮捕后仍需补充部分证据的案件在批捕的同时，制作《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详细列明法庭审判所需的证据抄送公诉部门，并建议公诉部门在受案时审查所列证据是否已补充，否则不予受理，防止补查工作无法落实。对一些由于情况紧急而批捕的案件，时刻关注，认为难以进一步取证，案件没有进展的，及时与公安机关沟通协调，建议变更逮捕强制措施。必要时，经检察长或检委会撤销原批准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并监督执行，谨防一捕了之，以确保捕后案件质量。

（二）拓展不捕说理范围

一是建立不捕案件审查机制。对于拟提出不捕意见的案件，明确要求在受理后三天内由承办人向部门负责人提出，部门负责人经审查认为承办人建议正确的，即向分管检察长或检察长提出不捕建议；分管检察长或检察长认为建议正确的，即将该案进入“前移重心、开启通道、三级说理”程序，从程序上规范保证不捕案件的质量。

二是对拟不捕案件实行重心前移。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后认为事实尚不清楚、证据尚不充足或不构成犯罪的，改变以往先作不捕决定再发补充侦查提纲的做法，将补充证据工作的重心前移。在作出决定前，先向侦查机关通报证据情况及拟处理意见，听取其对案件的不同意见。提出应当具备的证据让公安机关进行补充侦查，在公安机关全力配合按要求提供补充证据，或按要求经补查而无法提供证据后，再作出决定。这样做不但能在作出决定前把案件办理得更加扎实，而且能使公、检双方通过补证工作前移，对案件处理结果达成共识，有效避免该捕而不捕问题的发生。

三是实行“三级分析、三级说理”。对作出不捕决定的案件，要从犯罪构成、证据锁链及法律依据上进行分析。对于不捕理由分析，实行三级分析制度，即先由承办人制作《不批准逮捕决定理由说明书》，再交由部门负责人和分管检察长分别进行审查补充。同时实行三级说理制度，先由主办检察官根据前述“三级分析”形成的不捕理由对侦查人员进行口头说理或发出书面说明；如果侦查人员有疑问，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人对公安机关侦查部门负责人补充说明理由；如果公安机关侦查部门负责人仍然有异议，再由分管检察长对分管局长详细说明理由。经过对不捕理由“三级分析、三级说理”，使得全案的不捕理由分析更为全面、深入、透彻。通过层层把关确保不捕理由的慎重、规范和令人信服，更好地确保不捕案件的准确性。

四是规范不捕说理方式。1、对于不构成犯罪案件进行说理，要从犯罪构成四要件的齐备性上进行分析说理。阐明构成犯罪必须达到犯罪主客观统一，如不统一，就不能认定为犯罪。一般情况下，对不够罪的不捕，直接涉及到是否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问题。因此要深入反复研究论证，认真慎重作出决定，全面仔细加以阐述理由，最终达到改变侦查机关的构罪认识误区。2、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捕案件，要从证据锁链的严密性上进行分析说理。释明证据链必须“严密无隙”。要在全面审查证据后，用现有证据加以排除卷中自相矛盾的情形，看是否有不能够排除的证据矛盾，且该矛盾对定罪量刑意义是否重大。因此应重点阐述该案事实怎么不清，证据怎么不足，缺少的证据是什么，不能证明的问题又是什么等等。这类案件在作出不捕决定后，侦查机关还要继续侦查取证，所以在将证据上的矛盾缺失谈清讲透后，会使检察机关发出的补查提纲的说理性和实效性发挥真正作用，公安机关就会对补查提纲的执行更加积极配合。3、对于无逮捕必要的不捕案件，主要应从法律依据和刑事政策上进行分析说理。对“无逮捕必要”的问题是检察和侦查部门两方产生认识冲突最多的一种不捕情形。《刑诉法》第60条对逮捕第三个条件“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情形采取了模糊表述，成为一个需要主观认识判断才能去执行的弹性条件，易导致认识上产生分岐。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为保证获取有罪证据，往往把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羁押作为弥补侦查时限、能力、技术等不足的一个有效手段，只要是符合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前两个条件的案件，一般就会把案件移送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检察院如果决定不捕的才去适用其他强制措施。这样就造成了侦查机关往往主动借用逮捕措施，被动适用其他强制措施的情形。这在适用的顺序上与《刑诉法》第60条的规定的“措施穷尽”的立法精神相矛盾，从而使羁押成为一种基本原则，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控制性弱化的措施却成为例外。因此，要重点阐述该案有哪些有利条件，采取其他措施后不致于发生社会危害性，并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一般应围绕罪刑较轻、容易教育改造、保障诉讼正常进行、化解案件矛盾等方面，并结合道理、情理、法理重点阐述理由，让人心服口服。

五是做好对被害人的说理工作。即当被害人不服检察机关作出的不捕决定时，运用《不批准逮捕决定理由说明书》向被害人说明检察机关的不捕理由，耐心解释，化解矛盾，消除被害人对逮捕工作的误解，增加不捕案件的透明度，以达到息诉息访目的。

（三）转变观念，强化干警说理意识

航道行政审查审批受理程序 篇4

一、审批的含义

行政审批是指行政机关（包括有行政审批权的其他组织）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申请，经过依法审查，采取“批准”、“同意”、“年检”发放证照等方式，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认可其资格资质、确认特定民事关系或者特定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行为。

二、审批的项目

专设航标的设置、撤除、位置移动和其他状况改变。

三、审查的含义

审核、调查，或者说是对某项事情、情况的核实、核查。

四、审查的项目

过河建筑物：桥梁、隧道、渡槽、过江管线等；

临江建筑物：码头、栈桥、取（排）水口、抽（排）水站、护岸矶头、滑道、冲滩（岸）撤船等；

其他与通航有关设施：锚地（含系船浮锚地）、水上船舶基地、水上施工作业、水上船坞、水上钻探、航道整治工程、固定渔具、贮木场、水利清障、固定（或活动）水文观测平台。

航道行政管理审查审批程序

一、专设航标审批程序

按照交通部颁布的《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及长江航道局的规定执行；（《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已于2004年11月5日经第24次部务会议通过，共26条，2005年1月1日开始实行。）

