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众声喧哗的中国现代史的论述里，一些较为和缓中道的“非革命性”的声音被掩盖。本文旨在检视世界主义在中国20世纪的话语和实践，审视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主义的公共文化在上海的形成，重新梳理并回顾上世纪两位知名作家周作人和林语堂，在应对中国当时的文化问题时，他们另类的主张被拒斥为保守落后、资产阶级、颓废迂腐。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新闻自由国际化应对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北京奥运 我们准备好了
北京向世界宣告：
北京奥运 我们准备好了
□ 本刊记者 纪连生 董晓雅 何方
百年期盼，终于变成现实。2008年北京奥运会，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盛大节日，也是全世界人民的狂欢节。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自豪，我们骄傲，我们荣耀。经过几年的精心筹备，北京以实际行动实践了承诺：北京奥运会将是一个“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
北京奥运系列文章之一：
北京承诺：
奥运新闻自由实行“零拒绝”
距奥运会开幕日趋临近，北京能否实现此前做出的“新闻自由”承诺，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给了心存疑问者一个肯定的答复：北京奥组委将对采访要求实行“零拒绝”政策。有关专家大多认为，由于西方与中国对于“新闻自由”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中国想在各方面让西方百分之百满意几乎不可能。再加上西方媒体喜欢追求“坏消息”，届时不排除出现批评中国的浪潮。因此，如何应对这个麻烦，爱国主义表达到什么程度，这的确是本届奥运会最不寻常的“场外戏”。
西方对北京仍有疑虑。法新社报道称，尽管北京一再做出保障外国媒体奥运期间及前后新闻采访自由的承诺，但国外媒体对此“并不十分乐观”。英国《卫报》认为，刘淇重申此前的承诺，是因为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注访的记者太多，不能给每个人机会。
一名美国驻京记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有关部门很真诚地在兑现奥运新闻自由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他说，向全世界观众介绍奥运会的全部是很有意思的事。他们不想让观众在体育比赛结束后立刻关上电视。观众不仅想看比赛转播，还想通过节目游览一下北京，了解一些赛场外发生的花絮。 “所有外国媒体都希望北京奥运会成功，但如果不能自由报道，怎能有成功的奥运会?”而成功的新闻报道，则是奥运会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马小宁
北京奥运系列文章之二：
奥运会：
“大北京”视角下的“大卫生”
2008年的夏天，北京将敞开她宽厚的胸怀，迎接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0500名运动员和100万观众。对于一座奥运之城来说，这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如何确保这么多客人在北京安全放心地吃饭饮水，确保这座奥运之城不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确保各国运动员、来宾、游客能得到最佳最及时的医疗帮助，是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奥运会的重中之重，不仅全方位考验着北京的公共卫生管理水平，更考验着政府的管理智慧。
北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传染病重大疫情及群发性疾病事件、食源性疾病、病媒生物及控制、宾馆饭店消毒及奥运会定点医院院内感染、放射卫生、环境卫生、饮用水卫生以及高温中暑等八个领域，对奥运会期间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进行风险评估。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都公共卫生事件史料，结合奥运会举办期间所处季节可能出现的情况，参照国际成功做法，对可能影响奥运会的公共卫生事件进行了细致的排查鉴定，共确定了45类事件。其中，艾滋病、流感、军团菌病、中暑、由病媒生物叮咬人引起皮肤瘙痒等属于高危险风险事件。
根据评估结果，北京制定出《甲肝防治工作方案》等18项工作方案和《北京市奥运会霍乱突发疫情应急预案》《北京市奥运会病毒性出血热疫情应急预案》等9项应急预案。
有了细致缜密的预案，更要有对突发疫情及时发现、尽早控制的能力。北京市的疫情网络直报系统始建于2003年非典时期，当时的报告速度为一周左右。近年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北京市全面提升了政府应急管理水平，不断完善了疫情预报及反应系统，随着奥运脚步的临近，网络越织越密，直报随之提速：
——北京已实现37种法定传染病24小时网络直报，监测的触角伸向全市所有667家一级以上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每个医疗机构都配备了电脑，报告时间从5年前的7天缩短至现在的平均10小时以内，全国最快。目前，北京可在半小时内对流感、炭疽、霍乱等作出初步疫情判断，在4至8小时内明确SARS、禽流感、霍乱、O157、出血热等可疑病原体的诊断。
——针对奥运会期间天气炎热容易出现的肠道传染病，北京市又完成了335家肠道门诊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对每一位就诊腹泻病人均化验标本并上报，这在世界上都是独此一家。
——政府出巨资购置了应急指挥车、卫星通讯车、理化快速检测车、现场消毒车、负压救护车等大型应急设备和洗消帐篷、快速化学气体侦检仪等急救装备;市区(县)两级19支应急处理小分队24小时备班，三年来，专项培训和演练从未间断，能够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应对处理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
——实验室检测是传染病诊断的最终依据。自2005年开始，市级财政连续三年投入5.66亿元，更新了疾控中心的实验室设备，引进检测新技术。现在，实验室能检测35种传染病病原体，包括SARS、禽流感、军团菌等新发传染病，覆盖了北京地区存在的所有法定传染病。
——以“大北京”的视角，整合了原本分属18个区县、卫生部、在京高校、科研院所、部队系统的卫生资源，建立了涵盖艾滋病、SARS、人禽流感等重点传染病的“北京市传染病网络实验室”，有效加强了各部门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沟通与措施联动。
——举全国之力确保奥运公共卫生安全。北京与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吉林省、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局)建立了7省区市重大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对鼠疫、霍乱、人高致病性禽流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等重大传染病实行严密监控。定期召开会商会议，及时互通信息，并多次模拟鼠疫、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联合演练。
与此同时,“大卫生”的理念也在全社会普及。2007年初，由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同国家疾控中心、北京市卫生局联合发起了“健康奥运、健康北京”的全民健康活动，作为“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整体活动之一，从限盐、限油、禁烟、抓随地吐痰这些身边事做起，编印的《首都市民预防传染病手册》《首都市民健康膳食指南》两本手册和小盐勺一起已发到全市每户家庭。一年多来，大大提高了市民的健康意识和文明素质。
北京市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系统的“细节到位”、“智慧型管理”，深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如今，奥运之城已经结成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触角延伸至街道和乡镇，24小时敏感地捕捉着各种传染病信息，一旦出现可疑情况，迅速反应。
