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原理论文

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人本原理论文(精选5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人本管理就是以人为核心的管理。它是指企业中的人作为管理的首要因素及本质因素，既是企业一切管理活动的主体，又是企业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可见，在当今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应是电力企业做强做大的根本保证。

第一篇：人本原理论文

基于人本原理的人性化安全管理创新模式

摘要：论文主要从人本原理角度，结合现代企业安全管理特点和港安公司生产实际，对实施人本安全管理的必然性进行了粗略分析，对创建人性化安全管理模式的方法和途径进行了初步探讨，以充分发掘人作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在安全生产中的积极因素，不断抑制消极因素，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关键词:人本原理;人本安全管理;人性化

安全是企业的前途和命运，是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企业安全管理的本质是实现人、机、环境三者之间的充分协调和匹配，而人、机、环境系统的主导控制是人。因此，建立健全以人为中心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根据人的思想和行为规律，运用各种激励手段，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深入挖掘人的内在潜力，将“利用人”的工具理性与“为了人”的价值理性相结合，积极推行人性化安全管理模式是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改善企业安全生产状况的必由之路。

一、人本原理的基本内容

人本原理是指在管理活动中必须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体现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其本质是促进人自身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其核心是依靠人、开发人、尊重人、关心人、提升人、成就人。以人为本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一切管理活动都是以人为本展开的，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管理层面上。离开人，就无所谓管理。其二是管理活动中，作为管理对象的诸要素和管理系统各环节(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等)，都需要人去掌管、运作、推动和实施。著名管理学家陈怡安教授把人本管理精辟地概括为:点亮人性的光辉，回归生命的价值，共创繁荣和幸福。

人本原理的基本原则如下图：

1、动力原则

推动管理活动的基本力量是人，管理必须有能够激发人的工作能力的动力，即动力原则。

动力原则的运用：一要注意综合协调地运用三种动力;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体动力与集体动力的辩证关系;三要处理好暂时动力与持久动力之间的关系;四要掌握好各种刺激量的阈值。只有这样，管理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2、能级原则

一个稳定而高效的管理系统必须是由若干分别具有不同能级的不同层次有规律地组合而成的，即能级原则。

能级原则的运用：一是能级的确定必须保证管理结构具有最大的稳定性;二是人才的配备必须对应，根据单位和个人能量的大小安排其工作，使人尽其才，各尽所能;三是责、权、利应做到能级对等，在赋予责任的同时授予权力和给予利益，才能使其能量得到相应能级的发挥。

3、激励原则

激励原则是以科学的手段激发人的内在潜力，使其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管理中的激励就是利用某种外部诱因的刺激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激励原则的运用：要采用符合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活动规律的各种有效的激励措施和手段，并且要因人而异，科学合理地采用各种激励方法和激励强度，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内在潜力。

二、实施人本安全管理的必然性和现实性

1、现代安全管理的复杂特点决定了实施人本管理势在必行

现代企业安全管理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相伴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正经历着由传统到现代、由简单到复杂的渐进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七大特点：

2、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理论支持决定了实施人本管理势在必行

实施人本管理, 首先必须了解人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及其变化发展规律, 并在此基础上把握人的需求内容和如何使之得到满足。20 世纪30 年代以来的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理论(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佛罗姆的期望理论、合理情绪理论、生物节律规律等)的发展, 使研究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和行为特点成为可能, 人本管理正是依托这样的理论背景被提出, 并得以迅速发展。

3、安全事故案例的数据分析决定了实施人本管理势在必行

据国内外的统计资料分析, 在劳动生产过程中, 80%以上的事故是由于人为差错造成的。日本学者在1980年统计中指出, 日本制造业在该年度的死亡人数为106162人, 其中, 因人为差错导致的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约占94%。

美国安全工程师海因里希在1931年调查75000起工业伤害事故中发现，只有2%的事故超出人的能力所预防的范围,是不可预防的，而占总数98% 的事故是可以预防的,如图：

而在可以预防的事故中，以人的不安全行为为主要原因的事故占90% ,以物的不安全状态为主要原因的事故仅占10%，如图：

这些足以说明, 员工的素质对安全生产影响很大, 素质越高,企业的安全状况会越好。

4、港安公司的安全生产实际决定了实施人本管理势在必行

港安公司是青岛港集团的下属子公司，业务经营范围包括建筑工程施工、混凝土生产运输、装饰材料市场经营三大部分。在安全管理上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业务跨度大，涵盖了建筑工程施工相关产业的各个环节;二是流动性大，一项工程在一个工地施工完成后，往往立即迁至另一个工地;三是临时性强，工地的建筑物、设备和设施、机具、材料、人员等都有很强的临时性;四是变动性大，不同工程的地理位置、环境气候、设计特点、平面布置都不一样;五是交叉作业多，一项工程往往由多家施工单位、多专业、多工种交叉施工;六是人员组成复杂，既有企业自身的，又有分包单位，人员又有户籍、岗位、工种与文化程度的差异;七是工程建设“超常规”，在青岛港集团“超常规”改革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工程建设不但工期紧，任务重，而且必须确保“又好又快又省又廉”。

三、创建人性化安全管理创新模式的方法和途径

人本原理就是要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机制，其核心是调动人的积极性，而影响人的积极性因素，除物质条件之外，还有社会心理因素。因此搞好安全生产，更重要的是研究员工的心理特征，主动改善安全态度意识，满足员工的需要和期望，与员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推行人性化管理，从而激发员工从事安全生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1、缔造优秀的安全文化引导人、凝聚人

一个优秀的企业安全文化能够缔造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企业。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对员工的安全行为产生极大的导向力、凝聚力和约束力，从物质、人际、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每名员工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能够传承到企业未来的安全发展，形成一个动态而连续的安全文化发展体系，其核心就是建立以人为本的安全价值体系。这个体系的建立不仅体现在“生命无价”这种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保障上，还应运用人本原理的巨大效力，发挥人作为安全生产第一要素的积极作用，重视员工的安全文化素质和安全情感依赖。通过对安全价值观的沟通和交流并形成共识，创造和谐共通、积极向上的安全生产氛围，凝聚人心共同努力，实现既定的安全生产目标。

企业安全文化和安全价值观的建立是一个综合体系，它不仅指企业的安全文娱活动、宣传教育及各种安全文化设施，而且包括企业生产工艺、安全管理制度、企业人际关系模式、工作环境以及企业内部的舆论氛围、行为规范等。安全价值观和安全文化的形成、深化是长期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其活力在于始终贯穿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进行自我化育。一要内化于心。将企业安全文化的理念体系尤其是核心价值观植根入脑，使企业员工对此具有明确无误的心理认同，强烈喜爱的心理情感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意志，凝聚成一股坚不可摧的巨大精神力量，进而转化为一种推动企业攻坚克难的持久的物质力量。二要物化于制。把企业安全文化理念具体化、物质化、规范化为制度体系，使企业安全文化的活力持久而稳定，防止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三要外化于行。思路决定出路，安全文化建设之行成于正确的思考和理念，正确的思考和理念又成于正确的行动，行成于思，思成于行，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在港安公司，我们已经建立了以“三个第一”为核心的企业安全文化，即安全质量是各级领导干部“第一位的工作，一把手应负的第一位的职责，检验各项工作成效的第一位的标准”，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强调安全质量工作“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决定一切”;坚持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为根本方针，“继承创新、长效机制”为根本出路，“以人为本、依法治安”为根本方法;强调“人血不是水，在青岛港员工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安全生产是最大的造福工程”。

2、构建稳定的管理格局依靠人、开发人

针对人本原理能级原则四个结构层次，公司应结合实际进一步推行“集团为决策层、公司为经营层、基层队为管理层、班组为操作层、车为执行层”的五级管理模式，在安全管理上实现重心下移、关口前置。并以基层队(管理层)为依托，坚持“队为核心”，在职责上实现由单一实干型向全面管理型转变，由被动应付型向主动创新型转变，由消极等待型向积极预控型转变，由随机经验型向规范管理型转变，通过这种结构层次和职责转变，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开发释放自身的潜能,让员工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投身于事业之中，成为抓好安全管理的战斗堡垒。

3、开展有效的安全培训塑造人、提升人

人是生产力三要素中最活跃, 潜力最大, 可塑性最强的因素, 人的安全素质越低，发生安全事故的隐患越大。只有不断加强员工的安全教育, 提高员工的安全素质, 增强员工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才能筑起牢固的安全思想防线,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全生产中存在的最大隐患——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传统的企业安全教育侧重于解决人的安全意识、知识和技能, 而安全素质不仅指知识、技能、意识素质, 还应包括理论、情感、认知、态度、价值观、道德水平以及行为准则等人文素质, 因此必须对原有的安全培训内容和方式方法进行深化, 并大胆创新。

4、制定明确的管理目标吸引人、发展人

期望理论认为：只有在确定有可能实现目标，并且能够满足需要的情况下，人的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

目标是一种期望,是人的各项活动所追求的预期结果在主观上的超前反映，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心理动力。在人的有意识的行动中,自觉的目标是必要的前提。它能使人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主动性,而每一个具体目标的实现又能给人某种需求的满足,从而产生愉悦的心理体验,激励人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一个企业的集体目标是否明确,是否有吸引力, 是否能与员工的个人目标相吻合,直接关系员工是否敬业、乐业、专业,是否产生持久的源动力。可见,适时地提出恰当的奋斗目标对一个企业向心力、凝聚力的形成非常重要。基于此,要求管理者精于战略管理,善于谋势、察人,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提出切合员工兴奋点的奋斗目标,使企业目标与员工目标同频共振,最大限度地牵引员工向前奋进,发展公司，成就个人，实现“双赢”。

5、实施合理的过程引导尊重人、规范人

合理情绪理论认为：合理的信念会引起人们对事物适当、适度的情绪和行为反应。

基于此，现代安全管理更应注重“引导”而非“管理”。“管理”一词给人的感觉是控制和限制人，包含着被动的、惩罚的倾向;而“引导”则在于展示一个愿景，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来达成企业的共同目标，这就是“引导”的精髓。目前我们的安全管理模式多重“管理”而轻“引导”，认为安全生产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和限制人的不安全行为，强制被管理者循规蹈矩、不准越雷池半步，在管理结果上重批评、重惩罚，管理方式粗暴、生硬或冷淡。这种陈旧的管理观念导致管理思维上惰性——用事后责任追究型这种低成本、简单控制的法则来管理和避免生产价值的损失。现代安全管理则倡导运用共同价值目标体系来“引导”和促进员工自觉做到安全生产，并激发员工发掘安全潜力，达到人、机、环境系统更高层次的平衡。

