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违法行为特点论文

摘要：在学理上，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二者内涵清晰，均有各自的特定性。二者相同点是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欺骗他人，不同点则是违法行为的性质不同。然而，由于二者在概念层面比较相似，实践中容易导致混淆，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的困难，进而产生司法裁判标准不统一等诸多问题。因此，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厘清二者的区别至为重要。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合同违法行为特点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合同违法行为特点论文 篇1：

关于合同监管工作的几个问题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合同是连接市场主体的纽带，是企业产销连接的渠道，是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市场经济活动必须通过合同的缔结和履行得以实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合同越来越成为联系经济往来，规范经济行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当前，要实现社会主义大市场的统一监督管理，从我国实际出发，就必须强化政府的合同行政监督管理职能。

一、合同监管的作用

《合同法》开宗明义：“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这一表述深刻阐明《合同法》的立法思想和日的，为整部法律的正确施行确立了指导原则。合同当事人在民事上的合法权益可以通过我同民法体系中的一系列具体法律规定进行保障，如《合同法》、《物权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同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也是《合同法》的重要立法目的，对于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需要由相应的行政执法机关做出行政处理，由当事人承担相应的行政违法责任。《合同法》第127条做出了明确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负责监督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款赋予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违法行为的权力，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履行合同监管职责的法律依据和指导原则。

日前，合同监管法律体系总体上比较健全，合同监管职能比较清晰，合同监管作用日益显现。

1、合同执法工作已经成为合同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我国诚信体系建设还比较落后的环境下，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合同违法行为也越来越严重，违法分子所运用的手段也越来越复杂，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如运用网络、电子商务进行合同违法、异地违法，给查处带来诸多困难，这些都是摆在合同监管机关面前的问题，需要合同监管机构进行研究和探索。

2、合同帮农是扶持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几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有关扶持农业发展，关注“三农”问题的“扶农”文件。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合同监管部门的合同帮农工作是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合同帮扶工作涵盖了监督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诚信守约：为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提供合同法律知识的宣传和服务;制定推广涉农合同示范文本;打击利用涉农合同进行违法活动的行为，为农业发展开创和谐安全的市场交易环境等多个方面。是合同监管部门的重要任务。

3、动产抵押登记工作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随着《物权法》及《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的相继施行，法律赋予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动产抵押登记的新职能。

4、拍卖监管工作是依法规范拍卖市场的一项重要工作。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拍卖市场也不断壮大，违法违规拍卖的问题日益显现，尤其是在国有资产的拍卖中存在诸多问题，拍前未备案或备案不全、串通拍卖等违反《拍卖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害，因此，强化拍卖监管工作是合同监管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5、开展“守合同重信用”活动是建设社会诚信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建设“政府推动监管，企业积极参与，行业组织自律，社会舆论监督”的诚信体系，任务十分艰巨，需要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推动、监管，合同监管部门承担重要职责。

6、合同监管职能是切入市场经济各领域的重要抓手，合同无时不在，合同无时不有。2002年，当工商部门实行“办管脱钩”后，对集贸市场的整规不知从何下手时，泉州市工商局采取行政合同原理，明确“三者责任(开办者、经营者、监管者)”四者关系”(开办者、经营者、监管者、消费者)，取得良好的成效，2002年、2004年国家工商总局在福建召开现场会推广。2006年开展商业贿赂专项整治，从检查合同人手，查处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出色完成国务院的工作部署，树立了工商部门的执法权威，因此，强化合同监管职能，对工商部门更好地履行各项综合职能，是大有好处的。

二、合同监管工作的重点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合同监管部门存在的必要性取决于市场经济发展对合同监管的内在要求，而合同监管部门的地位和权威取决于市场监管执法职能的履行情况。对于市场监管行政执法，合同监管部门必须做到该管则管。根据《合同法》及“三定方案”的规定，目前工商部门对合同的监管已经不是当年“六管一打”时期的合同范畴，不是范围广泛的经济合同，而是主要监管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也不是原来的从合同签订到履行全过程的监管，而是进一步强化对合同违法行为的监管处理。监督处理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是合同监管工作的主业和重点，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发展的重要工作，工商部门应该始终突出和强化此项工作。

