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制度

美国联邦制度（共8篇）

美国联邦制度 篇1

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反响巨大,无论学界和舆论界都认为这是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对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现代法治政府的建设都有深远意义。但是,《条例》第十四条也规定,“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由此可见,处理好保护国家秘密与公开政府信息之间的关系,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有效运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决定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成败。但毋庸讳言,公众对我国现行保密制度诟病之处颇多。所以,为有效实施信息公开制度,对我们现行保密制度在借鉴和检讨的基础上进行配套性改革势在必行。

国家秘密是国家垄断占有的信息。信息在现代社会中的资源价值作用日益凸显,因此,掌握了重要信息的个人和组织,能够做出其他人在缺乏这些信息时无法做出的有利决策。国家秘密可以认为是继国家垄断暴力之后又一“合法”垄断之物。适度的保密行为可以更好地保护国家安全,但过度保密则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对信息的分享和利用,阻碍社会进步。此外,政府尤其是行政机关的过度保密行为,会使公民和代议机关无法掌握充分的决策信息,这将不可避免地损害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如何合理利用并控制保密制度的运作在现代社会中是个非常微妙的问题。

美国是世所公认的信息自由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了解和比较它的保密制度,对于改进我国保密制度自然多有助益。本文首先介绍了美国联邦的保密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行保密制度的基本情况,以及在9·11以后,美国保密制度的一些变化。然后,本文介绍了《信息自由法》,这一作为美国保密制度基础性国会立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它的诉讼受理和审判方式;在审理行政机关的保密行为时,判例法形成的“国家秘密特权”理论,以及法院利用它来限制当事人利用政府信息的权利的情况,当国会和行政机关对利用保密资料发生争议时,法院往往采取的消极、自我节制的态度。最后本文简要评论了美国保密制度以及对中国保密制度的反思。

二、美国联邦保密制度历史简述

与中国不同,在美国联邦立法史上从未有过专门针对保密制度立法。相反,联邦保密制度,尤其是联邦行政机关的保密制度主要是通过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法规,并且主要是总统命令来建立并调整的。

不过,直到1946年前,在整个联邦行政机关中几乎都没有统一的保密制度,各个行政机关往往是根据自己的裁量加密信息和文件,且无需说明理由。[1]1946年,杜鲁门总统发布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规范行政机关间信息保密和传递制度的总统命令:《关于对政府档案更有效的利用、传递以及处理的规定》, [2]命令每个行政机关“为其档案的有效管理和处置建立并维护一个积极而连续的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1946年是美国乃至世界行政法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因为该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行政程序法》。[3]国会制定《行政程序法》的主要目的是在新政以后,行政机关对市场活动、公民生活介入越来越多的背景下,建立一个统一而公正的行政程序,以规范行政程权的行使。但在立法过程中,几乎没有对公众知情权进行讨论。《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公开其内部行政组织与程序、作出决定时遵守的规则以及其它行政法上资料,但是这种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事后的司法审查,而不是保护公民知情权。[4]与此同时, 《行政程序法》还规定,适当和直接涉及的当事人可以能获得行政记录的文件,但是可以基于正当原因而保密的信息除外;任何美国政府的职能要求为了公共利益而保密,或者任何完全只涉及一个机关内部管理事项规定的信息并不一定必须公开, [5]这些宽松的规定在实践中实际上成为了行政机关拒绝公开信息的借口。[6] 1951年,杜鲁门总统发布了第二个涉及保密制度的总统命令。[7]如果说他的第一个命令是在行政机关间正式建立统一保密制度的话,那么这个命令则是民选总统试图在行政机关内部,对公众知情权与国家保密需要进行不断平衡的开始。它对申请公开信息的程序、自动降低密级或自动解密以及在行政机关内部对保密制度不断进行审核作出了许多更具操作性的规定,进一步约束了行政机关的保密行为,使行政机关对公众的知情之门畅得更开。

《行政程序法》对公众知情权的忽视引起了广泛不满,因此,十年之后的1966年,国会一致通过了对《行政程序法》涉及公共信息的部分的修正案, [8]也就是后来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简称 foia)。该修正案赋予公民广泛的接触政府信息和文件的权利,而不是只有涉及到的当事人才可以申请公开信息;它规定了九项要狭义解释的免于公开的豁免,其中第一项是:“为了国防或外交政策,由总统命令特别规定保密的。” [9]这一条款是以后行政机关从事保密活动的主要权力依据。但是,直到《信息自由法》出台后六年后,总统才对行政机关的保密制度作出调整,以符合《信息自由法》的规定,这就是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发布的总统命令。[10] 在这以后,除了老布什总统,其它的几位总统都发布过关于保密制度的总统命令,总的趋势是行政机关不断放松政府对信息的管制,扩大的公民的知情权。虽然其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事件,但是这一趋势基本上还是得到了维持,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动。

三、美国联邦现行保密制度简介

美国联邦现行保密制度建立在克林顿总统1995年发布的12958号总统命令:《保密的国家安全信息》基础上的。[11]2003年5月,布什总统的13292号总统命令对它进行了一些修改。(一)定密

在该总统命令中,最先规定的,也是篇幅最长的是关于定密的内容。1.定密的理由

保密制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可以基于何种理由来加密信息。克林顿的总统命令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对该信息进行没有授权的公开,将可以合理地预期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损害,而且进行原始定密的机关能够确定或描述这一损害。[12]这一标准提出要对一定的信息进行加密,必须是针对那些会对“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带来损害的信息。

在任何国家都会存在一些信息,无限制公开这些信息会损害特定的国家利益,因而需要对它们的公开进行限制。在美国保密制度历史上,在对这种国家利益的表述有一个不断细化的过程。1951年以前,行政机关在进行保密活动时,可以像进行任何行政行为一样以“公共利益”作为行动的理由。1951年,杜鲁门的总统命令明确指出,只有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才可以进行保密处置。[13]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总统命令都没有明确解释什么是“国家安全”。如前所述,1966年的《情报自由法》规定了九种免于公开的情况,其中第一项豁免指出,只有为了国家防御和外交政策的利益,才能够根据总统命令来对相关的信息进行保密。[14]在这之后,总统命令的口径逐渐统一到以“国家防御”和“外交政策”来解读“国家安全”上来。克林顿的总统命令就将国家安全明确地定义为“美国的国家防御和外交关系”。[15] 2.可以保密的信息

但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可以自由地将任何信息都解释为同国家安全有关。克林顿的总统命令提出了8类信息,在此范围外的信息不能进行保密,这八 类信息包括军事计划、外国政府信息、情报活动、外交活动、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科技事项、美国政府保护核设施的计划、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基础设施易受攻击的信息以及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信息等。[16]但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对所有这八类信息都可以进行保密处理。行政机关只能对行政机关所拥有、产生以及控制的信息才可以进行保密。[17]这就意味着,对于不处于政府控制范围内的信息,即使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政府也不能简单地利用它的保密权力来禁止这些信息在公民间的传播。3.密级

美国的保密制度将信息的密级划分为三级:“秘密”、“机密”和“最高机密”(confidential, secret, top secret),根据对它的公开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危害的大小来进行划分。[18]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密级的划定不仅会决定保密措施的严格程度,同样还会决定定密机关的权力。

4.可以行使定密权的人员

在具有定密权的人员方面,该总统命令规定只有美国总统、副总统以及受到美国总统指定的机关首长和官员,以及受到他们委托的政府官员才可以拥有定密的权力。其中进行“最高机密”定密的权力只能由总统、履行行政职务的副总统以及由总统指定的机关首长和官员才能来委托其它官员行使。所有定密权的委托必须以书面形式做出,而且不能再委托。[19] 5.申请定密

有时,享有定密权的官员以外的人士会觉得某些未加密的机关资料应当保密。针对这种情况,该总统命令规定,当政府雇员、政府合同的相对人、政府许可的持有人以及受行政机关授权的相对人等,相信他们产生的信息应当保密时,他们应当先根据该命令及相关指导性文件对这些信息进行事实上的保密,然后立即提交给有保密权的机关保密。如果当事人不知道什么机关有权对相关信息保密,他们应当把信息提交给信息安全监督办公室(information security oversight office,简称isoo,isoo在美国的保密制度的运作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在下文还要对其进行介绍),由它来决定怎么处理。[20] 6.保密期限

如果对信息设密时,设置无限期的保密期限,实际上就对该信息的利用判了死刑。在美国保密制度的历史上却的确发生过这种情况。1982年里根总统的总统命令 [21]就规定,只要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有需要,就应当对相关信息进行尽可能长的保密。不过如果可以决定的话,原始定密机关应当在原始定密时决定解密的时间和事件。但是,该总统命令产生于冷战愈演愈烈时期,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里根总统的规定现在已经被克林顿的总统命令中的规定所取代。它规定,相关机关在进行原始定密时应当规定解密的时间和事件,而且它不能超过本命令所规定的最长的保密期。当这一事件发生或这一时间到来的时候,相关信息将自动解密。如果相关机关不能决定这一保密期的话,可以注明在10年后自动解密。如果定密机关认定该信息属于敏感信息的话,可以注明25年的保密期。[22] 7.选择性保密

一份保密文件有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需要加密的,因此该总统命令规定,在加密文件上应当注明那些信息需要保密、哪些信息不需要保密。不过经过isoo同意,可以免除这种标注的要求。[23]> 8.禁止保密的情况

显然,在保密制度的运作中,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庞大的官僚机构有时会让总统也觉得无力控制。因而,该总统命令规定,保密的权力不能用来掩盖违法情况、行政活动的低效性以及它们的错误,不能用来阻止会使某一个人、组织和机关感到窘迫的情况,不能用来限制竞争,不能用来阻止或限制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无关的信息的公布。[24] 9.重新保密

信息公开以后,如果在国家安全方面有新的需要,通过机关首长或副首长以书面形式决定,而且该信息可以合理地重新获得,并且立即向isoo报告的话,可以进行重新保密处理。[25]而且此前没有公开的信息,如果掌握该信息的机关收到公民的基于信息自由法以及其它法律的公开请求时,可以当时进行加密。[26](二)解密

一般来说,一项规定保密制度的文件,在规定了与定密有关事项后,就会规定如何对保密信息进行保护。但是该总统命令的第二部分却规定了对保密信息进行解密的内容。这反映出行政机关,尤其是面临强大政治压力的总统在尊重信息自由上的一个高姿态。首先,根据该总统命令所规定的最长25年的保密期,任何保密期已经超过25年的信息和具有永久历史价值的资料 [27]都将在2006年12月31号自动解密。其它保密信息则要在对它进行原始定密后的第25年的12月31日自动解密。[28]不过前面也提到了,行政机关在原始定密时可以规定一定的时间和事件,当该时间到来或该事件发生时,相关信息应当自动解密。当这种方式规定的期限比25年短时,自然要适用这种较短的期限。当然,25年的期限规定有可能还是不能满足于一些特殊信息的保护要求,所以该总统命令规定,在9种情况下, [29]行政机关可以通过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向总统请求对有关信息进行更长时间的保护。[30]同时,该行政机关还要将此决定通知isoo。[31] 为了加强保密机关的自我约束,该总统命令规定每个保密机关都要建立制度化的解密审查制度,在收到解密审查的请求时,它们要按照这一制度的规定审查是否应当解密,对已经不符合保密要求的信息和资料进行解密。[32](三)保密信息的保护和利用

