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作外包就业影响论文

摘要：研究以金融行业外包服务数据为样本，沿直接与间接两种影响渠道，分析承接金融服务外包对我国就业数量与就业结构的影响，对就业数量变动的流向与趋势进行测算，深入到了劳动力就业质量层面。实证结果表明，承接金融服务外包可以扩大第三产业的相对就业比重，改善知识结构，有利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平衡。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美国工作外包就业影响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美国工作外包就业影响论文 篇1：

美国制造业回归的障碍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与出口都在增加。但与奥巴马上任时相比，现在，美国制造业岗位仍相差6%

看到了盲目金融创新带来的恶果，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美国把视线再次放到了制造业上。美国繁荣的关键是“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奥巴马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说，“就在当下，是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的最佳时机。但是，我们必须牢牢抓住这个机会。”

国情咨文发表后的第二天，奥巴马参观了英特尔在凤凰城郊区建设的计算机芯片制造厂。这家工厂号称投资52亿美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建筑项目。工厂将在2013年投产，预计雇佣员工1,000名。这一工厂的建设为渴望制造业新鲜血液的美国注入了信心。

奥巴马在凤凰城机场的停机坪上做了一次制造业动员讲演。奥巴马承诺给把就业岗位带回美国的企业减免税的优惠，并预留了70亿美元给清洁能源制造企业，以及在经济低迷地区投资建设新厂的企业。制造业对美国经济真的那么重要?至少总统的答案是非常肯定的。60%的出口，90%的专利，70%的研发都涉及制造业。此外，从区域经济角度出发，一家大型制造工厂的建设会带来一大串的连锁反应，当地的建筑、住房，服务等众多行业都受到带动。

很多专家同意奥巴马的看法，认为振兴美国制造业，目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特别是在美国比较有竞争力的领域，如航空航天、工程机械和半导体制造业。《经济学人》杂志报道，2005年至2010年间，中国的工资增长了70%。再加上知识产权盗窃，以及技术转移的繁琐程序，让美国的一些公司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海外投资策略。

的确有公司考虑重新开始“美国制造”，但重振制造业需要人才，而美国目前的人才储备还不足够。另外，曾经是全球技术创新龙头的美国，已经不再高不可攀，其余的制造大国们正在努力追赶美国的脚步。

有人口但缺人才

美国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保持了近一个世纪，最终让位给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不能否认，过去十年，由于亚洲和南美洲地区的低劳动力成本，美国丢失了4百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清醒的人应该发现，不能把美国制造业领先地位的丢失简单地归咎于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并不是高失业率的借口。2003年开始，德国出口总额超过美国，主要出口领域有机械、汽车、化工、金属等。在劳动力同样昂贵的德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并没有被中国抢走。德国和日本生产的高质量、高价格的产品照样横扫全球。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的数量多于其他发达国家。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瑞典等10个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高于美国，而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岗位下降的数量都低于美国。

有人把失业率的上升与生产率提高联系在一起。工厂变得更加机械化和智能化，生产相同数量的产品需要更少的员工，所以就应该有更多的人找不到工作。但事实也并非如此，2000年到2007年之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3.9%;上世纪90年代间，这个数字是4.1%，而那时每年制造业丢失的工作岗位仅有0.2%。

自1997年至2011年，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从来没有增加过。最近几个月，终于有了好消息。美国供应管理协会2012年1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2011年12月的ISM指数为55.1。ISM指数是反映制造业在生产、订单、价格、雇员、交货等各方面综合发展状况的晴雨表，通常以50为临界点，高于50被认为是制造业处于扩张状态，低于50则意味着制造业的萎缩。2012年3月，ISM指数56.1，这意味着，最近几个月以来，招人的公司比裁员的公司多。

从中国的大量进口证明美国制造业外移是不争的事实。1979年，美国制造业雇员数量达到历史峰值1,960万人，2011年，在失业率连续几个月下降之后，制造业雇员人数为1,180万人，30年间下降了40%。当然，这些数字并不能证明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了，因为高端劳动力成本很高，并不能以雇佣人数来简单界定，但至少可以证明，美国的中低端制造业外流到了其他国家。