开展合同行政调解工作作为合同监管职能的延伸，不能作为合同监管工作的主业，目前大量合同纠纷是通过律师、仲裁机构调解，部分通过工商部门12315、消委会来调解。合同纠纷的调解是一种社会中介机构的服务性工作，更多的是依靠社会民间的力量来承担，不应成为政府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能工作。从当前的基层合同监管工作的现状来看，由于历史的原因，合同监管工作长期弱化，合同监管执法队伍不落实，职能严重不到位，因此有限的行政资源应该而且必须集中于履行合同监管执法的主业工作上来。

三、当前合同违法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活动的不断活跃，当前合同监管部门查处的违法行为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合同当事人采用伪造合同、盗用假冒他人名义签订合同、虚构主体资格、虚构货源或者合同标的物等欺诈手段骗取财物的违法行为。

2、合同当事人采用贿赂签订、履行合同，通过合资、合作或联营合同等手段侵占、损害国有资产的违法行为。

3、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违法行为。

4、经营者利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所使用的格式条款，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或者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5、拍卖企业未按规定开展拍卖活动，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其他拍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特别是经营者利用格式条款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在现阶段比较突出，群众反映强烈，成为查处合同违法行为的重点。近两年来

福建省工商机关突出合同执法工作，突出合同执法重点，查处合同违法案件3000多起，其中利用不平等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案件占30%，既有效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实现了查处一类合同违法行为，规范一个行业的目的。

四、不断改进合同监管执法的手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市场监管执法的方式方法也在不断变化。当前合同监管的手段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当年的合同检查、合同鉴证、合同备案、合同仲裁已不再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工作。工商部门必须转变思路。紧紧围绕合同监管职能，认真研究新形势、新情况下合同监管工作的方式方法，综合运用监督管理、行政指导、行政执法等手段，提高合同监管执法效能，促进合同监管职能到位。近年来，福建省工商机关在合同工作中，紧紧围绕合同执法办案，加大对各类合同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取得了良好成效，查处的合同案件数与罚没款取得了重大突破，为维护我省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重点把握两个环节：一是根据合同违法行为的变化，认真研究制定不同阶段合同监管工作的重点，每个阶段定出一类合同违法行为进行重点查处，力求突破，实现查处一类合同违法行为，规范一个行业的目标。近3年来，针对房地产市场问题多，成为社会关注热点，经济发展重点的情况，我们根据工商部门职能定位，把交易秩序环节作为监管执法重点，强化监管力度，取得良好成效。二是根据合同监管方式方法的变化，充分综合运用法律法规赋予工商部门的手段，强化执法办案的力度。2005年6月2日，福建省人大通过《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对各类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或者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不平等格式条款作了细化和明确，并赋予我省工商机关查处利用不平等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的权力，该《办法》成为我省工商部门合同监管工作的有效利器。

为适应新时期合同监管工作的需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按照《合同法》及“三定方案”的有关规定，不断改进合同监管的有效手段，不断增强合同执法的可操作性。国家工商总局《关于查处利用合同进行的违法行为的暂行规定》第4条规定的八类利用欺诈手段骗取财物的合同违法行为，第5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通过贿赂签订履行合同骗取国有资产的违法行为，第6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的利用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以及倒卖国家禁止或者限制流通物资的违法行为，均转置到《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施行细则》进行处理，而今年1月份《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及《施行细则》就已废除，对于上述这些合同违法行为，目前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款作出处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认真研究不同时期违法行为的特点，尽快修订《关于查处利用合同进行的违法行为的暂行规定》，对相应的合同违法行为规定处罚条款，并增加相应的行政强制措施规定，以增强查处合同违法行为的力度和可操作性，以更好地履行合同监管职能。

作者：朱昌彬

合同违法行为特点论文 篇2：

解构与续造：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研究

摘要：在学理上，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二者内涵清晰，均有各自的特定性。二者相同点是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欺骗他人，不同点则是违法行为的性质不同。然而，由于二者在概念层面比较相似，实践中容易导致混淆，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的困难，进而产生司法裁判标准不统一等诸多问题。因此，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厘清二者的区别至为重要。对此，从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法律功能、司法成本等角度进行区分是较为可行的路径，以此实现二者在民事领域和刑事领域的各自调整功能。

