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力待定合同（精选8篇）
荔宝明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契约经济，合同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商品交换的法律表现形式。现代企业的经济往来，主要是通过合同形式进行的，能否有效地把好合同关，已成为现化企业经营管理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实践中，很多业务人员对合同重视不够，尤其对效力待定合同的认识还不够清楚，对相关法律规定掌握的也不够准确，因效力待定合同引起的纠纷也时有发生。为使大家对效力待定合同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本文将从效力待定合同的概念、特征、表现形式、法律规定以及补救措施等方面对效力待定合同进行初步的探索。
合同效力，亦即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指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法律约束力及在法律上的强制力[1]。效力待定合同是指已成立的合同，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其效力是否发生尚未确定，有待于其他行为使之确定的合同[2]。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来看，合同效力待定主要是由于缔约主体的资格存在某种暇疵。在承认权人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或拒绝采取补救措施之前，该类合同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
一、效力待定合同的法律特征
1.合同已经成立。效力待定合同首先要求合同已经成立，合同效力制度是建立在客观存在的合同基础之上的，它反映了国家对合同成立的态度即国家对合同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如果合同尚未成立，就谈不上合同效力，所以效力待定合同必须具有成立效力。
2.合同效力待定。由于缔约主体资格存在暇疵，合同能否生效尚未确定，是否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更是无从谈起。只有经承认权人追认后，合同才能生效，否则一旦承认权人不予追认或拒绝追认，合同将归于无效。
3.不完全符合合同生效要件。如果合同完全符合生效要件，即合同主体资格合法、当事人合意、合同内容合法、合同形式合法，则合同属于有效合同，合同效力处于一种既定状态，也就不存在效力待定的问题。效力待定合同的缺陷主要是因为合同签约主体的资格存在暇疵，包括有关行为人欠缺相应的缔约资格、民事行为能力和处分权等。
4.效力待定并非行为人故意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或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也并非因为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而导致的。效力待定合同不同于无效和可撤销合同，无效合同一般是指当事人故意损害他人或国家、社会利益而签订的合同和内容违法的合同。无效合同自始就不发生法律效力，也不因其他行为而恢复效力;可撤销合同主要是因为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致使合同的效力必须依赖于当事人的意志来确认的合同。可撤销的合同在未被撤销前仍然有效，经法定程序撤销后才将归于无效;效力待定合同仅仅由于合同主体存在缺陷，使合同效力尚未确定，须等待承认权人的行为而使之确定。
5.其实质是无效合同。效力待定合同由于它不符合合同生效要件，从其实质上讲可归于无效合同的范畴，但不是绝对无效的合同，而是一种相对无效的合同，是可以修正的合同。但在承认权人未采取补救措施前，合同不能生效，或承认权人拒绝采取补救措施后合同将归于无效。
二、效力待定合同的种类及相关法律规定
根据 《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效力待定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1.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订立的合同。《合同法》第47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也就是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订立的合同一般情况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需经过其法定代理人追认后才能生效，但是“纯获利益的合同”即不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法律义务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订立的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合同，应为有效合同。那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订立的合同效力又如何呢?根据 《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除外。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订立的效力待定的合同，其法定代理人拒绝追认的，合同自始无效;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对此，相对人享有催告权。在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享有撤销权(善意是指在订立合同时，相对人对行为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以及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等不知情)。
由此可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已行为的精神病患者订立的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的非纯获利益的合同，由于其行为人缺乏相应的缔约资格，其法定代理人未追认前，属于效力待定合同。
2.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合同法》第48条规定: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产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做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做出。”无权代理行为经被代理人追认后，则与有权代理具有相同的法律后果。
《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这里的代理属于表见代理，若相对人是出于善意订立的合同，则该合同属有效合同;若相对人为非善意或双方恶意串通订立的合同，则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或无效合同。
《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此类合同，由于行为人代理资格存在暇疵，在被代理人未追认前处于效力待定状态。
3.无处分权的行为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合同法》第51条规定： “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由于实施处分行为的人不具有相应的处分权，因而，该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亦不对权力人产生效力。但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事后取得处分权的，即产生处分效力。因此，这类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
除上述三种情况之外，还有附延缓(生效)条件的合同和附延缓(生效)期限的合同，这两类合同已经成立，但合同的效力需待当事人约定的条件成就时或约定的期限届至时才能生效。因此，我个人认为这两类合同也应该属于效力待定合同。
三、效力待定合同的法律后果及补救措施
虽然效力待定合同从实质上讲是一种无效合同，但此种合同存在的暇疵是可以修正的，许多情况下并不损害权利人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权利人和相对人也追求合同有效的法律效果，基于维护交易秩序和保护相对人
利益的考虑，《合同法》规定，只要承认权人采取了有效的补救措施，即对合同暇疵进行了修正，合同就可随之生效。实践中，该类合同可能会因追认或拒绝追认而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一是效力待定合同经承认权人追认，合同自始有效。二是承认权人拒绝追认，合同自始无效。
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对效力待定合同实施补救，主要有以下几种补救措施：
