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艺术研究论文

摘要：30年来，贵州不仅搜集和出版了大量民间文学资料，相关学者还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形式体现为各民族的“文学史”或“民间文学概况”、民间文学论文集、单篇研究文章、科研项目等，所涉及的体裁包括神话(含史诗或古歌)、传说、故事、民歌、谚语、戏剧等。其中有关神话的研究文章数量最多，又以苗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居首位。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民间文学艺术研究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民间文学艺术研究论文 篇1：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分析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品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承、积累下来的财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21世纪以来，由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很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篡改和使用，这对我国文化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造成了严重的侵害。在此背景下，加强对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法律保护

0 引言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中华文化瑰宝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56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的财富。给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更好的法律保护，不仅对其自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保护文化、防止侵略，加快我国文化产业的振兴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确地界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且有利于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实现中国梦。

1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概念、特征及价值

1.1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概念与特征

在分析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过程中，对于其概念和内涵，国内艺术研究者下的定义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由不同民族和个人所创造的具有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内涵，对当地民族风情和民族内涵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艺术作品，并且所创造的文学艺术作品成果仍在不断发展和继承”。[1]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四个特征。第一，群体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特定的群体统一创作、经过多次加工最后形成的具有地域化特征民族风情的特色文学艺术作品”。[2]第二，动态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质上就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3]。我国经过五千年的传承，形成了丰富的文学文化，这些民间艺术有的展现民情风俗，有的展现生产生活，有的是情感表达，内容丰富多彩。这些文化作品来源于普通的社会生活，体现了时代的变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从其特征来看，是社会因素的整体体现。第三，延续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由某一时期的人们创作，随着本民族世代相传，并结合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物质、习惯以及精神追求再创造。延续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可缺少的重要来源，如果不能得到延续和发展，则有可能导致文化断层和消失。当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仅仅是靠传承，还有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适应不同时期的社会因素。第四，地域性。通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概念可以得知，它的创作主体是特定的某一个民族或者某一个族群，且由于地理或交通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其生活的地方存在固定性，所以创作出来的作品也会在其生活的一定范围内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作品会受到地理环境、自然因素的影响，从而展现出明显的地理特征。

1.2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

1.2.1 文化价值

毫无疑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无数辛勤的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因为产生的地域环境不同，具有不同的特色。这些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往往因特定的生活或生存方式出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最重要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其在中国文化遗产中的基础性地位。因此在价值平衡的情况下，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法律保护，不仅有助于增强广大传承者保护民间瑰宝的决心和毅力，而且有助于大家团结一致，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同时，也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了解文学艺术作品的产生、发展和变迁，从而丰富人们的生活，增长他们的见识，有利于文学艺术作品的创新和发展。

1.2.2 经济价值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每一件文学艺术作品都具有独有的经济价值。“在文化产业中，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济价值主要集中于工艺、文化、旅游、服装、音乐、多媒体、出版、建筑行业。”[4]这些都是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领域。我国拥有丰富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资源，如果对这些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和开发，将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不用法律很好地规制和保护，基于猎奇的心态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加以商业利用，有可能会伤害创作者的情感。

1.2.3 其他价值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民族的标签，保留着该民族最古老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财富[5]。尤其是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民族的文化交融和冲突，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其丰富的现代文化资源将其民主文化渗透于其他国家的文化之中，使其失去自我，忘记本民族文化。在文化的竞争中，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仅有带动经济发展的责任，还有保存和发展自己国家和民族文化，保持文化多样性和多元性的作用。因此，保护好自己国家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增强本国文化影响力与文化自信尤为重要。

2 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民间文學艺术品维权目前有三种方式：第一，通过国内法律，即著作权法保护;第二，通过公法模式，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保护;第三，将其纳入传统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即采用保护物质性文物模式。目前，第一种观点，也就是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纳入著作权的私法保护是主要观点，主要理由是尽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其特殊性，但仍属于作品所在的范畴，将其纳入著作权法保护是最具效益的保护方式。本文拟从著作权法入手，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现状加以分析，并指出问题，根据问题导向模式提出相关的可行性建议。

