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产品碳排放论文

[摘要]文章采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广东省1985—2011年的出口贸易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协整研究结果表明：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在误差修正模型中，结果也表明了广东省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二者之间在短期内存在紧密联系。文章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创新和推广低碳技术、构建碳交易平台、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和完善法律法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出口产品碳排放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出口产品碳排放论文 篇1：

贸易摩擦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我国碳排放转移的影响

【摘要】将贸易摩擦纳入开放经济下两种商品的一般均衡模型中， 考察环境规制对碳排放转移的影响， 实证检验发现： 我国加强环境规制对碳排放转移产生了正效应， 但该效应的强弱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具体来看， 在短期内， 环境规制会通过直接效应和替代效应阻碍我国出口贸易， 而在一个较长时期， 环境规制引发的创新补偿效应会促进出口贸易。 贸易摩擦减少对碳排放转移产生负效应， 加强环境规制对负效应起到了明显的缓解作用。 进一步分析发现： 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力度与我国碳排放转移显著正相关， 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规制对我国碳排放转移影响很小且不显著; 通过对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回归系数， 发现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减少显著降低了我国碳排放转移， 环境规制是一个影响我國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环境规制;贸易摩擦;碳排放转移;一般均衡模型;GMM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这一发展需要以大量的要素投入、贸易开放为基础， 可能引致污染产业转移与碳排放转移问题。 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初步分析， 2017年我国、印度和欧盟的碳排放量增长了1.5%左右， 但从国际视角来看， 这些资源禀赋型国家增加的碳排放实质上是全球范围内的碳排放转移。 然而， 由于各国不同的环境规制力度， 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将“两高一资”产业更多地转移到环境规制较弱的国家， 以此逃避承担全球碳减排责任， 而环境规制较强的国家则会因为更高的碳减排成本而面临贸易竞争力下降的情况[1] 。

伴随着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产品贸易， 隐含碳排放转移问题在国际贸易中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环境规制较弱的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承接国， 导致碳泄漏。 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上升， 企业将不得不面对原材料与劳动力价格上涨、需求量下降等问题， 进而诱发贸易转移效应[2] 。 但从长期来看， 环境规制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与生产清洁化产品， 从而发挥“环境规制的创新贸易效应”[3] 。 关于多个国家或区域间的贸易与碳排放转移的研究， 学者们主要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算碳排放转移， 研究表明，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少部分发达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承接国[4，5] 。 从碳排放转移规模看， 发达国家转入我国的碳排放量远远低于我国转出的碳排放量， 表明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碳排放净转入且转入国家主要是欧美发达经济体， 即呈现“发达国家消费与我国污染”的循环[6，7] 。 韩中等[8] 基于国际最终需求视角研究主要经济体的消费碳排放， 发现全球出口隐含碳排放最多的经济体是我国， 而碳泄漏最大的经济体是欧盟。 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 由于我国更多地输出碳排放较高的中间制成品， 因而付出了沉重的碳排放代价[9] ， 而发达国家更多地输出高附加值、低污染的最终产品， 同时从电子信息产业等价值链顶端获取大部分利益[10] 。 B?hringer等[11] 基于气候政策博弈研究国家之间的关税政策对碳排放转移的影响， 发现发展中国家强化碳排放政策有助于提升全球福利; 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保护环境就减少贸易开放， 相反应该充分利用贸易开放来引进技术， 从而减少碳排放量[12] 。

综上可以看出， 关于环境规制与碳排放转移的关系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且对这种关联性反应的内在原因仅给出较粗略的推测， 缺乏数理验证， 因此本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 从微观层面厘清影响机制， 通过环境规制对碳排放转移的直接效应和替代效应分别进行研究。 鲜少文献将贸易摩擦纳入环境规制与碳排放转移影响关系中， 当我国贸易摩擦减少时， 各国不同环境规制力度对我国碳排放转移是否起到缓解作用?基于此， 本文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贸易摩擦， 以2006 ～ 2017年我国及其他29个国家为研究对象， 对命题进行验证。 同时， 本文还进一步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对我国碳排放转移影响存在的差异， 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一定的现实依据。

二、理论分析

本文在 Holladay等[13] 构建的模型基础上， 将生产产品分为制造业商品和服务业商品， 分别对应污染型和清洁型， 建立开放经济下两种商品的一般均衡模型。 从家庭消费和企业生产的微观角度出发， 探究我国的环境规制力度和贸易摩擦对碳排放转移的影响。 具体研究思路为： 首先， 推导在家庭利润最大化和企业利润最大化下，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转移的影响; 然后， 在考虑贸易摩擦成本的情况下， 考察环境规制对碳排放转移的影响。

(一)基准模型

假设企业是小型开放经济体， 企业生产部门为制造业部门和生产业部门， 分别生产污染型和清洁型产品， 制造业部门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污染排放， 而服务业部门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碳排放。 同时， 由于碳排放转移， 制造业部门生产的产品可以自由贸易， 而服务业生产的产品存在贸易摩擦。

首先， 从需求角度， 家庭既消费制造业产品又消费服务业产品来实现效用最大化， 本文使用常相对风险规避(CRRA)效用函数， 则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其中： cx和cy分别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品的消费， ρ是两种产品的跨期固定替代弹性， σ是相对风险厌恶的常数参数。

家庭消费的预算约束条件为：

cx+pμcy+D=w?h+G (2)

其中： p是世界价格比率， μ是贸易摩擦水平， 因此本国对进口服务业商品的消费为pμcy; w是劳动者的实际工资， h为家庭对企业提供的劳动， D为家庭债务，G为政府对家庭的转移性支付。

在一定的预算约束下， 为了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 将消费者均衡引入拉格朗日定理，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一阶约束条件为：

得出：

[cxcy]=(pμ)ρ (4)

式(4)表示当消费者均衡时， 两种产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等于它们的价格之比。

其次， 从供给角度， 假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企业只使用劳动一种生产要素， 则生产函数分别为： ， ， 其中h=hx+hy， α1和α2∈(0，1)。 因此， 制造业和服务业两部门代表企业的利润表示为：

πx=eξx1-ξ-w?hx-T?e (5)

πy=pμy-w?hy (6)

其中， T表示企业的单位排污税， ξ表示制造业净产出中污染排放支出份额， e表示本国的排污水平。

一阶最优条件为：

式(7)表示两部门使用劳动的边际报酬相等。 式(8)表示企业减排的最优方式是减排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的单位排污税。

供需完全均衡条件下， 满足的经济资源约束条件为：

eξx1-ξ+pμy-cx-pμcy=D (9)

