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公共行政论文

摘要：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它承袭新公共管理的合理内核。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公民公共行政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公民公共行政论文 篇1：

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其对我国公共服务改革的启示

摘要：新公共管理理论出现以及实践之后，各国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各种不同的理论争相出现，犹如雨后春笋一般。本文主要介绍其中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是由以罗伯特·登哈特为代表的行政学者提出的，旨在强调公民在公共行政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公共行政中的政府角色、价值追求和效率观等方面形成了整体性的观点。[1]新公共服务理论所蕴含的的人本主义、政府的责任和作用、服务意识以及以公民为本的思想理念对正处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政府来说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新公共服务;公民;服务型政府一、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理论基础

(一)民主公民权理论

新公共服务理论非常重视民主公民权理论，将民主公民权理论作为自身的重要理论基础，但它实际上是对公民参与权和公共责任的再度复兴。卢梭认为公民是这样一种人，即非常看重社区利益。因此，公民通常把民主公民权理论看作是对其所作的许诺，保证其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公民会把公共利益至于最崇高的地位。[2]民主公民权理论的重要观点，极大的丰富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内涵。

(二)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

现代社会，社区逐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1、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进步的同时也使得道德出现问题，人们试图通过社区来找回失去的社会美德。[3]2、市场化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因此人们就把希望寄托在社区之上，期望通过社区让人们能够有所变化，过去失去的责任感能够通过社区再度回归。[4]社区具有多面性，所以人们对其关注的点也不尽相同，但是尽管这样，人们仍然拥有一个大体相同的看法，即社区的建立是以个人和集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为基础的，它通过个人和集体之间及时有效的沟通，在集体和个人之间起着调节的作用，并且保持个人和集体的一致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的力量日益崛起，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为此，社区和公民社会的建立是政府必须要做并且是必须重视的一件事，使得它可以在政府调节公民与社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三)组织人本主义理论

组织人本主义将人的价值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将其视为自身的出发点和归宿。组织人本主义理论主张人要积极大胆的去追求自己的需求和幸福，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实现自我价值。组织人本主义要求人们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要确立起人的尺度，树立起人本意识，提供人性化的服务。由于组织人本主义理论不仅有利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而且使得团体能够更加有效的面对复杂的外界情况。因此，组织人本主义理论也成为支撑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四)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理论

后现代主义认为，在这个复杂纷繁的后现代社会当中，各界的依赖性不断加强，因此，治理必定要以各种团体各种身份之间公开和有效的对话为基础。从理论上看，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理论描述了这样一个景象，在其中人们都可以参与到民主当中来。从实践上看，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理论也强调了自主参与的重要性。[5]只有那些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民主过程当中的人才能对公共管理发挥实际的作用。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基本内容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整合了一系列有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政治哲学理论、公共服务理论、政府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基本内容大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服务中的政府角色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在公共服务中要做的应该是掌舵而非划桨，而新公共服务理论却与之有着明显的分歧。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在现代生活的复杂和多样性的背景下，政府要发挥掌舵的功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一些意图为社会和政治生活提供方向指导的政策则是许多不同的组织相互协作的结果，是许多想法碰撞出的火花。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应该是提供服务，应当是与私营组织相互协助，共同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不是充当一个“指挥者”的角色。[6]

(二)公共服务中的效率观

不管是传统公共行政还是新公共管理在效率观的问题上拥有着相同的态度，都非常重视效率。两者都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追求效率，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认为韦伯的官僚制可以帮助其达到目的，但是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却是事与愿违，因此人们不得不放弃了这一道路。而新公共管理则把希望寄托在公共选择理论上。新公共服务理论却拥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不应该一味的重视生产率，而应该把人放在首要的位置，注重人的感受和需求。[7]新公共服务理论还认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本身就具有满足公民需求的价值，并且其内在蕴含的价值观可以促进人的发展已达到提高效率的效果。

