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建筑文化遗产论文

摘要：现代建筑遗产保护中的主要问题是价值问题。通过分析建筑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多重价值要素，有利于阐明其多维本质，更透彻地理解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虽然每个时代对建筑文化遗产价值要素的强调各有侧重，但总的说来建筑文化遗产呈现出多重性、多元化的价值要素，主要分为两大类别，即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地区建筑文化遗产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地区建筑文化遗产论文 篇1：

郑州地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研究

摘要：郑州地区的民居建筑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相邻县市与西部、南部偏远地区，以清代、民国时期的建筑为主。按照建筑类型与平面布局方式划分，郑州地区的民居建筑大致有结构严谨的合院与楼院、窑洞、窑房结合的民居三种类型。郑州地区现存的民居建筑遗产在建筑式样、分布特点，以及与环境结合等方面鲜明地反映着其独特的时代、地理、社会环境特征，是黄土高原向东南平原过渡地区珍贵的历史见证和实物资料，是郑州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当下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民居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现实并不乐观。因此，要做好郑州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一应让社会各层面真正认识到传统民居是不可再生、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和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二应深化科学研究，发掘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加强各区域间、对象间的比较研究，探索各自独特的保护发展策略，避免出现同质化现象;三应探索新的城镇体系与居民生活方式，制定适宜的保护策略;四应遵循客观规律，吸收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的成功经验;五应建立相应的政府管理机构和民间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民居的保护工作，探索多方力量参与保护的工作机制。

关键词：郑州地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合院;窑洞

乡土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遗产中比重最大、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一部分[1]，而民居建筑又是其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

我国的历史建筑保护经历了从单个建筑保护到群体建筑保护的过程。自1961年始，国家陆续将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历史建筑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国家出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2002年又提出了“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明确要求保护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从而赋予了历史文化村镇特定的文化地位。2003年国家又设立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制度，对“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作了进一步完善，以更好地保护文物特别丰富并且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镇)。地方各级政府也陆续将一大批历史文化村镇和民居建筑遗产确定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这些举措为有效保护民居建筑遗产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省在此方面的入选数量并不多。2012年9月，经全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相对于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属于行政性的概念，包含的范围更加宽泛，强调农耕文化聚落载体的完整存续状态，强调在物质保护的同时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立足于保护传统农耕文明的根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由具有重大价值的单体建筑(建筑群)发展到反映传统风貌、地方民族特色的片区，再到注重物质文化保护和非物质文化活态传承及注重农耕文明存续状态的传统村落，国家已通过法律、行政手段将其纳入了较完整的保护体系之中。在2012—2016年公布的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全国有4153个村落入选，其中河南省有124个村落入选。河南省的传统村落、民居也得以受到更多的关注。

民居建筑研究作为乡土建筑研究中的一个子系统，起始最早，成果最为丰硕。然而，业界对河南省的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研究相对欠缺。在被称为“中原民居的补遗之作”的《河南民居》问世之前[2]，河南省民居的整体状况甚至还不甚明了。以郑州市为例，其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河南省会城市，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诸多头衔，但目前在郑州市内及周边除遗存丰厚的遗址、遗迹外，能反映地域风貌的民居建筑越来越少。业界近些年也对其给予了广泛关注，但除局部案例研究偏热外，仍有大量列入传统村落与保护名录的民居建筑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鉴于此，本文拟对郑州地区(辖6区、5县级市、1县)现存的民居建筑文化遗产进行梳理，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与类型，提出保护发展策略，以期为同类研究提供参考。

一、郑州地区入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情况

目前郑州地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中入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共计62处。本研究对同时入选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的案例做重复计数，共计73处(次)，具体见表1。

1.入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情况

截至2013年5月，我国共公布了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州地区共有3处入选，全部位于鞏义市。其中，康百万庄园于2001年入选，张祜庄园和刘镇华庄园于2013年入选。河南省于1963年公布了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截至2016年1月共公布了7批，郑州地区共有11处入选，其中7处分布在巩义市，3处分布在荥阳市，1处分布在上街区。郑州市分别于1987年3月、2009年6月公布了两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共计22处，其中巩义市6处，新密市4处，荥阳市、新郑市各3处，惠济区、中原区各2处，登封市、上街区各1处。

2.入选各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情况

截至2014年2月，我国共公布了6批、共528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郑州地区惠济区古荥镇入选第4批名录。截至2014年4月，河南省共公布了6批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郑州地区共有6处入选，其中登封市2处，巩义市、荥阳市、惠济区、上街区各1处。

3.入选各级传统村落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我国共公布了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郑州地区共入选4处，其中登封市2处，新密市1处，荥阳市1处。2013年6月，河南省公布了首批省级传统村落，截至2018年1月共公布了5批，郑州地区有26处入选，其中登封市15处，巩义市和新密市各4处，荥阳市3处。

郑州地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见图1。由图1可知，在73处(次)郑州地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中，郑州市区范围有6处入选(中原区2处、惠济区4处)，占总数的8.2%;与市区南部相邻的新郑市(3处)、西南相邻的新密市(9处)、西部相邻的荥阳市(11处)共23处，占总数的31.5%，60.3%的入选者分布在市区以西及西南的上街区(3处)、巩义市(21处)和登封市(20处)。