关键词：民事合同欺诈;合同诈骗罪;司法成本;权利保护

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从学理角度审视，二者在内涵上均有其各自的确定性，属于不同的实体法调整范围，在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看似泾渭分明的两个行为实则难分你我，二者的法律关系也盘根错节。本文通过对二者应然区分和司法困境的解构分析，从法律功能和司法成本的角度对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关系进行续造，以期更好地对二者进行区分，指导司法实践，实现立法的价值功能。

一、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应然区分

现今社会，合同行为已经成为最普遍的社会现象之一，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民刑交叉案件自然是司法实务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若要处理好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交叉案件，避免将单纯的民事合同欺诈当作合同诈骗罪来处理以致罪及无辜，以及防止对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欺诈行为仅追究民事责任以致轻纵犯罪;首先要做的就是界定二者之间的应然区分，即二者在主观心态以及客观方面的区别。

(一)主观心态

在民事合同欺诈中，行为人明知自己告诉对方当事人的内容是虚假情况，可能会使对方当事人陷入错误认识，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显然，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存在直接或间接故意，其主观目的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牟取非法的财产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行为人并无不履行合同的故意，只是行为人希望或放任合同在显失公平的情况下，从而谋取超乎合同正当利益之外的不当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民事合同欺诈在故意的内容上面并不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与之不同的是，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直接故意。合同诈骗罪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就是因为该诈骗行为是对财产所有权权能的全面破坏。在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并没有真实履行合同的意图，其只是通过签订“合同”的形式来实现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也就是说，在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情况下，就算合同不能履行以致所欠债务不能偿还，也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诈骗的故意。

刑法规范中对于犯罪构成的要求存在着主观的超过要素与客观超过要素的额外要求。“非法占有目的”就是合同诈骗罪的主观超过要素，即刑法理论上的目的犯。“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人所有，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非法占有目的”包括了“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前者重视的是法的侧面，后者重视的是经济的侧面。有学者认为合同诈骗罪是严重的民事合同欺诈，只是对民事合同欺诈的犯罪化处理，二者的区别仅在于构成要件以及犯罪数额的不同，此外，故意手段和行为手段都没有质的区别。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合同诈骗罪并不能简单的认为是严重的民事合同欺诈界限，区分二者的关键点之一就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客观表现

从行为方式上看，民事合同欺诈的主观方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故行为人可以通过作为或不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实质是行为人通过欺诈的手段谋取本不应得的利益，通常行为人会积极的履行合同。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故行为人必须通过作为的方式来实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此外，从对合同的履行程度上看，如果行为人积极地履行合同的义务，只要能够按照约定将财务返还，未造成相对人财产损失，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仍应当定为是民事合同欺诈;如果行为人在获得财物后并没有积极履行合同，而是无故拖沓或者携款潜逃或另做他用，给相对人造成损失，据此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区分的价值功能

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具有许多的相像或重合之处，极易混淆。二者主观方面都有欺骗对方当事人的直接故意;客观方面都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欺骗对方当事人的行为;都以签订合同的形式发生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等等，从而造成了区分的混乱和司法实践操作的困难。在司法实践中，出于畏罪的心理，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为了逃避刑事责任，除了不會主动供认自己实施了诈骗行为，而是把自己的行为归于合同欺诈这种一般情况之外，亦有甚者利用主动承担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来规避民事合同欺诈中的赔偿责任;受害人方面，为了尽快获得民事赔偿，有可能利用合同诈骗罪来恐吓本是民事合同欺诈的行骗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能正确区分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势必会给司法实践带来严重的恶果：要么将合同中的民事欺诈行为定性为合同诈骗罪，错误地追究了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要么将合同诈骗行为定性为民事欺诈行为，从而放纵了犯罪分子，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将影响到法律的公正和司法的权威。

正因如此，正确区分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讲，是在分析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界限时，以小窥大地对刑民分界的探讨，从而以点带面地明晰刑民交叉案件的纷争。从实践角度讲，一是避免刑法本位的传统思想影响司法实务人员的判断，以致过分扩张犯罪圈。二是避免行为人一系列的投机行为。三是在司法实践中充分保护当事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有效惩罚犯罪。四是通过正确区分二者，稳定社会的经济秩序，让百姓更安心地在市场中进行交易。