保密信息并不是只能在文件柜里被越来越厚的灰尘覆盖而绝对不能公开,对保密信息的适当利用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保密制度对信息自由的损害。在利用保密信息上,该总统命令规定,如果某行政机关首长或他指定的官员同意,本人也签署了保密协议,并且实际掌握相关保密信息和资料的人员认为该申请人有使用该资料的需要的话,就可以允许该申请人使用资料。[33]但是,除非得到了原始定密机关的同意,一个机关不可以公开由其它机关定密的资料。[34]这样,要使用一份保密资料,通常情况下需要两位官员的同意,有的时候还需要三位官员的同意。而以前想接触保密资料只要由定密机关同意就可以了。这是克林顿总统的一个新规定。[35]在使用保密资料的过程中,没有正当的授权,相关资料不能带出政府的建筑。[36]国务院、国防部、能源部和中央情报局以及得到总统批准的行政机关,对于一些特别敏感的信息还可以建立特殊的利用程序 [37]以进一步限制信息的公开和利用。

对外国政府提供的信息,由于这些信息在外国政府管理下受到的保护程度有可能比美国政府提供最低保护程度还要低,在这种情况下,在符合对等性要求时,可以提供比最低密级“秘密”更低程度的保护。[38] 即使在政府机关内部,一个机关的保密信息在没有得到该机关同意的情况下,也不能由其它机关随意接触和使用。作为联邦最庞大行政机关的国防部,是作为一个机关来处理的。[39](四)保密制度的执行和监督 1.信息安全监督办公室

前文已经提到了信息安全监督办公室(isoo)这一重要机构。在联邦总档案官的指导下,并与总统安全事务助理进行协商,它可以发布执行该总统命令的各种指示。它对整个行政机关的保密制度进行监督,对各机关重要的保密决定进行审查,协调行政机关间有关保密制度的事项,对各个行政机关进行现场检查,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申诉,并向总统报告本总统命令的执行情况等等。[40]行政机关的一些重要的保密行为要得到它的批准。实践中,它还会对各个行政机关的保密制度和保密行为进行成本核算,搜集整个行政机关在保密制度的执行和运作中的各种信息。[41]isoo在美国保密制度的运作中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机关。2.行政机关内部的异议处理机制

为了处理针对保密制度的申诉和不满,在每个机关内部,该总统命令为相对人设置了两种提出异议的方式。一种是得到授权的保密信息占有人,如果他认为相关信息不应当保密的话,可以向定密机关提出要求解密该信息的异议。每个机关都要对此建立相应制度,以鼓励异议的提出。[42]另一种机制是,每个机关都要建立系统的解密审查制度。只要能清楚地说明相关文件的存在从而使行政机关能方便查找到相关文件,而且该信息在过去两年中没有进行解密审查的话,一般来说应申请人的要求就要进行强制性的解密审查,不符合或不再符合保密要求的文件就要解密。[43] 尽管规定了这两种异议程序,但是由保密机关自己来审查自己的决定自然还是难以摆脱成见的影响,当事人对审查机关的独立性可能也会有所怀疑。因而,该总统命令还规定了“机关间安全保密上诉委员会”(interagency security classification appeals panel),由它来处理来本总统命令规定的各种异议。[44]在当事人穷尽了机关内部的救济途径的之后,就可以向该委员会提出上诉。该委员会由来自国务院、国防部、司法部、中央情报局、国家档案馆以及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高级代表组成,它的主席由总统指定,isoo的主任担任执行秘书。[45]不过向该委员会申诉的事项,应当在过去两年内没有被联邦法院以及该委员会审查过。[46] 3.公共利益解密委员会

另外,在该总统命令以外,国会在2000年通过《公共利益解密法》(public interest declassification act of 2000),建立了“公共利益解密委员会”(public interest declassification board, 简称pidb)。该委员会是一个咨询委员会,负责在不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对相关的信息进行收集、评价并向国会、行政机关的政策制定者在向公众公布相关信息方面提供建议。该法案和委员会的目标显然是最大程度的信息公开。它由在美国历史、情报、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档案学方面的9名专家组成,isoo要对它的工作提供帮助。[47] 911之后,国会虽然通过了一些加强国家安全保护的法律,但是它没有对现行保密制度做出大修改。布什总统也没有对联邦保密制度做出大的变动,只是增加了四个可以定密的行政机关,其它的变化也都是在克林顿总统的总统命令的界限之内进行小的调整。不过制度的稳定并不代表实践中保密范围的稳定,法律条文的原封不动也不代表执法过程的一如既往,正如在下文要看到的,9·11之后,政府的保密信息的范围有不断扩张的趋势。[48]

四、保密行为的司法审查

在前文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为了保证保密制度的合理运作,联邦行政机关在其内部就设置了各种监督和异议处理机制。但是只靠行政机关的自我约束依然有可能无法完全实现立法机关的意志并保障对相对人的有效救济,也始终不能排除相对人对行政机关自己做自己的法官时其中立性的疑虑。所以一个外部的审查机制对于保证保密制度的合理利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有些让人失望的是,虽然美国联邦法院的判例法很早就考虑了这个问题,而且后来国会也以成文法的形式肯定了法院的审查权,但是各级联邦法院却表现出一种相当消极和保守的态度。

(一)信息自由法 1.前信息自由法时期

相对于姗姗来迟的普通公民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来说,在普通法国家,国家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借助国家秘密的名义免于公开一定信息的特权,在美国历史的早期就得到了判例法的承认。早在1807年的united states v.burr [49]案中,法院就承认行政机关认为不适合公开的特定信息,在审判中可以不予采用。

早期的成文法对政府保密权力的考虑也要多于对公民知情权的重视。美国宪法在制定过程中就考虑了政府保密的权力。美国宪法第1条第5节第3款规定:“每院应有本院会议记录,并不时予以公布,但它认为需要保密的部分除外。”(each house shall keep a journal of its proceedings, and from time to time publish the same, excepting such parts as may in their judgment require secrecy)而且,如前所述,即使在1946年通过的,旨在统一联邦行政机关办事程序的《行政程序法》,也没有将公众利用政府掌握的信息的权利以及提高政府的透明度等问题考虑在内。不过《行政程序法》规定每个行政机关都要在《联邦登记》上公布它的组织、办事程序以及它们采用的实体规则;除非有着好的理由来对其保密,对受到行政机关处置的人员都要公布与其有关的官方记录。这一节实际上是后来的《信息自由法》的基础。[50] 2.信息自由法有关保密的内容

1966年,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并建立一种普遍存在的公众知情权,国会对1946年《行政程序法》第三节做出修正,该修正案就是《情报自由法》的原型 [51]1946年的行政程序法规定只有行政机关的处理行为涉及到的人员才可以接触相关信息,foia则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对政府掌握的信息提出查阅请求。对于政府掌握的信息,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不过foia也明确列举了9项精确定义的免于公开的豁免,它们取代了apa中含糊的说法。修正前的apa规定:“在涉及到(1)为了公共利益,任何美国的职能要求保密的,或者(2)只与一个机关的内部管理有关的任何事项的范围内” [52]的信息可以不进行公开。注意这里并没有提到“国家安全”而以“公共利益”作为保密的实体理由。

foia规定的9种免于公开的豁免分别是:(1)为了国防和外交政策的利益根据总统命令规定免于公开;(2)仅与一个机关的内部事务有关;(3)其它法律特别规定要予以保密的;(4)交易秘密和商业和金融信息;(5)机关内和机关间的备忘录和信件;(6)人事、医疗以及类似的会的损害个人隐私的文件;(7)执法记录和信息;(8)对金融机构进行管理的信息和(9)地质和地理信息。[53]其中第一项是“为了国防和外交政策的利益需要,由总统总统命令特别规定的需要保密的”。[54]我们可以发现,在这9种豁免中,只有第一项豁免才能上升到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国家秘密的高度。该豁免就成为了以后美国联邦保密制度的主要立法基础。foia规定,对这些豁免要作出狭义的解释,且这些豁免在国会需要相关资料进行决策的时候并不适用。

虽然以后美国国会还通过了《隐私权法》、《阳光下的政府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等等法令,公民也可以通过这些法律来获取政府信息,但是foia目前依然是公民主要的获取政府信息的法律途径。

3.产生于foia的诉讼

在当事人向行政机关提出调阅相关资料的要求时,如果行政机关根据foia的第一项豁免授予其的保密权力而拒绝公开相关信息的话,当事人在充分利用前面提到的行政机关内部的争议解决机制之后,可能还会存在不满,这时他可以来到法院寻求进一步的救济。foia规定联邦地区法院对产生于foia的诉讼有管辖权。[55]不过美国行政程序法的判例已经形成了一条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即只有当事人穷尽了行政机关内部的救济机制后才能够将争议提交到法院来解决。[56]所以当事人在这些案件中要先充分利用前面提到的行政机关的内部救济机制之后,才能够在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foia的诉讼同美国联邦一般的行政诉讼不同。首先,被告对拒绝提供保密资料的行政机关要负举证责任。[57]法院可以不顾行政机关的判断,适用重新审理标准进行审查。[58]不过大部分的有关foia的案件,因为案情比较简单都是适用简易判决做出的,并不用进行正式的开庭审理方式。[59]实践中,专门针对foia的第一项豁免的案例不多见,而多是在进行别的诉讼时涉及到机关资料的利用时才发生。(二)国家秘密特权 [60] 如前所述,美国的判例法很早就承认政府可以基于国家秘密特权,拒绝公开特定的信息和资料。foia第一项豁免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判例法的成文化。前面所谈到的1807年的united states v.burr案是一桩有关叛国罪的案件,被告人要求调取一位将军写给总统的信件作为重要证据。但是政府指出该信件包含了国家秘密,而它的公开将不可避免地对国家安全(national safety)带来危险,于是拒绝提供该信件。法院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对该信件中所包含的信息,法院在附带意见中承认公布该信息“将是鲁莽的,而且行政机关并不希望公开,如果这一信息对这一问题并不是直接和实质上可适用的话,它当然就将被禁止使用。”

早期的国家秘密特权只是用来禁止调用一些敏感信息,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基于该特权禁止受理此类诉讼的趋势。在1875年的totten v.united states [61]一案中,totten是一名战时间谍,他的继承人要求对totten从事间谍工作时受到的伤害从国家获得赔偿。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的特殊关系以及原告工作的特殊性质要求双方对他们的关系始终保持沉默,而且公开他们的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对政府的公共职能、对个人或者对从事特务工作的人员带来损害。基于这些理由法院驳回了起诉。

不过,虽然国家秘密特权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对它的适用做出明确界定场合则是在1953年united states v.reynolds [62]案中。在这个案件中,失事的b-29轰炸机飞行员的遗孀们要求调取官方对该事件的报告以及幸存者的陈述,用来作为她们从国家获得赔偿的证据。该飞机在失事时正在执行高度机密的任务,因此政府基于国家安全、飞行安全和军事设备研发等方面的考虑,拒绝公开当事人所要求的信息和资料。法院在分析中明确承认不公布军事秘密的特权在证据法中得到了很好地建立。但是法院也指出,国家秘密特权只属于政府,同时也只能由政府主张,而且这种特权不能轻易被使用,必须通过正式的主张,由主管这一事项的行政机关首长亲自考虑之后才能够使用。法院是该特权的最后的评判人。但是它不能要求强制性的公开被审查的信息,而且如果会对国家安全会带来危险的话,即使单个法官在密室里也不能对相关秘密信息进行审查。基于这种规则,最高法院推翻了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的裁决,同意海军部长可以不提供相应的资料。