其中， G=Te。

本文假设全球其他地区的消费不受一国排放税水平变化的影响， 因为全球相对价格是固定的。 世界其他地区每个部门的产出水平将因相应部门贸易流通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因此， 本文将碳排放转移定义为制造业部门贸易流动bx的倒数。 对于一个进口制造业产品的经济体来说， 进口的增加意味着世界其他地区排放量的增加， 从而导致排放增加。

对式(4)、式(7)、式(8)及x， y分别取对数并求全微分， 对式(9)取全微分， 每个变量的全微分用(^)表示。

由于h为固定值， 则：

联立方程求解出：

其中， 令C=cx+pμcy、[Sx=eξx1-ξC]和[Sy=pμcyC]，

分别表示总消费、制造业消费支出份额和服务业消费份额。

式(11)中， 可以看出Sx的系数为负， 表示污染排放税对制造业消费的直接效应， 而Sy的系数为正， 表示污染排放税对制造业消费的间接效应。

令本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贸易流动分别为bx=eξx1-ξ-cx和by=pμy-pμcy， 由于本国只生产制造业产品， 因此用本国的净出口表示碳排放转移， 若净出口下降， 则表示碳排放转移在下降， 对本国产生正效应。 用L表示碳排放转移， 则L=eξx1-ξ-cx， 由此可得：

根据式(12)可以看出， Sx反映了污染排放税对制造业碳排放的直接效应， 该系数为负值， 即污染排放税增加， 使得本国制造业部门生产减少， 从而减少了制造业产品出口， 国外制造业部门生产增加， 最终使得本国排污水平下降， 而国外排污水平上升， 对本国碳排放转移产生正效应。 同时， Sy反映了污染排放税对制造业碳排放的间接效应， 表示为替代效应， 该系数为负值， 即污染排放税增加， 使得本国制造业产品相对价格上升， 进而增加服务业产品消费， 使得制造业产品出口下降， 最终使得本国排污水平下降， 国外排污水平上升， 对本国碳排放转移产生正效应。 综合得出：

命题1： 一国污染排放税增加， 即环境规制力度加大， 直接效应和替代效应均使得本国碳排放转移减少， 产生正效应。

(二)引入贸易摩擦

国际贸易摩擦增加了一定的贸易成本， 影响我国的出口贸易竞争力， 因此本文尝试研究当服务业部门增加贸易摩擦时， 污染排放税对碳排放转移的影响。

根据式(14)， 对贸易摩擦μ求导：

其中[Smx=bxC]， [Scx=cxC]。

根据式(13)， 可以得到[?L?μ<0]， 即贸易摩擦与碳排放转移之间表现为负相关， 综合得出：

命题2： 当一国服务业贸易摩擦减少时， 则本国碳排放转移量上升， 当加强环境规制时， 交互效应和替代效应均对本国碳排放转移现象有所缓解。

三、计量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贸易引力模型开创性地应用于双边贸易流量的核算， 并得出任意双边贸易规模与经济总量成正比， 而与双边贸易距离成反比的结论。 随后， 研究者们拓展了贸易引力模型的功能， 将双边贸易流量的主要因素引入到模型中， 从而分析影响不同因素的大小和方向。 本文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贸易摩擦变量进行扩展[14] ， 建立影响碳排放转移的计量经济模型， 其线性方程形式如下：

lnLijt=β0+β1lnpGDPit+β2lnpGDPjt+β3lndistij+

β4lnCCPIit+β5lnCCPIjt+β6lnμjt+β7lnlandj+εijt (14)

其中： β0 ～ β7是待回归参数; Lijt代表碳排放转移， pGDPit、pGDPjt分别表示我国和其他各国的人均GDP， distij表示我国与其他各国的距离， CCPIit、CCPIjt分别表示我国和其他国家的气候政策， μjt表示贸易摩擦， landj表示其他国家的国土面积， εijt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碳排放转移Lijt。 当前关于碳排放转移的定量研究主要采用投入产出模型。 本文根据上述理论推导， 将碳排放转移定义为我国对各国的出口额， 假设我国只生产制造业产品， 用我国对各国的净出口表示碳排放转移， 若净出口下降， 则表示碳排放转移在下降， 对我国产生正效应。

2. 解释变量。

(1)环境规制CCPIit、CCPIjt。 现有文献对国家环境规制的衡量指标并不统一， 为了消除内生性及不同结果带来的误差， 本文参照吴光豪[15] 构建的CCPI指数， 该指数将气候政策、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清洁能源使用及能源利用这4个指标使用细分指标加权的方法进行综合评分， 反映世界各国在气候治理方面的绩效， 取值范围为0 ～ 100， 其值越大表示环境规制力度越大。 根据命题1， 预计β4为负， 加大环境规制力度， 我国将减少耗能较高产品的出口量， 进而降低我国碳排放转移， 预计β5为正。

(2)贸易摩擦μjt。 本文使用国际贸易税占总税收比例来表示贸易摩擦程度， 国际贸易税包括进口税、出口税、出口或进口专营利润、汇兑利润和汇兑税， 该比值较完整地量化了贸易的成本， 在本文考察期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表示贸易进口国贸易摩擦程度减小。

3. 其他变量。 pGDPit、 pGDPjt分别表示我国和其他国家的人均GDP， 根据引力模型的假设， 一国经济水平越高， 则市场需求就越大， 贸易量越大， 碳排放转移量也越大。 distij表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距离， 国家的距离会影响两国交易成本， 一般与贸易进出口量成反比。 landj表示其他国家的国土面积， 国土面积越大， 该国的自然资源和物产往往会越丰富， 这对进口有负面作用。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特征

由于CCPI指数只能搜集到2006年之后的数据， 而国际贸易税占总税收比例只更新到2017年， 故本文的考察对象的时间确定在2006 ～ 2017年。 由于我国基本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进出口贸易，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分析的可行性， 本文选取包括我国在内的30个国家为研究对象， 其中涉及11个发达国家和19个欠发达国家， 具体见表1。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见表2。 为确保数据的可比性， 我国对各国出口额、各国GDP均以2006年为基期， 利用相应的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与各国之间的距离使用两国最大城市之间的双边距离来计算两国之间的距离， 最大城市根据城市人口在整个国家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判断， 所有数据均取对数。 由表2可以看出， 世界各国的气候政策差异较大， 发展不均衡， 且我国与不同国家的贸易摩擦水平相差很大。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结果及分析

