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与生命权——有关安乐死合法化的研究（精选10篇）
作者：河北农业大学现代科技学院法学0201班 高苑媛 艾志英
指导教师：河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王卫国
摘要：安乐死已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热门话题，国内外纷纷对其合法化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本文认为：安乐死可以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首先立法，从而推动对安乐死的全面立法。本文对此种立法意见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化，生命权，立法。
引言：安乐死现今只在两个国家为合法，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也曾经试图对其合法化，但条件尚未成就，立法失败。在我国，关于安乐死立法的理论已屡见不鲜，但多数为“一棒子打死”的理论----全国皆力或毫不放松，有的学者提出了“第三条路线”的理论----即禁止与开放之间取其中间，但未提出具体的办法。本文就安乐死合法化的可行性及其笔者所提倡的方法加以论述。
关于安乐死的论战已由来以久，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在世界范围内围绕着关于争取人道死亡权利，推动安乐死合法化，开展运动。世界上第一部“安乐死法”应追溯到1995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世界上首部“安乐死法”。（但实施不到两年即被废止）。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继其之后，比利时众议院于2002年5月16日通过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北两国的这一举动再次使“安乐死”成为全世界争论的话题。
在我国，安乐死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相反人们还相当热衷于对安乐死的争论。我国关于安乐死的讨论源于上世纪80年代，在1986年，陕西省就发生一起安乐死事件，一个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其马医生双双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但后来被无罪释放）。从1994年起，几乎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代表提出关于安乐死的提案。由此可见，我国民众对安乐死之关注程度。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安乐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人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
去年，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安乐死”的王明成因患胃癌晚期，再次要求为自己实施“安乐死”，但因为法律上的空白，所有的医生都没有勇气。王明成在2003年8月3日，在病痛的折磨中死去，于是基于王明成的遗憾，人们再次讨论：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安乐死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
“法”是权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一部分，“法”理应给予保护，但是，安乐死是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哪？现在学术界尚无定论。何谓“生命权哪？笔者认为，生命权即人们享受生命和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认为：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选择死亡的方式。华东政法学院殷啸虎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当他由于各种外界条件而无法选择生命的情况下，可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一个人身患绝症，临近死亡，在极度的痛苦中挣扎，应有权选择有尊严的死亡方式，即安乐死，这应符合生命权的要求。这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是对公共秩序和社会风气也均无妨害，可以下一个结论：在某方面说：安乐死是对生命权的保护。
然而，生命权不仅仅归属于自然人个人。人是社会人，他多少与其他人（如亲人，朋友，债权人等），组织，甚至国家，有着某种联系，比如，一个债台高筑的人申请安乐死，是否经债权人同意？笔者认为。经债权人同意方可对债务人批准安乐死，因为从民法角度分析，债务人的死直接危及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也就是说，安乐死不仅是个人的绝对权利，它须经过其利害关系人的同意，也包括国家和组织的同意。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比率分别为90%和95%，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在我国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 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来实施安乐死，又据千龙网数据显示：对588人进行调查问卷，有453人（77.04%）赞成安乐死合法化；仅有7.82%的人反对。可见，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我国国内，对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吁与日俱增。虽然如此，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其本身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解决了才能推动其合法化。
（一）安乐死的本质是什么？
有的学者认为，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的痛苦，使死亡状态安乐化。首先，它是一种死亡状态，不能与自然死亡，病理死亡和意外死亡，这三类死亡原因并列为第四种死亡原因；其次，它的对象只限于当今世界医学上无可挽救其生命的痛苦的濒死者；再次，它虽需要人工控制，其目的重在使病人“安乐”，不在使病人“死亡”。
（二）安乐死的价值是什么？ 当一个病人已无望好转，且遭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极端痛苦之时，勉强延长就不是生命的美好，而是求生不成，求死不成的煎熬。让精神和肉体经历惨不忍睹的折磨，不如主动结束生命，选择有“尊严”的死亡，如果医生明知绝症患者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并且处于不堪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而熟视无睹，既是对患者本人肉体的摧残，也是对患者家属与亲友精神的折磨[14]。
安乐死合法化有其益处，这是被公认的。1988年和1994年，我国召开两次安乐死学术研讨会达成共识：A安乐死是社会文明的进步的一种表现，大势所趋；B有利于从精神上，肉体上解除病人的痛苦；C可以减轻家庭的精神，经济，情感和人为负担，解放生产力；D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的公正和正确的分配[15]。
（三）安乐死合法化必要吗？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顺应社会要求的。二战以来，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其立法工作也势在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安乐死在我国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已成为社会需要的强烈表现。而我国通常认为实施安乐死是一种犯罪，这种“一棒子打死”的做法已不符合社会需求，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来完善对生命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16]。
（四）安乐死合法化可行吗？
学者们通常认为，要想使安乐死合法化可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犯罪化；第二是必须证明安乐死符合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17]。（1）安乐死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因为死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行为人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措施去避免死亡发生，反而促进其发生，故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安乐死只是帮助病人解决垂危之苦，此病人必须是无法医治，别无他选的，它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相反却保护了生命权。第二，故意杀人的行为人的目的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2）安乐死行为符合伦理道德及人道主义原则。
如果从康德的角度分析，他强调“人并不因为痛苦而获得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18]，那么安乐死是绝对违反道德的。然而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就有赞成安乐死而不反对自杀的理论。[19]近代哲学家休姆，边沁等也有同样观点，他们认为人为改变江河流向或其他干预自然的行为不被视为犯罪。那么，处置自己的生命也不构成犯罪。在挑战生命神圣至上的各理论中，“值得活的生命”和“生命的质量”理论尤其引人注目[20]，从这些理论中可以看出，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是赞成安乐死的。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思想。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相违背。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了，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相应的发生变化。“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但现在更多人认为“温柔”的加速痛苦的死亡过程，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也是比较人道的。此外，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是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面对死亡的表现，这是一种勇敢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则只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临终选择。