二、郑州地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分析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2007—2011年)以调查、登录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在其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包含了已入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文化村镇中的不可移动文物。因此，第三次文物普查是目前内容最全面的不可移动文物数据资料。本研究以其为基础资料，结合实地调查与相关研究成果，对郑州市民居建筑文化遗产进行分析。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郑州市被登录的六类不可移动文物总计8651处[3]，在涉及民居建筑的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与代表性建筑三类中，以民居、宅院、民宅、古宅、旧宅、老宅、住宅、大宅、临街房、家寝、大院、老屋、庄园、山庄、府、旧居、故居、窑洞等命名的民居建筑共有3071处列入名录。

1.空间分布

在河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名录的民居建筑中，郑州市上街区(902处)以占到入选总数(3071处)29.4%的比例，位居榜首，其后依次是登封市(536处)、新郑市(379处)、巩义市(342处)、荥阳市(234处)、中牟县(187处)、新密市(181处)，市区范围的二七区(113处)、管城回族区(90处)、中原区(83处)、惠济区(23处)、金水区(1处)总计310处。显而易见，郑州市区范围内的民居建筑仅占总数的10.1%;与市区东部相邻的中牟县、南部相邻的新郑市、西南相邻的新密市、西部相邻的荥阳市等共981处，占总数的31.9%;半数以上的民居建筑分布在郑州市区以西及西南与市区不相邻且相对偏远的上街区、巩义市与登封市，与入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的分布情况相似。

2.时间分布与建筑风格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绝大多数的民居建筑是在民国(1912—1949年，占比55%)与清代(1644—1911年，占比43%)建造的。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建筑引入中国，近代建筑开始产生，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期间中国的建筑处于承上启下、中西交汇融合时期。民居建筑中官僚、豪绅等在宅邸建造中采用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建筑材料和施工方法。河南省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三大庄园中的刘镇华庄园、张祜庄园是这一时期民居建筑的代表。刘镇华庄园多处房屋采用了西方建筑风格;张祜庄园则以本地传统建筑风格为主，个别院落因引入外来设计师的设计而融入了我国南方建筑风格和西方建筑元素[4]，反映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康百万庄园则采用了纯粹的河南传统建筑风格。

3.建筑类型与平面布局

按照建筑类型与平面布局方式，郑州地区的民居大致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结构严谨的合院与楼院

合院民居是中国北方地区常见的院落空间布局形式，是在地势较平坦地带，按传统的中轴对称、封闭严谨的空间序列布局，由相互分离的抬梁式构架房屋组成的院落(见图2)，常见的有两座建筑围合的二合院、三座建筑围合的三合院，以及由临街房(倒座)、左右厢房、正房构成一个围合单元的四合院。也可在此基础上沿中轴线向后延伸，在正房的后面增加左右厢房、正房，构成一个新的围合单元。以此类推，最终可形成由复数围合单元构成的两重(进)或多重院落。院落外围墙壁高大，不开窗户，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和防御性。比如，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的登封市大金店老街，入选河南省传统村落的登封市垌头村、朝阳沟村、刘村等村落中遗存的合院民居等，都是按照中国北方传统合院的空间序列布局的。而入选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荥阳市油坊村秦氏旧宅、巩义市刘家大院，以及入选中国传统村落的新密市吕楼村民居等，则是将位于院落中心位置的正房建为两层甚至三到四层的多层楼式单体，以一栋正房或正房间加两侧厢房三栋单体楼围合成楼院(见图3)。楼院通常位于宅院的最后一进院，与前院的客厅形成前厅后楼院的合院布局。这种设计不仅增加了可使用空间，更加突出了私密性和防御性。

(2)窑洞

郑州市座落在黄土高原和豫东平原相接的地带，市区西部形成一道十分明显的分界线，郑州市西部各地直至西部郊区在嵩山的北侧，北临黄河，南北宽度约五十公里左右，是原生堆积的黄土原，其间围绕河流有众多冲沟，其中分布的窑洞形式包括被学术界称为靠山(靠崖式)窑、天井窑(下沉式)、明箍窑(砌筑式)三种类型。靠山窑是依天然地形适当修整后横向挖窑，并在窯前留有建房的位置，最终建房构成窑房结合的封闭院落(见图4)。巩义、荥阳、上街、新密是郑州窑洞民居的主要分布区，以靠山窑为主。天井窑是在没有可直接利用的山崖时，先向下挖一个方地坑，四周形成直壁，然后再依据需要开凿出的可供居住生活用的窑洞(见图5)。郑州地区的下沉式窑洞主要分布在巩义市西南部，入选第二批河南省传统村落的西村镇东村的下沉式窑洞是目前少有的仍有少数村民居住的村落。明箍窑是在平地上直接用砖石土坯等发券砌筑而成的，是在地势平缓、黄土堆积层浅薄或岩石外漏等不具备开挖窑洞的地方常见的窑洞形式(见图6)。登封嵩山南坡及其群峰之中，大部地区岩石突露，仅在南部颍河谷地和嵩山东坡存在薄层黄土堆积，整个登封黄土窑洞分布数量不多。在无黄土堆积层的地区，如登封南部的柏石崖村，则是利用石料等依山或临山造窑，也有窑前建房或围墙形成院落的。

(3) 窑房结合的民居

按照中国传统合院的空间序列布局，以靠山开挖的靠山窑或在平地上砌筑的明箍窑洞作为上房，结合抬梁式构架厢房与倒座，由此形成窑房结合院落(见图7)。根据经济条件与使用需求，也可建起规模宏大、装饰华丽的多进院落，如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康百万庄园、张祜庄园、刘镇华庄园等就是中原地区保存比较完整、建筑质量较好、防御功能较完善的典型代表。