当收到审批申请材料后，若申报材料齐备，应有20个工作日内予以批复，出具《专设航标行政许可决定书》。

二、与通航有关设施工程项目的审查程序

1、工程选址阶段：航道管理处获悉本辖区拟建设与通航有关设施时，应主动与建设或施工单位联系，了解工程情况，告之有关审批、审查、征求意见的程序和要求，主动提供工程选址、技术要求等航道咨询服务，并按照航道行政管理工作

规定的管理权限逐级上报。

2、前期工程选址涉及航道有关意见写法:

一、是否同意码头工程选址，并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设计单位开展码头工程的前期研究及设计工作。

二、码头工程设计应符合《内河通航标准》（GB50139-2004）的规定，满足《内河航道维护技术规范》（JTJ287-2005）的要求。

三、要求有关工程下阶段设计资料及文件，应按水运工程基本建设程序，及时向我局申报，办理航道行政审查手续。

3、工可研阶段

与通航有关设施的工程项目进行审查时应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开展工作：

（一）报送申请阶段

建设或施工单位应在工程项目立项后，向长江武汉航道局提出书面申请，说明修建的理由，与通航有关设施的种类、结构、规模、位置等，并提供申报资料。

（二）资料审核阶段

• 航道管理处在收到申请文件和资料后，应掌握和理解工程项目的情况，提出书面意见并连同有关申报材料一起上报长江武汉航道局；若长江武汉航道局委托航道处出具审查意见时，航道管理处应事先将审查意见上报长江武汉航道局审核。

（三）现场踏勘阶段

根据建设或施工单位提供的申请文件、图纸和设计资料，局和航道管理处应派员到现场勘查，了解现场的航道条件及工程项目对航道的影响。

（四）审查阶段

当接到审批、审查或征求意见的申报材料后，若申报材料齐备，符合受理要求，应向申请人出具正式受理文书，并在20个工作日内给予对方回复；需上报的，应在10个工作日内上报。如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应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须补充的相关材料及要求。根据建设单位报送的图纸、资料、设计文件、专题论证报告，结合现场踏勘的情况综合分析，出具工程涉及航道有关的意见。

4、工可研阶段审查意见写法主要包括：

• 是否同意码头工程建设，工程所处水道、岸别，航道里程。其建设规模为、泊位数以及码头结构形式（钢引桥浮式码头、直立式高桩梁板、实体斜坡道等等）。• 拟建码头前沿线布置，上、下游角点坐标。

• 现行航道布置条件下，拟建码头前沿线及停泊水域对主航道影响。• 强调在工程施工阶段的设计文件和资料，应按水运工程基本建设程序，及时向我局申报，办理工程施工审查手续。

5、施工组织设计阶段：航道管理处在上报施工阶段有关意见时，应包括以下方面：

• 工程基本情况、所处河段航道情况、航道里程、岸别、是否同意该工程施工； • 施工作业区域范围及坐标；

• 施工期间，航道安全保障措施，即专设航标配布情况； • 专设航标期限； • 设标方案简图

在工程施工期间参与施工定位放样；对施工进行现场监督，参与竣工验收，监督施工方清除水下遗留物。

临时提高部分河段航道维护水深的审批程序

当沿江企事业单位向航道管理部门申请临时提高部分河段航道维护水深时，应按照长江航道局的有关规定执行，并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申请

（1）申请条件：关系到国计民生、国防安全、“煤电油运”项目的重要物资运输，且运输企业具有相应应急处理机制：中途减载条件，通讯和调度渠道通畅等；

（2）申请形式: 书面申请；

（3）申请内容：提高水深时间、区段、维护尺度等方面的具体要求；（4）申请时间：计划开始执行前20天提出。

二、申请受理及审查

（1）长江武汉航道局就临时提高航道维护水深可行与否进行审查，在7天内提出具体意见。具体意见应在开展航道测量等工作的基础上，对该河段的水位变化、航道水深、演变趋势等进行分析预测，航道航标可能的调整情况及相关措

施进行分析研究，并形成书面材料；

（2）如审查不可行，长江武汉航道局直接回复申请单位；

（3）如审查可行，长江武汉航道局应在接到申请9日内上报长江航道局进行审核。上报材料包括：企业的申请文件、分析预测报告和拟订的实施方案、责任协议书和应急处理措施；

（4）临时提高航道维护水深最终以长江航务管理局批复为准。

审查审批时受理材料内容

（一）专设航标审批

1、按照交通部颁布的《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及长江航道局的规定执行；

2、建设或施工单位应提交下列基本资料： • 专设航标行政许可申请 • 水下地形测图 • 施工组织设计 • 专设标委托协议书

• 有关主管部门对该项目批准文件

• 涉及采砂吹填专设航标的，需提交采砂许可证及航道影响报告书 • 涉及桥区航道、专用航道的需提供航标配布设计

3、当收到审批申报材料后，若申报材料齐备，应在20个工作日内给予批复。

(二)与通航有关设施工程项目的审查 建设或施工单位应在工程项目立项后，向长江武汉航道局提出书面申请，说明修建的理由，并根据通航有关设施的种类、结构、规模不同，应提供下列材料：