为避免虚假回归， 本文使用LLC、IPS、Fisher-ADF进行单位根检验， 以此提高检验结果的可靠性， 测试结果通过了LLC检验和Fisher-ADF检验， 因而可以认为本文的变量都是平稳的。 本文实证回归根据式(14)进行估计检验， 考虑到国土面积、两国之间的距离这些变量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因此本文选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实证结果列示于表3模型(1)、模型(2)中。 考虑到环境规制指标与经济状况和贸易水平相关性较强， 因而本文使用GMM方法来尽量减小内生性问题， 实证结果列示于表3模型(3)、模型(4)中， 从整体看， AR(1)的P值均接近于0， AR(2)的P值均高于0.1， 因而表明存在一阶自相关， 而不存在二阶自相关。 Sargan检验结果表明均满足过度识别的约束条件， 因而本文认为系统GMM能较好地解释所选解释变量对碳排放转移的影响。

表3模型(1)、模型(3)中本国环境规制的系数为负， 贸易国环境规制系数为正， 且均显著， 说明贸易伙伴国环境规制增强， 导致我国出口碳排放转移上升， 支持了“污染天堂”假说。 反之， 我国环境规制增强， 直接效应和替代效应使得他国对我国制造业碳排放转移减少， 产生正效应， 印证了数理模型中提出的命题1。 模型(2)、模型(4)中加入我国和贸易国贸易摩擦与环境规制的二次项， 可以看出本国环境规制的一次项系数仍然为负， 而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 与碳排放转移之间呈现出U型变化趋势。 对此可能的解释为： 短期内， 我国政府加强环境规制使得制造业生产成本上升， 创新投入资金减少， 从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 削弱了企业市场竞争力， 同时也降低了我国在国际贸易方面的比较优势， 此为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 进而对出口产生“抵消效应”， 因此相对减少了我国的碳排放转移[16] 。 但从长期来看， 环境规制增强将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来应对治污成本上升， 同时小规模企业可能退出市场， 从而余留出更多的创新资源， 此时达标企业将继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 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 此为环境规制的“补偿效应”[17，18] 。

表3模型(1)中贸易摩擦的系数为-0.1003， 表示贸易摩擦减少1个单位时， 我国的出口碳排放转移将增加0.1003个单位; 环境规制的系数为-0.0151， 表示环境规制增加1个单位时， 我国碳排放转移减少0.0151个单位; 贸易摩擦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系数为0.0022， 表示在贸易摩擦减少时， 随着环境规制力度加大， 我国的出口碳排放转移只增加0.0022个单位。 这表明贸易摩擦减少虽然使得我国的碳排放转移量上升， 但是加强环境规制时， 碳排放转移量明显下降， 印证了理论分析中提出的命题2。 同理， 模型(2) ～ (4)的结果均符合这一逻辑。 这也与我国当前的宏观形势相吻合， 贸易开放条件下我国的环境规制弱于发达国家， 但当贸易自由度提升到一定水平时， 一方面促进了低端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在环境治理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极大程度减弱了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效应， 从而降低了我国的碳排放转移量。 控制变量中， 我国与贸易伙伴国人均GDP对碳排放转移的系数为正且显著， 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贸易需求量上升， 碳排放转移量较大。 两国距离对碳排放转移的影响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进一步支持引力模型假说， 证明两国之间的距离是阻碍贸易的主要因素。 貿易国的国土面积对碳排放转移的影响系数为正且显著， 其可能的解释是国土面积与资源丰富度成正比，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碳排放转移。

(二)进一步讨论

结合全球发展实际， 需要考虑环境规制与贸易摩擦对碳排放转移的影响是否在区域之间产生异质性， 即随着不同国家气候政策的变化， 我国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碳排放转移的边际效应如何演化。 本文将样本进一步细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从边际效应角度考察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回归结果差异性。 由于样本数量较少， 因此使用随机效应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见表4。

表4中， 模型(5)和模型(6)为本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估计结果， 实证发现本国环境规制与碳排放转移之间并不显著， 而贸易国的环境规制与本国碳排放转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即贸易国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时， 我国相对发达国家来说具有环境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 而发达国家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增加， 环境标准也会不断提升，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国低廉的环境成本优势更加明显， 因此逐渐成为污染行业发展的“天堂”。 模型(7)和模型(8)为本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估计结果， 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我国相应的出口贸易影响很小且不显著， 这一国别差异的影响可能的解释为： 如今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重视环境污染的治理， 环境规制标准较高， 发达国家加大环境规制力度会增加产品生产成本， 污染密集型行业产品价格上升、竞争力下降， 因此更多地选择进口发展中国家生产的高污染、高能耗产品， 将碳排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而发展中国家一般对于环境污染及治理的重视程度较低， 自身存在生产的比较优势， 因此更多地选择由本国生产低技术制造业产品， 进口高技术服务业产品。 对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发现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显著降低了我国碳排放转移量， 可能的解释为： 我国出口发达国家的贸易产品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 多为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新动能规模较小， 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度仍然较高， 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我国贸易条件较完善， 出口产品的资本技术相对具有优势， 碳排放转移相对少于其他国家。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否稳健， 本文使用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替代气候变化表现指数来表示一国的环境规制力度， 该指数围绕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两大政策目标， 对180个经济体的10个政策领域共24项绩效指标进行排名。 使用随机效应和系统GMM方法， 该估计结果基本与上文模型估计结果一致， 表明本文研究方法及结论具有稳健性。 限于篇幅， 文中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Holladay等[13] 构建的模型， 建立开放经济下两种商品的一般均衡模型， 从微观视角推导了环境规制对本国的碳排放转移的影响， 然后将贸易摩擦引入模型中， 考察贸易摩擦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转移的影响。 本文运用我国与29国2006 ～ 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 一是短期内， 环境规制通过直接效应和替代效应会阻碍我国出口， 进而对碳排放转移产生正效应; 而长期内， 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部分或全部抵消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 从而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对碳排放转移产生负效应。 这说明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绿色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国要坚决淘汰生产落后产能， 关停高污染、高能耗企业， 严格把控工业项目环境准入标准， 建立资源高效利用的环境治理制度， 从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及各地低碳转型， 在提升环境治理水平的情况下， 最大限度发挥环境治理对出口贸易的创新补偿效应。 二是贸易摩擦减少促进了碳排放转移产生的负效应， 但加强环境规制时， 贸易摩擦对本国碳排放转移的负效应明显减弱。 这说明我国应继续完善对外开放的机制， 合理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 不要为了生态环境而减少对外贸易， 相反， 在对外开放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学习科学环境管理制度， 不断增强全球技术和产业创新资源整合能力， 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为了进一步考察污染避难所假说， 本文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回归， 结果表明： 一是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力度与本国碳排放转移显著正相关， 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规制对我国碳排放转移影响很小且不显著， 这说明当今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重视环境污染的治理， 环境规制标准较高， 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加关心经济发展问题， 对于环境污染及治理的重视程度较低。 有鉴于此， 我国应正视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 通过发达国家较高的环境规制标准来倒逼我国提升环境规制标准， 进而促进我国出口制造企业减少碳排放， 同时我国等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气候规则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中， 需要提高参与度和增加话语权， 维护自身的发展权益， 实现贸易自由化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双赢。 二是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显著降低了我国碳排放转移， 这说明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产品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 因此， 应继续增加高技术产业的科研投入， 加大对服务业等低碳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力度， 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 不断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和整体实力， 真正走向价值链高端。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 1 ] 杨曦，彭水军.碳关税可以有效解决碳泄漏和竞争力问题吗?——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分析[ J].经济研究，2017(5)：60 ～ 74.