三、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司法困境

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一个从属于民法体系，一个从属于刑法体系。缔约过程中的欺骗行为一方面可能侵害了当事人缔约的意思形成自由，造成了一方的经济损失，引发私法上的救济效果;另一方面欺骗行为可能侵害社会财产秩序，引发作为公法之刑法上的效果。然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十分相似，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也错综复杂，常常出现相互交叉、相互转换的现象。所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认为二者的区分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概念极其容易混淆

民事合同欺诈，通常是指在民事活动中，行为人故意告知对方当事人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使对方当事人陷入错误认识，与其签订合同，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合同，牟取一定非法利益。欺诈人虽有欺诈的意思，但也有真实的交易意图，只是想在一种显失公平的情况下完成交易，获取不法利益。该欺诈行为是为了完成合同本身的履行。合同诈骗罪规定在我国《刑法》第224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仅仅从概念上观之，二者的内涵比较相似，从而导致司法实务中适用标准不一，进而有损司法的公正性。

(二)受骗方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根据现行法律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经济纠纷的民刑交叉案件适用“先刑后民”的审判方法。在此种理念的作用下，实践中比较容易导致一些问题。首先，这就较难避免一些办案人员将本是民事合同欺诈的行为任意扩大为合同诈骗罪，轻易中止民事合同欺诈案件的审理，导致了民事案件久拖不决，当事人的民事赔偿权利就长期无法实现。例如，如果犯罪嫌疑人在逃，未能抓获归案，则无从启动刑事审判，刑案未结，民事权利救济也遥遥无期。或如由于案情复杂或事实难以查清等原因，侦查机关迟迟未侦查终结，导致相应的民事权益无法得到保护。其次，“先刑后民”存在审判的时间差，行为人可以利用较长的刑事案件审判的阶段转移财产，从而逃避债务。此外，“先刑后民”的审判方法制约了受骗方主动起诉的渠道，以至于无法向法院提出诉前保全或诉讼保全的申请。因此，无论最后案件如何判决，即使受骗方胜诉也可能一无所获，其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

(三)司法的权威性遭遇挑战

在立法层面，涉嫌合同欺诈的民刑案件应当如何处理，规定的最全面的当属1998年4月29日施行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为审判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但由于所涉及的规定比较庞杂宽泛，相关条文操作性不强，法院在审理中经常引起适用混乱，导致裁判不统一，审判实务中经常出现裁判规则不统一、审判结果不确定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从而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

四、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区分的具体思路

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虽然在理论上有前述区分，但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中欺骗行为更多的情况是处于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模糊地带，那么司法机关需要考量何种因素才能在具体操作中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又是哪种因素在影响着当事人的行为选择呢?更重要的是，当事人在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之间如何选择才能得到最大的补偿呢?显然，理论上的界分并不能解决实务中的一系列问题，笔者将尝试从法律功能以及司法成本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求拓宽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区分的路径。

(一)法律功能

在理论上，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虽然是可以区分的，但具体到复杂多变的经济生活上，欺骗行为更多的情况是处于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模糊地带，较难区分。面对实践中这一复杂问题，仅仅运用构成要件的概念区分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显得较为不足。对此，从民事责任的补偿功能以及刑事责任的惩罚功能视角，运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是一较好的选择。民事合同欺诈所导致的是民事赔偿责任，合同诈骗罪所导致的是刑事惩罚责任。这两个责任自身所蕴含的不同的功能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司法机关以及当事人会根据不同的社会效果与补偿效果选择不同的行为模式。传统的刑法本位的思想导致司法机关在民事合同欺詐与合同诈骗罪的模糊地带更倾向于将欺骗行为定性为合同诈骗罪，这不仅引起了更多的投机行为，也使被害人得不到全面的补偿，并不能很好的解决社会矛盾。笔者认为，在二者的灰色地带，更多的应该运用民事合同欺诈的补偿功能来解决行为人之间的纠纷。

