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体制探讨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经济刑法为与之相适应，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何运用经济刑法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成为了新时代刑法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要使经济刑法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势必需要在原经济刑法的基础上进行取舍，并对相关刑法理论实施创新。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刑法解释体制探讨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刑法解释体制探讨论文 篇1：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体制现状及改革研究

摘要：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事实上存在着“多元一级”的体制，这造成了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及主体的混乱，有损我国司法适用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应该建立最高人民法院一元一级刑法司法解释体制，但考虑到我国的现实国情，可以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进行。

关键词：刑法;体制;司法解释;改革

刑法司法解释权是刑事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根据一定的原则对这一权力在不同的机关之间进行配置，形成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体制。我国目前的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体制存在较大的欠缺，这既违背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又影响刑法司法解释严肃性问题。

一、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体制现状

我国目前司法解释权限配置的最直接的法律依据是198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该决议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具有司法解释权，但该决议还规定了“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在刑法解释层面，公安部和司法部也认为他们有权对“公安工作、司法工作中的刑法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有权解释。该决议确立了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二元一级体制”，即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才有权解释刑法，但事实上，公安部、司法部等行政机关甚至地方司法机关也在参与制发刑法司法解释，从而导致我国刑法解释事实上的“多元一级体制”的形成和存在[1]。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刑法司法解释，该类解释是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如2007年8月15日发布的《关于审理破坏电力设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法司法解释，如2002年2月11日发布的《关于非法经营国际或港澳台地区电信业务行为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发的刑法司法解释，如2001年6月4日发布的《关于办理伪造、贩卖伪造的高等学校学历、学位证明刑事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四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司法部等行政机关联合制发的刑法司法解释，如2000年3月20日“两高”、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的《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五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内部机构发布的刑法司法解释性文件，如2002年10月24日最高院刑二庭《关于办理减刑假释工作有关问题的电话答复》。六是行政机关发布的刑法司法解释，如1992年11月19日公安部《伪造货币、有价证券犯罪案件立案标准》。

二、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的体制缺陷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事实上存在的“多元一级”体制存在诸多缺陷，既违反我国法律关于司法解释主体的规定，又造成了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混乱情形。

(一)违反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等法律规定

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才有权解释法律。2001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42条和第43条也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解释法律的要求。因此，对刑法的解释，应主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其他国家机关只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解释要求并获得许可后才能对刑法作出解释。因此，我国的刑法解释存在着解释主体扩大化的问题，也就是有关部门越权解释刑法的问题。

(二)刑法司法解释内容分散化、形式随意化

由于刑法解释的主体多元化，使我国刑法解释规范被大大分散。当前，我国的刑法解释数量大，类别繁多，涉及到了法律适用的各个领域。这种现象严重破坏了刑法的统一性。大量的司法解释淹没了刑法典,不仅使人民群众难以掌握刑法的内容,而且也使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他们不但要熟悉刑法典本身,还要熟悉和理解各个时期大量的司法解释。并且,新的司法解释优于旧的刑法条文,详尽的司法解释优于抽象的刑法条文。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司法解释更能得到法官的适用,其结果便是司法解释架空刑法典。

刑法司法解释是严肃的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文件,解释文件的名称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为了规范司法解释名称,最高人民法院甚至在1997年专门发布了《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共分17条,分别就其制定依据、司法解释权的行使主体、制定程序、各类解释文件及其适用范围、司法解释的效力及适用方式等作了具体规定。依据该规定,在名称上可以将其分为“解释”、“规定”和“批复”三类。但正是由于刑法司法解释主体的多元化，使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文件名称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有“意见”、“解释”、“解答”、“批复”、“联合批复”、“通知”、“联合通知”、“规定”、“纪要”、“复函”、“答复”等等。这些名称既不能反映司法解释的内容,也不能反映司法解释的形式,很多名称大有信手拈来之感,严重影响到刑法司法解释的严肃性,实不可取。