1.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订立的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的非纯获利益的合同，可经其法定代理人的追认而生效，并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
2.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可经被代理人的追认而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
3.无处分权的行为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 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生效。
综上所述，效力待定合同的补救措施可归纳为:一是承认权人行使追 认权;二是无处分权人取得处分权。
四、法律特别规定
为充分保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上述行为无效。”
五、处理效力待定合同时应注意的问题
1.权利人的追认必须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权利人承认效力待定合同时，是不能附有任何条件的。
2.权利人的追认必须对合同的全部条款予以承认，而不能只承认部分条款。如果仅是对部分条款予以承认，且未得到相对人同意的，应视为权利人拒绝追认，合同应被确认为无效。但如果权利人仅承认部分合同条款，相对人也表示同意的，则该合同部分有效，其余部分无效。
3.在未获得权利人追认之前，效力待定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并未生效。因此，合同双方当事人都不应该做出实际履行，尤其是相对人如果知道对方不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签约资格和处分权，就更不应该实际履行合同义务。否则构成恶意，将导致其不能依照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财产。
关键词：合同,效力,效力待定,无效
一、效力待定合同的概述
1、效力待定合同的特征
(1) 要求合同已经成立, 合同效力制度的建立在合同已经成立的基础之上的。合同的成立和合同的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来说, 合同只要成立了就应该具有法律效力, 但由于客观情况的复杂性, 有些合同虽然成立, 但却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如效力待定合同。
(2) 合同效力还未确定, 即非无效也非有效。由于合同订立时存在瑕疵, 致使合同不符合合同生效要件的规定, 其是否能生效尚未确定, 其效力处在尚未确定的状态。即可能转达变为有效合同也可能转变为无效合同。
(3) 效力待定合同效力的产生取决于权利人的追认。这种合同效力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有关当事人缺乏缔约能力、代订合同的资格及处分能力所造成的这种合同可以由权利人的承认而生效, 但权利人承认效力待定合同是不能附有条件的, 并且在承认合同时必须对合同的各项条款全部承认。
2、效力待定合同的分类
(1) 欠缺民事能力人所订立的合同。行为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合同生效的要件。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都不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 他们的合同只能由他们的法定监护人来代理。但“纯获利益的合同”和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合同, 不在这个范围内。
(2) 无权代理人订立的合同。无权代理是指没有代理权的人以他人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民事行为。无权代理人以本人名义与他人订立的合同, 是一种效力待定合同。该种合同必须由被代理人追认才能使无权代理有效。一旦被代理人做出追认, 因无权代理所订立的合同就从成立时产生法律效力。否则在被代理人拒绝追认情况下, 合同无效相对人可向无权代理人主张权利。
(3) 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这种合同产生就是由于无处分权人实施了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因为处分财产只能由享有处分权的人进行, 而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则构成侵权合同应该被宣告无效, 但法律为了促进交易并顾及无处分权人可能在事后对标的物获得处分权的情况, 以及第三人的利益并没有将其归于无效合同, 而是将其归于效力待定合同。
二、效力待定合同中的不足与完善
从实际法制的法制发展来看, 我国有关效力待定合同有不足, 需要完善。
1、效力待定合同的不足
(1) 对第三人的追认权和催告权的期限没有明确规定。我国虽然规定了《合同法》规定了第三人有对效力待定合同的追认权, 但没有明确规定追认权的期限, 另外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但这一个月从什么时间开始计算却没有明确规定。
(2) 无处分权人取得处分权没有时间限制。在无权处分中, 我国合同法只规定了取得处分权即生效, 并没有规定超过取得处分权的时间合同就无效。也就是说无权处分人对其无权处分标的物的取得时间并没有限制。
(3) 赋予相对人撤销权。我国合同法允许善意相对人享有撤销权, 在效力待定合同中无论当事人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代理权, 合同内容都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相对人无权撤销, 且当事人能力欠缺不会影响相对人的利益, 所以合同效力决定权应全部赋予第三人即有权人。
(4) 没有区分合同有效和合同生效。合同法对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并没有完全区分开来。合同有效以合同成立符合民事行为构成要件为标准, 而合同生效以法定或约定的合同生效要件为必要要件, 即合同有效不一定生效。所以合同法应统一关与合同生效与有效的说法, 以便更好地维护立法宗旨。
2、关于效力待定合同的完善构想
(1) 对第四十七条完善建议。首先, 应当将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的效力加入条款。《合同法》只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的情况。没有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 明显是个漏洞。其次, 应当明确追认权、催告权的使用的期限。最后, 区分相对人的撤回行为与撤销行为, 并对相对人的撤销权加以一定限制。
(2) 对第四十八条完善建议。首先, 区分无权代理、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 并明确被代理人拒绝追认后的相应责任做出详细规定。其次, 对前面已论及的合同效力问题、承诺权和撤销权的限制问题等做出更正。
(3) 对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规定的构想。无权处分人一方面本身是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 虽然能够独立地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的责任, 但是合同在订立时无权处分人并没有取得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 所以无权处分人订立的合同侵犯了他人合法权益应当为无效合同。但如果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后取得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后征求相对人同意后, 则为新的合同。
三、结语
虽然我国合同法已经确立了效力待定合同, 但效力待定合同这项制度尚未健全, 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 需要继续深化改革, 以便进一步完善我国《合同法》。
参考文献
[1]孔祥俊.合同法疑难案例与法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1]孔祥俊.合同法疑难案例与法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
[2]王新明.完善效力待定合同法律规范的构想[J].发展·月刊, 2007 (10) :40-41.[2]王新明.完善效力待定合同法律规范的构想[J].发展·月刊, 2007 (10) :40-41.
[3]陈芳.论效力待定合同[M].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 1O (3) :74-76.[3]陈芳.论效力待定合同[M].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 1O (3) :74-76.