食品和饮用水可以放心享用，北京奥运会的食品安全标准甚至高于国际食品安全标准，中国完全有信心保障奥运会的食品安全——
粗略估计，奥运期间，奥运村现场接待的人数将超过700万人次，仅竞赛场馆供餐就近300万份，部分场所还要保证24小时持续供餐，而且70%以上是西餐。
食品安全，是北京必须面对的考验。
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在奥运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的全过程。2005年7月,北京奥运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成立,制定了《北京奥运食品安全的行动纲要》。从那时起，北京市政府陆续建成并完善了食品安全监控系统、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和食品安全应急系统，对奥运食品全方位开始了监管。包括制定完善的奥运食品安全技术规范，确定10大类、345个品种的奥运食品安全的技术规范;制定一系列奥运食品的安全包装、储运和标准的适用原则;建立奥运食品安全监控数据库,并对监控数据进行风险评估;建立奥运食品追溯的数据中心，实现“从田头到餐桌，从餐桌到田头”的全程双向监控。
到目前，供应奥运会的食品，不管是不是北京生产的，全部可以追溯原产地，奥运食品运输车辆也将实时监控，运输途中一旦出现车门被异常开启、路线突然改变、温度过高等异常情况，30秒内即可发出预警。
2007年7月27日前，所有奥运场馆内餐饮单位、签约饭店等都要达到餐饮卫生量化分级的最高等级A,所有涉及奥运场馆周围、繁华商业区、旅游景区等重点地区的餐饮单位都要达到B级以上，全市“餐饮消费卫生安全街”将达百条。
北京还建立了11个奥运直接相关区县参加的餐饮业监测体系，定期对奥运签约宾馆饭店、比赛和训练场馆、风景名胜区餐饮单位、集体送餐企业和中小餐馆的凉拌菜、豆制品、熟肉等11类直接入口食品开展大肠菌群和9种食源性致病菌的监测。
市疾控中心的食品微生物实验室每个月都要检测水果、蔬菜、肉类等直接入口食品和餐具各1500件，一年间，共检测了3000余个餐饮单位的3万余件食品和餐具。气相色谱串联质谱仪、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仪……十余台国际先进的检测仪不但能够准确检测国内外常见细菌性食物中毒病原菌及其毒素，就连香港“海鸥菌”等，近两年新发现的食源性致病菌都无处遁形。
食品中兽药和兴奋剂的残留直接影响着运动员的健康和比赛结果。市疾控中心负责此项检测的实验室已经具备了检测动物源性食品中100余种兴奋剂和60多种兽药残留的能力，是目前国内检测种类最全的，在国际上也处于先进水平。每天，奥运指定供货商送检的动物源性食品和检验人员从市场上抽查的肉、蛋、奶、虾等食品样本都要在这里进行严格检查，不合格的一律退出奥运供应体系。
按照时间表，5月，一个由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奥运食品抽样检查小组已经成立;6月至9月，市卫生监督部门将与疾控中心联手，抽检5000件食品样品，检查范围覆盖所有涉奥区县;8月是肠道疾病高发期，卫生部门一直对水产品市场进行定期检测，每次都要从全市18个区县的水产市场随机抽取至少3200个样本，进行肠道致病菌的检测。
人员培训紧锣密鼓。5月1日至7月26日，所有场馆内从事餐饮服务的厨师、部门主管、场馆餐饮经理以及外籍餐饮服务人员都会接受卫生知识强化培训，约两万名相关从业人员会接受健康体检。在7月27日进入赛事运行阶段前，所有奥运场馆、签约饭店要达到国际奥委会公共卫生安全保障标准。
同食品安全一样，饮用水安全也是保障奥运安全的重头戏。卫生人员经常要到崇文区星辰酒店“拜访”，他们随机取走客房里水龙头的水，对水中的34个常规项目进行检测。星辰酒店只是全市180个末梢水监测点中的一个，全市还设有163个二次供水监测点和144个自备井监测点，遍布18个区县,保证城市用水的安全。
对包括“鸟巢”在内的所有奥运比赛场馆、运动员村及签约宾馆饭店的106项饮用水指标的监测，对赛时所涉及的大专院校、旅游景点及来宾可能接触到的水源的检测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对所有宾馆空调系统冷却塔水和洗浴用水进行军团菌检测都将在奥运会前完成，其检测标准甚至比国际标准还要严格。
奥运公共卫生安全保障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对蚊蝇鼠蟑等病媒生物的控制。从2005年到2007年，每到7、8月份太阳落山前后，奥运场馆工地附近经常能看到一批拎着“小灯笼”的人，这是疾控中心的博士们正在用国际先进的二氧化碳诱蚊灯对蚊子密度进行监测，这也是国内首次使用这一技术。目前，他们已完成了31个奥运场馆及其周边、122个签约饭店、22个定点医院和城市主要公共场所的病媒生物危害监测，摸清了病媒种类和数量变化规律，并依此制定了控制技术和方案。专家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有效成分目录，结合绿色奥运的要求，共筛选出60余种绿色、环保、低毒、低残留的灭虫药品和器械。所有药品均无污染、无残留。“我们曾经把灭蚊药投入到一些喷泉池中，池中的鱼没有不良反应。”
奥运之城，食品、饮用水和环境安全的每一个细节都在周密的监测之中。
3000余名“奥运大夫”、166个医疗站、200辆急救车和22家定点医院，四线搭起奥运急救网络，确保奥运期间各国官员、运动员、媒体记者和游客突发疾病时得到及时救助——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假设一个运动员突然在比赛中受伤，他将被如何救治呢?根据北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公布的流程，受伤的运动员将首先由场边急救点的医护人员进行初步救治，如需要可立即送到赛场内的运动员医疗站，由临床大夫进行初诊，进一步诊治即转送奥运村综合诊所，如需转院则由急救车负责将伤员送至奥运定点医院。
奥运会期间，一支主要包括医生、护士、物理治疗师、急救车医护人员、医学院学生在内的3000余人的医疗服务团队，将分赴北京赛区的竞赛场馆、训练场馆和非竞赛场馆担任医疗志愿服务，北京还将在奥运村到22家定点医院之间的沿途路线设置166个医疗站，平均每15000人“拥有”一个医疗站，200辆急救车日夜巡视，其中172辆急救车直接为赛事提供医疗服务。不仅如此，北京市卫生局将在奥运会来临时储备足够的Rh阴性血源，以备外国运动员受伤或发生意外时急用.
奥运定点医院共设22家三甲医院，分工明确，中日友好医院负责运动员患者,北京协和医院负责官员患者，北京安贞医院负责媒体记者患者，北京天坛医院等19家医院将负责奥运村及各个场馆的医疗工作。
现场工作人员、安保人员、警察等都接受过急救培训，特别是在场馆内服务的通用志愿者，已经掌握了一些简单的心肺复苏法。而观众在观赛过程中如感不适，只要招手，医疗志愿者就会立即来到身边，将其送往就近的医疗站;如果情况严重，病人将依靠城市医疗急救体系被转送至定点医院，手持当日门票的观众还可免费享受医疗服务。
奥运村综合诊所虽然名叫诊所，但其专业配置跟任何一家综合大医院相比都毫不逊色，设有眼科、耳鼻喉科、内科、外科等17个科室，还配有两台核磁共振、五台超声波、骨密度仪、六台牙科椅等医疗设备。综合诊所内的606名医护人员全部是来自定点医院的精兵强将。此外，药剂师、放射科技师、检验师及接待人员等也一应俱全。在奥运村开村期间，综合诊所将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承担奥运会90%以上的医疗保障工作。
诊所中使用的医疗统计软件可以把就诊的时间、地点、伤病情况汇集在一起，进行统计分析;医疗影像系统能把病人的医学图像在指定医院间互传，从而进行远程医学会诊;牙科图像管理系统，则可把病人的X光片图像和口腔内窥镜图像呈现在同一荧光屏上，方便医生诊断。本次奥运会期间，奥运诊所还将为10%的运动员进行口腔检查和健康教育，这是历届奥运会所没有的。
同时，部分奥运定点医院也完成了升级改造，改造后更加人性化、国际化、规模化，科技含量也更高;门诊每层都有挂号和收费窗口，电梯里有盲文按钮，指示牌均为中英双语;有残疾人专用的卫生间，感应式洗手池避免了病人间的传染。距离国家体育场最近的中日友好医院负责接待运动员患者，考虑到运动员的高大身材，该院已经从国外预定了10张2.4米长的大床。医院还将启动“奥运绿色通道”，保证把运动员患者从“鸟巢”送到医院的4公里路程耗时控制在10分钟内。不久前刚启用的朝阳医院新门急诊与病房大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市医疗机构中单体面积最大的建筑,可容纳8000人就诊;积水潭医院新手术楼的26间手术室全部是密闭式空气净化手术室，同时配有亚太地区目前功能最全的数字化手术室……
不久前，一辆长9.2米、经过专业改装、可在救援现场进行应急手术的“巨无霸”急救车在北京急救中心上岗，车上载有可供100人使用的应急医疗物资，包括3顶应急充气帐篷，每顶帐篷可在10分钟内扩充为占地40平方米、高3米的现场处置室。车上配备了呼吸机、监护除颤仪、吸引器、可调式无影灯等设备以及相应药品。车体后部的医疗舱通过扩展,面积可达近10平方米。车上搭载有两套供电系统,在救援现场可以提供电能和现场照明。
为了迎接“大考”，市卫生系统决定，奥运会前15天，人员、物资、信息网络和指挥系统全部进入北京战时状态。 奥运会前7天，全部服务运转开通。 场馆开放训练前1天，开始奥运赛时服务。
北京，正在打造一个让世界放心的公共卫生安全之城。