2010年2月以来，美国的就业岗位增加了240万个，其中30万属于制造业。从就业结构来看，金融危机大大减少了金融就业岗位，政府裁剪预算也减少了公务员岗位，因此，制造业的就业增加对美国经济起到了稳定与拉动的作用。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多家公司一致表示，生意越来越好，最新的ISM指数56.1，表示新订单普遍增加。

人们在关注失业率的时候，很多企业家却说，事实上，工作岗位已经摆在那里了，现在缺少的是适合这些岗位的技术工人。

某金属配件厂自2011年秋天就开始寻找装配组长和磨具工程师;一家工厂高薪诚聘高级焊工;还有一家汽车磨具公司已经花了7个月找技工。

马赫模具公司运营副总裁Corey Carolla说，我们的员工已经一个星期工作60至70小时了，他们非常疲劳。马赫模具公司共有40人，“我们需要更多的人，问题是如何找到他们。”

众所周知，美国在过去10年中失去了近4百万个制造业就业机会。但这些损失掉的就业机会并不能弥补熟练技工短缺的情况，相反，工厂自动化改造和设备改进对操作工人的要求更高了。过去的下岗工人们或许非常熟悉老式机床的操作和维护，但往往不具备操作新设备的技能。

如果探究得更深，能联系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很多地方，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已经或接近退休，而后来出生的年轻人很多都不选择在工厂工作。有些地方，人们把在工厂工作当做一种耻辱，这样的偏见深入人心。因此，美国制造业被有些人视为“垂死的行业”。

精密金属公司的首席执行官Matt Tyler说：“政治家们让失业率成为了一道红线，工人们站在线的一边，没有就业被称为他们失业的原因，而事实并非这样。”“就在最近，我的一个客户让我生产管道，我最大的担忧不是别的，而是我能不能找到6个技工来完成这项工作。过去我从没想过这会成为我的难题。”

在金融危机之前，已经有人发现了技术工人短缺的现象，经济的走低再复苏让这个现象更加严重了。缺少熟练技工的“危机”在全国范围蔓延。

一份德勤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制造业现在有60万个就业岗位面临空置。相比之下，美国劳工统计局统计的失业人口为128万。这份报告称，高失业率并不能让这些悬空岗位被迅速、简单地填补，特别是熟练工种。而劳工统计局的报告称，虽然机械技师不足，但就业机会应该会继续维持良好态势，因为很多年轻人采取了正确的择业态度，与其等待不如退而求其次或者尝试其他领域。

一位世界500强企业人员介绍，公司能够招聘到足够的研发人员，这些人大部分来自美国以外，专业是数学和基础科学，拥有不错的学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他讲到，那些上了年纪的工程师们最初都是从拆卸小电器开始喜爱和进入这个领域的，而现在的年轻人却不是，他们没有这个经历。设计产品运转不灵时，年轻人更多的是一遍遍地核查设计图，而不是下到车间，在操作中发现问题。

麻省理工教授Thomas Levenson在《Measure for Measure: A Musical History of Science》书中提到，基础科学与数学要“落地”并不容易。以乐器为例，熟练的乐师能给乐器调音，用数学也能够计算出每根弦的位置和张力，但如果用数学算式来调音，结果往往相差很远。

研发不再独领风骚

先进的制造能力必不可少地伴随着科研和创新。大部分人都应该同意，制造业的未来依靠研发，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从制造业大国的轮换不难看出，美国之所以能成为制造业大国与其上世纪的多项里程碑式的发明脱不开干系。现在，虽然美国的制造业已经不似从前那么风光，但大多数业内专家仍然相信，美国制造业的未来必须与科研能力共同进退，保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是美国制造业复兴的必要条件。

近年来，随着制造业的外包，美国的部分研发也在外包。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公司在外包研发的支出增长，是其他国家的三倍。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三个制造业行业：在通信设备、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汽车及汽车零件产业中，美国国内研发雇员比例低于全球比例。2008年，美国国内研发雇员的比例仅占全球水平的55%。与此同时，位于其他国家的约28万个中小企业不具备外包研发的条件，他们只能在本土研发与外国企业竞争。