(三)刑法司法解释效力的矛盾化

尽管两高都有权发布刑法司法解释,但是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范围是审判工作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的范围是检察工作之中,即它们的解释仅在本系统内具有效力。如果要取得统一的效力,必须要采取两高联合发布刑法司法解释的办法。但两高难免对同一问题产生不同的认识,于是便会出现各自发布刑法司法解释的情况。对于有些刑法问题,一家发布了解释,另一家未发布解释或者两家发布的解释内容不尽一致。另外，有关行政机构有时也在发布有一定效力的解释。刑法司法解释这种多元主体常使司法实践中多个机关互相扯皮,影响工作效率。同时，由于多个机关可以各自发布解释，在某些问题上难免会出现不协调之处，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冲突，从而导致司法的混乱，严重影响了司法的统一性和法律的权威性。

三、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的体制改革

为改变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多元化而导致的解释混乱化的情形，我们必须把改革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配置赶快提上日程，但同时也要注意不能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笔者主张建立最高人民法院一元一级刑法司法解释体制，但考虑到现状及国情，可以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进行。改革方案可分为两步实施。

(一)依法纯化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并建立“两高”联合刑事司法解释委员会

1.坚决依法将行政机关排除在刑法解释体制之外

根据《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公安部、司法部等行政机关无权对属于审判、检察工作的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应当坚决执行这一立法的精神，将行政机关排除出刑法司法解释体制之外，这也是“有法必依”之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要求。

2.严格禁止地方司法机关发布刑法司法解释

目前地方司法机关发布的类似刑法司法解释已经比较普遍地存在。这类解释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应该严格禁止。对于已经存在的有关解释，最高司法机关应当认真清理一次，对不合乎刑法规定的，应当明令废止，有解释需要的，可以向最高司法机关提出解释建议。

3.严禁最高司法机关内部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制发刑法司法解释

实践中，由“两高”内部机构发布的刑法司法解释性文件已经不在少数，如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如何计算正在使用中的通讯线路价值问题的电话答复》，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关于盗窃骨灰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答复》等。这类解释性文件与刑法司法解释在实质上没有任何差异，却可以不受制定程序等制约。如果不坚决禁止，我们对刑法司法解释科学化、合理化的各种改革措施就会被迀回架空。

4.合理厘清“两高”刑法司法解释权的分工并建立联合刑事司法解释委员会

《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享有刑法司法解释权，但如何厘清两家的解释范围呢?为避免出现两家的矛盾解释，防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单独解释在审判工作中被置之不理的尴尬局面出现，可以建立联合刑事司法解释委员会，作为负责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具体应用刑事法交叉问题的司法解释起草机构，具体成员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的研究室、业务庭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法律政策研究室、业务厅的成员组成，负责起草有关的刑事法司法解释，然后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通过，再颁布施行。对于审判阶段以前的刑事诉讼程序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单独解释[2]，对于量刑问题的刑法司法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单独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不再参加。

(二)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法司法解释权，建立最高人民法院一元一级刑法司法解释体制

我国现行法律对刑法司法解释体制的规定存在重大缺陷，应当加以改革。建立以审判中心、控辩平衡的刑事诉讼模式是我国诉讼模式顺应法治文明发展潮流的必然走向，取消在刑事诉讼中处于控诉方地位的检察机关的刑法司法解释权也是刑法解释体制不可逆转的趋势。最高司法机关的刑法司法解释工作应当走上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而且应当建立和强化外部监督机制，防止刑法解释权的滥用，防止越权解释的出现，并建立越权司法解释的事后补救机制，如撤销机制。

参考文献：

[1]邓小刚，朱桂莲.论刑事司法政策的主体[J].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999，(5).

[2]卢勤忠.关于我国检察机关的司法解释权的探讨——兼谈法律解释工作的完善[J].法学家，1998，(4).