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的民法理论（意思表示理论）通常将合同定义为，由相对应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思表示的合意形成的法律行为。由此可见，大陆法系国家以意思表示的合意作为合同产生以及发生效力的基础。因此，意思表示理论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合同效力制度。后来基于对意思表示理论的修正，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上形成了一个表示主义理论，外观信赖法理便是表示主义在立法上的一个具体表现。
以德国合同法为例，基于合同自由原则，人们可以选择任何他们同意的条款订立合同。即便如此，也并不是每一个协议都被视为有效并予以执行。《德国民法典》第134条明文规定：“本法无其他规定时，违反法律禁止规定的法律行为完全无效。”譬如，合同双方的协议与法律规定不符，有损于第三人或公众利益时，它将被视为非法或不道德并且无效。
但是大陆法系各国均在其立法、司法中出现了一种在我们看来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原则上确认为无效；另一方面，又试图用各种方法对强行性规定进行区分，以达到法律适用上的例外。德国学者拉伦兹所指出，《德国民法典》第134条只是说明了，如果违反禁止规定的行为属于禁止条款规定的意义和目的所要求的时候，则违反禁止规定的行为完全无效。但该条款并没有具体规定，什么情况属于完全无效，这表明德国法并不认为违法合同等于无效合同。
二、英美法系的合同效力制度和类型
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意思表示理论，英美法系国家采取了约因理论作为其合同效力制度的理论基础。其中，交易理论更是当今英美法系国家在解释合意为何发生法律约束力这一合同效力基本问题上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力。美国一个案例对交易理论作了很好的诠释。
甲在一次众人的聚会上对其侄子讲，如果你到21岁不赌博、不抽烟、不喝酒，到时我将给你5000美金。侄子同意了上述叔叔所讲的内容，并且在日后的生活中做到了这一点。侄子到了21岁，在拿到叔叔的5000美金前，叔叔去世。为取得上述财产，侄子与叔叔的遗产管理人发生了纠纷。根据交易理论，侄子与叔叔之间事实上处于一种交易状态，且是一种具有合意性质的交易。因此，他们之间的合意具有法律约束力。
为了补充和修正约因理论，英美法系以判例的形式形成了允诺禁反言的理论，从而缓解了无约因便无法律约束力的传统约因理论带来的困境。
三、两种法系合同效力制度的异同
根据上面叙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合同约束力问题上的规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共同特征。第一，意思表示理论和约因理论，都是依据合同当事人的合意而使合同产生法律约束力的。第二，无论是大陆法系外观信赖的法理，还是英美法系允诺紧反言的理论，它们都是将一方当事人负有义务的理论根据脱离于个人的意思，从双方间所形成的一定关系出发解释和说明合同的约束力。
两种截然不同的法系，关于合同效力制度的规定当然会存在差异的地方。在合同日益倾向社会化的今天，英美法系国家的约因理论，尤其是作为约因理论的补充和修正的允诺禁反言理论，较大陆法系国家的意思表示理论更适合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更能对合同产生约束力的原因进行解释和说明。由此可见，大陆法系合同法体系还有相当阔的突破空间。
四、我国合同效力类型的发展与演变
我国合同法自1949年至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1950-1956年，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为了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国家在经济领域中广泛推行合同制度。尽管如此，政府为了巩固政权，对我国经济的重要经济领域实行管制，致使合同无效制度的适用范围被扩大。之后，我国合同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取消了，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合同法才出现广阔的前景。在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合同效力类型主要分为有效合同与无效合同两种。自新《合同法》颁布实施以来，合同效力制度得到了不断地完善。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章的有关规定，我国合同效力类型主要有四种，它们分别是：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与效力待定合同。
五、我国现行合同效力类型的不足及修改建议
新合同法虽然已经为合同效力体系的完善做出努力，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未区分合同的成立效力与生效效力。虽然我国《合同法》将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生效独立区分开来，但并未就具体产生的法律效力作出规定。根据《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原则上合同自成立起即发生法律效力，但同时结合合同的有效要件加以分析，则存在例外情况。如：当事人不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效力未定；标的不合法，将导致合同无效。因此，区分合同的成立效力与合同的生效效力是有必要的。第二，未规定情势变更原则。情势变更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合同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指合同订立后，由于合同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将产生极不公平的后果时，允许当事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以消除不公平的结果的制度。此原则能够使法律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更好地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所以说，在合同法中明确规定情势变更的情形可以使我国合同法效力制度得到完善。
（作者单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1、《物权法》 第一百七十二条
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
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
主债权债务合同无
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2、《担保法》 第五条
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3、《担保法解释》 第八条
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
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二、对上述法律规定的理解
1、担保合同是否可以约定类似“主合同无效而担保合同继续有效”的条款?
2、“主合同无效而担保合同继续有效”的条款如果可以成立生效，是否违反物权法“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
3、依然担保法对担保合同另有约定是否属于物权法规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
三、从一则案例看担保合同中“独立担保条款”的法律效力
甲企业与乙企业订立借款合同，丙企业为乙企业的债务向甲企业提供担保，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独立于被担保的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无效并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后甲、乙企业之间的借款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由于涉及到对独立担保条款法律效力的认识不同，对丙企业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以及如何承担担保责任，存在不同观点：
观点一认为，丙企业不再依据担保合同承担担保责任，而是按照《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理由如下：一、担保合同是一种从合同。
它以主合同的存在和生效为存在的前提，主合同不成立，从合同就不能有效成立;主合同转让，从合同即不能单独存在;主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从合同也将失去法律效力;主合同终止，从合同亦随之终止。
本案中主合同因甲乙企业之间非法借贷，应被认定无效，因而作为其从合同的丙企业与甲企业之间的担保合同当然应被认定无效，故丙企业不应依照该担保合同承担担保责任;二、虽然担保合同中有独立担保条款，但此类独立的、非从属性的担保合同只能适用于涉外经济、贸易、金融等国际经济活动中，而不能适用于国内经济活动。
在国内担保活动中，对其适用范围应当予以限制，否则将给国内担保法律制度带来重大影响;三、依据担保法
司法解释第八条的规定，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视担保人有无过错，分别承担不同的民事责任，即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观点二认为，丙企业应当依据担保合同承担担保责任，理由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基于这一规定，担保合同当事人双方可以对担保合同的效力与主合同效力之间的关系另行约定。
本案中甲企业与丙企业正是基于此，在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不受主合同效力的影响，担保合同不因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
这一约定既未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德，亦未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其效力应当予以肯定。
因此，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丙企业仍应依约承担担保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这一条款确认了合同自由原则，赋予合同当事人依法享有选择合同内容的自由，因此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及意志自由。