（五）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实施安乐死？ 论证安乐死的实施条件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安乐死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荷兰人的做法可以很好的借鉴，荷兰的安乐死法案制定得详尽而严格，譬如规定医生实施安乐死的条件为：病人必须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自愿接受安乐死，并多次提出相关请求；根据目前通行的医学经验，病人所患病必须是无法治愈的；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被认为是难以忍受的；主治医生必须与另一位医生进行磋商，以获取独立的意见；医生必须在“安乐死”实施后向当地政府报告等等。对于我国荷兰的做法是个很好的典范，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国情现状给予适应的改变与添补，从而打造出我国首部“安乐死法（或条例）”。
（六）安乐死合法化符合我国立法原则吗？ 首先，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民主性原则。《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现阶段，安乐死合法化深入民心，前文多次以数据体现安乐死合法化是人心所向，是人民的意志，对安乐死立法，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
再次，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科学性原则，立法的科学性体现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地方立法。安乐死合法化涉及诸多方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在特定地区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安乐死首先立法。最后，安乐死合法化体现对各种利益的均衡。在某些地区先为安乐死立法体现了对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均衡。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备安乐死合法化条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的地区并不多，在这些地方首先实现要安乐死合法化解决了局部利益的“呼吁”；并且，对安乐死的局部立法是实现短期利益，而长远利益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化。综上所述，无论在外国还是我国，无论以情理分析，还是以法理分析，安乐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从目前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建设状况和医疗保障水准等方面看，现在为安乐死全面立法的确有些不现实，我们不妨报着积极的态度，为安乐死立法创造条件。比照近些年的“税收”试点（已收到很好效果）我们可以在我国东部一些经济，科技，文化发达的城市做一些“试点”工作之后，先为安乐死“打开半扇门”，在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内为安乐死部分立法，确定哪些安乐死可以允许，哪些应当禁止，并随着社会的发展给予其修订与改正，等待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缩小，再把该结果推向全国。
注释：
[1]新华网，2002-05-17 [2]《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张毅 [3] [4]检查日报：《安乐死：离合法还有多远》，夏敏 [5]《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张毅
[6]《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7]法律教育网，《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四川大学，李强 [8]检查日报：《安乐死：离合法还有多远》，夏敏 [9]南方网：《‘安乐死’是否违宪起争议》 [10]《公民有死亡的权利吗》
[11]新华网，2002-05-17《安乐死在一些国家的发展情况》 [12] 法律教育网，《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四川大学，李强 [13] 法律教育网，《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四川大学，李强 [14] [15]《由生命权看安乐死》，内蒙古科技大学，孟祥虎 [16] 法律教育网，《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四川大学，李强 [17]参考《论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
（二）”部分
[18]参见Immanuel Kant,Lectures on Ethics(New York:Harper&Row)(1936),p147~154 [19]Jorge Luis Falcon,et al,”Euthanasia,Medical-Legal Aspect”(1996)[20] 《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张毅 [21]南方网：《安乐死是更高层次的人性关怀》 [22] 检查日报：《安乐死：离合法还有多远》，夏敏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化,可行性
0 引言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本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其实，在80年代以前，法学界对于安乐死的争论主要在国外，直到1988年全国和上海的各界专家学者才组织了一次关于安乐死的研讨会，而在同年召开的七届人大会议上中国妇产医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和胡亚美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1 学界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理由。
近年来尽管安乐死合法化取得了一些进展，并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但实践中仍遭到司法界的否定评价和立法者的搁置，持否定意见的仍不在少数。归纳起来主要有： (1) 医学观念上，反对者认为医生的天职在于救死扶伤，挽救生命。这是我国医学上的光荣传统，医生对无可救药的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即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 (2) 刑法的目的与刑法规定来看，反对者认为刑法保护一切人的生命，只要未犯死罪，任何人都不能结束他的生命，刑法第1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并没有排斥安乐死，实施安乐死与法不容。 (3) 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各国法律，道德，舆论和风俗习惯对痴呆，严重畸形，伤残乃至各种濒临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安乐死的作法是对人生命权的剥夺，是极不人道的。
2 安乐死在中国的可行性
其实，安乐死虽然是一个新兴的名词，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安乐死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首先与解放前相比，医疗科技水平确实进步了一大截，许多以前视为绝症的病症现在已如同感冒咳嗽那样简单，很容易就被治疗。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迄今为止无法救治的疾病仍与人类同在。每年仍有数以万计的生命受到癌症的侵噬。而且，医疗的进步也并没有阻止更为可怕的疾病出现。艾滋病肆虐多年尚未降服，还有非洲的一些地区近年来流行的“埃博拉”病毒，出现的原因尚不知晓更不要奢谈预防和治疗了。在亚洲，继非典型性肺炎之后又出现了高致病性禽流感。人的生命其实是很脆弱的，承受痛苦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在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面前，我们怎能眼见病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奢求不可预期的新疗法出现呢?那是不尽情理的。其次，安乐死在中国具有可行性的最大一个原因是，中国人还很不富裕。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人民生活并不富裕而且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并不完善，但是，使用现代化的先进医疗技术用人工的方法去延续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的生命，让他长期住在医院，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这样的花费，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倾家荡产，对于国家和集体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许多病人也正是出于为家庭经济情况考虑而积极要求实行安乐死，但由于安乐死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其合法化，一些医院或绝症患者只能采取“自然死亡法”。这实质上就是采取消极的安乐死，对绝症病患者来说却增加了痛苦与折磨。再次，安乐死一词也并非完全是一个舶来品，在中国无论是在文化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安乐死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在二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呢创立的佛教就宣扬“涅槃”的目的，方式与安乐死不同，但“涅槃”所达到的死亡状态是快乐，舒适和安静，在这一点上与安乐死十分相似。据我国历史小说记载：唐太宗的大将尉迟恭见偏将三保被敌兵断去四肢，虽目光仍在流动却已口不能言，气息奄奄。他不忍爱将惨受痛苦，遂刺其胸而死。唐太宗并没对尉迟恭降罪，这也与当代安乐死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上述事例可以看出早在古代人们就渴望摆脱临终的痛苦和渴望尊严的死亡。