[ 2 ] 魏涛远，格罗姆斯洛德.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8)：47 ～ 49.

[ 3 ] 童伟伟.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技术创新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的实证研究[ J].中国科技论坛，2013(7)：18 ～ 23+33.

[ 4 ] 馬晶梅，王新影.发达国家是否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碳排放——基于碳排放责任分摊的视角[ J].经济学家，2015(6)：95 ～ 102.

[ 5 ] 戴嵘，曹建华.碳排放规制、国际产业转移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45个发达及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J].经济问题探索，

2015(11)：145 ～ 151.

[ 6 ] 吴英娜，姚静.中美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碳的研究——基于贸易污染条件的分析[ J].宏观经济研究，2012(12)：86 ～ 92.

[ 7 ] 余丽丽，彭水军.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碳排放影响的评估和预测——基于GTAP-MRIO模型和GTAP-E模型的实证研究[ J].国际贸易问

题，2017(8)：121 ～ 130.

[ 8 ] 韩中，陈耀辉，时云.国际最终需求视角下消费碳排放的测算与分解[ 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7)：114 ～ 129.

[ 9 ] 高静，刘国光.全球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测算、分解及权责分配——基于单区域和多区域投入产出法的比较[ J].上海经济研究，2016

(1)：34 ～ 43+70.

[10] 蔣雪梅，刘轶芳.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美高新技术产业出口效益及环境效应分析[ J].管理评论，2018(5)：58 ～ 63.

[11] B?hringer C.， Schneider J.， Asaneotoo E.. Trade in Carb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arbon Tariffs[Z].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6.

[12] 张云，韩露露，尹筑嘉.中国对外贸易环境效应： 工业行业EKC与碳泄漏实证分析[ J].上海经济研究，2019(2)：110 ～ 118.

[13] Holladay J. S.， Mohsin M.， Pradhan S.. Emissions Leakage，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Trade Frictions[ 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18(88)：95 ～ 113.

[14] 任力，黄崇杰.国内外环境规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J].世界经济，2015(5)：59 ～ 80.

[15] 吴光豪.气候政策、贸易与二氧化碳排放[D].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2017.

[16] 黄永明，何剑峰.环境规制差异对出口升级的影响──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7(1)：

5 ～ 15.

[17] 彭冬冬，杨德彬，苏理梅.环境规制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差异化影响——来自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证据[ 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

学报)，2016(8)：15 ～ 27.

[18] 陈晓，李美玲，张壮壮.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J].工业技术经济，2019(9)：18 ～ 25.

作者：陈晓 李美玲 张壮壮

出口产品碳排放论文 篇2：

广东省出口贸易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要]文章采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广东省1985—2011年的出口贸易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协整研究结果表明：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在误差修正模型中，结果也表明了广东省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二者之间在短期内存在紧密联系。文章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创新和推广低碳技术、构建碳交易平台、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和完善法律法规。

[关键词]广东省;出口贸易;碳排放;实证分析

一、引言

我国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试点探索，伴随着外贸管理体制的锐意改革、灵活的贸易形式和迅速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对外贸易规模得到了快速的壮大。我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11年的3.54万亿美元，2011年同比增长22.5%，33年间进出口金额增长超过176倍。其中，出口贸易额从1978年的101.4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1年的5317.93亿美元。0海关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广东省进出口贸易总值为7156.2亿美元，同比增长6.1%，其中9月份进出口规模再次刷新月度历史纪录，9月单月出口值突破500亿美元。广东省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总值一直保持在全国的领先位置和高企的外贸依存度。然而，在对外贸易飞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指出，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往往伴随着碳排放的增加。国际能源署预测未来20年中国的碳排放平均增速将高达2.7%，居全球首位。

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省，有必要扮演好碳排放先驱的角色，促进大范围的减排活动和可持续发展。全球化贸易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对贸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研究显得非常必要。作为以外资导向型外贸为特色的广东省，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探讨广东省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关于研究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用计量分析工具将研究重点放在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现有的文献大部分都是研究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少数文献则研究碳排放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张菲菲(2010)研究了湖北省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对1978—2008年的数据进行ADF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检验，协整检验显示二者存在长期关系，出口增长1%会导致碳排放增长0.15883%，Granger检验表明，湖北省出口贸易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许广月、宋德勇(2010)根据碳排放因素分解法计算出我国1980—2007年的碳排放量，然后实证分析了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结论显示，3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出口贸易是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不是碳排放的Granger原因：碳排放对出口贸易的响应强度不断增强，随后不断较少，直至达到最小值;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响应强度由负变正，且不断增强，达到最大值后减少。二是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对出口贸易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大多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模型进行分析。李斌、彭星(2011)引入了全球价值链视觉，通过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中国1995—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张、技术的不断进步及逐渐融入全球价值链是对外贸易影响中国碳排放的三大主要因素，而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差异对碳排放的影响则不显著。杜运苏(2011)从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测算方法出发，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总结了我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失衡、碳排放责任认定及影响因素三个方面的研究进展，并且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由于现有的相关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对全国范围的研究，相比而言对小范围或区域发展的研究成果则比较少。广东省作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先驱，研究广东省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价值，能为我国其他省份的发展提供参考。本文将选取广东省1985—2011年共27年的对外贸易时间序列数据以及根据能源消耗计算出各年的碳排放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对出口贸易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对外贸易政策和碳减排方案提供具有实践性的建议，推动省域低碳经济健康发展。

二、广东省出口贸易的碳排放研究

(一)模型设计及研究方法

1.模型设计。为了更针对性地分析广东省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将不考虑其它因素的影响，将广东省出口贸易额和碳排放量作为同一模型下的两个变量，其中广东省出口贸易作为自变量，碳排放量作为因变量，建立广东省出口贸易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分析模型。模型为：