(三)公共服务中的责任控制

能否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服务的提供问题。传统公共行政认为，公务员必须保持中立，以及必须对政务官负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解决责任问题。而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私营部门当中的绩效测量是一个控制责任问题的有效手段。新公共服务理论则始终认为公共利益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珍妮特·登哈特和罗伯特·登哈特认为，责任问题是个极其繁琐和复杂的问题，他们反对新公共管理的做法和观点，他们认为利用绩效测量来控制责任问题最终将会导致民主责任的简单化。[8]公共服务中的责任问题，意味着要对一个负责的外部控制网络中的竞争性规范和责任进行平衡，它涉及公民偏好、职业标准、公法、道德问题、以及最终的公共利益。

(四)公共行政中的领导观

新公共服务理论将领导问题也当做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并对其做了仔细、大量的研究。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对领导的理解就是拥有一个站在金字塔顶尖上的权力和责任中心，通过运行官僚制，进行自上而下的层级领导。新公共管理理论则主张把市场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利用市场的功能取代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所运行的规则，就此，在新公共管理当中，更多的是强调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结构，而领导的地位和角色则处于劣势地位甚至是就此消失。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领导的运用已经不再局限在对公民个体的控制和激励，它的运用范围已经扩展到对团体、组织甚至是社会的领导，并且它也不再是高级官员所拥有的特权了。

(五)公共服务的价值追求

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当中明确的将公共利益放在了中心的地位，并且还把公共利益的模式分为四类：1、规范模式;2、废除论的观点;3、政治过程取向;4、基于共同的价值观。[9]罗伯特·登哈特是第四种观点的支持者，他们认为，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公共利益的形成是不同的利益团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过程中，公共利益还包括了共同的民主和宪政价值。公共官员不应是公共利益的独裁者，而应该被视为一个包括公民、各种团体以及其他代表在内的更大治理系统中的关键角色。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不仅要服务顾客而且要更加注重对公共利益的追求。

三、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公共服务改革的启示

新公共服务理论虽然还是一个正在成长和发展着的理论，但是随着西方国家对民主、人本理念、公民权越来越关注和重视，那么新公共服务理论也必定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反观我国，在政府转型的道路上，政府应该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应该如何提供公共服务?这是长期困扰中国的问题，新公共服务理论则提供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一)应当积极吸纳公民和各种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当中

罗伯特·登哈特说过，参与也是一种价值。我国的公共服务存在于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交通、环境等诸多领域，在这些领域当中只依靠政府的力量来保证是很难做到既保证数量又保证质量的。[10]因此，在此过程当中要变革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鼓励公民和社会各团体积极的参与到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当中，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政府应当集中精力鼓励社会各界主体积极的参与到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当中来，这样有利于培育出多个公共服务提供的主体，确保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能够满足最广大人民的需求，还有利于保证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数量，减小政府的压力，使得政府可以有多余的精力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事情，还可以在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当中树立政府负责任的形象，有利于政府的形象建设，建立一个拥有坚实群众基础的政府。

(二)转变政府角色定位，真正做到服务为民

政府必须时刻有这样的意识，即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它要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时时刻刻准备为人民服务，帮助人民解决问题和困难，成为群众之间的调节者。政府应当学会协调和调节公民和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公民形成和其所属的社会团体共同的价值观。但是在中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当中，政府往往将精力放在了政策法规的制定上，而忽略了公民所期望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因此很难做到正确的回应公民的需求，也就导致很难真正的解决公民面临的困难。政府行使公共权力就是为了帮助公民实现公共利益，让公民真正的获利，得到应有的服务和公共物品。因此，政府只有把公民当做提供公共服务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国的公共服务改革才会有成效，才会慢慢的取得成功。如果政府人员人人都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建立服务型政府也不再会是一件难事。

(三)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责任体系，运用多元的责任手段

在公共行政学说史上，诸多学者也曾对公共部门中的责任问题进行过讨论，但是至今尚无定论。罗伯特·登哈特主张应该采取多方面负责任的方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实践当中，被提供者的复杂化化和需求的多样性，就导致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多承担的公共行政责任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所以就需要多元化的责任手段。首先，政府应该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继续大力坚持依法行政;然后，政府应该继续加强对公民利益的关注和维护，把实现公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政府开展工作的最终出发点和归宿;最后，政府应当关注政策法规的制定，坚持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当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竭力满足最广大人民的需求。