1、桥梁工程审查 • 申请文件 • 桥梁工可报告 • 桥梁初步设计

• 通航净空尺度论证报告及专家评审意见 • 桥梁施工期桥区航标配布和航道维护方案 • 水下地形测图

• 有关主管部门对该项目批准文件

•（桥区航标配布和航道维护方案）

2、码头工程审查 • 申请文件

• 码头工程可行性报告

• 码头工程航道影响报告及专家评审意见 • 水下地形测图

• 有关主管部门对该项目批准文件

3、架空电缆项目审查 • 申请文件 • 工程施工方案

• 通航净空尺度论证报告及专家评审意见 • 有关主管部门对该项目批准文件 • 架空电缆架设垂弧图

3、取排水口、管道、隧道、水下电缆审查 • 申请文件 • 工可设计 • 工程平面布置图 • 工程剖面图

• 航道影响报告及专家评审意见 • 有关主管部门对该项目批准文件

4、锚地、转载基地审查 • 申请文件 • 水下地形测图

• 航道影响报告及专家评审意见 • 有关主管部门对该项目批准文件

5、其他工程项目审查 • 申请文件

• 航道影响报告及专家评审意见 • 工可报告 • 水下地形测图

• 有关主管部门对该项目批准文件

受理审查审批材料料需注意的技术要求

一、临河建筑物及其它设施

1、码头

（1）、码头选址应符合《内河通航标准》、《内河航道维护技术规范》和《河港工程设计规范》，选择在河床稳定、水深富裕、水流条件良好的顺直河段，避开河道弯窄、河岸冲淤变化较大的水域。(2）、通航控制河段内不得修建码头。

(3）、码头前沿船舶靠泊水域应不影响航道布置，并留足富裕宽度。

2、码头的前沿线应尽量少伸入可通航水域，不满足设计水深要求时，应考虑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具体要求为：

（1）、河道顺直、深泓近岸的河段，码头的前沿线位置应与规划的航道水深相协调，尽量减少和占用通航水域。

一般情况下，码头的前沿线布置控制在下列自然水深范围内（理论最低潮面或航行基面下）：

• 南京至武汉河段：5000吨级及以上泊位，前沿线不宜超过5.0米； • 武汉至重庆河段：3000吨级及以上泊位，前沿线不宜超过4.0米；

（2）、码头的前沿位于边滩、河岸冲淤变化较大的水域，除满足上述规定的要求外，其前沿线还不得位于可能出现的深槽摆动和洪水期航道的范围内。

（3）、新建和改（扩）建码头所处位置上、下游都建有泊位时，应综合考虑上、下游的关系，码头前沿线应与上、下游码头前沿线平顺布置。

3、取（排）水口等

（1）、取（排）水口、滑道等水下设施。设置位置应选在河床及岸线稳定、水深富裕、水流条件良好的水域。

（2）、伸入现行和规划的航道内的，不得造成碍航，并应进行航道影响的专题论证，采取相应补救措施。

（3）、伸入到航道内的临河水下建筑物，其顶部高程应低于规划航道底标高以下2米。在各河段应根据《长江干线航道发展规划》的要求，具体确定其顶部高程。

4、锚地、锚泊基地：设置锚地、锚泊基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锚地、锚泊基地位置原则上不应占用现有和规划航道，其设置应进行专题论证确定；

（2）、锚地、锚泊基地位置应选在平顺、稳定的河段；

（3）、锚地、锚泊基地与航道边线的距离不得小于3倍最大船舶宽度；（4）、锚地范围应设置专设航标标示。

• 当航道发生变化，锚地、锚泊基地与航道不能兼顾时，锚地、锚泊基地应无条件服从通航需要。

• 锚地、锚泊基地的改、扩建工程，须重新进行航道影响专题论证确定并申报审查。

审查临河建筑物及其它设施时需提供的图纸要求

一、图纸的比例为要求：（1）长江上游不小于 1：2000（2）长江中游不小于 1：2500（3）长江下游不小于 1：5000

二、平面布置图的要求

1、平面布置图应反映拟建工程与上、下游已建（在建或拟建）工程的相互位置关系，标明拟建工程前沿线端点坐标。

2、平面布置图应反映拟建工程附近航道情况，标明工程所在一侧航标配布情况、航道界线和零米线。资料可套用有关单位最新测图资料。

3、平面布置图应按《水运工程测量规范》（JTJ203-2001）的要求绘制，采用相对高程成图。

4、报审工程平面布置图图幅要求：采用A1幅面，可适当延长，尽量采用一张图幅。

价格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审查规则 篇5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价格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案件的审理、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和《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价格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案件(以下简称案件)的审理、审查，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 案件的审理是指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监督检查机构依据《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在案件调查终结后，以案件调查报告为基础，对案件进行审核并提出处理意见的过程。

第四条 案件的审查是指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人依据《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在案件审理后，对案件调查报告、案件审理情况、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意见或者听证情况等进行复核并作出决定的过程。

第五条 参加案件审理、审查的人员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二章 案件审理

第六条 案件的审理采取以下方式：

(一)由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人召集会议进行审理;

(二)情节简单、事实清楚的案件，由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法制或者案审的处(科、室)进行审核，并报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人进行审理;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方式。

第七条 采用本规则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的方式审理的，会议成员包括：

(一)价格监督检查机构全部负责人;

(二)承办案件的处(科、室)负责人;

(三)法制或者案审处(科、室)负责人。

经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人同意的其他工作人员可以列席会议。

第八条 采用本规则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的方式审理的，审理程序如下：

(一)案件调查终结后，案件调查报告上报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人，提请召开会议审理;

(二)会议前将案件调查报告，连同证据及说明案件情况的其他材料分送各参会人员;

(三)会议由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人主持;

(四)案件承办人员陈述办案过程、案件事实、定性依据、处理依据和建议以及当事人的意见，并出示相关证据;

(五)会议成员询问案件有关问题;

(六)会议成员发表意见;

(七)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人归纳并提出处理意见，

会议应当制作《案件讨论记录》，交由会议成员签名。

第九条 采用本规则第六条第(二)项规定的方式审理的，审理程序如下：

(一)案件调查终结后，由承办处(科、室)将案件调查报告，连同证据及说明案件情况的其他材料移送法制或者案审处(科、室);

(二)法制或者案审处(科、室)对案件进行审核后，向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人提交审核报告;

(三)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人根据审核报告进行审理，并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条 案件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对所办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

(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是否清楚;

(三)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

(四)定性是否准确;

(五)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

(六)程序是否合法;

(七)责令退还及处罚种类、幅度是否适当。

第十一条 案件审理的处理意见包括：

(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提出给予行政处罚的意见，并提请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人或者经授权的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人签发《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二)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或者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提出不予行政处罚的意见;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提出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的意见;