LnC=α+βLnE+μ (1)

其中，LnC是LnCarbon的简写，为碳排放量的对数值;LnE是LnExport的简写，为出口贸易的对数值;二者分别是模型中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将变量取自然对数是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提高模型的拟合度效果，更准确地验证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中，α是截距项，μ是残差项，β是待估计的变量系数。若估算出来的β值为正数，则表明广东省出口贸易的增加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反之，则广东省出口贸易的增加有利于碳排放的减少。鉴于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还处于粗放型和高能耗的发展阶段，因此，本文实证分析理论预期在该模型中β为正数。

2。研究方法。本文的实证分析分为五个步骤，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第一步，定性分析与现状描述。对广东省1985—2011年27年来的对外贸易发展情况和碳排放量现状进行定性的分析和描述。第二步，平稳性检验。平稳性检验简称为ADF检验，利用该方法对LnC和LnE序列数据进行稳定性检验。第三步，协整检验。在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运用Johanson协整检验实证分析二者是否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第四步，误差修正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也称ECM模型，该模型将建立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之上，检验变量之间的短期变动关系。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1.出口贸易数据的来源与处理。广东省历年的出口贸易数据可以通过官方的统计获得，数据来源于历年《广东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为了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本文以1985年为基期对后续各年的出口额进行CPI平减处理。CPI指数数据来源于历年《广东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2.碳排放数据的计算。由于目前为止尚未有固定标准统计出来的碳排放数据，而碳排放量的多少与能源的使用息息相关，因此碳排放量数据需要在能源使用的基础上获得，国际上通常是通过能源消耗来计算的。按能源品种核算碳排放量，碳排放的能源品种主要有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目前国内关于碳排放的测算主要采用碳排放系数和能源消耗计算获得。本文通过《广东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汇编》收集到广东省历年的各类主要能源的具体消费数据。

本文假设电力不产生碳排放，分析集中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类能源的消耗上。本文参考徐国泉等(2006)研究提出的碳排放计算模型，该模型在测算碳排放量上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和代表性。依据Kaya恒等式，利用对数均值迪氏分解法计算广东省1985—2011年的碳排放量，具体计算公式为：

TC=∑i(Ei/E)*(Ci/Ei)*E=∑iSi*Fi*Ei (2)

公式中，TC为碳排放总量，i为能源种类，Ei表示能源i的消耗量，E表示能源的消耗总量，Ci表示能源i的碳排放量，Si表示能源i在能源消耗总量中所占的份额，Fi表示各种能源的排放系数。则进一步推导出碳排放总量的公式为：

碳排放总量=∑能源i的消费量*能源i的碳排放系数 (3)

碳排放系数是指每一种能源燃烧或使用过程中单位能源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该排放系数是在正常的技术和管理条件下的统计平均值。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本文查阅到美国能源部、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等五个权威机构统计发布的能源碳排放系数。

为了使碳排放数据更准确，综合上述几个机构所发布的碳排放系数，本文最终采用的能源碳排放系数将取上述数据的均值，则本文所取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值分别是0.73592、0.5625和0.4269。综合各种能源使用的数据及对应的能源碳排放系数，计算得出广东省1985—2011年各年碳排放量(见表-2)。

(三)实证分析

1.定性分析与现状描述。在进行实证分析前，首先对广东省1985—2011年的对外贸易额和碳排放量进行初步的数量走势分析。随着广东省对外贸易的稳步发展，碳排放量保持着逐年上升的趋势，在进入21世纪后首次超过4000万吨的排放量，并以加快的速度持续地增长。到201 1年底止，广东省的碳排放量达到了1.1亿吨左右，是1985年碳排放量的8倍多，显示了广东省碳排放的快速增长情况。同时，根据对数据处理的结果，本文在进行了简单的定性分析后，参考张晓峒(2010)编著的Eviews使用指南并利用计量软件Eviews6.0对广东省1985—2011年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前述的模型设计，在实证分析前对各年的出口贸易和碳排放数据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

2.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AIC准则确定变量的滞后阶数，计量软件Eviews 6.0操作分析的结果显示，LnE和LnC两个变量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下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平稳的显著性检验。因此，LnE和LnC两个变量的水平序列是不平稳的，而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即为一阶单整I(1)，接下来可以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

3.协整检验。根据上述的ADF平稳性检验结果，序列LnE和LnC都是一阶单整I(1)序列。由于上述序列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且两个变量都是同阶单整的，这就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接下来可以对变量进行进一步检验与分析，检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本文的协整检验采用Johanson最大似然检验法，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无约束协整秩检验在轨统计量和极大特征值均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没有协整向量的假设，说明了LnC和LnE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二者的长期均衡协整关系为：

LnC=0.550835*LnE+0.839582 (4)

(0.02064) (0.19176)

协整方程中括号内为相应的误差项，估计方程的似然比为65.47399。由协整方程可知，广东省碳排放量对出口贸易的弹性系数为0.550835，即广东省出口贸易增长1%，相应导致的碳排放量就会增长0.550835%。以此看来，广东省出口贸易对碳排放具有不利影响，出口贸易增加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

4.ECM误差修正模型。上述的检验结果表明广东省的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对变量之间的短期变动关系进行检验。本文采用ECM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能反映具有协整关系变量的序列，能检验自变量离开均衡状态时的偏差值以解释因变量的调整值，反映了序列与均衡之间的关系。因此，根据上述的协整检验，可建立如下误差修正模型：

DlnCt=0.018001+0.224847*DlnE+0.465062*DlnCt-1-0.074995*DlnEt-1-0.523393*ECMt-1

(0.669554)(2.298364) (1.452801) (-0.684496) (-1.444384)

DW=2.063265，Logl=41.86134

回归结果显示，该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变量的变动方向与长期均衡模型的变动方向一致，出口贸易的短期变动对碳排放存在不利影响，本期的出口贸易每增加1%，碳排放则增加0.225%。由于短期的调整系数是显著的，具体数值为-0.523393，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表明了碳排放与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52.3%被修正。该模型反映了LnC受LnE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表明广东省出口贸易对碳排放二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广东省1985—2011年的出口贸易与碳排放数据，针对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出口贸易每增加一个单位，碳排放量就会增加0.55个单位。误差修正模型表明了广东省出口贸易与碳排放二者之间在短期内存在紧密联系，在短期内，碳排放受到出口贸易的波动影响。本文将对广东省出口贸易以及低碳经济的发展提出一些政策与建议，以推动省域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创新和推广低碳技术，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要切实减少碳排放，最根本的途径是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使用和依赖，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加强在技术和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走新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道路。从长远来说，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创建自有品牌，鼓励全社会进行自主创新，改变粗放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发展低碳技术，促进相关低碳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带动本国经济走向复苏。同时，加大对新兴绿色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研究，争取在可替代能源领域保持的优势，不断引领科技发展的潮流，避免消极被动应付。