2.1 主体不明确

在保护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的过程中，主体不明确依然是保护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时，缺乏具有可行性的方法和策略。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一般作品的著作权主体为自然人或其他非法人组织，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涉及群体利益，但由于群体的广泛性特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主题不确定，从而弱化了对其的保护，所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主体的确定成为学界的一大难题。在实践中，主体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以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与发展受到制约。

2.2 客体不清晰

根据思想二分法的规定，目前我国著作权法只保护作品的表达，不保护思想，主要理由如下。第一，思想属于主观意志范畴，其涵盖面较广，某种思想可以用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且思想大多数不是凭空产生的，大多是对一种思想的不同表达。如果法律对思想进行保护，那么就会导致其他主体使用该思想时要经过该思想权利人的同意，这样不利于文化的交流、思想的传播与发展。第二，表达是外在的、具体的，能被外界所感知。著作权法对表达进行保护，其目的在于鼓励创作和发展文化，既激发了人们创作的热情，又能促进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但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代接一代地传承，其表达形式在口传心授中不断发生着变化，一些声音作品如民歌等表达，即便有谱曲记载，但是演奏者可即兴改编，很难用固定的表达形式流传下来。我国2020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表示，作品的唯一特性就是独创性。“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重要特点是传承，其独创性在传承的过程中发生着改变，特别是一些图腾等具有信仰的元素的作品。”[6]其传承的意义远大于独创性，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独创性受到质疑。

2.3 保护期限过短

根据知识产权耗尽原则，一旦超过知识产权保护期限，任何人随意使用该艺术作品都不受法律规制，这会损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真正创作者的利益，甚至会导致社会矛盾。不仅如此，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会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被人民完善，长此以往，我们无法追寻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真正创作人，也没办法确定作品的保护年限该如何计算。综上所述，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保护期限并不能满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的特性。

2.4 改编者的法律地位难以得到保护

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即改编者在收集、整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编创新，获得新的作品。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改编而来的新的作品也适用于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也有改编者的权利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情况，如何对改编者的权利进行保护也是值得思考的方面。

3 保护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的建议

3.1 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进行特别立法保护

要想更好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除了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经验，更重要的是根据现行著作权法存在的问题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点制定专门的法律。该项立法应当对保护的原则和宗旨、保护范围、权利归属等各方面进行规定。就特别立法而言，首先应当明确保护的宗旨和原则，立法的目的是传承和保护，应当将保护和传承并重，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下，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进一步丰富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存在精神与物质两种属性，所以在立法上必须注重精神权利和物质权利的保护。同时，要协调好两者的关系。

3.2 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主体

因为主体是法律关系的基础，所以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主体不可忽视。只有明确了具体权利人，才能更有效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分析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创作和流转过程中不止一个人参与作品的再创作[7]。因此在民间文学作品的形成过程中，作者是首要的，还包括作品流转过程中的发现人、记录人、整理人、改编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他们的地位都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因此在立法上，应该将整个群体定位为权利主体，对于那些年代久远、无法确定作者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该以国家为权利主体。同时，对于那些具有国家意义象征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该禁止买断。且在立法中还应规定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整理加工，要注意保护原创作者和民族的情感和特色风俗，并在整理后标注该作品来源于哪一个群体。

3.3 界定权利客体

目前在司法应用中，把民间文学作品的客体界定为体现传统观念和文化价值的文学艺术表达，这一表述弥补了法律上对客体的规定，虽然意见稿采用“概括+列举”的形式，但是由于列举的种类偏少，导致保护不够全面。对于直接列举的种类，法律可以直接进行保护，但未列举的文学艺术作品则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且法律滞后性的原则告知我们，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法律永远无法列举完所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新作品会不断出现，这样的规定不能让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得到有效的保护。