“引导”的关键在于沟通。员工作为企业中存在的社会人，并非单一的企业行为人，他们不仅与企业总体行为发生着各种关系，而且与社会同样也发生着关系，必然会出现各种矛盾、思想困惑等。如果员工带着各种问题去工作，显然对安全生产不利，因此不能通过简单的程序管理来实现对人的控制。从心理学上讲，“安全”本身就是一种心理诉求。因此更需要建立沟通渠道，发现问题、及时点化、消除思想障碍，建立同事、层级之间融洽和谐、互相尊重、团结互助的关系。既强调激发企业全体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又强调对员工队伍的严格要求和管理，这样才能实现有效的引导，促使员工树立良好的安全态度和安全意识，能够真正主动学习和运用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并逐步提高安全素质和水平。

6、遵循固有的生物节律关心人、保护人

经多年科学实践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节律”，这个规律自始至终没有丝毫变化，也不受任何后天影响，称为“生物三节律”，即“体力节律、情绪节律、智力节律”，其中“体力节律”以23天为一周期，“情绪节律”以28天为一周期，“智力节律”以33天为一周期，这三种节律都按正弦曲线规律变化，如图：

人的“生物三节律”可分为“高潮期”、“低潮期”、“临界点”、“临界期”，图中正弦曲线与横轴交点这一天称为“临界点”，临界点及前后一天为临界期，横轴以上为高潮期，横轴以下为低潮期。在临界点及临界期内，人的体力、情绪和智力极不稳定，做事非常容易出现失误;在高潮期内，人的心情舒畅，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在低潮期内，人的心情不佳，容易疲劳、健忘，工作效率低。

为了预防事故的发生，在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生产水平的同时，应结合港安公司实际，考虑为从事混凝土生产、运输作业的操作工、驾驶员等一线员工编制生物节律曲线，并输进计算机进行动态管理。当这些人员上班时，发给生物节律处于低潮期的员工一种红色卡片，提醒他们当天要特别注意安全生产;而对生物节律处于“临界点”、“临界期”的员工，则及时安排调休。

7、搭建统一的激励平台激发人、成就人

《常德传论国企》指出：责任、权力和利益是管理平台的三根支柱，缺一不可。缺乏责任，企业就会产生腐败，进而衰退;缺乏权力，管理者就会无法执行;缺乏利益，员工积极性就会下降，消极怠工。只有管理者把责权、利的平台搭建好，员工才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诚然，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责任”和“利益”理应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特别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如何实现安全责任和利益的统一是“人本原理”运用的一大课题。

激励是“以人为本”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坚持“以人为本”的安全管理必须建立和健全科学的激励机制，一个可操作性强、富有吸引力的激励机制是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良好润滑剂。通过科学的方法激发人的内在潜力，开发人的能力，充分发挥人在安全生产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每个人都切实感到力有所用，才有所展，劳有所行，功有所奖，自觉地努力工作。

激励机制之所以是安全管理的重点，而且愈来愈重要，主要是因为在调动人的内在潜力来实现企业既定安全目标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激励可以把有才能的、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吸引过来并长期为企业服务;通过激励可以使已经就职的员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技术和才能，变消极为积极，从而保持工作的有效性和高效率;通过激励还可以进一步激发员工的创造性和革新精神，从而大大提高安全工作成效。

激励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也是安全管理工作的难点，其难在于对人力资源特别是对于人的内在潜力，至今无法精确地预测、计算和控制。这是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和社会各种新思潮、新观念的不断影响和变化，激励对象的差异性及其要求的多样性所决定的，因此要求每个领导者或管理者发挥聪明才智，针对不同的人采取适合其要求的激励机制，沟通和掌握激励对象的心理，满足其合理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从事安全生产工作的积极性。激励机制一般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激励，主要表现为把生产安全与个人、集体的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结合;另一方面是精神激励，主要在于引导员工强化安全意识，树立正确的安全价值观，在加强教育的同时对安全生产先进人物及时表扬和奖励，满足其自尊心、提高社会地位和获得尊重的心理需求，在适当的环境中赋予员工更大的责任也是一种良好的激励方式。

结语

当前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的提出,为推进人性化安全管理提供了大好历史机遇，“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社会氛围逐步形成,安全生产、和谐发展的社会条件日趋成熟。安全是生命，安全是效益，安全是幸福，是人的第一需求，确保人的安全是各项工作完成的首要条件。树立“人本观”的理念，从人的需求出发，把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尊重人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基本出发点，积极实施人性化安全管理创新模式，运用各种方式教育人、启发人、引导人、提高人、约束人和激励人，就一定能达到保护人，实现安全生产的根本目的。

参考文献：

[1]常德传：《常德传论国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2]覃家君、张玉意：《企业管理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作者：惠栋宏

第二篇：人本原理在手术室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摘 要 目的：探讨人本原理在手术室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方法：护士长在充分了解手术室护士工作艰辛基础上，将人本原理应用于护理管理中。结果：充分调动了护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潜能，增强了护理队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促进了护理质量的全面提高。结论：人本原理应用于手术室护理管理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人本原理 手术室 护理管理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高、精、尖技术的广泛应用，手术室护士工作量明显加重，手术时精神紧张，注意力高度集中等更易导致护士心理性和生理性疲劳。根据我院手术室的现状将人本原理理论应用于护理管理中，充分体现了护理人性化服务理念，提高了护理质量，提升了医院的竞争力。

资料与方法

实行民主管理，增强参与意识：在拟订护理管理计划时，多方面听取意见，使各级护理人员树立起主人翁意识，主动参与科室管理，充分调动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贯彻执行计划的责任心，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打造科室文化，树立团队精神：首先护士长应具备良好的品德素质，以身作则，坚持原则，在工作中实事求是，敢于承担责任，处理问题公平公正，而且其品德必须超过被领导者的品德。护士长的品德会直接影响自己及下属在工作中的心理和行为。若领导者品德是高层次的品德，是无声的命令，比有声的行为管用，可以说：领导的艺术首先取决于领导的品德。自身不正，就不能指望能发动他人去执行决策;其次护士长可采取多渠道、不同形式学习，不放过任何一个可树立典范的机会，最终形成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严与律己、宽以待人，自己与科室荣辱与共的好风尚。

合理使用权力性和非权力性影响力：①合理使用权力性影响力：权力性影响力是推行领导者意图、更好地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但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无私，同时要善于授权、知人善任、对下级多给予指导等。②增加非权力性影响力：以人为本的管理主要利用非权力性影响力进行管理。非权力性影响力是靠护士长平时在工作、学习、生活中表现出的思想、品格、能力、情感等方面的影响力，以身作则，使护士从心理上产生服从和尊敬，从而形成威信。护士长只有利用好非权力性影响力才能更好地行使自己的管理职能，达到预期的管理效果。

激励机制的应用：善于运用激励机制。在她们取得成绩时，及时鼓励她们再接再励，继续努力;发现她们有缺点、错误及时进行帮助，且以谈心式的批评教育为主，这样有利于护士们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意见。制定激励工资，通过经济倾斜，给能力强、业务好的护士更多的经济利益，发放奖金和参与手术量的多少大小直接挂钩，体现多劳多得。使用奖惩手段时做到“赏罚分明，公平合理”。善于发现优点，给他们机会和空间表现自己。

结 果

通过在护理管理中贯彻管理的人本原理，激发了护士的工作热情，充分调动了护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潜能，增强了护理队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稳定了护理队伍，提升了护士整体素质，促进了护理质量的全面提高。护士较过去自觉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变“领导要我这样做”为“我应该履行法律职责，自觉这样做”。3年来未发生护理事故、护理投诉、纠纷。

讨 论

近年来，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根据手术室的实际工作情况，制定了手术室护理管理的一系列新措施，在服务质量、人员调配、医疗设备、医疗安全、一次性医用易耗品等方面的管理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手术室的管理与其他科室的管理有所不同，做好科室与科室、病人与科室间的协调关系，是完成每一台手术的保障。科室与科室的协调，是关系到形成合力，确保手术顺利进行的重要一环。病人与科室间的协调涉及到病人的利益，科室的工作成绩，医院的形象。为此，作为护士长应经常与协作科室联系沟通，听取临床大夫建议和需求，不断改进工作，更好地配合手术。遇有问题发生要坚持原则，政策性要强，达到利益兼顾，树立手术科室的形象，掌握好协调的力度，使病人满意，科室满意，更好地维护医院的利益。

随着医疗模式的改变，护理服务对象的拓宽和护理服务对象的延伸，护士长的管理不再仅仅是财物时间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对人的管理。一切管理均应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做好人的工作为根本，这就是管理的人本原理。现代管理学已把人本原理的研究列为它的核心内容。作为护理管理者应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遵循尊重人，依靠人，发展人的原则，调动和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智慧和潜能。

手术室护理工作有很大的灵活性、人为性和随意性，因此，手术室护士的行为，只有靠良好的道德风范及高尚的医德修养和熟练的技术来自我审视、自我约束，故手术室护士的职业道德比其他职业显得更为重要，更为突出。所以打造一个医德高尚、医术优秀的护理团队在手术室护理管理中是至关重要的。

激励主要是指激发人的动机，使人有一股内在的动力，朝着所期望的目标前进。激励作为一种调动人积极性的重要手段，贯穿于护理管理工作的始终。尊重护士，关爱护士，激励潜能，科学合理地安排人力，缓解工作压力，减轻体力消耗，让护士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得到满足，使每位护士都身心愉悦，自觉完成本职工作。

将人本原理应用于护理管理后，护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提高，自主权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增强了科室的凝聚力，提高了护理质量和管理效果。同时也提高了护理人员在医院中的地位和形象，体现了护理专业的价值。人本原理在手术室护士长管理工作中推广应用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 王梅.人性化管理在临床护理管理中的应用[J].齐鲁护理杂志,2007,13(7):20.

2 蒋联容.人性化管理在手术室护理人员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误诊学杂志,2007,7(6):1340-1341.

3 程瑞花.浅谈手术室人性化管理[J].护理研究,2007,21(1):261-262.

4 姜小鹰.护理管理学[S].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32.

5 吴渭虹,郑玲,陈欣怡,等.如何在管理活动中体现护理专业的价值[J].中华护理杂志,2002,37(4):280-281.