作者：贺海港

刑法解释体制探讨论文 篇2：

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刑法发展历程研究

摘 要：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经济刑法为与之相适应，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何运用经济刑法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成为了新时代刑法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要使经济刑法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势必需要在原经济刑法的基础上进行取舍，并对相关刑法理论实施创新。以经济刑法的发展历程作为研究对象，建构与时代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刑法理论，形成科学合理的经济刑法体系是新时期经济刑法自我完善的必然之路，对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果意义重大。

关键词：经济刑法;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距今近半个世纪，经济刑法取得了较快较好的发展，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瑕疵，为健全和完善经济刑法内容，需对经济刑法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尤其在经济刑法基础理论方面比较薄弱的环节学理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根基不牢固致使经济刑法缺乏学科独立性与社会认同，制约着新时期经济刑法发展。深入研究经济刑法，加强对经济刑法方面理论创新，以适应改革开放大潮发展的需求，实现经济刑法快步前行的目标，并使之不断走向成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迸发出更大的力量，是实现经济刑法质的飞跃的重要途径。经济刑法研究很大程度上回应了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丰硕独具特色的理论研究成果。对改革开放后经济刑法研究的历程进行梳理，管窥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期推动中国经济刑法理论朝着更加良性的方向发展。

一、在新时期经济刑法发展大致脉络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经济刑法的初始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具有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我国在新阶段的首部刑法典问世，受到计划经济历史因素的影响，在其内容中涉及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其重要职能为维护计划经济体制。如《刑法典》中有关投机倒把的犯罪内容实施了做了特别的规定，对“伪造、倒卖计划供应票证罪”及“破坏集体生产罪”也有涉及。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发展，经济主体经营活动与经济利益的独立性日益凸显，在经济领域里出现各种违法犯罪现象，尤其是走私、套汇、投机倒把，贩卖珍贵文物等经济犯罪日益猖獗[1]。在此情况下，运用刑法手段遏制经济犯罪以保障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势在必行。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罪犯的决定，对新的《刑法典》的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对经济犯罪和纵容经济犯罪活动的国家人员实施严厉惩处。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理念逐渐受到刑法学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二)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十年为我国经济刑法的腾飞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期，邓小平在南巡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明晰的阐释，对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影响下，原有的经济刑法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紧紧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基本航向的重要性，并对经济体制改革中经济领域的刑法部分进行了增减。在刑法领域比较资深的学者们敏锐地意识到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延伸出许多新的情况。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不法不轨行为进行了新的界定，特别是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犯罪现象进行了科学理性的认识，对上述内容进行整体考量[2]。使经济刑法研究空间与视野得以扩展，经济刑法的发展在迎来了千载难逢发展契机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构建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刑法成了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由此进行了就市场经济与刑法的关系展开了长期的论辩，市场经济同刑法理念的转变关系的争论异常激烈，市场经济条件下刑法观念的更新与经济犯罪的定罪标准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逐步树立了以保障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出发点的经济刑法观。以经济犯罪问题作为出发点，围绕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划分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经济刑法相关的书籍纷纷涌现，其内容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中有关我国经济刑法立法问题和罪与非罪的限定问题。这一时期内国家对《刑法典》内容进行了新的调整，在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领域，不但将刑法实施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有关刑法的修改补充部分编入刑法，同时还将与民事经济或行政法律相关的条文进行新的规定，新增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经济犯罪的罪名[3]。1997年《刑法典》颁行后，经济刑法在法律领域的地位上升，自1997年我国《刑法典》修订后，与经济刑法相关的实践与理论、经济犯罪立法技术、司法操作等不断涌现。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在有力带动国内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在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违反法律法规经济犯罪问题，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发展需求，更好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加快完善经济法规和民法、刑法的步伐，显得尤为急迫。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不断制定和出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基本构建，有效维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三)2010年后到目前为我国经济刑法深入发展阶段