1.刑事责任侧重惩罚

运用刑法调整合同诈骗行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其不仅侵犯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也同时侵犯了国家需要维护的市场交易秩序。因此，违反合同诈骗罪是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刑法是彰显的国家公权力，刑事责任是国家公权力对行为人的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而刑罚则是刑事责任的主要内容以及具体表现方式。相较于宗教责任、道德责任以及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法律责任，刑事责任更加严厉，惩罚功能更强。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就是通过剥夺行为人的财产、自由，使行为人产生生理上的痛苦和心理上的耻辱来实现惩罚目的的。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结合了自由刑和财产刑。在合同诈骗罪的财产刑中包括了罚金和没收财产两种形式。因此，司法机关在认定行为人犯合同诈骗罪时首先判处行为人一定的自由刑或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限制行为人的自由以及让其经济上受损，表明国家对行为人的否定性评价;其次才会考虑行为人对受害人的补偿问题。可见，合同诈骗罪所承担刑事责任都偏重于对行为人的惩罚，对受害人的补偿并不是设立合同诈骗罪的主要作用。虽然行为人在承担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后同样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可是行为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就会弱化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理由是，无论是自由刑还是财产刑都有可能使行为人丧失财产权，还要面临监禁的处境，那么行为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根本无力获得财产，也就弱化了甚至丧失了进行民事赔偿的现实可能性。即便行为人有对受害人进行民事赔偿的意愿，也因缺乏履行能力，使得民事赔偿成为泡影。这种刑法上的规定，使得行为人在监狱服刑几年可以抵消其所犯下的罪行，同时也有理由逃避受害人的经济补偿。这种规定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投机行为，有些行为人为了逃避受害人的追偿，故意向公安机关自首。反之，一些民事合同欺诈受害人为了尽快获得赔偿或发泄内心怨恨，常常利用合同诈骗罪来恐吓行骗人。因此，如果司法机关这时过于严厉的认定合同欺骗行为为合同诈骗罪会引起社会大众的恐慌，不利于交易安全，不能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并且由于行为人被判合同诈骗罪，被限制自由，丧失劳动收入能力，导致受害人很难得到全面的补偿。

2.民事责任重在补偿

大陆法系国家的损害赔偿制度以及英美法系国家的赔偿金制度都体现了民事责任的基本功能是补偿功能，这是民事责任区别于刑事责任的主要特征。补偿功能的实质是义务人运用自己的合法财产弥补其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在民事合同欺诈方面，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以及《合同法》第52条、58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对于通过欺诈行为所订立的合同并不是都归于无效，只有合同的内容损害国家利益的才归为无效。其他的民事合同欺诈，受害方有权变更或撤销合同，由此引发的财产损失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的折价补偿。由此可见，不同于合同诈骗罪在刑事责任方面以惩罚犯罪人、警示社会大众、稳定社会秩序为主，民事合同欺诈在民事责任方面更侧重于对受害人的补偿，主张行为人返还财产或折价补偿，即强制行为人赔偿受害人的损害，使赔偿的结果有如损害事故未曾发生。此外，“全面补偿原则”是补偿功能实施过程中对行为人所应遵循的原则。因此，可以据此推理，民事合同欺诈的受害方可以得到更为全面的补偿。

3.二者功能的比较

前已述及，合同诈骗罪更多的是通过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对行为人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以及实施罚金或没收财产。其更侧重于对行为人的惩罚以及对社会大众的预防功能。民事合同欺诈则是通过行为人对相对人的损害赔偿或折价返还来达到对损失的修补，更侧重于经济补偿。在经济生活的欺骗行为中，受害方更在意的是是否可以得到相应的补偿。若在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两可的情况之下，由于民刑责任功能在侧重上的不同，司法机关一味强调公权力的介入，可能并不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在我国，由于刑法本位的思想，越来越多的合同欺骗行为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我们发现，严刑重罚的做法反而合同欺骗活动越来越频繁的发生，随之带来的负面效果是为了遏制这种违法行为所投入的司法成本越来越高。此外，民事责任的补偿功能与刑事责任的惩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事人的行为选择。假如一味重刑，肆意扩大犯罪圈，很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形：第一，受害人可能用公法来要挟施害人。在民事欺诈中，受害人如果得不到经济赔偿，很可能意图通过刑法领域的诈骗罪来要挟施害人，给施害人压力来达到获得赔偿的效果;如果该效果依然达不到，就很可能生搬硬套诈骗罪来惩罚施害人以解心头之恨。第二，施害人也可能通过主动自首或主动认罪的途径，宁愿经历牢狱之灾，也要躲避对受害人在民法上的经济赔偿。由此可见，司法机关若在判定二者两可的情况下更侧重于合同诈骗罪的话，无疑会引起当事人的投机行为，造成交易市场的恐慌，不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对此，在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能很好的区分二者时，应该利用二者不同的法律功能进行区分。通过对刑法的惩罚功能与民法的赔偿功能在实践中的博弈分析之后，合同欺诈中的补偿功能更加顺应市场经济的大环境，更有利于交易安全，更能全面的补偿受害人的利益。运用民法调整经济生活中的欺诈行为更能合理的解决纠纷，使经济损失降到最低并且能够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