既然生存是人的权利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享有死的权利。生命短暂才短短几十年，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快乐生存的权利，但当生已无望之际，给予其死的权利也是合情合理的。生老病死是自然界永恒不变的规律。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延续人的生命却不能使人得以永生，更何况当这种延续只能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痛苦时则更是完全不必要的。最后，国外某些国家关于安乐死的立法和实践对于我国安乐死法律问题也具有重大的借鉴思考意义。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工业革命掀起的第三次浪潮，医学革命得到了复苏，安乐死合法化的讨论再度兴起。早在1960年就有人在英国议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1962年，日本最高法院规定允许早死条例并附先决条件：本人愿意并提出申请，医生诊断患绝症，患者痛苦异常，亲属同意。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洲通过了《自然死亡法》首次在法律上承认了“死的权利”。世界上第一部安乐死立法是澳大利亚1996年7月1日通过的《垂危病人权利法》。但这部法律在1997年3月25日被废止，总共才实行了8个月。如果减去1996年12月众议院通过中止法案后的三个月时间那么真正生效的时间还不到半年，其间实施合法安乐死者只有四人。2001年4月，荷兰再次通过一项安乐死法案，不但承认安乐死在荷兰的合法性更“惊世骇俗”的是它还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权益，该法规定“6到18岁未成年人可以在同家长商讨后一同作出决定”，“对12到16岁的青少年，必须由家长或监护人作出决定”同成年人一样，未成年人每一例“安乐死”的实施必须有该地区“终止生命监督委员会”签署同意才进行。这在我国又一次掀起了讨论安乐死的高潮，长期承受病痛折磨的病人纷纷提出申请，请求安乐死。
3 应该使安乐死合法化。
3.1 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长短而在于生命的质量
中国有句俗话不如赖活者”可是当人们的生命真正面临着好死和赖活的选择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好死。为什么呢?因为生命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生命的质量。人的生命并非是永恒的，一个人不可能永远的活着，于是人们努力地提高生命的质量，体现自身的价值。可是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意义上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的痛苦中等待死亡时(生命的质量已大大降低)，而医生却硬要拖延使他承受痛苦，实际上这是对病人的一种虐待，恰恰是一种不人道。中国有句俗
3.2 使安乐死合法化可以减轻家人的负担
患者主动提出安乐死出于许多因素的综合考虑而在我国患者提出安乐死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出于沉重的家庭负担。在我国医疗保险不十分完善的今天，城市居民或许还享有那为数不多的医疗保障费用，但对于广大农民来说，生病上医院完全是自己掏腰包的事。这就导致了农村的患者得了重病没钱治疗。小病变大病，大病更没钱治疗的恶性循环，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生不如死，而当生命结束时又为其家人遗留下一笔难以承受的巨额债务。我们并不否认生命的珍贵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但是在讲究经济效益的今天，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下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平衡问题。既然死亡已成为一种必然，我们又何必以牺牲健康者今后正常生活为代价来维持其痛苦的生命。让患者合法而安详地选择死亡。对于国家、患者本人及其家人都好。患者主动提出安乐
3.3 物竞天择, 安乐死适应了自然界的进化规律
“物竞天择, 适者界永恒不变的规律，即便是充满智慧的人类也不能违背这一规律。无论在动物界还是在人类世界，那些能适应恶劣环境或自然界的各种病毒的生物即适应自然者得以生存并繁衍后代，把这种基因传下去，使种族得以延续。而不适应者就会死亡，灭绝。正是在这种残酷的抉择中人类才得以进化，才从四肢爬行动物进化到现在会使用工具，会思考的人。安乐死正是适应了这一规律。人从一出生就面对着自然的选择，而自然的选择是残酷的，总有一些人是不符合种群优化标准的。现代科技的发展只能使人们在对抗自然的选择时，增加战胜自然而存活的机会，但现代科技不能代替自然的选择使那些不适应的人生存下来。否则人类就永远不能进化。因此，使安乐死合法化，让那些在自然选择中淘汰下来的人平静而安详的离开人世是符合人类进化规律的。“物竞天择, 适
3.4 安乐死者是对患者的临终关怀, 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反对安乐往喜爱指责安乐死的实施是一种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不人道的。但是，安乐死的目的正是为了尽早结束病人的病痛，是对绝症晚期病人的一种临终关怀，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从医学上来说，任何一种绝症到了晚期往往是痛苦不堪的，特别是当患者的病情恶化时那种痛苦往往使其难以忍受，只有靠增加止疼药的剂量来缓解，而同时因为服用大量的多种止疼药物又会引起一系列的毒副作用，使之更加痛苦不堪，而这种痛苦的频率随着病情的加重而日益频繁，经常折磨得患者不成人形。正因为如此，剥夺绝症患者死的权利使其必须承受如此痛苦的死亡是非常不人道的。安乐死对于临终者来说是一种解脱，是一种幸福。反对安
3.5 人的生命的自由
安乐死是一个哲学问题, 这个哲学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人的生命是否完全属于他自己，换而言之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完全的支配权。在西方社会非常崇尚个人的自决权 (Idividual Autonom y) ，个人自决权的概念在生命伦理学的讨论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强调个人具有自己决定外界对其身体作某种医疗行为的权力，辛格曾认为“尊重独立地原则告诉我们要允许富有理性的人们根据自己独立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受强迫或干预.如果富有理性的人们独立的选择去死，那么独立的尊重之心将引导我们帮助他们去做他们选择的事情。”而大多数反对安乐死的人则认为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生命没有完全的支配权，原因在于人是社会的动物他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要与社会发生各种联系。那么既然我们的生命不属于我们自己，那他又属于谁?既然我们无权结束自己的生命可为什么各国均不把自杀作为一种犯罪呢?关于自杀问题是否作为犯罪处理，并不存在争论，除了封建时期的教会法以外历来各国均不把自杀作为一种犯罪来处理，自杀最终从一种犯罪变成了人民的权利。那么安乐死其本质上也属于自杀，是自杀行为中极其特殊的一种，理应也不视为是犯罪。我们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制的，即行为人在享有自由时对他人、社会的合法利益不造成损害。安乐死虽然是人为结束生命的行为却是在病人及其亲友主动要求下，无痛苦的进行，并没有损害社会或他人的权益。既然这种行为只涉及当事人自身权益而当事人又是自愿的，这也是安乐死应当合法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可否认生命是可贵的，但生命中也有许多痛是我们所无法承受的，承认人们有死亡的权利，让安乐死立法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因为安乐死的不合法同样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安乐死既然无法在立法中正名，无法合法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例仍然作为杀人案来处理。安乐死没有合法化的“名份”但安乐死在许多病例中又确实存在必要性。这就使那种变相的安乐死或在私底下秘密实施安乐死的情况大量存在，这就更加不利于对人们生命财产的保护。
安乐死是人类理性面对现实，探索死亡文明的客观体现，是人类社会在文明进程中的一大进步。尽管安乐死的合法化在我国还在研究，还会面临着这样那样的质疑，但社会现实状况已表明面对这样一个群众日益支持不断的社会问题，立法者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法律必须面对社会现实否则所形成的事实不过是法律的放任。随着人类认识层次的提高，安乐死必将为法律所承认和规范。
参考文献
[1]2003年7月17日《南方周末》25-27版报导.
[2]2003年7月17日《南方周末》25-27版报导.
[3]陈晓青, 李瑾.《论安乐死的法律问题》.摘自《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1期.85-88.
[4]欧阳涛.《安乐死与立法》.摘自《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1996年6期17-24.
[5]赵健雄.《我国早期的“安乐死”思想》.摘自《健康报》1996年10月19日) .
[6]王红漫.安乐死问题立法进展比较.摘自《现代法学》.2001年4期152-156.
[7]王红漫.《安乐死问题立法进展比较》.摘自《现代法学》.2001年4期15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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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国外已有很多国家承认安乐死合法化并加以立法完善，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安乐死在法律上进行规制，本文将国内外对安乐死的态度加以比较，并从犯罪构成方面解释安乐死并非构成犯罪，我国应当紧跟世界潮流，尽快将安乐死纳入合法行为的范畴。
关键词：安乐死 犯罪构成 合法化
一、安乐死概述
（一）概念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安乐死的解释是：
对于现代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
一般来讲，对安乐死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进行理解：广义的理解包括一切“健康”的原因致死，任其死亡和自杀；狭义的安乐死是指主动安乐死或积极的安乐死，即采取某种措施主动结束现代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并伴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病人的生命或加速其死亡的过程。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是指狭义的安乐死。这种安乐死，不仅仅是一个是否选择死的问题，更是一个在死亡迫近的时候如何选择死亡方式的措施。从本质上说，安乐死是一种死亡的方式，是公民和社会对死亡方式的一种理性选择，是在“死”这个环节和领域实现的社会文明。安乐死并不是患者死亡的真正原因，其本质只是遵从死亡的规律，在面临死亡的情形下选择“安乐”方式离开，是生命终结的新方式，是文明的死亡。