不少大型公司都在中国、印度等地建设研发中心，雇佣当地人才。但这也引发了一种担忧：把研发部门放在外面会不会削弱美国的研发能力。另外，德国和中国这些制造业强国的研发能力迅速提升。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去几年内大范围普及，自主创新上升为国策，每年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以20%的速度增长着。在这种压力下，美国想保持其全球第一的研发能力势必困难重重。因此，业内人士担心，美国公司把这么多的研发部门外包出去，是对高科技产业以及制造业研发能力的伤害。

Thomas Levenson的观点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如果把研发从生产中切割出来，可能暂时还不是很明显，但这总会产生问题。另外，很多大公司把研发外包在市场地区，这样的研发是为了适应当地市场的需求。这种情况对于企业的整体研发水平有一定负面影响。

有数据显示，在制造业，外包不必引起太大的担忧。首先，美国大约70%的企业层面的研发都来自于制造业，而制造业中，研发与销售额的比例比其他行业的比例要高得多。第二，研发预算的增长速度高于美国GDP的增长，尤其是在制造业。最近10年期间，美国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的研发投入保持着小幅上升趋势。1999年，美国外包研发占比12.6%，200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5.7%。另一方面，美国跨国公司在外国的销售额占比37%，而其外包研发的首要任务是开发适应当地市场的产品。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美国设立分公司的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的研发投入比例高于比美国公司对外包研发的投资。如此可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仍是全球最关注研发的国家。

在研发总支出上，美国仍比其他任何单一国家的投入多。如果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研发投资额已超越美国。2009年美国研发投入400亿美元，亚洲地区直逼美国，投入399亿美元。

另一方面，近期出台的几份重量级报告却告诉美国人，情况堪忧。虽然外包还不足以撼动美国世界第一的创新地位，但后面国家的快速追赶不能忽视。曾经在技术领域唯我独尊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012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韩国等亚洲制造业国家，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屡攀新高，研发能力也与日俱增。这些新兴的制造大国储备了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比美国还多。报告称，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工科专业博士增加了一倍多，数量已经远远超过美国。

亚洲在研发上的大量投资得到了收益。现在，国际性的学术期刊上，每年亚洲人发表的科学和工程的学术文章与美国人发表的数量相差无几。NSF的报告还指出，在中国、日本、韩国、德国和法国等国，政府资助的研发更倾向于与制造业有关的技术，例如工程和物理科学等。在美国，政府的研发投入更乐于支持与健康相关的科学研发。

不论金融业和地产业多么混乱和低迷，美国在高端技术和产品制造方面始终保持着世界第一的地位。但是，现在在这个领域，美国的地位也不是万年永固了。美国在高端技术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2000年达到最高峰：2.5万人。2001年的“轻微”经济下滑带来了第一次“重大和永久”的失业潮。十年过后，超过四分之一的高端技术领域就业机会消失了。在2010年，美国高科技产品的贸易逆差达到810亿美元。自2000年以来，美国已经失去了68万个高端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28%。

大选决定美国制造业未来

制造业回归美国除了要面对行业本身的问题，还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政治问题：今年的美国大选哪个党派上台，将大大影响其制造业的未来。

金融危机过后，美国的经济亟待寻求突破口。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内需和出口。美国经济要复兴，同样需要三者带动。

投资，自然需要钱。美国在金融危机中损失的那些钱还没有找回来，房地产业仍在低谷徘徊，企业和老百姓都没有钱，税收上不来，政府预算不够，不论怎么来看，美国都没有太多的钱投资，更不用说靠投资拉动经济了。危机过后，美国的内需虽然慢慢回暖，但要靠其来拉动经济，还为时尚早。而且，被信用卡吓倒的美国人，应该开始学着存钱了。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出口总额又攀升到1,074万亿，美国还是高端制造业的出口大国。两者相加，看似美国的出口前景不错。在某种程度上，出口取决于其他经济体的“健康情况”。欧元区能够自保就万幸了，所以不能妄想从欧洲获得出口增长。由于欧洲、美国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的集体重病，全球经济基本只能勉强维持稳定。现在的情况下，美国的出口应该只能原地踏步。