(四)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提出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的意见;

(五)不属于价格主管部门管辖的，提出移送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意见;

(六)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提出移送司法机关的意见;

(七)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要求重新调查或者补充调查;

(八)适用依据错误、定性不准确的，要求案件承办机构予以改正，或者直接予以纠正;

(九)程序违法的，要求案件承办机构予以改正;无法改正的，要求依法定程序重新进行调查。

行政执法审查报告 篇6

陈文堂

【摘 要】 WTO规则作为全球多边贸易规则，为各成员国商业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规范。其中规范、透明和程序法定的法律规则必然对我国政府行政行为产生巨大冲击。WTO规则所要求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也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产生深刻影响，提出新的课题。为与WTO的规定相协调，在目前我国司法体制的条件下，可以通过在相关法律中以特别条款的形式予以规定以及完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相关制度等方式解决。从长远看，制定统一的司法审查特别法，必将是立法者协调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与原则体系冲突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关键词】 WTO 行政行为 法律规则 司法审查

WTO and the Judicial Review in

Administrative Activity

Chen Wentang

【Abstract】 WTO rule has offered the basic legal rule for business activity of every member state as the global multilateral trade rules.Of the rules, rules and transparence rules and legal rules shall enormously impact to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of our government.The administrative action judicial review issues to require by the WTO shall impact deeply to China laws and arise the new issues.In order to coordinate with the regulation of WTO,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judicial mechanism of our country at present, can be through stipulating and perfecting the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vity and checking relevant systems etc.are solved in the form of special clause in relevant laws.In the long terms, make unified administration of judicial review special laws will coordinate between internal legislation and WTO rule and principle effective means most that system conflict legislator.【Key words】 WTO administrative activity legal rule judicial review

WTO规则作为世界性的法律体系，其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各成员方（国）政府的行政行为。正如世界贸易组织所宣布的：WTO规则“是世界上大多数贸易国通过谈判签署的，为国际商业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规则，其本质是契约，约束各国政府将其贸易政策限制在议定的范围内”。[1]其中，WTO法律框架中明确规定了司法审查保障制度，对各成员国政府的行政行为进行规范和制约。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标志，是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行政权与司法权相互制衡的制度设计。我国已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按照加入议定书的要求和我国的承诺，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WTO协定及各附件中的法律规则和原则，修改我国法律中与WTO协议不相符合的内容。其中关于司法审查，特别是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内容与我国国内法律的相关规定有很大的差别。因此，WTO协议中的司法审查规定，必将给我国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注入大量新内容，司法审查也必然成为我国司法部门实施WTO规则的中心任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宪法依据和理论基础

司法审查制度是源自于英美法的制度，最早由美国大法官马歇尔创立，他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确立了最高法院宣告国会立法违宪无效之先例。时至现在，司法审查的内涵有了很大扩展，除了违宪审查之外，还包括现代民主国家所确立的对行政权实施有效监督的法律制度。本文研究的是行政法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它是指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合法性及公正性

进行审查，纠正违法行为，并对其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予相应补救的法律制度。国内有学者将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等同于行政诉讼，笔者认为是不妥的。英美法中的司法审查外延要远远大于行政诉讼，它包括对立法的审查和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又包括行政行为违宪审查和行政行为违法审查。[2]我国的行政诉讼只相当于他们的行政违法审查，而且仅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审查。在英美法系，法院可以司法审查除政治问题以外的所有司法问题，抽象行政行为自然在审查之列。另外，在法国其司法审查为非诉讼审查和事前审查。总之，无论是英美国家还是法国，他们的司法审查都包括对立法机关特别是对行政立法的监督。

以上英美司法审查制度的这些特点都不同于我国的行政诉讼，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一般认为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判的活动；它主要是对国家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的审查，是我国行政审查的主要任务。

1.1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宪法依据

我国现行宪法从三个方面确立了法院对政府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框架，并由《行政诉讼法》具体予以落实，作出系统规定。

第一，《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就从国家制度上确立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和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本源，即人民主权。《宪法》第41条又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还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据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宪法确立了公民有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并要求侵权赔偿的主体资格和权利。

第二，《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一规定集中体现了依法治国的原则，具体到行政机关那就是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否则要追究违法的责任。

第三，《宪法》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第126条又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41条第2款还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这就确立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行政审判权的审判主体地位。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在我国司法审查虽然有宪法依据，但并没有明文确认法院的司法审查权能，而且由于法律行政法规中有关终局性决定严重限制了行政诉讼的范围，再加上法院只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因此对于那些违宪违法的行政法规照样毫无办法。可以说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还具有很大缺漏，根本不能达到司法审查之终极目的。入世后，制订统一的司法审查法或者在宪法中设专章规定司法审查制度成为必要。

1.2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理论基础

权利制约是政治学、宪法和行政法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它有着源远流长的研究历史和多层面、多角度极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无论在普通法国度还是在大陆法国度，贯穿于行政法的中心主题是完全相同的。这个主题就是对政府权力的法律控制。”

[3]

司法审查本质上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安排。“一切权力合而为一，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观，但人们却时时感到专制君主的存在”，“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将

暴虐的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4]作为美国制宪先贤的麦迪逊就极力主张分立，他认为：权利分立的目的在于防止专权暴政，为了防止专权暴政的目的各权力间除了基本的区分外，更重要的还应相互制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个部门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主管人员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5] 以上这些就成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理论基础。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是限制行政权非均衡性扩张的客观要求。在国家权力体系中，不同权力间的配置在量上并不是对等的。现代社会行政权的扩张，使行政机关不仅行使行政权，而且还广泛行使传统意义上的立法权和司法权。行政权具有一种天然的扩张优势，行政权是主动性权力，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民众利益联系最为密切，而行政权力较其他权力更加符合主权者统治与管理的需要，因此，行政权极易突破自身的范围而扩张，产生危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结果便难以避免。[6]因此行政权是最不可萎缩也不可膨胀、最需要自由又最易自由无度、最需要控制而又最难以控制的权力。司法机关如果不能享有对行政行为的有效审查权，便必然会导致司法无能、行政无法的双重恶果。[7]司法审查具有独立性、程序性、公开性、终局性和强制性等五大特点，与立法监督、社会监督等其他监督行政方式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因此，司法审查成为行政权监督最后的、最有效的手段。WTO规则与我国行政行为