（二）特征
第一，安乐死的适用对象是身患现代医学上的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并且病人肉体的痛苦已经达到不堪忍受的程度；由于安乐死毕竟最终剥夺了他人的生命，对其适用对象必须做出明确的规定，否则可能会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至于此处为何是肉体痛苦，笔者下面会提到。
第二，为患者实施安乐死的主观动机是好的，即实施者必须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者同情或怜悯的目的为患者实施的安乐死。如果出于其他的目的而实施，安乐死则会因其目的的非正当性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第三，患者本人应有真诚的请求或嘱托，即以口头或书面申请的形式事先明确表达了本人自愿死亡的意愿。“自愿”真实性的认定，后面笔者也会涉及到。
第四，实施安乐死的主体须是医生或其他的取得医疗资格的医护人员。这样限制的目的也是防止安乐死的滥用。
第五，对病人实施安乐死的手段要人道，致患者死亡的方法妥善并且得当。
二、国外关于安乐死的态度
对于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国外的发展比我国完善很多。现在国外大多数国家虽然不允许安乐死。但法律对医生帮助病人自愿安乐死，大都采取宽容态度。
1.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有条件承认安乐死的国家。1976年，日本东京举行了“安乐死国际会议”。在宣言中强调：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之死”。
2.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给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荷兰议会于2001年11月29日通过安乐死法令．并从2002年4月1日起正式生效。但是与此同时它对安乐死作出了严格的条件限制，如必须由患者仔细考虑后提出申请、确认患者病情根本无可能好转以及正经受令人无法忍受的折磨等等。
3.比利时议会众议院于2002年5月16日通过一项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的国家。
4.瑞士：安乐死在个别城市合法。瑞士禁止积极、直接的安乐死。不过，在个别城市。医生可以给重病且自愿结束生命的病人一些致命药品．再由病人自己服药。这种被动协助自杀，是合法的。2000年10月26日，瑞士苏黎世市政府通过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故一些绝症患者专程到瑞士去享受安乐死。
一般而言，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都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允许医生对病人实施安乐死。
三、安乐死是否构成刑法上的犯罪
安乐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也就是现在学理上分类中的积极安乐死一类。我认为，消极安乐死一定意义上不能算是安乐死，而积极安乐死，如果经过患者申请并确认无药可医的情况下，不构成犯罪。理由如下：
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以及刑法理论的通说，犯罪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行为。而安乐死三者都不具备。
（一）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否定犯罪的社会政治评价，而安乐死只是改变了患者继续遭受因患病产生的无法忍受而又无谓的痛苦的命运，人为地将濒危的病人无法挽回的，由疾病导致的必死的结局，稍稍提前一点，而并未改变患者将死的命运。因而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是对患者选择死亡方式和时间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对病人本身来说，有利无害；对病人家属来说，能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对医生来说，可以将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义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对社会来说，还能减少不必要的人力药物消耗，将其用于急需的地方，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安乐死不具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安乐死区别于故意杀人行为的最本质的特征。
（二）安乐死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犯罪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首先，我国刑法并未对安乐死作出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而安乐死不具备刑事违法性。而应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了国家对于具备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应有立场和态度。既然安乐死没有刑事违法性，也当然谈不上应受刑罚惩罚性。而且我国刑罚适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讲，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罪犯，从一般预防角度来讲，适用刑罚的意义在于教育他人，防止类似主观恶性的滋生乃至犯罪，因此，要适用刑罚，必须有需要改造的主观恶性。而医护人员实施安乐死，是基于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主观上并无害人及危害社会的恶性，不具有预防性的威慑力。相反，如果对施予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量刑，事实上也就是对于医护人员这种对于患者的同情与怜悯进行惩罚，这是与道义背道而驰的，它所导致的结果只会是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会，只是为了延续患者充斥着疼痛的生命而不断用药，而患者的病痛不能减轻却还要变本加厉。这就是我们刑法所谓的合法权利得到应有的保护吗？笔者认为，这是更深层次的残害，如果说这种方式对于刑法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的实现是种帮助，那也只可能是畸形的帮助，使法与道德之间出现断层。
（三）安乐死不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 应受刑罚处罚性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国家对于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行为的应有的立场和态度。既然安乐死没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当然谈不上应受刑罚处罚了。而且我国刑罚适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而医护人员实施安乐死，是基于对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主观上并无害人及危害社会的恶性，因此此处刑罚不具有预防性的威慑力。所以，安乐死也没有刑罚处罚性。
以上均是基于刑法层面来阐述的，安乐死不符合犯罪本身各方面的特征，以及犯罪要件方面也同样存在欠缺，因此安乐死应当属于合法的行为。
四、安乐死应当合法化
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人并不是仅仅是一个生物人，更重要的是他是社会人。生命既是神圣的，同时生命更是有质量和价值的。人类生命的尊严就体现在生命的质量和价值上。因身患绝症而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且处于巨大的身心痛苦之中的病患，其生命已无质量可言，对他们来说，维护其生命意味着承受无尽的痛苦，病人的生命尊严在无尽的痛苦中丧失殆尽，更不用说生命的价值了。死亡对于这些病患来说已不是正常人所感受的可怕和悲哀，而是一种快乐和解脱，此时，允许病患以安乐死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有利于从精神和生理上解除患者的痛苦，维护其生命的尊严，符合人类道德的要求，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必然选择。生命权作为人的一种最基本权利，不仅包括维持生命存续，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还应包括生命自决权。
自然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支配自己的生命，作出放弃生命利益，选择死亡的决定。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命的理解，不再局限于生命过程的长短，而是更加注重生命的质量及其存在的意义。一个人由于外界条件而无法选择生命的情况下，他应当享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身患绝症，病痛难忍的患者所作出的安乐死选择，并非来自情绪冲击下的茫然行为，而是希望通过安乐死来摆脱痛苦的理性行为，是真实意思的表达。从这层意义上说，允许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对他个人权利的尊重，也是对其生命权的一种保护。我国法理学著名学者刘海年同志认为，从理论上说，安乐死应当作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内容。安乐死权属于人权概念。
我相信随着人们对生命意义与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面对安乐死的现实意义及其社会效益, 安乐死的合法化进程指日可待, 这是大势所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姓名：李瑞星
摘要：本文之所以说“安乐死”终究会合法化，而为什么不讨论“安乐死”是否会合法化的问题？笔者将从法理学的角度在个人权益、法律正义、法的目的、法与道德的关系方面说明“安乐死”为什么终究会合法化。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无痛苦的死或安详的死。《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安乐死的解释是：对于现代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公民的生命权是公民所拥有的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因为公民一切权利的行使都必须以公民拥有生命为前提，所以，法律对公民生命权予以特别保护，不管是实体法或是程序法都对剥夺公民的生命权给予特别的规定。