作者：林华 侯焕香

第三篇：浅析电力企业人本管理

摘要：人本管理就是以人为核心的管理。它是指企业中的人作为管理的首要因素及本质因素，既是企业一切管理活动的主体，又是企业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可见，在当今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应是电力企业做强做大的根本保证。

关键词：电力企业　人本管理

1　当前部分电力企业人本管理所存在的问题

人本管理在企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作用是众所周知的，而电力企业在步入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尽管一些电力企业管理者也开始认识到实施人本管理对电力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即重视人本管理的企业，就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但由于大部分电力企业都是由原国有企业转制而来，因此要在电力企业中要实施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

1.1　首先在管理措施上，缺少人本管理的方法人，既是企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也是管理的核心。目前，在一些电力企业的经济活动中，往往会忽视这个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单纯依靠行政管理。这是在企业管理中指挥生产的常用手段，能起到集中管理，上传下达的作用。第二，单纯依靠规章制度。规章制度是规范职工工作行为的准则，对于建立良好的生产工作秩序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三，单纯依靠物质激励。这种方法确实能激发员工的一些劳动热情，但这种热情缺乏长期性和持久性，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职工积极性的发挥。

1.2　其次在管理思想上，缺乏对人本管理的重视电力企业作为能源企业，依靠经济手段管理企业，是企业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所决定的，这无可非议。但是在一些企业却存在着把企业人本管理和经营管理相互比喻成“虚”与“实”，“软”与“硬”，“有形”与“无形”的关系。认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是有形的、实的、硬的，而把企业人本管理称为无形的、软的、虚的，更有人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在这种重物不重人的思想支配下，当企业经营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时，不是首先从企业的主体上寻找根由，而是盲目的从其他方面查找原因，从而使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忽略人这个既能够产生问题，又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本因素。

1.3　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长期以来，国有电力企业由于受到诸如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工作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员工正常的需要得不到应有的满足，企业管理者没有很好地从满足员工需要来考虑调动职工积极性，忽视了“需要是积极性的本源”这一关键问题。在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方式上，多数电力企业都是以工资、奖金、福利、住房和提升等外在激励手段为主，尤其突出货币激励的作用，而忽视良好组织环境的培育。主要靠晋级、提高奖金等单一激励手段，这样只能使少数人从中获益，而大多数员工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激励。

2　加强电力企业人本管理的主要对策

2.1　遵循人本管理的基本原则坚持认真遵循人本管理的基本原则，是加强企业人本管理的最根本对策，可以说这是进行企业一切经济活动管理的基础。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坚持“人的管理第一”，人是唯一能动的资源要素，它能动的支配、运用着生产资料，是企业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其次，要满足人的需要，实施激励。这一原则反映了对人的重视、了解与把握，体现了人本管理的实质内涵。再次，要优化培训，完善人、开发人、发展人。企业人自身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始终是人本管理坚持的最高目标，也是人本管理最本质的核心含义。除以上几点原则外，还包括要促使员工个人和组织共同发展，积极构建以人为本的企业组织形态和机构等等。这些都是最根基的内容，是进行管理工作的出发点。

2.2　完善员工培训机制电力企业是技术密集型企业，这就要求员工必须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从企业自身角度出发，要适应环境的变化，就必须加强对员工的培训。针对电力企业的现状，加强员工培训应从完善培训机制人手，重点是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在培训的目的上，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培训不仅要着眼于提高员工对岗位的适应性，更要着眼于提高员工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和对市场的驾驭能力及竞争能力。其次，在培训内容上，要从企业的实际需要、员工的实际需要和社会的需求出发，既着眼于现在，又着眼于未来。最后就是在培训方法上，要针对不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方法。

2.3　建立现代企业激励制度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通过对人的激励问题的专题研究得出，如果没有激励，一个人的能力发挥不过20%一30%：如果施之以激励，可发挥到80%一90%。以人为本的目的在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创造潜能，因而建立科学的激励制度意义重大。要建立职工激励机制。建立职工激励机制应以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核心，优秀的企业文化往往能增强企业凝聚力，充分调动职TZ_作的积极性、创造性，给职工以精神上的激励。对于当前企业中运用激励性薪酬方案，正是这一点的充分的体现。

2.4　改革企业组织机构人本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传统的电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只是作为企业的一个业务职能部门，在企业领导者的指挥下办理企业人事、劳动方面的日常行政业务，很少参与企业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的制定、实施等活动，不能系统、有效地对企业全部人力资源进行规划、管理和开发，只能被动地服从于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或部门的要求。基于电力企业的现状，要想实现人本管理，必须首先从“管人”的部门一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为切入点进行改革，进而实现企业整个组织机构的改革。为此我们必须提高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电力企业中的地位，扩大和强化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职能。提高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企业中的地位，就是提高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企业管理组织中的层次，使它不再是与企业其它管理部门并列的业务工作部门，而是高于其他管理部门的决策部门。

2.5　建立一支能和企业同甘共苦的基本队伍电力企业基本的员工队伍是电力企业的核心力量，也是电力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和难点。近几年，电力企业员工的流动性不断增强。面对这种形势，电力企业拥有一支“核心称职的正式队伍”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电力企业拥有了这样一支队伍，那么企业在人力资源培养、使用和引进方面能做到有计划性和预见性，从而提高人力资源开发效益。同时，电力企业可以利用这支队伍来影响和带动流动性大的员工，更好地实现本企业目标。为此我们可以鼓励员工积极参与企业或部门目标的制订。因为切实可行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目标本身就对职工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

2.6　创建以团队精神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与传统管理相比，人本管理价值观更加注重员工的内在需要和满足、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开发。这是因为，首先，从企业的员工看，无论其能力大小、贡献多少、职位高低，都希望被认为是真正有思想、有价值的人，而非是完成特定任务的劳动力和活性资料;其次，从企业本身看，企业要实现管理目标固然需要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考核等他律性因素，但更需要“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所激发的团队精神、主人翁责任感等内在自律性因素的内部动力机制;再次，从文化导向看，我国向来就有团结合作、积极向上的传统，完全有条件在此基础上营造以平等氛围与团队精神为中心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内部文化。具体讲，营造平等氛围的途径包括：尊重组织内每位成员;共享对企业的远景愿望和信息;员工广泛参与企业的技术与管理创新;组织各种公开交流活动;制定为员工共同接受的行为准则。团队精神的建立包括：尊重企业内各类团体的相对独立性：培育员工合作精神，充分认识孤掌难鸣，避免单干;建立各部门或部门内各员工间友好相处，共享信息，共同参与的组织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建立上下共同发展、荣辱与共的精神。充分履行这些有效途径，使这种企业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综上所述，实行人本管理，把人作为企业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只有认真落实人本管理思想，电力企业才能长盛不衰，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作者：姜 妍

第四篇：浅析教师人本管理策略

摘 要：教师人本管理是一种尊重教师在学校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围绕调动和发挥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以实现学校组织目标和促进教师全面发展的管理思想理念。学校施行教师人本管理要求做到深化人本意识，更新管理观念;倡导人文关怀，创新评价机制，构建和谐发展环境;深化参与意识，落实民主机制，开拓人本管理新路径。

关键词：人本管理;人力资源;教师管理

教师人本管理，是一种人性化管理。因此，教师人本管理是以教师为本，其要旨是从教师的需求出发，关注教师、研究教师、服务教师、激励教师、发展教师，弘扬教师的个性，其着眼点是尊重教师人格尊严，满足教师的合理需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激发教师的热情和创造力。教师人本管理的策略主要为：

一、深化人本意识，更新管理观念，提升管理水平

1.牢固树立“以教师为本”的管理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是行动的指南。在学校管理中，把教师管理作为第一要素，坚持“以教师为本”、“教师发展第一”的理念，是21世纪学校管理中必须牢固梳理的思想。管理者应更新管理观念，摒弃原来的“以工作为中心”的传统管理，牢固树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理念，将学校的管理目标内化为教师认同的理想，把纪律内化为教师认同的思想，实现规章制度和教师的理想追求之间的统一。

2.深入理解人本管理的知识

从已有的调查资料可以看出，虽然学校管理者对于人本管理理论已有所了解，但尚未深入掌握。实施人本管理的前提条件是管理者必须首先掌握人本管理的知识，而且应该是深入理解，不是自己认为、想当然地理解。在研究中发现有些问题的出现就是因为管理者想当然地理解什么是人本管理所造成的。只有深入理解什么是人本管理，人本管理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才可能知道制定什么样的制度、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方法，这样才能提高管理水平，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人本管理。具体来说，管理者可以通过校长培训、自学、听讲座、各种形式的研究及交流会议等方式和途径，深入理解人本管理的有关知识，尤其要把握其内涵和精髓。

二、倡导人文关怀，创新评价机制，构建和谐发展环境

通常情况下，人们对组织文化中好的方面感知程度较低，而对不好的方面感知程度较高，这是因为人们知觉的选择性特征所导致的。因此，管理者在营造和谐组织文化时，必须要提高教师对人本管理的感知度。可以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创造平等和谐的氛围

教师作为高知群体，具有较强的自尊心和事业心。管理者应该明确学校每位教师和管理者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在工作中要注意沟通的方式方法，尽量减少指令性的话语，淡化管理色彩。在管理规范上，在不降低管理质量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规范，减少中间环节，给教师更多的自主空间，为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宽广平台。要关注教师的思想动态，善于引导学校舆论，树立正气，创造和谐团结的学校氛围。

2.营造利于教师发展的环境

人本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提高人的素质，谋求使人获得超越受缚于生存需要的更为全面的自由发展。教师在过去的学校管理中一直是被视为与财、物并重的客体，而忽视了其主体性的一面，一味地强调教师的付出与贡献，而忽视对教师的个体成长的关注。人本管理的着眼点是人，它把调动组织成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放在首位，使每一位教师的潜能得到极大的发挥，从而实现第一流的工作。这就要给教师营造一个有利于他们成长和发展的环境。

3.建立发展性的评价机制

人本管理中的核心问题是激励。激励是贯穿整个管理过程中的，激励机制建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是基于公正和公平的考核评价体系或机制。作为高知群体的教师，除了渴望被别人尊重，有成长发展的环境外，更希望自己的努力工作得到公平公正的评价。公平公正的评价能调动教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学校发展。这也是科学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深化参与意识，落实民主机制，开拓人本管理的新路径