(四)积极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但是仍然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平衡就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要比经济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相差很多。因此，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就成为了迫切需要实现的目标，让全民都享有相同的机会来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因此，政府要做的事加大公共财政机制的改革，扩大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投入，以及加大对不发达地区的财政投入，逐步缩小我国东西方经济的差距和东西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差距。最后，改善原有的绩效考核机制，以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标准，努力建立健全服务型政府。

四、结语

我们必须承认，新公共服务理论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基础点，围绕这个基础点，我们可以把公共服务建立在公民对话与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并且还可以将公民对话与公共利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样对我们政府公共服务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从某些方面给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一些可行之路和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新理念时，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是一味的不加思索的照搬照抄。

参考文献

[1]珍妮特·登哈特，罗伯特·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颜昌武，马骏.公共行政学百年争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3]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4]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修订版)[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5]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出版社， 2001.

[6]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7]黄健荣等著.公共管理新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8]丁宇.论善治视角下中国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意义[J]

作者：魏衍胜

公民公共行政论文 篇2：

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

摘 要：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它承袭新公共管理的合理内核。该理论是公共行政以公民为核心的治理系统中的重要管理理论，其所蕴含的“人本主义”，“公民精神与公民道德”，“服务意识”等基本主张，将会是我国政府管理创新和行政改革的重要价值取向参考，而且将有助于提升公民对政府的满意程度，塑造更加良好的政府形象，也有助于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的缓解，同时对于政府流程的简化以及工作效率的提高也将有所裨益。本文首先从阐述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出的背景入手，深刻解析其理论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最后结合当今世界发展的形势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针对我国的政府管理过程和现状，探讨借鉴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具体举措。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服务 政府管理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出的背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既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欧美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的漩涡，为了尽快的摆脱经济危机的漩涡，不断的提高公民对政府的满意程度，以欧美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重塑运动蓬勃发展。各种对于政府重塑的理论构想理如同雨后春笋不断的涌现，公共行政学家们掀起了新一轮行政改革的浪潮。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此时应运而生，该理论的产生对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其在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主导地位逐渐凸显。

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涵义。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公共行政理论的创新，是对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继承，也是对传统的公共行政进行了突破。管理理念趋向于效率与公平并重，努力提高公共管理和服务的社会效益;管理方式一改之前的垄断形式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引入和借鉴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管理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存在，有效的促进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管理主体既有政府机构也有非政府机构，独创公私充分合作的新途径;管理过程方面，更加注重结果和产出，注重政府工作的绩效，对于提高公民的满意程度益处明显。

2.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缺陷与困境。当新公共管理理论流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之中诸多弊端遭到众多学者的批评，同时也暴露出其理论上的缺陷。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新公共管理的各种改革的举措，例如市场导向，私有化，分权，顾客至上等，都存在诸多问题。市场导向尽管在提高政府的效能和工作效率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是也随之带来弊端，其导致了公共责任范围的萎缩，同时也造成了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沟通渠道的不畅，从而不利于增强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私有化的优势是有助于机构的精简，从而减少公共财政的支出，必然也导致了公共责任的缺失;分权的举措，对于增强自主性和灵活性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增加了公共开支，造成了行政成本的提升;其次，众多的公共行政学家和学者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具体模式，特别是针对于奥斯本和盖普勒的企业家政府理论，批判的声音更加尖锐。以美国学者格林和哈伯尔为代表，他们认为市场取向的原则会损害美国制度的稳定性，同时也认为只是重视产出和结果的原则过于片面化等提出了诸多批评，其批判十分之深刻，针对性特别强。与此同时，贝尔等人也认为“企业家政府模式”包含价值冲突和价值矛盾。例如，公共企业图景与公民参与价值之间的冲突等;第三，“经济学基础难以运用于公共部门之中，相对于经济学中的消费者模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加复杂多样。公共服务的消费者，并不只是单一的消费者，他们更是公民的身份”。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源头