随着黄土高原的消失，京广铁路以东窑洞民居几乎不存在了。方顶村、东村、柏石崖村等的靠山窑、天井窑院、窑院结合民居，虽没有康百万庄园、张祜庄园、刘镇华庄园等官僚、豪绅宅邸设计精巧，造型华丽，而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民居建筑，体现着农耕文化的传统与生活方式，反映出劳动人民依势而建的质朴智慧。

三、郑州地区民居建筑遗产特征

1.时代、空间结构特征

郑州拥有3600多年的悠久历史，在经历了金元时期的战乱之后，人烟稀少，土地荒废，农业衰退。明朝时期推行移民制度，山西等地的迁民先后到河南落户，与前代相比，战争破坏大为减少，社会较为稳定，人口增长很快。清和民国时期，村落、民居建筑也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期。现存的传统民居建筑大多是这两个时期的遗存。1840年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少部分民居建筑受到西方建筑风格的影响，多数延续了当地传统建筑样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因战火匪患，民居建筑除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外，出于居住方面的安全，建立坚固的防御系统、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成为必然。因此，以聚族而居为基础的合院、庄园堡寨都体现出封闭、自保的特征。除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三大庄园外，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方顶村依山势砌筑寨墙，寨内靠山开窑、平地建房、寨外耕作，形成一个战时可守、平时可耕作的生产生活防御一体化的村落形态。同样入选第五批河南省文保单位，位于巩义市新中镇灵官殿村的泰茂庄园是清咸丰初年张氏家族依山而建的，共有六层，房屋、窑洞相结合，空间错落有致紧凑和谐，形成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建筑群。

2.人文地理环境特征

郑州座落在黄土高原和豫东平原相接的地方，北临黄河，西依嵩山，地势西高东低，海拔差异明显，山地、丘陵、平原各种地貌均有分布。郑州市西部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2/3，山崖沟壑纵横，是中国窑洞民居分布的东南边缘地带，无疑也是下沉式窑洞、窑洞与合院结合的民居地带。郑州市东部平原面积占郑州市总面积的1/3，在这一地区窑洞民居几乎不存在。除此之外，由于历史上天灾水患、战火匪祸带来的影响，郑州东部平原地区遗留下来的民居建筑遗产较少且分散。近年来，随着经济、人口、交通的高速发展，郑州地区已成为中国中部地区的主要经济中心之一，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取得的辉煌成绩有目共睹。然而，目前郑州市区内能完整反映传统历史风貌的历史街区已几乎不复存在，除商城遗址和少量文物尚存，传统民居遗存已是凤毛麟角。

现存分布在郑州市区以外的民居建筑遗产在建筑式样、分布特点以及与环境结合等方面鲜明地反映着其独特的时代、地理、社会环境等特征，是黄土高原向东南平原过渡地区农耕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稀少且不可再生的历史见证和进一步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比如，方顶村出于防范选择山峦沟壑砌筑寨墙聚族而居，保留了较完整的村落系统，体现了居民生产、生活与居住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中国窑洞民居分布的最东南边缘地带窑洞与合院结合民居中较完整的遗存;而入选第五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巩义市芝田镇官庄村刘家大院(也称“王家大院”)，最初是王姓家族由山西迁至巩义后，在“又没有做高官，又没有做生意，做庄稼勤俭出产积攒建造”的四个联排大院与一座高楼，是一个具有防御功能的民居建筑群;登封市大金店老街是在郑州地区遗留的传统村落中仅有的传统商业街区，依自然山水地势布局而建，至今仍保留着中原地区固有的传统农耕文化，以古寨墙为界，寨外耕作，在寨墙范围内保留着较完整的传统商、住街区，其中有一些仍保留着“商、住、坊”一体化的格局，较好地遗存了历史街区的传统风貌，以其宏观的形象反映出与其他村落的差异。

四、郑州地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随着河南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郑州市已涌现出一批入选各级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以及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被公布为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然而，实质性的传统民居保护与开发则只能算刚刚起步，保护开发模式仍处在探索之中，如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巩义三大庄园已开发成旅游景区，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秦氏旧宅、董天知故居与一些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获得了政府的出资修缮，入选河南省历史文化名村的方顶村、入选河南传统村落的吕楼村、海上桥村等正在由社会资本推进相关项目开发。但是，已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并列入2016年中央财政支持范围(河南省共34个)的郑州市登封市大金店镇大金店老街、徐庄镇柏石崖村等传统民居现仍为普通居民使用着，未见保护到位。

目前，遗留下来的传统民居除存在农村普遍出现的空心化、居民老龄化等复杂的外部问题外，还存在老朽化、居住环境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等居住生活方面的内部问题。对于居民而言，生活环境是第一位的，保护文化遗产是第二位的。在原有的家族制度、家庭结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瓦解后，居民为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环境，对传统民居实施了翻建、增建、扩建等改造，致使老建筑遭到破坏、损坏，传统民居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现状并不乐观。