文/吴庆
北京奥运系列文章之三：
奥运接待 考验北京酒店业
据官方一个保守的估计，今年8月8日至24日召开的第29届奥运会将吸引至少100万国内游客和50万国外观光者来到北京。
这个盛会为北京酒店业带来了一个绝佳商机。据报道，这两年北京酒店的房价在逐年上涨，但巨大的游客数量也将考验北京的接待能力。北京奥组委表示，北京的签约饭店在硬件上基本能够满足奥运会接待服务的要求。
不过，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总裁鲍姆加顿日前表示，中国的服务型企业仍不成熟，很多员工训练不足，缺乏专业素质。
空前的接待压力
据悉，奥运会的接待工作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赞助商、各国官员和裁判员等，主要由已经签约的112家饭店接待。这些饭店将提供70%的客房，预计接待5万人。第二部分为运动员和记者，统一住在运动员村和记者村。第三部分是观众和游客，由签约饭店以外的酒店、旅馆负责接待，而签约饭店也将提供剩余30%的床位。
可以看出，前两部分主要是注册来宾。北京市旅游局副局长熊玉梅向媒体介绍说，注册来宾数量将达到50200人，其中，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有17000人，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4600人，注册媒体人员21600人，赞助商及其客人达到7000人。
据北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副部长向萍向媒体表示，目前已签约2008年奥运会的112家星级饭店主要集中在长安街以北，靠近比赛场馆和北京繁华商业区。
据知情人士透露说，大多数游客将不得不选择稍逊一筹的酒店，而且，届时北京星级酒店接待能力仅可满足入境奥运游客的需求，国内游客对星级酒店的需求将难以完全满足。
另据北京市旅游局预测，2008年北京奥运会总计700多万张各类门票中将有20%销往海外，国外旅游者有可能达到60万左右，而国内观众总人数也将达225万到258万人次。北京市旅游局副局长熊玉梅透露说，根据对奥运观众购票倾向的调查，北京奥组委预测在奥运会期间，每天至少有40万人需要在北京住宿。
据悉，奥运会观众的接待工作由北京市旅游局负责。熊玉梅介绍说，根据旅游局的预测，海外观众将需要客房约9万至10万间，国内观众将需要客房16万至18万间。
以上的数据表明，2008年奥运期间北京住宿接待的压力是空前的。熊玉梅表示，那些有关奥运会期间游客数量的数字仅仅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在以往的主要假期里，北京接待国内游客数量也曾超过150万人。
而面对外界对北京现有接待能力能否满足奥运需求的质疑，熊玉梅表示，在世界范围内，北京的接待能力也是领先的。除东京和巴黎外，几乎没有哪个城市可以和北京相提并论。
摸家底补缺口
业内人士对记者分析说，为了实现2008奥运期间接待能力的承诺，北京星级饭店的客房数量需按年均7%左右的速度增长，除此之外，北京还需要大量非星级旅馆饭店来满足市场需求。
据悉，2005年北京市满足接待条件的星级酒店有600家，有200多家酒店的缺口，当时有关部门就提出从环京0.5至1.5小时车程范围内的地区补齐。遗憾的是，在环京0.5小时车程内的星级酒店不过50家，剩余的150多家酒店则不得不走得再远些，从近京的廊坊、保定及唐山遴选。
另据报道，北京市80%的星级宾馆“店龄”都已经超过了10年，按照宾馆行业“五年小装，十年大装”的规律，这些宾馆都要进行一次常规翻新改造。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五金委员会秘书长郑纪文曾表示，北京除了星级宾馆要装修改造外，还将再建一批新的星级宾馆，投资及装修费将近100亿元。
真的需要批量新建酒店吗?国家旅游局曾明确指出，奥运后市场对酒店的需求将降低，北京要避免以长期投资满足短期需求。熊玉梅表示，很多人都误解了800家星级酒店的概念，认为北京市又要建星级酒店了，实际上不是这样，而是要从现有的4000多家旅社中选拔出符合星级标准的，给它们评上“星”。
有关官员表示，来北京看奥运的人，也不都是百万富翁，大部分游客包括海外游客，他们要求并不高。只要干净卫生，有单独的卫生间即可。是否铺豪华地毯，有没有典雅华贵的大堂，跟他们没多大关系。国外的汽车旅馆、青年旅舍等十分流行，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还有人建议说，如果对北京众多的中央各部委以及军队机关的招待所加以改造，已经接近星级饭店的标准，完全可以在奥运会期间接待普通游客。官方认为，算上这些，北京的接待能力将只多不少。
据北京市旅游局局长于长江透露，为了摸清北京住宿业的家底，北京市旅游局进行了半年多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现在拥有非星级住宿设施4023家，客房16万间。
实现奥运“蜕变”
当然，这些“社会旅馆”的现状也是需要面对的，其服务质量普遍不高，卫生、管理、语言接待能力和通讯设施都较差。向萍也坦陈，北京的很多经济型酒店、非星级饭店和其他社会住宿资源的硬件条件和管理情况都不具备接待外籍客人的能力。
据悉，北京市旅游局也寄希望于国际著名宾馆管理集团与4000多家非星级旅游旅馆合作，力图从经营模式上实现这些社会旅馆的“蜕变”。而面对北京奥运接待市场空前的诱惑，诸如英国洲际国际集团、快捷假日、美国速8酒店集团、法国雅高、宜必思等经济型酒店管理集团，对北京非星级饭店的加盟改造纷纷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当然，非星级住宿单位的管理却不能一蹴而就。据悉，北京市旅游局还建了一支奥运会“观众住宿组”，调查研究北京市低端酒店和小旅店的服务。为了提升服务质量，这支团队将向酒店发布服务指导方针。北京市旅游局还出版了几本详细描述奥运期间酒店业服务细节的书籍，作为培训计划用书。
据熊玉梅介绍，预计这些住宿单位将与已签约的星级酒店名单一起，于明年第一季度被链接到奥组委的官方网站，所有酒店的网页都会有中英法三种版本。届时，游客或单位可以在网上直接预订这些酒店或旅馆。
旅游局人士表示，要满足游客需求，一些有北京特色的院落很适合成为接待外国游客的“临时宾馆”。另据报道，北京市在朝阳区开办了城区国际民俗旅游接待户，形成了一系列的家庭旅馆。
熊玉梅表示，现在最紧迫的事项是改进所有酒店的服务质量，特别是城市小旅馆，以满足游客的需要。北京奥运村和媒体村现正在加紧建设之中，据估算，管理服务工作人员就需要4000多人。在北京市酒店服务管理人员已不能抽调的情况下，北京市旅游管理部门到时有可能向国家旅游局申请支援。
实行上限控制价格
据向萍介绍，根据申办奥运会时的承诺，北京各星级酒店住宿价格分为特别价、优惠价和普通价。以五星级酒店为例，对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实行特别价340美元，对媒体实行优惠价370美元，对观众实行普通价425美元。据悉，北京112家签约饭店的房价将低于雅典奥运会和都灵冬季奥运会时房价的水平，但较之北京星级饭店目前的定价有一定增长，增长幅度约为1.4～1.6倍。
悉尼奥运会期间房价涨幅约为2.3倍，雅典奥运会期间则达到了3至6倍。相比而言，看上去北京的涨幅是比较低的。向萍强调说，赛时具体房价还将视饭店行情、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等因素而定。
另据了解，对于已经注册的人员，在奥运村住宿免费，媒体村的住宿价格低于三星级标准间的平均价。而奥组委签约饭店中的30%客房还可以自由销售，但价格估计会比较高。
熊玉梅向记者表示，非签约星级饭店和经过升级改造的各类住宿机构会以合理价格满足这些游客的住宿需求。这个价格将由住宿单位自行决定。但是，在奥运会期间，北京奥组委将对签约饭店的价格实行上限控制。也就是说，散客客房的价格，也将以申办时的承诺价格和签约饭店价格为基础，参考悉尼、雅典奥运会时的价格水平来确定。
文/郇丽
北京奥运系列文章之四：
奥运考验中国“软实力”
奥运第一次把中国推向世界舞台，作为东道主，我们不但要在舞台上演好自己的角色，还要让所有的表演者演好自己的角色;不但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负责。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它不但考验着我们的硬实力，也考验着我们的软实力。
对于奥运的重视、筹备、组织、建设，我们的硬实力没的说，就是棒。我们的“水立方”、“鸟巢”、“射击场”、“奥运村”等等建筑和设施，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能够给奥运大舞台上所有的表演者提供全面的、高质量、优质的服务。
现在关键看我们的软实力了。所谓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基础设施等硬实力而言的，是指一个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等。
就拿为胜利者鼓掌来说，有外国朋友给咱们预测过，说这次奥运会上咱们中国金牌总数第一，咱们先不说这个预测准不准。就说假如一场有中国对手的比赛中国选手失败了，对方赢了，我们能够跟咱们自己得了冠军一样，为对手欢呼、鼓掌吗?特别是我们期望值特别大的项目，冠军被别人夺了，我们怎么办?