在司法审判中,国家秘密特权有可能带来三方面的后果。首先,如果基于国家秘密特权而阻止提供相应的证据,当事人同样可以继续诉讼程序,但是如果该证据很重要的话,就有可能阻止诉讼程序的继续进行。其次,在刑事诉讼中,如果被告人因为国家秘密特权豁免而不能使用相关资料的话,就应当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简易判决。最后,有的时候即使当事人可以通过没有加密的信息来进行诉讼,如果法院认为相关诉讼的进行本身涉及到重要的国家秘密的话,它依然会驳回起诉。

2005年的tenet v.doe [63]一案试图对totten规则和reynolds规则做出区分。最高法院在该案中指出,国家秘密特权只是一个证据规则,它只是用来阻止调用相关证据。如果法院想在诉讼阶段就阻止诉讼的进行,它就应当适用totten规则,而不是国家秘密特权规则。不过totten规则只有在争议事项本身构成秘密的时候才可以适用。该案反映了最高法院要求谨慎使用totten案规则的考虑。

(三)普通公民在诉讼中利用国家秘密的权利

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存在着有限的利用政府保密信息的权利。当被告人意识到相关保密信息与其辩护有关时,他要及时向相关机关提出申请。相关机关可以要求法院秘密审查该信息对诉讼进程是否相关或有用。如果法院同意公开保密资料的话,行政机关可以向法院提出动议,请求要么只提供证明文件,承认相应保密资料会证明的事实的存在,要么只提供保密资料的摘要。当法院认为该动议不会严重损害被告人的辩护能力时,可以接受该动议。如果法院拒绝该动议,而检察部长作证如果公开该信息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可确定的损害,法院应当驳回起诉并禁止被告人公开相关信息。法院也可能只撤销与保密信息部分有关的罪状,或对与保密信息有关问题做出对美国不利的判决,或驳回当事人的证据。

同刑事诉讼不同,对美国提起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则没有利用政府保密资料的权利。在前面提到的totten v.united states和united states v.reynolds案中,法院都拒绝承认当事人有权利用保密资料作为证据从联邦获得赔偿。totten案和reynolds案建立了一项原则:当事人在向美国主张合同或侵权责任的时候,没有公开军事秘密以及保密信息的宪法权利。在私人当事人的诉讼间,如果某些保密信息与诉讼事项有关的话,国家秘密特权也需要得到尊重。当法院运用这一特权理论时,它有可能会驳回起诉,或者作出不利于被告的判决。(四)国会对保密信息的利用

除了公民利用政府保密信息的问题,国会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涉及利用行政机关拥有的保密信息时,国会和行政机关也有可能就是否向国会公开相关资料发生争议,这时两个权力机关就有可能不得不求助于司法机关以获得解决。虽然信息自由法规定,行政机关基于信息自由法的豁免扣留信息的权力,不能被解释行政机关对国会扣留信息的权力来源, [66]但是司法机关对这些争议的处理显示出这里面涉及到许多政治问题,面对这些政治问题,法院往往表现出相当消极的态度。

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案例是united states v.att [67]案。在这个案件中,司法部要求法院禁止att公司执行众议院州际和外国贸易委员会下的监督和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传票,该传票要求att公司提供所有行政机关为国家安全目的,利用该公司设备进行的没有经过授权的窃听活动的记录。实际上在这个诉讼发生以前,国会就与司法部进行了协商,希望达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公开方案。但是这一方案始终没有产生。国会也作为被告参与了这一诉讼。司法部在这个诉讼里认为公开这些信息将对1969年以来美国所有的外交情报监视活动的泄露产生威胁,并对美国的外交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地区法院同意了司法部的要求,颁发了这一禁令。国会提出上诉,而上诉法院则发回重审以寻求一个解决方案。上诉法院认识到国会要求总统提供特定外交情报的问题,将涉及无法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政治问题。法院认为,在平衡国会的调查需要同行政机关保护国家安全的权力时,法院很难建立一个在审判中可行的标准。所以法院鼓励在两个机关间进行协商解决。

但是双方又一次协商不成,这个案件又回到了上诉法院。法院只好主动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这一次,法院否认这里面涉及到法院需要自我节制的政治问题,因为在这里并不存在可以适用的准确标准。只有当国会或行政机关有着明确的宪法权利时才可能适用政治问题原则。法院承认双方的利益需要被平衡,但是面对本案的复杂情况,法院却依然没有做出清楚的决定,而只是提出了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特定的、详细的解决方案。至于国会以后碰到的类似的问题该怎么做的问题,法院只是有些含糊地说这要看国会初步的调查结果怎么样了。[68] 总的看来,在涉及到国家秘密的问题时,无论是专门针对信息公开的诉讼,还是在诉讼中附带要解决利用国家秘密的问题,法院都表现出相当的克制和对行政机关极大的尊重。一方面这里面涉及到法院不能解决的政治决策判断的问题;另一方面,平衡公众的知情权和国家的安全需要其实的确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自我克制和对行政机关的尊重,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是将皮球踢给了行政机关,让它来承受各方面的压力。

五、美国联邦保密制度评论及对中国保密制度的反思

尽管通过信息自由法、隐私权法、阳光下的政府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等途径,在非国家秘密领域限制行政机关保密权力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近年来,美国政府主张国家秘密特权的案件以及根据这一特权驳回起诉的案件数量都在不断上升,这反映出国家秘密特权的扩张趋势。[69]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的保密制度已经发展成一个精细复杂的制度,但在操作中,在限制行政机关过于宽泛的保密权力以及遏制过度保密的倾向方面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国家秘密特权的存在和发展对民主政治和分权制度以及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都有着很大的不利影响。对公众而言,保密制度的存在和过度保密会使公众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都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进行认知,从而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而且,先广泛地对各种信息进行加密,然后有选择地公布有利于实现特定决策目标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行政机关可以操纵公众舆论的走向从而扭曲民意的表达。在分权原则方面,当国会进行决策时却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做参考的话,它势必无法很好发挥其职能。但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事项却恰恰更需要谨慎地决策,需要在充分审议和讨论后再做出决定。

保密制度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损害也可能是很严重的。在前面提到的reynolds [70]案中,行政机关成功地利用国家秘密特权拒绝公开了相关文件。很多时候行政机关对一些信息进行加密并不是为了什么国家安全的考虑,而是为了掩盖行政机关的难堪、无能、腐败和对法律的违反,可是外人却无从知道行政机关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当50年后reynolds案所涉及到的信息和资料被解密后,当事人发现其实这里面并没有涉及到什么保密信息,这份报告谈到了军方工作的失误,对这份报告进行保密实际上更多地是为了掩盖了军方工作的不足。[71] 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和节制反映出,即使在一个高度重视信息自由和信息公开的国家,对国家秘密和保密制度的适当运用和控制也是一个无法轻易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在平衡公众的知情权和国家安全需要之间,并没有一个能够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统一标准,需要在实践中针对具体情况不断地调整。

美国联邦保密制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无疑能为中国保密制度的发展提供许多经验和教训,但是想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思考自然必须要在对中国保密制度全面考察的基础上进行,这超出了本文的能力范围。但是在对两者的比较中我们还是能发现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

美国联邦制度 篇2

校车在美国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汽车发明之前，美国就有了专门接送学生的校车，不过那时候的校车是马车。第一个生产校车的公司叫做WayneWorks，至少在1837年就开始生产一种可以乘坐25个小孩子的马车，专门用来接送学生。不过，那时候的校车大多是用于农村，而不是城镇。因为农民住得分散，小孩子上学不方便，没有校车接送就很难上学。汽车发明后，WayneWorks在1914年将这种马车的车厢装到汽车底盘之上，于是就有了动力驱动校车。不过，那时的校车座位不是像现在这样一排一排对着前面，而是在车厢周围装一排板凳，小孩子团团坐下，上下车则由后门进入。这个后门直到今天的校车上还保留着，作为有紧急事故时出入之用的安全门，正常上下车时只是用侧门了。

1927年前后，WayneWorks和另外一家校车厂商“蓝鸟车身”公司开始生产全金属车体的校车，这种校车与今日的校车已经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其他的厂家也纷纷效仿生产校车，其中以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校车最为畅销。

二、美国校车制度

1. 美国校车的法律制度基础

作为一种制度的源起，美国校车制度起源于两个重要的基础法律制度。第一是12年基础义务教育法案。该法案规定，所有美国儿童必须接受12年的基础教育，否则违法;其次，儿童所在的社区必须提供完全免费的教育，而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免费乘坐校车。

另外一个法律制度的基础就是：乘坐校车是强制性的。20世纪60年代，为消除种族歧视，美国政府制定了《公民权法》和《经济机会法》，平等价值开始影响教育政策。为了促进校内的种族融合，政府实施了强制性的乘校车上学制度。

2. 美国校车的资金来源

美国中小学校车的资金，主要通过发行市政债券筹集。同时各级政府财政对校车产业给予补贴，每年每个学生的校车补助为400多美元。

3. 美国校车的管理机构

在美国，国家、州以及当地政府共同管理校车。联邦政府负责发布规范以及校车安全各方面的底线，国会也会出台新的法律如《校车安全修正案》来影响整个产业。联邦政府的校车管理机构主要有：

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它管理着60多个美国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其中包括若干专门适用于校车的标准;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负责处理校车特大事故调查报告及各种问题;

联邦车辆安全管理局，主要任务为降低与车辆相关的伤亡。校车服务也在其管理范围内，它是联邦中负责学校相关运输的最重要机构。它通过严格执行司机驾照管理、商业运行车辆司机管理、提高商用汽车技术、强化商用汽车设备、操作标准、提高安全意识等等来保证安全;

联邦运输管理局，负责公共运输系统中学生交通的问题。

美国共有超过500部法律以及众多的要求用来管理校车产业。通过联邦车辆安全标准，联邦政府控制着校车的制造，保证它们能够达到安全标准。校车的日常运行，则由州的法律、规范来管理。

4. 美国校车的标准

自1966年至2000年，美国境内不同管理机构，一共颁布了37项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其中，有4个联邦标准是专门针对校车的。

《学童客车行人安全装置》(FMVSS131)要求：在校车停止、学生上下时，校车左侧要求伸出停止手臂的装置，以警示校车前后的其他车辆，提高校车附近学生的安全性;

《学童客车翻滚保护》(FMVSS220)要求：校车顶部有足够的强度，目的是减少校车在翻滚事故中由于顶部塌陷而导致学生伤亡;

《学童客车的车身连接板强度》(F M V S S221)针对的是校车车身连接件强度性能，目的是减少碰撞事故中由于车身板件撕裂而导致的学生伤亡;

《学童客车乘员座椅和碰撞保护》(F M V S S222)提出了对校车乘员座椅系统、约束栅栏和碰撞区域的要求，目的是减少在事故和突然加速中乘员撞击到车内结构上而产生的伤亡。

除了专门针对校车的联邦标准之外，美国还有6个联邦标准中对校车有相应规定。

《液压制动系统》(FMVSS105)对校车的制动距离做了特殊规定;