WTO的法律基础为《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宣言》以及附件中的一系列适用协定。这一系列协定确立了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为国家商业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规则，对缔约方政府的自由贸易提出了基本的法律框架。在我国加入WTO所签订的23个协议492页文本文件中，只有2项涉及到企业，其余均与政府有关。因此，与其说是中国政府入世，不如说是我国各级行政主体入世，是我国各级行政主体如何逐步适应WTO各项国际规则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WTO规则规范的主要对象不是作为单个的经济交往主体，而是作为整体的一个国家的政府行为，比如，透明度原则要求各成员方所实施的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法令、条例、司法判决、行政决定都必须予以公布，甚至某成员方政府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所缔结的影响国际贸易的协定也必须予以公布，这一切显然是针对所有WTO成员方政府所言的。中国加入WTO，无论是采取将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还是将其直接纳入国内法，WTO规则将成为我国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履行WTO协定的法律依据之一，成为我国对外贸易行政管制的重要法律依据。”[8]

WTO的各种规则要求自由贸易必须有平等的竞争环境和统一的市场规则，最终为统一的国际大市场而建立。因此，成员国政府必须承担一项义务就是保障WTO规则的统一实施。《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1条规定：各成员方必须保证本国的法律规范与WTO规则及协议保持一致。各成员必须以统一、公正、合理的方式实施有关协议，保证WTO协议和规则在国内得到统一实施。《货物贸易总协定》第34条第12款明确规定：“缔约方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适当措施，保证在它的领土以内的地区政府和当局、地方政府和当局能够遵守本协定的各项规定。”《中国议定书草案》也专门承诺：“中国政府保证WTO协定以及本议定书在其整个关税领土内，包括国家一级一下政府部门统一实施。” 为保证各成员国都能遵守WTO协议的各项规定，建立统一的国际大市场，WTO协定中附带了多项司法审查条款，以规范和制约成员国的行为，从而按法定程序做出规范、透明、与WTO协议要求相一致的行政行为。例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第2条中要求：“中国应设立或指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以便迅速审查所有与《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１０条第１款、ＧＡＴＳ第６条以及ＴＲＩＰＳ相关规定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此类审查庭应是公正的，并独立

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9]另外在中国加入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贸补贴与反补贴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一系列文件中，有关司法审查的部分也为我国必须遵守。WTO协定必须遵守已经成为各成员国必须履行的义务，因此，存在于WTO协议及各附件中的司法审查内容也成为我国政府必须遵守和执行的国际法规。

入世后，WTO规则已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其效力高于国内的一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目前我国已经按照WTO规则的要求和我国加入WTO法律文件时的承诺，采取许多相关措施，修改和制定了大量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对凡不符合WTO各项原则的，一一修改，有的被取消。清理检查的方针是：立、改、废，即对照WTO协议的规则，尚属空白的方面，进行立法增补；那些与WTO规则冲突不大的，进行修改；违反WTO规则的就废止。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审议通过了新修改的六部法律，包括外商投资方面的三部和有关知识产权的三部。将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的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拓宽了行政审判的领域，完善了司法审查制度。2002年8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即从2002年10月日起，我国法院将受理外国人提出的行政诉讼案件，承担起我国加入WTO后审理与WTO规则相关的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职责。《规定》不仅适用于WTO规则有关的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还适用于有关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其他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双边国际条约或多边国际条约的行政案件；同时规定，当一个案件的审判国内法律规定存在两种以上的合理解释时，可以选择与WTO有关规则相一致的那条解释进行判决，进一步明确了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应当尽量避免与WTO规则和原则相冲突。[10]

但是，目前我国现有的各级行政主体在立法、管理事项的划分与执法等各个方面还远未形成全局性、整体性和统一性，地方保护主义、狭隘的部门利益等表现在各个方面。而且，由于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远没有建立起来，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缺漏更大，司法机关所审查的只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与WTO协议的要求相差甚远。虽然我国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撤消、废止、修改被申请复议的规范性文件，但这里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行政机关具有立法和违法（违宪）审查双重身份，将陷入一个不可自拔的矛盾，自己审查自己，自己监督自己。因此，我国必须大力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积极适用WTO司法审查规则，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以此规范和制约我国各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通过司法审查阻碍自由贸易的和违反WTO规则和原则的法律法规，建构适应世贸规则的法制环境和经济环境。WTO法律框架中的司法审查规则

WTO司法审查，即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接受司法审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要建立、维护或指定能够对有关行政行为进行及时审查的裁判机构和程序。WTO要求裁判机构必须是公正的，独立于有行政执行权的行政机构，与裁判结果没有实质性利益关系；二是这套独立、客观、公正的司法审查程序，要保证受到行政主体的各种行政行为影响的当事人，有机会将案件最后诉至司法机构，享有请求司法审查的权利。

据统计，WTO协议中要求司法复审的条款包括：GATT第10条第3款（b）项、《反倾销协议》第13条、《海关估价协议》第11条、《装运前检查协议》第4条、《补贴和反补贴协议》

第23条、GATS第6条、TRIPS第41条至50条和第59条，以及《政府采购协议》第20条等。依据上述有关条款，WTO法律框架中的司法审查具有以下特点：

3.1 司法审查的主体

WTO协定的法律框架中规定了两类司法机构具有司法审查的主体资格。一是司法当局，二是司法的、仲裁的、行政的法庭。从WTO协定的相关条款中可知：（1）法院或司法当局是