3.4 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期限

谈到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作品的保护期限，一般作品都有保护期限，且一般的作品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保护期限，大多数立法提供作者死后50年的保护期。但依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种类划分保护期是很难的，作品从初创就在不断地发展，世代相传，每传一代或每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就会产生新的创作。从这个角度看，有关保护期的设定应当不同于一般形式的作品。笔者认为，如果作品经过一系列的修改，修改的每个部分则形成相对独立的作品，使著作权的保护期限根据每个部分单独发表的时间为起算点进行计算，在这种情况下，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利用是否构成侵权，则看是否超过著作权保护期限。这样不仅可以对作品本身进行保护，还能鼓励传承人积极地将作品流传下去，促进文学艺术的传播与传承。

4 结语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我国民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人民生活的模样和形态。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规范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适用，不但有益于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且有益于提高我國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民族团结感。因此，我们要抓住机会，积极主动地呼吁相关立法的推进，争取相关法律早日落地。将理论转变为实践，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完善的法律保护。

参考文献：

[1] 侯玮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D].南京理工大学，2010.

[2] 赵志浩.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法律保护问题研究[D].河南师范大学，2015.

[3] 卓宇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主体研究[D].厦门大学，2017.

[4] 陈浩.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策略[J].艺术品鉴，2019(27)：69-70+126.

[5] 荀亚琪.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认定[D].哈尔滨商业大学，2019.

[6] 袁倩倩.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兼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J].中国集体经济，2018(34)：81-82.

[7] 张娜.论民间音乐的著作权保护——从《月亮之上》《乌苏里船歌》案谈起[J].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8(16)：109-115.

作者简介：刘祎(1999—)，女，贵州六盘水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学。

作者：刘祎瑢

民间文学艺术研究论文 篇2：

三十年来贵州民间文学研究述评

摘要：30年来，贵州不仅搜集和出版了大量民间文学资料，相关学者还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形式体现为各民族的“文学史”或“民间文学概况”、民间文学论文集、单篇研究文章、科研项目等，所涉及的体裁包括神话(含史诗或古歌)、传说、故事、民歌、谚语、戏剧等。其中有关神话的研究文章数量最多，又以苗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居首位。总体来看，贵州民间文学文本的研究相当薄弱。研究方法陈旧，理论创新不足。

关键词：贵州民间文学，成果，方法

早在上世纪50年代，贵州省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就开始对省内的民间文学进行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1956年，贵州省民族语言调查队深入苗、布依、侗等民族地区，结合语言调查，搜集了大量民间口头文学资料。195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文件，要求编写各民族文学史;贵州承担编写苗、布依、侗、水、仡佬几个民族的文学史和文学概况。为完成这一任务，贵州省文联组织贵州民族学院、省语文指导委员会，联合组成文学史编写组，编写《苗族文学史》和《布依族文学史》，参加人数多达上百人次。从1958年到1960年，陆续选编了苗族、布依族、侗族的民间文学资料。1961年至1964年，先后组织几个小组，深入三都县水族地区和毕节彝族地区，搜集水族、彝族的口头文学资料和古籍资料。这两个阶段搜集整理的成果，被编印为43集的《民间文学资料》。1964年，组成两个“红军在贵州民间文艺资料”采集组，深入黔北、黔东地区，搜集、征集资料200余万字。通过整理，陆续发表，选编成《红军在贵州的故事》(1985)出版。文革期间，有组织的搜集整理工作被迫停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79年在北京召开民间歌手、艺人座谈会，民间文艺工作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一