再有，我们在看对观众有特殊要求的比赛时，我们能够自觉地按照比赛的要求做吗?比如，有的项目需要把手机关闭或调到震动模式，我们能够做到吗?观众席上会不会出现此起彼伏的手机响声等等，这些都考验着我们的软实力。这时的奥运舞台，不单舞台上的演出者在演，舞台下的观众同样在表演。双重的考验，双重的责任，我们应该怎么办?
汶川地震，我们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经受住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重考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相信我们也一定能够经受住奥运大舞台的考验。在别的国家的运动员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同样要给予热烈的欢呼和掌声，因为人家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是“地主”，我们有责任让客人满意和高兴，那是我们应有的风度。更何况我们自古对待客人的方式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观看比赛，因为有各国的朋友参加，我们当然先要让客人为先，让路、让厕，一切先紧着客人。不能仗着我们人多，又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就耀武扬威，或者不听指挥、不按照赛场的要求办。那样不但影响比赛，还会丢我们国家的脸，因为观众席上的 每一个中国人都代表着中国，代表着中国软实力的水平。
文/李铭
作者：纪连生 董晓雅 何 方
世界主义与20世纪中国另类现代性
摘 要：在众声喧哗的中国现代史的论述里，一些较为和缓中道的“非革命性”的声音被掩盖。本文旨在检视世界主义在中国20世纪的话语和实践，审视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主义的公共文化在上海的形成，重新梳理并回顾上世纪两位知名作家周作人和林语堂，在应对中国当时的文化问题时，他们另类的主张被拒斥为保守落后、资产阶级、颓废迂腐。然而，借重历史的“后见之明”，我们不妨对中国的现代性多作探究，也对当时的思想家有更持平的判断和评价。
关键词：世界主义;20世纪;中国现代性
中國现代史的编纂一贯着眼于国族主义，在大叙述中强调中国走过自由解放、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资本主义的艰辛历程。在众声喧哗的革命论述里，一些较为和缓中道的“非革命性”的声音，比如温和的世界主义，轻易就被掩盖。本文旨在检视世界主义在中国20世纪的话语和实践，再次审视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主义的公共文化在上海的形成，重新梳理并回顾上世纪两位知名作家，周作人和林语堂，他们都是现代中国世界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应对中国当时的文化问题时，他们另类的主张经常被拒斥为保守落后、资产阶级、颓废迂腐。然而，借重历史的“后见之明”，我们不妨对中国的现代性多作探究，也对当时的思想家有更持平的判断和评价。
第一本阐述中国世界主义的英文著作出自美国历史学家列文森之手，《革命与世界主义：西方舞台和中国舞台》出版于1971年。此书完成于文革初期，那是中国闭门锁国、拒绝与外界互动的年代。在为此书收尾时，列文森对中国暧昧不明的世界主义发出伤感的诘问：
然而，在这波世界主义的浪涛中，中国是否已找到着岸的沙滩?那些怀抱信念登上西方舞台的知识份子，让我们看到了什么讯息?文革把这些希望的火光掐灭，结束了他们孤寂短暂的生命。他们显得无足轻重，即便已将阿施(Asch)带到上海。然而，恰恰就是他们被边缘化的遭遇，那些强加于人的限制，更凸显了他们存在的意义。①
世界主义在中国得到小众的拥戴，虽被国族主义和革命浪潮所淹没，却始终顽强地屹立在华人世界的边陲。这把声音虽不宏大，却有其贡献。据此书前言的执笔人魏斐德记述，列文森原先是构想以现代中国为对象写出三部巨著——分别为《地方主义》《国族主义》和《世界主义》。②诚然，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和知识的主流就是国族主义(或地方主义)和革命，乃至来自本土或西方的激进冲击。世界主义在毛泽东时代被标签为资产阶级的产物。
对于民国时期世界主义的原貌，尤其是半殖民地的上海，目前的重构工作重点有两个：其一，世界主义公共文化的涌现;其二，现代美学的推动，或谓之为超然卓群的审美。在现代中国文化和思想史考古学里，世界主义被开发，被重塑为一种另类的现代性，或是对中国现代性的另类反应。
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取得政权以前，上海一直是现代中国文化的中心，也是世界主义文化的中枢。但是在红色中国的矮化下，其“资产阶级”的特质被压抑数十年。上世纪90年代，上海又摇身一变成为国际都会。李欧梵形容上海在1930-1945年代是世界主义的温床。他如此定义：“与其说向殖民学舌，我视中国作家在十里洋场亟欲拥抱西方文化，为一种趋向世界主义的表现，也是中国现代性的一种面向。”③
那时的半殖民地上海，是个充斥多样文化和物质的公共领域。这个场域包含印刷文化、杂志和报章、外国电影、翻译文学、现代文学、现代建筑、进口时装、摩登音乐、舞厅林立，呈现一派繁华都会文化景象。
彼时英文期刊在上海印刷、发行，这类以英文发声的刊物的流通，被称为“国际化群体”④，当中包括《中国评论周报》和《天下月刊》。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在1930年9月13日《中国评论》刊登的一篇文章，提出了在上海成立自由国际俱乐部的呼吁，宣称这是一个能“让世界公民跳脱国家主义思维窠臼”的会所。⑤《天下》隐含“普天之下”之意，把上海人一心向外求索，向往现代世界的心态表露无遗。