司法审查的当然主体，司法权的运作特点与WTO司法审查的独立性要求之间紧密联系，相得益彰。如TRIPS第41条第4款规定：“诉讼当事方应有机会要求司法当局对行政终局决定进行审查。”（2）“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法庭”也是WTO司法审查的法定主体。这一点在GATT第6条第2款、第10条第3款（2）项、反倾销协议第13条及反补贴协议第23条中有详细的规定。所谓“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法庭”是指WTO各成员国中履行广义司法权（包括行政司法权与纯粹的司法权等）和准司法权的专门性机构。WTO各成员国宪政体制和司法体制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使得行政司法机构或仲裁机构代替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成为必要。这种“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法庭”要想对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审查，就必须独立于做出行政行为的机构。尽管这一点存在例外，如根据GATT第10条第3款（丙）项的规定，能够对行政行为进行客观公正审查的机构，或者在形式上不独立于做出行政行为的机构，也不必然是不合格的主体。这种审查主体和程序是否符合第10条第3款（2）项的规定，由缔约国全体决定。

行政执法审查报告 篇7

司法对行政裁决合理性进行审查既有法理依据,也有国外法治国家的经验借鉴,更是现实需要和群众的期待。为此确立司法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审查有其客观必要性,也有现实可行性。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司法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司法为民。

同时司法权与行政权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国家权力,各有其相应的职能范围,在目前国情下司法对所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无法实现,对所有的行政裁决内所有事项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也殊为困难,同时为避免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分干预和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必须对司法合理性审查进行适当规制,确定司法对行政裁决合理性审查的范围和标准,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合理性进行审查后认为行政裁决不合理可以依据当事人的请求直接予以变更,以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司法为民。

问题的提出:行政裁决裁量权易滥用

行政裁决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授权,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无关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的行政行为。行政裁决涉及社会管理各个领域,如交通事故赔偿、治安行政、知识产权领域、资源权属、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消费者权益保护、劳动仲裁等。立法赋予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享有裁决权,是因为行政裁决所涉及特定的民事纠纷,大多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由行政机关进行裁决可以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以提高纠纷解决的质量和效率,同时行政裁决不像烦琐的司法程序,能保障当事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法律救济,行政裁决也不需要交纳费用,更具经济优势。

行政裁决作为一项具体行政行为,赋予行政裁决机关享有相应的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其一、法律不可能规范全部行政活动,法律不可能也不应该对全部行政活动都作出全面、缜密的规定;其二、法律对行政活动的规范不可能面面俱到、详尽无遗。从立法技术上看,有限的法律只能做出一些较原则的规定,做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幅度,促使行政主体灵活机动地因人因事做出更有成效的管理。另外,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行政机关管理社会生活的职能和范围不断扩大,行政活动必须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同时为提高行政效率,能使其审时度势地及时处理问题,维护社会秩序的健康运行,行政机关必须享有一定范围的自由裁量权。但是,由必然性所导致的制度合理性并不能完全掩盖行政权本身所固有的现实危险性,行政权运行过程中的一切隐患都会当然地被“内存”或“拷贝”于行政裁量当中。

根源:司法对行政裁决合理性审查缺失

行政裁决诉讼作为行政诉讼之一种,法院审查行政裁决需受《行政诉讼法》规定之约束。有学者认为,根据国家权力分立的观点,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权应分属不同的国家机关,行政权由行政机关行使,司法机关仅行使司法审查权,赋予司法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合理性审查的权力会造成司法权干涉行政权,从而出现司法机关实质上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造成国家机关权力分工不清。实际上司法权与行政权归根结底都来源于权力机关,反映的是人民的意志,这与西方国家的权力分立、相互制衡是有本质区别的。

司法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不会造成国家机关权力分工不清,而是国家权力机关就行政权与司法权以法律的形式重新作出分工。根据国家职能分工的传统理论观念,解决平等主体间的民事争议,是属于司法领域的一项司法职能,行政裁决所处理的民事争议,原本就是司法权的主管领域,如果由于行政权的介入反而使法院对该类争议的审判受到限制,显然不合情理和法理。只要是对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有利的,就应该坚决地贯彻实施,这也符合现代行政法的控权理念的要求。

依法行政是原则,合理行政也是法治政府应奉行的原则。毋庸置疑,合法性审查是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的基本原则,是指导行政诉讼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合法性审查的立法意图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至于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原则上应由行政复议处理,人民法院不能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决定。”

由于目前法律规定司法仅能对行政裁决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即使法院审查发现行政裁决明显不合理,法院也无权进行变更,只能判决撤销,又要委之于行政机关进行裁决,如果行政机关又作出与原裁决大致相同的裁决结果,新一轮的诉讼又接踵而至,当事人陷入诉讼漩涡,其权益无法稳定。具体来说,当前法院对行政裁决行为只能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局限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未能体现行政裁决诉讼的特殊性,将对行政裁决的审查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同等对待,即使法院审查认为行政裁决明显不合理也无能为力,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信心的丧失,导致“终审不终”、“官了民不了”的怪象出现,动摇法治的根基。

(二)司法失去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将导致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中最广泛、最直接涉及公民权益的权力,是最易于发生腐败、滥权和侵权的权力。因此,特别需要最具正当法律程序的司法制约。如果司法不能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行政裁决中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不可避免。

(三)如果司法不能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进行审查,那么司法对行政裁决的变更权就无基础。根据当前的行政诉讼理论,司法对行政行为的变更权极为有限,而在行政裁决诉讼中法院应当享有相应的司法变更权,法院行使司法变更权的前提基础就是认为行政裁决明显不合理,而对不合法的行政裁决法院只能撤销后由行政机关重新裁决,否则民事纠纷未解决,新的行政裁决作出后又可再诉,造成“诉讼循环”的怪象。

期待:司法应成为私权利的最终救济

当代行政法的本质特征与核心作用惟有通过对行政裁量权的有效控制才能得以显现,而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一是立法控制,二是司法控制,立法控制虽然是“源头控制”,但立法的概括性和原则性在个案的运用中往往力不从心,为此司法控制才显得极其重要:首先是司法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同行政机关保持密切接触,为司法权作用于行政权创造了基础;其次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可以使司法对行政权进行最具权威性的审查,独立判断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否滥用,从而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最后在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司法权应当成为与行政权抗衡的最有效的力量。在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的情形下,只有通过司法手段才能卓有成效地对行政裁量权予以监督、控制、判断和矫正,以真正使司法权和行政权互相监督和制约。为此,赋予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合理性的审查权,对不合理的行政裁决直接予以变更,以监督和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显得紧迫和必要。