以往被忽视、未受广泛关注的普通老百姓的民居建筑，承载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彰显着鲜明的时代、地理、社会环境等交融形成的地域特征。传统民居的变化发展难免影响到传统文化、地域特色的延续与发展方向。因此，应充分认识到：传统民居是构成郑州地域特色文化景观的重要物质要素，是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尽可能多地保护传统农耕文明的根基，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应成为乡土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大方向。应认识到尊重本地区既有的文化价值、传统特色的必要性，传承好包括优秀的传统价值观、传统习俗和传统技艺在内的传统文化，保护好河南省农耕文化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应注重生态环境的延续性，认识到变化和发展的必然性，在保护居民利益，寻求实现乡土建筑与地域环境和谐相处、地域文化传续的前提下，合理控制发展、适度开发，使其注入新的活力。

为加强郑州地区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利用，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转变认识，让社会各层面真正认识到传统民居是不可再生、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是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二是深化科学研究，进一步开展深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发掘民居建筑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加强各区域间、对象间的比较研究，明确各自的特色与保护利用的核心，探索各自独特的保护发展策略，避免出现同质化发展问题;三是探索新的城镇体系与居民生活方式，针对城镇环境与生活方式变化所带来的新需求，制定适宜的保护策略，科学改善生活环境，解决传统居住空间与新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四是在保护实践中应遵循客观规律，充分挖掘民居的自然、历史和文化优势，准确定位，科学控制，适度发展，使传统民居焕发新的活力，有甄别地吸收、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民居保护的成功经验，同时吸取教训，切勿重蹈覆辙;五是应建立相应的政府管理机构和民间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民居的保护、监管工作，探索多方力量参与的工作机制。

注1：以“河南民居”、“郑州民居”、“中原民居”、“豫中民居”、“中原經济区民居”、“康百万庄园民居”、“荥阳民居”等为关键词，通过“学术搜索与全文递送系统”进行检索，截止2015年9月，各类研究成果共计99篇，其中博士论文2篇、硕士论文26篇、期刊66篇、会议论文5篇(表2)。

参考文献：

[1] 单霁翔.乡土建筑遗产保护理念与方法研究(上)[J].城市规划，2008(12)：33.

[2]张家泰.中原民居 补遗之作——评《河南民居》[J].中州建设，2009年(1)：80.

[3]河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Z].2012.

[4]毛葛.巩义三庄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6.

作者：宗迅 王瑶瑶 高慧丽

地区建筑文化遗产论文 篇2：

论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

摘 要：现代建筑遗产保护中的主要问题是价值问题。通过分析建筑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多重价值要素，有利于阐明其多维本质，更透彻地理解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虽然每个时代对建筑文化遗产价值要素的强调各有侧重，但总的说来建筑文化遗产呈现出多重性、多元化的价值要素，主要分为两大类别，即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其中，文化价值具有丰富涵义，它具体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教育价值。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并非文化价值要素与经济价值要素的简单加和，在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对各种价值要素既要共同考虑，又要区别对待。

关键词：建筑文化遗产;价值要素 ;建筑保护

笔者暑期到川西某个传统民居与街区保存相对较好的乡镇调研，遭到一位当地人的诘问：“这些破旧的老房子住起来既不方便，又没什么旅游开发价值，还保护它干什么?”其实，与此类似的诘问在我国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以不同程度、不同立场一次又一次被提及，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快速城市化进程与传统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种种矛盾，以及建筑遗产保护价值理念方面的冲突。因此，如果我们有理由更加重视与加强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并扩展建筑遗产保护的范围至更广泛的建成环境，那么我们必须追问：这些理由也即建筑遗产保护的价值要素究竟是什么?它们为何重要?

1 建筑文化遗产的内涵及对其价值认识的变迁

按照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界定，“文化遗产”是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物、建筑群和遗址。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期规划则指出：“文化遗产”可以被定义为全人类过去由各种文化传承下来的所有物质符号的集合——不管是艺术性或者是象征性的。[1]由此可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遗产”的界定并没有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与广义的建筑文化遗产内涵相近。

建筑文化遗产是指具有一定价值要素的有形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不仅包括历史建筑物和建筑群，也包括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风貌区等能够集中体现特定文化或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英国城市规划学者纳撒尼尔·利奇菲尔德(Nathaniel Lichfield)提出的文化建成遗产(Cultural Built Heritage)概念，则更为宽泛地界定了建筑文化遗产的内涵。他认为：“CBH涵盖了一系列相互独立的对象，诸如考古学上遗址、古老的纪念性建筑、单个的建筑物或建筑群、街道以及联系一个群体的方式、建筑物周围的场所、单独耸立的塔或雕像等等，甚至还能扩展至本身具有遗产价值的整个地区，或者说，它们本身没有遗产价值，但因靠近具有遗产价值的地方而使其成为有重要意义的区域。”[2]

对建筑文化遗产内涵的界定本身便突出了它所具有的价值属性。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站在全球高度理解文化遗产，因而极为强调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而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在本国范围内，也只有那些具有一定价值要素的建筑遗产才值得保护，才具有保护的理由与合法性。

“一部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史，其实也是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史。”[3]对于建筑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是长期以来人类建筑保护历史进程演变的结果，是各种价值观念不断变迁与相互较量的结果。

