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包括两个方面的规定,即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规定》明确规定了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有利于遏制非法取证的侦查行为,保护人权;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操作有详细规定,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具有可操作性。但《规则》假定了审判阶段存在非法证据的情况,用几乎全文的篇幅来阐述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但是该调查程序仅局限在审判阶段,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时如何开展调查证据合法性并未涉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仅在做出审判的时候适用,同样适用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排除非法证据也是对侦查人员与检察人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扩展地来看待对非法证据的调查程序及具体运用。
《规定》前两条明确指出,非法取得的言辞证据,即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属于非法言辞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对于程序上轻微违法取得的言辞证据,实践中一般均采取补正或完善进行补强。《规定》对非法言辞证据的排除分为实体违法和程序违法两个方面。
实体违法的情况应当一律予以排除。实体违法的言辞证据,主要是严重妨碍公民权利、严重妨碍司法公正的手段获得的证据,这类证据要一律予以排除。实体违法的情形,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其一,用刑讯逼供手段获得的言辞证据;其二,以威胁的方法获得的言辞证据,即对被讯问人、证人本人及其亲属实施人身威胁或限制、剥夺财产来逼取的证言;其三,以引诱的方法获得的言辞证据,即以物质利益或毫无根据的许诺,如从宽处理、释放来引诱获得的供述;其四,以欺骗的方法获得的证据,用不存在的事实或无法实现的情况,骗取的证言;最后,用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得的言辞证据,如未经批准采用技侦手段、或采用催眠、药物等方法获得的言辞证据。
对于程序违法取得的言辞证据应当根据取证行为对法律秩序和基本法律准则的破坏程度,以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公民权利的侵害情况,区分为严重违反法律程序和技术性、手续性违法两类。对于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应当予以制裁并对取得证据严厉的予以排除。对于存在轻微的技术性、手续性违法获得的言辞证据,如侦查人员违反规定单人取证,侦查人员未在笔录上签字等,在获得当事人认可,并予以补正或者重新制作笔录予以更正完善的情况下是可以不被排除的。
《规定》中“对于书证、物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据此对于非法获得的物证和书证是根据利益权衡原则进行有限制的排除。
在原则上对于违反搜查、扣押等程序取得的物证、书证,如果司法人员主观上并非出自故意或重大过失,客观上造成的危害后果不严重,在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后可以不排除。对于搜查、扣押的程序、时间、方式等与法律规定有出入,比如在搜查、扣押过程中没有依法通知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作为见证人到场参加并进行签字,但是在搜查与扣押的过程中没有改变物证、书证本来的属性和状态的情形,可以由侦查人员对侦查行为进行合理解释或对于取得书证、物证进行补正后采用。
但是如果侦查人员主观上出于故意,客观上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那么,由此获得的实物证据,应予排除。首先,对于根本性违法的情形应当予以排除,如没有获得法定的机关批准而搜查、扣押获得的证据应予以排除;其次,对于公民权利的损害程度较大的,如果采纳会严重侵犯公民或者法人的合法权利,严重妨碍司法公正,应当予以排除。
审查逮捕阶段时间短,开展的证据合法性调查也不可靠,以致承办人自身都不确信某项证据是否为非法。但并不代表审查逮捕阶段对证据合法性的调查没有意义,这是发现非法证据蛛丝马迹的阶段,如同刑事诉讼立案一样。侦查监督部门通过直接的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阅卷等方法一般可以发现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行为的线索,足以使某些证据变得不确信、可疑。至此审查逮捕环节对证据合法性的调查工作已经可以结束,仅还需对可疑证据的司法裁量。
确信的证据应当作为做出审查决定的依据,明显非法的证据应当作为排除的对象,可疑的证据分情况区别对待。倘若可以证据为整件事实的核心证据应当慎重对待其价值,不能轻信,可以考虑存疑不捕;而非关键证据,在不影响审查结论的情况下,暂不予排除,但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尤其是预审部门对存疑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作为受理此案审查起诉的附加条件,查明案件事实的基本要求之一,即可以附条件批准逮捕。
在侦审分离的公安机关,预审部门对刑警存在一定程度的监督与制约。不同的承办人彼此之间就是监督。原则上讲,预审作为与刑警相对独立的部门没有理由为对方的过错掩饰隐瞒,但毕竟同一机关,难免有所庇护。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检察机关的介入有力地推进了两部门之间的监督。如同“离间计”一样要求调查证据合法性的文书,两个月充足的侦查羁押期限,使预审部门可以成为证据合法性调查的主力军。
首先,自律地讲,预审部门发现刑警部门存在非法取证情况,可以通过报告公安局内部相关部门,如纪检、督察,调查其是否违法。倘若权限允许,其在移送审查起诉过程中,将证据合法性直接剔除,避免了非法证据对检察官、公诉人的误导与影响。