1980年后，贵州民间文艺搜集整理工作进一步展开。当年6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成立，该组织提出了“抢救、发掘、整理”的口号，动员了200多位会员及黔南、黔东南的文艺研究室和各地、州文化局等机构的相关人员，投入民间文艺的抢救和整理工作中。1980年至1988年，贵州省民间文艺研究会除翻印50、60年代已搜集、整理的43集资料外，新印了《民间文学资料》29集、《侗族文学史资料》7集，各地、州编印的资料达10余集。同时，各地开始进行民间戏剧、音乐、舞蹈、工艺美术、说唱艺术的搜集、整理工作。1980年，贵州民间文艺刊物《南风》创刊，在17年时间里共刊发了109期，发表大量民间文艺作品，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关注和赞誉。

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于1984年共同发起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普查工作，贵州取得显著成绩。《中国谚语集成·贵州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贵州卷》已分别于1998年和2003年由中国ISBN中心出版。贵州编选的三套集成还于2004年12月获文化部表彰。

1997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卢惠龙主编的“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10册)，分别为：龙玉成、王继英编《贵州民间歌谣》，燕宝、张晓编《贵州民间故事》，燕宝、张晓编《贵州神话传说》，阮居平编《贵州民间长诗》，龙跃宏、龙宇晓编《侗族大歌琵琶歌》，潘定智、杨培德、张寒梅编《苗族古歌》，何积全编《彝族叙事诗》，刘之侠、潘朝霖编《水族双歌》，康健、王冶新、王子尧、何积全编《彝族古代文论》，韦兴儒、周国茂、伍文义编《布依族摩经文学》。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先生生前给《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作序时，对贵州在搜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学方面所作的大量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文联刘锡诚研究员说，这一丛书“不仅系统地把这些山地农耕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公之于众，而且展示出贵州民间文学搜集工作的煌煌成就和济济人才。作为一个边远省，在民间文学上作出如此业绩令人敬佩。”贵州著名作家、画家戴明贤先生曾撰文指出：贵州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花了数十年时间，搜集、编印内部资料数十册，但贵州一直停步在粗糙的资料长编阶段，“文革”前竟未整理出一种面世流传。“选粹丛书”赫然以方阵向我们走来，实在是无上的功德。

二

贵州民间文学的研究，从成果形式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民族的“文学史”或“民间文学概况”。上世纪出版了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水族的文学史。布依族文学史共有三部。这些民族的文学史以民间文学为主体，所以这几部书也体现了贵州民间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与此同时，还有《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民间文学概况》(1987)一书出版，

二是民间文学论文集(或包含民间文学的论文集)和一些相关专著。主要有：苏晓星《民族民间文学散论》(1989)、《贵州神话史诗论文集》(1989)、《民族民间文学论文集》(1984)、《黔东南苗族侗族民间文学论文集》(1986)、《贵州古文化研究》(1989)、《贵州民俗论文集》(1989)等。吴秋林在寓言研究方面有系列专著出版，如《寓言文学概论》、《世界寓言史》、《中国寓言史》。一些相关的专著中列专章讨论贵州民间文学，如潘定智《民族文化学》(1994)、韦兴儒的《艺术的功能——民间工艺美术及传统文化研究》(1995)、何琼《西部民族文化研究(2004)》。周国茂主编的《贵州民俗》第十二章“民间艺术及其民俗”中有专节概略介绍贵州民间文学及民间戏剧曲艺。

三是单篇研究文章。这方面比较多，难以计数。后文将从所涉及体裁及研究视角等方面详述。

四是科研项目。较有代表性的是国家社科项目“东西文化背景下的贵州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贵州师范大学朱伟华主持，2002年立项)和“彝族古代文艺理论”(贵州民族学院王子尧主持，2006年立项)。陈玉平的“傩戏与民间文学”项目曾获贵州民族学院科研基金资助(1999年)。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王鸿儒、曾令一、李猛等三位学者完成的《夜郎文化与贵州民族民间文学》项目是近年来贵州民间文学研究的突破性成果。贵州民族学院西南傩文化研究院还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合作完成了“中国西南傩戏仪礼与艺术研究”(1999-2001年)、“中国西南的假面剧与基层文化”(2000-2003年)等日本文部省资助项目。