1.鼓励教师参与学校管理

教师自身的素质和工作特点决定了他们具有参与学校管理的愿望和能力。教师积极参与学校管理，集思广益，可以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和满意度，减少决策的失误和内耗;可以满足教师的成就感、责任感需要，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可以增强教师的使命感和对组织的认同感，自觉维护学校的社会形象和良好声誉。同时教师在充分享有参与学校管理的民主权利后，他们的积极性得以发挥，会主动承担责任，自觉自愿地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减少不满和牢骚。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良好的、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组织文化。因此，学校管理者应广开言路，充分听取教师的合理化建议，适当授予教师参与管理和决策的权力，如让教师参与讨论学校的工作目标和计划，认真听取教师对学校工作的看法，积极采纳教师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学校应实行校务公开、政策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让教师拥有知情权、审议权、决策权和评议监督权。

2.着手推行教师自主管理

实施自主管理是实现人本管理的基本要求。实施自主管理的前提是充分开发和培训教师，全面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随着终身教育体系的形成、教师培训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教师参与管理程度的日益提高，可以着手推行教师自主管理。学校在追求组织目标的同时，应该优化自主管理环境，具体可以从这样几方面着手：推行柔性工作制，实现教师的工作自主;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报酬和评估体系，使每个教师能在工作中体验到成功的愉悦等等。

3.建立合理的培训机制

对教师的培养和培训不仅是教师发展的要求，也是快速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然要求。目前学校比较注重的是学历培训，而对其它方面的培训不够重视。教师培训的这种状态严重制约了教师的发展。

另外，教师人本管理中应注意提高以人为本教师管理的认识，防止“新瓶装老酒”现象，要坚持原则，防止“无原则”或者人情化管理，要在严明的章法制度和管理权限约束下，追求人情味，使情、理、法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

尽管人本管理理论已经提出多年，也在不同程度上被各类企业和学校运用于实际管理之中，但在实际操作中遇到很多问题和困难。就初中学校而言，在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就更多。一方面，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严重束缚了学校管理，尤其是公立学校的管理。尽管素质教育提出多年，但中考的指挥棒仍然影响着初中学校的管理模式。对学生单一衡量标准不取消，对教师的急功近利的、缺乏科学管理的格局就很难打破，人本管理也就很难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另一方面是管理者对人本管理的内涵认识不清，仅停留在以教师为本，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上。这种较浅层次的认识，只能带来浅层次的管理。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本管理和制度管理并不对立。以教师为本是有秩序的管理，制度是必要的保障和约束手段，在有序下方能更好地实施人本管理。

作者：陈玉霞

第五篇：人本美学研究进路管窥

[摘 要]夏中义的《王国维：世纪苦魂》是王国维美学研究史上无法绕开的著作。作为比较美学研究专著，重在探讨王国维与叔本华的思想联系。該著是思想史写作新尝试，对思维理路予以文献学及发生学阐释，视角新颖剖析严谨。学术创新在于将王国维“忧生”美学纳入人本境域类推阐发。“人本”视角蕴含人文关怀与理性精神，审视“天才情结”偏重“经验”裁定，一定程度遮蔽了王国维境界美学涵摄的“超验”性。该著作为学案研究可归于“以西释王”路径，对王国维美学的传统释义重视不足。

[关键词]人本美学;忧生之苦;境界;以西释王

[作者简介]潘海军（1973-），男，文学博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绍兴 312000）。

导言

夏中义的《王国维：世纪苦魂》自一九九五年出版以来一书难求（笔者按：初版名为《世纪初的苦魂》），后再版也洛阳纸贵。该著是王国维美学研究史上重要的研究成果，造诣深厚，思辨绵密。研究方法独到，文质辨洽，嘉惠后学。苏州大学刘锋杰教授将其誉为夯实王学研究根基的“五块金砖”[刘锋杰：《生命之敞亮：王国维“境界说”诗学属性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87页。]之一，其学术影响力可窥一斑。著述出版后，诸多学者对其进行评论。吴俊认为夏著乃诗性之作，理论清晰，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自觉。方守金认为夏著分析“王国维之死”极为精当。李庆本指出其学术贡献的同时，认为夏中义囿于影响研究的框架之中，使他无法多层面评价，也没有对比较美学研究方法作进一步探究。周锡山批评夏著违反学理规范，并列举事例评骘是非。迄今为止，对该著述整体判断并给予学理审验的成果尚付阙如。笔者不揣学力浅显，尝试对该著研究进路和思维纹理予以考量，希望客观评价这部学术著作的“含金量”，以下详述之。

一、思想史研究“新方法”：“一体两翼”

一部学术著作能够进入学术史并成为后学反复阅读的文本，归根结底源于涵摄新方法和坦露新思想。学术研究在追求客观性的同时，能否兼备创造性，这是对学者心智面向及学术想象的考验。王国维研究之所以充满魅力，引无数“英雄才士”耗尽心血去美学迷宫探究一番，因其美学内质是创造性和思想性的融合。“王学”内含多面性和开放性，故学界前辈研究方法各异、歧见纷纭。夏中义的王国维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王学研究领域的“金砖”，源于创造性学术想象使然。学者朱维认为：“夏中义的研究实际已经突破了单纯的学术研究，实现了学术和思想、学术和生命的有机融合。这种研究理路，不再局限于仅仅关注王国维诗学的审美感悟层面，而是探究其背后的审美价值取向和文化关怀，从而把王国维的文学批评研究推向了更高的研究境界。”[朱维：《夏中义“忧生诗学”研究的方法理路及反思》，《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5期。]上述概括精微确切，诚无可疑。该著述不仅采用了新方法，而且呈现出新思想。我们先看其新方法的具体呈现。

夏中义对王国维学案研究具体进路在于：考量叔本华哲学对王国维的人生启示和美学影响，道其“应然”求其“实然”。虽然是比较美学著作，但是开启了思想史写作的“新尝试”。思想史写作是对思想理路的追溯，审视精神范畴来龙去脉及心情思绪影响等等。黑格尔对概念范畴的“纯粹思辨”，是思想史写作的独特进路。黑格尔认为精神特点是自由。精神的抽象形态逻辑概念经过概念外在化，然后返归精神自身，这是主体不断克服与客体对立而达到主客统一的过程，这个峰顶乃“绝对精神”。这种认识只能通过概念演绎才能实现。这种思想理路重在对概念范畴的逻辑分析，比如探讨概念的直接性或间接性、存在与本质的统一、发展与反思的相互超越与克服。黑格尔将抽象概念奉为哲学的最高原则，他的哲学思想进路在于对纯粹概念的逻辑思辨。这种纯粹客观的哲学演义，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最高峰，也是传统形而上学的顶峰。黑格尔哲学预示着传统形而上学的倾覆，但是作为思想理路写作无疑具有代表性。哈佛大学资深汉学研究专家史华兹认为：“文化本来就是一种很松散的东西，内部一直争吵不休。也许中国人更愿意把文化看成一个整全合一的东西，以为更具有吸引力。”[陈占彪编：《域外文化二十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正因如此，这位睿智的学者将思想史的中心课题看成是分析“人类对于他们本身所处环境的意识反应”。陈寅恪拈出“格义”以及“合本子注”，堪称中国古典思想史写作精髓。李泽厚的思想史写作独树一帜、影响深远。他重在展现处于独特历史阶段人的时代使命、道德责任和现实功能，深入剖析思想的错综交织及融汇冲突。复旦大学历史学者葛兆光的思想史写作别具一格。他的思想史研究进路也是学界普遍理路的表达。葛兆光提出：“思想史也许不必刻意‘去伪存真’，分辨历史文献的真与伪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倒是应当重点去发掘这些叙述背后的支持观念系统。”[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0页。]在他看来，“道”和“器”之间应该具有统一性，历史理性或者公理战胜是背后的运行法则。如果宏观研究思想史，其写法则是追溯思想的连续性脉络。

由上可窥，思想史写作理路不同、差异很大。那么夏中义的学案思想史写作独特性何在？他提出自己思想史写作的“方法路径”：“经济、政治与传统文化背景将通过思想家这一中介对思想史发生作用，也因此，思想家的个性追求或灵魂跌宕就不是纯偶然因素可忽略不计。相反，它很可能变成思想史演进到某一阶段的人格标记。我所以关注且着力剖析王国维接受叔本华哲学的价值心理定势，并将其视为二十世纪中西美学史的真正序幕，原因正在于此。”[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6-87页。]夏中义通过“价值心理定势”的方法去探寻王国维对叔本华哲学的吸纳内化。他认为“王国维所以会在叔本华处寻寻觅觅，定是因为叔本华确能满足王国维的某一渴求。因此，若我将王国维独钟叔本华的价值心态定势说清楚了，则叔本华何以能被王国维尊为哲学导师也就不言而喻了。”[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53页。]若“价值心理定势”乃“研究主体”，那么两翼则是文献学爬梳和发生学细究。这堪称方法论上的“一体两翼”。发生学若狄尔泰的主体释义学，注重概念与个性情感的脉络联系。狄尔泰称之为“体验”，夏中义称之为“价值心理定势”，意在思考理论赋型与情感结构之间的脉络联系。文献学推重史料校勘，甄别形似质异;发生学反刍思想细微嬗变。文献学尚资料爬梳，发生学重思想深究，二者关系如何：“文献学比较只是影响比较方法之初阶，它亟待深化，即只有深入到发生学水平，其文献学比较才可能获得坚实的支撑与导向，以免在宏观思路方面陷入迷茫。故，也可说影响比较若发展到发生学水平了，它才真正赢得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成熟与自足。”[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222页。]对文献学校勘之功背后“创造性”遗缺，夏中义高度自觉。发生学显然是文献学理路的思想拓展，也是理论创造性的集中体现：“发生学比较不会满足于在文献学水平陈述对象间的形似或沟通，不，它肩负的担子更重，也走得更远，它不仅要深入揭示王国维为何接受叔本华之内在动因，还要循序描述则渐进性接受之过程，更要确诊王国维对叔本华的扬弃度，即王国维在师承叔本华时舍弃了什么，进而辨别王国维美学典籍中的译介与再创……可见，发生学比较委实比文献学多一个心眼，它仿佛替后者设置了一个恢弘而精致的逻辑—实证框架，多一份参照，也就少一份随意，这是方法上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后者因迂执而迷失。”[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223页。]发生学作为方法论，俨然柯林伍德以“反思”重演前贤心思，在探寻两位哲人心性互动方面，发微起覆，别出心裁。