《灯具、反射装置和相关的装置》(F M V S S108)要求校车停止、打算停止或是上下乘客时，能够发出红色和琥珀色的警示光;

《后视镜》(F M V S S111)要求校车后视镜能够提供给司机前方和车辆两侧的清晰视野;

《客车紧急出口及车窗》(FMVSS217)规定了紧急出口的数量和位置，提出车窗保持力和开启力的最低要求，并要求每个校车应有一个在紧急出口开启情况下防止发动机启动的锁止系统，当发动机运转而有一个紧急出口没有关闭的情况下，报警装置应能发出报警声;

《燃油系统的完整性》(F M V S S301)和《压缩天然气燃油系统的完整性》(F M V S S303)，要求在障碍物碰撞时要保证燃油系统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其他一些涉及校车的规定还包括：车辆内饰材料的燃烧性能、外表颜色;车内外无其他易导致乘员伤害的突出物;不允许有站立乘客等。

5. 美国校车的特权

美国所有校车实行统一的标志，即黄色车身加黑色大块条纹，并喷以School Bus的醒目字样。校车的“待遇”与警车、救护车、消防车是一样的，甚至优于救护车和消防车。以田纳西州为例，按照该州的交通规则，遇有救护车、消防车鸣笛通行时，其他车辆应当尽量、尽快避让，仅此而已。但对于校车则有专门的、详细的“校车避让规则”一节。其规则远比救护车、消防车复杂和严格，包括：

其一，当校车准备停车时，司机会在驾驶室外预先伸出一个红底白字的“Stop”牌，并闪烁停车信号灯，此时无论从校车前方与校车相向而行还是从校车后方与校车同向而行的所有接近校车的车辆都必须立即减速并完全停车;

其二，在校车停车、上下学生的时候，任何车辆包括警车、救护车、消防车必须处于完全停车状态，且必须停在离校车不少于20英尺的距离之外，在全美国50个州，都有同样的一条交通规则：超越正在停靠和上下学生的校车是最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之一;

美国信用制度漫谈 篇3

社会保险号(SSN)

在美国，每个公民都有一个“社会保险号”(SSN — Social Security Number)。这个号码把一个美国人一生中所有的基本信息和信用记录都联系了起来。自20世纪30年代美国成立社会安全管理局后，联邦政府规定美国所有的合法公民和居民都必须持有有效的社会保险号码。该号码由国家社会安全管理局统一管理，对每个美国人都是惟一的。在网络化的今天，只要把某人的社会保险号码输入联网的计算机系统，其基本情况和信用记录将一目了然。

美国的SSN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中国的身份证号码，每人的号码惟一且终身不变。所以很多美国大学也把它作为学生的申请编码或学籍号码。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到美国后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尽快申请一个SSN。如果没有SSN，会给你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信用卡

美国的信用卡主要有四种，即VISA、Master、American Express和Discover。其中VISA和Master的使用更为普遍。

中国留学生刚到美国时一般都没有信用记录，直接申请信用卡比较困难。而且除信用记录外，信用卡公司还需要审核申请者的社会保险号、在美国的居住地址、个人年收入和电话号码等信息。此时获得信用记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银行以预先存款的方式购买一张准“信用卡”，这张卡的消费上限就是持卡人的预存款额。在这个既定的数额内进行消费和还款就可以逐步累积起自己的信用记录。如果消费较多、信用记录较好，一般可以在半年之内申请到一张真正的信用卡，而且先前购买这张准“信用卡”的金额也将由银行如数返还。只要个人消费守信，这张信用卡的可透支数额会不断增加，以至可以购买家具、汽车、房屋等大件商品。

在申请信用卡时，要在“永久居住地址”(Permanent Address)这一栏填写在美国的居住地址，因为填写国外的居住地址是银行拒绝给留学生发放信用卡的主要理由之一。此外，如果学校给予奖学金，申请时可以将奖学金证明(I-20表格)作为收入来源的证明，这也能够大大提高申请成功的几率。根据笔者的经验，在刚到美国时要申请到花旗(Citibank)等知名银行的信用卡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各位可先申请American Express针对留学生推出的“蓝卡”(Blue Card)或其他银行的准“信用卡”。在积累起足够的信用后，不仅能够顺利申请到大银行的信用卡，银行往往还会主动上门推销。

通常情况下，留学生拥有VISA和Master两张信用卡就足够了，这样既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并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而且也不会因为信用卡过多而造成携带和保管方面的问题。

个人信用局(Credit Bureau)

信用局是专门对消费者的个人信用进行评估的机构，在美国也被称为消费信用报告机构，这是专业化的个人信用服务公司。信用局的基本工作是收集消费者个人的信用记录，合法地制作消费者个人信用调查报告，并向法律规定的合格使用者有偿传播信用报告。

美国全国性的信用局主要有三家：Experian、Equifax和Trans Union。这三家公司对全美消费者的信用状况进行调查记录，然后通过公司建立的庞大数据库将信用报告有偿传递给全美各地的合法客户。目前，三家信用局拥有近2亿消费者的信用记录，成为美国信用制度的重要支柱。

中国留学生往往比较重视申请信用卡而忽视了对信用记录的查询，许多人甚至不知道信用局的存在。实际上，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会随时向信用局索要消费者的信用报告，因此消费者定期通过查询等手段来了解自己的信用状况、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是极其重要的。建议留学生们在申请到信用卡、建立起信用记录之后，除了按时还款保证信用以外，还要及时查询了解自己的信用现状，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信用报告的内容

美国的个人信用报告主要由上述Experian、Equifax和Trans Union三大信用机构提供，对消费者个人的借款习惯进行详细记录和分析。一份完整的信用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个人信息：包括消费者个人的姓名、社会保险号、生日、家庭现住址、家庭原住址、工作经历和雇主信息等。

信用记录：包括信用卡、房屋贷款、分期贷款、账号、状态、开户日期、余额、信用额度、最少还款额度、最近更新日期、还款历史记录，以及最近30天内或更长时间的支付行为记录。

查询要求：分为硬查询(hard inquiry)和软查询(soft inquiry)两种。前者指消费者本人授权银行或信用卡公司进行的查询，对信用记录评分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后者指其他类型的查询——如自行索取报告、信用卡公司准备作促销活动而进行的查询，对信用记录评分没有影响。

公共记录：包括所有涉及消费者个人破产、抵押、冻结资产以及离婚赡养权协议和税收留置权等法庭判决。

保护个人隐私

为了在保证消费者获得优质信用信息服务的同时有效地保护个人隐私，美国对信用报告的信息范围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和界定，主要分为以下两大类：

1、允许在信用报告中公开的信息：

(1)消费者身份信息：包括姓名、通信地址、电话号码、社会保险号等。

(2)贷款或信用卡记录信息：包括授信者名称、账户号码、信用额度、开户日期、授信者向征信机构报告该信息的日期、最后一次支付的日期和数额等。还可能包括过期账户信息、目前过期未付的款项数目、以及在过去12～60个月中是否按期支付了上述款项的记录。

(3)公共负面信息记录：包括破产记录、欠税记录、犯罪记录、被追账记录等。该信息的查询时效一般为7年。

(4)查询记录：包括过去１年间所有的信用查询记录。

2、禁止公开的信息，即除非经过消费者本人同意或要求，禁止在消费者信用报告中予以公布：

(1)消费者活期或储蓄账户的信息；

(2)消费者购买的保单；

(3)消费者收入信息；

(4)消费者个人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

(5)消费者的工作表现；

(6)消费者医疗信息；

(7)消费者驾驶记录；

(8)种族、宗教信仰、政治倾向等。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 篇4

题目：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争论

院（系、部）：法 学 院

学 科、专 业：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研究生 ：张熙宇

指 导 教 师：李宝琦 教授

延边大学

2007年11月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争论

摘要：自司法审查制度创设之日起，激烈的争论从未停止。拥护者与反对者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本文通过对两种看法支持观点的阐述，揭示现阶段司法审查制度的研究水平和面临问题。

关键词：司法审查 支持 反对

二战后，美国法律制度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日益扩大，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国家移植美国司法审查模式并获得成功的实践，使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具有了普适性的意义。而美国宪法在域外强有力的影响也许由于它的司法审查非常成功。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司法审查是指“法院审查另一个或另一级政府部门行为的权力，尤其指法院使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违宪行为归于无效的权力。”而各方学者也对美国司法审查制度是否应该存在有着激烈的争论，下面就争论的各方的观点一一阐述。

一、支持司法审查制度的观点

综合各种表示支持的观点，其依据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宪法是国家基本大法，享有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效力高于所有其他法律，其他普通法律的制定只是将宪法的规定具体化。因此，违反宪法的法律自然无效，否则，怎能体现宪法的最高地位，又如何维持宪法的最高法律权威?

(二)根据“三权分立”原理，法院作为适用法律的机关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当然享有对法律和宪法的解释权，并以此来制约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将司法审查作为司法机关制衡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有力武器，有利于维护法院的独立性，保障法院独立地位的实现。在现代民主国家，握有主权的人民表达在宪法中的意志自然应当高于由代表所组成的议会表达在法律中的意志，当人民意志和国会意志不相协调甚至存在冲突时，法院自然应当选择服从和尊重人民的意志，适用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

(三)法院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相比，无疑担当着‘宪法守护神”的重要角色。在立宪民主政体中，人民并非时时处处都能影响和左右政府各个分支，特别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行为。任何立法程序都有可能被滥用或歪曲用来制定违反基本立宪民主原则的法规。正当而公正的宪法理念总是通过最合乎理性的政治正义来确定，而不是由实际政治过程的结果来确定。美国最高法院就适合于这种立宪民主理念，即一种保护较高法律—宪法制度设置的理念。通过运用公共理,胜，法院将使法律免受短暂的大多数立法的腐蚀，或者免受那些组织化的和占据优势地位的狭隘利益集团或群体的腐蚀。因为具有司法审查权的法院可以宣布有关的法律决定、措施等是违宪的，从而使法院的这种决定通常在合乎理性的意义上符合宪法本身及其确立的各项民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法院通过运用其违宪审查权，不仅维护了宪法、维护了法院自身的独立性，而且还从根本上维护了宪法所体现的民主原则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反对司法审查制度的观点

尽管支持司法审查的人列举了种种理由，但是，司法审查制度仍然招致各方的批评和攻击，这些批评主要有:

(一)对司法审查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出的质疑

这主要体现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法官吉布森(Gibson)在埃金诉劳布(Eaki。二Ruab)(1825)一案中提出的异议。吉布森首先承认了马歇尔判词中的如下观点，宪法有可能与国会立法相矛盾，如两法相抵触，显然宪法高于立法。但是，吉布森认为，不应该由司法机关来宣布违宪无效。如果由司法机关来作为违宪审查的机构的话，那么司法机关一定是一个特殊的机关，它可以修改立法，并且纠正立法机关的错误，但我们从宪法的哪一条文可以找到这种特殊的地位呢?宜布一部依据宪法规定的形式所制定的法律无效，这不是篡夺立法权吗?吉布森又说，正如马歇尔自