贵州民间文学的研究，除总体性的介绍，如张晓《新时期苗族民间文学研究概况》(1988)以外，从所涉及的体裁来说，包括神话(含史诗或古歌)、传说、故事、民歌、谚语等。其中有关神话的研究文章数量最多。其中苗族神话、布依族神话、侗族神话、彝族神话的成果最多。其他民族的神话研究则只有寥寥数篇文章，如孟慧英《水族的神话与宗教生活》、刘玉皑《浅析仡佬族丧葬古歌的文化内涵及社会功能》、刘丽《仡佬族民间文学的区域性特征》等。

在神话的特征、思维、结构、功能等方面的研究，文章较多，主要有：潘定智《论中国社会各时

期神话的本质特征》(1986)、陈立浩《少数民族神话思维特征试论》、潘年英《中国南方神话的结构原则及其文化精神》(1988)、晋克俭《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特殊功能及其产生的原因》等。韦兴儒在神话研究方面成果甚丰，有《论贵州天地神话中的宇宙星云观(1988)》、《神话的平行与交叉比较研究》(1989)、《从星伤学看洪水神话》、《宇宙星云说与民族神话的宇宙星云观》、《神话思维与文学创作》等文章。有评论说：“韦兴儒的‘神话与自然科学’的系列论文，提出了洪水神话与外天体撞击地球的关系、鬼神形像的创作与‘气镜说’及花岗岩压电效应的关系、康德·拉普拉斯‘宇宙星云说’与神话‘星云观’的关系等，被省外一些学者认为是‘给神话研究吹进了一阵新风’。”

在跨民族、跨地区或境外神话研究方面，张启成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此外，还有郭俊明《试论壮、苗、布依、侗、彝、水诸民族神话中的雷神》(1988)、韦兴圣《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神话的特点》，陈玉平《浅论盘古的角色》、《浅谈化生神话》，陈昌茂《舜象传说与两兄弟型故事比较探微》等文章。有部分文章对古歌或史诗与民间宗教的关系作了研究，如周国茂《殡凡经：布依族的文学宝库》(1989)、潘朝霖《水族巫祝文学浅识》;王继英在他的文章中，构拟了从神话、传说到故事的叙事文学发展轨迹。

在民间故事的研究方面，有刘之侠《试论布依族民间文学中的爱情故事》，陈立浩《理想中的英雄群象图：简论布依族传说故事》，刘剑《布依族人民的智慧之花——<甲金的故事>浅论》(1984)，吴能夫《侗族龙女故事浅说》，朱慧珍《侗族民间故事的浪漫主义特色及其思想性》，刘世彬《水族动植物故事的社会作用》，潘定智《简论仡佬族传说》等文章。

民歌研究的文章主要有：潘定智《试论黔东南苗族爱情叙事长诗》(1985)，何积全《论布依族情歌》(1986)，王文艺《比兴手法在布依族情歌对唱中的运用》(2005)，潘朝霖《郑声与水族情歌》(1990)、《试论水族双歌》(1996)。

寓言研究除了吴秋林《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寓言三十年》(1986)一文外，很少有人涉足这一领域。民间谚语的研究文章也不多见，目前只看到吴定川《浅谈布依族谚语》(1998)、杨山《有趣的侗族谚语》(2004)等文章。

贵州各民族傩戏研究，也取得突出的成果。1987年底，“贵州民族民间傩戏面具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后，掀起了傩戏研究热。台湾曾出版一系列贵州傩文化调查报告集或资料集，包括：杨启孝《中国傩戏傩文化资料汇编》，皇甫重庆《贵州阳戏——以罗甸县栗木乡达上村邓氏戏班为例》、王秋桂、庹修明《贵州省德江县稳坪乡黄土村土家族冲寿傩调查报告》，庹修明、杨启孝、王秋桂《贵州省岑巩县平庄乡仡佬族傩坛过职仪式调查报告》;沈福馨、王秋桂《贵州安顺地戏调查报告集》;王秋桂、庹修明《贵州省晴隆县中营镇新光村硝洞苗族庆坛调查报告》，帅学剑校注《安顺地戏剧本选》。此外，庹修明、沈福馨、高伦、李子和都有傩戏或地戏的专著出版。毛鹰的《布依戏史话》(1985)在布依族戏剧研究方面有一定影响。