兹举数例证明，比如探讨王国维美学成就的取得，夏中义如此分析：“从南通到苏州，这在王国维生命史上，确是一大转折。现在再来看《人间词话》在学理上，为何远较《红楼梦评论》平和、沉静与从容？因为这是王国维生命史上两个阶段的产物。就像《红楼梦评论》只能为心迹峥嵘的‘南通阶段’所撰，《人间词话》也只有到温文博雅的‘苏州阶段’才能写出。《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美学建构之高峰，但过了顶点，王国维美学也就走下坡路了，通过《宋元戏曲考》这一斜坡，他终于走向更沉寂的训诂、考古……道理很简单：当他不能像一九零四年那样刻骨忧生时，他对叔本华的精神苦恋也就终止了，其美学研究动力也就没了。”[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79页。]类似有见地之论，不胜枚举。谈及佛雏的“金砖”论著时，夏中义认为：“佛雏委实要比当时同行的同类成果显得有分量。其出色处，我以为，恰在他率先从文献学比较角度提出了王国维《人间词》及其《人间词话》的人本忧思源自叔本华。”[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221页。]显然公允平实之论。有学者肯定其方法论的重要贡献：“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对王国维的文学批评研究有重要的贡献。一方面，它弥補了影响研究把文论接受史变成枯燥知识史的不足;另一方面，纠正了把接受者看成是没有主观能动性的接受主体的弊端，转而关注接受者并使其成为一个能动的主体。”[朱维：《夏中义‘忧生诗学’研究的方法理路及反思》，《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5期。]洞析幽渺，实事求是。

夏中义认为，“当我从发生学角度去考察王国维人生跌宕，他便在我眼前一分为二：我称之为‘青年王国维’与‘晚年王国维’。诚然，这‘青年-晚年’除了表示生理年龄之别，更是为了表征王国维在不同生命阶段的价值对峙;或者说，王国维所以会从青年时的文哲之学转向晚年时的考据之学乃至自沉，其根子是在他青年时奠定的价值支柱已发生位移。这一价值位移，可从他对政学关系的态度变异中析出。”[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240页。]王国维学术转移以及对政治的态度，堪称学术难题。夏中义予以“发生学”剖析，识见新颖。当然了，发生学作为方法论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我以为揣度魂魄乃至心灵之幽，是极复杂的问题。思辨考量不仅关涉中心择选，而且攸关支援意识。格式塔心理学区分附属知觉和焦点知觉，强调焦点知觉之外附属意识的重要性。故自觉之情意信念，无不受制于无觉意识的深度影响。若知理而不达情，且判断“过度精确”，可能会有“主观”之嫌。所谓“价值心理定势”能否成为确切判断的“基石”，涉及问题颇多。比如若“猜想反驳”：王国维后期美学研究动力确实没了，也可能愈加“忧生”。对叔本华的苦恋在内心深处默默地进行着，甚至“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批驳反证显然是难题。夏中义认为“苦恋也就终止了”，遗迹纵可追索，心证裁定实难。潜意识场域窥鉴隐情，不易测判。思想深处的影响可能并不随着学术转向而终止。思想的影响具有绵延性和持续性，有时是隐形的，有时是显形的。思想内质状态不应该是静止系统，而应该具有连续性和动态性，甚至是充满深刻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矛盾。特别是对于王国维这样的复杂心智结构而言，更是如此。余英时认为：王国维学术转向的原因在于新的研究更具挑战性，也更能彰显其才能。那么“人本美学”作为新思想，其价值论域的合理性何在，有否问题隐含其中，值得深究一番。

二、新思想：人本美学

人本-艺术美学是夏著核心义理，不仅是学术方法，更是学理论域。虽然王国维并没有明确提出这样的术语，但是理论研究最可贵之处即理论话语的提出。我以为人本-艺术美学的概括，是夏著创造性才华的学术彰显。在学界比附西学话语的文化语境下，夏中义仍坚持可贵的创新精神。人本-艺术美学理论域的概括，堪称王学研究的丰碑。如果说刘锋杰以“敞亮说”作为王国维境界美学的主旨概括语，那么“人本美学”则是夏中义对王国维美学的价值提炼。“人本”凸显主体的觉醒与自由，守护主体生命价值和意义。人本精神倡导人的道德自主，希望能够从各种天启宗教式的假偶像中挣脱出来。摆脱迷信和恐惧束缚，在自身找到创造能力和塑造自己生活的能力。布洛克认为人文主义中心主题是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能力。康德讲大胆地启用理性，乃启蒙主义的旗帜。关于启蒙理性的理解，布洛克认为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他们在谈理性的时候，心中想的是对智力的批判性和破坏性的运用，而不是它的建立逻辑体系的能力。他们是经验论者，是经验和常识的哲学家，不是十七世纪笛卡尔式概念所指的唯理论者。他们像文艺复兴早期的公民人文主义者一样，崇尚积极活跃的生活，不赞成沉思默想的生活，对形而上学没有兴趣，关心此时此地的人生中的实际问题——道德的、心理的、社会的问题。”[[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77页。]人本精神对人类进步和文明持共同信仰，相信人是能够提升自己的。人类目标则是追求幸福、知识、正义和自由。质言之：人本精髓是对理性的信仰、对人类本质同一性以及普世价值可能性的信仰。

回溯夏中义先生所著的《王国维：世纪苦魂》《九谒先哲书》《王元化的襟怀解读》《百年旧诗人文血脉》等等，可以管窥其理论赋型的价值依托。王德威先生在《百年旧诗人文血脉》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他念兹在兹的是新中国‘人文血脉’的赓续问题，而他以旧体诗人作为研究对象。”[夏中义：《百年旧诗人文血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4页。]王先生慧眼独到。作为多年读者，笔者可以体悟夏中义对现代精神的价值守护，而且人本精神成为其学术关切及理论思考的价值基石。对思想开放性以及知识普遍性的追求，特别是在系列论著中展现出不绝如缕的“反思”精神，彰显了良知学者传承人文薪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进而言之，人本美学价值视阈一旦明确，就可以详尽推阐其学理鹄的。比如：“王国维正是这么一位不为时势所动，不为政教之见杂之，而唯问学术真伪的旷世哲贤。……幸亏王国维们痴迷于纯学术，才使中国学界在世纪初能留下这些力作。”[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83页。]谈及王国维对大文学家推崇原因，夏中义认为：“若无深入骨髓的‘人本位’，他何以能对‘官本位’作如此彻底的决裂？”[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81页。]人文剖析可窥一斑。夏著中透露出人本思考，实多创辟，意多精湛，限于篇幅暂不赘述。接下来我想谈谈人本美学触摸“苦魂”，可能滋生论域“错位”问题。

夏中义指出王国维萦绕“天才情结”，此意甚彻。但是在夏著具体论述中，我感觉“天才情结”非中性语汇，而是王国维自负自矜之“内在凭依”。夏中义谈到王国维“可爱”与“可信”难题时如斯说：“正因为王国维不仅颖悟自己有‘天才’（可能性），并且可以要成为‘天才’（现实性），亦即使叔本华所谓‘验知性格’最大限度地兑现为‘获得性格’，这就不免逼迫王国维对哲学颇感为难。”[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75页。]“王国维转向之原动力，实来自他对自我生命之珍重与热爱，及其由此激起的极强烈的自我实现欲或成就感。”[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75页。]“王国维一直在寻找能全面展示其才华的舞台，至于这舞台是哲学、美学，还是诗词、戏曲，则仅仅取决于他当时的心境。”[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77页。]夏中义认为，“王国维虽为旧文人，但每每涉及自我评价时却毫无儒生的谦谦之风，反倒坦率得惊人。他不仅从不讳言自己是‘天才’，并还见缝插针地利用一切场合，从各种角度重申自己无愧为‘天才’，既是自慰，亦是自荐，惟恐学界不知道。”[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54页。]对王国维如此认识，是否析理居正，值得考量。王国维其人被鲁迅看作“老实的像火腿一般”。不过，王国维对自己理论创新确有自信。人生百态，王国维如果以“天才”自居甚至“自恋”一番，我以为皆可理解。社会场域自视甚高，既不该过于苛责，也无需过多“文献学”关注。我认为聚焦“天才情结”与其美学理论内在关联至关重要。那么夏著在“天才”问题上是如何论述的呢？

夏中义具体分析叔本华和王国维的人生经历，以及大致相似的生命感悟。对“天才”精神释义相对较少。比如论述王国维“天才意识太浓了，而其命运又太不公了”，命运多舛竟“一次次捣碎其天才梦”。王国维“灵魂之苦”即苦于一副“可怜相”。那么这种“天才梦”鹄的何在？是儒家的“帝师”“素王”之理想吗？联想到王国维后期与清朝宫廷的深笃关系，夏中义的价值预设显然有现实依据。虽然夏著语焉不详，“天才梦”极可能指涉“学好文武艺，售于帝王家”的价值理想。与“可怜相”相对照的应该是“腾达相”。若逻辑推演和观念反省，“天才情结”已纳入“经验层面”予以解读。而“经验维度”则是“人本美学”的预设境域和运思基础。比如夏氏对“天才说”双重定义的质疑：“个性至深，人性始呈。这便是李煜‘天才’之所在。而要达此大境，亟需两种性情之真：天真与纯真。……王国维对此看的甚准，故对两者皆冠义‘天才’。但，疑惑也就由此而生：若两者同为‘天才’，则彼此是否还有差异呢？若有，那么在逻辑上，再以一词蔽之，即对‘天才’作双重定义，妥否？王国维似乎未觉察到这一思维含混。”[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10页。]我认为王国维关于“天才”的双重定义并不矛盾，也不“模棱两可，莫衷一是”。安徒生讲有两种天真：“简单的天真与深刻的天真”，“天才”人物往往具备“深刻的天真”。周锡山批评夏中义解读“天才情结”时观点“奇怪”：“众所周知，人生逆境对于天才来说，往往是使他艰难玉成的一个条件，而非他成长为天才的阻力，更何况天才的胸襟极为宽广，他绝不会为人们是否知道自己是天才而感到灵魂痛苦，他们关心的是整个人类、整个文化乃至整个宇宙。”[周锡山：《迷失于“再创（译介）”与独创之间：评夏中义著〈世纪初的苦魂〉》，《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2期。]我认为周锡山上述解读是有见地的。夏中义进而论述叔本华天才释义的复杂性，认为“没料到在‘天才’命题上，王国维竟与其先师如此相似，不仅思想、术语脉脉相承，甚至连思维含混也如出一辙。”[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10-11页。]“思想术语默默相承”自是没错，但是言其“思维含混”是否存在“主观”之嫌？