三驾马车似乎都不太给力，各大咨询公司都预测美国在最近几年将继续低迷。经济不好时，人们往往更关注经济，今年的美国大选，选民们尤其注意经济、失业率等敏感词汇。而作为经济的重要支柱、失业率降低的功臣，制造业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眼中的地位却是天壤之别的。

共和党对于制造业并不热心。共和党第一把交椅罗姆尼表示，不会重点支持某一个特定产业，放任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自生自灭其实才是正确的选择。2004年，当罗姆尼还是马萨诸塞州州长时，曾遇到一个提案，提案希望禁止美国公司在印度设立呼叫中心，罗姆尼否决了这项提案。用奥巴马的左膀右臂——美国副总统拜登的话说，罗姆尼在“错误地坚持”他对制造业的看法。“在罗姆尼领导下的马萨诸塞州制造业的就业减少的速度是其他地区的两倍，这并不稀奇。”

无疑，民主党一直是制造业的支持者，奥巴马觉得当初花上百亿救助通用汽车是一项无比正确的举动。他称，对汽车产业的援助相当于政府花钱保住了上万个工作岗位，同时，通用汽车不负众望地东山再起，成为世界第一的汽车制造商。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州，可能会更支持奥巴马，因为这些地区制造业发达，而且当地就业率高度依赖汽车工业。

回顾前几届总统任期内美国制造业的情况。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和平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发展，制造业就业机会增加。随后，“911”吸引了下一任总统布什的全部注意，反恐排在了经济的前面。所以，在布什第一任期内，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了17%，在第二任期内也减少了12%。解决了拉登，美国终于有精力搞经济了。奥巴马在国情咨文里无比激动地说，美国第一次不用担心恐怖分子的威胁。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与出口都在增加。但与奥巴马上任时相比，现在，美国制造业岗位仍相差6%。

共和党和民主党对制造业的态度截然不同，美国的制造业未来会怎样，今年的总统大选将见分晓。

作者：陈曦

美国工作外包就业影响论文 篇2：

承接金融服务外包对中国就业的影响

摘 要： 研究以金融行业外包服务数据为样本，沿直接与间接两种影响渠道，分析承接金融服务外包对我国就业数量与就业结构的影响，对就业数量变动的流向与趋势进行测算，深入到了劳动力就业质量层面。实证结果表明，承接金融服务外包可以扩大第三产业的相对就业比重，改善知识结构，有利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平衡。但不熟练工人的金融外包业准入将受到限制，加深了他们的就业困境。如何借此机遇将大量低技术劳工培训成合格人才将成为一个严峻的挑战。研究还提出了针对这一新产业形态未来发展的总结与展望。

关键词： 金融服务外包;就业效应;中介效应

Key words： financial outsourcing; employment effect; mediating effect

服務外包战略对不同类型的行业具有异质性的作用，本文选取其中一个细分行业，减少了效应分析的偏误，丰富了金融领域服务外包活动的实证研究，将就业结构指标纳入分析范围，深化了对就业影响的理解，具有更强的比较性与参考性，对我国就业与经济政策有启示作用。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就业影响包括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两个方面，即工作岗位总规模的绝对变化与不同产业或行业间就业规模的相对结构变化。就业质量在绝对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数量浮动的相对趋势与分配问题。本文将从直接与间接这两个传导渠道入手，这也是目前关于服务外包对就业影响分析的普遍做法(见图1)。

1.1 直接效应

降低成本是服务外包产生的重要动机之一，较常见的承接国是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当发达国家将一些非核心业务转移到劳动力富足且工资相对较低的国家时，这一转移就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大量的直接就业岗位，形成了积极的就业创造效应，也缓解了短期内劳动力供求的矛盾(马晶梅等，2015)。这一类型的金融外包主要涵盖信用卡服务、数据录入、单据审核、呼叫服务等信息技术外包层级的业务，它们要求的技能值较低，通常是体力劳动含量高的简单服务作业，是发包方在业务流程优化过程中淘汰的低等岗位。

上述业务转移大都发生在第三产业内部，因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承接金融服务外包对第三产业的就业存在影响。