己所说，司法机关的任务就在于解释法律是什么，那么司法审查权力来源何在?吉布森认为，它不仅在宪法上没有根据，在理论上也不应有此权。如果有突，司法权将凌驾于立法权之上。其次，如果说应由司法机关来阐明和审查什么是法，那么，司法的这种审查权有没有限度?限度在哪里?“对于这种审查应有某个限度，任何人都不能主张法官有权下令重新举行大选或者审查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资格。”这个问题，在马歇尔的判词中没有回答，这也是马歇尔判词中最致命的漏洞。再次，司法机关有权解释宪法，那么立法机关至少也有同样的解释宪法权，不解释宪法怎么可能依据宪法的精神去制定具体的法律呢?吉布森的理论显然言之有据，同时他还指出，如果立法机关有错误解释宪法的可能性的话，司法机关也不能避免这种可能性。如果法律根据宪法规定的形式得到通过，他们就不违宪。制定和解释法律并不是同时发生的行动，由于司法机关未被要求去赞同法律的制定，它不会在制定的结果违背宪法时也跟着违背宪法，那么就应该把错误都归咎于立法机关，并且把所有责任加在它之上吗？最后，马歇尔曾说，法官就任时对宪法宣誓效忠，因此，法官只能适用宪法。针对此论，吉布森说，支持宪法的宣誓并非为法官所特有，而是不加区别地适用于每个政府官员;且它是被设计来检验人的政治原则，而不是在履行责任时约束官员。吉布森又说，即使假设宣誓的目的是在法官履行公务责任时确保其对宪法的支持，这也未必授权法官去判决立法的合宪性问题。宣誓更可能被设计来保证每个不同分支的权力不被任何其他分支所篡夺，因此，官方宣誓仅仅和官员的公务行为有关，它并不能授权官员偏离其寻常事务的轨道，去搜查其他分支的事务是否违反了责任，也不像想象中那样定义了官员的权力。吉布森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向马歇尔的司法审查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挑战。吉布森的驳斥虽不能说无懈可击，但可以说是相当有道理的。许多人也认为，马歇尔的说理的确存在着难以令人信服的一面。

(二)对司法审查的公正性质疑

美国当代批判法学派代表人物乔治敦大学的法学教授马克·图什内特(MarkTushnet)对司法审查模式的公正性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首先，司法解释不具有决定性。这就是说，法院没有能力解释宪法。因为法官解释宪法，必须通过历史知识，发掘立宪意图，以此为依据解决问题。但历史即使对历史学家来说也是模糊不清的。此外，法官要研究立宪者的意图也是不可能的。立宪者的意图并不仅仅建立在对历史人物思想的个别信念和目标的确认之上，而且还建立在对一个历史时期广泛的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理解之上。这远非法官能力所及。因此，法官的裁决缺乏可靠的基础。其次，司法活动不具有中立性。法官的中立性显然是受制度约束的，即‘冲立性”的概念本身来自于先前人们对何为中立性的理解。因而中立性并不中立。另外，中立性原则要求法官判决前后一致，但翻开最高法院的判例汇编，遵循先例原则已赫然面目全非，对同一个问题的处理往往可以找到截然不同的处理办法。可见，司法活动并不是一个客观、中立的过程，而是一个法官选择与操纵的过程。

(三)对司法审查作用的质疑

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协调彼此冲突的利益、促进社会进步，但在某些时候司法审查却走向了反面。在裁决过程中，法官在声称依据宪法和法律的同时，往往掺杂并固守着那些宪法和法律无法提供的道德、哲学和社会观念，而置发展了的或尚处于变化中的社会现实于不顾。这就可能导致司法专横和阻碍社会进步的结果。从美国内战前夕的斯科特诉桑德福德(Scotv.Sandford)等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专横和阻滞社会进步的影子。此外，法院的审查是否实现了正义值得怀疑，路易斯·亨金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法院的政治问题回避审查原则表示质疑，“我不同意那种认为就宪法规定来讲对外事务总是‘特殊，的观点”，“并非每个涉及对外交往事务的问题均是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抉择问题，并非每桩同国家安全这一模糊概念相关的行为，均是急迫得可以侵犯重要的个人利益为代价的，而且司法机关在解释制定法时并非总是存在着尊从行政的必要性。路易斯，亨金表示最高法院往往以政治问题为借口回避对某些问题进行审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司法审查制度的作用。

美国招生制度 篇5

[关键词] 美国高校 招生制度 入学考试 录取标准

一、美国高校的招生制度

（一）美国高校招生的入学考试美国高校虽然完全自主招生，但也有全国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这就是由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考试机构“教育测量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简称ETS)“美国大学考试公司”(Americal College Testing Program简称ACTP)所主持的SAT、ACT和AT考试。他们提供的考试已被绝大多数高等院校所承认，并成为标准化的大学入学考试。

1.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SAT即学术评估测验，它是由教育测验服务公司(ETS,Education Test Ser vice)提供的一种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源自于1926年的学术倾向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每年分别于1、5、6、7、10、11和12月份举行，共7次。考试旨在评价学生的认知和分析能力，与一般的中学教育内容无太大的关联。学术倾向测验于1994年更名为“学术评估测验”，每年吸引了200多万美国高中生参加考试，是目前最受欢迎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其成绩多数为大学所承认。改革后的学术评估测验分为如下三项：PSAT(Preliminary SAT)、SAT—I和SAT—II。

PSAT即SAT的预备测验，每年12月进行一次，考试科目为英文与数学，命题形式与SAT相似，单科满分为80分。采用英文分数乘以2,再加上数学得分的方式，双科合计分数超过200分，则可成为国家优胜奖学金的候选人。学生参加PSAT的次数不限，但仅以11年级（相当于我国高中二年级）的成绩为优胜奖学金的审核依据。美国大学新生的选拔虽然并不重视PSAT的成绩，但对奖学金的候选人和获奖者资格十分看重，往往对获奖学金入校者给予四年的学杂费、食宿费等一系列费用全免的优惠。因此，PSAT测验吸引了众多优秀学生的参加。

SAT—I为综合部分，包括英文和数学，称为Reasoning.Test（理解测验），以测试学生的学术能力为主。考试时间为两个小时，满分为1600分，英文和数学各800分。英文主要测试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词汇量；而数学包括算数、代数和几何，测试学生的逻辑推理和简单计算能力。

SAT—II为单科考试，如物理、化学、生物等，因此又称为Susubject Tests（学科测验），主要测试学生在不同科目学习方面的理解能力和程度。考试时间也是两个小时，考试科目包括英文、数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语五大主科，这五大主科又被细分为十几种不同的科目考试。其中必考的有三门：数学、英文（主要是写作），另一门则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自由选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最擅长的科目选择考试科目，也可以根据大学入学后将要选择的专业选择考试科目。

就入学来说。绝大多数本科院校要求学生提交SAT—I的成绩，而一些一流大学一般都要求学生必须拥有SAT—H的成绩。考试每年举行7次，一般在星期六举行，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实际选择在某个时期参加考试。考试的次数没有限制，而大学招生时以学生所有考试中最高的那一次为标准。这类考试为美国多数大学所承认。

2.ACT(American College Test)。ACT即美国高校测试，由美国大学考试公司提供，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旨在通过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的情况来判断他们是否具备进入大学学习所必需的基本能力。1975年发表的《美国高校测验纲要》指出，美国高校测验的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能力与兴趣类型，了解自己今后需要受何等教育；为中学和大学指导学生提供可靠的、综合性参考资料；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课外活动能力；向大学提供学生的中学学习成绩，供设置课程和分班作参考等。

现行ACT考试每年举行5次，具体时间分别是2月中、4月中、6月初、10月底和12月初。与SAT相比，ACT考试与中学教学的关联程度稍高一些。

3.AT(Achievement Test)。AT即学业成绩测试，是美国大学考试委员会(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简称CEEB)在1901年开发的一种成绩测验，由教育测量服务中心受托举办。其目的主要是测量学生在中学阶段对特定学科知识的掌握及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以此为学生选择大学和入校后选择专业提供参考，也可结合其他资料如学术评估测验成绩或中学成绩，预测学生将来在大学学习中的表现。因此，它多是为入学竞争较激烈和水平较高的大学所采用的考试形式。1994年后，AT考试并入SAT,使5AT考试发展为SAT—I和SAT—II。

在以上三种统一考试中，较为普遍使用的是SAT和ACT,其中SAT规模最大、考生最多。这些考试为美国各高校的招生提供了参考依据，但并非是招生的唯一标准，入学考试成绩高未必能进入理想的大学，因为就美国高校整体来讲，并没有一个固定或唯一的入学标准。

（二）美国高校的招生标准

美国高校招生标准是综合性的，不以大学统一入学考试的成绩为唯一标准，而是全面考虑考生的综合素质和学生的群体性来确定是否录取该学生。一般来讲，综合性考察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施：

1.大学统一入学考试成绩，即SAT,ACT等成绩，绝大多数高校都要求考生提交SAT或ACT统一入学考试成绩单。一般来讲，要想考入名牌研究大学，必须拥有很好的SAT或ACT成绩。例如，哈佛大学录取新生的SAT—I,SAT—I成绩是每门在600—800分之间。普林斯顿大学2002年秋季入学学生的SAT—I成绩为：语文770分以上的占25％，680—770分之间的占50％，680分以下的占25％：数学780分以上的占25％，690—770分之间的占50％，690分以下的占25％。但是有时拥有好的入学考试成绩不一定会被大学录取，因为高校招生时只是将这一成绩作为其中一项参考指标。例如，哈佛大学就曾据绝了165个“入学考试状元”，原因就是对分数背后的综合素质不满意。

2.中学成绩。这里的中学成绩单，不只是高中毕业成绩单，而是整个中学的成绩（主要是9—12年级）。既要看考生平时的成绩，还要看考生的学习态度等，平时作业、实验、课堂讨论也算分，有时甚至连考勤情况也算分，因此对美国学生来说，要想考入大学，必须时刻关注自己的学习过程和表现。大学对中学成绩看重的是成绩的走势和年级或班级排名。尽管各大学对中学成绩没有严格的要求，但从它们录取的学生来看，要想考入这些名牌大学，中学成绩的排名一般都得在班级前20％。如哈佛大学的招生网页上就公布它录取的大部分学生年级排名都在前10％一15％;普林斯顿大学则公布在被录取的学生中，95％的学生年级排名在前10％，99％的学生年级排名在前20％。”由此可见，在美国要想上好的大学不是靠最后阶段的冲刺，而是靠长期的学习态度、平时的成绩记录，特别是年级排名。

3.课外活动、社会志愿活动情况及其特殊才能。几乎所有的高校都要求考生提供课外活动及社会志愿活动情况的材料。哈佛大学招生院长在给申请者来信时写道：“学业表现包括高中的成绩、SAT—I或ACT和SAT一II的考分，对录取委员会来说非常重要。然而，其他的因素诸如个人的特长、参与社区的活动、课外活动也很重要，录取委员会会很细致地阅读推荐信和作文。在录取过程中，我们寻找的是各方面都优秀的学生，从而确保每年的新生都是充满活力的团体。”通常美国高校所看重的学生综合素质包括：领导组织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和特殊才能等。