夏中义谈到叔本华哲学中的“自我意识”即生命个体如何美满地实现自我：“即自觉地把人基于清醒的自我认识所设计的角色规范，奉为自己的日常心理-行为准则。在此，叔本华显然忘了个体对宇宙的无价值，相反，却强烈地传达出一个自由个体对自我生命的严肃责任感及清新睿智。”[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103页。]夏中义认为叔本华以两种眼光打量人：“个性眼”和“宇宙眼”。“个性眼”则执著于人对自我生命的涉及与实现。而“宇宙眼”则看到人生的悲惨与虚无：“两个视角，两套论述，两种异质文化背景，什么都沾，又什么都不是，你可以从中发现很多，却又不能用任何一种价值模式去套，这既表明叔本华的独特、卓尔不群，也暴露了其思想的庞杂与混沌。”[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105页。]夏中义对叔本华哲学大多持批评否定态度，认为“极力渲染人生痛苦的叔本华在展开‘人学复调’时，似未见心灵撕裂般的剧痛;相反，他仿佛在趁机炫耀自己的机智，颇像一组规格不一、并排而置的哈哈镜，时而将人夸大为开天辟地的天神，时而又将人人挤压成丑类。”[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105页。]其哲学义理关于天才思辨的泛化倾向明显，表现为人格泛化和学理泛化。学理泛化是对“人格泛化体系的凝冻”。我们看夏中义如何认识叔本华关于“天才的人最痛苦的阐释”：“对这人生痛苦，叔本华出路有二：审美时的片刻超越与宗教式的永恒解脱。解脱就是使宇宙走向‘空洞的无’。这在叔本华眼中，也是合逻辑的。既然人的小宇宙与大宇宙在本质上同一，那么，当圣者万念俱灭，与世无涉也无争，这世界对他来说也就形同虚设，无所谓，无价值了，仿佛无此实在似的，故曰‘空洞的无’。但曾被形而上所狂热肯定的叔本华意志，到末了竟沦为伦理上的阴冷赘物遭弃，如此自相矛盾的体系，在西方哲学史上倒是少有的。”[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107-108页。]夏中义得出结论：“叔本华的自相矛盾，根子是在其人本忧思内核与意志泛化外壳的对立。”[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108页。]对叔本华哲学义理的批驳，可能隐含的问题是：持守人文理性的“经验视角”审验唯意志论超验哲学的“视域困境”。

探讨叔本华哲学非本文重点，暂勿赘述。我以为审视以叔本华为代表的德国唯意志论哲学，须置身于西方文化整体语境变迁中予以透视。两希文明是西方文化的两翼支撑。由古希腊文明催生的人本精神与古希伯来文化铸就的神本精神，成为西学核心义理。人本与神本相辅相成，构筑了西方的灿烂文明。但是到了近代，神本文化面临着现代科学的解构和祛魅。所谓“西方的没落”，实际上以斯宾格勒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神本文化陨落的隐忧。文艺复兴推举的人本文化，追求理性进步，倡导生命自足性。但是人本文化一旦丧失神本文化作为依托，形上家园面临虚无困境。叔本华和尼采实际上是对此困境体验深湛之“天才”。“天才”的痛苦彰显“神本”祛魅后，上帝隐遁面临虚无的绝望。笔者曾撰文指出：王国维首次将西方的“天才观”引入中国诗学，推崇“本真存在”的现象学描摹，重视通达时间本源的精神坦露，具有鮮明的存在主义性向。存在主义性向是超越历史学、社会学的价值范畴，是对自我生存的植根性追问。“天才”通过其独特“此在状态”的彰显，呈露出“忧”“畏”“本真自我”“罪性与自由”等价值维度。天才的痛苦涵摄“自由的眩晕”，是对“他世界”的怀想。这种痛苦本质具有超验性。王国维境界说高度推崇超验的“罪意识”及苦难体验。夏中义认为王国维从叔本华“人学复调”义理中抽取了自己认同的价值理念，为自己人本-艺术美学建构奠定了思辨基点。这种说法反映了“人学复调”与“天才情结”的维度差异。叔本华认为超越苦难的方式或遁入涅槃，或审美浸沉。故审美直观是纯粹认识主体保持纯然观察能力。叔本华将“认识主体”定位为世界存在的条件。意志唯有借鉴审美属性才能彰显精神本质。而理念则是意志的完美体现。被纯粹精神直观所认识的则是理念，西田几多郎称之为“纯粹意识”，是在绝对无场所中所呈现出的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实际上“心本体”，大乘佛学称之为“自性如来藏心”。换言之，审美是对理念的纯粹直观，是忘记肉身之我的客体浸沉。凡人皆在日常欲念中沉沦，唯有“天才”拥有这种主体直观的“性能”。天才内心充满了形上冲突，审美浸沉和禁欲可以成为圣者。天才拥有绝对自由的意识，才可能实现无主体渗透的直观。所以托马斯·曼认为从存在论视角理解叔本华哲学可领会本质。我认为托马斯·曼关于叔本华哲学产生的文化语境以及义理分析具有客观性。

托马斯·曼认为叔本华乃“精神斗士”。其哲学义理是：“一种悲观主义的人文主义，由于人文主义本质上便染有乐观主义和修辞学色彩，悲观主义的人文主义便是某种崭新的东西，我敢断言，它在思想观念领域中是带有强烈未来性的东西：在人这个意志之最上层的客体化中，意志为最清晰的认识所照亮;然后，随着认识达到清晰，随着意识得到提高，由此而在人身上达到其最高程度的痛苦也在增长，这一切又因个体程度的不同而有差别：在天才身上认识达到其顶点。”[[德]托马斯·曼：《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朱雁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6页。]天才的痛苦和“未来性”相关涉，非经验性的“尘世期待”乃肯綮之论。在思考欧洲十九世纪下半叶精神空气特质时，托马斯·曼这样认为：“叔本华的话并非突然饶舌：‘死亡是真正激起人灵感的天才或者哲学之神……若没有死亡甚至会很难进行哲学思辨。’他是了解死亡的一个伟大的专家和宣讲者，——他所写的最美和最深刻的东西（他的作品全都十分深刻）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部中伟大的一章：‘论死亡及其我们本质自体之不可摧毁性的关系’。这一专长与他伦理上的悲观主义有关，悲观主义在这里不仅是一种学说，一种品格，它正是一种艺术思想，一种生命空气，尼采还在年轻时就承认对这种悲观主义的爱，他说‘我所喜欢瓦格纳者，正是我喜欢叔本华的那些东西：伦理的空气、浮士德式的氛围、十字架、死亡和陵墓。’这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精神和故土的空气。”[[德]托马斯·曼：《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朱雁冰译，第140页。]叔本华哲学中关于禁欲以及苦行等“反人本”的思想，托马斯·曼认为“禁欲苦行属于一个浪漫主义的反差世界，它以意志、本能欲求、激情的可怕经历，以从中遭受到的深刻痛苦为前提。发现了作为艺术家之完成者的圣徒的是本能哲学家和异动感情者叔本华，——而不是康德的虽说无情，但禀性却非常有节度的思想家品质，这种品质与叔本华的有着大脑和生殖器这两个对立极的反差世界有着无比巧妙的张力是格格不入的。”[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159页。]托马斯·曼对叔本华哲学张力的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尺度和视野：面对看似“分裂”的哲学义理如何平衡甚至该如何把握精髓问题。他告诫人们不要从字面上以及本义上对待叔本华的人文主义信念：“这是一种放荡不羁的悲观主义，是一种肯定生活的形式，这种肯定并非原初的和素朴的，而是对苦难取得一种超越，表示一种抗拒。叔本华思想中也有英勇的一面：‘幸福是不可企及的，所能达到的至高者是英雄般的一生。’”[[德]托马斯·曼：《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朱雁冰译，第158页。]夏中义从人本美学的视角审视叔本华哲学，诸如“泛意志论确实没把人当人”，“叔本华哲学的建构过程也就转化为框架的自行解体过程”等价值判断语，缺乏“素心”。特别是关于“青春期”的叔本华自视甚高，不知天高地厚：“他所以对人生极度悲观，是因为他对自我生命之期待过于乐观”等认识，值得商榷。人本美学在论证王国维和叔本华“究竟在哪一关节点上两颗巨魂撞出了深深的共鸣”，实际无法脱离启蒙理性和经验视阈的价值聚焦。夏中义将“天才情结”予以“经验式”论证，至少带来两大问题：第一，对王国维“境界说”涵摄“真感情”的形上维度认识不够;第二，人本美學论域背景下阐释王国维美学，客观上悬置了传统释义。

三、境界说释义及“以西释王”进路

刘辉扬先生认为：“王国维如同群星璀璨的美学天空倏然划过的一颗流星，王国维美学却在中国美学史上放出一段异样的光辉。所谓‘异样’是指：它既与中国传统文论、诗论骨肉相连，又与西方现代哲学、美学的哲理情思脉搏与共;既绽露出二十世纪西学东渐、中西文化冲撞背景下兴起的现代中国美学的新面貌，同时又带着文化价值转型期难以避免的新旧交织及理论形态尚欠成熟的特点。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王国维是旧世纪最后一个美学家，又是新世纪的第一个美学家。”[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267页。]此论有见地。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可以看到王国维理论赋型“新旧交织及理论形态尚欠成熟的特点”。特别是《红楼梦评论》，比附叔本华义理痕迹明显。钱锺书谓王静安“所撰《红楼梦评论》第五章申说叔本华人生解脱之旨，引自作‘生平颇憶挈卢敖’一七律为例;可见其确本义理，发为声诗，非余臆说也。”[钱锺书：《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77页。]钱锺书认为王国维“于叔本华著作，口末手，《红楼梦评论》中反复称述，据其说以断言《红楼梦》为‘悲剧之悲剧’”。钱锺书进而言之：“苟本叔本华之说，则宝黛良缘虽就，而好逑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偶，方是‘悲剧之悲剧’。然《红楼梦》现有收场，正亦切事入情，何劳削足适履。王氏附会叔本华以阐释《红楼梦》，不免作法自弊也。盖自叔本华哲学言之，叔本华空扫万象，敛归一律，尝点水知大海味，而不屑观海之澜。夫《红楼梦》，佳著也，叔本华哲学，玄谛也。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阨。此非仅《红楼梦》与叔本华哲学为然也。”[钱锺书：《谈艺录》，第76页。]钱锺书上述说法在学界颇具代表性。学界对《红楼梦评论》的理论创新基本持否定态度。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我以为“天才情结”一以贯之。