具体到本案中，丙企业自愿与甲企业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不受主合同效力的影响，故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丙企业仍应依约承担担保责任。
之所以会产生上述分歧，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不同理解密切相关。
欲辨清上述两种意见孰是孰非，先理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的真实意思才是根本。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出发，该款前半句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已经明确了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的从属关系。
后半句以“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起句，句中“另有约定”究竟是对什么另有约定?有学者认为，该约定是否定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从属关系的约定，即确认主合同的效力与担保合同的效力不具有从属关系，两合同的效力互不受影响，只要担保合同有效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
但是，若仅作此理解，则“另有约定”的概念过于宽广，似乎主合同与担保合同是互不影响的两个合同，两合同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性得不到体现。
因此，又有学者从限制性解释的角度出发，主张此处“另有约定”应理解为当事人约定担保人对无效合同的后果负担保责任，即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产生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的约定。
这一理解，弥补了文义解释说对主合同与担保合同内在关联性的忽略。
综合考虑以上两种解释，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中“另有约定”的真实意思应是，双方可以通过约定否定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单纯的从属关系，并且同时约定担保人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
担保人对主合同债权的担保与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的担保是两种不同的责任，前者是对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担保，后者是对主合同无效时债务人承担责任的担保。
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前者因担保合同的无效而无效;后者由于明确了是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进行担保，故担保合同仍然有效，担保人仍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换言之，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转变为围绕对主合同无效应负的责任展开，此时若存在债务人应履行的债务，则应为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
因此，对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的效力关系“另有约定”，只能是担保人与债权人就是否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产生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进行约定。
也只有在这种约定的情况下，担保合同的效力才具有独立性，可以不因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
因为，此时的担保合同所针对的恰恰是主合同无效后的担保责任，对其法律效力的认定自然不受主合同无效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讲，简单地规定担保合同具有独立性，但未明确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担保人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产生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则在我国现有担保法律下，应当认定为无效。
因为在通常情况下(除非上述提到的明确约定才使得担保合同具有独立性)，担保合同是一种从合同，它以主合同的存在和生效为前提，主合同不成立，从合同就不能有效成立。
四、从法理对担保法第五条和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分析
无论是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还是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都明确强调：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
该规定内容系担保权从属性之体现，而从属性规则可谓担保法律制度的奠基性规则;若无从属性规则的支撑，我国担保法律体系将会严重动摇甚至崩塌。
其中，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但书关于“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被理论界和实务界视为允许约定独立担保的重要法律依据，特别是该但书规定在担保法总则部分，故独立担保在解释上，既包括独立保证，也包括独立担保物权。
而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但书则规定：“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是两者但书之规定，成为两法的重要区别之一，并表明两法对独立担保的立场。
欲解明独立担保，需先阐释担保权的从属性规则。
通常而言，担保权从属性体现有三：其一，发生上从属性，即担保权以被担保债权的发生为前提，随被担保债权无效或撤销而无效或撤销。
其二，处分上从属性。
担保法第五十条和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皆宣示：“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
其三，消灭上从属性，即被担保债权因清偿等原因而全部或部分消灭时，担保权亦随之相应地消灭。
三种实体上的从属性又引发担保人在抗辩上的从属性，诸如被担保债权罹于诉讼时效或强制执行期，则担保人可行使相应的免责抗辩权;此外，一般保证人还独享先诉抗辩权。
在担保实务及审判实践中，虽然独立担保常以“见单即付的`担保”、“见索即付的担保”、“无条件或不可撤销的担保”、“放弃一切抗辩权的
担保”乃至“备用信用证”等形式出现，但只有依担保权从属性规则考察独立担保，方能准确界定独立担保。
独立性担保与从属性担保相对应，实质在于否定担保权的从属性，故独立担保通常被视为对传统担保制度的彻底“颠覆”，独立担保人的责任亦因此而变得异常严厉并呈现出两个特性：第一，不能适用传统担保法律中为担保人提供的各种保护措施，诸如未经担保人书面同意而变更被担保合同场合下担保人的免责规定。
第二，从属性担保人因主债权合同无效、被撤销、诉讼时效或强制执行期限完成而享有的免责抗辩权，以及一般保证人独有的先诉抗辩权等，独立担保人皆不能行使。
由于独立担保颠覆了经典的担保权从属性规则并由此产生异常严厉之担保责任，因此实务界对其适用范围存在巨大争议。
该争议既激烈地体现在担保法解释论证过程中，也出现在物权法制订过程中。
否定观点认为，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但书的立法初衷是独立担保仅适用于涉外经济、贸易、金融等国际性商事交易中，不能适用于国内经济活动，否则将会严重影响甚至根本动摇我国担保法律制度体系。
肯定观点认为，独立担保已为两大法系的判例和学理所承认，并与从属性担保制度并列成为现代担保法律制度的两大支柱;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并未明确规定独立担保仅适用于国际性商事交易中，基于契约自由原则，应允许在国内市场中适用。
考虑到独立担保责任的异常严厉性，以及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易生欺诈和滥用权利等弊端，尤其是为避免动摇我国担保法律体系之基础，全国人大法工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在担保法解释论证过程的态度非常明确：独立担保只能在国际商事交易中使用。
但因司法解释最后公布稿并未明确该态度，导致实务中仍然存在争论。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经
终字第184号“湖南机械进出口公司、海南国际租赁公司与宁波东方投资公司代理进口合同案”的终审判决，第一次表明否定独立保证在国内适用的立场。
但该判决仅否定独立保证之效力，并未否定独立物保的效力。
物权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秉承物权法定主义原则，在但书中明确规定“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鲜明地表达了当事人不能通过合同约定独立性担保物权的立法态度。
至此，对于独立担保的适用范围，立法和司法态度已非常明朗：独立人保在国内不能使用，禁止当事人通过合同约定独立物保。
需要探讨的是，若当事人在国内市场中约定了独立担保，是否要绝对地认定该约定无效并判令独立担保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呢?笔者认为，应以主合同效力状况为标准，区分两种情形而分别处理：第一，在主债权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应按照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和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关于“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之规定，认定独立担保合同无效，并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七条和第八条之规定，判令担保人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
第二，在主债权合同有效的场合，应运用民法关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转换”之原理，通过“裁判解释转换”的方法，否定担保合同的独立性效力，并将其转换为有效的从属性担保合同。