在神学性思维支配的古代社会以及中世纪，建筑遗产的价值主要与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崇拜和教谕功能、传递宗教记忆相关联，受到保护与修缮的建筑遗产往往是那些视作神圣的遗物或神的居所之类的建筑遗产。而且，由于人们重视的是建筑遗产的精神膜拜价值而非完整的物质实体形态，因而建筑遗产即便成为废墟，仍是“形散而神不散”，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对建筑遗产价值的认识方面，作为揭开现代欧洲历史序幕的文艺复兴时期，标志着一种重要的转变。这一时期除了给予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外，尤为重要的是，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历史观，即视历史的演变为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认为“现代”是过去各个时代进步累积的结果，于是人们重新开始欣赏古代的优秀遗产，这为遗产保护奠定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16至19世纪的欧洲，经历了启蒙时代与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由传统社会的神学性思维发展到现代社会的理性思维，开始用多种价值观来衡量前人留下来的建筑遗产，并逐步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观与文化遗产的概念。在此背景下，许多有关建筑遗产的价值观念都要受到理性逻辑的考察，不再纯粹基于一种美学上的价值，获取有关详尽的历史事实变成了价值追寻的目标，历史性建筑的修复开始被视为一种科学活动。从此，“对建筑遗产文献价值、史料价值的推崇从19世纪末开始占据了建筑遗产保护的舞台，而且至今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种观点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认为只有那些具有历史证言性质的建筑遗产才是值得保护的，而且保护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历史证言的真实性，故此，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将建筑遗产‘木乃伊化’、‘标本化’。”[4]

强调遗产历史真实性、客观性和完整性的价值观，经过不断的细化与完善，得到1964年通过的作为建筑遗产保护公认的纲领性文件——《威尼斯宪章》的贯彻，强调传递原真性的全部信息为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职责。1979年，澳大利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巴拉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宪章》(简称《巴拉宪章》)，则突出强调遗产的文化价值，引领世界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价值观转向对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近几十年，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随着遗产价值观念的变化，建筑遗产保护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展，对建筑遗产保护的价值观与哲学基础的讨论也颇为活跃。

2 多重价值呈现：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

国际建筑遗产保护界专家尤嘎·尤基莱托(Jukka Jokilehto)说：“现代遗产保护中的主要问题是价值问题，价值的概念本身就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 。”[5]虽然每个时代对建筑文化遗产价值要素、价值类型的强调各有侧重，但总的说来建筑文化遗产呈现出多重性、多元化的价值要素，尤其是当代国际遗产界对遗产价值认识已有了多方面扩展，则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而言，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历史价值要素

遗产的本义是指已经过世的前人留给后人的东西，或者更宽泛地说是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从这一基本意义上看，以时间性要素为前提的历史价值是遗产固有的“存在价值”，时间属性对于建筑遗产价值的高低是至关重要的，是构成建筑文化遗产衍生价值的重要变量。“只有历经几个世纪沧桑之变，熏黑的横梁上留下了历史的印记之后，这个古迹才会令人肃然起敬。”[6]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Franc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说的这句话不无道理。

建筑遗产的历史价值相比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其独特性在于它可以通过实体形态直观地呈现和展示曾经流逝的岁月印记，以延续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并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没有物质性表征的记忆往往是抽象的，建筑遗产作为存储和见证历史的具象符号，藉由时间向度的历史叙述，突显了建筑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集体记忆功能。对此，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曾感叹，没有建筑，我们就会失去记忆，“和活的民族所写的及纯洁的大理石所承载的相比，历史是多么冷酷，一切图像又是多么毫无生气!——有了几个相互叠加的石头，我们可以扔掉多少页令人怀疑的记录!”[7]《威尼斯宪章》开篇也说：“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古迹，饱含着过去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们古老的历史活的见证。”[8]

在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中，与历史价值紧密相关的一个价值要素，是所谓“年代价值”或“岁月价值”(age value)。明确提出“年代价值”概念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著名艺术史家李格尔(Alois Riegl)。他在《对文物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The Modern Cult of Monuments： Its Character and Its Origin)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文物的多重价值要素。他首先将文物的价值要素划分为两大类型：即纪念性价值与现今的价值(present-day values)。其中，纪念性价值包括历史价值、年代价值和有意的纪念价值。李格尔认为，研究纪念性价值，必须从年代价值着手，而“一件文物的年代外观立即就透露出了它的年代价值”，“年代价值要求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它不完整，残缺不全，它的形状与色彩已分化，这些确立了年代价值和现代新的人造物的特性之间的对立 。[9]关于文物的历史价值(historical value)，李格尔认为，它“产生于某一领域中文物所代表的人类活动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一件文物原先的状态越是真实可信地保存下来，它的历史价值就越大：解体与衰败损害着它的历史价值。”[10]由此可见，年代价值主要来自建筑遗产上的岁月痕迹，是时间流逝所衍生的一种价值，本质上是审美性的情感价值，“年代的痕迹，作为必然支配着所有人工制品之自由规律的证明，深深打动着我们”，[11]不需要联系建筑遗产本身的历史重要性、真实性来衡量。但是，对历史价值的判断，则要求其能够真实可信地代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瞬间或历史阶段，尤其是强调其所体现的历史真实性。

2.2 艺术价值要素

几乎在所有的建筑遗产保护的国际宪章、法规和相关文件中，除了遗产的历史价值，被反复强调的一个价值要素便是艺术价值。1890年意大利罗马成立了文物古迹艺术委员会，该协会将文物古迹定义为：“任何建筑物，无论是公共财产或私有财产，无论始建于任何时代;或者任何遗址，只要它具有明显的重要艺术特征，或存储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就属于古迹范畴。” [12]1931年《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第三条强调提升文物古迹的美学意义，《威尼斯宪章》第三条则指出：“保护与修复古迹的目的旨在把它们既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13]