那么夏中义如何看待两部著述的价值关联？夏中义认为：“王国维是个极富哲学眼光的美学家兼诗人，他在诗词创作、文艺批评与美学研究中所显示的哲学意识，并不亚于其艺术美学。”[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58页。]此自是精审之言。但是夏中义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裁判态度是：“他从叔本华处借了把锋利牛刀，故肢解起名著来比任何人都游刃裕如。于是整篇《评论》读起来，也是高屋建瓴，纵深推进，所向披靡，而不像传统评点，虽精妙机警，无整体感。但我认为，若从比较美学着眼，则它的另一价值可能更珍贵，这就是作为王国维的心史文献，它是作者对叔本华的学识领悟的初始显影。”[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59页。]接着详阐王国维如何模仿叔本华思路来剖析《红楼梦》之意蕴，其分析是有道理的。我们看结论：“鲁迅说，《红楼梦》使革命家看见排满，使才子看见缠绵。现在不妨加上，它使王国维看见叔本华哲学。……这体现在《红楼梦评论》上，便是对叔本华原理作大块大块地模拟性译介、转述或借代，除个别疑惑外，很少有独立见解，也鲜见独创术语，这显然与王国维的创造型学者形象有所不符。”[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61页。]夏中义言“鲜见独创术语”洵非虚言，至少比起《人间词话》而言要逊色很多。但是说“很少独立见解”，“与创造性学者形象不符”，实与事理难通，岂能遽作定论？夏中义将王国维和鲁迅进行了对比后认为：王国维精神更痛苦、更阴郁。夏中义分析鲁迅精神姿态时，没有观照鲁迅思想的“黑暗面”。对鲁迅的《野草》甚少提及。实际上二位“大师”均担荷“天才情结”，其“痛苦”程度不分伯仲。笔者曾撰文谈及王国维和鲁迅的“真境界”，非关文旨毋庸赘述。

我们看夏中义对《人间词话》的相关思考：“《人间词话》的两大特点：一是王国维要将‘境界’定位衡量诗词有否文化品位的美学尺度;二是王国维在将‘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时，又为何暗示‘无我之境’难得于前者，我以为，这不仅与王国维的人性观相连，更是因为《人间词话》（1906-1908年）本是对王国维充满青春骚动的人生探寻的一种诗学延伸、沉淀或小结：既然有无对自我生命的形而上关怀，是衡量人的精神发展与否的重要标准，那么，诗词若想赢得文化品位，也的或深或浅地写出作者对宇宙人生之感悟，有此感悟者即有‘境界’，反之无‘境界’。至于后者，则更明白，无非是王国维被人生探索搅得太苦，近乎难熬，所以才格外的渴求心平气和、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66页。]将“无我之境”如此“人本”剖析，美学稽考遗缺。王国维“天才”观尤为重要，直接涉及对“境界说”涵摄“真感情”的维度寄托。夏中义深入阐释“天才”禀赋：内美与修能，“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独能洞见”与“独有千古”。从三个方面分析艺术心灵的独特性和深刻性，读之如探骊珠。特别是点出了王国维在对叔本华哲学的吸纳基础上，呈现出“再创性”，乃独到的理论提炼。夏中义意识到“天才”说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和王国维“境界说”予以会通推阐。特别是对“天才说”与“境界说”二者呈现出何种思想联系，并没有展开剖析，这也为著述留下“空白”。

关于“无用说”及“古雅说”，夏中义洞见渊深发其隐奥，暂不展开。我们看夏著对王国维“境界”说的认识和定位：“‘境界’说既是王国维艺术美学的峰巅，又是其美学集大成，即是在诗学理想层面，对其‘三说’（天才说、无用说和古雅说）的重新结集，重新梳理。表面看其，‘境界说’是对历代诗艺的一种探索性概括，实际上，它已成为王国维评估整个中国诗史的文化品位的美学标准。这与其说是对诗史的总结，毋宁说更是对诗学理想的重铸。因为‘境界说’犹如三棱镜，它分明折射出王国维忧生甚深的哲学睿智与清新俊爽的诗美情趣。”[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30页。]夏中义进而剖析：“王国维对‘境界说’自视甚高自有道理。当他说‘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时，他仅仅说了一句真话（若欲挑剔，似此类于己有利之美言让旁人说更好）。因为不论‘兴趣’‘神韵’，作为诗美特征，皆源自不同凡响的诗人之魂。若承认诗魂为‘本’，则诗之‘兴趣’‘神韵’当为面目无疑。”[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30页。]粗看简而且周，但是若仔细推敲，一定程度遮蔽了“境界说”与传统“兴趣说”“神韵说”存在的价值联系。把“兴趣”“神韵”作为“诗美特征”“不同凡响的诗人之魂”，乃宏观之论。问题是，王国维缘何言“兴趣”“神韵”为“末”，“境界”为“本”，没有微观论析。客观上不仅造成了对“境界”说传统释义的“遗缺”，而且对“真境界”释义颇“含混”。

夏中义认为：“‘境界’之魂在于‘真’，‘真’即王国维推崇的‘赤子之心’，或曰诗人对生命（宇宙）的纯真感悟。”[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31页。]言其“含混”有二表征：一，如果言“境界”之魂在“言外之味，弦外之响”，那么“真”与“意境”是何种关系;二，将“真”概括为“赤子之心”“纯真感悟”，释义没错。但是对何谓“赤子心”“真感悟”缺乏精确概括。正因为缺乏辨析王氏“境界说”与传统“兴趣说”“神韵说”的价值分野，夏中义提出了如下三范畴：“通观‘境界说’，可将诗人的生命感悟，按其深浅而大致分三种水平：趣、性、魂。”[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31页。]夏中义并没有确切释义，而是以举证方式予以介绍性说明。聚焦“诗人的生命感悟”，上述三个范畴自创新解。但是，问题在于：“魂”和“趣”是否存在包含关系;如果存在“魂趣”兼備的佳作？最终“症结”可以归结到对王氏境界说的单维概括：“这就是说，在王国维看来，‘境界’首先是指诗词中被艺术地呈现出来的生命感悟;而这感悟又发自诗人的价值襟怀或精神高度。对此，王国维从不含糊。”[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30-31页。]王国维境界说推崇“真感情”是没错的，但是境界说对“无我之境”的誉美崇尚至为重要。割裂“真我”与“无我”的有机关系，就会对王氏境界说的“真面目”产生“认识偏离”。这个问题几乎是王氏境界说内涵的“逻辑悖论”，笔者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学术史考证，以下略谈之。

翻阅学术史，饶宗颐的《人间词话平议》影响力很大。叶嘉莹、罗钢等诸多学者，深受启发。儒雅博学的饶宗颐对王国维学术造诣推崇有加，但是针对《人间词话》提出了一些批评性看法。饶宗颐在考证“境界”一词渊源后提出：“观堂标境界之说以论词，阐发精至;惟自道‘境界’二字由其拈出，恐未然耳。……予独谓其取境界论词，虽有得易简之趣，而不免伤于质直，与意外言内之旨，辄复相乖。”[饶宗颐：《饶宗颐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年，第152-153页。]饶宗颐不愧一代国学大师，他犀利地指出了王氏境界说最大的“症结”在于“伤于质直，与意外言内之旨，辄复相乖”。王氏境界说推崇“真感情”，从艺术笔法来看，坦露“真我”确实如饶宗颐所言“伤于质直”，这显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若仔细推敲，饶宗颐这句“正确的判断”隐含着逻辑上的“排他性”：将王氏境界说完全等同于对“真感情”的推崇，否定了王氏境界说对“意外言内之旨”的价值追求。换言之，饶宗颐并没有意识到王氏境界说的复杂性和立体性，单方面将其认定为是与传统“意外言内之旨”相背离的。我以为这是引发学界纷扰乱象的“源头”：即“真我”与“无我”存在“纠葛”。

鉴于此，笔者把王国维“境界说”涵摄“真我”与“无我”两大范畴略作说明和界定：

所谓“真我”，是指王氏境界说对“真感情”的价值推崇，如其所言“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许文雨编著：《人间词话讲疏》，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第5页。]

所谓“无我”，是指王氏境界说（或意境说）对“无我之境”的审美追求，如其所言“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许文雨编著：《人间词话讲疏》，第2页。]

那么，“真我”与“无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王氏提出的“境界说”与“意境说”二者关系如何？“真我”“无我”如饶宗颐所言呈现出了“对抗性”，内在结构无法“兼容”，还是可以实现范畴统一？“以西释王”的研究进路，如何处理王氏境界说涵摄“真我”与“无我”的“范畴对抗”？我以为，“真我”关涉王氏境界说的理论独特性和创新性，“无我”关涉王氏境界说与传统美学的继承关系问题。如果否定“真我”的独创性，就不能真正厘清王氏境界说与“兴趣”“神韵”的价值分野，也无法认识王国维所言“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的学术自信究竟源自何处;如果不能准确把握“无我”的“本土”蕴含，也就不能深入理解王国维诗学与传统美学的价值联系。由于王国维时而用“意境”，又时而用“境界”，两大范畴界限不明朗，给学界带来了诸多困扰和阐释困难。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王国维既推崇“真我”，又赞赏“无我”。换言之，“真我”和“无我”乃王国维境界说最重要的两大构成部分，其指归不同，哲学基础具有差异性，不能以“真我”估“无我”，更不能以“无我”衡“真我”。如果说一代巨擘的美学创新彰显了变革精神，那么作为研究者同样需要创造性思维。也就是说，理解王国维诗学范畴的价值奥义，不能机械理解，更不能断章取义。需要圆融思维和生命体验，更需要创造性和想象力。在阐释界定王氏境界说和王氏意境说两者内涵关系时，我以为需要“创造性的发挥”。如果将王氏境界说纳入到王氏意境说之内，不仅“义理”存在“冲突”，而且不能彰显王氏境界说的理论独特性。但是，一旦将王氏意境说纳入到王氏境界说，王氏理论范畴的“丰盈形态”就会彰显出来，那些“无尽的纷扰”和“阐释悖论”也将迎刃而解。王国维诗学的创新精神和传统承继关系也变得尤为清晰，境界说的“迷雾”也将彻底“散去”。进而言之，王国维境界说提倡“无我”，追求“真我”并不矛盾，是极具内在张力的理论架构。“以西释王”在“无我”“真我”问题上呈现出不同态势的“纠葛”。