基于国企改制逐渐走向成熟阶段，当代市场经济体制渐趋完善，经济建设步入高速发展阶段，各种新型经济犯罪现象纷纷出现，在全球性金融联系进一步加强的影响下，使得经济领域中金融犯罪案件与腐败现象变得特别严重。面对这些新的挑战，在经济刑法立法上要求对经济犯罪的处罚与预防更加严谨[4]。《刑法修正案》对经济刑法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对具体经济犯罪中的商业贿赂犯罪与金融犯罪等领域的关注度持续上升。经济刑法的兴起推动着经济刑法学的进一步发展，由以往的教材式和系统性的特征向专题化的特点转变。在此期间，不少以经济刑法为主题的学术理论研究纷纷涌现，其中比较具有典型性为吴英通过集资手段实施诈骗的案件，该案在定罪量刑方面存在较大分歧，引发了有关集资类涉众型金融犯罪方面的探讨，就吴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是否适用死刑等问题展开了辯论，其内容较多地涉及到经济刑法领域。从市场经济领域比较盛行的有关经济自由与产权问题等展开了讨论，对与吴英集资诈骗案相类似的案件的罪与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经济刑法所涉及的领域在原有基础之上获得了新的发展，有力推动了经济刑法领域的改革进程。对一些社会关注度高的典型经济案件的审理，不仅有利于新的特点基础上的经济刑事犯罪案件朝着更加科学合理的审判方向发展，而且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对经济犯罪领域有关理论的总结研究，为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提供重要保障。

二、新时期经济刑法的发展历程带来的启示

(一)经济刑法的发展务必与经济政策相符

我国经济刑法高速发展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新时期为顺应新的时代发展的需求，我国对经济政策上进行了多次的调整。从计划经济时代逐渐向市场经济时代转变，经济刑法既呈现出计划经济的特点，又呈现出市场经济的特点，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当时的经济政策不够明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思路更加明晰，党和国家的政策主要围绕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展开，我国的经济刑法的发展实践及理论研究也主要围绕市场经济体制中出现的犯罪问题展开。21世纪开始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朝前发展，党和国家的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建立全面、协调，综合平衡发展的社会主义等问题，我国的国家政策在原有基础之上结合时代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整[5]。在经济政策的实施上除了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外，更加注重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诸多领域的协调发展，我国经济刑法的发展为与经济政策吻合，不再局限于以往的单方面的经济问题，还涉及与经济相关的其他领域。如，我国的经济刑法不仅涉及以往的经济腐败问题，还涉及金融领域的集资犯罪问题，以及生态领域的犯罪等诸多问题。

(二)构建全面系统的经济刑法理论是时代发展的需求

我国经济刑法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们的认识能力的影响较大。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由于我国在经济刑法的立法与实施方面缺乏经验，使得我国的经济刑法理论较多地来源于境外经济刑法理念及理论的介绍，部分经济刑法理论甚至生搬硬套地引介国外的经济刑法理论。受制于当时学者的外语水平，理论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国台湾地区的影响，如在二手资料的运用和经济刑法的定义诸多方面，大多属于囫囵吞枣型，在消化不及时的情况下即开始推广，有的甚至直接生搬硬套就开始实施。加上改革开放初始阶段国家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问题并不明朗，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巨大冲击，其间的经济刑法研究与实践更多地倾向于对国家打击经济犯罪的规范和政策进行被动解释，无法形成系统的经济刑法理论，在沿革层面徘徊，在长远影响力方面的发展动力明显不足。后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的推动下，我国的经济刑法为满足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在自我调整与修复中获得更好的丰富和发展，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为经济刑法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经济刑法无论从理论深度上，还是从实践广度上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且具有较强实践性的经济刑法体系。

(三)经济刑法的理论与实践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起始阶段，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刑法理论较多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明晰化，经济刑法的发展逐渐步入一个新的阶段，经济刑法的快步发展与历史性急剧变革休戚相关，既受到新的思想解放的影响，又受到国家经济体制的冲击，比如经济刑法中有关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犯罪认定方面的问题，以及与经济刑法的功能和传统的经济犯罪定罪处罚标准问题等方面的内容较多，在观念更新方面已经与以往的旧观念存在较大的不同，在经济活动中的定罪标准与以往的定罪标准更是相差甚远，其内容与国内的实际状况联系相对紧密。另一方面，针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刑法典》围绕市場经济新问题展开了新的修订和施行，对修订后的经济刑法规范进行系统解读，促成了经济刑法的深入发展，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和积累，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刑法相关的理论及实践框架不断完善。进入21世纪初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经济刑法在短期内就形成了不少涉及市场经济的经济刑法学中的基础理论和实践经验。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对应的经济刑法学不但完善更新，经济刑法学不仅成了独立的法学学科，而且还在法学本科教学中开设了与市场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经济刑法课程。