日本著名学者后藤淑和广田律子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假面尉》(1991)一书中，共收录庹修明、顾朴光、潘朝霖等贵州学者的文章6篇。顾朴光作为傩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他的《中国面具史》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他在国内外还发表了多篇相关文章。潘朝霖的《傩堂戏与汤立神乐的比较研究》、《思州古傩》、《彝族的假面剧——撮泰吉》等傩文化研究成果在中国和日本戏剧学界、民俗学界有一定影响;陈玉平发表的相关论文主要涉及安顺地戏及黔北、黔东北傩戏，王鸣明在布依族戏剧研究方面有一些初步成果。

从以上可看出，贵州几个主要世居民族(苗、布依、侗、彝、水、仡佬、土家等)的民间文学研究成果参差不齐，苗族民间文学的成果居于首位。各种体裁的研究中，神话与民间戏剧研究，无论是成果数量还是研究深度，都居于其他民间文学体裁之首。

多元化视角是贵州民间文学研究的另一特点。有从哲学角度探讨的，有从美学的角度探讨的，但更多的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或从民俗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有一些文章是分析民间文学的社会功能的。一些学者则探讨了民歌的语言或格律问题。尽管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但相形之下，贵州民间文学文本的研究相当薄弱。

三

在民间文艺理论方面，潘定智是贵州民间文艺理论及苗族文学、仡佬族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他倡导的“民间文艺生态学”，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他发表的系列论文如《民间文学生态简论》、《论民间文艺生态系统》、《民间文艺生态学导论》，表述了自己的理论观点。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段宝林教授对潘定智提出的民间文艺生态学给予很高评价：“这是具有开拓性的事业，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将这一理论与自己专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第九章中提出的“描写研究”进行比较后指出：“我是将描写研究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提出来的。潘定智先生提出的‘民间文艺生态学’则把这种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分支学科提出来，这就前进了一步。这样的学科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外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符合民间文学的特点，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过伟教授说：“1989年起，苗族学者潘定智提出创立民间文艺生态学问题，引起不少学者的兴趣。这是从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也从民俗的角度研究民间文学发展而来，更是将自然科学(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社会科学(民间文艺生态学)的新发展。”又说：“民间文艺生态学的提出，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不论将它看作一种角度或一种研究方法，还是看作一门交叉学科或一门新兴学科，都将推动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有助于对民间文学的思想性、艺术性研究的深入。”1990年7月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内刊《苗岭风谣》编发了“民间文艺生态学专号”，专号中设“民间文艺生态论坛”、“民歌生态”、“傩戏生态”、“文艺生态”等栏目，各篇文章或对民间文艺生态学理论进行探讨，或运用这一理论对具体的民间文艺事象进行分析研究。这一专号的重要文章包括：《民间文学生态学与描写研究》(段宝林)、《民间文艺生态的信息流》(潘定智)、《论民间文艺生态学》(杨正伟)、《贵州傩戏的生态环境》(庹修明)、《试论布依族情歌生态》(周国茂)、《淡水家民间文艺生态》(潘朝霖)等。这些文章都是潘定智教授“民间文艺生态学”理论延展出来的研究成果。

总的来说，贵州有极其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料，贵州在搜集、整理、编印这些资料上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毋庸讳言，贵州民间文学研究目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没有跟上学科发展的步伐。如国内很多学者所运用的母题研究、原型研究、类型研究、口头程式研究、表演研究、文学人类学研究等方法，在贵州几乎没有学者涉足。对民间文学文本缺少关注，研究方法陈旧，理论创新不足，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从民间文艺学的角度对贵州民间文学进行整体研究的专著。这一点，应当引起关注贵州民间文学的学者们的重视和反思。