1.2 间接效应

上述部分展示了服务外包对就业数量的影响，但数量的增加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代表着劳动力总体量的变化，但这一变动概念是绝对的，不具有可比性。因此，为了就工作岗位的增加进行深度认识，进行结构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就业结构包括各经济部门所占用的劳动数量及其之间的比例管理，是关于社会劳动力分配的研究，也是衡量就业质量的指标。根据类别的不同，就业结构可以划分为就业人员的地区结构、产业结构与知识结构等。我国不仅要追求就业数量的改善，也要追求就业质量的优化，这不仅关系到民生问题，也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人形助推器。

技术溢出效应。承接国所承接的业务往往具有更高的技术要求与标准，生产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员与知识、技能的流动。这一技术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生产效率的改善和人力资本的进步上，可以通过直接引进、学习效应与竞争效应的方式来获得。在外包的转移过程中，跨国公司往往要对接包方企业开展业务培训，大量的隐形知识逐渐呈现显性状态，承接方从合作方学习专业技术，将外部知识进行内部消化，形成专业知识的外溢与吸收，长期积累下来，最终产品的投入要素比例将会改变(Goerg和Hanley，2005)，可助力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Edvardsson和Durst，2017)，实现劳工技能由低至高的攀升过程。这一流程再更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内部知识不足与资源短缺导致的困境(Dekker等，2020 )，降低个体企业进行二次模仿与创新的成本，助力企业实现服务创新(Susarla等， 2019)、扩大生产规模、开放新的就业岗位、形成良性互动。

鉴于金融服务外包呈现出业务内容广泛、技术要求精细的特征，因此更偏好高等专业化人才，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承接金融服务外包对高技能劳动人群的就业存在影响。

如果技术溢出提升了本国劳动者的技能，将不熟练工人培训成熟练工人，那么高学识、高技术人才占比的提高也意味着我国平均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优化了就业知识结构。在逆向外包中，随着外包程度的加深，收入的分配将更偏向于高技能劳动人群(沈春苗，2017)，这一有偏的工资水平将会吸引更多专业人才的涌入。实证表明，在美国，外包导致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流向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Shankar等， 2019)。目前中国正面对着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的丧失、国内劳动力迫切需要提升技能、吸引高薪人才破解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局，这一外包途径对于打破这一困局具有重要启示。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 承接金融服务外包可以改善我国就业的知识结构，即提高高技能劳动力人群的相对就业比例。

资本流入效应。服务外包的过程往往也是跨国公司设立与国际资本流动的过程。对外投资的影响从某种程度来说与服务外包的影响是类似的。因此，资本流入会对东道国的就业数量、就业质量以及区位禀赋三个方面带来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影响。根据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外资的进入虽然会在短期内产生挤出，但从长期来看，积累的资本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扩大的需求会使生产规模增加并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

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已经成为衡量现代经济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工业化越成熟代表着第三产业的发展越繁荣，相应可容纳的就业人口也就越多。第三产业作为我国人才的蓄水池，就业人数比重最大、产业贡献率最高才是就业结构优化的表现。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仍然过高，第三产业贡献了大部分GDP产出，而相对就业人数却远远达不到这一比重，存在着产业就业结构失衡的问题。

假设4： 承接金融服务外包可以可以改善我国就业的产业结构，即提高第三产业的相对就业比例。

2 实证设计

2.1 变量的定义与测量

(1)服务外包(OS)。服务外包相关数据的统计在我国起步较晚，也并不普及，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样本数量，本文将借鉴前人的计算，在金融服务业出口贸易额的基础上乘上修正β(β=0.7)，并通过各年美元对人民币年均汇率将亿美元换算成亿元，近似替代承接金融服务外包的数额。下文所采用的数据根据2000—2018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计算得出。

(2)第三产业的就业(Labor)。本文采用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数量，数据来自2000—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3)第三产业的工资水平(Wage)。本文采用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数据来自2000—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4)第三产业的总产值(Y)，数据来自2000—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5)高技能劳动力(Led)。由于高技能劳动力并没有一个统一衡量技能的标准，因此本文采用本科及以上学历水平的劳动力数量来替代。数据来自2000—2018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6)高技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Wed)。借鉴陈晓华(2014)的做法，本文采用大学生比较集中的七個行业的平均工资替代。这七个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组织、计算机软件与制造业。数据根据2000—2018年《中国劳工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7)教育投入(Edu)。本文中以教育经费这一指标来表示，数据来自2000—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8)高低技能劳动力之比(HL)，其中高技能劳动力的计算方式同(1)，低技能劳动力为当年全国劳动人口减去高技能劳动力数量。具体数据根据2000—2018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9)第三产业就业占比(Ser)，数据根据2000—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上全国劳动力人口计算而得。