综上所述，我国市场经济发端于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经济刑法发展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基本相对应，经济刑法也经历了起步和深入的过程。回顾改革开放后经济刑法的发展历程，经济刑法的发展也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革新，其内容也在日趋深入，进入新世纪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社会学界对经济刑法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有关专家对相关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大量的与经济刑法相关的专著问世，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经济刑法发展的关注和执着。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发展较晚，各项制度机制还不健全完善，我国经济刑法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相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各界对经济刑法学的关注度高的状况，目前，部分群体对经济刑法的关注度有所降低，经济刑法在经历了前期的快速发展后，相应的研究及实践空间在扩大的情况下，其难度也在增加，经济刑法的发展完善进入了相对平稳发展的新阶段。因此，对于经济刑法的研究热度，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引导主导作用，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充分激发经济刑法学专家学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沉着冷静地进行研究，不断推动我国经济刑法研究向着更高层次更深领域拓展，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 李勇.经济犯罪“口袋化”“形式化”之反思[J].经济刑法，2020，(1)：39-54.

[2] 张小宁.经济刑法理念的转向：保障市场自律机制的健全[J].青少年犯罪问题，2021，(1)：52-66.

[3] 王晓东.关于经济刑法重构的思考[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143-149.

[4] 刘炯.经济犯罪视域下的刑法保护前置化及其限度[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28-140.

[5] 孙国祥.经济刑法适用中的超规范出罪事由研究[J].南大法学，2020，(1)：116-135.

[责任编辑 文 远]

作者：谢立志

刑法解释体制探讨论文 篇3：

要慎重对待“民生刑法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刑法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元素和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环节，在实现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中应扮演何种角色，是个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本文以刑法对热点民生问题介入的必要性和限度为视角，尝试性对该问题提出一己之见。

一、民生刑法观的提出

“风险刑法观”在国内学术界讨论稍有退热之时，“民生刑法”和“民生刑法观”的概念又相继被提起。从思想渊源上看，刑法重视对民生问题保护，并非当下之事。但“民生刑法”作为专业范畴并被赋予现代刑事政策内涵使用，则是晚近随着党和国家政策转向更加重视民生问题而伴生的。“民生刑法观”存在时间虽不长，但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却不能小觑，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其在当下国家法治实践中部分扮演着刑事政策的功能。探讨“民生刑法观”的价值蕴含与适用机制，关系到我国刑事政策的法治实践，关系到刑法处罚范围的科学合理设定，关系到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建设。

目前学术界一般将“对民生权益予以保障和救济的刑法规范”称为民生刑法，而积极主张刑法应当重视与关注社会民生问题的观点，被称为民生刑法观。多数学者对民生刑法的价值蕴涵和机能给予了美好期待与积极评价，认为民生刑法立足于人本刑法观，以尊重人性、弘扬人道、人权保障为价值内涵，以社会权利及其他民生权益的刑事保障为基本内容。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保障法”、“后盾法”，应当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要以保障民生为核心内容，对民生权益给予最坚实、最有力的保障和救济，以提炼和塑造人本主义价值和品格。[1]

卢建平教授是民生刑法观的积极倡导者，他将民生刑法概念的诞生视为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历史标志。指出民生刑法观提出反映了我国刑法正在由传统的国家专政机器、“刀把子”向法益保护工具的角色转变，反映了刑法从单纯强调打击犯罪、惩罚犯罪人向保护社会、保障人权的功能转变。刑法理论界关于刑法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化、从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演进的说法，诠释着刑法这个原先血淋淋的以刑为主的惩罚法，正在日益变成一个温情脉脉的以保护为主的保障法!”[2]卢老师在阐述了民生刑法的概念和民生刑法的发展动向后，提出了以民生刑法观为指导的我国刑法改革的新思路。他认为在犯罪论部分，要进一步细化对特殊主体特殊保护制度。在刑罚体系上，应考虑进一步限制和废止死刑，尤其是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同时应限制长期刑;应大力推行非监禁刑，积极实施社区矫正;扩大非刑罚措施的适用。在量刑时，要积极借鉴现代刑法的先进思想，体恤犯罪人的生活困境。在刑法分则体系结构上，卢老师强调以人为本的罪刑结构，主张将侵害人权的犯罪设置为分则第一章;要修改、补充、增加侵害民生的罪名，如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非法人体试验的犯罪，同时考虑将法益保护提前由实害犯至危险犯、行为犯等。