以暴烈革命姿态或温和世界主义，发掘和推进中国现代思想的差别，可以在周氏兄弟身上看到端倪。鲁迅和周作人，他们分别在创作中找到自己的定位。鲁迅写现代小说，强调革命的重要性，并被称为左翼作家群的领军人物。毛泽东曾誉其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周作人则退守自己的创作园地，在苏文瑜的语境里，鲁迅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典范，而周作人则对现代性做了另类的回响。⑥我则认为，这两人的差异可定性为“革命式的现代性”和“美学式的现代性”。革命式现代性以饱含目的论的、激进的、反传统的手段解决问题;反之，美学式现代性则以超脱的姿态调和今昔、东西之间的罅隙。
周作人以创作小品文著称。美学或美学主义，原就优先于直接的社会作用。第一个引介王尔德和美学主义到中国的，正是周作人。他成了现代西方美学和传统中国文学接壤的桥梁，崇尚文学写作中的“趣味”和“本色”，回溯了明代文化标杆“三袁”，尤其是袁宏道。他自外于政治漩涡，主张容忍和自重，并呼吁文学应有自主性。因不认同火爆文学，周作人推崇文学中的“平和”和“冲淡”，这也是古典诗歌的本质。对他而言，品味文学就像浅尝茶水的苦淡，其后他又提倡将美学融入日常。日本的茶道，堪称艺术和人生的绝妙结合，保留传统不意味着是对现代性的背叛。周作人力求在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艺术与人生之间取得平衡，他本身就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包括希腊、日本和欧洲作品。
在1922年出版的《自己的园地》选集里，周作人阐释了本身的文学理论。⑦他不反对“艺术是人生的投射”这个普世共识，也赞同艺术和人生密不可分;但他强调艺术必须自主，不该被绑架作为生活中服务的工具。
在同一本选集中另一篇题为《文艺上的宽容》的文章，周作人点明宽容是滋养艺术的必要条件。臣服于权力，只会失去独立性。宽容并不意味着向权势低头，过度的压迫也会形成反扑。宽容，是包容他人自由意识的一种姿态。
周作人的美学观不受国内外政治所囿，但20世纪混乱的政治现实，令他也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自由自在的艺术人生，对处于残酷现实的人们来说，已变成海市蜃楼。在北平沦陷前夕，周作人没听从胡适和其他友人的劝告，及时撤离。留在北平的他，或许迫于形势不得不与日本人周旋，为此在二战后背上汉奸的骂名，名誉扫地。然而，1980年代开始，周对中国现代性话语做出的贡献得到重新检视，人们渐渐从不一样的角度做出判断，不再由官方论述的毁誉作主导。
在被遗忘和边缘化数十年后，林语堂也在近年重新被中国学者所重视。其实在中国20世纪，他曾经是自由世界主义一个伟岸的身影。学者钱锁桥在专书里提出见解，认为林语堂在极端的国族主义和全然的西化方针之间，提供了一个通往中道现代性的窗口。无可否认，周作人必然对林语堂有所启发。钱锁桥在书中如此形容两人的交谊：
林语堂呼应周作人的看法，相信传统并非一成不变，应该适度对抗西方现代性的影响力，从而推演出平衡综合的现代中国文化。以周作人马首是瞻，林也发现晚明和清代的“性灵”派作家如袁中郎、袁枚和金圣叹，皆在生活中建构现代美学。有别于周作人的是，即使是富批判性和去政治化，林语堂的自由主义并没偏离主权国家的范畴。⑧
林语堂的文学创作也饶有意思，他既为华文读者写文章，也写小说以飨英文社群。此外，他也撰写双语文论。他的小说销售到西方，让外籍人士一览汉族智慧和生活之道。他曾一度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华人，是中华文化在西方的“载体”。他互译中西概念，中文读者认识幽默二字就得益于林的翻译，使其成为华文词汇之一。幽默确实是处世之道，也是林语堂之中级现代性的特有策略，让他在纷乱的国际局势安身立命。他也译介了晚明美学中的“性灵”和“闲适”，这两方面也成了林的美学中心教义，此一美学现代性贯穿今昔、中西。
林语堂当时是站在前沿的双语作家，定期供稿给英文期刊《中国评论》、中文刊物《论语》和《宇宙风》。钱锁桥形容林语堂的文学性灵具世界性：
林语堂向我们展现的就是日常生活的现代性，他双语写作中的文学实践正是上海风华的典范。这种独特的国际化形态，正符合饱经极速现代化的读者的期待。在1930年代的中国，这种现代风范包含了政治和美学的需要。⑨
钱锁桥也指出，林语堂的美学形态契合他的政治立场。林语堂所处的世代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势力，国民党是极右的集权政党，有“白色恐怖”称号，对政治和文学的表述高度钳制。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革命则宣扬一种单向的未来。在极左和极右之间，林语堂寻求知识性独立，倾向多元性、开放公共领域，提倡宽容和自由表述。然而，这不表示林语堂完全站在社会政治的外围，正如钱锁桥所述：“林语堂的自由实践并非远离权力政治，而是在那个狂热分子争相谋权的世代，力求维护一个能自由发言的公共空间。”⑩
林语堂写于1933年的双语文章《上海赞歌》，生动刻画了这座现代城市的两面性。上海是个龙蛇混杂的都会，就如波特莱尔笔下的“恶之花”。林语堂陈述了令人目眩的繁华和罪恶，并存于这个城市。英文版的描述如下：
上海很糟糕，非常糟糕。糟在她融東西方鄙俗于一身，她那肤浅精致的表象，赤裸裸毫不掩饰的拜金和铜臭，以及空洞庸俗的低品味。她糟在包容了丧失天然美的女人、被剥夺人性的苦力、死气沉沉的报纸、去资本化的银行，以及失去国籍属性的生物。她因她的伟大和怯弱而糟透了，畸形邪恶而愚痴：耽于可怕的享乐和奢华，沉浸在泪水苦涩而堕落。状似不朽的高大建筑群耸立在堤岸边，而卑微小茅屋中的生命则靠垃圾桶里觅食豢养生机。事实上，人们可以这么歌颂这个伟大可怕的城市：“噢!伟大又莫测的城市!为你的伟大崇高和不可思议，再三献上赞美!