艺术价值如同历史价值一样，是遗产的核心价值，对于判定建筑遗产价值的高低至关重要。无论从艺术起源的角度，还是艺术功能的角度，建筑确凿无疑的是一种艺术的类型，而且它在“艺术大家庭”中还扮演着不同凡响的角色。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所以我们在这里在各门艺术的体系之中首先挑选建筑来讨论，这就不仅因为建筑按照它的概念(本质)就理应首先讨论，而且也因为就存在或出现的次第来说，建筑也是一门最早的艺术。”[14]作为一种艺术的建筑，具有艺术价值，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建筑遗产保护中所指的艺术价值，主要是指遗产本身的品质特性是否呈现一种明显的、重要的艺术特征，即能够充分利用一定时期的艺术规律，较为典型反映一定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并且在艺术效果上具有一定的审美感染力。奥地利学者B·弗拉德列教授认为，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包括三个方面：即艺术历史的价值(最初形态的概念、最初形态的复原等)、艺术质量价值和艺术作品本身的价值(包括古迹自身建筑形态的直接作用与古迹相关的艺术作品的间接作用。)[15]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与艺术价值要素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所谓的美学价值或审美价值(aesthetic value)。作为一种造型艺术的建筑，往往会通过点、线、色、形等形式元素以及对称与均衡、比例与尺度、节奏与韵律等结构法则，使人产生美感，并使建筑达到或崇高、或壮美、或庄严、或宁静、或优雅的审美质量，这便是建筑所体现出的美学价值。尤其要强调的是，理解建筑遗产的美学价值不能将建筑遗产从其现实环境中孤立出来，还应考虑其周围的环境与氛围，只有两者和谐时，才能共同呈现出更大的美学价值。艾伦·卡尔松(Allen Carison)说：“对每座建筑、每种城市风景或景观，我们都必须根据存在于建筑物内部以及该建筑物与其更大环境之间的功能适应关系欣赏，不能做到这一点，便会失去许多审美趣味与价值。”[16]

实际上，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在当代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艺术特征和审美问题。从广义上看，建筑艺术的功能和社会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建筑艺术价值的范畴。

2.3 科学价值要素

科学价值如同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一样，是有关建筑遗产保护的宪章、准则和相关文件中普遍强调的重要价值要素。1931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不仅重视提升文物的美学意义，也强调了保护历史性纪念物的历史和科学价值。我国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也一向重视遗产的科学价值。2000年通过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三条明确指出：“文物古迹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所谓科学价值，主要指建筑遗产中所蕴含的科学技术信息。不同时代的建筑遗产一定程度上代表并体现着当时那个时代的技术理念、建造方式、结构技术、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进而反映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成为人们了解与认识建筑科学与技术史的物质见证，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被誉为我国国宝建筑的晋祠圣母殿，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建筑构造方法是宋代建筑的典型范例，保存了宋代建筑技术中“柱升起”、“柱侧脚”和“减柱法”等建筑技法，对于研究我国宋代建筑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

其实，从更广的视角看，建筑遗产所蕴含的科学技术信息，不过是建筑遗产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的一部分，对遗产科学价值的理解必须联系其历史价值，因而科学价值实质上是历史价值的一种具体表现。

2.4 文化教育价值要素

文化价值本身是一个极为综合的概念，我们以上所阐述的三种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都是文化价值的不同体现。1987年颁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的实施守则》中，提出了文化遗产价值的四要点，即原真性、情感价值、文化价值与使用价值。其中“文化价值”包括文献的、历史的、考古的、古老和珍稀的、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审美的、建筑艺术的、城市景观的、地景的和生态学的、科学的等九个方面。[17]

笔者这里所指的“文化教育价值”，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价值概念，主要指的是建筑遗产所提供给人们在文化方面的自豪感、社会教化价值、文化象征与文化叙事等方面的价值要素，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价值。建筑遗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无言的教化者”，尤其是在营造独特的教育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相对于其他建筑类型，文化景观类建筑遗产所储存的文化信息量更为丰富，政治的、历史的、思想的、伦理的、美学的无所不包。而在形形色色的文化景观类建筑中，纪念性建筑遗产具有形式与内容的双重纪念性，并以其深刻的教育内涵和突出的教育功能而自成一体，尤其是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直观的物质环境。因此，《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宪章》中说“建筑遗产在教育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非言过其实。同时，建筑遗产还如同一本“立体的书”，是以空间为对象的特定文化活动，叙事在建筑艺术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通过象征手段和空间元素的媒介，建筑叙事把诸多文化形象与精神观念表现在人们面前，从而让建筑遗产能发挥“载道”和“言志”的文化教育价值。

2.5 经济价值要素

以上所述的建筑遗产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教育价值，若按照戴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可统称为遗产的绝对价值或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即它们独立于任何买卖交换关系，是建筑遗产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的或可以重现的价值要素。[18]将遗产的文化价值要素看成一种内在价值，显示了文化价值自身固有的重要性，或者更简单说它自身就是价值，不需要与其他价值的联系或促进其他价值的生成而显示其重要性。

现代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拓展，便是对建筑遗产的价值认识从内在价值走向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或者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相结合的综合价值观，即将建筑遗产不仅仅视为一种珍贵的文物，同时还视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从而将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economic value)紧密联系在一起。