其次,消极地讲,预审部门自身职责便是进一步核查证据,在审查逮捕附条件的要求下,为了能够使案件顺利的被审查起诉部门受理,按照检察机关要求完成证据合法性的调查成为了必然。而且作为审查起诉所附条件,对于主要案件事实相关的重要证据合法性存疑,且预审部门通过调查不能彻查,将可能导致退回补充侦查、建议撤销案件、有关案件事实被裁掉不被起诉等否定其工作的不利后果。
当然,预审部门毕竟是侦查机关,其搜集的证据仍然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因此其调查结果的可靠性仍需商榷与判断。
审查起诉中要形成对案件事实的绝对确认,审查起诉部门的检察官拥有对案件事实证据的绝对裁量权,可以判证据的死罪———将其列为证据合法性予以排除。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查起诉部门对案件有补充侦查权,就是说检察官不仅仅可以依靠预审部门的调查结果,甚至可以越俎代庖地直接行驶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权。最长一个半月的审查起诉期限,完全可以满足调查的需要。
事实上,审查起诉中检察官在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面前被说服,确信了某个犯罪事实。而在庭审的过程则是公诉人围绕着犯罪事实与适用法律对法官提出的诱导性询问。法官回答检察官的阐述正确、基本正确或者不正确。因此检察官的确信显得更加重要,对于证据合法性排除的坚决性必须保证。此外,检察官对证据的绝对裁量权使得我国的公诉人具有英美法中预审法官的职能,可以让经过调查确认非法的证据根本没有上庭的资格,剥夺证据合法性被质证的“权利”。其不经过质证,更不具备定案依据的资格。
我国刑事诉讼现实中,犯罪嫌疑人以被羁押为常态,以非羁押为例外。以往的冤假错案也显示出,存在刑讯逼供、恐吓、威胁等非法取证侦查行为的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被羁押。同时,非法取证当中以刑讯逼供、引诱、欺骗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最为常见。所以看守所里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成为了被非法取证的高发人群。这些因素让不由让我们想到与被羁押犯罪嫌疑人工作最近,而又不隶属于侦查机关的驻所检察官。
早在2004年白全民同志就将驻所检察工作与保障人权紧密联系起来。目前的大部分驻所检察工作都是紧紧围绕着保障在押人员权益展开的,驻所检察官就是为在押人员说话的人。非法取证侵害的恰恰是在押人员人格权利,对侵害行为的调查符合驻所检察官的职权范围。同样有人认为律师也是为在押人员争取权利,但国家不能给所有犯罪嫌疑人指派律师,而且律师在调查取证方面权利远远不及检察官的权力。
驻所检察官在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当中是唯一不行使司法属性职能的检察官,即没有批捕权、也没有审查起诉权。因此驻所检察官看不到任何有关被羁押人员涉嫌犯罪的相关证据,对在押人员有罪、无罪没有判断;因而不会推定其有罪,出于偏见,而把侦查人员对其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更不会担心放纵犯罪,而对非法取证行为调查中止步不前。
犯罪嫌疑人被刑警抓获并控制之后,基本不超过24小时就会被送进看守所,驻所检察官可以说是第三个跟犯罪嫌疑人见面的人。在对新入所人员的谈话中,驻所检察官可以发现是否有对其非法取证的情况。随后在看守所的羁押其间,侦查活动近乎是在驻所检察官的监督下进行,若有非法取证行为发生,容易被发现。
驻所检察官仅能对围绕犯罪嫌疑人开展的侦查行为进行监督,例如讯问、辨认现场、辨认凶器、辨认照片等等。对证人、被害人,以及其他看守所以外获取的证据,无从了解,更谈不上对其合法性进行调查了。
实践中驻所检察官配置较少,一般一个看守所只派驻二到四人,押量较小的看守所还好,出现非法取证的案件概率低;押量大的看守所同时遇到多起非法取证案件需要调查,势必对驻所检察的日常工作造成冲击。从监所检察部门抽调其他人手协助开展调查也是解决之道。
入所检察中对犯罪嫌疑人体表损伤可以及时发现,通过谈话确定初步确定致伤原因,发现存在暴力取证的情况,应当“立案”调查。在日常驻所检察工作中,受理在押人员的控告也是获取暴力取证线索的渠道。对违法人员不仅在刑事层面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在程序方面还可以对其取得的“证据”进行排除。所以不构成职务犯罪的仍然需要彻查,作为排除证据合法性的依据。
刑讯逼供通常可能造成在押人员的体表瘀伤,但这些小伤回复迅速,若未及时拍照证据就将灭失。及时的向检察长报告,派遣法医专门的进行拍照固定证据。同时通过笔录的形式,尽快记录下知情人了解到的情况十分必要,随着事态的发展,知情人可能受到违法人员的影响,不愿透露实情。驻所检察官同时可以通监控设备,固定下受伤犯罪嫌疑人被打或者接受治疗等情况。却有证据表明暴力取证存在的时候,还应当询问有关办案民警。
驻所检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看守所内部的暴力取证,侦查人员知道看守所内有监控、有驻所检察官,会回避在看守所进行取证工作。因此,当侦查人员抓获犯罪嫌疑人后到送达看守所执行刑事拘留之前的时间就成为刑讯逼供的最佳时机。所以调查当中要对这段时间犯罪嫌疑人的情况重点摸清,可以通过询问同时被抓获人员,了解抓捕到送达看守所路线等方法来进行。
驻所检察官根据发现的非法取证情况开展调查,而不通知办案单位独立进行。驻所检察室作为检察机关的部门,调查活动同样要为检察机关自身服务。在检察机关行使司法审查的职能中,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就需要驻所检察官提供移送机关未能提供的证明证据合法性其他证据。尽管驻所检察官的调查工作尚未得出确定结论,仍然需要在该案件流转到相应部门的时候通报调查情况,但足以引起承办审查工作的检察官对某项证据合法性的怀疑。
摘要：证据合法性的调查工作,就公、检、法三机关而言,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自律纠察似乎难以取得公众的信任;而法院作为司法审判机关,又没有特别积极主动的调查权能;因此证据合法性的调查工作由检察机关主导开展成为必然趋势。文章分析刑事诉讼中证据流转的特点,提出证据的合法性被多次裁量的观点,通过剖析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运用,具体化常见证据形式的排除标准,勾画出以检察机关为主导、以派驻看守所检察室为重要平台的证据合法性调查工作体系,将非法证据排除的关口从审判阶段向前推进。
关键词：非法证据,看守所检察室,刑讯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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