但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在某些医疗领域已经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该病的预期寿命和治疗前途，而这其中又有一些病是令患者极其痛苦的，此时，在一些此类患者眼中生命两个字就意味着有期限性的极端痛苦。几十年来，理论界赞成安乐死观点的呈现了一个上升趋势，然而，反对安乐死的观点也是大有人在，双方针对安乐死本身展开多次交锋，其各自观点主要针对人的权利，公众道德，医生职责等多方面展开讨论。
笔者认为，支持安乐死比反对派更为合法合理，反对派认为安乐死是不尊重生命权，安乐死合法化是对生命权的滥用。其实不然，生命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本身有意义，应是一个安逸、舒适而又有所收益的状态，绝不是病痛无限期的纠缠与折磨，安乐死只是改变了患者继续遭受因患病产生的无法忍受而又无谓的痛苦的命运，人为地将濒危的病人无法挽回的，由疾病导致的必死的结局，稍稍提前一点，而并未改变患者将死的命运。因而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是对患者选择死亡方式和时间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对病人本身来说，有利无害；对病人家属来说，能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对医生来说，可以将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义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医生是安乐死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对于医生在安乐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伦理上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用医学手段结束病人的生命与传统的医生道德相冲突。传统的伦理观念认为医生的职责在于救死扶伤，当医生帮助病人结束生命，促成病人的死亡违背了医生的传统职业道德。
学号：20140051011579
但道德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传统的道德要求和规范产生于传统社会，随着现代医疗条件、病患关系的改变，传统的医疗道德要求显示出一定的局限。
第一，就疾病的概念来讲，现代疾病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指人的生理上的不健康，人的心理上的不健康也严重的威胁到人的生存，疾病的概念也由单纯的生理扩展到人的心理，人们对心理上的健康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医生的职责也不应该仅仅关注人的生理，对人的精神以及心理也应该给予同等的关注。
第二，道德总是在冲突中存在，当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坚持更高的道德。健康的生理并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如果仅仅把保存肉体的存在作为人生的目的，显然违背了人的本质。人是追求意义存在的生物，肉体的存在相对于人的整个生命和存在的意义来讲，只是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是否应该存在，最终取决于这种存在是否与最终的目的相违背。当肉体的存在阻碍甚至损害生命意义的实现，就应该毁坏掉肉体。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为病人寻求一种更文明更减少的痛苦的生命实现方式，当然是一种责任。
第三，减轻病人的病痛和延长病人的生命之间本来就是相互矛盾。止痛而不缩短生命不仅是许可的，更是医师的义务。困难的是，止痛药的往往会同时缩短病人的寿命，那么，作为医生是否应该为了延长病人的寿命而拒绝给病人服用止痛药，所以，在延长生命和减轻痛苦两者之间不应该用一方否定另一方，而是要寻求二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既不要为了减轻痛苦而过度伤害生命，也不要片面强调生命的保存而否定了减轻或终止痛苦的必要。当减轻痛苦的必要超出了生命存在的必要时，医生就有义务利用各种手段减轻或者终止病人的痛苦。
第四，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使人的生命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传统道德在解决现代问题的时候必然会造成实践中的一系列困难，比如，对一切病人实行尽可能的医治是资源不允许的，现有的医疗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实现传统道德的要求。对有些疾病的医治超出了家庭的实际负担能力，恪守医生的传统职业道德，不仅是不可能的，还会对社会对他人造成严重的负担，甚至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
要认识医生在安乐死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要正确认识安乐死的本质。安乐死的本质是生命的一种方式，安乐死的本质既不是杀人也不是自杀，而是帮助他人实现生命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医生在安乐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杀人而是助人，而医生的行为与传统的医生的职业道德也不违背。“新的可能性带来了真正的新问题：医生应该遵循只要他们能够就要保存人类生命的原则，还是他们应该在‘不自然’延长生命质量远远低于正常时不去使用他们新的力量？科学进展使许多处于临终状态的人延长生命成为可能。在这里，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医生只要他们能够就应该保存人类生命，还是当按照正常人的标准病人处于超常期的生命质量不值得活下去时，他们应该不做出特别的努力去‘反抗自然’呢？”[44]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对生命的能动性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既然能够主动干预人的生命实现人的生存的延长，人就有权利主动干预实现生命的终止。医生在安乐死中扮演的角色是医生的职业范围所在，不应该受到道德的非难。所以笔者认为安乐死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对保护人权是有巨大促进作用的，也是有必要的，安乐死应合法化。
那么，患者是否有放弃生命权来逃避这些无谓的痛苦的权利（我们暂且称之为“避难权”）呢？显然，患者是有的。此时争论的焦点在于，患者如果是未成年人或者是不完全行为能力人，其监护人是否有权利决定对当事人进行“安乐死”。笔者认为，对安乐死的范围应限于“永久丧失正常自理能力且伴随经常性极端痛苦而治疗无望或者治疗过程极其艰难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决定按法定程序放弃生命的患者”，所以，如果患者是未成年人或者成年的不完全行为能力人，如果其有表示能力而表示愿意放弃生命且其监护人也同意被监护人放弃生命的，可以对患者实施“安乐死”；如果患者为没有表示能力的未成年人或者成年的不完全行为能力人，如果经过其监护人同意也应该可以对其实施“安乐死”。因为法律所要保护的公民权利是公民使立法者所要保护的，公民作为权利的授予者，当权利人面对生的痛苦远远超过生的幸福时，当然也可以放弃这些权利从而享受作为立法权授予人的“避难权”，至于权利的放弃在客观表现上是否需要权利人以外的人的帮助，只要权利人放弃权利的意愿是出于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权利人和权利人以外的帮助者就是合理和正当的。
法律的目的
立法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我们在讨论或者思索某条法律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是否该被通过实施，应该把“能否增进全社会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最重要的标准，只要是答案是肯定的，哪怕在现阶段受制于文化、经济状况、政治生态等无法或很难施行，但将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进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人们会越来越向着追求个人幸福最大化的道路前进，当这些拥有立法根源权的民众为了增进自己的幸福最大化而授权立法者进行立法活动时，“增进全社会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最基本的立法目的必将会被人们越发重视。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今天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正一天天减少，而维持人类社会的可待续发展，因此，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到有挽救价值的病人身上才合适且合理，对本应适用安乐死的病人却不惜一切代价去赌资源，这首先就违背了社会发展必须合理分配和合理使用的原则。何所谓资源的有效性，不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起到了暂时的效用。有限的资源在绝症患者身上的效用也只是延续一段并不长久的却充斥着痛苦的生命。然而，在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缺医少药，常常有人因病得不到良好的治疗而死亡或者造成残疾，这些有限的资源，对于这样地区的人们意义又是多么重大。因而，从社会效益角度而言，将大量的医学资源用来勉强延长一个生命意义丧失，不可避免要死亡的患者的生命，是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如果允许安乐死，那么就能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这样，对增进社会的多数人的幸福最大化是极其重要也是作用重大的。
同时法律的正当性也源于其正义性，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应是有违正义的行为，而应受刑法处罚性又是犯罪的理论基础，是犯罪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首先，我国刑法并未对安乐死作出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而安乐死不具备刑事违法性。而应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了国家对于具备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应有立场和态度。既然安乐死没有刑事违法性，也当然谈不上应受刑罚惩罚性。而且我国刑罚适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讲，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罪犯，从一般预防角度来讲，适用刑罚的意义在于教育他人，防止类似主观恶性的滋生乃至犯罪，因此，要适用刑罚，必须有需要改造的主观恶性。而医护人员实施安乐死，是基于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主观上并无害人及危害社会的恶性，不具有预防性的威慑力。[3]相反，如果对施予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量刑，事实上也就是对于医护人员这种对于患者的同情与怜悯进行惩罚，这是与道义背道而驰的，它所导致的结果只会是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会，只是为了延续患者充斥着疼痛的生命而不断用药，而患者的病痛不能减轻却还要变本加厉。这就是我们刑法所谓的合法权利得到应有的保护吗？笔者认为，这是更深层次的残害，如果说这种方式对于刑法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的实现是种帮助，那也只可能是畸形的帮助，使法与道德之间出现断层。