关于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要素，荷兰学者瑞基格洛克(E.C.M. Ruijgrok)将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分为三个方面，即居住舒适价值(housing comfort value)、 娱乐休闲价值(recreation value )和遗赠价值( bequest value)。[19]而埃及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伊斯迈尔·萨瓦格丁(Ismail Serageldin)则进行更为细致的界定。他将遗产总的经济价值划分为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而在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之间还存在一个选择价值(Option Value)[20]。萨瓦格丁对文化遗产经济价值要素的理解颇为宽泛，不仅包括由遗产之使用而直接产生或间接产生的收益，如居住、商业、旅游、休闲、娱乐等直接收益和社区形象、环境质量、美学质量等间接效益，以及未来的直接或间接收益，还涵盖了存在价值、遗赠价值等非使用价值。其实，严格说来，萨瓦格丁所说的使用价值中的间接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实际上属于遗产的文化价值，而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主要应指其直接的使用价值。

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本质上是一种衍生性价值，换句话说，它本身并不是自身所固有的非依赖性价值，只有当遗产存在文化价值时，才能衍生其经济价值，例如旅游经济价值。

3 结语：价值要素的共同考虑与区别对待

建筑文化遗产具有多层次的综合价值，主要分为两大类别，即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其中，文化价值具有丰富的涵义，它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教育价值。厘清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陈志华所说：“为什么要保护文物建筑，就因为它们有多方面的价值，保护文物建筑，当然就是要保护这些方面的综合价值。文物建筑保护的其他一切原则，都是从这里派生而来。”[21]

需要强调的是，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并非文化价值要素与经济价值要素简单加和。在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对各种价值要素要共同考虑，但又要区别对待。所谓共同考虑，即综合分析建筑遗产保护中的各种价值要素，既不把某些价值要素事先排除在外，也不认为存在强制性的理由来保护某些价值要素。所谓区别对待，指的是在多层次的价值要素中，应确定建筑遗产价值要素的优先序列，给予特定的价值要素以特别的权重。一般而言，遗产的内在价值优先于其外在价值，文化价值优先于经济价值。因此，当地方政府与遗产经营者追求遗产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与遗产本身的文化价值相冲突时，就应让位于文化价值的保护与提升。因为，从根本上说，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不仅是内在价值，而且也具有手段性作用，经济价值本质上是文化价值的衍生物，文化价值的保存与提升不仅是建筑遗产保护的首要目的，也是保护的重要手段。

总之，通过分析与阐述建筑文化遗产所具有多重价值及其构成要素，有利于阐明其多维本质，更透彻理解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正如戴维·思罗斯比所说：“如果这种方法(厘清文化价值概念的方法，引者注)至少提供了对文化价值构成要素的更加清楚的认识，那么它就为实际运用文化价值概念带来了前进的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其相对于经济价值的重要性可以得到更加有力的支撑。”[22]

参考文献：

[1] [芬兰]尤嘎·尤基莱托.建筑保护史[M].郭旃，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1.

[2] Nathaniel Lichfield.Economics in Urban Conservation.[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66-67.

[3] 刘敏，潘怡辉.城市文化遗产的价值评估[J].城市问题，2011，(8)：23.

[4] 陆地.建筑遗产保护史稿(5)[EB/OL].http：www.douban.com/note/164066049/.

[5] [芬兰]尤嘎·尤基莱托.建筑保护史[M].郭旃，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24-25.

[6] [芬兰]尤嘎·尤基莱托.建筑保护史[M].郭旃，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175.

[7] [英]约翰·罗斯金.建筑的七盏明灯[M].张璘，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159.

[8] 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宪章与国内法规选编[G].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42.

[9] [奥地利]阿洛伊斯·李格尔.对文物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C]陈平.李格尔与艺术科学.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328-329.

[10] [奥地利]阿洛伊斯·李格尔.对文物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C]陈平.李格尔与艺术科学.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333.

[11] [奥地利]阿洛伊斯·李格尔.对文物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C]陈平.李格尔与艺术科学.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328.

[12] [芬兰]尤嘎·尤基莱托.建筑保护史[M].郭旃，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290.

[13] 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宪章与国内法规选编[G].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35;42.

[14]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7.

[15] [俄]普鲁金.建筑与历史环境[M].韩林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3.

[16] [加]艾伦·卡尔松.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M].薛富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39.

[17] 陈志华.文物建筑保护文集[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205.

[18] [澳]戴维·思罗斯比.经济学与文化[M].王志标，张峥嵘，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2;29.

[19] Ruijgrok E C M . The three economic values of cultural heritage： A case study in the Netherlands[J].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2006，7(3)：206-213.

[20] 转引自Georges S. Zouain. Cultural Heritage and Economic Theory[EB/OL]. http：//www.gaiaheritage.com/Admin%5CDownload%5CCH.pdf.

[21] [俄]普鲁金.建筑与历史环境[M].韩林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2] [澳]戴维·思罗斯比.经济学与文化[M].王志标，张峥嵘，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3.