4.个人陈述材料及论文（或文章）。关于个人陈述，要求考生能客观陈述自己的优缺点，使学校能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考生，从而有利于高校的招生录取。对此很多高校都明确声明；要求考生客观地陈述自己，展现自己的个性，不要对高校投其所好或不真实地陈述等，否则一旦查明，一票否决。如斯坦福大学要求：申请者自述自己的学术荣誉，列举自己参加的课外活动，撰写具有思想和深刻见解的文章等。关于论文，一般要求提交1—3篇，论文题目有时高校提供，考生在多个题目中选择，有时完全由考生自主命题。高校一般是通过论文来考察学生的表达能力、思想水平和创造能力等，为录取提供参考依据。

5.推荐信。一般来说，一流的大学都要求申请者提供至少两封教师或辅导员的推荐信，需对学生进行准确评价。当然，每个考生必须清楚报考学校的具体要求，有的可能对写推荐信的人选有要求，一般情况下，都要求由比较熟悉考生的人来写。考生推荐信在录取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主要反映了最熟悉考生的人对其思想道德、学习行为、实践能力、兴趣特长等方面的评价，有利于大学选择能为学校发展作出贡献的申请者。

6.面试。多数大学一般都提供面试的机会，方便的考生可以直接到大学来进行面试，不方便或国外的考生委托校友会进行面试。高校通过面试来更加全面地了解、考察考生。从美国各著名高校的招生声明来看，面试并不是必须的，而是自愿参加，不参加也不会影响录取。但通过面试，考生可以通过这个机会来向主试人员展示自己的个性、特长，从而增加被录取的机会。

总之，美国高校考虑的是考生的综合素质，既要求考生有较好的学习成绩等智力因素，也要求考生拥有较强的非智力素质；既考虑考生的个人条件，也考虑班级乃至年级甚至学校整个集体的互补性。因此，就像很多著名高校所说：没有一个固定的录取标准。

（三）美国高校招生的类型

美国高校招生完全自主，高校完全按照自己的条件和需要确定招生计划与录取标准。按照招生标准，我们可以把美国高校分为两大类：有条件招生（细分为竞争性、选择性和最低筛选性三种）和五条件招生（即开放式入学）。实行开放式入学招生政策的大多为两年制的社区学院，适龄青年只要有中学文凭就可以入学，对SAT和ACT等考试不作要求，对申请者可以说是来者不拒。

对于有条件招生的高校，一般都坚持综合考察的原则。但由于美国高校具有明显的分层，因此各类高校的录取标准不完全一样，按照录取标准的高低可以将美国高校分为三类： 1.高选择的竞争性录取标准的高校。这类高校处于高等教育金字塔塔尖，都属于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实行竞争性招生，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这些大学采取的是高选择性的竞争性录取标准，报考这些大学的考生要面对激烈的竞争，一般情况下，报名人数与招生人数的比例为5:1左右，有时甚至更高。而且各项标准比较高，比如拿统一人学考试来说，尽管这些高校一般都未对考生的SAT或ACT成绩提出一个严格的分数线，但从被录取的学生来看，要想考入这类顶尖大学，SAT或ACT的成绩都必须相当好，总分一般都得在1200分以上（满分1600)，如下表，由此可见，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

2.实行选拔性的招生政策的高校。这类院校在美国大概有300所左右，知名度和学术水平仅次于第一类。这类高校对考生的一般能力进行考察，其他要求也一般。比如对考生的学习成绩也有一般的要求，通常它们录取考试成绩在中等以上，即总平均分数达到C以上的学生（美国中学平均分数分为A,B,C,D,E,F6个等级，其中A为最高等级，F为最低等级）。因此，这类院校对学生的SAT或ACT的考试成绩要求一般偏高于美国大学新生的平均成绩。美国绝大多数普通州立院校属于这类院校。

3.实行最低限度筛选的招生政策的高校。这类院校占美国高校的大多数，它们对考生实行最低限度的筛选，录取那些符合最低入学标准的学生，对SAT和ACT的考试成绩要求也较低。通常被这类院校录取的学生的平均成绩要低于全国大学新生的平均成绩。这类院校的学生中途退学率也很高，有时在一、二年级时高达70％。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院校的筛选过程是在新生入学后开始的。

（四）美国高校招生的特点

1.招生标准综合化。美国高校招生总体上分两种：选拔性招生和开放式招生。对于开放式招生的院校（主要是两年制社区学院）一般不作入学要求，只要拥有中学文凭就可入学。对于选拔性招生的院校，也没有固定、单一的招生标准，一般都要求综合考虑考生，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录取。而不仅仅以考试成绩或某一固定标准为录取的标尺。

几乎所有选拔性招生的高校会参考考生的统一入学考试成绩(SAT或ACT)、中学成绩单（主要是9—12年级）、推荐信、个人陈述材料、课外活动及社会活动等，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考虑是否录取。另外很多高校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如地区性、国际性、种族、文化背景甚至父母和家庭情况等。通过这种综合性的招生政策，高校选拔的是综合素质优秀的学生，既重视了学生文化知识的学习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也兼顾了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其结果是既为高校找到了合格、优秀的生源，也对中学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避免了应试教育的出现和泛滥。

2.考试主体公司化、形式多样化。美国全国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不是由政府和学校部门来组织实施，而是由非营利性的公司承担。美国没有国家设置的高校招生考试管理机构，也不实行全国统一高校入学考试。目前，由非官方、非营利性的社会私人团体办的大学招生入学考试机构主要有两家，即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CEEB)和美国大学考试项目测试中心(American College Testing Programe,ACT)。这两家机构都是得到美国大学委员会和研究生委员会认可的，美国各大学招生所参考的量化成绩SAT和ACT就是分别由上述两家考试机构提供的。他们服务观念强，不但能为学生提供优质服务，还尽可能为各中学和大学提供各种信息和服务。

另外，对于统一性入学考试，各高校并不作统一要求，有的高校要求提供SAT的成绩，有的要求提供ACT的成绩，有的高校不作要求。这样就使得统一性考试出现了多样化，考生可以根据所报考高校的要求来参加不同的考试。

在考试时间方面，SAT和ACT测试都具有考试时间灵活的特点。SAT测验每一学安排7次，而ACT则为6次，时间跨度从1月到12月，不限考生的参考次数，而且除美国本土之外，在世界不同地区也设有海外考点。

3.高校招生自主化。美国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完全在高陵，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基本上不干涉，只是进行政策性指导。招生计划（一些高校需要州政府通过）和招生标准完全由高校自己决定。在美国，选拔新生是各大学自己的事，每所院校都设有专门的招生办公室或招生政策委员会和选拔新生委员会。分别负责制定招生计划、招生政策、招生数额、录取标准并甄选合格的新生。

这样，各高校就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符合自己办学理念和条件的招生政策和规模，招收符合自己要求的学生，既有利于高校发展，也有利于美国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满足社会的不同需求。

4.招生方式多样化。如前所述，美国高校招生完全自主，因而也使其招生方式出现了多样化。不同层次的高校有不同的招生方式，如社区学院实行的是开放式入学方式，拥有中学文凭即可入学；普通教学型大学实行的是选择性招生方式，入学不作太高的要求，符合不太高的最低限制即可入学；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实行的是竞争性的招生方式，要求考生不但有优异的学习成绩，还要有良好的综合素质。

招生方式的多样化不仅仅体现在不同层次的高校，即使是同一层次的院校因为不同的特色也不尽相同，如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就存在差异，有时甚至同一所大学的不同院系也会有差异。另外，除了常规的招生方式，美国很多高校还采取其他几种招生方式，如早期决定录取(Early Decision)、早期招生(Early Admission)、中期招生(Midyear Admission)和延期入学(Deferred Admission)等。

二、对我国高校招生改革的启示

（一）高校招生标准应综合化

目前我国高校招生基本上以高考一次入学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可谓“一纸定终身”。这种单纯以考试成绩为入学标准，能否真正考察出考生的真实水平和能力、选拔出适合高等教育机构培养的学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学生的能力是隐性的，一张试卷难以全面衡量他的能力，尤其是各种非智力因素更是如此。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招生院长在信里所讲：“我们绝不是简单地把申请者的平均成绩和高考分数进行排队，然后从上选到下。如果这样简单的话，我们就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去阅读申请材料了……在阅读申请材料时，我们把每一个申请者当作特殊的个案来审视他或她具体的综合起来的能力和成就。”

因此，笔者建议，我们高校招生既要看考试成绩，也要参考其他因素，如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动手实践能力、思想品德和特长等；既要将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学生招进大学，也要把有特长的偏才、怪才招进大学，通过因材施教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多种人才。同时，也可以避免饱受社会抨击的“高分低能”现象的出现。

（二）实施一年多次的考试制度

自1977年我国恢复高等院校入学考试制度以来，沿用至今的一直是全国统一考试。考试每年举行一次（部分省市举行两次，增加了春季招生），每年的七月7、8、9三天（现在改为六月的7、8、9三天）全国统一进行，除部分省市自主命题外，试题由教育部考试司统一确定。这种考试制度最大的优点是便于操作，效率高。但它的弊端也极为明显，那就是比较单一，只是考察学生高中所学的知识，出现所谓的“一纸定终身”现象，忽视了对学生的其他能力尤其是创新与动手能力的考查，很难检验出学生的综合水平；每年只进行一次，容易造成考生发挥失常现象，未必能检验出学生的真实能力与水平。因此，不妨学学美国的经验，高考每年举行若干次，而不是一次，学生可以自主决定参加多次考试，将最高分的那次作为招生的参照标准；考试类型应多样化，既要考查学生的知识水平，也要检测学生的发展潜能，甚至动手能力等。这样的考试制度既能保证学生的正常发挥，也能测出学生的综合能力与水平，向高校招生提供一个客观的依据。

（三）参照学生的平时成绩

高校是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场所，招收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知识的学生是必需的，关键是如何能客观检测出所招收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知识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其表现也是隐性的，如何招收到有培养价值的学生仅仅依靠学习结果的最终评价，难免有所纰漏，尤其是学生的潜力，有时形成性评价更能客观反映学生的知识容量和能力水平以及发展潜力。而我们目前高校的招生仅仅以一次结果性评价的考试为标准，即便以学生的学习能力为唯一录取标准，也有很大的不合理性，鉴于此，我们不妨借鉴美国高校招生经验，高校要参考考生整个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避免考生凭借一次的超常发挥进入高校，因为那不是考生的真实水平。

（四）将招生自主权还给高校

从法律角度讲，高校是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拥有自主权，招生亦不例外。而且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自己的定位，即使是同一层次的高校，每个高校也都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专业设置和培养要求方面，这就要求高校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和定位招收适合自己培养的学生。但我们目前的招生制度是统一考试、统一标准、统一录取，考试与招生权完全在国家和省级教育招生部门，高校所能做的只是按照所划定的分数线择优录取。表面看来招生权在高校，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高校无法招收真正适合自己培养定位的学生，只能招收符合自己所在分数段的学生。当然，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也看到了这个问题，采取了一定的举措，比如给一批高校每年5％的自主招生名额，进行试点；给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各300名招生名额，实行完全自主招生，这些都是好的开端。