对于司法审查是否可以涵盖合理性的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不仅存在合法性问题还存在合理性问题,大量的不合理的行政行为因为司法审查的局限性而不能被司法审壹,不利于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机关行政权的全面监督、约束,不利于实现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全面保护。

在行政诉讼发展的初期,由于法制的不健全和人民群众法律意识较低,加之其他主客观因素,司法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符合当时的国情。随着合法性审查的加强,行政行为违反合法性原则的越来越少,违反合理性原则的比例越来越高,行政行为“明显不合理”的情况非常突出。因此在坚持和强调司法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同时,应实行司法对行政行为“有限制的合理性审查。”而且随着法律制度的健全及国人法律意识的提高,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丰富,法官素质有了极大提高,司法权有条件也有能力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作为行政救济手段的行政裁决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它只是一种准司法程序,不如司法程序复杂严密,权益保障也不如司法严格;行政机关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和所行使的职权,决定了其易受外界非事实和非法律的干扰。而“司法权存在的基础之一就在于为各种各样的权利提供一种最终的救济机制”。司法权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群众寄希望于司法机关能提供最权威、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期待司法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以切实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司法必须回应人民群众的这种期待,以提升群众对法律的信仰。因此赋予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进行审查有其客观必要性:

(一)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是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合理行政的要求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虽然对于行政裁决的合理性审查可以通过行政复议实现,但是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所以我们不能将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审查完全寄托于行政复议,需要来自行政系统外部的司法权的监督。因此,赋予法院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进行审查,可以有效地对行政裁量行为进行监督制约,从而促使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充分考虑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还要合理,以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进而有助于法治国家的实现。

(二)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是充分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需要。“在行政诉讼中,司法判决的一个最大特点在于其不彻底性,它表现在不能直接代替行政主体通过司法判决作出行政决定,这种司法判决的不彻底性正是司法审查有限原则的具体体现。”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目的。现代行政法的控权理论主张通过监督和约束行政权以实现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在拆迁行政裁决中,人民群众更信任中立的司法机关,而赋予机关对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可以直观地定纷止争,提高解决行政争议的效率,及时稳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三)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是有效监督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需要。行政机关享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但又缺少对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制约,使得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带有严重的主观性,有时会演化为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谋取私利的手段。自由裁量是一种法定的权力,须受法院关于合理性原则的控制。“法定机构的自由裁量权从不是无约束的,它是应按照法律行使的自由裁量权。它至少意味着:法定机构必须受到相关因素而不受无关因素的影响和指导,如果它的决定受到不应当加以考虑的微不足道的因素的影响,那么该决定是站不住脚的,该决定将被宣布无效。”“权力扩张到哪里就应当限制到哪里,从这个角度讲,似乎对行政裁量权不管怎样严格控制都不过分。”行政裁决包括了对侵权纠纷和赔偿纠纷的裁决,而法律法规对此仅是规定了相应的范围和幅度,行政机关享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在裁决时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不具有合理性审查权,那么对行政机关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司法也就无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形同虚设,群众对法治的信仰就会崩溃。

(四)赋予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是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必然要求。行政裁决是国家对行政权与司法权职能进行调整的结果,同时为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和司法的统一,国家设定了行政裁决行政诉讼制度即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这也是世界各国行政法所奉行的基本原则。行政裁决主要解决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私权利的最终裁判权应当在司法机关,也就是说行政主体对平等主体之间某些纠纷所作的裁决并不是最终的裁决,终局的裁决将由司法审判机关作出,这就为法院在对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提供了最基本的法理依据。

(五)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不赋予法院对于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就使“司法为民”流于口号化。行政裁决虽然是具体行政行为,但毕竟争议的是民事纠纷,这些民事纠纷本来属于司法诉讼的范围,基于行政机关享有的特定优势才交由行政机关居中裁决,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并作出变更判决,不存在司法权代替行政权的问题。当法院发现行政裁决不合理时却无能为力,要么维持不合理的行政裁决,当事人只有不断上访,要么将行政裁决撤销,行政机关重新裁决;有的行政机关在法院作出撤销判决之后,长时间不作出裁决,致使民事争议久拖不决;有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裁决仍然错误,导致当事人重新提起行政诉讼,形成“官了民不了”、循环诉讼的情况,使当事人一直疲于诉讼,极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极大地浪费了司法资源。

(六)借鉴境外立法经验,我国也应当确立司法对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美国法院对行政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时区别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法院通过审查若认为行政裁决违法可对行政裁决宣布非法并予以撤销,也可直接改变被告的行政裁决。《联邦德国行政诉讼法》第113条第(2)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为某一钱款的确定或钱款的认定、原告请求对此更改的,法院可以确定一其他数目的钱款或以其他方式对钱款进行认定。”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97条规定:撤销诉讼,其诉讼标的之行政处分涉及金钱或其他代替物之给付或确认者,行政法院得以确定不同金额之给付或以不同的确认代替之。

行政裁决涉及行政机关和当事人的民事争议,自由裁量的余地较大,因此法院不应仅仅局限于审查行政裁决的合法性,也应当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进行司法审查,这样可以有效地实现对行政权的全面监督,有助于行政争议的及时解决,及时化解矛盾,真正体现司法为民,这也符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宪法规定。