(二)司法成本

1.民法的效益价值

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由于市场经济以效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这种价值观反映到民法上，体现为民法以效益为其首要价值。为了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人们追求物质利益也被民法确定为正当权利。同时为了把对立和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降低主体在解决冲突中的成本，民法赋予民事主体自由选择解决民事纠纷和冲突的方式方法，以便提高个人和社会经济效益。从上述司法成本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在认定合同诈骗罪的过程中以及执行刑罚的过程中，都会消耗大量的司法资源，然而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效益，同时还承担着比较大的错误风险。相比之下，民事合同欺诈的司法成本中并没有监狱这一项负担，相对于合同诈骗罪在执行方面的成本比较低，反而由于程序的便捷、补偿的全面，得到较好的社会效果以及较高的效益。显然，一个欺骗行为在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两可的情况之下，认定为民事合同欺诈更符合民法的效益价值。

2.司法成本比较

对于区分方法来讲，司法成本也是决定在疑难案件中到底是认定民事合同欺诈还是认定合同诈骗罪所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在崇尚理性的社会中，人们在实施一项行动之前都会对其可能投入的成本和可能产出的收益进行权衡。然而，人们无止境的需求并不能在有限的物质世界里得到全然的满足，因此人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须合理配置和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有限资源的效用最大化。同样，在法律领域，司法资源同样具有稀缺性的特点。这就意味着人们的法律诉求并不能完全得到满足，人们只能合理考虑司法成本，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谓司法成本是指国家为行使和维护司法权所进行的投入，它有直接成本和错误成本之分。司法机关在进行具体案件的诉讼过程中所消耗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要素的总和为直接成本;司法活动中由于错误侦查、起诉、审判所造成的耗费为错误成本。

如果要让合同诈骗罪在社会上发挥有效的作用，就需要一整套刑事司法體制的保障，自然也需要花费大量的司法成本。从立法环节中的合同诈骗行为是否需要入罪、需要何种刑罚，到司法环节中，国家司法机关、相关个人为了追究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再到执行环节的监禁刑，无论哪个环节都要支出比民事诉讼更高的司法成本。此外，诉讼观念上片面强调客观真实“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合同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难以认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司法成本。虽然有相对较高的司法成本，然而美国学者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认为铲除所有的犯罪不仅代价很高，而且社会效益低下，也不能起到最强烈的震慑作用。因此，司法机关应不断的降低刑罚的成本同时提高刑罚的社会效果，在面对欺诈行为时应谨慎地动用刑法资源。相对于合同诈骗罪的监禁刑，民事合同欺诈不需要监狱等一系列司法资源;也不需要就“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展开一系列的事实调查，相较于合同诈骗罪节省了一大笔司法资源。合同诈骗罪的司法错误成本也非常高。当行为人在被判定为合同诈骗罪并且实施监禁刑完毕之后，如果司法机关或当事人证明该判决有错误，那么不仅浪费了不必要的司法资源，国家还要支付当事人一定的赔偿。民事合同欺诈一般不涉及国家赔偿。