美国高校管理制度 篇6

1.美国高等学校教育管理体制的背景

美国高等学校教育管理体制总体有这样的特点：属级管理层次少、管理自主权大、社会监督及高校竞争力度大。美国的高等教育管理实行地方分权，美国的高校要接受社会监督，选举各界人士和学生家长代表组成社区教育委员会。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把家长参与各级学校管理定为国家的重要教育目标，其核心内容就是家长可以选择学校并参与学校管理。事实上，美国高校的教育行政体制，政府干预少，但社会监督力度大，加上高校自身的自省意识，能大大减少决策的片面性。美国的高校实行学区教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学区各方代表组成的学区教委，是学校事务的决策机构。学区教委的执行机构为学区教育局，设教育局长，直接对学校实施行政领导。学区教育局长是美国学校管理的重要角色，他既是校长的行政领导，又是学区教务的督导长，同时还是联系学校与学区教委的中间人。教育局长与学区中心办公室是校长的具体上级。美国学校校长是学校的行政首长，向教育局长负责，执行学区教委的有关决议及管理学校日常行政事务。除宏观指导外，政府对学校的具体业务不加干预。所以，美国的公立学校有较大的办学主动权，行政工作人员少，但效率很高，管理井井有条。

2.美国高校的学生管理制度与重要文件

美国赋予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培养训练学生的反映能力、认知能力、批判思想和精神、具有现实感的生活能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培养学生自尊、自信、诚信品德及社会责任感。对应这些目标建立起了“美国高等教育学生事务管理工作委员会”，该管理委员会负责每年组织召开交流、研讨会议，推动学生事务管理工作；同时制定了明确的工作规范及管理制度。早在1949年，美国国家教育理事会就发布了《学生人事工作宣言》，标志美国现代学生事务管理的开始；《美国高等学校学生事务管理人员行为规范》，对从事学生管理人员提出明确的条件和工作要求；《美国高等学校学生事务管理人员伦理标准》，从伦理道德层面强化学生管理队伍的思想建设和职业操守；《高等院校学生事务管理》，制定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内容、目标及操作方法；《学生服务手册》，主要明确学生的权责范围及申诉方法等；《学生事务应用手册》，主要为学生介绍学校可以提供的各种服务及学生的求助方法，涵盖内容全面而细致，极具人性化。并且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高校的需要，还制定发表不同的规程或要求，比如1987年，美国发布了《学生事务观》一文，重申学生事务宗旨，为其90年代及以后的学生事务指明了具体发展方向。

3.美国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主要特点

美国高校没有统一的管理制度，表现出制度和操作层面的多样性和个性化。美国历来以多种文化并存而著称世界。美国的宪法规定教育行政管理权交给各州议会和政府，各州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州的教育管理制度。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高校的学生管理制度表现出了多样性。美国的教育学家普遍认为，学生有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选择，制定学生管理制度的目的是通过规范系统的学生工作来引导学生怎样选择。这种社会价值观表现在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中充满了个性化色彩，但各高校的个性化制度并非没有界限，美国各大学均采取综合化的强制措施把这种个性化建立于严格的法律与纪律基础上。

美国高校学生管理制度重视学生的自主管理权。美国高校注重学校与学生间平等双向的交流，明确规定并执行学生正当的自主权限，在管理方式上非常重视学生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教育。斯坦福大学生早在1920年就实行了“荣誉制度”，鼓励学生参与诚信活动，增强自我信任意识，建立师生的双向互信机制；尊重学生的自主自决权、隐私权及言论自由权等基本权利，促使学生对校方的心理认同；同时，给予学生参加学校事务和管理的机会，许多大学学生管理制度中都设有“学生评议会”制度，促进了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主动性，能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实际工作能力。

美国高校学生管理制度极具法制化。美国国家“依法治国”理念体现在高校学生管理中即是“依法治校”。美国高校的学生管理制度就是依据国家法律制定的，所以开展的学生管理工作不仅规范化，而且有极高的透明度和严格的程序，能极大地保证学校的德育教育。在学生管理制度首先明确规定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处理学生也有严格的程序，律师、法官一应俱全，有学校纪律委员会这样的处理机构，有从听证会、辩论会到依法处理甚至上诉法院等系统严格的程序。

美国高校学生管理制度有专业执行队伍。美国高校具有世界一流的学生管理专家队伍。参与或负责学生管理的工作人员多是具有教育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专家；美国各州都有一所大学设有高等教育行政专业，用来培养学生管理的专门人才。70年代后，美国的一些大学甚至设立了学生工作方面的博士点，培养能正确执行各校学生管理制度的专门人才，相应地也促使美国高校的学生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取得学生管理的巨大成效。

二、美国高等学校学生管理体制对我国的启思

1.学生管理制度的国际化倾向

随着世界开放程度和交流领域层次的拓展深化，20世纪体现在教育上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更加倡导“自由”与思想解放，倡导国家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多元嬗变，更加注重探索和实践大学在现实社会和历史阶段的内在价值。主要发达国家立足于所谓民主主义福利社会的教改理念，既要消除公共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弊端，又要遵循终身学习理念，力图更新现行教育管理体制，其改革原则还要妥善解决教育管理的地方自治与国家规范、自主性与专业性、多样性与实效性等诸多矛盾。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与学生管理制度改革要尊重高等教育的内部规律，把握其内部价值，遵循世界发展趋势，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快速树起中国的高等教育形象，提高社会服务功能和在世界高等教育中的地位。

2.学生管理制度要“法律至上”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管理条例》为高校教育管理和学生管理提供了法律法规上的宏观依据，同时也为学生管理制度运行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我国高等院校学生管理制度的运行机制要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就必须向法治化教育管理迈进。实际上，健全教育法制是教育体制创新的重要内容，这样才能在教育体制创新的过程中同步发展完

善，为学生管理制度的运行机制补充营养和润滑剂。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建立需要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从我国教育法制的现状看，教育领域的宏观立法还不健全和完善，要继续推动教育管理和学生管理领域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进一步加快教育法制建设进程，加大执法监督力度，是今后我国教育体制创新的重要选择，也是教育管理必须遵循的原则。

3.学生管理体制应兼容人性化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教育创新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高等学校的教育创新要立足于教育体制改革和完善，立足于教育思想观念的更新。在新时期，“以人为本”已成为现代教育和管理思想的最新理念。将这一教育管理理念应用到高等学校学生教育管理中，首先要改变学生教育管理人员的旧有观念，让他们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认识“学生第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始终把学生利益——健康成长和成才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关心学生的成长，真心诚意爱护学生。同时要把这一思想融入到学生教育管理的组织机构设计、制度安排、内容方法和流程再造中，使之真正贴近学生的实际，深入学生的内心，建立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有效的柔性运行机制，最大限度地为学生谋取利益，提供全面服务，使学生的发展与国家的利益、学校的前途达成有机的统一。

4.学生管理体制走向自主化

高校学生教育管理中的人本观念和服务观念的核心内容便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的成长成才为教育管理成效的主要评价标准。学生教育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通过构建班级、社团、团学组织等学生机构，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在其具体操作中应注意以下两点：

首先，营造良好的学校文化环境是实现学生自我教育和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高校应关心和重视影响学生而又同时受学生影响的环境。我国高校文化建设做得很少，对文化建设内涵和途径的探索还欠深度。作为自我教育管理理念下的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应处于一种相对宽松的氛围中，使学生的主体精神在其中得以弘扬，自由发展得以实现。

其次，要改革学生教育管理的组织结构，建立学生自我教育管理体制。学生自我教育管理体制的主体是学生，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建立运转正常的学生自我管理机构，是使学生的自我管理制度化、经常化的保证。如自律委员会、学生评议联席会、商讨决策班级大事的班级大会、负责业务性事务的新式班委会和负责班级常规的纪监会等。

5.学生管理制度要科学发展

当代大学生既是现代信息技术的爱好者，又是其受益和受害者。在新的形势下，高校学生教育管理要充分重视利用信息科学技术，充分利用网络的积极功能，控制消除网络的负面影响。保持信息科学技术和网络宣教的有效性，抓住网络的服务功能，将教育管理相关的文件、政策、条理和动态及时提供给教育管理对象，主动利用和占领网络这块阵地。通过建立一支政治素质好、熟悉党的教育工作方向和教育管理理论、掌握网络传播技术的专业教育管

美国大学荣誉制度探析 篇7

一、荣誉制度的概念界定

荣誉制度是美国大学实施的一项学生对学校的承诺制度,是一种极具特色的以学生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为中心的自治制度。

埃伦·德博拉·埃利斯(Ellen Deborah Ellis)认为“荣誉”代表了诚实、自尊、正义感、个人责任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这样一些内在的品质,它们并不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而荣誉制度则是教育机构在没有教师和管理者干预的情况下,以学生自治为原则的学生之间相互监督不正当行为的一种方法。[1]

莎伦·特纳(Sharon P.Turner)等认为荣誉制度不仅是大学中指导学者进行学术创作的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而且表达了社会公众对学术人的诚信行为的一种期望。他们认为荣誉制度有两个目的:教育目的(The Educational Purposes)和监管目的(The Regulatory Purposes)。教育目的帮助学生习得道德行为,并且将荣誉制度的要求内化为指导自身行动的理念,通过荣誉制度的实施,使学术领域内的人知道哪些行为是学术不端行为,哪些行为要受到惩罚,从而实现监管的目的。总之,荣誉制度之所以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是因为它的实施改变了大学的学术环境,使人们怀有一种学术诚信的期待。[2]

荣誉制度是美国大学学术诚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以强调学生的自我规范为理念,以信任学生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为前提,以大学生在学术领域内的行为为规约对象,以规约学生坚守学术诚信原则、尊重他人的学术研究成果、监督揭发学术不诚信行为为目的的维护诚信和正直的规章制度。本文研究的是用于规范学术领域行为的荣誉制度。

二、荣誉制度的主要内容

美国最早实施荣誉制度的学校是威廉与玛丽学院。早在1817年,威廉与玛丽学院就实施了无人监督的考试.1830年,学院的法令又进一步完善:如有学生违背了这种师生之间的信任,他将被学校开除。[3]虽然威廉与玛丽学院是最早实施荣誉制度的学校,但它并没有对荣誉制度的传播产生深远影响,而弗吉尼亚大学对荣誉制度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42年7月,弗吉尼亚大学新上任的教授团主席亨利·乔治·塔克尔提出一项决议:“在以后的所有考试中,每一个考生都要附上一份承诺书:我,作为一名文学学士,以我的荣誉起誓,在本次考试中绝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4]这份承诺书就是学生向校方承诺不舞弊的“荣誉誓词”,这就是弗吉尼亚大学荣誉制度的发端。弗吉尼亚大学荣誉制度的成功实施掀起了其他学校效仿的高潮。如,西点军校在1871年、北卡罗来纳大学在1875年、普林斯顿大学在1893年分别建立了荣誉制度。到20世纪上半期,荣誉制度已由最初形式极为简约的君子约定发展成一套结构完善、内容充实的制度规范。以弗吉尼亚大学为例:

第一,弗吉尼亚大学的新生要在入学之日签署荣誉誓词(Honor Pledge),这是新生融入荣誉制度的第一步。荣誉誓词的签署标志着学生认可并接受荣誉制度,它要求学生以自己的荣誉、名誉等最为珍贵的东西作为担保,保证自己的行为遵守诚信原则。[5]

第二,学校设立荣誉委员会(Honor Committee)。这是荣誉制度的中枢机构,负责荣誉制度的所有相关事务,包括对违规行为的调查与审判,向新生介绍宣传荣誉制度等。弗吉尼亚大学荣誉委员会的成员全部由学生担任,美国其他学校的荣誉委员会也有教师或学校管理人员的监督或参与。