此外，根据自然法的原则，法律不应该阻止人们去逃避痛苦，而应该以合理的方式追求幸福，如果一种法律妄图阻止人们趋利避害，那么这部法律就是恶法，是不会被民众自觉遵守，最后肯定是会被抛弃的。澳大利亚的“死亡医生”选择在国际水域施行安乐死，以避开法律的制裁就说明法律禁止安乐死只是增加了想实施安乐死的人的痛苦的过程，使他们背上更沉重的负担承受更多的痛苦，而这些由法律强加到患者身上的负担显然是不人道的，是违反天性的，这些法律的结果必然是被立法者所抛弃。
而上文定义的可以实施“安乐死”情形是人在生活中痛苦远远超出幸福的，对同意放弃生命权的权利人按照权利人对其实施“安乐死”是对立法目的的贯彻更是对权利个体的尊重。从整个立法史来说，“安乐死”合法化使对人权保护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法与道德的关系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在法律上确认安乐死，为推动安乐死合法化而开展运动。2001后4月10日，荷兰上下两院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成为当今世界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兰安乐死法案的主要内容有：
1、患者身患不治之症在考虑成熟后，可以在自愿的原则下提出以“安乐死”的方式终结自己的生命。
2、当患者提出安乐死申请后，主治医生必须就患者的要求至少征询另一位同行意见，并同患者讨论除安乐死之外挽救其生命的其他方法，当一切努力均不可能时，方可为患者实施安乐死。
3、实施“安乐死”的手段必须属于医学方法，由主治医生向患者发放药物由患者自己服食中止生命，或由主治医生使用药物帮助病人结束生命。荷兰安乐死法案，是世界上较早的且行之有效的安乐死成文立法之一。而至今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或地区允许实施“安乐死”，并且一些试图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或地区在立法过程中也引起剧烈争论，争论的焦点除了有关宗教、人权、实施过程中引发的滥用问题等，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道德问题。
反对者认为将用人为手段致无辜的人死亡合法本就已经打破道德底线，何况还允许患者的监护人这种与患者关系最密切的人亲自终结患者的生命，这将打破人类的道德信条，有把人类社会长久建立起来的道德体系彻底粉碎的危险。
笔者认为，道德是不断变化的，其变化的趋势是解放人性，对人们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行为持鼓励或者默许态度，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性道德变迁。其演变过程大约可以分为几步：严苛限制、严厉谴责、适当放松、默示、正常化。而性道德的行为包括婚外性行为、性行为自主决定权和选择权、性的追求权。我们以性道德的典型行为婚前性行为为例说明道德的变化趋势。
对方辩友滔滔不绝的雄辩也同样无法掩饰辞理的缺失。让我来指出对方辩友的几点偏颇之处。首先，我们今天讨论的安乐死 重点在安乐，而不是死，因为结局已经注定，我们只有减轻病人的痛苦，让其安祥离去。您知道肺癌病人是怎样死去的吗？是活活憋死的呀。应为癌细胞充满整个肺部，无法呼吸。可是因为安乐死尚未合法化，有些人忍受不了这非人的痛苦，选择了自杀。更是忍受了更多的痛苦。倘若他是您的父母，您的爱人，您的亲友，您忍心看着她生不如死吗？您难道不想他能安详死去吗？
另外，对方辩友一直对医德方面耿耿于怀。认为安乐死合法化会让医生不思进取，遇到难治的病就让病人去申请安乐死，这是与安乐死的初衷相违背的。一个有医德的医生是不会主动提出让病人安乐死的。其实自杀早就存在，可是现在医学水平却在不断进步，也没见过有医生因为不想治病而全病人自杀的呀！对方辩友给安乐死带上这样一顶帽子是不是有违合理性了呢？想到在雅安不顾个人安危救人的医生，在郑大医学院苦读的那些准医生们，我为你们感到委屈呀！而对于安乐死的前提来看，安乐死必须是患者自愿选择的。我们今天讨论的并不是病人选择安乐死的原因，而是病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而人在做出一个决定，并不一定是完全为了自己，而是综合考虑之后决定的。比如卖国贼与就义英雄，死的结果毋庸置疑，重要的是死的方式。而对于安乐死本身就是一个自愿的行为，使患者拥有完全的自主选择权。
而有关于误诊的问题，我方一直在强调我们承认误诊普遍存在着，即便是在美国。当病人申请安乐死的时候，法律强制其复诊以确保误诊率在最低，一方面是误诊的病人看到生的希望，也可使申请安乐死德病人明确自己的处境，理性做出抉择。这种严谨的态度，这种对生命权利的保护，不正是人性化法律的写照吗？我相信奇迹也渴望奇迹，但奇迹之所以称之为奇迹，就是因为其发生的概率低，如果面向普遍大众了，那还能称之为奇迹吗？对方说我们实施安乐死的理由过于理想化，那您所说的奇迹您的医疗水平瞬间突破是不是更加理想化了呢？
安乐死合法化存在伦理，医疗技术等方面的的问题。然而问题的出现和解决都是通过实践的，没有完美的理论，爱迪生还经过了上千次的实验才发明灯泡的，更何况这一有关死亡的大事。只有将其合法化并付诸实践，才能进一步完善其不足，更好地为人们服务。比如我们可以在小范围内实施，然后再推广。由公证人全程监督，每个过程都有一定资格的专家进行核查，以确保其公正性。
在我国，安乐死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相反人们还相当热衷于对安乐死的争论。我国关于安乐死的讨论源于上世纪80年代，在1986年，陕西省就发生一起安乐死事件，一个名叫王明成的男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了安乐死，其马医生双双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但后来被无罪释放）。从1994年起，几乎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代表提出关于安乐死的提案。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安乐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人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
早年，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安乐死”的王明成因患胃癌晚期，再次要求为自己实施“安乐死”，但因为法律上的空白，所有的医生都没有勇气。王明成在2003年8月3日，在病痛的折磨中死去，于是基于王明成的遗憾，人们再次讨论：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安乐死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
“法”是权利之法，他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一部分，“法”理应给予保护，但是，安乐死是是保护生命权还是破坏生命权哪？现在学术界尚无定论。何谓“生命权哪？笔者认为，生命权即人们享受生命和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认为：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选择死亡的方式。这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是对公共秩序和社会风气也均无妨害，可以下一个结论：在某方面说：安乐死是对生命权的保护。
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比率分别为90%和95%，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在我国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 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来实施安乐死。虽然如此，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其本身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解决了才能推动其合法化。
有的学者认为，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的痛苦，使死亡状态安乐化。
学者们通常认为，要想使安乐死合法化可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犯罪化；第二是必须证明安乐死符合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
（1）安乐死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因为死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行为人完全可以采用其他措施去避免死亡发生，反而促进其发生，故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安乐死只是帮助病人解决垂危之苦，此病人必须是无法医治，别无他选的，它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相反却保护了生命权。第二，故意杀人的行为人的目的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2）安乐死行为符合伦理道德及人道主义原则。
如果从康德的角度分析，他强调“人并不因为痛苦而获得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18]，那么安乐死是绝对违反道德的。然而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就有赞成安乐死而不反对自杀的理论。近代哲学家休姆，边沁等也有同样观点，他们认为人为改变江河流向或其他干预自然的行为不被视为犯罪。那么，处置自己的生命也不构成犯罪。在挑战生命神圣至上的各理论中，“值得活的生命”和“生命的质量”理论尤其引人注目，从这些理论中可以看出，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是赞成安乐死的。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在塑造自我，优化人生的过程中，一方面追求生的优化，同时也提出了对死的优化，于是安乐死问题应运而生，人们开始对死亡进行公幵、认真、广泛、深入地讨论研究。我国对其的讨论始于上世纪80年代，近30年来，学界关于“安乐死”的讨论也是见仁见智，不胜枚举，并伴随“安乐死”热点事件的出现而激烈非常。通过细细检索这些纷纭的讨论，我们将中国学界对于“安乐死”的研究现状总结如下：
①从观点来看，超过八成的学者对安乐死合法化持肯定或积极态度，只有少数人表示了否定或者保留意见。