责任编辑：石　船

作者：陈玉平

民间文学艺术研究论文 篇3：

关于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的几点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2005年，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意见》，意见中提出建立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意见一经提出，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不断增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和开发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并得到各级政府的广泛支持。截止目前审批通过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达到了1372项。其中口头传统类的民间文学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类别，也在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占有重要地位，在已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间文学类共有155项，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总数的11.2%。大家耳熟能详的梁祝故事、牛郎织女传说、白蛇传传说、董永传说、济公传说、尧舜禹传说、木兰传说等都位列其中。

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与其他非遗项目相比，有其自身独特的保护价值。民间文学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创作、传承、传播、共享的口头传统和语言艺术，它包括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叙事、谚语、谜语等，它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至今。①通过口头讲述与传唱先祖的历史发展、生产生活经验、社会风俗等文脉代代相传。通过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个体的生命表述得以抒发，族群的历史记忆得到了延续。民间文学有其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历史的长河中，生生不息，包罗万象，代代传承，传承者对前辈流传下来的口头作品不断进行加工琢磨、锤炼修整，在不同时代记录下来的民间文学，有着其深深的时代烙印，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情状。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口耳相传的表达方式与其他类非遗项目有着明显区别。在已立项的国家级、省级等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民间文学“是一个最与物质无缘、最与金钱疏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没有世俗的‘利益’和‘政绩’可言，所以在非遗的保护中，常常处于不被重视的‘弱势’地位。”②如今，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也快速增长，文化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工具，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化是一种资源、一种可以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断地以各种价值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内，很多地方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当地旅游业，但是在开发时人们往往可能更多选择的是民间音乐、传统戏剧、曲艺、传统手工技艺等等可以通过多种媒介更容易展示的项目，比如一场锡剧，一件竹刻，一幅云锦，一件玉雕，一件紫砂制作工艺的展示，可能更能让人感觉看得见，摸得着，印象更为深刻，而一个民间传说、一条谚语、一个民间故事在媒介展示中和经济价值表现上相对较为薄弱，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与重视。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文化价值上是同等的。

民间文学作为一种生活的文化，源发于生产生活之中、通过口头语言的传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它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生产生活中被民众集体创作并世代传袭。这些特征也导致民间文学始终“被认为是社会‘底层’的文学，未能进入主流话语系统之中”。③而随着目前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知识的普及，休闲娱乐方式的增多，生活环境的变化，民间文学赖以产生的生存空间已发生巨大的变化，民间文学的生存命运岌岌可危，对于它的拯救和保护刻不容缓。