(10)技术进步效应(Tech)。用历年中国技术市场成交额衡量，数据来自2000—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11)资本流入效应(K)。用第三产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衡量，数据来自2000—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2.2 回归模型

其中，OS的系数代表了承接金融服务外包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平均工资W的系数反映了技术外溢效应;总产出Y反映了总体的规模效益，涵盖了资本引入与产业升级等途径的间接影响。

借鉴陈晓华(2014)的研究，构建关于承接金融服务外包对高技术水平劳动力需求的模型：

3 实证分析

对于低技术业务，接包企业对外来知识的吸收相对容易，企业能够良好适应新进入业务流程的运作要求，无需在业务协调与监督上花费太多精力与成本，因此具有更可观的知识外溢效应(张喜征等，2018);而对于技术要求较高的研发业务，承接方需要耗费较大的人力与物力成本学习消化新知识，短期内无法实现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人力资本的优势无法充分发挥，因而所承载的高附加值较少，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也就偏小，理想中的回报效应不明显，只表现出一定的正面倾向(马晶梅等，2015)，解释了这一不显著现象。

从数量上看，承接金融服务外包并不会对中国的就业产生显著影响，但是总体规模上不发生变化并不代表内部结构也保持同样的稳定。

下面给出中介效应的具体测算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第一步检验中系数都是显著的。随着金融服务外包的增加，高低劳动力之比(HL)得到了轻微改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Ser)也得到了提高。此时，第一步的检验均通过，可以继续进行HL与Ser的中介效应检验。

对于高低技能劳动力之比来说，技术进步与资本投入均呈现完全中介效应;对于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来说，技术进步呈现中介效应，资本投入呈现完全中介效应。这与假设3、假设4是相符的。

可以看出，技术升级与资本流入是较为重要的实现就业结构优化的中介途径。从中介效应的相对大小来看，技术进步在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就业比重中发挥了84.45%的作用，略小于在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中的70.44%。早期，我国的金融服务外包更多地通过恶性竞争压低价格来承接业务，层次浅、时期短，不存在可持续性。目前的承接模式正在由成本交易伙伴型逐渐向竞争战略伙伴型转移。与维护金融机构的日常运营业相比，承接企业正在与发包方形成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过企业间的相互学习，建立各自的竞争优势以达到双赢。上述这一过程就是技术与资源溢出的过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知识结构的改善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它是改善当前金融服务外包从技术咨询纵向深化发展，上升到业务运营流程与战略服务决策层面的有力催化剂。

虽然高技能劳动力的比重随着金融外包的增加而增加是一个积极的趋势，但这一现象却不是一个完全乐观的结果。在高技能劳动力的数量没有显著变化的前提下，它可能是建立在牺牲大量低端工作岗位上而获得的结构改善。金融服务外包业对就业人员有特定的技术底线，存在着更高的人员进入壁垒。我国的金融外包发展处于不高不低的中端层级，高附加值的价值链位置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金融产品开发与数据分析等业务的金融知识外包业务并不普及;而不熟练工人也由于专业门槛被逐渐排斥在外，发展中国家承接服务外包对不熟练工人就业有更明显的抑制作用，这一点在前人的学术分析中经常得到验证。外溢知识的效力还取决于承接国自身的消化能力，承接优于我国资源禀赋的结构的外包活动将形成承接外包与技术提升的良性循环，促进会产生显著积极效应的转移。

资本流入对知识结构与产业结构改善的贡献均衡。中国的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小、核心竞争优势不明晰。一个市场的规模越大，它所吸引的外包额也就越高，存在正向作用。资本的注入包括对企业的直接投资或者产业扶植，那么对于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或者需要大量投资的项目来说，中介效果将会变得更显著，外包的运营规模将会扩大，更多的岗位缺口将打开。第三产业利润更高，市场前景更广阔，平均工资也优于第一、二产业，随着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例的扩大，我国的就业状况得到优化。