从当前国家刑事法治实践看，不管是刑事立法，还是刑事司法，都空前一致地强调刑法对民生问题的回应与保护。《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危险驾驶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修改、完善生产、销售假药罪、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等，被认为是刑法重视保护民生问题的“亮点工程”。[3]

二、民生刑法观的“喜”与“忧”

从前述卢老师等学者的论述，我们无疑可以清晰地窥视到“民生刑法观”所蕴涵和闪耀的“人性光芒”，可以明显地体味到民生刑法观所倡导的“草根主义”法律情结以及给社会民众带来的温馨与安全感，所以，倡导“民生刑法观”似乎应当是顺利成章的事情。但问题在于：任何法治实践都不可能在真空中运行，任何美好的法治理想实现都受制于特定社会现实条件。面对我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和当前的法治环境，考虑到民生问题的社会属性，立足于刑法的应有机能，笔者对“民生刑法观”不得不持“纠结”的态度。

根据卢老师的考证和研究，“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即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民生的原本意义，即为百姓的意思。《辞海》对民生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很明显，民生是一个天然含有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的词语，语境中显然渗透着浓浓的大众情怀和平民意识。[4]而在现代社会，民生问题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劳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治安稳定等与人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正如主张民生刑法的学者所强调，民生问题关系着人心向背、社会治乱和政权兴衰。[5]刑法作为公共政策体系的元素，当然应当适时回应国家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对侵害民生问题不能视而不见。既然当前国家公共政策关注的焦点转由民生，强调保民生、改善民生，法律(包括刑法)也自然应当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关注民生，保障民生。现代民主政府必须关注民生问题，这也是“人民主权”思想的外化。一个国家、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度越高，解决得越好，民众的认可度就越高。“十八大”以来国家强调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视群众路线，这是党和国家执政理念向更为民主化方向转变的体现，毫无疑问应当得到全面赞同与贯彻。这正是笔者赞同“民生刑法观”的根本原因所在。

笔者之所以对“民生刑法观”持纠结和警惕的态度，源于笔者担心过分强调“民生刑法观”可能造成的风险和后果。

美国学者詹姆斯·汤森等指出，自从毛泽东逝世后，中国面临着一种制度化运动的悖论，即改革意味着中国生活的常规化，但它却是以动员的方式进行的。[6]过去的经验表明：我国的国家治理和公共政策的推行具有明显的“运动式”、“间歇性”和“形式主义”色彩。一旦中央提出某项政策，全国范围内各机构部门，不管性质和具体职能为何，往往都趋向于上行下效，最终的结局是造成社会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和“形式”之风盛行，酿成事与愿违的结果。

刑法是一门具有高度专业和技术的学科，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刑法如何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刑法的属性。社会现实生活中热点民生问题的形成往往有特殊的背景，是社会矛盾和多方利益冲突的集中反映，作为社会控制手段之一的刑法当然不应该视而不见。而且，热点民生问题反映的社会矛盾往往时效性强、社会关注度高，在社会各方面巨大压力下，国家往往有使用刑法解决的冲动和诱惑。但刑法最后手段性的特点和热点民生问题形成的原因，更需要国家优先尝试使用社会政策和民事、经济、行政等法律等手段进行化解。因此，国家若一旦提倡“民生刑法观”，极容易导致国家各部门过分强调刑法对该类问题解决，容易形成“口号化”、“运动式”推进的危险，容易导致刑法过度活跃，推动刑法成为社会管理常规手段的巨大风险。此外，过分强调“民生刑法觀”，社会上极可能出现以刑法积极介入、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包括犯罪和“热点民生问题”)的现象。这将松懈和转移其他社会措施对解决社会矛盾的基础意义，导致其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功能的退化，而后者才是维护国家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之本。