1.民主公民权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第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民主公民权理论。公民这一概念虽然是一直以来是政治概念，但是却从未与民主割断联系，两者紧密的融合在一起。所谓公民权就是有关公民在某一政治共同体中成员资格特性的一些问题。公民权不仅包括公民的权利，同时也包括公民的责任。就民主公民权而言，桑德尔定义它为“公共精神”的道德契约，个人会积极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超越自身利益，关注更大的社区利益，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结合，且服从于公共利益，与社区融为命运共同体，建立一种道德契约。公民則会对于公共利益倍加关注，为实现公共利益做出贡献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基于民主公民权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实际上是公民参与权和公民责任的再度复兴。与此同时，博伊特与埃文斯等人提出，如果大家都对公民权理论认同和肯定的话，那么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就会提高，这样不仅有利于公民自身积极健康的发展，同时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2.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是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第二个概念基础。现代社会，人们对于社区充满兴趣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技术社会的超强力量将人异化，人们希望通过社区将失去的公民美德实现，试图向更加人性化的社团回归;其次，人们强力谴责社会的混乱和政治的无序，更加文雅和更富有同情心的时代被希望和期许;第三，市场经济所引发的道德缺失和失当，也同样要求社会责任感的再度复兴;最后，人们对于生态平衡和安全保障的渴望，唯有寄希望于社区才能够更好的实现。全力打造基于信任，关怀，协作的社区，积极发挥个人与集体的调节功效，使得个人向集体保持看齐，这就是人们对于社会的共识。皮埃尔卡蓝默认为，所谓公民的涵义就是在共同的管理中发挥作用，且责任与权利同在，即既承担责任又享有权利，这意味着公民要积极的参与社会的管理。

3.组织人本主义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第三个理论依据是组织人本主义理论。由于人类行为的知识视野受到传统等级制的约束和限制，所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亦被抑制，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于是学者们努力寻求对于管理和组织研究的备选方法，试图将公共组织从权威支配和控制的牢笼中解救出来，这样既有利于人本主义的充分发挥，又有利于对公民权利和利益的进一步关注。将人本主义作为核心理念，从而真正做到以公民为本，能够使得公共组织变得更加人性化。组织人本主义对官僚伦理理论特别适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于组织成员的人性化管理，促进员工热情的高涨进而助于组织工作效率的提升;第二，坚持以人为本善待员工，有利于组织的创新和不断完善;第三，人道的管理方式，是组织重要目标之一，因为组织人本主义可以形成感情的共鸣，激发创造性和热情，不仅可以提高应对复杂环境的能力，同时也利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4.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理论。后现代话语理论是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第四個思想基础。后现代主义认为，彼此相互依存依赖，公共治理相关各方是后现代世界里的显著特征。为了让公共管理更具合法性，更加富有活力，促进公共对话是关键之举。后现代行政理论家强调“会话”理念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在公共问题的解决方式中，通过会话的途径会比通过理性的剖析更加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对于问题解决的成功率才会更大”。“会话”的理想目标是行政官员和公民充分参与其中，彼此进行充分的协商，最后达成共识，从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出，个体也随其自己的参与而与公共活动接洽。鉴于此，我们可以见得，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理想的状态是所有人都能够进行政治参与，彼此能够进行充分的协商和会话，从而来增强政治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三、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与借鉴

该理论在西方的政治生态中应运而生，但是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人本理念、公民权、话语理论的重视，我国政府对此也应该进行批判吸收。新公共服务理论所蕴含的人本主义，以公民为中心等思想理念，对我国的政府管理创新存在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

1.增强服务职能，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该理论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在于服务而非掌舵，注重强调了政府服务职能的重要性。为了加快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型，实现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过渡，我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就强调了增强服务职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政府职能应该有“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应该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置于首位，为人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成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诸如如下的公共服务，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更加完备的社会保障等等。政府官员的角色可以定位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调节者和裁判者，而不是控制者和管理者，问题的解决更多的依赖的是协商和更优的问题解决技巧。实现为公民谋福创利，实现公共利益，成为政府管理的首要目标。鉴于此，增强政府服务职能，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势在必行。