笔者在上文列举饶宗颐言及王氏境界说：“伤于质直，与意外言内之旨，辄复相乖”，这一核心观点在学界影响力深远，其判断逻辑是以“真我”估“无我”的视角。饶宗颐指出了王国维境界说倡导“真我”的价值独特性，但是并没有意识到王氏境界说还推崇“无我”，注重意境之美。“真我”与“无我”两维兼备，并非“相乖”。饶宗颐对王氏境界说的理论独特性持怀疑态度。叶嘉莹先生言及王国维“你写喜怒哀乐是境界，你写大自然的风花雪月也是境界，到底什么是‘境界’呢？他其实还是没有说明白。”叶嘉莹：《人间词话七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页。]叶嘉莹先生上述说法彰显“有我”与“无我”的“纠葛”。叶嘉莹以王国维推崇“真我”的例子来否定“无我”，认为王氏对“小说中之《红楼梦》、词人中之李后主的倾倒赏爱，便可证明他绝不是一个偏重‘无我’之境而轻视‘有我’之境的人。然而他却竟然提出了‘写无我之境’之有待于‘豪杰之士能自树立’的说法，这当然极易引起一般读者的怀疑和误会。可是只要我们一加深思，便会了解这个说法实在也是源于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1-192页。]因为无法辨清王氏境界说“真我”“无我”的立体关系，叶嘉莹遂提出“所以从一开始，王国维他就给大家带来混乱了。……词有境界，诗也有境界;词有有我的和无我的境界，诗也有有我的和无我的境界。你干嘛说‘词以境界为最上’呢？这是王国维第一点说得不清楚的，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议。”[叶嘉瑩：《人间词话七讲》，第272页。]由此看来，以“真我”衡量“无我”，不仅容易造成“错位”，而且也不能清晰界定王国维“境界”说的独特性和殊异性。

叶嘉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认为“《人间词话》中所标举的‘境界’，其含义应该乃是说凡作者能把自己所感知之‘境界’，在作品中作鲜明真切的表现，使读者也可得到同样鲜明真切之感受者，如此才是‘有境界’的作品。所以欲求作品之‘有境界’，则作者自己必须先对其所写之对象有鲜明真切之感受。至于此一对象则既可以为外在景物，也可以为内在之感情;既可以为耳目所闻见之真实之境界，亦可以为浮现于意识中之虚构之境界。但无论如何却都必须作者自己对之有真切之感受，始得称之为‘有境界’”[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181页。]叶嘉莹将“能感之”“能写之”作为“有境界”的两大必备条件，夏中义认为“这是叶氏论王氏诗学之纲领”。但是，用“能感之”“能写之”来概括王氏境界说，释义不确切，内涵宽泛，既不能道出理论创新性，也不能反映理论独特性。比如叶嘉莹得出这样的结论：“静安先生所提出的‘有我’与‘无我’两种境界，实在是根据康德、叔本华之美学理论中由美感之判断上所形成的两种根本的区别。”[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190页。]王国维赞赏康德、叔本华的理论，“有我”与“无我”的提出受其影响是必然的。但是，“有我”“无我”同样反映了吾国“言不尽意”，“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的古老传统。约言之，“以西释王”策略中以“真我”衡“无我”的研究脉络，不仅对王国维“真我”与“无我”价值分野不明，而且对“无我”彰显的传统“意境美学”认识不足，极容易在西学场域“深究”范畴渊源。故叶嘉莹如下说法也就不难理解了：“他却竟然提出了‘写无我之境’之有待于‘豪杰之士能自树立’的说法，这当然极易引起一般读者的怀疑和误会。可是只要我们一加深思，便会了解这个说法实在也是源于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191-192页。]因为“无我”与“真我”的内在纠葛始终没有解决，叶嘉莹将“矛盾”的解决抛向了“源于叔本华的意志哲学”，为罗钢彻底抽离“无我”的传统元素埋下“伏笔”。

叶嘉莹先生以“真我”衡“无我”，夏中义先生则以“无我”絜“真我”。

夏著对王氏“意境说”和“境界说”二者的关系定位比较清晰：“‘意境’之‘境’与‘境界’之‘境’绝非同义。若说前‘境’是指景物造型，那么，后‘境’乃指纯智慧水平，而这一含义在‘意境’之‘意’中已得以保存。所以我愿说，‘意境’实是既私淑了‘境界’之精粹，同时又消解了‘境界’的词源局限的一个科学概念。也因此，当代文坛颇喜用‘意境’而很少提‘境界’，但由于人们很少关注从‘境界’到‘意境’这番逻辑转折，故他们再次阐释或运用‘意境’时，总难免将它当作‘情景交融’的代名词，这就曲解了‘意境’之本义。是的，凡是‘意境’的诗词皆‘情景交融’，但‘情景交融’之作却未必都够得上王国维所界定的‘意境’水平。令人难堪的是，若‘意境’真是“情景交融”的简称，则王国维‘境界说’也就无所谓卓越，因他不过是借一佛教术语将妇孺皆知的文学常识再表述一下而已，这当然是把中国诗学的珍品贬得不值钱了。”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37页。]夏中义先生认识到“意境”“境界”绝非同质性概念，精审判断包含“境界”的“意境”绝不能等于“情景交融”，否则王国维的境界说就没有理论创新性可言了。但是将“意境”范畴拓宽至“私淑了‘境界’之精粹”，我以为“矮化”了“境界”说的独特性和创新性。

夏中义将“意境”认定为“境界”的艺术极致，实际上将“无我之境”人为“拔高”，就王国维境界说而言缺乏客观性。夏中义认为：“有‘意境’者必然有‘境界’，但有‘境界’者未必有‘意境’。”[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37页。]针对上述判断，我认为以追求“无我”的意境和涵摄“无我”“真我”的境界是不可简单言其包含关系的。因为“无我”和“真我”美學趣味不同，哲学精神具有差异。意境美学彰显了中国诗学传统，而境界说则不仅包含古典传统，而且还有创新精神。“有境界”未必是“意境”，是有道理的。抒情主体生存论场域绽出“真我”，与消隐主体的“无我”是不同审美取向。质言之：若不能清晰明了“无我”与“真我”的区别，极易陷入“范畴悖论”。如下所言“‘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到底是指作品整体，还是之某一诗行局部，王国维也没说清。如为王国维看好的‘采菊东篱下’属陶潜《饮酒》第四首，当属整体性‘无我之境’;但同样惹他喜欢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则为元好问《颖亭留别》诗中之一联，虽拟为‘无我之境’，然读到末联‘回首亭中人，平林似乱麻’，似又变成‘有我之境’了。于是问题复杂了：面对《颖亭留别》整体，你究竟判为‘无我之境’，还是判为‘有我之境’，还是两境的交替或交织？难说。而这一困惑若不圆解，是否将诱导诗人为求局部‘名句’而忽略整体‘高格’，乃至有损作品的艺术完整呢？也难说。”[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44页。]夏中义上述说法有“求全责备”之嫌，连续言及“难说”导出了对“无我”内含真意的“知性困惑”。实际上“无我”是对传统“意境美学”的价值推崇，局部有“无我”彰显艺术匠心，整体有“无我”殊为难得，独赖心裁别出之瑰智玮才。

职是之故，若不揣其“现象”与“系统”的复杂结构，极易走上对王国维诗学创见的“否定之路”。“无我”彰显的是“意境美学”的价值取向，“真我”反映“超意境美学”的审美特质。以“无我”絜“真我”，不仅会遮蔽“无我”的本土元素，而且对“真我”的形上维度认识不够，否定王氏境界说的完整性和创新性也就顺理成章了：“《人间词话》中的‘境界’概念倒是王国维的再创，也正因为是再创，故不免生糙，欠圆融丰满。譬如不仅不见对‘境界’的确切定义，即使对‘境界’的外延类别划分也大体流于纲目式的罗列与对照，而未作较细深的系统比较。维特根斯坦曾说，创造一个科学概念是艰苦的劳动，又说概念提炼不能揠苗助长。是的，王国维是诚实的，他在铸造‘境界’这一核心概念时没有硬来，但也确乎证明‘境界’概念其实还是胎儿，还未到分娩期，它就呱呱坠地早产了。不错，比起沧浪‘兴趣’、阮亭‘神韵’，王国维用‘境界’来指称诗词的高文化品位，无疑棋高一着;但若与王国维对‘审美’概念之演绎相比，则‘境界’还缺少一种行云流水、间无阻隔的气势及逻辑动力感。”[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37页。]夏中义批评王国维“境界”说乃“早产儿”，称其留下了“累累斧痕”。虽然对王国维创制理论的“不完满”充满了“同情性理解”，但是否定态度融合于著论之间，殆无可疑。罗钢延续“否定”进路，西化“无我”放逐“真我”，将王国维“意境说”凿定为“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潘海军：《理论的“幻象”：评罗钢的〈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中国美学研究》2018年第12辑。]笔者曾撰文对罗钢著述深入剖析，兹不赘。

结语

综上所述，夏中义的王国维研究之所以影响力深远，源于新方法和新思想的运用。文献学和发生学作为研究方法无疑是学术创新的独特个案。有学者指出“发生学”弊端在于研究主旨和研究方法存在断裂，“沉浸于发生学研究方法的喜悦之中，导致研究方法和‘忧生’主题的割裂。”[朱维：《夏中义“忧生诗学”研究的方法理路及反思》，《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5期。]这种说法有道理。夏中义以“中西合璧”来概括《人间词话》的理论内含，释义颇模糊。特别是采用“人本-艺术美学”视角，探求意旨相系，洞烛“苦魂”之幽，客观上悬置了对王国维美学渊源本土追溯的可能。刘辉扬教授的话被学者屡屡转述：“读了本书以后，总感到有一种遗憾，就是对王国维受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着墨太少，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生’意识、主悲倾向、意境学说等等在王国维构建其人本-艺术美学中究竟有无作用？夏中义能从《人间词话》那没有叔本华语汇的地方看到叔本华的身影，可谓目光如炬，为什么却看不到皎然、司空图的身影，哪怕模糊朦胧些也无妨，这里试问是否也存在着什么障碍？虽然是瑕不掩瑜，也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注意。”[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第274页。]李庆本认为：“刘辉扬的提问的确触及到了本书的关键所在。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疏漏？在我看来，关键就在于作者所采用的影响研究模式蒙蔽了他的如炬目光。”[李庆本：《比较美学的影响与跨文化研究：评夏中义〈王国维：世纪苦魂〉的研究模式》，《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我以为影响研究模式是否“蒙蔽”了夏先生“如炬目光”，不宜轻下结论。但是运用“新方法”加强主体释义的同时，一定程度遮蔽了研究客体的丰饶性与含混性。故刘辉扬先生的话恳切精微，值得后学深思，以此作为结语。

作者：潘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