因此，除去认定二者的必要司法成本外，认定欺骗行为为合同诈骗罪的司法成本更大，风险更大，而所获得的收益并不是最优。相反，将合同欺骗行为认定为民事合同欺诈的司法成本较小，周期较短，风险较小，而受害人所获得的补偿不仅及时并且全面，社会效果也相对较好。此外，将合同欺骗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加大了施害人人权受到侵害的风险。当然之所以会这样与我国长期以来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不够，常会出现刑讯逼供等冤假错案。

四、结语

总而言之，实践中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界限模糊不清这一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不仅导致了被害人的救济权利得不到及时的保护，还会产生司法裁判标准不统一，损害司法公信力等诸多弊端。因此，处理好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民刑交叉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与紧迫性。对此，应该尽快确立司法机关应遵循民事赔偿优先原则与刑法谦抑原则，学术界和实务界也要走出二者的法律规定以及学理概念模糊不清等误区，在思想上突破二者法条区分的思维定势。由于刑法本位的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在二者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都倾向于寻求刑法的解决路径。这样的做法反而导致了一些投机行为以及司法资源的浪费，以及在经济纠纷中最重要的赔偿问题也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因此，正确的思路是，应该深度挖掘这类案件的内在因素，从民事责任的补偿功能以及民法的效益价值来看，更应在二者两可的情况之下顺应刑法民法化的大趋势，将案件按民事合同欺诈处理。只有这样，司法才能够回归其根本属性，进而实现公正化解社会矛盾、树立司法权威等重要目标。

作者：安之楠

合同违法行为特点论文 篇3：

浅析合同违法行为

摘要：无效合同不一定是违法合同，但违法合同一般都是无效合同。违法合同具有隐蔽性、预谋性，智能性和欺骗性。其手段很多，给国家、社会、集体和当事人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害。本文重点阐述违法合同的手段和表现形式，以提醒守法者的觉悟，揭穿违法者的幌子。

关键词　合同;违法行为;欺骗

在贯彻实施《合同法》过程中，经过大量案件证明，无效合同不见得就是违法合同。起码对部分无效、部分有效而且不影响整个合同效力的情况下是如此。但违法合同一般都是无效合同，应属于被查处之类。

近两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投机违法分子乘机钻我国法律不健全的空子，以签订合同作幌子进行违法活动的情况十分突出，其手法多样，危害甚大。

一　利用合同进行违法行为的性质与特点

利用合同进行违法活动是新形势下一种新的违法形式，它具有隐蔽性、预谋性、智能性和欺骗性.可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合同当事人的利益造成巨大危害。这些违法分子为实现其欺诈，骗取财物的非法目的和逃避其追究，就千方百计钻法律空子。在他们看来，合同成了骗取财物的陷阱，同时又是其掩盖非法目的的合法外衣和保护伞。法律素质较低或是不知情的企业和善良的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识破其欺诈的真正目的，一旦发现为时已晚，即使诉诸法律，由于拿不出足够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其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护。

二　利用合同违法行为的手段与表现形式

(一)偷梁换柱

一伪造合同等文件，牟取非法利益

如：违法行为人康××，丁××利用伪造的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冒用中国人民解放总后工程总队的名义，先后与5家企业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非法收取“中介费”22万元。后被总后工程总队举报被××工商局查处，并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借鸡下蛋

——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骗取钱财。

(三)借刀杀人

——非法转让合同，牟取非法收入

××建筑工程安装队，因无电梯安装施工许可证，而不能承接电梯安装工程。当得知××建筑公司承接了一电梯安装工程后，就千方百计与该公司签订了电梯安装转让合同。结果由于安装质量问题造成人员伤亡。之后被工商部门查处，有关责任人被追究了法律责任。

(四)声东击西

——以包销产品为名签订加工承揽合同或技术转让合同骗取中介费或技术费

如：南京××科技开发公司以包销产品为诱饵与北京19家企业签订的加工同一标的“立式收割器合同”，被骗技术转让费87方元，损失3000多万元;全国共有56家企业被骗，损失一亿一千多万元……

(五)瞒天过海

——违反或规避国家法律签订加工承揽合同，骗取“质保金”

如：××私营企业与4 3家企业签订加工某机械配件合同。合同约定：两次送检不合格，合同终止履行，“质保金”不退，每签订一份这样的合同，收取质保金1.8万元，由于合同中未规定具体标准，又无封样，当第一次送检不合格，按照挑出的毛病再加工送检，还是不合格，致使43家企业上当受骗，被骗款达70多万元……