作者：秦红岭

地区建筑文化遗产论文 篇3：

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究

摘 要：随着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不断发展，建筑文化遗产遭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中产生了诸多问题。文章从建筑文化保护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出发，阐述了保护建筑文化遗产的一些措施。

关键词：建筑文化;保护;利用;对策

建筑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是一个城市的精神。建筑文化遗产是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一个城市的灵魂和一个城市的文脉书写着城市的历史文化。建筑文化沿着历史轨迹从远处走来，向人们诉说着昔日文化和故事的老建筑。古老的建筑展示着不旧的精神，同时也在为现代建筑精神铺就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各个时期的建筑文化遗产记录着沧桑岁月，促使我国的建筑文化落散着新的光彩，不断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进步。但很多现代建筑摒弃了老建筑文化，很多建筑遗弃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埋葬了很多历史文化。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建筑文化遗产，推动建筑经济建设与和谐文化的发展是我们急需探讨的问题。

1 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个存在的问题

1.1 失去了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现在建筑技术人才数量虽然很多，但是缺少创新，多数学习西方建筑照搬，也没有发生变异。土木结构是代表我国传统民族建筑，但是随着科技高速发达，物质与精神文明不断提高，人类对建筑有更高要求，中国需要发展自己的建筑文化。在城市和农村建设中，我们传统文化的先进东西往往被忽视，例如：中国的梯型土墙，既可植绿又可植花，从投资或建造来说，从各个方面都优越得多，可是传统土墙已在消失。传统文化的消失，将是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一大损失，也必然是世界文化的损失。

1.2 缺少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的有机结合

建筑物建在净土上，要求天地相融的理论。当前由于现代建筑缺乏传统建筑理念指导，现代建筑显得那么困难，每座城市几乎建在建筑垃圾上，这是与传统建筑的理论相悖的，直接影响着生物界生命质量。过去的传统建筑可升华到趣味化，解决建筑对人们心理平衡和美的享受，而现代建筑却将传统建筑文化挤得没有了位置，强制性的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建筑是外封闭而内开敞，天人合一思想在现在建筑中已经空洞无物，在规划、选址定位中，不符合立意目的，无法理顺人们的活动实用规律，难以达到对立统一的哲理观点，失掉了传统文化的建筑，也就失掉了民族灵魂。

1.3 有的建筑被破坏或翻新

在建筑施工前，由于勘察不全面，造成建设施工时对地上和地下文物的毁灭性破坏。使得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消失在推土机的重碾之下。还有的对文物古迹任意改造，致使街区历史格局风貌和标志性建筑面目全非。造成很多建筑文化已不复原貌。例如：名城内的历史街区、历史地段被翻改，不能满足现代人生活的需要。在我们考察的一些古建筑、古民宅遭到破坏或者翻修，有的在维修时缺乏保护意识破坏了原来的历史风貌，有的古城传统的城市空间、城市街道虽然被保留了下来，但其整体的城市环境已不复存在了。建筑民宅的雕刻和壁画已经脱落有的暗淡，有的已经严重发霉，有的历史建筑便被推倒在推土机的履带之下，造成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问题。

1.4 价值观取向的偏激

有的建筑单纯追求感官上的震撼和愉悦，忽视了人们内心深层次的心理感受和精神需求。拜权主义的价值观是中国封建建筑文化的遗毒，封建建筑要体现集权意识，象征统治权威的宫城定要设在城市中心，其他建筑严格按等级秩序展开，而这种风气在现代社会，也以拜权主义的建筑价值来具体体现，政府行政大楼为中心，抛弃本土的建筑形式，以人大、政协、公检法为衬托的布局形式，以显示富足、金钱为导向的建筑，毫无文化底蕴。以孤立重复的高层建筑和超大尺度的城市空间，这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冷漠无情的现代主义的“机械城市”，最终导致了城市变成一个机器，人则变成了这个机器的一个部件，并机械的运转着。文化背景和不同的价值观也影响着建筑本身。

2 建筑文化资源保护对策研究

2.1 强化保护意识

依法明确建筑保护中的主导作用，应切实提高对建筑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并将遗产保护与建筑建设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建立健全相关督察制度，完善相应的建筑价值评估体系，对有价值的建筑，根据建筑的价值，环境、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建筑进行综合分析评估，积极协调和平衡建筑资源保护关系，实现建筑保护与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

2.2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利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建筑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建设 ，建筑文化保护不仅仅是保护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是对古建筑学家、文物学家的研究范畴上的探索，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强建筑遗产保护，促进建筑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建设的发展。

2.3 合理借鉴成功经验

有些历史文化遗产比较丰富的城市规划建筑，可以采取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办法，但是不要造成许多问题与原有景观的协调，不能改变或破坏原有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格，建筑文化借鉴更需要谨慎针对城市自身特点合理制定方案。同时还要从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上把建筑文化遗产从根本上得以形成保护，从长远角度出发，建筑文化要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

2.4 要实现建筑价值观的改变

要改变拜金、拜权、非农的建筑价值观。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角度出发，做出具更名城特色的作品来，要独立权力资格的职业设计师，必须整合技术与人文，充分考虑建筑文化中带给人们心理上满足和精神上愉悦的因素，这样技术才不至于成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破坏力量。建筑学问题和发展植根本区域的土壤，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人类社会。建筑形式要来源于地方文脉又要吸取来自各方的文化精华，充分体系那现代建筑的地区化，乡土建筑的现代化，殊途同归，推动世界和地区的进步与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 曹国新文化古村落一类重要而特殊的旅游资源[J].江西社会科学， 200309.

[2] 李文兵旅游背景下古村落文化生态演变机制--以张谷英古村落为例[J].社会科学家2008，11.

[3] 施琦试论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J].农业考古，2008，03.

作者：王楠