2.将人本主义思想贯穿于政府管理过程之中。新公共服务理论所提及的人本主义思想理念，重点强调的是人的价值和作用，注重关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同时重视组织内部的对话与信任。将人本主义思想理念贯穿于政府管理过程之中，意味着政府在管理的过程之中做到以人为本，也意味着公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提高，使其投身于参政议政的队伍之中，从而提高政府决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出，无论是何种公共服务提供主体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都应该做到以人为核心，而不是一味的注重生产率。目前，以人为核心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我国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目标，这一举措是提高政府回应力和公信力的必然要求，是增强公民满意度的明智选择。同时这一举措也进一步打破长期存在于中国政府管理中以数据看政绩，以效率看管理的现状。综上所述，政府管理过程之中，人本主义思想理念的引入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3.视以公民为本理念为政府运行的指导思想。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看来，以公民为本的的思想不仅强调服务对象以顾客的身份来参与管理，同时也注重他们是社会公民的身份。政府和公民确立良好积极的关系，可以完全归因于公民成为了服务供给过程之中的关键环节。公民表达自己利益诉求和政治立场，唯一的选择就是参与政府管理活动，这样也有助于政府管理活动的民主化。视以公民为本理念为政府运行的指导思想，着重强调了以公民为本的思想理念在政府管理过程之中的重要意义。盖彼得斯提出，公共利益的实现可以通过顾客和公民对管理决策的最大限度参与，其言论亦可理解为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强调了公民参与的重要意义。鉴于此，以公民为中心作为我国政府管理的指导思想，同时努力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此举势必会对我国的政治民主进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4.重新肯定政府的作用与责任，全力建设责任政府。该理论认为，承担公共责任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公民机会和公民宪法权利的公平，将公共职能完全交给私营部或者是模仿私营部门的模式进行塑造，一定程度上公共职能遭到了损害。于是在我国政府管理的过程中，完全采用政府或是市场包揽一切的行为都是不正确的，原因在于政府和市场既是互相制衡的，也是互相补充的。政府和市场两者之一无论哪一方过于强大，都会对对方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压迫。因此，政府的能力应该随之加强且高效，因为市场全球化和公司的规模化和跨国化的大环境所要求和使然。同时，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家看来，其责任可包括法律责任和专业责任等，公民的参与和授权是使其平衡的关键。可以看出，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是服务者和引导者，而不是企业家。政府对于这种责任意识的复兴十分必要，不仅有利于我国责任政府的建设，而且有利于从民众的维度改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责任缺失的现象。

5.倡行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打造廉洁高效政府。具有高尚的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的公民，也体现出其具有更大的善，对于政府关注，同时也表明其具有较强的公共利益意识。对于公民角色和公民精神的培养，可以增进公民彼此之间的感情，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善的相处，换言之，就是可以把我们带入一种与他人更加紧密的关系之中。对于公民活动的整合作用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它能够使个人对自己所扮演的各种角色进行整合;第二，它也能够将个人整合进社区。如今，在我们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如果每位公民都具有高尚的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那么我们的政府管理就会变得更加高效廉洁;相反，如果政府的公务员不具有这种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那么贪腐和不道德行为势必会增加。鉴于此，公民精神和公民美德的塑造和培养，对于我国公民尤其是政府官员思想教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四、结语

通过上述的阐述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新公共服务理论是以公民对话和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并且将其与之有机结合。同时该理论所提及的服务意识，人本主义，公民精神和公民道德等诸多理念，将会加快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度。因此，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于我国的政府管理具有积极意义和借鉴意义。但是要明确指出的是，新公共服务理论产生于西方的行政生态和经济基础，我国正在借鉴的同时，切勿完全的移植或是照搬，以求真务实和实事求是为基本落脚点，必须要结合我国的党情和国情，做到批判吸收与借鉴，这样对于打造高效强大的政府具有重要的作用，将有利于“四个全面”的有效落实，同时对于实现中国梦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美)《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

[2]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侯玉兰.论建设服务型政府：内涵及意义[J〕.理论前沿.2003.

[4]丁煌 . 政府的职责“ ： 服务 ”而非“ 掌舵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4(6).

[5]国家行政学院.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C].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8.

[6]曾维和.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比较与借鉴[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4)，P12.

[7]许康，张成伟.论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J] 珠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5)，P42.