即若当事人约定独立保证时，应认定独立保证无效，并将其转换为有效的从属性连带保证;若约定独立的担保物权，应认定独立物保无效，并将其转换为有效的从属性担保物权。
之所以如此，理由有三：
其一，法律行为制度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虽然对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属于国家对私法自治的正当干预，但传统民法一方面基于社会公益之考虑而将
一部分民事行为归入无效，但另一方面又设计出诸如效力转换规则、区分隔离规则、事后补正规则等无效民事行为复活制度。
这一系列辨证精密的民法制度设计表明：传统民法虽不放弃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干预，却仍尽可能地将法律行为制度的起点和终点置于私法自治理念，尽量使民事行为有效，以贯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就国内市场约定独立担保而言，其不属于违反公序良俗或虚伪意思表示等法律强行规制之情形，法律禁止约定独立担保之目的，在于维护传统担保法之从属性规则。
因此只要否定担保的独立性而承认其从属性，即符合法律之目的，从而为无效独立担保向有效从属性担保的转换奠定立法论上的基础。
在主债权合同有效的场合，若人民法院强行认定独立担保为绝对无效并判令担保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不仅明显违背当事人缔约时愿意承担担保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合同预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从属性规则的制度目的。
此外，彻底否定独立担保的效力，还容易促使担保人在信誓旦旦地表明愿意承担独立担保责任后，又背信弃义地主张独立担保无效而承担较少的缔约过失责任，显然不利于维护社会诚信和公平正义的理念。
其二，若不采用转换方式，则独立担保被认定无效后，当事人若想实现其担保之初衷，必须再次协商重新缔结担保合同。
无疑，这种重新再来的做法明显违背节省交易费用的经济效益理念。
其三，保护交易安全已成为现代民法的重要价值取向，无效独立担保的有效转换，不失为一种体现维护交易安全价值、贯彻社会本位理念的良好方法。
此外，尽管物权法基于物权法定原则而禁止当事人约定独立物保，但上述转换无疑可以极大地缓解契约自由原则与物权法定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
五、初步结论性意见：
根据上述分析，司法实践一旦认定主合同无效，则往往认定担保合同无效，即使担保合同里有类似“主合同无效而担保合同继续有效”的约定条款，也不能确保担保合同的当然有效。
而根据上述分析，双方可以在担保合同中约定担保人对无效合同的后果负担保责任，即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产生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的约定。
第10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11条：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合同法解释
（二）》第2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提示】合同订立的“其他形式”有默示和沉默，默示是指当事人以一定的积极行为表达于外，以此推定其意思表示的形式；沉默在《民通意见》第66条中又称为不作为的默示，是指无积极行为的不作为形式，只有在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当事人之间有特定的交易习惯、法律有特殊规定时才能认定为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表示多是消极的，如《合同法》第47、48条规定，第三人催告限制行为能力的法定代理人或无权代理中的被代理人追认的，法定代理人或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又如《继承法》第25条第2款规定，受遗赠人在知受赔后两个月内未作表示接受或放弃受遣赠的，视为放弃。但也有产生积极法律效果的情形，如《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为作表示的，视为同意。又如《继承法》第25条第1款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未就接受或放弃继承作出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再如《合同法》第171条，试用期满买受人未作表示的，视为购买。
【相关法条】
民法通则第56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
民法通则第65条：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法律规定用书面形式的，应当用书面形式。
民通意见第66条：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可以认定为默示。不作为的默示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
合同法第36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合同法第37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论法定形式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作者：常宏 李… 文章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点击数：2260 更新时间：2007/4/19 20:03:53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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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多教科书的通说，合同生效除了应当具备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及不违反法律和社
会公共利益这3个基本条件之外，法定形式亦是合同生效的条件之一。所谓法定形式（1），顾名思义，是指法律、行政法规对合同形式所做的特别规定，如书面形式、公证、批准、登记、鉴证等形式。
从合同自由的立场考虑，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订立合同显然是缔约人的自由。如果当事人约定采取书面、公证、鉴证等形式，那是他们意思表示的一部分，属于合意范畴，应归合同成立规则调整。
（2）但除了当事人凭自己的意志能够决定的之外，还有一些合同形式是国家意志强加的。如批准、登记。这些形式在当事人合意之外，由法律法规或政府命令直接提出要求，属于国家意志范畴。如何确认它们的性质及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法律界颇有争议，有必要讨论澄清。
一、合同法定形式的正当性
法定形式的价值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3）:
首先，对合同当事人而言，法定形式有利于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在一个不要求形式的合同中，“由于没有任何明显的外部方式将当事人的确定的同意与其成立合同前的协商相区别，故当事人有可能在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被自己的某句话所约束。而法律对合同形式的强制要求却可以避免上述危险，因为当事人可以借此知道自己究竟‘身居何处’”。（4）简而言之，形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控制缔约人意志中的弱点，使其避免受到轻率、疏忽或对方欺诈的损害。保证当事人能够从政府管理机关或登记机关获得专业咨询，以免被对方操纵，并便于为合同订立和合同内容提供极具效力的证据。
其次，对第三人而言，法定形式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利益和保障交易安全。合同不具有公开性，要求合同具备登记等形式则使合同关系具有了公示性，便于利害关系人检索查阅并对交易后果作合理预期，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发生权利冲突的机率和第三人涉诉的可能性。
对国家经济管理而言，要求当事人履行法定形式，强制私人合意由秘密状态变为公开，纳入审批、登记等程序的监控，是贯彻国家经济政策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及交易秩序的有效手段。从社会管理的立场出发，也有利于交易的税收征管。
总之，法定形式有着不容忽视的政策的、道德的及公益的价值，是同意主义不能取代的口适度强调法定形式的形式主义是对同意主义的扬弃。
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统制），缺少自由主义传统，以法定形式控制合同等法律行为的阻力较西方国家要小。批准、登记等法定形式作为我国政府控制民商事活动，管理调控市场的重要手段，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其正当性对相当一部分法官和政府官员而言不证自明，因此种类繁多，领域广泛，干预深入。在这种缺乏自由主义传统的背景下，要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环境。须提防形式主义对契约自由精神的过度压抑，加强法定形式正当性的论证和立法控制程序。
我们认为，基于合同自由的基本立场，如果登记、批准在必要情形下作为控制合同自由的积极手段有其正当性，（5）这一正当性在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的检验，并以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后，可以作为控制合同效力，即合同生效的标准。（6）但对当事人未予遵循的情形，法院须谨慎地加以处理，不应作当然无效的理解，应斟酌立法本意及个案情况作出合理解释和处置。毕竟，这些手段具有强烈的政府干预性，稍有放松，必然放纵，对合同自由的威胁太大。
二、法定形式与合同效力的关系
我国法对法定形式的效力性质没有划一的规定，只能根据具体法律规定去判断，由此可将法定形式分为4类。
第一类，法定形式为合同的成立要件。
从目前立法情况看，作为合同成立要件的法定形式，仅限于书面形式。书面形式是以文字表现当事人所订合同的形式，（7）如表格合同、合同确认书、保险单、车票等合同凭证等。在以往有关合同的立法中，《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是明确地将书面形式规定为合同成立要件的，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已经没有了这类明确的规定，但《合同法》第10条第2款第一句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36条则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对照这两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合同法》起码是将强制性的书面形式作为合同成立要件对待的，（8）除非法律、行政法规另有其他规定。由此我们认为，凡是在法律、行政法规提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强制性要求的情形下，书面形式可以视为合同的成立要件。