(二)构建碳交易平台，积极推动碳排放交易

2012年初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全国七个省份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政府应进一步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大力推广碳排放交易试点，扩大碳排放交易试点的范围，推动碳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同时，适应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着力构建完善的碳交易体系，建立碳交易的平台，全面推动碳减排。

(三)优化出口贸易结构，促进产业布局升级

广东省的出口贸易伴随着改革开放得到快速的发展，出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的比例占据了90%以上，对环境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同时，出口贸易也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因此，必须重视出口贸易对环境和气候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出口产品加征税收以提高出口产品的品质。在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的同时，需要以低碳技术为契机，降低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力争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转型，促进产业链的有效整合，利用广东省自身的地理区位优势、人口资源优势和国家倾斜政策吸引外商投资。

(四)构建低碳产业体系，完善法律法规

广东省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先驱，应在低碳产业发展体系的构建中扮演带头的角色，积极推动环保节能项目、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和增加森林碳汇等方面的发展，提高节能效果。构建低碳产业体系的同时，要逐步完善有关碳减排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欧盟国家的成功实践表明，能源税、碳税和排放交易机制等财税政策是促进碳排放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①广东统计年鉴[Z].广东省统计信息网.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官网.

③冯相昭.碳减排还有哪些潜力可挖?[J].环境保护，2011，(10)：40-42.

④张菲菲.湖北省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J].中国商界，2010，(2)：203.

⑤许广月，宋德勇.我国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0，(1)：74-79.

⑥李斌，彭星.国对外贸易影响环境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引入全球价值链视觉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7)：40-48.

⑦杜运苏.我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结构分解分析[J].国际贸易，2011，(5)：19-24.

⑧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4-2005[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6)：158-161.

⑨张晓峒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黄兴豪]

作者：雷玉桃　罗蕴怡

出口产品碳排放论文 篇3：

国际贸易和投资因素的动态碳排放效应

摘要：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CO2排放量也在不断增加。究其原因，不仅与我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发展模式有关，还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国际转移性因素有关。从理论上看，国际贸易与投资因素都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却是不确定的。为进一步分析碳排放的国际影响因素，研究开放经济下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以及进、出口贸易影响碳排放的方向和程度，以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为基础，基于SYS-GMM方法的面板模型分析表明：我国CO2排放存在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当期及滞后一期的出口加剧了国内碳排放;当期及滞后一期的进口对碳排放有积极效应;滞后二期的FDI起到了优化碳环境的作用;OFDI也降低了国内碳排放。由此提出的我国开放经济环境下实现环境友好发展的政策建议是：实施绿色FDI引进战略和新型“走出去”战略，转变出口贸易结构。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碳排放;动态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攀升，国内企业也在发展壮大后积极寻求海外市场，对外直接投资也在逐步增加。与此同时，我国能源资源过度消耗、温室气体排放大量增加等环境问题也日益加剧。究其原因，不仅与我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发展模式有关，还与国际贸易和投资引发的转移性因素有关。国际能源署2008年的研究报告认为，2004年中国CO2排放总量的34%源于为生产满足国际市场消费的产品[1]。因此，进一步分析碳排放的国际影响因素，研究开放经济下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以及进出口贸易影响碳排放的方向和程度，对我国实现“十二五”经济转型目标、兑现2020年碳减排承诺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相关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贸易与投资是影响区域与全球碳排放的重要因素。理论研究表明，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并且可以区分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及结构效应三个方面。而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碳排放则会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国内发展成熟的边际产业，还是由于国内环境保护标准较高而导致对外转移的高碳排放产业，都可以大大减少国内的碳排放，从而改善环境质量。此外，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存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对降低母国碳排放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1.1 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对FDI 影响东道国CO2排放的研究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分析思路，一是基于验证“污染天堂假说”存在性的思路，即考察FDI 是否向东道国转移了污染密集产业进而导致当地碳排放的增加。Baumol[2]的理论分析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自愿实施较低的环境标准，那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东道国将会变成世界污染的集中地。在实证方面，Jorgenson[3]等利用39个不发达国家1975-2000 年的面板数据对FDI 与东道国碳排放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证实FDI 对不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二是基于验证“波特假说”存在性的思路，即考察FDI是否通过技术溢出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进而导致当地碳排放水平的下降，结论是FDI不仅有益于一国的技术进步，而且通过引进环境友好型技术和产品从而提高一国的环境福利。这方面的代表作有Eskeland和Harrison[4]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对贸易自由化影响碳排放的研究相对较早。Copland和Taylor[5]运用贸易模型进行了分析，结论是贸易自由化减轻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Machado，Schaeffer和Wbrrell[6]对巴西的国际贸易对其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995年巴西出口的非能源产品的能耗和碳排放量明显大于进口，每单位产值出口商品比进口商品平均多消耗40%的能源和多产生56%的碳排放。

1.2 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也重点就FDI对碳排放的负面及正面效应进行了研究。吴献金、肖邵方[7]使用1999-2009年的面板数据探讨FDI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FDI对我国碳排放产生了消极的规模和结构效应，积极的技术效应。李子豪、刘辉煌[8]分别使用反映地区碳排放水平的绝对和相对指标实证检验了FDI通过技术渠道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碳排放的积极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性，滞后一期的FDI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在国际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方面，国内也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其观点也基本一致：国际贸易加剧了我国碳排放。孙小羽和臧新[9]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出口贸易，中国正承载着越来越多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许广月和宋德勇[10]实证分析了贸易、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出口贸易是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综上所述，以上关于贸易、投资与碳排放的文献中，由于研究对象、采用的数据和模型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大多从进、出口贸易或者FDI单一视角研究对环境的影响，少有文献区分不同区域并重点研究OFDI的碳排放影响，至于将进口贸易、出口贸易、FDI、OFDI联系在一起，综合考虑这四大因素对国内碳排放的动态影响更是很少[11]。因此，本文将运用SYS-GMM面板模型，利用我国30个省市2003-2009年的对外贸易、FDI、OFDI数据，从东、中、西部地区实证研究国际转移性因素与碳排放的关系，以期探讨我国对外贸易、国际投资与碳排放的动态关系，从而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开放经济的发展提供有用的政策参考。