作者简介：蒋兴海(1991—)，男，汉族，黑龙江省杜蒙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公共组织理论与管理。

作者：蒋兴海

公民公共行政论文 篇3：

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回溯与重构

【摘要】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中国公共行政价值也将重新审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通过回溯分析发现，中国公共行政价值变迁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平和效率先后在不同历史时期成为中国公共行政的主导价值，全面引领该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呈现出一个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执着探索的动态过程。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重构应该兼顾公平与效率，以公平为价值目标，以效率为重要手段，并以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为实现路径。

【关键词】新时代 公共行政价值 公平 效率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2.007

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导向，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已达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1]但与此同时，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教育、医疗、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及食品安全等问题日益严重，地域、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特别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无形中加剧了人们在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所有这些问题势必影响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甚至诱发了众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政府确立工作主线的基本依据，决定了国家治理在未来一段时期的主要内容和方向。[3]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预示着我国公共行政价值也要适时作出相应调整。具体而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强调的是效率不高所导致的生产力低下问题，政府工作的重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强调的是因公平失衡导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政府工作的侧重点应该首先聚焦为如何实现全面均衡发展。由此可见，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情况之下，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理应顺势而为，重新审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逻辑关系。

实质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论断，体现了公共行政价值从效率优先到更加注重公平的转变。正确看待这一历史转变需要深化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理解，并基于两点认识前提，一是必须认识到效率对于取得现有成就的重要性，二是必须认识到公平对于解决现有问题的紧迫性。鉴于此，需要在对中国公共价值进行历史回溯的基础之上，进而探讨如何重构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价值。

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回溯

现代公共行政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对公平与效率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将行政视为技术性事务工作，从而确立了以效率为主的公共行政价值取向;[4]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新公共行政学派在认同经济、效率价值的基础之上，强调公正与社会公平;[5]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体现出的管理主义思想被认为是效率优先价值的回归;[6]此后，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之初，后现代公共行政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则认为，公共行政应该具备正义性、合法性、公共性以及民主性等卓越的价值观。[7]虽然公共行政的每个发展阶段对于效率和公平各有侧重，但却并未因此而完全放弃其中任何一项价值，公共行政主导价值的变迁也只是对既往公平与效率失衡的渐次矫正。

同样，我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历史变迁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公共行政最早确立以公平为主导的价值原则，并将其视为是一种基于平均分配的绝对公平;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公共行政的价值原则，充分唤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使经济保持了较长时间的高位增长;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经济和社会转型附带的一连串问题使“效率优先”原则面临挑战。为此，十九大报告提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再次将公平重置于公共行政价值的优先地位。这一历程表明，我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变迁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中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纠结于“姓资姓社”的意識形态问题，公共行政的一切活动均围绕公平目标来进行，并没有对实现公平目标所必要的效率原则引起足够注意。显然，这种绝对与完全的公平无法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反而令生产力水平处于较低的运行状态，由此也引发了较高的经济和社会风险。故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公共行政提高了对效率原则的重视，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极大提升了生产力水平，显著改善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同时也将公平兼顾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发展之中。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发展不平衡问题，而且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然存在发展不充分问题。只有圆满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不辜负全体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热情与向往。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公平置于主要地位，也并未忽视效率的重要作用。

毫无疑问，在我国公共行政价值的演变过程中，无论是公平还是效率都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社会公平构成公共行政的精神内核，但也要求高效率地实现社会公平。公共性之公平是公共行政的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公共行政自新中国成立就确立了以公平为主导的价值原则，使我国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导向并不是对公平价值的偏离，而是为更好地实现公平价值所经过的一个发展阶段。这源于对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需要，也源于对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认识的逐渐深化。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总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没有外来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决定了公平必然是中国公共行政的主要价值目标，但在实现公平的发展过程中也少不了效率价值的保驾护航。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重构也将摆脱意识形态束缚，在改革实践中实现有机统一。

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重构

通过对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变迁进行回溯分析可知，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之下，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重构应当以公平作为价值目标，以效率作为价值手段，并超越对公平与效率的“二元化”追求，以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作为价值路径。