第三,荣誉制度对违规行为有一套完整的处理程序,具体包括:报告、调查和审判三个环节。弗吉尼亚大学的每个学生担任着双重责任,他们既要保证自己的行为不违背诚信原则,又要肩负起监督、揭发他人违规行为的重任。学生发现违反荣誉制度的可疑行为之后,要主动向荣誉委员会报告,荣誉委员会为此成立调查小组,进一步收集证据,并访谈目击证人和被指控的学生。经过核实,如果该生不存在违规行为,那么关于他的指控会被取消;如果学生的行为确实违背了荣誉制度的规定,那就要进一步召开听证会和审判大会,学生可以聘请律师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如果审判团有4/5以上的成员认为其行为确实违背了荣誉制度的相关规定,那么该生就要接受相应的惩罚。为了避免误判、冤判事件的发生,在审判后期,被指控的学生还可以基于新的证据或其他充足的理由提起上诉,要求重新审判自己的案件。[6]

第四,荣誉制度的惩罚措施主要包括:警告(Warning)、正式谴责(Formal reprimand)、留校察看(Disciplina ry probation)、暂时停学(Suspension)和开除学籍(Expulsion)。警告等级的惩罚不会被记录到学生的诚信档案中,正式谴责及以上的惩罚措施会在学生的诚信档案中有明确的记录,这种记录将伴随学生终生。由此可见,弗吉尼亚大学对学生违规行为的处罚极为严厉。美国大学对于学生的学术不诚信行为还有其他的惩罚措施,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会派遣某位监督官监督违规学生无偿为校园服务一段时间。

三、荣誉制度实施的成效

第一,荣誉制度的实施有效地遏制了大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唐纳德·麦凯布(McCabe Donald)和特拉维(Trevino)于1995年对美国31所大学的4,000多名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实施荣誉制度的学校中有54%的学生承认自己有过或他人有过抄袭行为,而没有实施荣誉制度的学校中则有71%的学生承认自己有过或他人有过抄袭行为。在实施荣誉制度的学校中,有7%的学生承认自己在考试或平时论文中存在重复抄袭行为,而未实施荣誉制度的学校则有17%的学生承认自己存在严重的重复抄袭行为,这个比例比前者的两倍还多。[7]2000年秋季,在约翰·邓普顿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的资助下,学术诚信中心(The Center for Academic Integrity)对21所大学(包括1所社区学院、7所公立大学和13所私立大学)的2,100多名学生的学术科研行为进行了调研,在这21所学校中,有3所实施改进后的荣誉制度的公立大学,9所实施传统荣誉制度的私立大学,9所没有实施荣誉制度的大学。研究结果如下表所示。[7]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三类大学中,无论是考试中的作弊行为、平时作业中的作弊行为,还是其他严重的作弊行为,在没有实施荣誉制度的大学中,这些行为所占的比重都是最高的。传统的荣誉制度和改进后的荣誉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大学生的作弊行为。

第二,荣誉制度促进了诚信、和谐的校园文化的形成,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能够彼此互相信任。罗纳德(Ronald)认为,一个机构的传统、制度、文化和组织结构将会对个人的价值观和行动产生深远的影响,学校中不道德行为的产生与不道德文化的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校园中存在着太多的与学术诚信文化相冲突、相对抗的文化,因此,学生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难免不受这些不道德文化的侵蚀。[9]而荣誉制度的实施从根本上来说需要诚信的文化氛围与之相配合,必然带动校园的诚信文化建设。

第三,荣誉制度对大学教师和在校大学生对待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也起了一定的转变作用。

麦凯布·唐纳德(Donald McCabe)(2001)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没有实施荣誉制度的学校中,学生视教师与学生为相互对立的两大群体,他们用“we versus they”来形容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的“we”代表的是学生群体,“they”代表的是大学教师以及大学中的管理者,并宣称监督学术不端行为是“他们”的责任,与“我们”无关。[10]

特雷莎·霍尔(Teresa L.)、乔治(George)(1998)的研究表明,在没有实施荣誉制度的学校中,教师和学生之间在监督并揭发学术不诚信行为方面会出现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教师认为学生应主动承担监督自己及周围同辈人的学术不端行为的责任,而学生们则认为教师应承担起维持学术秩序的责任,可以通过测验形式的多样化、考试时在班内调整座次等方法来减少抄袭、作弊等行为。[11]

在实施荣誉制度的学校中,教师会积极地监督并揭发学生的违规行为,学生也会把坚守学术诚信并监督同辈人的行为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看出,荣誉制度的实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教师和学生对待学术不端行为的态度。教师和学生作为大学校园中的主要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群体能够主动承担起监督并揭发学生当中的学术不端行为,这对于规范校园的学术秩序,净化校园学术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四、启示

美国大学的荣誉制度以学生自治理念为主导,从踏入校门荣誉誓言的签署到以学生为主体的荣誉委员会的形成再到放手由学生自主调查学生群体中的学术不端行为以及决定处罚的方式,在整个制度的运作过程中,体现了大学教师及管理人员对大学生的信任,大学生作为校园活动的主体,为了守住这份信任,对学生群体中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能够做出公平、公正的决定。荣誉制度的实施在遏制大学生学术不诚信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对于我国大学校园的学术制度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我国大学校园的学术制度不健全。学术制度作为规约学术行为的整套规范,其内容一定要清晰、全面,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描述让学生明白哪些行为是违规行为,不能造成模棱两可的印象,同时对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要具体明确。此外,学术制度规范的是学术人的行为,它的有效实施取决于广大师生是否认同,因此,学校要鼓励学术主体——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大学学术制度的建设,广泛听取教师和学生的心声,汲取他们的意见。

其次,美国大学荣誉制度的成功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学校形成了诚信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是一所大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淀的结果,生活在校园中的每个个体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而且文化能够赋予个人一种归属感,时刻提醒着学生要明确自己的身份、规范自己的行为。大学是一个小小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为了维护成员的利益,应该凝聚一种诚信文化,使其中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彼此的信任之中,都沐浴在诚信的馨香之中。

再次,大学生学术诚信行为的养成离不开有效的教育策略。在学校教育策略方面,已有的研究结果强调要把诚信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注重经常性的和过程性的诚信教育策略。荣誉承诺制度通过学生个体价值的实现,开展诚信教育,培养了学生诚信的习惯。它不以直接命令的形式告诉学生应遵循哪些规范,却以通过陈述违规行为的具体表现而使学生明确哪类行为是违规行为,给学生以明确的概念,从而减少了学生学术作弊的心理冲动。而且,荣誉承诺制度把理性的价值观渗透在日常的教育中,使学生通过自由选择,培养了自觉守信的习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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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urner Sharon P.,Beemsterboer Phyllis L..Enhancing Academic Integrity:Formulating Effective Honor Codes.Journal of Dental Education.2003,67(1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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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证据发现制度初探 篇8

从证据发现的范围看，按照《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第2款（1）项的规定，包括了除保密特权以外的任何与系属诉讼标的相关的事项。这些事项不论是关系到要求发现方的诉讼请求或抗辩，还是与其他任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抗辩有关，也不论是书籍、文件或者其他物品，以及这些物品、材料的种类、性质、状态和所存在的地方，以及知悉任何发现事项的人的身份和住所，均属于发现的范围，即都应当开示。从证据发现的方法上看，按照《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除本身负有出示义务以外，可以运用于发现和收集证据的方法有五种：一、笔录证言，指一方当事人在进入法庭审理阶段以前，用口头或者书面的方式询问对方当事人或证人，以取得证言的方法；二、质问书，指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以书面的形式提出质问，以收集、发现证据的方法；三、要求提供书证和物证，指一方当事人要求对方当事人提供与诉讼有关的书证和物证；四、要求自认，指一方当事人以书面方式要求对方当事人自认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是否真实，或者有关文书是否真实的一种方法。五、检查身体和精神状态。该条款中的第（三）项有学者称之为“证据强制开示程序”，即当事人有权要求对方当事人提供与案件直接相关的证据，例如侵权案件中被控侵权人的财务账册，如果对方当事人拒绝提交，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以证据调查令的形式责令对方提交。为了保障上述发现程序的贯彻实施，《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对于没有正当理由不遵守证据开示义务，或拒绝答复当事人发现要求，以及不服从法院命令的人不仅规定了多种制裁措施，而且对于严重违反者还规定了科以藐视法庭罪在内的各种严厉的处罚方法。这些措施和处罚包括自动制裁、强制制裁和法院制裁。

所谓自动制裁，是指对于当事人没有正当理由且不遵守出示义务的，在法庭审理阶段不允许其使用没有出示的证言及其证据资料的制裁。这种制裁措施的目的，是鼓励当事人在发现程序中主动出示对他有利的信息和证据资料；所谓强制制裁，是指庭外证人不回答应回答的问题，发现一方当事人申请法院强制答复或指定命令的制裁；所谓法院制裁，是指法院对于证据发现中不服从法院命令的人及其行为的制裁，包括藐视法庭罪和不服从法院命令的其他制裁，其他制裁包括把与法院命令相关的事实视为已经得到证明的制裁，是指根据一方当事人请求命令的申请，法院直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相关事实为真实，这种制裁所针对的对象，是发现方法所指向的事实。对于这种当事人不服从法院命令，且不予公开对当事人不利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无须经过向法院和陪审团进行证明，法官可以直接认定为真实。由此不难看出，为了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地位平等，并保障诉讼效率的提高，《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定了比较完善的证据发现程序以及相应制裁措施，从而确保法院的判决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

我国在《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很多学者建议借鉴美国的上述证据发现制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0月18日引发了《关于规范民事案件庭前程序的意见（一）试行》，规定对于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的证据，可以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出具《调查令》，授权当事人的代理律师调查取证。这也是借鉴美国证据发现制度的有益尝试。

新修改的《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当中，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一直是困扰法官的问题。法官苦于没有证据证明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获利，当事人苦于难以搜集这方面的证据。实践当中，权利人常用的手段是向法院提出证据保全申请，保全被控侵权主体的财务账册并进而通过财务审计的方式计算被告的获利，法院审查在满足侵权可能性较大、权利人提交担保等条件后赴被告处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责令被告当场或限期提交与被控侵权产品的生产、销售相关的财务账册。这时如果被告不配合法院提交，根据现行的法律法院很难对这种行为采取何种制裁措施，使得该制度失去了应有之义，也在某种意义上“纵容”了被告的这种消极行为。新《商标法》引入的该条款实质上借鉴了美国证据发现制度中的做法，并且规定了不履行开示义务的制裁措施，即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笔者认为这是《商标法》在证据制度中的重大进步，但在具体适用中还需明确该措施应通过证据保全的方式进行还是通过权利人申请法院调查的方式进行，即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权利人是否可以直接申请法院出具调查令，责令被告提交相关财务账册。当然，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前提都应当包括法院通过审查原告单方证据认定构成侵权的可能性比较大，并且原告提交了担保，以防权利人滥用该程序成为获取对方财务信息的手段。总之，美国证据发现制度对于缓解举证难、制裁当事人妨碍诉讼行为并使得法院的判决更接近客观真实等方面大有裨益，新《商标法》的上述条款对此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将有效震慑当事人故意不提交与案件事实有关证据的行为，提高法院审理案件的质量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