上海是个耽于享乐、自甘颓废、有违人性的城市，然而林语堂在文末却以颂扬这是“全中国最安全的地方”作结语。这种矛盾情绪张弛的是：在全中国没一个地方比上海，更能让人体会出现代性的欢欣与酸楚。
秉持着幽默和善念，林语堂揭示了各种问题，直面社会关怀，直指中国人在现代社会的各种作为。给期刊供稿，也是促进世界文化大同的一种方式，就如他执笔的这些篇章：《谈言论自由》、《论西装》、《为洋泾浜英语辩》、《摩登女子辩》及《论裸体运动》等。在现代中国史上的特定时期，也是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时，他尝试在非常时期辩论重要议题，但却不能完全自由想象和推行一些事。他在言论表述和国难当头之间寻求脆弱的平衡，纵然以“春游”做譬喻来指代某些事情，并不一定恰当。他在《梦影》一文中如此叙述：
春天来到了我的花园，她一直都在。难就难在描述春园时，怎么道出花园和春天对年青中国的爱国情怀。信不信由你，我一直被迫让大家知道，在这国家危难之时，我还有心情到安徽踏春。衙门媒体和穷酸文人纷纷对我的出游发出怒吼，更糟的是，我竟还带着一本旧体小说同行。那些无产阶级作家不能谅解我拥有一座花园，哪怕它是租来的。“你明知道成千上万的工人们在挨饿，竟还有闲情住花园喂鸽子?”一群人在叫嚣“春游登高，还读写旧体小说，中国怎能不亡啊!另一伙人也发出不满。”
林语堂用他的“林氏幽默”，写出了人们在面对国难之际，如何图享个人安逸。贪图一己的享乐，是戴罪的欢愉，群众利益才应该是首要的关切点。一些狂热分子认为春游或栽种个人园地都非常人所为，故此林语堂只能在白日梦里“踏青”，文章的其它部分对这个梦有更多的诠释。
在双语文章《我不敢游杭》中，林语堂向左翼和右翼分子对他做出污蔑的人，提出极具犀利嘲讽意味的反驳。他说他被严厉指控，其一的罪名是他通过《论语半月刊》译介了“幽默”，左翼分子说“在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农民时还笑得出来，就是一种大罪。”，“你不敢面对现实，也不敢嘲讽现实，所以你只会耍幽默，将所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黑暗和不义都付诸一笑，仅此而已。”
他的第二项罪名，是提倡小品文创作。左翼分子指控，小品文是休闲阶级的文学风格，不能对应当代世界面对的艰难处境。至于第三条罪名，则是指他”脱离现实生活，重现明代陈腐的文风”。然而对他来说，那正是中华文学最有意思的时期，但左翼指责他沉溺于封建文学。他的第四宗罪则来自“法西斯主义者”，谴责他去春胆敢在艰困时期去杭州，一个中国人在不适当时的奢侈享乐。饱览杭州美景，是一种罪恶的快乐。因此，对于来自左右翼两方面的攻击，林语堂不得不为自己辩驳。他保持稳健中道，不轻易掉进某些意识形态，虽然有时候借由意识形态会更有说服力和政治正确。
想当然尔，当时对林语堂的批评排山倒海。其中有年轻的胡风(1902-1985)，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有才华、最勇猛、最著名的批评家之一，他以一篇刊登于1935年1月的辛辣长文《林语堂论》一鸣惊人。他细述了林语堂的作品如何从一个热血进步的五四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30年代一派悠闲高雅的绅士。据他分析，林语堂思维中的“个性”、“自我”、“悠闲”和“幽默”，既和社会脱节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回避。胡风本身就是一个无畏并狂热的马克思文学理论家，是鲁迅最信任的晚辈。历史证明，胡风无可避免地成了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的受害者。回顾并重新定义现代中国知识份子的过去，今日的学者或许同情、认同林语堂的主张，但是在那个充满革命激情的时代，这种现代性看起来过于保守和恬淡。
在内政上对极左和极右阵营保持距离的同时，林语堂也极力在东西方的国际情势上维持平衡姿态。他经常在写作中将东方的传统哲思传递给西方读者，就像一个睿智的文化使者。无可置疑的，他浸濡于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本质化，也是中国的东方主义学的话语的奠基者之一，但他从没在根本上拒斥过东方或西方。五四以来，激进的、全方位的反传统主义，形成了一股文革式的旋风，席卷中国人思维。林语堂温和谦让的调调在中西文化看来，于极端分子酝酿的政治气候中独特的存在。他的一篇双语文章《论中国文化之精神》原是在1932年给牛津大学和平组织的一篇演讲稿。他在此文中强调中国人的“人性”，就是中华文化最杰出的特点。他做出如下说明：
中国的人文主义者相信，人生真义问题已得共识。在中国人看来，人生真义不在于死后来世，因为基督教所谓此生难解;也不在于涅槃，因为这太玄虚;也不在于建功立业，因为这太浮夸;也不在于“为进步而进步”，因为这毫无意义。中国人只以实务的态度来寻求真意，那就是享受淳朴的生活，尤其是家庭之乐，以及五伦的和睦。
林語堂悠闲生活的观念，呼应了周作人的美学人生观。两位作家似乎对当时知识分子声嘶力竭的呐喊充耳不闻，很容易就被指摘为无视劳苦大众。林语堂投射出中华文化的恬静、安适的前现代景象，完全迥然于坐立难安、急于达到目的的现代人。但追根究底，作为跨文化桥梁的翻译者，他吁求的是东西方相互的了解和融合。在文末他如此写道：“我相信英国人能从学习中国人的闲适中得益，中国人也能从英国人身上学习到信仰的可贵，那双方都能有所收获。”这就是林语堂眼中的世界主义的根本。
林语堂是个平民人权的拥护者，他的《论自由》针对自由言论发出了最有力的诉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最缺乏的。他如此娓娓道出：
可想而知，言论是讨厌的东西，言论自由在官僚眼中更是极度讨厌，他们喜欢静默的人，尤其是痛了也不吱声的人。打个比方，若现在有个公共安全局的密探混在人群里，他一定觉得我这个人很讨厌，把静坐不语的你们视为守口如瓶的好国民。这是自然而然的，你必须认清：我们要求言论自由，就意味着当官者失去为所欲为的自由。他们热爱自由，一如你我。当你要求新闻自由，就等于要他们放弃钳制新闻;当你要求宪法赋予你自由，就是要夺走当权者任意枭人首级的自由。
令人感伤的是，林语堂当时对官民之间的对立关系一针见血的议论，现在依然掷地有声。林语堂呼吁新闻自由，作为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有效操作。他也视自由为宪法保障的权力，官僚侵害人权的滥权行为应被杜绝。不论是执政者或革命党，左翼或右翼分子都不会认同林语堂的说法，因为他们都必须借着打压个人自由达到集体控制的目的。拥有话语权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力，任何掌权者都不应剥夺。林语堂对中产阶级公共领域自主权的坚持，在那个时代似乎不合时宜。
纵观西方和其他区域的现代化经验，关于两个截然不同又相互冲突的现代性可以充分概括一切。其一是进步的现代性，线性发展、科学、科技、社会与经济的转变、务实主义及理性崇拜;反之，则是美学式现代性，往往与前一种现代性的价值相悖。它高举文艺自主的大纛，主张“为文艺而文艺”，脱离实用主义的思维。这是一种“个人的、主观的、想象的自我延绵，一种个性化了的现代性”。这种吊诡的现代性，在经过修正以后，也适用于中国的语况。在20世纪的中国，主导的现代性就是激进、革命、国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现代性。一个地下的第二现代性出现，并渐渐浮上台面。这是糅合了美学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现代性，周作人和林语堂就是这种中道的、并具和缓性的现代性的代表人物。由于第一种现代性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了主要话语权，这第二种现代性就被称为另类现代性，是对主导性论述的折衷方式。
此外必须强调的是，林语堂所呼吁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建立宽容多元的公共领域，这类主体间相互沟通的公共文化，对现代社会的运作至关重要。世界主义有架起桥梁的作用，把两种分歧的现代性——理性科学化和美学个人化联结起来。在推动多元视角的现代性方面，林语堂是个责无旁贷的代言人。世界主义不单是个人在特定国度的私领域愿想，这是关乎培养现代世界的公共文化的先决条件。
从各方面来看，在殖民和帝国主义当道的世代，现代国际秩序并不推导世界主义的延伸。对他人压榨的工业化国家，只会造成敌意和不信任。现代中国一直逃避不了遭外辱接续不断的蹂躏，这导致她选择关起门锁国自闭。
对此，康德提出了“世界公民权”这个创见。在《论永久和平》这极富开创性的论述中，他把“世界主义”定义为“普世待客之道”。他如此写道：
所谓待客之道，就是不把外来的陌生人当作仇敌：可以拒绝接待但不应造成破坏，只要是平和的自处，就不该受到敌意对待。长久居留的访客不是必然被接纳，因此善意的协定有必要存在，让外来者拥有限期居留的权力。这只是短暂的寄居，一个人必须拥有的权利。这是人类共有地球每一寸土地的美好，作为地表上的一分子，没有人该被分隔驱散，而应相互容忍彼此的存在。究其实，没人可以独占这个世界的任何部分。
康德进一步说明”文明”的欧洲人的行径，是对这种待客之道的一种讽刺。他们侵占他人的土地，还奴役在地人。他如此说明：
和这份美好相对的是，文明所展现的是不友善，尤其是商业挂帅的国度。他们对自己所到访的国家和人民的不公义(等同侵略行为)，已到令人发指的程度。美洲、黑人栖居的土地、香料群岛、好望角等等，在被文明入侵者发现时，都被当作是无人之地，对原住民视若无睹。在东印度(印度斯坦)，以建设经济工作为借口，这些人引进外国军队来压迫原住民，在许多区域引发战争、饥荒、叛变，罄竹难书的劣行足以磨灭人性。
康德旋即在文中提及中国和日本，和我们今日的观察相关。他继续写道：
中国和日本都有面对这种不速之客的经验，并从此聪明地将其拒之门外，前者只欢迎外来者到达口岸但不许其入境;后者只接触一类欧洲人——荷兰人，但待他们如囚徒，不准他们与居留者有所联系。
康德对中国抵拒欧洲访客做出了合理判断，他详解了满清政府为何对欧洲人下逐客令的政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自此依然肆无忌惮地向外侵城掠地，中国在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势力的侵略，爆发鸦片战争;随后在19世纪末又遭日本帝国的入侵，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会不欢迎外来势力，是因为这些外来者先展示了敌意。由此可见，世界主义难以在20世纪的中国扎根，不无道理。国族主义轻易就凌驾于被视为不切实际的世界主义。然而，时移势易，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和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局下，全球化在中国内外势不可挡。就如批评家所言，“全球互动网络的架构造就了一个可行的世界主义秩序。”虽然全球化在现代伊始就存在，但全球化目前的比例和力量在现代历史中是空前的，这是连康德也没预料到的。在新国际秩序下，现在不啻为一个检视世界主义的本质、条件和局限的最佳时机。
① Joseph R. Levenson， 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Chinese Stages， with a foreword by Frederic E. Wakeman， Jr.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Press， 1971)， pp.54-55.