2 我国CO2排放现状研究

由于目前中国没有省一级CO2排放量的直接监测数据，因此，正确估算我国的碳排放数据是本文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温室气体增加的主要来源是化石燃料燃烧[12]，因此本文根据各省市一次能源消费量及其碳排放系数进行CO2排放量的测算。具体采用煤炭、原油、天然气这三种最主要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P乘以各自的碳排放系数η，计算如式(1)：

Yit=∑3[]j=1Pijtηj(1)

式中，Yit为i省第t年的CO2排放总量;Pijt为i省第t年第j种能源消费量;ηj为第j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由于原始统计数据中各种能源的消费均为实物统计量，因此必须转换为标准统计量才能应用式(1)进行碳排放量测算。2010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给出了具体的换算方法。同时，由于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对CO2排放量计算影响很大，为权威起见，我们同样采用2010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0》中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煤炭0.747 6 t碳/ t标准煤、天然气0.447 9 t碳/ t标准煤、原油0.585 4 t碳/ t标准煤。。表1显示了我们测算的2003-2009年各省市CO2排放量。

根据表1 2003-2009年东中西部地区CO2排放量绘制成图1。可以看出，全国三大地区的CO2排放量都呈持续增长态势。究其原因，现有诸多文献都将其与经济发达程度、经济开放度联系起来。具体分析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经济开放度最高，因此，CO2的绝对排放量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始终占据全国最主要地位。但是，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加快，其CO2的排放量也在相应增长。事实上，2003-2009年西部地区碳排放量年均增长率为12.06%，高于东部地区的10.13%以及中部地区的905%。

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由于现有资料中西藏数据的缺失，故未包括西藏。下同。限于篇幅，表中只给出了单数年份的碳排放量数据。

通过上述简单对比分析不难发现，我国CO2排放量的逐年增加与开放经济的不断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但进口贸易、出口贸易、FDI及OFDI这四大开放性经济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具体如何，则需通过下文进行实证检验。

3 我国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动态碳排放效应

3.1 模型设定

由于碳排放是一个连续动态的过程，上期的碳排放量对当期碳排放量产生影响，且上期的对外贸易、FDI与OFDI都将影响当期碳排放量，因而引入滞后因变量更符合理论与现实， 结合本文需要，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指各省份(i=1，2……30)，t指年份(t=2003，2004……2009);Y表示碳排放量，E表示该地区出口到国外贸易额，I表示该地区从国外进口贸易额，F代表该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从1979年开始计算累计额，O代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υi所度量的为个体差异;εit为随机扰动项。E、I、F数据均以199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做了调整。

现有文献指出，资本投资、人口总额等变量对碳排放有一定的作用，因此，本文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其中，资本投资Z用各省市资本形成总额来表示;人口总额N为各省市人口总数。除了各省市对外直接投资额F来源于《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外，其余数据均来自于2004-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了消除变量的异方差性，本文将模型中的绝对数指标均取对数。

3.2 实证结果分析

上述模型，即式(2)是一个动态面板模型。由于回归方程中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自变量，从而导致自变量与误差项相关，即模型的自变量具有内生性。因此，如果应用标准的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对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将导致参数估计的有偏性和非一致性。针对这一问题，Arellano和Bover以及Blundell和Bond提出了系统广义矩(System GMM)估计法。系统广义矩估计能同时利用差分和水平方程中的信息，从而很好地解决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参数估计的有偏和非一致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

利用Stata12统计软件包，采用Stata官方网站提供的xtdpdsys命令执行本文的系统广义矩估计。从回归检验统计量来看，系数联合显著性的Wald检验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Sargan检验结果说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即工具变量和误差项不相关;AR(2)检验说明一阶差分后的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即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估计结果见表2。

注：Y、E、I、F、O分别表示碳排放量、出口额、进口额、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对数值，lag_表示滞后一期值，lag2_表示滞后二期值。AR(2)接受表示序列存在二阶相关性。萨甘检验用以判断变量的有效性，结果显示接受原假设，说明整体工具有效。限于篇幅，表中未显示常数项、人口、资本的结果。*[KG-*2]*[KG-*2]*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KG-*2]*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下同。

从表2可以清楚地看到：碳排放量的一期滞后值对当期碳排放量有着显著的影响，弹性系数达到0.89，该模型动态性显著。这一结果说明碳排放具有一定的惯性，同时也说明前一期碳排放会加重当期碳排放量。

出口额及其滞后一期值对碳排放量的增加有促进作用，其滞后二期值却抑制了碳排放。大量的出口污染密集型产业产品(冶金、化工、皮革、造纸等)，会造成CO2排放量迅速增加，因此出口额的当期值及滞后一期值对碳排放增加具有较大影响。出口额的增加将提高政府收入，政府有更充裕的财政资本来治理环境问题、加强对低碳环境的建设，此即贸易对环境的的规模效应;同时国内企业为满足外国的低碳贸易标准而改进生产技术，这种贸易对环境的技术效应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低碳经济措施的有效运行，这些具有时间滞后性，其效用在滞后二期较明显。

进口额当期及其滞后一期值减少了碳排放量，但其滞后二期值对碳环境有恶化作用。由于一部分产品从国外进口，并没有消耗国内自然资源，碳排放量必然会相应减少。进口额的增加会减少净出口总值，降低了财政收入，因而政府投资到低碳事业的资金也会相应较少，因此滞后二期的进口额对国内碳环境的改善具有负面效应。

当期及滞后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对碳环境具有恶化作用，其滞后二期值却对低碳事业有促进作用，且系数都较大。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特别是国外高碳产业的转移，加大了环境和资源的承受力度，造成了当期碳排放量的增加;但是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技术效应的外溢使得部分企业提升了生产工艺技术，降低了能源消耗强度，更新了治理污染的技术;同时本土企业为应对外资进入的竞争压力，会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加大R&D投入开发新技术或者主动模仿FDI企业的生产技术以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这些都改善了国内的碳环境。但是这种技术外溢作用需要时间，因此体现了一定的滞后性。这说明FDI对我国碳排放表现出一定的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伴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加，碳排放量增加，但随着技术的改进，污染程度下降。

对外直接投资其滞后一期、二期值均为负，即对外直接投资对CO2排放量有积极效应，当OFDI增加时，将会降低CO2排放量，这与理论分析是相符合的。

4 结论及扩展分析

本文运用SYS-GMM估计方法，对我国开放经济的贸易、投资因素与碳排放之间的动态关联进行实证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全国模型的碳排放一期正动态性均很显著，这表明前一期的碳排放会对当期的碳排放产生重要影响。