近年刑法为保护民生问题而新设罪名的合理性，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一度为立法者视为民生刑法观的“亮点罪名”，现在看来，在处罚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方面，存在种种可议之处。比如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立法初衷是“劳动者报酬关乎劳动者的生存等基本人权和家庭和谐，关乎社会稳定。拖欠劳动者报酬严重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有的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和诸多社会矛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7]本罪在设立过程中，就有反对的意见，但立法机关并没有采纳。在构成要件设置上，本罪还采取了行为犯的立法模式。但是，首先，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属于债权债务关系纠纷，将该种行为直接纳入刑法范围，混淆了刑法与民事法的界限。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教授指出，轻易采取刑法手段打击欠薪行为并不妥当，“把老板判几年刑，工厂垮了，劳动者又会失去工作”，无益于问题的解决。[8]其次，现有制度和刑法条文(如〈刑法〉第313条)并非不能解决本罪意图解决的问题，本罪的设立将导致刑法罪名的重叠和罪行条款的多余。再者，从刑法规定看，本罪属于不作为犯，刑法历来也是以处罚作为犯为原则，处罚不作为犯为例外的。根据不作为犯的性质和行为等价值要求，不作为犯的处罚范围在刑法上应是被严格限定的，而且即便是对于像故意杀人罪这样如此严重的罪行，原则上也是以结果的出现才处罚的。刑法将本罪规定为行为犯，难以认为具有正当化根据。又如危险驾驶罪，不能否认，本罪的设立对于有效遏制“醉驾”行为具有明显的效果，但问题在于：是否刑法不规定本罪就不能解决“醉驾”泛滥的问题?在国家没有充分动用非刑事资源对“醉驾”问题治理的情况下，径直将其犯罪化是否符合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呢?

三、简要的结论

刑法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要素，作为“一切法的制裁力量”，其实，其不仅要关注社会中出现的民生问题，还要关注和谐社会的构建。只是刑法“禁止规范”的属性决定了其无论是在民生问题解决，还是在整个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都只是保障性、后盾性的。准确地讲，所谓的“保障、后盾作用”也只是属于消极的保障和后盾作用，即主要针对侵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和个人权益行为的惩罚，以实现对社会秩序的保障。如果认为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那么，刑法实际上是法律的底线。刑法属性和机能根本上决定了国家和整个社会不能寄希望于刑法去积极推进和创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

现实的情况是：在我国，无论是刑法立法、司法，还是学术研究，都具有明显的“应时”、“应势”特征，存在着对刑法功能的过度期待。该问题深层次上折射的是国家政策对立法、司法乃至学术研究仍然具有强大支配力以及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反映了社会对刑法属性和机能的误解。笔者这里强调刑法要理性慎重对待民生问题尤其是热点民生问题，意在防止刑法适用出现“应时”、“应势”的现象，警惕刑法对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最终导致社会治理泛刑法化和刑法司法法属性的改变。在民主国家，刑法对任何行为的处罚都必须强调正当性，刑法对热点民生问题的介入亦必须坚持犯罪化的原则，秉持刑法最后手段性的本质属性。

注释：

[1]参加张勇：《民生刑法的品格：兼评?刑法修正案(八)》，载《河北法学》2011年第6期。

[2]参见卢建平：《加强对民生的刑法保护——民生刑法之提倡》，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12期。

[3]参见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二)》，载《人民检察》2011年第7期。

[4]参见卢建平：《加强对民生的刑法保护——民生刑法之提倡》，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12期。

[5]参加张勇：《民生刑法的品格：兼评〈《刑法修正案(八)〉》，载《河北法学》2011年第6期。

[6]参见(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3 页。

[7]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二)》，載《人民检察》2011年第7期。

[8]参见《“恶意欠薪”入罪有坚实的民意基础》，载《新京报》2010年3月14日。

作者：何荣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