②从内容来看，学界对“安乐死”的研究基本由安乐死概念界定，安乐死合法性论证以及安乐死立法建构等三部分组成。其中安乐死的概念界定分歧最大，且主要集中于安乐死适用主体，如未成年人、昏迷不醒的植物人或者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疾病或严重残疾的新生婴儿能否适用安乐死？其次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问题，如安乐死与听任死亡、缓和医疗、辅助自杀的区分〖(1)对濒死病人, 尽一切必要的医疗救治后, 为免除濒死病人饱受痛苦煎熬, 而中断无益的或过分负担的医疗装备, 使病人顺乎自然地死亡(注意: 在此状况中, 撤除医疗设备并未导致病患死亡);(2)对临终病人采取减缓病痛的治疗方法, 如给予止痛药, 其目的在于减轻痛苦, 而非以缩短生命为意图, 只是治疗过程中不免伴随缩短生命的危险(注意: 在此状况中, 药物、治疗的给予, 其意图不是为结束病患生命)〗其它的争议如是否以精神痛苦为必要、死亡标准的界定等等，总之, “安乐死”是一个令人迷乱、模棱两可的术语, 而安乐死本身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且对于每种类型, 在伦理上的可责难性是截然不一样的。安乐死合法 性论证部分，学界主要从国内外趋势、伦理道德、法学理论三方面来论证，从国内外趋势而言，安乐死的立法实践已经在澳大利亚、荷兰、美国、日本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国内涉及安乐死的案件也日益增多，民众要求立法呼声很高。而从伦理道德来看，传统的儒家思想、宗教教义以及医德要求是否定安乐死的主要原因。法理方面，有的学者从安乐死的权利基础，如死亡权、人性尊严、生命权等角度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究，而有的学者试图从部门法角度进行论证，如安乐死的合宪性研究、安乐死的非罪化研究、安乐死作为民事权利是否可诉？等等。安乐死的立法建构方面，由于有世界范围内的较为丰富实践，除适用主体外学界分歧不是很大，特别是程序法上相对完善，成果显著，它基本由申请、审查、执行、备案等程序组成，其共同点是机构、人员的专门化和专业化以及风险监控的严格化，典型的如安乐死委员会、安乐死医师和顾问的设置、生前遗嘱和代理人的设立、独立第三方见证，冷静期的设置，“裁执分离”制度，无条件撤回制度、监控执行等等，然而由于安乐死主体界定仍存在较大争议，若申请主体得不到有效限制，则滥用的风险将非常大。③从不足上看：
1、总括：许多讨论只是在浅层次上重复言说，殊少理论创新，而且讨论虽然一直不断，可是针锋相对的争鸣几乎没有，从而不能将安乐死研究向更深更细微的层次推进。
2、关于安乐死的合法性论证，很少有人区分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形式合法性只关注所符合的法律的权威渊源，而与所符合的法律的实质内容不涉，是实证主义法学路线；实质合法性更为追究法律的 正当性与合理性，是自然法学路线）。其次，许多论证面临“二次正当性论证亏空”的问题（即“现代社会制度（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正当性是由某种社会理论来论证的（一次正当性论证），但论证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某种社会理论的正当性本身就需要论证（二次正当性论证）。我们发现在安乐死的正当性论证上, 各种正当性论据纷纷粉墨登场, 可是从来没有一种理论能够一以贯之地将安乐死论证到底。当生命素质论遭到生命神圣论的反驳时转而诉求个体自决论（心理学上，简单的说一个人可以有不受外界任何因素干扰而做出自己的选择的自由和权力）, 而个体自决论又会遭遇到社会责任论的诘问, 没有一种理论能全部覆盖安乐死问题。一种理论不能独立地支持所要论证的命题, 这反映了“一次正当性论证”的无效。其次, 悖谬的是, 竟然可以从同一论据出发推出不同的结论。如人道主义是支持安乐死的最为有力的论据之一, 但也有论者同样从人道主义出发而反对安乐死。他们认为, 杀人就是不人道, 因为它将活生生的人弄死, 尽管他们有时也承认杀人与谋杀的区别, 但他们还是坚持安乐死是杀人而不是谋杀, 因为它是故意地结束一个没有罪过的无辜生命。又如尊严论也是支持安乐死的有力根据, 可是也有人认为, 生命最后时刻的状态并不能决定人的尊严, 庄严死亡应当在庄严的生活中体现出来。“诚实、体面的一生在结束时, 人们仍然会这么看待你。并非在人生最后的几星期或几天中, 人们才来合成对你的印象并永远记在心里, 他们要记住你的是此前的数十年的生涯!”由此, 尊严论据也会推出两面的结论。一种理论内部包含自相矛盾的两个方面, 这 种自身的不协调也反映了 “一次正当性论证”的缺失。
3、国情认识不足：安乐死与一个国家的国情息息相关，许多学者研究讨论了我国的民众观念、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但并不细致，而贫富差距、社会福利、医疗政策、法制环境等方面却很少进行讨论和细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许多问卷调查报告，就客观性和可信度而言，存在较大的问题。这里有一段在网上和论文中被广泛传播的所谓安乐死调查的报告:“ 据调查, 我国目前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阶层人士。上海曾以问卷形式给200 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 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 支持率则高达79.8%;另据《健康报》报道, 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 91% 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 85% 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这段话中所说的调查报告, 就客观性和可信度而言, 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 1.被调查者对安乐死本身不十分清楚。如前所述, 安乐死是个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语, 当一个人被问到是否赞同安乐死时, 可会能因为这个术语的动听而做肯定答复, 但当问到是否赞同“ 听任死亡”、“仁慈助死”和 “仁慈杀死”时, 可能就犹豫不决, 要做谨慎考虑了。2.有关的调查问卷在设计上存在缺陷。许多调查问卷只给被调查者提供赞不赞成安乐死两种选择, 如果同时还提供诸如临终关怀, 在医生和群体(病友、社会团体等)的支持、帮助下与病魔抗争等其他选择, 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3.被调查者的地域有很大局限性。被调查者主要局限于上海、北京 等发达地区, 而我国幅员广阔, 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各地关于死亡的观念也不尽相同, 因此, 以地域性很强的群体代表全国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安乐死的伦理思辨
安乐死基于它的现实价值和理论争执,持续被人们关注.对安乐死的肯定观点和否定观点各执一端,截然不同,各有自己的立足基础及伦理角度.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背景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使“安乐死”与中国现实社会对接的路程更艰巨.
作 者：单玉华 王乐 Shan Yuhua Wang Le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学院,马列部,河南,郑州,450002刊 名：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ZHENGZHOU MUNICIPAL COMMITTEE年，卷(期)：“”(6)分类号：B82-052关键词：安乐死 伦理 思辨
泰戈尔在诗中写道：“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在诗人看来，生命的结束就如其开始，是一种至美的境界。求生是人类的本能，谁也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一个生命只剩下痛苦，苟延残喘是否就等于尊重生命？有朝一日，艰难的生，还是安宁的死，是否将只是一个决定？
【案例】痛苦的生还是安乐的死
据当代商报报道，长沙市某单位的一名退休职工因为喉癌晚期，痛苦不堪，他希望能为自己进行安乐死，但是其家人和医院都拒绝了他的这个请求。生似乎已经感觉不到任何快乐：疼痛与日俱增；家中的所有积蓄已然耗尽。20日，患者张建波在53岁生日时，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病痛。
生前为死者做陪护的章先生告诉记者：“由于患病多年，张建波曾经提到过想安乐死。”为此，章先生和医院都十分关心张建波，章先生更是寸步不离。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疼痛加剧，张建波越来越感觉希望渺茫。疼痛和绝望让他再次痛不欲生。20日中午，张建波以让章先生为自己打饭为借口将其支开，独自爬到5楼的房顶跳了下去。
张建波的主治医生说：“死之前，其喉咙部位长出了直径大约有40厘米的肿块，并且开始溃烂，病情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他被病魔折磨得非常痛苦。”
而院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对记者说——“安乐死？不。我们不能接受病人这样的请求：因为这是违法的。”
“在巨大而不可避免的痛苦面前，张建波的非正常死亡，是个人的无奈选择，也是法律真空地带的尴尬选择。”在采访中一位律师如此说道。“而一部法律法规的出台，其中更牵涉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道德伦理。当张建波的个人命运和这些联系在一起，就对我们形成了更大的挑战。”
关于以上案例，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安乐死对于个人或者家庭社会以及科研室有一定的好处的。
第一：个人。想放弃生命的人，多数都是因为身体有不可弥补的残疾或是疾病。他(她)们终日都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极大的双重折磨。在这种折磨下，他(她)们只有选择自杀来摆脱自己永无休止的痛苦。但自杀的过程又是痛苦的，如；上吊、割手腕、吃毒药、触电、绝食等，也令人很恐惧。但是他(她)们又不得不去选择这种唯一能够解脱苦难的方式。而实施“安乐死”以后，只需要注射一支安定剂，就会让人们在沉睡中不知不觉的离开，这样就会减轻自杀者的痛苦和恐惧，也体现了“善始善终”的古言。达到了真正人道主义的宗旨。
第二：家庭。1.病者的家庭、亲人也都是很痛苦的。因为日夜陪伴着病者，目睹病者忍受着身体上和心灵上的痛苦。病者因痛苦难耐，性格脾气变得暴躁常常会伤害到家人。而家人也因受到长时间的欺辱身心不堪重负，脾气性格也会变得难耐，最终要发泄出来。这样恶性循环久而久之，家庭关系就会崩溃，甚至走向不可想象的极端。2.还有些家庭，因承受不了巨额的治疗费用而陷入了深度的矛盾中。对于疑难病来说多数都是人财两空，最后留给家人的是负债累累的下半生的生活。3.又有些病者家人因实在不忍心再看到自己的亲人再受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惜犯法来终止亲人的痛苦。这些事情对病者和病者的亲人都是不公平的。而实施“安乐死”后，这些伤害、压力就不会那么沉重了。
第三：社会。实施“安乐死”后，不仅解决了个人的痛苦，也解决了家庭、亲人的痛苦跟负担，而且也减轻了社会的负担。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说；生九个、十个孩子的父母要比生一两个孩子的父母的负担跟辛劳要重得多。一个身背五十斤重量的人赶路要比一个身背十斤重量的人赶路要缓慢得多。