总结上面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到，虽然从就业数量的直观变动中看不出承接金融服务外包所带来的变化，但它可有效提升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刺激我国就业的知识结构水平，从而改善就业结构，但要警惕这一背后暗藏的隐患：大量不熟练技能的人口可能被隔离在金融业的准入门槛之外，损害了这部分群体的利益。技术溢出与资本流入效应成为了发挥带动作用的重要途径，因此要有效地消化引入技术，预防价值链低端位置锁定现象，同时继续扩大金融行业规模，解决服务外包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质量提升要求的不协调。

4 结语

本文从服务外包的传导路径出发，探讨了承接金融服务外包对我国就业的影响。金融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该项经济活动并没有像预期一样为我国直接吸纳就业人口，但它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就业的知识结构与产业结构，但要警惕这一改善背后可能隐藏的就业隔离现象。本文的研究还证明了技术溢出与资本流入这两个间接因素的重要催化作用。因此，中国应该坚持推动传统金融企业的市场化进程，提高溢出技术的吸收能力，坚持自主创新，扩大金融外包的数量，发挥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效益。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对金融服务外包额的数据进行精确测算，而非使用近似替代指标，并就中国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规模与现状展开针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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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卿 范培华

美国工作外包就业影响论文 篇3：

承接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研究

摘 要：我国服务外包发展从无到有，规模不断扩大、领域逐步拓宽，通过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对我国就业产生深远影响。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主要体现在就业数量的增长、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就业结构的改善等方面。

关键词：服务外包;就业结构;人才培养

1 我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现状

从2009年～2011年，尽管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服务外包发展出现了波动，但我国在承接服务外包方面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态势，见表1所示。据商务部统计，2013年1-3月份我国共签订服务外包合同34 540份，合同金额15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9%;执行金额117.2亿美元，同比增长43.6%。其中，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合同金额112.7亿美元，同比增长52.1%;执行金额81.4亿美元，同比增长42.0%。美国、欧盟和日本是我承接服务外包业务主要来源。一季度我国承接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外包执行额依次为20.9亿美元、13.3亿美元和9.6亿美元。从接包的内容上看，信息技术外包仍占主导地位，2013年1～3月，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占比分别为53.5%、14.0%和32.5%。

2 承接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

2.1 扩大就业数量

2.1.1 服务外包的直接就业效应

承接服务外包所带来的直接就业效应表现为就业岗位数量的增加。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13年一季度，我国服务外包新增从业人员16.9万人。截至2013年3月底，我国共有服务外包企业21 830家，从业人员446.51万人，其中大学(含大专)以上学历302.47万人，占从业人员总数67.74%。由于服务外包广泛应用于IT技术、金融、现代物流、人力资源、客户服务、产品设计等现代服务业中的高端行业，具有知识密集、人力资源密集、无污染、低能耗、高附加值等优势，因此成为解决高端人才就业问题的最优选择。从我国目前实际就业人口比例来看，其中81.3%的都是应届大学毕业生，据统计，仅2012年从事服务外包的大学生占到服务外包总从业人员的70%左右。由此可见，服务外包产业为高素质人才，特别是就业率不到75%的应届毕业大学生找到了一条很好的就业出路。

2.1.2 服务外包的间接就业效应

承接服务外包除了能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外，还可以通过间接途径变相地促进就业。服务外包的间接就业效应主要表现为就业收入的乘数效应。根据凯文斯的乘数效应原理，Y=A/(1-MPC)，其中A表示原始支出，MPC代表边际消费倾向，Y表示因原始支出而最终增加的产值。1/(1-MPC)代表收入增加的倍数。根据公式可知，人均收入越高，其绝对消费支出数额就越大。按照乘数效应公式，由于服务外包的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较高，对应其消费水平也高，这种高收入和高消费的模式一方面使得他们的消费数量在增加，另一方面体现在消费结构的变化，高收入人群消费商品的档次不断提高，这必然要求社会创造出更多的新产品来满足这种需求变化，从而促使其他行业的生产者扩大其生产和投资规模，间接促进了其他行业就业数量的增加。