② Frederic E. Wakeman， Jr.， “Foreword，” in ibid.， p.x.
③ 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China： 1930-1945(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99)， p.313.
④ Shuang Shen， Cosmopolitan Publics： Anglophone Print Culture in Semi-colonialShanghai(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2009).
⑤ “Proposal for a Liberal Cosmopolitan Club in Shanghai，”The China Critic， September13， 1930， p.1085.
⑥ Susan Daruvala， Zhou Zuoren and an Alternative Chinese Response to Modernit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
⑦ Zhou Zuoren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香港，九龙：实用书局1972年版。
⑧ Qian Suoqiao， 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1)， p.60.
⑨ Qian Suoqiao，“Introduction，”in Lin Yutang， Selected Bilingual Essays of LinYutang， 林语堂双语文选ed. Qian Suoqiao钱锁桥编选(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xviii. 文字由译者翻译。
⑩ Ibid.， p.xix. 文字由译者翻译。
Lin Yutang， Selected Bilingual Essays of Lin Yutang， p.1. 文字由译者翻译。
Lin Yutang，“A Day-dream，”in Selected Bilingual Essays of Lin Yutang， p.147. 文字由译者翻译。
Lin Yutang， “I Daren’t Go to Hangchow，” in Selected Bilingual Essays of LinYutang， p.175. 文字由译者翻译。
胡风，《胡风全集》，第二卷，《林语堂论——对于他的发展的一个眺望》，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7页;第6-27页。文字由译者翻译。
Lin Yutang，“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in Selected Bilingual Essays of LinYutang， pp.46-47. 文字由译者翻译。
Ibid.， p.54.
Lin Yutang，“On Freedom of Speech，”in Selected Bilingual Essays of Lin Yutang， p.97. 文字由译者翻译。
Matei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Modernism， Avant-Garde， Decadence， Kitsch， Postmodernity(Durham， NC： Duke UP， 1987)， pp.41，5.
在拙书China， TransnationalVisuality， Global Post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P， 2001)， pp.75-78的“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和其他篇章及注释，我总结了两类中国现代性视野存在的差异：“总体而言，文化理论与批评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已从激进转向和缓，以呼应回归中国固有的文化和思想传统……1919年的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转捩点，它奠下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流诠释。打着启蒙、救亡、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而起，五四运动奠基为新旧之间、传统与现代的对立面。启蒙的功能，就是剔除挡在现代文化建设道路上的封建主义残绪、迷信与旧传统。”(ibid.， p.75)。对周作人和林语堂这类知识分子的重新评价，就是在20世纪末迄今展望中国现代性的临界点时，对激进主义占据话语优先权的一种否定。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ed. and intro. Lewis White Beck(Indianapolisand New York：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57)， pp.20-21. 文字由譯者翻译。
Ibid.， pp.21-22. 文字由译者翻译。
James Bohman and Matthias Lutz-Bachmann，“Introduction，”in Perpetual Peace：Essays on Kant’s Cosmopolitan Ideal， ed. James Bohman and Matthias Lutz-Bachmann(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p.8.他们如此定义全球化：“一般而言，全球化可以定义为国际社会之间架起的一座迅猛发展的联系网，创造包括全球经济系统、通讯系统，以及跨统治阶级互动的网络，组织起多边的外交和法规以约束相关政府和国民。”(ibid.， p.8).
(责任编辑：庄园)
作者：鲁晓鹏 陈晞哲
用新媒体改进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摘 要：新媒体的出现和迅速发展，给新时代的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比起传统媒体，新媒体具有其自身的特点：时效性强、覆盖面广、内容丰富、即时性、便捷性、交互性、平等性等。这些特点在新媒体的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作用。作为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型栽体，新媒体发挥了其宣传者、引导者、监督者、积极的社会动员者等的作用。但是，当前社会中，新媒体在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传播信息不真实、传播内容不健康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对策。
关键词：新媒体;改进;青年;思想政治工作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日渐普及，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媒体迅速发展起来，我们的生活也愈来愈受到这些新兴媒休的巨大影响，接触新媒体的企业员工，特别是青年在思想及价值观上都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这些都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型载体，新媒体对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不可小觑，只有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1应用新媒体是新形势下引导青年的必然选择
教育和引导青年，是共青团重要的战略任务。新形势下，新媒体越来越成为推动共青团工作的深层动力，成为准确把握青年思想动态、切实了解青年实际情况、有效引导青年思想行为的必然选择。做好教育和引导青年工作，探索如何利用互联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形势下，必须以积极主动、开放包容的态度面对新媒体，趋利避害，化弊为利，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1.1青年大量使用新媒体
青年是网络、手机登新媒体的重要使用者，当前，科技产品升级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成为青年成长的重要环境，成为亲年日常学习、生活、娱乐以及社会参与的重要途径。新媒体对青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青年对其具有天然的亲切感。可见，青年是重要的网络群体，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新媒体的主要使用者。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在青年群体中的普及，必然会对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 产生深远的影响。
1.2新媒体在教育引导青年中有重大优势
与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是建立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的，能够“使传播信息大大扩展、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传播方式大大丰富”①，在教育和引导青年过程中具有重大优势。
第一，数字彻底改变了信息的储存方式。数字技术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他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媒体的巨大技术变革，成为新媒体最显著的特征。数字技术实现了传播内容的数字化，改变了现代信息的传播形式和载体，是媒体传播形态发生了本质性转变，对社会传播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第二，新媒体具有更大的交互性和平等性。相对传统的信息发布和被动接受，新媒体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交互性和平等乡，实现了“一点对多点”到“多点对多点”的转变。在新媒体环境中，每个网络参与者都享有发布信息的权利，他们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和消费者，还是信息的发出者和传播者。他们在网络中享有更大的主动权，可以决定接收内容，可以随时进行信息反馈，可以随时发布信息，实现;信息发布着与信息接受者的良性互动。
第三，新媒体具有更强的即时性和便捷性。传统媒体的信息采集、制作播出，一般都需要相对更长的时间，而新媒体拥有快捷的网络，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一条信息发布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实现大范围传播，甚至传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手机端新媒体，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信息和接受信息，例如，人们利用微博、博客、微信等媒介在现场对重大事件进行网络直播。新媒体的这种即时性、便捷性是以往任何媒体都无法比拟的。