规制:行政裁决合理性审查的范围及标准

虽然法院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进行审查殊为必要,但由于行政裁决的范围较大,除涉及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外,还与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且司法权与行政权有其各自的适用范围,对于行政管理范围内的事项司法机关不应干预,因此应当对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合理性审查进行适当限制,以真正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同时又能切实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真正实现“司法为民”,避免“官了民不了”“循环诉讼”的怪象,又不使司法权干预行政权。正如司法机关对行政处罚进行合理性审查的条件是“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否则司法机关不能对行政处罚进行变更,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进行合理性审查也必须限定相应的条件,不能无限扩大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权,必须“要准确定位行政行为合理性审查的权限和范围”。在目前国情下司法要对所有的行政裁决案件的合理性进行审查殊为困难。笔者认为,司法机关对行政裁决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一般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第一、行政裁决的内容必须是涉及平等主体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行政裁决虽然是解决平等主体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但其中又涉及到行政管理事项,司法机关仅能对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民事争议裁决的不合理性进行审查,而对于行政管理事项的合理与否无权进行审查。

第二、司法机关不能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合理性进行审查,即必须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西方国家实行司法最终解决纠纷,但法院尊重行政机关对事实的判断,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而不是代替行政机关对事实进行判断,这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界限。司法审查只能就案卷所列举的证据进行有限的审查,不能任意自行补充和收集证据,更无权为了肯定或否定行政行为而采用其认为更加合适与恰当的理由代替行政机关原有的理由。

第三、行政裁决内容与数额有关且不属于羁束裁量权范围的。这主要是(但非绝对)指行政裁决的内容是涉及赔偿、补偿金钱的情况,而且行政裁决赔偿、补偿的数额只能是属于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而不属于羁束裁量权范围。

那么司法机关如何认定行政裁决不合理?有学者指出,以行政裁决是否构成“严重不合理”来进行判断。所谓严重不合理,是指超越一般理智人的所能理解和接受,超越了一般法理的基本原则要求的裁量结果。

行政执法审查报告 篇8

关键词：抽象行政行为 司法审查权 权力制衡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抽象行政行为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制度上的缺失，从而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机制并未充分有效的发挥其监督作用。

一、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概述

在我国，抽象行政行为作为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的一种外部行为，并非法律规范上的用语，而是学界为区别具体行政行为而使用的理论用语，并以两种行政行为的对象是否特定为区分标准进行划分。按目前学界较为通行的观点，所谓抽象行政行为，是指以不特定的人或事为管理对象，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1]抽象行政行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它的效力作用于所有行政相对方，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反复适用。

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就是赋予国家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所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合宪、合法进行审查的权力。对于不合法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纠正，为该抽象行政行为所针对的不特定的行政相对人提供权利救济的途径，监督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以实现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监督制衡。

二、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

（一） 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决定的

“权力制衡”是现代法治政治的显著特征，也是现代文明法治国家一致认同的。“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政治制度，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割国家权力维系国家机器的平衡稳定运行，三种权力之间通过制度建设实现互相监督与平衡。我国是实行“议行合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形式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不同，但国家权力同样划分为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者之间相互监督制衡，共同承担这管理国家的职能。行政机关在诸多国家机关中是管理事务范围最广的，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影响力最大的。假如行政机关在行政过程中违法，那么对社会生活的危害显而易见。从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上看，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活动，在实质上就是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权力制衡关系，在形式上表现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换言之就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所能审查的的程度和范围。

（二）从法的价值层面看进行司法审查是必要的

行政权和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者之间互相分工、制衡，共同管理国家事务。从法的价值上看，行政权追求的是效率价值，而司法权代表的是公正价值。效率是满足公正这一价值目标，对于效率的评价也要借助于公正。同时公正的实现也需要效率来配合，并通过资源配置的效率评价实现公正的确定。在公正与效率这两者面前，过多重视或者忽视任何一者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可以看出，要想实现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的平衡，就应当在权力配置中准确把握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统筹兼顾，平衡协调。但是，由于宪法规定的职能不同，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特征。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行政权不得不倾向于对效率的追逐和顾及行政执行者的利益，其自身的特性决定了行政权的行使很难做到绝对中立，相对于行政权而言，司法权往往处于相对超然的地位，不存在政治压力和利益的压迫，并对行政权進行矫正约束。发挥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作用，维护国家权力的平衡运行。

（三）由抽象行政行为本身特征决定的

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实现行政最主要的手段。与具体行政行为不同，抽象行政行为是针对不特定的人或事作出的，其适用效力不同于具体行政行为那样“一次性消费”。抽象行政行为一旦作出是反复适用的，并且是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的依据，其产生的影响极其巨大。抽象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可以长期存在并且对于符合条件的所有行政对象反复适用。可见一旦行政机关违法地作出抽象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又无权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不能及时有效的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对于行政相对人的损害势必是长期并且连续的。抽象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必定会带来后续一系列具体行政行为的错误。而在现行的行政诉讼模式下，当行政相对人对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后，法院也只能撤销此具体行政行为，而该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还将继续有效。[2]这使得行政诉讼只能矫正个案，对于源头的治理却只能隔岸观火无能为力。司法监督陷落到只能治标却不能治本的尴尬境地。从这个层面看，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危害程度和破坏力远远超出了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抽象行政行为自身特征决定了将其纳入司法审查范围是不可避免的。

（四）无救济即无权利原理的必然要求

在宪政国家人民的权利是至上的，这是主权在民原则与法治原则最基本的要求。法谚云：“有权利，而无救济，非权利也”、“法律恒须规定救济”。由于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等国家权力相比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最大的，行政权的违法滥用极易引发社会问题，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因此，国家应当赋予行政相对人充分的诉权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司法实践当中，由于抽象行政行为游走于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行政机关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通过抽象行政行为随意扩大自身权限并以此逃避义务。目前行政相对人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此类侵害时，往往只能依靠行政复议维权，而受理复议的机关又难免排除“自己做自己的法官”之嫌，所以仅仅依靠行政复议并不能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也验证了“有救济而无效即非救济”这一法彦。所以，法治国家不仅仅建立救济制度，而且务必建立有效的救济制度。这也符合全球范围内行政诉讼和司法机关审理其合理合法与否的发展趋势。

注释：

[1]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81.

[2]张光宏.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85.

参考文献：

[1]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郝明金.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3]张光宏.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

[4]祁晓茹．试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D].山东:山东大学法学院,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