2.2 提高工资水平

服务外包在为承接国带来就业机会的同时，也给承接地区的工资水平带来积极影响。服务外包具有技术知识密集型的特点决定了发包方和承包方在技术方面合作比较密切，因此相对于制造业外包，更容易提升承包方的技术水平，产生技术外溢效应。接包企业通过外包培训、“干中学”等途径提高其技术水平，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拉动员工工资水平的提高。如表2所示，不论哪种经济类型的单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平均工资均高于其他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典型的高收入行业。

2.3 改善就业结构

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就业结构的变化两者息息相关，不同的产业结构吸纳就业的能力有显著不同。在承接服务外包的过程中，需要从事现代服务业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因此，有助于提高我国劳动力队伍中知识密集型劳动力的比例，从而改善我国的就业结构。如表3所示，随着服务外包存量的不断增长，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无论从绝对数，还是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都呈现上涨态势。

但应该认识到，我国的产业结构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三次产业结构还不太合理，2011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为43.8%左右，而高收入国家的比重则在70%以上。除了要优化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外，还要改善服务业内部的行业结构，加速其成长。近年来，我国承接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一些类似于数据输入和基本编程等低端服务，金融、保险、咨询等服务业以及信息、电子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还较为欠缺，服务外包对第三产业的促进作用还很有限，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服务外包对就业结构的改善作用，下一步需要在这两个方面做出改进。

3 对策建议

人力资源是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拥有有效的人力资源供给能力，是产业高速发展的重要引擎。下面从人才培养和激励的角度给出几点建议。

3.1 加快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要解决目前高校教育体制落后、专业陈旧的问题，应当积极探索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教育模式，一方面仿效印度高校教育模式，根据服务外包发展的需要增加设置相应的课程，印度大学专业科目中约有50%是根据市场的需要随时调整引入的，从而保证高校培养的学生能够适应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改进传统的教学方式和学生考核方法，加大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除了课堂教学外，采取“实训”教学法，如通过实验室模拟实训，在仿真场景中进行实际项目的训练，或联合企业或工厂进行实训，为学生创造实践的工作环境，培养他们实际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3.2 建立外包人才社会培训体系

除了高等院校培养服务外包基础人才外，还应建立完善的社会培训体系，及时为企业培训各种“量身订做”的人才。虽然目前全国也有很多社会培训机构，但这些培训机构质量参差不齐，不成体系，因此有必要由政府出面整合各个培训机构，由政府提供一定的教育资金并确定政策导向，社会培训主要以短、中期为主，直接目标面向企业，主要解决应届毕业生直接进入外包企业的不适应问题，培养应用型人才。

3.3 建立外包人才激励机制

同制造业不同，服务外包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在这样的产业里，基本以人为主，而不是机器设备为主。因此服务外包业需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根据从业人员的特点满足他们的需求，达到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目的。研究表明，对于外包就业人员，生活居住环境和激励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企业要想留住人才，必须提高和改善他们生活的环境，完善人才激励机制。2013年商务部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一项就是针对服务外包企业用人方面，即服务外包企业每新录用1名大学以上学历员工从事服务外包工作并签订1年以上合同的，给予企业每人不超过4 500元的定额培训支持。

3.4 合理压缩服务外包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

服务外包企业的用人成本较高，以社保为例，我国的社保体制是统一缴费标准，即企业应为员工缴纳社保公积金为税前工资的44.1%，员工个人缴纳22.2%，合计为66.3%。员工退休后，国家按照届时社会平均工资的20%支付养老金。换言之，企业员工平时所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高低与其退休后领取退休金的具体数额关联不大。如前所述，由于服务外包企业员工平均工资，远高于制造企业，因此服务外包企业的人均社保缴费负担，高于制造业企业员工的1～2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的价格竞争力。为此，可考虑对从事服务外包企业的社保缴费比例给予一定比例的折让，在保证人均缴费金额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的基础上，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比例或采用先缴后退的方式，降低服务外包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

参考文献：

[1] 李娟.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对我国就业影响分析[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10，(4).

[2] 王晓红.中国设计：服务外包与竞争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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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耿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