合同的成立应属于当事人私人合意的范畴，将法定形式这样外在的法律规定确定为成立要件，似乎不合逻辑。但从证据的角度来看，书面形式等法定形式无疑是证明合同存在的最为客观有效的基础，对于欠缺书面形式的合同，如果当事人有异议，又缺乏其他证据证明，面临的直接后果就是“不成立”。因此，《合同法》的规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如果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书面形式为合同的生效要件，应依照规定，合同的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因具备了法定要件而产生法律约束力的状态，诸多法律、行政法规都把法定形式规定为合同的生效要件，例如:《担保法》第8条规定，国家机关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以保证人名义订立的担保合同，应经国务院批准才能生效。
第41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42条规定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第78条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质押合同自办理出质登记或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第79条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质押合同自向其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之日起生效。《专利法》第10条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必须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向外国人转让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的，必须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当事人必须订立书面合同，经专利局登记和公告后生效，”《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第6条规定，石油合同，经批准即为有效。《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第20条规定，技术引进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三类，法定形式为合同的对抗要件。
作为合同的对抗要件，法定形式对合同自身的效力并没有影响，但关系到当事人基于合同取得的权利是否可以对抗合同关系之外的善意第三人。不知情的第三人可以会同未具备法定形式为由否认合同当事人的合同权利。《民用航空法》第16条规定:“设定民用航空器抵押权，由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共同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办理抵押权登记；未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9）《海商法》第12条2款、第13条第1款规定，“船舶抵押权的设定，应当签订书面合同”；“设定船舶抵押权，由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共同向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抵押权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第四类，法定形式为订立合同的强制性规定，但效力未明确。
除法定书面形式可以依据《合同法》的规定推定为合同成立要件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法定形式虽具有强制性规定的属性，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其效力如何语焉不详。例如，《合同法》第187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第3条规定，合营协议、合同等应报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第五章“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规定，以出让或者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登记；在依法取得的房地产开发用地上建成房屋的，应当凭土地使用权证书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登记。同时，《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章还规定，房地产（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建成或在建的房屋）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更换或者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三章“买卖”部分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私买私卖城市私有房屋。为此，要求买卖城市私有房屋的双方当事人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身份证明至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办理（登记）手续。
第五类，法定形式为订立合同的任意性规范。
相对于强制性规范，以任意性规范规定的法定形式，显然对合同仅具有引导性功能，没有约束力，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或实际履行排除之。
按照上述分类，法定形式在作为成立要件、对抗要件和引导性规范的情形下，对合同的效力不发生直接影响。因此，探讨法定形式与合同效力的关系问题，主要集中在作为生效要件和强制性规定的法定形式方面。毫无疑问，作为生效要件的法定形式与合同效力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惟有满足了法定生效条件的要求，合同才能进入有效状态。但强制性的法定形式是不是合同的生效要件，仍然是一个未决问题。
对此，我国《合同法》第44条的规定不甚明确。该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我们看到，这一条仅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作了“依照其规定”，从而使之成为生效要件的肯定。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但未规定其具有“生效”效力的法定形式该如何处理，未明确规定。《民法通则》采取的也是这一立场，其56条规定:“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而我国法律关于批准、登记等法定形式究竟有何效力，尤其是欠缺法定形式的法律后果，多不作明确规定。这是我们研究法定形式与合同效力的关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引例：甲和乙是一对好朋友，甲租了乙的5 间门面房用于开小饭店，由于两人关系比较密切，就没有签订书面形式的租赁合同，但甲乙商定租期3 年，年租金10 万元，并且甲先给付了乙1 年的租金10 万元，乙写下“预收一年租金10万元”的字据给甲。半年后，某大型娱乐公司看中了乙门面房所在的地段，想高价购买该地段的房产后开发商业娱乐中心。乙为了获利决定出卖自己的房产。乙跟甲商量时，甲不同意，称已投入12 万元装修费，此时退房，将亏损很多，并且当初已跟乙订立了3 年的租赁合同。乙将甲诉至法院，要求终止租赁合同。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215 条认为，甲乙二人签订的是不定期租赁合同，乙有权给甲一定的时间要求甲搬出门面房。由此引出对《合同法》第215 条之质疑。
先来分析合同形式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即合同形式的作用。
一、合同形式的作用
合同法第215 条规定：“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的，视为不定期租赁。”此条规定意味着六个月以上的定期租赁合同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即使当事人意图订立六个月以上的定期租赁合同，但由于没有采取书面形式，他们以口头方式所订立的1年期的定期租赁合同就无效，只能看作为不定期租赁合同。
合同形式是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必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一般而言，合同形式主要有书面和口头两种形
式。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的立法也注意和国际接轨。关于合同形式也趋于灵活，对于大多数合同不再限定必须采取书面形式，而是由当事人依意思自治原则任意采取某种合同形式。即使特定情形下，法律对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一定的限制，规定合同必须采取书面形式，也不能说当事人不采取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就一律无效。因为合同法还规定了例外的补救措施，合同法第36 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该条规定就是对法律规定必须采书面形式而没有采书面形式的合同的补救措施，即只要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如果把此条规定的书面形式看作为合同成立要件则无必要，因为根据合同法，承诺生效合同即告成立，并没有合同形式一说，只能把书面形式看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但由于有第36 条的规定，本不具备生效要件的合同变得有效。
对于合同形式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如何，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正如上文所述，根据合同法第36 条的规定，没有采取特定形式但符合该条规定的条件时，不管合同形式如何，合同总是成立并生效的，也并没有要求当事人再补一份书面合同，可见本是作为合同生效要件之一的合同形式的作用被弱化了，合同形式不再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只是具有证明合同是否存在的作用。