(六)监守自盗

——利用职务之便为违法分子提供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

如：某综合公司x×，与某违法分子相勾结，私自偷盖综合司公章与黑龙江××公司，天津××公司签订了标的金额达8.3亿多元的钢材买卖合同(提供盖好公章的空白合同纸1 6张)由于发现及时，综合司迅速向国家工商局、××市工商局反映，由于立案及时，冻结了已汇帐号的5 00万元货款并确认合同无效，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有关人员责任，才未造成更大的损失。

(七)移花接木

——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故意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x×酒厂与××劳动服务公司签订一份购“五粮液”酒的合同，双方都知道这批酒是冒牌酒(小酒厂生产)，但无毒，可饮用。该公司却以名牌五粮液酒销售给××县种子公司。×× 县种子公司在此谈生意中，暗地将对方经理的谈话录下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接到举报后，将其价值6万多元的冒牌酒没收，致使×x县种子公司损失6万多元。但该种子公司经理依据所签订的合同向法院起诉，向××劳动服务公司进行索赔，打赢了这场官司。

(八)釜底抽薪

——在合同条款中设置达不到的认证标准，制造对方违约骗取财物

如：北京××经贸有限公司，与陕西省××公司签订一份购买200台“奥达”牌照相机合同。条款中约定交货时要附带9 6年检报告，“CE”认证(为欧洲产品安全标志共含几类产品，但不包括照像机)，供货时，由于供方提供不出此“C E”认证，故200台照像机被北京××经贸有限公司扣留……此案已被工商部门查处。

(九)趁火打劫

——利用对方法律素质低，骗取合同定金。

(十)笑里藏刀

——以低价销售产品为诱饵，骗取货款

北京×电子公司，与福建 ××公司签订购进××型号电脑12台的合同，因为其价格比北京市场上销售的同一型号电脑便宜20%，合同约定款到后发货。等数万元货款到后，只发运来两台，而且故障很多，基本不能用。再找福建××公司，已不在原地址，下落不明，北京×x电子公司被骗走数万元。

(十一)浑水摸鱼

——订立口头合同，利用空头支票进行骗买、骗卖活动

如××公司带着一张支票，找到××化工厂，说要购买“一氧化钴”急等用。××化工厂认为支票都在，卖给他吧，于是达成口头协议。银行结算时发现。此支票是一张空头支票，人已不知去向，价值2 6万多元的化工产品被骗走。

(十二)无中生有

——以在报刊宣传媒介刊登虚假广告，诱导当事人签订技术转让合同、中介台同，骗取技术转让费、部分原料费等。

(十三)以逸待劳

——以破产为由，终止合同，按百分比承担债务，将所骗款转移。

(十四)假公济私

——假冒特定当事人(企业、公司)或某法定代表人，业务员等并留取名片、电话等签订假合同，骗取预付款、订金，转让费等。

(十五)抛砖引玉

——以现场看货做掩护，骗取对方信任，签订合同骗取货款。

如×县××公司，以现场看货做掩护，与几十家企业签订供应钢材合同，合同约定，先付部分预付款，按预付款额发货。而后要对方将垒部货款回来，之后就再也不发钢材了。故此，该公司骗取数千万元…

(十六)借尸还魂

——冒充名人、中央领导子女、军人为名，骗取对方信任签订合同骗取货物或货款。

(十七)顺手牵羊

——以签订合同行贿受贿

(十八)暗渡陈仓

——以签订承包合同，使国有资产流失，而个人得利

如××厂长与其好友签订一份承包合同，将国有企业设备低价承包。厂长个人得了好处。但国有企业设备由于超负荷运转，很快报废……

(十九)走为上计

——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骗取定金

如×房地产开发公司，台湾籍总经理与数家施工企业签订建筑施工合同。并收取定金数百万。施工企业进住现场后，才发现上当受骗，而这位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经理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二十)其他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通过上述对合同违法行为的性质和特点的了解，警惕违法分子利用合同设置的陷阱，签订合同时采用一些防范措施，便可以有效地杜绝利用合同进行违法的行为。

作者：马春锋　王赞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