以公平作为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目标。公共行政百年发展史从未停止过对公共性的探索，公共性既是公共行政的起点，也是公共行政的最终归宿。公共行政之所以不同于企业行政，最为本质的区别就在“公共”二字。虽然企业行政也具有一部分公共性，但这一属性却不构成其核心理念，只有公共行政才将公共性作为恒常价值。因为公共行政权力是一种委托权力，必须时刻按照人民的公意来行使。公意的体现在于其具有公共性，而公共行政是公意的代表，公共利益顺理成章地成为公共行政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当提及公共行政自然会联想到政府组织，也正因为政府组织经常被用来与私营组织进行类比，效率才逐步成为公共行政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公共服务与企业服务、公民与顾客等名词之间也经常被相互比较。不过，公共行政是为全体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而不是为特定顾客提供私人服务。民主政府是为其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而存在，企业则是为其利益相关者赚取利润而存在。当然，公共行政可以学习企业家精神，但却绝不能演变为企业化行政。尽管企业行政和公共行政都应该讲究效率，但企业本身是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故而将效率作为价值目标无可厚非。如果公共行政过于追求效率，那么则是对公共行政目标和手段的本末倒置，公共行政领域当中的效率只是实现公共价值的一种工具化实施手段。“公共行政中的效率实非价值的价值，效率只有依据既定的目标才能被测量。”[8]效率并不能作为一种最终目标，公共行政价值中的效率只有根据公平才能被测量，脱离公平的效率没有实质性意义，甚至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公共失灵。效率优先的公共行政价值已经产生了一些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重新确立公平为主导是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理性回归。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将公平作为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目标实属应有之义。

以效率作为实现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目标手段。效率是实现公平的有效保证，在一个生产力还不高的社会，效率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正是遵循效率优先的价值导向，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得以取得巨大成就。邓小平提出：“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而效率则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键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粮食生产能力达到12000亿斤，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贫困率已经降到4%以下，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9]足以表明，在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导向之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得以充分释放，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贫困人口总数也明显下降，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获得大幅度提升。贫困率的降低就是公平价值的鲜明体现，也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现实需要。同时，经济效率的提升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确保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也有助于推动行政效率不断提高。此外，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改善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尤其促进了社会中等阶层的崛起，而这部分群体的发展壮大则为社会稳定夯实了牢固基础。因此，如果说缺乏公平的公共行政没有意义，那么也可以说没有效率的公共行政难以真正实现。公共行政价值中的效率不能囿于笼统的原则性规定，而是要基于特定的历史阶段与不同的职能领域，在公共政策过程和管理环节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方案和措施，通过可操作性的标准对效率进行科学定位。[10]综上所述，效率价值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保证了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体现了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因而成为实现中国公共行政目标的重要手段。

以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作为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路径。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不仅是以往发展的总结，而且也是现实发展的需要，更是未来发展的趋势。相较于企业行政而言，公共行政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体现了对公平价值的至高追求，但公共利益同样也需要高效地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性论断，正视了效率优先原则所造成的现实问题，表明公平价值将成为下一阶段公共行政所追求的主导性目标，但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离不开对于效率价值的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再次明确，“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1]这决定了我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仍需将效率价值放到恰当位置，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由于公共行政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公平与效率也必然高度统一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是，为全方位实现公共行政价值在公平和效率上的有机统一，就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是实现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的总体保证。此外，在理论研究视域，有学者提出公共价值管理这一新的行政范式。主张在保证效率的基础之上兼顾社会公平与责任，使公共管理具有动态的调适性，通过有效连接市场与公共价值来达成公共目标，从而很好地回应效率与公平的要求。[12]也有学者认为合作制度的行为模式能够超越对公平与效率的二元追求，有效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合作制组织不是单纯以效率或公平为追求目标，而是侧重于两者在互动过程中抵消矛盾与冲突，将以往所產生的不平衡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13]因此，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不仅是历史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有理论上实现的可能性，中国公共行政价值应以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作为实现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研究：基于指标体系构建和绩效评估的问题诊断和对策分析”成果，项目编号：18VZL001)

注释

[1][2][9][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唐皇凤：《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9卷第4期，第7～17页。

[4][美]弗兰克·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一个对政府的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41～51页。

[5][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6～108页。

[6][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96～118页。

[7][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8][美]德怀特·沃尔多：《行政国家：美国公共行政的政治理论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249页。

[10]周志忍：《公共性与行政效率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4期，第41～45页。

[12]汪大海、刘金发：《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市场价值和公共价值的整合》，《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11期，第10～14页。

[13]张康之：《论社会治理效率观的改变》，《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2期，第5～13页。

责 编∕马冰莹

作者：杨振华 李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