就目前来说，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一、城镇化建设进程来势凶猛，传统的农耕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逐渐解体，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逐渐趋于弱化，口头传承动力不足。农村社会中的中青年群体外出打工，使传承过程中受众群体出现断层;儿童群体接受学校的正规教育，民间文学的传承在正规教育方面缺乏相应的通道;环境的变迁，居住环境的变化，老年群体的传承场景越来越少，流传故事的生活背景已物是人非。尤其对于市县级的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来说，一个地点的传说，一条河流的传说，可能地点已变为高楼大厦，河流填埋已不复存在，唯一存在的仅是少数爱怀旧的老人口中的回忆与唠叨，而愿意听、经常听这种唠叨的人也少之又少。二、随着高科技的应用，互联网、手机等手段已成为人们接受知识的主要途径，传统的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受到高科技媒介的强烈冲击。人们了解和接受各种信息的渠道更偏向于电子产品，纸媒文字的阅读都渐渐让他们感到厌倦，面对一个个低头族，口头语言的表达传承已弱不禁风。三、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本身来说有其不平衡性。它所包括的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叙事、谚语、谜语等门类在保护中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神话、史诗、民间传说类因常常依托于知名人物、地方史事、特定物产、名胜古迹等实物存在，与地方经济切实相关，又能扩大地方影响力，在申报时大家往往趋之如骛，争先恐后，所以曾经出现的多个地区抢夺神话、抢传说发源地、争夺申报权及联合申报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更为甚者出现为了商业化的目的对民间文学进行虚构，对民间文学的讲述场景与传承随意编撰的现象。与之相对的，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门类因缺少可被依附存在的“物质”形态，常常被人们忽略甚至是遗忘。四、对于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来说，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谚语、谜语等门类中尚待申报发掘的数量应该相当庞大，如何从这些门类中去粗存精，任重道远。在四级非遗保护体系中的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国家级、省市级的非遗项目保护情况较好，传承人、档案管理、经费支援、展示方式等较为完善，与之相比，县区级的非遗项目保护则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面对当前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的生存困境，如何在尊重传统、保护遗产的基础上，寻找出有针对性且科学合理的保护方式方法，使民间文学不断去适应当前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使各种民间文学在传承中再现生机与活力是当前保护工作的重要任务。建档、拓展传播和传承渠道、宣传教育是其保护发展的必要手段。

一、做好调查、确认、立档、保存等基础性建档保护工作。认真整理研究调查工作中收集、采录到的大量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资料，给予妥善科学的保存保护并采取分级建档保护的策略。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同样面临传承人的年龄逐年增大，传承群体后续乏人等情况，而通过扫描、摄像、摄影等数字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进行的数字化保护手段已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手段。经过数字化保护后的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对资源进行查找、检索、复制、编辑时更加便捷，宣传、传播、传输效率更加迅速。运用数字技术建立的档案或数据库，既可以永久保存，防止因传统方式保存的非遗资料的失效、丢失而造成損失，又可以成为后续调查研究、开发利用、传承传播的新型保护模式。④

二、拓展传播和传承渠道。新媒体的不断出现和发展，为民间文学的传播和传承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传统的“你讲我听”的口耳相传形式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今天，对于缺乏“物质”支持的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的传播推广依然有一定难度。有些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可以利用民间和历史流传的文本，结合考古学相关遗址、遗迹的图片进行展示，播放录制的影像资料;有的可以拓展进行次生性保护与传承，借用现代传播媒体、大众教育、舞台艺术等方式，或者是利用其他门类的与其主题相关的非遗作品来加以表现，在更加广泛的空间中保护和传播。

三、教育是一个民族或族群文化代代传承的重要保证。目前学校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渠道，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之下，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教育是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短板”，与考试无关的传统文化很难以进入中小学教材和课堂。通过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來促进非遗保护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在国家级和省级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中，部分项目已经进入校园开辟“第二课堂”进行了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吴歌已进入吴地的部分中小学课堂，供学生欣赏和学习。对于市县级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来说，除了推广文字性的民间传说、故事，让传承人讲故事，说传说，因地制宜让学生主动搜集当地的传说、民间故事、谚语进行讲述，在学校举办相应的民间故事、传说比赛都是很好的方式，也有助于中小学生了解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家乡。只有对年轻一代进行民间文学专门技能的教育和培养，提高他们的兴趣，才能让他们成为新的传承者和接班人。

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是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值得保护和尊重。它传承的是智慧、传承的是传统、传承的是文化，这种传承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斗进取的源泉。在全球化、城市化的大环境下，我们应不断去适应，努力找到民间文学自己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才是保护和传承的王道。

注释：

①李容启.论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J].艺术百家， 2018年第1期.

②刘锡诚.“非遗时代”的民间文学及其保护问题[J].民间文化论坛，2013年第5期.

③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④周光雷.数字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路向[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第20期.

(作者简介：范铃(1980.8-)女，河北肃宁人。本科。工作单位：无锡市文化艺术研究保护所。职称：助理馆员。研究方向：群文、非遗理论。)

作者：范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