1.3新媒体是了解青年发展状况和思想动态的重要途径
了解企业青年的实际状况和思想动态，是共青团实现教育引导智能的前提，是共青团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对青年进行了解，存在很多方式，可以通过直接与青年对话，可以通过家属访谈，可以通过座谈会，还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等等。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共青团接触和了解青年发展状况和思想动态的方式和途径也需要不断实现创新。
新形势下，网络、手机登新媒体已经成为广大青年获取信息资源的主要渠道，也成为广大青年表达思想观点和社会诉求的重要平台。这些不断发展创新的新媒体形式为共青团及时了解、有效掌握青年的发展状况和思想动态提供了新载体、新途径，同时也为共青团用先进文化教育和引导青年提供了丰富资源。通过各种新媒体，共青团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到青年的思想动态，价值观念、生活诉求，更加清楚地了解到青年的实际发展状况。这要求共青团积极利用新媒体了解青年各方面的信息，为青年搭建起学习平台和信息平台，引导青年努力学习、积极向上、使新媒体称为加强青年思想教育、展现青年精神风貌的重要载体和途径。
2新媒体时代企业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挑战与机遇
2.1拓展和延伸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空间
网络信息覆盖面大，内容丰富，传播速度快，可以为广大青年员工提供职业规划、继续教育、业务培训、文化娱乐等各种信息服务，因此，网络可称为百科全书。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国际化的特点日益明显，员工可以在多媒体终端上，随时了解企业内部、国内、国外的大量信息。
2.2丰富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现代化手段
近几年，网络技术发展有力地推进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现代化。网络的快速发展及其特点，使思想政治工作在内容、形式、方式、方法、手段等诸多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网络所具有的开放性和民主性等特点，要求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既要坚持网络宣传的主旋律，又要研究宣传形式的多样化问题，以适应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改进方式、方法，努力增强说服力、影响力和战斗力。
2.3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群体化
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主要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面对面地进行，大众性、群体化的特征比较明显。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青年涉猎信息的渠道很多，加上当代青年独立性、个体性的日益增强，如果仍沿用过去大众化和群体化的教育方式，显然已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从“面对面”到“键对键”。与此同时，网络也拓宽了企业民主管理、对务公开的渠道。思想政治工作上网，通过局域网开辟专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形势政策和任务教育，并且可以交流思想，上情下达、下情上传。通过设立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平台、门户网站，可以反映企业员工呼声，收集建议，开展网上调查，有针对性地做好企业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
2.4新媒体增加了共青团工作方式方法创新的压力和动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新媒体不断更新表达形式，并且能够将文本、声音、图像等信息集于一体，从而对青年产生巨大的感染力和强烈的吸引力，也成为共青团工作“提供了一种高效快捷、广覆盖、低成本、平等互动、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且为青年乐于接受的组织动员方式”②共青团将新媒体作为一个平台充分利用动漫、图书、歌曲、微视频等各种文化形式，不断实现着自身方式方法的改进和创新，进而激发广大青年的内在活力，激发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满足青年的各种需求。
新媒体自身形式的不断创新，给共青团工作方式方法带来了压力，也提供了动力。一方面，新媒体对共青团和团干部提出了新要求。新媒体逐渐成为共青团教育引导青年的重要工具，这就要求必须熟悉新媒体、掌握新媒体、应用新媒体、并要求广大团干部必须掌握新媒体应用技术、熟练使用新媒体、学会通过新媒体开展日常工作和教育引导青年。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为共青团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有效动力。在运用新媒体中，思想政治工作者唯有与时俱进，汲取新思维、采用新手段，结合水文行业实际，以人为本，充分利用这块新的舆论阵地，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永葆活力。
3利用新媒体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
3.1拓宽新媒体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
新媒体是一种新兴事物，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空间还很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采取多种方式利用新媒体。一是构建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一平台，进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主旋律思想宣传，进行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民主精神的传播，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教育。二是构筑思想沟通的新渠道。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沟通更加便利.电子邮件、手机短信、论坛以及一些聊天工具都能非常有效地为思想政治工作服务。
3.2提高新媒体从业者及大众媒介素养
首先，新媒体从业者的媒介素养至关重要。新媒体在“新闻自由”的庇护下，出现了诸如有偿新闻、虚假报道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提高新媒体从业者的素质来解决，只有还新媒体一方净土，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在良性环境中孕育，起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另一方面，唯有此，传播者才能始终恪守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诚实、客观、公正地反映新闻事实，才能使新闻报道具有权威性、可信性，利用新媒体进行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有人信、有人听。其次，受众的媒介素养也关系着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大多数受众缺乏对媒介信息的正确判断力，他们对媒介的认识主要出于感性认识，时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如对信息内容的正误、优劣缺乏应有的判断力。网站上鱼龙混杂，有着各种各样的舆论、思想，手机也在传播着各种各样的讯息，在这些思想冲击面前，只有具备良好的媒介素养才能保证自己不会迷失双眼，不受人左右。
3.3对新媒体实施有效监管
对于传统媒体，我们的监管手段比较成熟，对于新媒体，由于其自身的特性，监管具备一定难度，比如某个论坛的发帖，我们无法事先了解发帖人员、发帖内容，对于手机媒体，我们也无法监管信息的传递，这些都要求相关部门创新监管途径。引导新媒体的良性发展。
另外，新媒体的相关法律尚不健全，对于新媒体传播中出现的各类事件均需要一部完善的法律去解决，也需要法律去约束。因此，一部健全的有关新媒体的法律亟需有关部门尽快出台。
3.4进一步提高团干部应用新媒体的意识和能力
全球信息化的发展要求广大共青团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信息意识和信息素养，掌握浏览查询、信息发布、网络参与、交流互动、网络舆情应对、应急处理等基本意识和能力。
第一，提高团干部应用新媒体的意识。新媒体已成为共青团工作的重要部分，提高团干部应用新媒体的意识，已经成为全团的共识。广大团干部都应该树立应用新媒体的正确理念，提高应用新媒体的自觉意识，敢于、勇于在应用新媒体中改进自身工作。同时，还应该树立企业人才发展理念，结合发展实际，主动开展各项新媒体应用的工作。
第二，提高团颁布应用新媒体的能力。广大团干部都应学会使用新媒体，学会利用新媒体来教育和引导青年，团干部正确运用新媒体，要有良好的政治修养和政治理论，要有超高的技术素养、艺术素养和专业素养。这要求团干部进一步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增强政治明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讲党性、讲原则、讲纪律，坚持深入一线，接触生产一线、联系青年群众，努力把党的宗旨、党的使命和党的优良传统内化为自觉行动。团干部还应进一步增强对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的敏感性，充分认识和学习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最新科技成就，注重艺术素养和专业素养的培养，提高专业能力，艺术水平和审美能力。
总之，新形势下，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不断拓展思想政治工作阵地，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提高实效性，为全面提升企业员工综合素质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刘俊彦.共青团基本理论与工作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2]杨守建.新媒体与共青团工作.[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11
作者：马荣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