根据合同法第36 条的规定，一个租赁期限为一年的合同，没有采用书面形式，但承租人已经给付了一年的租金，就应该被认定为完成了支付租金这一主要义务，出租人接受租金，那么租赁合同应该就成立了，则出租人应履行自己的主要义务，即把房屋交给承租人使用。并且此处成立的应该是定期租赁合同，因为如果看作成立的是不定期租赁合同，则出租人把房屋交给承租人使用1 天即收回是合法的，但对承租人而言显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这不符合合同法第36 条的立法本意。所以根据合同法第36 条的规定，引例中的出租人乙应把门面房交给承租人甲继续使用。
再来看引例中法院据以判决的合同法第215 条的规定，根据此条规定，凡是没有采取书面形式的租赁合同一律视为不定期租赁合同。则引例中的出租人乙可以退还部分租金要求承租人退出房屋。
由此可见，根据合同法不同规定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后果，合同法这两条规定似乎有矛盾之处，并且正如引例中法院认为的那样，合同法第215 条规定在合同法分则中，第36条规定在合同法总则中，分则规定的效力高于总则规定的效力，应适用合同法分则的规定作为案件适用的法律依据。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虽然合同法第215 条的规定是合同法分则的规定，但它只是对合同形式的规定，是法律对6 个月以上定期租赁合同形式的要求，也就是说，没有书面形式的，6 个月以上的定期租赁合同不成立，只能成立为不定期租赁合同。而合同法第36 条是对所有法律、法规要求合同采取书面形式而没有依法采取书面形式的补救措施,当然也包括第215 条规定的情形。
已经成立的合同要发生完全的法律效力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1当事人在缔约时具有缔约行为能力
2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
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4形式必须符合要求
合同符合生效的条件，即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具体表现为：
（1）合同内容约束各方当事人；
（2）不得随意擅自撤消或者变更；
（3）合同应当履行；
（4）合同内容成为纠纷解决的主要依据。
合同无效
欠缺合同生效要件的结果。
可以是全部无效，也可以是部分无效。
无效的原因：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习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六）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1）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财产损失的。2）（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
无效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是指不发生该合同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效果。
合同无效不论是在何时认定的，其无效都是从合同成立时就开始无效的，即使无效的合同实际上已经开始履行甚至已经履行完毕，也不影响其无效的后果从合同成立开始就确定。
无效合同的处理
原则上以恢复原状为主。
具体的做法有：（1）未履行合同的，应停止履行；（2）已全部或部分履行的，应相互返还；（3）对于因一方或双方过错导致合同无效并造成损失的，应由过错方按过错比例予以赔偿；（4）故意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有权追缴已经取得或约定取得的非法财产。可撤消合同
所谓可撤消合同，是指基于法定原因，当事人有权诉诸法院或仲裁机关予以撤销的合同。
可撤消合同有：（１）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２）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３）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9条“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未生效合同, 此处的合同未生效是从动的角度观察, 从静的视角分析即为未生效合同。未生效合同, 顾名思义即已经依法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 与生效合同相对应, 逻辑上属有效合同的种概念, 是合同依法成立后所处的一种暂时状态, 未来可能向生效状态去发展, 也可能永久地不生效。分析未生效合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合同已依法成立
合同依法成立与合同成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合同成立只是表明当事人之间已经就合同的内容达成一致, 当事人之间都希望按照合同履行以达到各自的目的, 至于合同是否合法、法律对此类合同持何种态度在所不论, 因而合同成立与否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 取决于当事人是否达成合意;而合同依法成立则表明合同不仅成立了, 而且是“依法成立”, 当事人之间不仅达成合意, 而且内容完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当事人的合意符合国家法律的价值取向, 法律对其予以强制保护, 任何违反合同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合同法第8条“依法成立的合同, 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依法成立的合同, 受法律保护”即指此类合同。
2、合同有效但未生效
合同有效与生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概念。合同有效是对合同进行法律评价后得到的肯定性结果, 说明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要件, 不存在导致合同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的原因, 合同有效与否以合同的合法性为标准, 依法成立的合同表明合同不仅具备合同法第12条规定的“技术标准”, 而且合同已符合合同法的价值取向, 不存在合同无效或效力待定的情形, 合同收到法律的保护, 对当事人产生了法律约束力。
3、未生效合同产生的原因各异
合同法确立的生效要件包括一般要件和特别要件, 一般要件是所有合同生效都必须具备的要件, 如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标的物确定和可能等, 特别要件则是根据法律法规或当事人的意志而对部分合同生效设置的一些特殊的前置程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准登记手续主要是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 而当事人约定的期限或条件则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 只有履行了这些前置程序, 合同才会生效。
二、未生效合同的效力
合同的效力又称合同的法律效力、合同的法律约束力, 是指法律赋予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拘束当事人各方乃至合同第三人的强制力, 是一国法律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角度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标准对当事人合意进行适当的干预, 以防当事人利用合同自由和意思自治原则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效力问题是合同法中最核心的问题, 它决定着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之后应当承担的责任, 而未生效合同的效力则是争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关于未生效合同的效力主要有“无法律约束力说”、“合同的约束力与效力区别说”、“合同的有效生效区别说”、“广义约束力与狭义约束力区别说”等观点, 反映了学者们对此问题的关注。但笔者以为, 未生效合同完全具备合同成立的要件, 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具有法律约束力乃是不争的事实, 只是由于国家管理的需要或因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因而暂时不生效, 合同法第8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适用的两个司法解释的规定就是最好的证明。未生效是合同所处的暂时状态, 将来可能生效也可能永远不生效, 其中附生效期限的合同随着期限的来临必定会在将来生效, 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和须经批准或登记后生效的合同将来有可能生效, 也可能永久地不生效。由于合同的效力主要体现着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范和约束, 因而未生效合同的效力应从此类合同中当事人的义务来分析:
(一) 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最高法律”, 订立合同的过程是当事人为自己“立法”的过程, 当事人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订立的合同即为“有效合同”, 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为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除非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 任何一方不得以各种理由在未履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单方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是“受法律保护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 履行批准、登记手续
合同是的当事人意志的产物, 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被认为是自法国民法典以来最重要的合同原则, 一直受到学界的追捧和赞誉, 但是国家从社会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的需要, 规定一些特殊的合同须履行一些特殊的程序, 履行这些批准登记手续是合同约定的一方当事人的义务之一, 对应履行义务一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 保证条件的正常实现