第四：科研。在人们以往的观念里已形成了死后留全尸或是火化的观念。这既不科学又没有意义和价值，反而是一种浪费。1997年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把自己的角膜捐献给了他人，遗体捐献给了国家用于医疗研究。“安乐死”的实施后不仅会对国家的科研有着很大的帮助，而且使病者死得更有意义和价值。
然而在关注有益面的同时，从中也折射出了关于人的生命以及自由的道德的缺失。这里，就存在很多忧虑。
忧虑一、一些不孝子女为脱摆对老人的赡养义务而钻安乐死的空子，造成新的社会悲剧。
忧虑
二、安乐死的合法化是否会导致人们认知上的误解。一些病人之所以实施安乐死，是因为他们将死，生命已不再有意义，而且自认为是社会和家庭的累赘。如果带着这样的认知实施安乐死，对我们的社会伦理怀道德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冲击。
忧虑
三、当出现病人因为经济原因不愿再继续接受救治，继而请求以安乐死结束生命时会怎么样呢？这无疑于因为贫困而要自杀，这是人道还是非人道？
忧虑
四、伯尔尼大学医院的精神病专家托马斯〃舒尔弗认为，那些患有绝症的病人一时头脑发热可能会做出想要自杀的决定，但这一决定其实是不理智的。如果病人出于一时激动而结束自己的生命而非深思熟虑，那么这种死亡对他们就是不人道的，甚至是在助纣为虐。
忧虑
五、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曾指出说：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医疗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然而人们也担心，一样一来将造成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上弱势群体更弱，而强势群体更强的局面，造成更的社会不公。
关于安乐死，是结尾，也才是开始……不可否认，安乐死是人类社会文明史上的又一个进步。但安乐死并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名词，它是哲学问题、是伦理问题、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具体到立法，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立法尚不能建立时，如何让人道主义关怀减轻病人及其家属痛苦，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此外，加速进行城市和广大农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建全，使更多的人能享受到医保带来的安全感，对进一步提高我国国民的生活与生命质量，减少因疾病带来不必要的轻生有重要意义。
在结束这个话题时，安乐死所面临的种种医疗与人道矛盾的社会现实的讨论，也让我们的思绪想得更多更远：这些先天性残疾儿、痴呆儿、植物人……生死之间，什么样的结局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无痛”的社会人道！问题的锁，也许，将在社会的不断进步中找到钥匙。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J会计（财务管理）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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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意义：
一百多年来，人们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止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生活质量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而对生死统一性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刻, 所以人们开始把生命的重心由优生、优育转移到一个相对空白的领域——优死上。面对生命的终止，应该选择怎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如何有尊严地死去, 就成为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尤其对于那些处于生命的尽头，被病痛折磨，所谓“痛不欲生”的人们，安乐死或许是他们心中唯一的不得已的选择。但是无论从伦理还是从法律上，安乐死至今没有获得最坚定的支持和认可，这是争论的根源。也正因为如此，安乐死问题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不管人们现在对安乐死持何种态度, 安乐死作为一种死亡选择的方式涉及到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以及人的死亡权利等诸多最基本却着实重要的问题, 在未得到定论之前，显然不能简单予以是或不是的评判。探寻安乐死的社会价值与意义, 对提高现代人的生活质量, 维持个体做人的尊严,同时也为保障公民的生命权，无疑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既规范了根本的社会关系，也规定了社会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同时还规定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因此宪法的适用对于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维护宪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由宪法引申出的各种专业法律如刑法、民法、劳动法、环境保护法等，在各领域内发挥着积极的约束和引导用，但是作为法律根基的宪法却被人们忽视了。虽然身处这样尴尬的局面，但是宪法的基础地位依然不可动摇。面对安乐死这个在立法界存在着颇多争议的话题，面对专业法律的空白，只能从宪法中为其寻求法律依据。本文通过对宪法中最基本的生命权及其他与安乐死相关的法律要素进行分析，以期得到宪法对安乐死的基本观点，并为安乐死获得立法支持求根溯源。
本选题力求通过安乐死在我国的宪法分析，并借鉴外国的安乐死立法发展理论和实践，为我国的安乐死立法之路提供一些参考作用，但是作为法律根基的宪法却被人们忽视了。虽然身处这样尴尬的局面，但是宪法的基础地位依然不可动摇。面对安乐死这个在立法界存在着颇多争议的话题，面对专业法律的空白，只能从宪法中为其寻求法律依据。本文通过对宪法中最基本的生命权及其他与安乐死相关的法律要素进行分析，以期得到宪法对安乐死的基本观点，并为安乐死获得立法支持求根溯源。
本选题力求通过安乐死在我国的宪法分析，并借鉴外国的安乐死立法发展理论和实践，为我国的安乐死立法之路提供一些参考。
国内外研究综述：
关于安乐死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歇，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现在尚无人能够提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关于安乐死的论证。所以安乐死也一直是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的课题，关于安乐死的专家言论和文献著作层出不穷。安乐死本身具有强烈的复杂性，其涉及到多个领域——法学、伦理学、医学、哲学、社会学等等，其中在法学里面，又涉及到刑法学、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等等，所以，如果没有多学科的知识积累，没有专业的科学论证，很难得出一个比较公允的结论。
我国有关安乐死的讨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自1986年我国陕西省汉中市发生了第一起安乐死的案件，从此二十几年来，出现许多相关的文献，应当说，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不足也很明显，首先，学者的研究似乎并未引起反响，相关立法仍处于停滞阶段，安乐死依然没有获得法律支持；其次，学者的视野比较单一，对于安乐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法学、医学以及伦理学领域，而法学领域中又集中在刑法学领域，由此造成观点相对狭隘，而缺少更广阔的科学性；再次，对于国外的安乐死立法及其理论的介绍，散乱而不成系统。鉴于此，本文欲从宪法学的角度来对安乐死进行一些分析和讨论，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以求得一种宪法学上论证安乐死的思路。
主要研究内容：
1、导言：安乐死与宪法的关系以及目前研究概况；
2、安乐死的概念和类型：从多种角度解读安乐死的概
念，多种方式归纳安乐死的分类，以找到能够与宪法相关联的要素做进一步分析；
3、国外宪法关于安乐死的发展之路及我国安乐死的立法之路简介；
4、安乐死的宪法分析： 4.1宪法中的公民生命权； 4.2生命权与安乐死；
4.3安乐死的道德与法律关系； 4.4安乐死可行性和合法性分析；
5、我国的安乐死立法思考：结合我国目前社会和法律现状，对我国的安乐死立法工作作出个人见解性的预测及建议。
拟采用的研究思路（方法、技术路线、可行性论证等）：
1、研究主要思路：本文通过国内外对于安乐死的宪法分析及立法工作的实际发展情况，阐明安乐死与伦理道德、公民生命权之间存在的联系，并克服其之间存在的矛盾，对安乐死在我国社会背景下的可行性和合法性做出分析，并思考我国宪法背景下的安乐死未来立法之路。
2、研究方法：本文将采取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探索性研究法、经验总结法、描述性研究法等多种方法对安乐死的宪法分析这一课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3、可行性：关于“安乐死的宪法分析”这个课题，已经有众多的法学前辈做出过或深入或宽广的研究，因此借鉴之前的有关专著和文献，具有较为丰富的理论基础，再加上本人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积极与同学讨论研究，请教指导老师，在目前充裕的时间条件下，具有相对乐观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目录：
1、安乐死的伦理价值研究 郝杰 西南大学 2009
2、安乐死问题研究 杨克敏 中国政法大学 2004
3、“安乐死”问题的法理学思考——从死亡权角度的考察 李卓 吉林大学2004
4、关于安乐死制度的法律思考 霍述艳 山东大学2008
5、论安乐死的合法化 杨艺能 西南政法大学 2010
6、美国安乐死运动 陈学娟 西南大学 2010
7、论安乐死—兼论死亡权基础 李晨凯 华东政法大学 2011
8、安乐死的非犯罪化研究 戴风玲 山东大学 2008
9、全科医师骨干对安乐死的认知、态度及意向的调查分析 黄婉霞 刘俊荣 王家骥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0
10、论安乐死合法化及立法构想 周瑞 西南政法大学 2010 11.安乐死权研究 温静芳 吉林大学 2008
12、安乐死非犯罪化研究 李小旭 中国海洋大学 2011
13、安乐死与生命的尊严:国外安乐死研究的新理路 刘刚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14、关于蒲连升实施“安乐死”案的法律分析 何伟 兰州大学 2010
15、安乐死的民法学思考 张亚利 湖南师范大学 2008
16、刑法视野下的安乐死 郑娜 河南大学 2010
17、安乐死的伦理价值分析 李琰 河北师范大学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