(2)全国模型中当期出口贸易及滞后一期值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滞后二期的出口贸易值却对低碳环境的建设和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口贸易的碳排放效应与出口情况则相反。

(3)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碳环境具有短期的消极影响，具体体现在当期及滞后一期外商直接投资扩大的同时，CO2排放量也相应增加。而当引入外资后也同时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及设备，技术的外溢性将滞后地改善我国碳环境现状。

(4)模型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碳环境有积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滞后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碳排放。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开放经济的贸易与投资因素对我国的碳排放有一定的负效

用，但这绝不是说，碳环境恶化的内在原因就是对外经济开放本身。相反，对外经济开放为我国

的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碳环境恶化的真正原因在于，人们环境意识缺乏或淡薄，

以及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所导致的环境成本外在化[12]。所以，我国在享受对外经济开放带来的收

益的同时必须要消除其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对我国实现低碳发展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1)实施绿色FDI引进战略。

本文实证结果说明了虽然FDI引进的当期对碳环境有恶化作用，但是滞后期的外商直接投资由于具有技术溢出效应可以降低碳排放量。因而，我国应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和世界经济发展形式制定低碳发展的FDI战略。绿色外资引进战略应顺应低碳经济发展大势，达到促进新兴产业跨越发展、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传统产业优化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进一步提升开放经济发展水平。①对于传统产业，要充分利用FDI形成的技术外溢，嫁接改造传统优势产业，形成产业技术群，拥有完整的产业链。②将清洁能源技术、节能技术和碳排放处理技术等能减少污染、降低消耗和改善生态的技术作为引进外资的一条重要评价标准。③在引进外资时要体现国内的产业政策，引导外资投向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对环境友好的产业，发挥外资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先导作用。

(2)新型“走出去”战略。

政府应引导并扶持对外投资项目发展。本文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将有助于减少我国的碳排放量。“走出去”是为了更加合理地利用海外资源和能源。政府应建立新型“走出去”战略，该战略应把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要参考因素，企业除遵守必要的商业规则和国际惯例外，还必须承担在当地的社会和环境责任，将节能环保、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对外经济合作的重点内容，树立国家和企业的绿色形象，同时为国际低碳事业做出相应的贡献。

新型“走出去”战略还应注重投资于研究与开发型技术产业，通过在技术资源与智力资源密集的

发达国家进行研究与开发型技术产业投资，能充分利用海外企业接近当地技术资源的优势，进行

先进技术的跟踪，可更好地开展技术获取工作，从而获得降低国内碳排放的技术效应[13]。中国不

断发展的经济和持续增长的外汇储备为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传统的“市场

换技术”的“引进来”模式相比，可以说是一种主动的、“资本换技术”的“走出去”模式。

(3)转变出口贸易结构，以低碳为基点培育出口竞争优势。

政府应该综合考虑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对环境的影响，协调好出口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鼓励扩大出口贸易规模的同时，出台更加有效合理的环境规制措施，着力提高节能减排技术，对于出口比重迅速上升的部门要着重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强度。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控制部分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提高低污染、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促使出口商品结构向清洁化方向转型，避免成为发达国家转移污染的“污染避难所”。

同时，政府应引导企业在低碳大趋势下构建和提高产品的竞争优势，在生产中注入环境友好

技术，增强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生产出功能更强、质量更好、更安全、更环保的商品，以符

合国际环保标准的产品扩大出口贸易，在对外贸易中达到出口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以改善环

境质量作为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出路，形成出口产品的环境竞争优势[14]。这也有利于我国应对绿色

贸易壁垒。

(4)优化进口商品结构，适度扩大有效进口规模。

通过财税、信贷等政策，突出进口贸易在低碳生产和消费中的引导示范功能，促使进口贸易

与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低碳发展相协调。政府应适度鼓励以下商品进口：①引进有利于环境保

护的高新技术与关键设备，坚决禁止严重污染环境产品和国外淘汰的不利于环境的技术和设备的

进口。②支持高载能产品的进口，如有色金属、钢材、化工产品等。采取开放市场、放松进口保

护等措施，促使产能过剩、污染严重以及重复建设的落后产业全面参与国际竞争，通过市场机制

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编辑：刘照胜)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许广月，宋德勇.我国出口贸易、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0，(01)：74-78.[ Xu Guangyue， Song Deyong.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as Export Trade，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Emissions[J].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2010， (01)：74-78.]

[2]Baumol W J.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Jorgenson A K. Does Foreign Investment Harm the Air We Breathe and the Water We Drink [J]. 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2007， (20)： 137-156.

[4]Eskeland G S， Harrison A E. Moving to Greener Pasture Multinationals and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 70(1)：1- 23.

[5]Copeland B R， Taylor M S.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3)： 755-787.

[6]Machado G， Schaeffer R， Worrell E. Energy and Carbon Embodied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Brazil：An Input output Approach[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1， 39：409-424.

[7]吴献金，肖邵方. FDI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实证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11，(16)：124-126. [Wu Xianjin， Xiao Shaofang.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FDI o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J]. Statistics and Decision， 2011， (16)：124-126.]

[8]李子豪，刘辉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和二氧化碳排放[J].科学学研究，2011，29(10)：1495-1503. [Li Zihao， Liu Huihua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11， 29(10)：1495-1503. ]

[9]孙小羽，臧新.中国出口贸易的能耗效应和环境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混合单位投入产出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04)：33-44. [Sun Xiaoyu， Zang Xi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nergy Consumption Effects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Chinas Export Trade：Based on the Inputoutput Model of Mixed Units[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09，(04)：33-44. ]

[10]谢文武，肖文，汪滢.开放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中国地区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1(09)：164-171.[Xie Wenwu， Xiao Wen， Wang Ying. The Impact of Open Economy on Carbon Emissions：Empirical Test Based On Chinas Regional and Industrial Panel Data[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1， 41(09)：164-171.]

[11]IPCC. Climate Change 2007： Synthesis Report[R].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2007.

[12]李华.浙江省对外贸易对生态环境的效应分析[J].科技创业月刊，2006，19(1)：22.[Li Hua.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Foreign Trade and Environment in Zhejiang Province[J].Pioneering with Science & Technology Monthly，2006，19(1)：22.]

[13]廖站海.基于产业转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D].南宁：广西大学，2006.[Liao Zhanhai.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es transfer[D].Nanning：Guangxi University，2006.]

[14]李莎莎.绿色壁垒对中国出口贸易可持续性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6.[Li Shasha.An Empirical Study of Green Barrier on Chinas Export Trade Sustainability [D].Wuhan：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006.]

作者：王正明　温桂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