“条件”是指合同当事人选定某种成就与否并不确定的将来事实作为合同效力的附款, 对于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而言, 条件的成就与否决定着合同能否生效, 那么合同生效之前决定合同命运的条件的效力如何、是否和未生效合同一样有效但未生效?合同法第45条第2款“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 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 视为条件不成就”说明在条件成就之前当事人对于所约定的条件成就与否应顺从自然发展, 而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 恶意地促使或阻挠条件成就, 因此, 在合同生效之前, 条件已经具有了法律约束力。
三、违反未生效合同的法律责任
(一) 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合同当事人违反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先合同义务, 导致另一方信赖利益损失时, 依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未生效合同由于其未生效, 因此合同的法律约束力主要来自于法律的规定, 先合同义务是其主要义务, 旨在督促合同当事人在缔约的过程中应严格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不得利用缔约的机会损害对方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八条“属于合同法第42条第 (三) 项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原则的行为’”, 足以说明违反未生效合同中的先合同义务理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二) 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是违反生效合同后的法律责任, 未生效合同既然未生效, 何来违约责任?回答这个问题应从导致合同未生效的原因着手:对于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而言, 当事人一方在期限尚未到来之前“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 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合同法第108条) 即预期违约责任;对于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而言, 合同虽“自条件成就时生效”, 但“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 视为条件已成就”, 合同的效力朝着“为自己的利益”实施不正当行为一方的相反方向发展, 合同因当事人的不当地阻挠条件成就的行为致使条件成就, 合同因而提前生效, 违反此类合同当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三) 承担办理手续的费用及损害赔偿责任
三种类型的未生效合同中, 附生效期限的合同将会随着期限的来临而生效, 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条件的成就与否当事人不得干涉, 而对于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而言, 合同成立后, 办理上述批准或者登记手续就成为了当事人的义务之一, 此义务乃是未生效合同的法律约束力之一, 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理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办理上述手续, 否则,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求, 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对方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关键词】赠与合同；诺成性；任意撤销权 赠与合同是当事人将财产无偿赠与他方，他方受领该财产的合同。赠与物应为赠与人合法的并为法律允许的财产。赠与人的动产所有权自交付时起转移，不动产所有权依不动产权利转移方式转移。如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赠与合同的效力。
1.赠与合同的性质是诺成合同
民法通则对赠与合同并未做出确认，但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特别是其第186条，认为我国立法对赠与合同之性质采诺成性应无任何异议。在现代社会，民事合同以诺成为原则，以实践为例外。反映在立法上，除非法律对某合同之实践性有特别规定，否则该合同即视为诺成合同。我国合同法第25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这是对合同诺成性规则的立法确认。在合同法第十一章，立法并未对赠与合同之实践性做出特别规定，因此关于赠与合同之性质自应适用合同法总则之规定，即赠与合同具有诺成性。
2.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及任意撤销权行使的条件
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是在赠与合同成立后，赠与物交付之前，赠与人得基于自己的意思表示撤销赠与的权利。《合同法》第186条规定了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即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其目的就是赋予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后法定要件实现前以悔约权，使赠与人不致因情绪冲动，思虑欠周，贸然应允将不动产等价值贵重物品无偿给与他人，既受法律上的约束，遭受财产上的不利益。
任意撤销权行使的时间条件：须赠与标的物尚未交付或未移转登记。《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时间进行了规定，即只能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体而言，对于动产，需在交付之前撤销：对于不动产和需要登记的动产，需在登记之前撤销。若赠与标的物已为交付或登记，不得撤销；若标的物一部已交付或登记，则仅得就未交付或登记部分为撤销，已交付或登记部分不得撤销。对赠与物须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始得移转所有权者，如赠与人已为交付但未为登记或已为登记但未为实际交付赠与物时，赠与人可否任意撤销，在司法实务中存在分歧，我国合同法上对此的规定也不尽明确。作者认为，对于所有权变更须办理登记的标的物，一般以登记为其所有权变更之生效要件，而不以交付为所有权变更的生效要件。故对于此类所有权变更需办理登记的赠与物，若已为登记，不论其实际交付与否，均不得撤销；若已为交付而未为登记，则可以撤销。
任意撤销权行使的范围条件：须非为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范围进行了限制，即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对于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来说，赠与人不仅负有承诺赠与的法律义务，而且负有赈灾扶贫救困的道德义务。为了维护这类赠与法律关系的稳定，完成道德义务，本条款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在交付赠与财产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对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合同法》之所以规定不得撤销，一方面主要是考虑到赠与人若采取此种方式与受赠人订立赠与合同，经过公证人员的解释和说明，则应当已经考虑周详，如果再授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既有失合同的严肃性，也使受赠人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从公证的效力来说，具有债权内容的合同经过国家公证机关的公证，直接具有申请法院执行的效力。所以，这类合同不得撤销。这对于严肃国家公证机关的公证力，维护合同的严肃性，保证财产权利关系的相对稳定是必要的。
3.办理赠与合同公证的方式及效力
近几年，办理房产赠与公证的数量上升，主要是证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赠与合同的真实、合法。赠与人赠与，受赠人接受赠与，房产赠与合同就成立。在赠与中，第一步产生赠与关系，第二步交付实物，第三步产权登记。就此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7条规定，房产赠与行为的成立，一般情况下，以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过户手续为准；特殊情况下，没有办理过户手续的，也应有书面赠与合同，并实际交付房屋，赠与方算成立。据此，书面赠与合同是房产赠与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
那种认为赠与是实践性法律行为，而在办理房产赠与公证时只需证明赠与人单方制成的赠与书真实、合法的公证方式是不妥的，应该采取证明房产赠与双方达成的赠与合同（协议）的真实、合法的公证方式，从而确定赠与人与受赠人亲自到公证处办理真实手续。根据《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8条：“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支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未办理过户手续的，但受赠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已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显然，房屋赠与，一般情况下，只有到房管机关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方为有效，也就是说，房产赠与的所有权转移时间应以房管机关办理了房产转移登记手续，受赠人领取了房产证之时为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时间，该时间即为房产赠与行为生效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